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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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一、世界制造業的國際分工

國際分工指世界上各國(地區)之間的勞動分工，是國際貿易和各國(地區)經濟聯系的基礎。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分工超越國界的結果，是生產社會化向國際化發展的趨勢。

斯密從其分工理論出發，探討了國際分工的形成條件，他認為國與國之間進行分工的依據是各國在產品勞動生產率上的絕對差異。以比較優勢作為國際分工的基礎和原則，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首先提出的，20世紀30年代的H―O理論進一步鞏固了比較優勢學說的經典理論地位。著名國際競爭戰略學家M.E.波特在20世紀80年代建立的競爭優勢理論，實現了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與超越。他認為國家競爭優勢形成的根本點在于主導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而主導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又取決于資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產業及產業配套狀況等多個層面的因素。波特的競爭優勢既包含了一個國家的初始比較優勢一主要取決于資源稟賦，又包含了后發比較優勢和潛在比較優勢一主要取決于是否具有創新的制度、組織和理念，因此從本質上看，競爭優勢仍是比較優勢，是超越了傳統涵義上的比較優勢的比較優勢。

傳統的國際制造業分工表現為發達國家將加快把失去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而發展自己的最大比較優勢，攫取最大的比較利益。如在東亞地區，傳統的分工格局是日本將國內進入衰退階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紡織、服裝。80年代的家用電器等)先后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和東盟，然后再轉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呈現出產業梯度轉移的特征。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的經濟、產業各處不同的發展階段，形成以日本為“領頭雁”的雁行發展格局和產業分工格局。

但隨著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國際分工的邊界正從產業層次轉換為價值鏈層次，相應地。一國的競爭優勢也不再體現在某個特定產業或某項特定產品上，而體現為在產業鏈條中所占據的環節或工序上。因為從產業鏈細分的角度看，技術密集型產業有它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如高科技產品的加工裝配環節)，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它的知識技術密集環節(如服裝產業的服裝設計環節)。在價值鏈分解的基礎上，每一個制造業企業只能根據自己的核心能力和優勢資源，收縮自己的業務領域，從事價值鏈上的某一環節或某一工序。也只有融入某一價值鏈并在價值鏈中準確定位，才能獲得更好的生存與發展。

二、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

1．健全、完備的產業體系

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工業化的體系已經比較健全，從基礎產業到IT產業，上游到下游到中間，我們都有一整套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可以為制造業的擴張提供原料和中間產品，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不具備的。我們可以在東部地區形成最佳的制造業的基地。我們也可以在中西部地區形成一個很有潛力的制造業基地，因為無論是東部還是在中西部，我們都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2．素質良好，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迅速發展，新增勞動力的素質穩步提高，但由于人口總量過大，勞動力供給過剩的局面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存在，因而可以為現代制造業的發展提供相對廉價的高素質勞動力，并構筑其國際比較優勢。另外，從人口調查數據看，我國高中和大學入學率近年來提升很快，隨著勞動者文化素質的迅速提高，我國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局面有望得到根本改觀。這必將使我國制造業的競爭能力得到大大加強，且更為重要得是這種趨勢還在繼續發展。有關資料顯示，北京一名工程師的月平均工資約為500美元，僅相當于日本東京工程師月工資的1／10左右；國內制造業工廠月平均工資約為220美元，而在日本高達3，000美元左右。許多企業試圖通過生產基地的轉移，降低產品生產成本，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空間，以獲取最大經營利潤。如日本東芝公司近期已把數字電視市場廠遷至大連，勞動成本因此比原來降低了80％-90％，其產品的市場價格優勢得到加強。

3．迅速擴張、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國內市場

我國是一個有著近13億人口的大國，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為我國制造業的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空間支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在調整中持續快速發展，國民經濟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人均國民收入穩步上升，加上人口總量巨大，現實的和潛在的國內市場需求量可以為制造業企業的規模擴張奠定基礎。近年來，我國機電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迅速提高，部分企業成功地實現了海外投資。究其原因。國內市場的巨大需求所提供的規模經濟優勢、國內市場激烈競爭所形成的企業進步壓力，是重要的推進力量。

4．某些行業和企業已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隨著經濟的發展，部分行業已開始與國際接軌，采用國際標準或引進外國技術、資金進行生產、加工和銷售。我國制造業中的一些大型企業或集團，先是與國外著名產品制造商結盟，學習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經過若干年的艱苦努力，借助于本土化的創新過程，逐步營造出有自己特色的產品品牌，并且已具備了很高的生產技術能力，形成了值得重視的國際競爭優勢。如海爾集團走出國門，不僅在競爭激烈的國內家電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國際化發展道路上也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并成功進入世界家電十強行列。

三、利用競爭優勢，參與制造業的國際分工

對于我們國家來講，對參與制造業的國際分工這一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全面而清醒的認識。

1．充分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發展成本主導型加工業

這是勞動力成本和熟練技術工人的優勢比較突出、但自主研發能力和自我品牌實力相對薄弱的制造企業的現實選擇。我們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環節的附加值低而否認參與新型國際分工、承接發達國家加工制造環節轉移的經濟合理性。加工制造環節是我們的現實優勢，是我們融入跨國公司產業鏈條的切入點。這對于我們實現與國外的產業對接，吸收、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意義重大，同時也是我們實現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必要途徑?？疾祉n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產業成長歷程，也都是從加工組裝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產體系，而后再逐步從低附加值的產業環節向較高層次遞進的，這一點對我們應該有所啟迪。

2．積極爭取進入國際分工的上游環節

第2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21世紀以來，印度的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在印度第十個五年計劃(2002～2006)期間，經濟增長率達到了7.8％。2003～2004年度以來，印度經濟呈現出連續快速增長的態勢：從2003～2007年的4個年度，印度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7.5％、8.5％、9.4％和9.6％。受此形勢鼓舞，辛格政府在第十一個五年發展計劃(2007～2011)中，將國內生產總值在此期間的增長目標定為9％。

一、印度經濟增長的原因探析

印度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其工業與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經濟增長的原因，既有國內改革和加大開放的一面，也有受益于經濟全球化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印度幾屆政府近年來所實行的經濟改革措施對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個人消費、吸引外資和尖端科技企業成為帶動印度經濟快速增長的三大引擎。

(一)改革是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動力

1991年改革前的印度實行的是高度計劃經濟，強調政府對經濟計劃的主導作用，把計劃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管理和調控的重要手段，強調通過“進口替代”實現工業化，重視發展國營企業和重工業，限制私營企業，排斥外資。1991年印度爆發了國際收支危機，拉奧政府出臺經濟改革計劃，其核心是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治理整頓公營經濟，改變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大幅度減少為公營部門保留的領域，促使公營部門在更多的領域與私營部門展開競爭。同時擴大了公營企業的經營自，減少政府對公營企業的干預，對公有企業實行私營化改造；并放松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限制，提出了以“四化”為特色的新經濟政策(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由計劃向市場轉變，鼓勵外國投資，放松外資進入的限制，并消除對外國股權超過40％的企業的歧視政策。印度的股市向外國投資者開放，外國投資者可以在印度進行股票投資和交易，允許外資投資印度的金融部門。鼓勵出口，簡化出口手續，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實行自由進口政策，放松對進口的限制，降低進口關稅；削減對外關稅，簡化進出口手續，取消了出口補貼，放寬進口許可證范圍；引入彈性匯率制度，逐步推行貨幣自由化政策。拉奧政府的改革使印度的經濟結構得到明顯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持續好轉，克服了外債危機，貿易赤字大幅度減少，投資環境逐步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改善了印度的國際收支狀況，外匯儲備增加，國民經濟穩步發展，印度經濟由此進入了“快車道”。可以說，印度正是通過經濟改革，向外國資本打開了大門。

2004年上臺執政的辛格政府進一步推行市場經濟發展戰略，重振農村經濟。強調農業、農村發展至上，對農業進一步實行寬松政策，擴大勞務輸出，加大農村公共投入，重視糧食安全，著力于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多種經濟。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改造，擴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重點發展基層醫療保健網絡。加快印度東部和東北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消除和緩解地區差別，增加對落后邦的人均撥款額度，加大對落后邦的財政支持。辛格政府還特別強調發展教育，逐步提高教育費用在GDP中的比例。辛格政府的“人性化”改革使印度成為亞洲地區繼中國之后又一迅速發展的經濟體，使國際社會對具有印度特色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具體而言：

第一，印度政府追求經濟高增長的愿望非常強烈。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加大了投資力度，在21世紀初的10年，印度政府投入1500億美元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政府大力發展紡織、汽車、食品加工等制造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辛格政府最近為吸引1.6萬億～1.8萬億盧比的投資，用于進一步推動稅收結構合理化、建立新的基礎設施、加強內部研發、促進出口以及增加2500萬個就業機會，在德里啟動了著名的“十年汽車發展規劃”。這一宏偉規劃將使印度汽車業對其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由目前的5％增加到2016年的10％。該規劃包括25點行動計劃，其最終目標是將印度發展成為一個小汽車、多用途汽車、拖拉機及零部件等的生產與出口中心。同時也使印度發展成為一個汽車設計中心。

第二，擴大吸引外資的規模。從2004年開始，辛格政府出臺了大規模招商引資的政策，以加快印度市場開放的步伐。在基礎設施等領域，印度政府允許外資可以完全控股。而且政府在開放電信、航空、零售、保險和采礦業等領域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者。2006年12月，英特爾公司宣布在印度投資10億美元，建立一家芯片制造廠。而美國的微軟公司已宣布在印度投資17億美元，擴大其研發業務。日本日產汽車公司決定與印度的馬亨德拉公司和法國的雷諾公司共同生產汽車。美國的杜邦公司宣布投資5500萬美元，在印度的海得拉巴建立一個研發中心。戴爾公司計劃在印度建立一家計算機制造廠。

第三，調整經濟結構，著力提高制造業水平，以提高印度重點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并陸續在全國設立經濟特區，進一步提高印度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水平。

(二)私營企業已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獨立后，私營經濟得到印度政府的允許一直存在，但政府對私營企業的發展限制得非常嚴格。為了打破私營企業發展的瓶頸，促進私營企業的發展，早在80年代，印度政府就推行了旨在推動私營經濟發展的改革。90年代，拉奧政府將有關私營企業的改革進一步深化，使私營經濟發展走上了良性軌道，并產生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公司，在世界上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如塔塔集團(已躋身福布斯全球20家著名大公司之列)、蘭伯西制藥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RLL)、比爾拉集團等。目前，印度私營企業的生產率是國有企業的兩倍，而且私營企業的產值在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中已占到75％，成為印度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在長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印度還培育出一批具有優秀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階層，印度微觀的私營企業充滿活力，并且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私營企業家熟悉國際商務經驗，具有較強的國際經營能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逐漸適應了全球化的競爭環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印度商業經營的國際競爭力。

私營企業的發展同時催生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這一階層擁有持續穩定增長的購買力，同時具有西方人的消費觀念，是消費品市場穩定發展和結構不斷升級的主要推動力。伴隨著高速經濟增長，以新德里和孟買等城市為中心，涌現出了許多具有購買力的中間收入人群，年收入在9萬盧比以上的中間收入階層家庭，在1985年度只占全印家庭的9.5％，而到了2001年，這一數字已達28％，在2007年達到了40％以上。具有購買力

的中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消費活動日趨旺盛，使汽車、電腦、家電等耐用消費品增長迅速。

(三)金融業和資本市場較為發達，經營效率較高

印度經濟持續增長最大的優勢和特點就是擁有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和證券市場的環境和支持。印度的金融業和資本市場發達，基礎完善，運行比較規范，金融系統具有一套成熟的管理經驗和風險控制機制，印度銀行資產回報率均高于50％，不良貸款比例較低，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低于10％，抗風險能力強。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比較低，主要得益于銀行獨立自主的經營能力。印度的金融監管制度健全，經營效率較高。印度經濟持續增長是一種依賴于良好的金融環境和證券市場、法制環境等支持的增長，特別是比較發達的金融體制為私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印度的資本市場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監管制度十分完善，運作規范，這些先進的制度、設施和環境為印度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印度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和不斷完善金融制度和證券市場機制，充分發揮銀行、證券市場等對于私人企業發展的支持作用。印度的股票交易規章制度完善，透明度高，政府不斷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改革力度，加強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嚴格上市公司的管理和信息披露，鼓勵外資進入，擴大外資投資比例，對于外資機構的進入幾乎不設限制，印度市場上的外資機構已經由2004年的500家左右上升到2005年末的850家。抑制資本市場過度投機，并逐步發展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場，優化市場制度，為企業籌集長期資金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同時促進了大批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企業的成長。印度的股票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市場制度比較成熟，成為印度企業籌集資金的重要場所。政府與銀行之間的關系除了只提供法律制度和證券金融市場允許的規則以外，政府基本上承擔了為銀行和私營企業提供服務的重要角色，政府從不直接干預銀行和證券市場的經營行為。

目前，印度全國有24個股票交易所和債券市場，而且全部實現了聯網。上市公司數量有1萬多家，印度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實行了全流通。從股票日均交易量來看，印度約為50億美元，印度可流通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達到80％以上。印度主板企業上市資金門檻約為1000萬美元，印度股票市場主導力量已經實現市場化準入。

印度獨立的司法和立法以及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體系，使得私有產權和知識產權的體系受到了嚴格的保護，這使得技術創新等具備了制度保護的前提條件。它又無疑對于保護市場規則、公司和企業依法經營等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而且金融業和資本市場的發達與規范運作，為印度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融資環境，為印度的新一輪經濟景氣循環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印度長期實行民主制度，維系了一個保護各民族共同發展的空間，從而使印度的經濟在寬松的環境下得以迅速發展。

(四)印度科技力量和人力資源雄厚

印度獨立后，歷屆政府注重科技進步和人才培養，高度重視發展科學技術。歷屆政府都制定了明確的科技政策綱領，把科學技術納入國家五年發展計劃體系之中，不斷完善科技管理體系。印度科技人員有350多萬，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和俄羅斯，信息技術和服務部門的專業人員達81.3萬。印度在尖端科技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在諸多新興科技領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印度在原子能研究與應用、空間技術、信息技術、計算機研制、生物工程技術、新材料技術和海洋勘探開發等高科技和前沿科學領域的研究已位居世界前列。特別是印度在計算機軟件開發領域發展非常迅速。在信息技術、醫療、制藥等最尖端科技領域，印度的企業正在席卷世界市場，日益成為帶動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印度信息產業的迅猛發展，也帶動了貿易、旅游、電信、金融等行業的發展。目前印度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軟件出口國，同時印度的計算機硬件生產技術也在發展中國家位于前列，憑借其質量可靠、價格低廉、時效性強和完善的售后服務等優勢，IT產業已成為印度的支柱產業，并對全球和本土的影響日益增加。以班加羅爾為中心，和海得拉巴、馬德拉斯(現名金奈Chennai)構成了印度軟件基地的“金三角”，并帶動印度形成17個高科技園區。IT相關服務／業務流程外包已在西方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并成為印度經濟增長重要的一極。近年來，印度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以IT行業高速增長、并產生較大的世界影響，具有較強的研發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經濟增長模式。目前印度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五大軟件出口國之一。印度IT行業的高速增長，對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IT行業對整個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已接近12％；第二，IT行業的迅速發展對于就業增長甚至是提升國際形象也產生了積極影響，軟件產業在1997～2000年的三年間每年新增就業人數都在6萬～7萬人之間，平均就業增長率保持在28，5％左右，印度的“世界辦公室”的深遠影響日趨擴大。

印度軟件業的迅速發展直接得益于以下兩個有利因素：一是印度日益發達的高等教育，為培養印度創新型人才成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二是印度有一批人數眾多的海外技術移民，這些技術移民擁有良好的國際交流能力和商務談判能力，在推動印度IT行業的發展以及印度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在海外的印度人有2000萬左右，隨著印度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國內發展環境的逐漸改善，這些海外的印度人必將對印度國內發展產生更加積極的影響和作用。而這些因素無一不是與技術創新和自主創新能力存在著一定的內在關聯。

二、印度經濟發展的特點

(一)第三產業增長迅速，第二產業增長也開始加速

自90年代后期以來，印度的第三產業呈現出加速發展趨勢，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不斷上升，2005～2006年度達到54％。服務業已發展成為印度國民經濟最大的部門和增長最快的產業，1993～2000年實現了7.1％～10.5％的高速增長。印度工業的增長率從2001～2002財政年度的2.7％的低點上升到2002～2003財政年度的7.1％和2003～2004財政年度的7.4％，而在2004～2005財政年度和2005～2006財政年度，印度的工業增長率均在9.5％以上，到2006～2007財政年度達到了10％。服務業和工業已經成為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二)印度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消費拉動

從世界經濟發展軌跡來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通常是依靠技術落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發展。但是，在印度經濟增長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依靠技術型人才所從事的高技術產業來推動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大都依靠制造業的大量出口，而印度的服務業出口在印度

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大多伴隨著投資率的提高，而印度的個人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卻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額。據統計，消費在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超過了60％，而投資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消費，是服務業推動了印度國內經濟的增長，這種非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非常強的可持續性。相對于投資而言，消費在印度經濟中處于更重要的地位。印度的個人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非常大，而固定投資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只有24％(2004年)。消費增加成為印度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主要是由于印度超過60％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印度人更傾向于消費。印度所走的是一條依靠國內市場，重消費、重內需、重服務業、重高新技術的發展道路，它并不依賴出口密集型的、價格低廉的工業產品。也就是說，印度走的是一條消費大于投資、服務業多于制造業、國內市場多于出口、在制造業中高技術多于低技能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模式使印度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經濟疲軟的沖擊，對全球經濟不景氣沖擊的抵抗力較強，同時也顯示出較強的穩定性。這種消費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平衡性與其他國家的資源調動模式相比，更有利于印度的經濟發展。印度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與借鑒，有利于亞洲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印度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需求的依賴度相對較低

從2002年開始，印度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印度進口增長快于出口增長，外貿逆差逐年擴大，這種現象表明印度的國內消費非常旺盛。為保持國民經濟體系具有本國特點，印度建立起完整的財政稅收體系，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堅持以國內資金為主，從而在資金渠道方面有效地防止了國際經濟波動對印度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同時，印度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顯要位置，重視糧食安全，保證糧食供應，減少人民生活對國外的依賴。印度大力發展現代民族工業，并已建立起一個較完整的現代民族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減少社會經濟發展對國外的依賴。例如，2005～2006財政年度印度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7.5％，說明印度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需求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而且，外資引進在印度經濟增長中相對緩慢。綜上所述，印度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消費拉動而非投資拉動、由服務業推動而非工業化推動、由內資驅動而非外資驅動的，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較強的可持續性。

三、印度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盡管印度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是印度的崛起仍面臨諸多挑戰。

目前制約印度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基礎設施落后，但是，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加快必然將國民經濟帶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周期。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印度不久在總量上將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從人均水平看，在很長時期內仍是發展中國家。

影響印度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國際油價，印度煉油廠所需原油的70％需要進口，因而國際油價上漲將對印度經濟產生嚴重不良影響。1991年國際原油價格上升直接導致國際收支危機，從而誘發了經濟危機。目前印度具有較高的外匯儲備，再次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油價上升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

印度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還存在著能源供應緊張、水資源短缺、環境問題，等等。同時，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夠大幅改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很快就將缺乏新生力量，因為印度新加入的勞動力大軍尚不具備工作所需的技能。

盡管印度已經建立起了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但與世界上發達的市場經濟相比，仍呈現出了某些弊端，也使得印度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些不完備的特征。實際上，印度的經濟是一種發展中的市場經濟，經濟增長并沒有產生顯著的脫貧效應和公平效應。也就是說，雖然印度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但它既沒有大幅減少大量的貧困人口的數量，也沒有從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況，印度的貧富差距仍十分突出，極端不平衡的現象依然存在。收入差距繼續拉大，城市與鄉村、繁榮地區與落后地區、技術工人與低技術工人之間的差距仍呈現繼續擴大的趨勢。

印度的經濟增長是一種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增長過程，在很大程度上，非經濟因素對于印度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印度這種增長模式受到了印度多宗教、多種姓以及社會、政治動蕩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在政治方面，極具競爭力的民主制度已越來越無法向印度選民提供一種讓政府擔當起向民眾提供核心服務職責的手段。

第3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國際競爭壓力迫使我國必須加快服務經濟發展步伐，構建我國全面、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國家競爭力新優勢。是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使廣大人民群眾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必然要求大力發展公共服務業和各類新興的消費業，同時從加快發展現代生產業切入，推進產業經濟服務化，從而為社會、為市場提供更高質量、更加安全、更能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物質文化產品。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可能性1．國際經驗表明，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具有加快轉型的趨勢。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階段。但國際經驗表明，由于時代條件的變化，普遍存在著后發工業化國家轉型期縮短趨勢。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正日益向縱深發展，新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更是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根本改變了傳統的時空概念。這使得新興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壓縮式跨越發展的歷史機遇。［9］日韓等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速度明顯快于歐美國家，亞洲“四小龍”也表現出同樣的加速趨勢。我國作為最具活力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顯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可能性。2．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物質技術基礎。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從一開始就不同于西方傳統工業化路徑。目前，我國已建立起獨立、完整并有一部分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制造業規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許多是重化工產品，有的已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峰值。這意味著我國工業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復發達國家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傳統模式，至少無須再著重擴大重化工業的數量規模和比重，從而也有條件及早確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務化為主導，把繼續完成工業化與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結合起來。

我國服務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分析

(一)未來10～20年是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1．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將促進產業結構和最終需求服務化。未來10～20年，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如按7%測算，經濟總量將達到2015年的55.8萬億元、2020年的78.3萬億元，人均GDP將達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10000美元，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具備了支撐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發展的收入水平。根據國民收入水平與服務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分析，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動徘徊局面，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臨界點，初步確立服務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再下一個十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仍可能達到5%左右，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開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服務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支撐作用將穩固確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實質性推進，將為服務經濟發育成長創造廣闊平臺和強大動力?！笆濉睍r期，我國將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按照保守估計，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來十年內將有1億多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破除雙重二元結構體制已經成為改革攻堅的重點任務，農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內逐步實現。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實質性推進，對生產性、消費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將大量增加，必然會有力推動服務業的集聚發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較為發達的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帶動全國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3．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戰略的實施，將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價值創造服務化。2020年我國將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建成創新型國家。屆時，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勞動年齡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分別達到13.5年和11.2年;我國綜合入學率達到83%，超過目前中上收入國家約76%的平均水平，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總量將比美國高出80%;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進入世界前5位。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戰略的實施，將有效推動現代服務業大發展和要素投入服務化，尤其是促進知識密集型生產業與技術密集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互動發展，從而大大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步伐。4．體制改革攻堅取得突破和政策體系日益完善，將為加快服務業發展和向服務經濟轉型創造更有利的環境?！笆濉笔巧罨母镩_放的攻堅時期，我國將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包括服務業領域的改革，著力突破深層次的體制，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務業開放力度。到2020年，我國將建成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梢云谕w制和政策環境的不斷完善，將為服務業大發展和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證。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我們判斷，今后10～20年應是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產業結構服務化、價值創造服務化、中間投入服務化和最終需求服務化將取得長足進展，2020年之后我國總體上將步入服務經濟社會。(二)服務經濟發展趨勢預測1．關于產業結構服務化的預測分析。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進行預測表明，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化將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二五”時期。在最終需求結構調整帶動下，加以要素驅動結構逐步變化的推動，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步伐加快，將帶來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等生產業快速發展。同時，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居民和勞動報酬“兩個比重”，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加強民生建設，推進基礎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舉措，將促使商貿服務業、文化產業、家庭服務業、旅游業、體育產業等消費業和各類公共服務業快速發展。在此階段，預計服務業年增長率將達到8.9%，超過GDP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動徘徊，將呈現持續上升態勢，有條件的大城市將會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第二階段是2015～2020年。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服務業增長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將高于GDP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服務業占比將繼續上升并突破50%的臨界點，服務經濟形態初步確立。由于服務企業顯著增多，加之事業單位完成分類改革，經營性事業單位轉成企業，服務市場競爭加劇，將導致服務業內部調整和加快結構升級，高端生產業和新興消費業將日益成為服務業和服務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傳統服務業占比下降但通過改造提升逐步實現現代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顯著提高。第三階段是2020～2030年。隨著我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服務經濟形態穩固確立并逐步趨于成熟，服務業仍可保持高于第二產業和GDP的增長速度，服務業占比繼續穩步提高(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服務業占比一般要達到70%以上才趨于穩定)，制造業服務化將成為普遍趨勢。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服務業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相應成為較為發達的服務經濟國家。2．關于就業結構服務化的預測分析。選取與我國同為“金磚四國”的俄羅斯、巴西作為參照國，依據這些國家在服務業達到與我國未來時期相似比重時的就業情況，推測我國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見表3)。首先，我國服務業吸納就業人數始終呈現增長趨勢，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隨著服務業占比上升及其吸納就業潛力的逐漸開發，在“十三五”末期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即其吸納的就業人數將超過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響，“十二五”時期仍是我國就業壓力較大的時期，“十三五”時期盡管人口高峰已過，吸納就業的壓力仍主要由服務業承受。第四，我國就業壓力將在2030年后得到緩解，隨著就業總需求下降和服務業結構升級，雖然服務業仍是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在就業總量中的占比還會繼續上升，但其吸納新增就業人數和就業增長率都將下降。3．關于中間投入服務化的預測分析。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階段，生產業增速明顯超出服務業平均水平。目前，我國生產業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然會有力推動生產業大發展，使制造業對生產的需求持續擴大，并由此加快中間投入服務化進程。制造業與服務業將以三種方式融合互動發展:一是制造企業自有服務功能的完善提升，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樣化、差異化、個性化的實時服務。二是通過將服務外包，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并使企業自身能夠專注于提高核心競爭力。三是制造服務化或轉型成為服務型企業，如龍頭企業只掌握品牌培植、研發設計、技術標準和營銷授權，將其他生產經營環節都擴散外包出去。4．關于價值創造服務化的預測分析。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分工使我國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的不利地位，將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進程中逐步改變。向服務經濟轉型與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緊密結合，人力資本提升的正向動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壓力、物質資源的高投入與高消耗難以為繼、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制約等等各種條件，將迫使和推動我國產業與企業向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攀升，加快價值創造的服務化。5．關于最終需求服務化的預測分析。在擴大內需戰略實施、調整國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費份額、城鎮化向縱深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居民的消費服務化趨勢將明顯加強。基于對歷年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消費支出之間相關度的計量分析，以及城鄉居民服務消費支出的歷史數據分析，并結合相關機構對我國經濟增長率和城鎮化率的預測，表4給出了未來我國消費服務化趨勢預測。2020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將分別上升到55%和41%，全社會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將上升到49%。如果按照總人口14.5億、城鎮化率60%計算，2020年我國居民服務消費支出總額將達到15萬億左右。

結論

第4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一帶一路；石化產業；經濟發展；“走出去”

在國際經濟形勢低位震蕩、國際油價一路下跌的背景下，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一針強心劑，更為我國石化行業轉型、創新和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機遇。我國石化行業經過多年發展，具備了基礎強大、技術完備、裝備先進的競爭力。但受到國際石油化工市場需求疲軟，國內市場成本上漲、環境保護限制等因素限制，國內石化行業發展進入瓶頸期，急需實行“走出去”發展戰略，發展外向型經濟。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下，石化行業迎來了產業升級和“走出去”的最佳契機。

一、一帶一路對我國石化行業產業升級的促進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石化行業主營業務收入13.35萬億元，下降5.5%；利潤總額6440億元，降幅19.5%，進出口貿易總額5270億美元，下降21.5%，其中出口1816億美元，降幅7.7%。在這樣的行業發展態勢中，一帶一路為石化行業長夜升級帶來了促進。

首先，在一帶一路戰略引領下，對石化行業進行重新布局。一方面對石化行業初級階段產品生產進行削弱，實施產業升級，加速布局高端石化產品，使高附加值產品成為我國石化行業主流。另一方面，進一步實踐《推進城鎮人口密集區高風險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搬遷改造工作方案》，將石化行業地理布局再優化，滿足環境保護的嚴格限制，為產業改造轉型做好基礎性工作。同時，對當前產能過剩等情況，建立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利用新技術、新工藝等實現石化行業科技升級，提升行業競爭力。

其次，為石化行業管理模式創新提供了動力。在當前石化行業運營成本高位的情況下，推進企業管理創新，降低運營成本，增加企業效益。加強資金和成本管理，利用石油化工原料價格低位優勢，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一改傳統企業管理中人浮于事的現狀，提高企業競爭力，帶動行業發展。

最后，借助一帶一路，進一步推進兩化融合。石化行業是傳統工業體系，以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央企為試點，建設信息化、智能化工廠和油氣田，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規模，推進工業化項目智能化改造。并將經驗推廣到全國石化行業內，形成標準化生產和管理體系。同時以數字化、信息化為載體，大力開發電子商務，對一帶一路實踐中與國外企業接洽、合作也起到促進作用。

二、一帶一路下我國石化行業走出去戰略的推進

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進一步加快，在國家大力倡導“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國石化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發展方向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加大與俄羅斯、委內瑞拉、加拿大這類中亞、歐美等國的交流合作，構建我國石化在世界發展的產業圈，拓展產業渠道，努力縮減經營成本，提高發展效率。第二，充分發揮我國石化產業的優勢，以“一帶一路”為指引，有效整合資源，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將我國煤炭開采、加工優勢帶到全球，積極拓展上、下游及配套產業的發展，集中主要力量發展國際化石化產業聚集區，擴大石化產業規模，形成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產業鏈。第三，為了發展我國石化產業在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市場占有率，需要對石化技術和設備進行整合，積極與當地國家進行石化項目合作，以技術支持和服務為依托和載體，促進石化設備走出國門。第四，石化作為有限資源，國際貿易會受到產品質量和穩定性的影響。所以為了提高我國石化行業的有序、快速發展，需要深化改革，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制定營銷策略，進行產業發展布局，大局著眼統籌規劃，逐漸由原材料出口為主向技術、服務出口為主進行轉化，建立、健全服務網絡和有效的問題反饋機制，真正做到研、產、銷一體。具體來說，我國廣東企業在緬甸投資的煉油廠項目，投資總額占國際總投資額的一半以上的現代化產業基地，解決了數以萬計人的就業問題，給政府帶來了稅收收入高達上億美金。其所采用的能源清潔系統廣受好評，不僅加速了石化企業的發展，更為我國在世界石化行業中的地位和影響奠定了基礎。

專家分析認為，國內石油石化企業“走出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自身獲取資源、拓展市場的需求外，同合作方“互補性強”也有很大關系，這奠定了雙方進一步推進合作的基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能源資源約束，結構亟待調整，一些產業需要轉型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任務艱巨。中國石化也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耙粠б宦贰毖鼐€部分國家資源優勢突出，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就業率、升級制造業產業鏈的愿望強烈，并且急需外部資金與技術。中國石化在這些國家開展投資合作，有利于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為國內產業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會。與此同時，這些投資合作項目給沿線國家帶來了資金、技術和設備，提升其能源及裝備工業能力和水平，延伸產業鏈，提供就業機會，帶動這些國家實現經濟發展。

三、結語

我國石化行業體量大，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國際話語權不高，所以乘著一帶一路的東風，苦練內功，深化石化行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提高管理效率，加深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際合作，擴大我國石化行業國際影響力，提升國際話語權。同時以石化行業為排頭兵，帶動國內其他行業國際發展。

【參考文獻】

[1]李聞芝.“一帶一路”：石化產業升級新機遇[J].中國石油和化工，2015，（03）

第5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循環經濟;生態工業;管理創新

隨著國家深入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制造強國戰略和經濟形勢企穩向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逐漸興起，越來越多的裝備制造企業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出來，尤其是一些科技型裝備制造企業，在未來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上升空間，也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是，裝備制造業的發展要以生態工業理念為指引進行循環化改造，只有二者呈現出良性的互動狀態，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探尋裝備制造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管理模式，對于提升裝備制造業發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一、裝備制造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價值分析

在我國現代工業體系中，裝備制造業屬于支柱性產業，經過多年來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我國“五位一體”發展格局下，探尋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方式，是我國現代裝備制造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在傳統的產業發展模式下，裝備制造業屬于高能耗型、高污染型產業，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較大。如何擺脫對能源和依賴和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探索循環發展模式，是推動我國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創新管理方式與管理理念，在裝備制造領域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現代生態工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大背景下，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實現裝備制造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我國裝備制造產業總體發展質量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裝備制造業發展循環經濟存在的問題

從裝備制造業發展實踐來看，很多裝備制造企業在發展生態工業，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方面都存在問題，這既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大環境的影響，探尋制約循環經濟發展的因素，是開展管理創新的前提條件。1.循環經濟管理缺乏規范性。在現代經濟發展理念下，發展循環經濟是保證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條件。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絕大多數的裝備制造企業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都存在管理工作不夠規范、創新性不足等問題，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對于裝備制造企業來說，很多新興企業由于成立的時間不長，因此企業缺少管理創新人才的情況是在所難免的，經濟水平的限制使企業很難吸引專業的管理人員加入公司，從而導致企業相關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偏低，這是影響裝備制造企業管理創新的主要原因。其次，很多裝備制造企業尚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發展循環經濟工作尚未真正走向正軌。第三，資金是裝備制造企業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裝備制造企業的管理者也都將主要的精力放在解決經營發展的資金上，對于企業本身的循環經濟管理創新工作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出現了整體管理工作不夠規范的問題。2.政策引導和扶持力度不夠。對于裝備制造企業來說，客觀存在研發周期長、投資成本高、利潤回收慢、市場拓展困難等現狀，要發展循環經濟，存在政府引導和扶持力度不夠的問題。由于大部分裝備制造企業經營發展尚處于較為初級的階段，因此政府的扶持是主要的經營和發展動力，良好的政府扶持政策能夠幫助裝備制造業實現循環發展目標，也可以使裝備制造企業在融資的過程中更加順暢。但是，從當前的政策形勢來看，政府對于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扶持政策還不健全完善，對解決企業的實際經營困難，尤其在企業融資、研發等方面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另外，在保護企業知識產權、行業準入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尚且不夠健全，規則缺失對裝備制造企業的發展過程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由于缺乏有力的監管，致使裝備制造企業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出現較多的問題。

三、裝備制造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管理創新模式

在我國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探尋裝備制造業循環發展模式，離不開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創新。在管理工作實踐中，要踐行生態工業發展理念，提升循環經濟管理與開發的專業性和實效性，推動裝備制造產業發展水平不斷提升。1.建立現代循環經濟管理制度。在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影響管理質量的主要原因就是企業缺乏規范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尤其是循環經濟管理方面的問題，從而影響了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能力。因此，為了有效提升裝備制造企業的整體發展水平，更好的適應循環經濟發展形勢，首先應從企業自身著手，規范企業的經營管理。管理者應該重視企業內部建設，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尤其重視企業的管理創新工作，積極引進循環經濟發展方面的專業人才，提升企業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從而使整體管理工作更加規范。2.強化市場的主導性作用。裝備制造企業要發展循環經濟，要注重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創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市場經濟體系中，企業資源具有價值性，生態資源同樣也不例外，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要提升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必須發揮市場的主導性作用，讓資源自由流動，通過經濟的杠桿性作用，推動裝備制造業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融合，提升裝備制造業發展水平。另外，裝備制造企業應該重視自身的生態信用體系建設，在日常的經營過程中，強化生態信用體系建設，實現資源、產品及其副產物等的優化配置，能源梯級利用、水資源循環利用、廢物交換利用、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努力推進制造業綠色化、低碳化發展，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3.發揮政府的規范性作用。生態資源具有市場屬性，更具有社會屬性。在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政府不能完全“缺位”，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規范性作用，提升循環經濟管理的效率，保障整個產業按照預定方向發展，實現規范化發展目標。如此一來，在保障產業發展的同時，也能兼顧生態發展目標，為我國“五位一體”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在管理實踐中，政府應通過出臺政策法規等方式，引導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在必要的環節與領域給予資金支持，幫助企業構建現代生產體系，提升管理綜合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還要明確裝備制造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相關標準，通過設定準入門檻等方式，不斷提高耗能產品（設備）能耗限額和準入指標，嚴格實施項目能評和環評制度，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的準入門檻，提升裝備制造企業發展水平，實現管理目標。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當前我國制造業體系中，裝備制造業占據著重要地位，直接關系到我國制造產業發展質量與經濟總體水平。在裝備制造業發展實踐中，要從發展生態工業視角出發，尋求科學有效的管理創新路徑，提升裝備制造業發展水平，打造生態工業。基于此，不管是理論研究者還是實業開拓者，都要進一步轉變發展理念，優化發展模式，提升裝備制造業發展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推動循環經濟升級發展，助力我國現代產業體系的構建。

參考文獻：

[1]尚丹.基于鏈環回路模型的裝備制造業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發展策略[J].魅力中國,2014(3):117-117.

[2]張金梅.裝備制造業循環經濟標準化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標準化,2015(4):105-107,120.

第6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工業；服務業；認識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31.012

1影響工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認識誤區

1.1對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的認識誤區

近十幾年來，三次產業結構比重一直是政府關注的指標和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參數，但不少地方對此認識存在一些誤區，認為三產占比超過二產就是產業結構優化，特別是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關于去工業化的建議和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判斷不斷出現，不少地方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服務業而輕視工業。

實際上，先行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演進需要嚴格的產權保護制度、自由的要素流動體制、寬松的科技創新環境等制度安排，產業結構向高級方向演進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如果僅簡單照搬“經驗”規律的相關數據，靠行政手段推動產業發展，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

1.2對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發展的認識誤區

目前，不少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達到70%以上，制造業占比只有百分之十幾，一些學者將我國產業結構與之機械地進行對比，認為我國工業占比過高。實際上各大國崛起之初無不以工業立國，鼎盛時期英國工業占全球的45%，當前美國服務業雄踞全球之首，制造業為全球前三。

雖然西方國家目前工業占比低，大量傳統產業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絕不能忽略其對工業及產業鏈的控制能力，其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掌控“微笑曲線”兩端，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紛紛回歸制造業，迅速實現制造業產業鏈“高端重建”，便是最好例證。

2陜西工業經濟發展的不足

陜西是全國制造業的重要基地之一，經過“三線建設”、西部大開發等一系列建設，現已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2016年工業增加值處于全國中等偏上水平。但從全國來看，陜西制造業整體實力仍然不強，在新常態大背景下，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

（1）工業企業數量少，尤其是創新型企業較為缺乏，支撐工業實現飛躍式發展的微觀基礎薄弱。2015年陜西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413家，少于安徽的17240家、重慶的6608家，在全國排名19位，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41%，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951家，不及廣東大中型工業企業總數的10%；工業增加值7344.62億元，低于內蒙古的7739.18億元、安徽的9264.82億元；規上工業利潤總額在全國排名16位，占全國比重為2.18%；平均用工人數占全國用工平均總人數的1.8%。今年上半年，新進規上企業73戶，僅完成年度計劃的14.6%。

（2）工業增加值占比和增速低，占比下降過早、增速降幅過快。陜西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2年達到最高點47.4%即開始下降，而東部發達省份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0%以上才開始下降。從相同時點來看，2016年陜西工業占比為39.1%，浙江、山東工業占比分別為38.7%、39.8%，與陜西相當，但兩省當年人均GDP分別為83538元和67706元，均遠高于陜西的50530元，廣東佛山人均GDP已達到10萬元，工業占比仍高達60%多。從相同收入水平看，浙江、廣東、山東分別在2010年、2011年、2012年與陜西2016年人均GDP水平相當，三省工業占比分別為45.8%、47%、45.6%，遠高于陜西的39.1%，與陜西GDP總量較為接近的內蒙古，2016年人均GDP為74069元，工業占比為41.6%，兩者均高于陜西。從工業增速變化看，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從2012年最高點16.6%下降到2016年的6.9%，排名從全國第1名下降至第16名，增速降幅大、下降快，而江蘇從最高點16%下降至2016年的7.7%用了6年時間，而且目前增速仍高于陜西。

（3）產業競爭力不強、集群化程度不高，高端消費品供給較為缺乏?！笆濉逼陂g陜西重工業比重保持在78%以上，而新支柱產業尚未成為主要支撐動力，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僅為10.7%，集群化程度滯后，工業產品主要集中在煤油汽等能源化工產品，水泥、平板玻璃、鋼材等初級建材產品，以及卷煙、啤酒、機床、汽車等少部分成熟產品，重大技術裝備、高新技術產品生產能力短缺。消費品工業缺乏具有影響力的領軍企業、品牌企業和拳頭產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黃河、海燕、華山、蝴蝶、雙鷗等品牌基本消失。輕工業的緩慢發展阻礙了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進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和居民對服務業的消費需求增長乏力。

（4）投資結構不合理，所使用要素種類以中低端為主。當前，陜西經濟屬于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但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基礎設施領域，以央企和省屬企業為主，對資源環境等依賴性較強，產業投資分散、重復布局問題突出，2016年陜西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占工業投資比重為23.3%，而江蘇、浙江分別為32.6%、34.7%，這種模式造成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逐年下降，2016年全國固定資產的投資效果系數為0.10，陜西為0.05，而深圳則高達0.49。與東部省份以人力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驅動的經濟體系相比較，陜西工業經濟轉型升級任重道遠。

（5）企業創新能力不強，創新成果利用率、轉化率不高。陜西創新資源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科研院所大部分以軍工領域為主，由于軍民融合較差、體制機制不活，導致對創新活動和經濟發展貢獻有限。眾多高校研究成果由于未能和市場需求較好對接，產業化拓展效果不佳。企業擁有的創新資源少，創新成果轉化率急需提升，2015年陜西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為2.1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企業研發經費占全省比重為47.67%，低于全國29.73個百分點，規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數在全國排名18位，新產品銷售收入僅占全國的0.69%。

（6）缺乏推進現代工業的強有力的政策支撐體系。近年來，我省針對工業發展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但缺乏系統配套服務的理念，尤其是在新動能培育方面，仍然局限于發展傳統產業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手段，各類政策難以形成疊加效應和倍增效應。一個很明顯的方面就是金融支撐經濟發展能力不強。2016年全省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74%，落后于全國的7.38%、重慶的8.6%、四川的6.9%，銀行、證券、保險業總資產在全國占比分別為2.26%，0.76%和1.22%，均低于于同期GDP的全國占比2.78%。

3促進陜西工業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措施建議

（1）要正確認識陜西工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戰略任務?！吨袊圃?025》開篇就提出：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梢哉f，工業化是一個地區跨越發展的總抓手和發動機，沒有工業化就談不上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和信息化，技術革新、產業升級、富民強市等更是無從談起。目前，陜西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加速發展階段，由工業主導型經濟向服務主導型經濟轉變的提法為時尚早。未來一個時期，陜西工業發展面臨東部發達省份高端供應鏈和中西部中低端供應鏈的雙重擠壓和挑戰，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工業強省戰略，在做大規模、結構調整、布局優化、自主創新、品牌提升等方面統籌兼顧、強勢推進，為全省追趕超越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強大、富有競爭力的工業基礎。

（2）要以系統性思維、全球性視角因地制宜謀劃產業發展方向和重點。一是在全國產業鏈及全球產業體系中找準定位。加快融入全國乃至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開展全方位、多層次、高水平的產能合作，拋棄一味貪圖大而全的觀念，圍繞提升主導產品生產能力，明確產業鏈的延伸方向和發展重點，著力搞好產業鏈關鍵項目建設。二是加強關鍵技術攻關與科技成果轉化。在生物醫藥、機器人、3D打印、新能源及智能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領域，率先攻克一批關鍵技術，實施一批創新成果產業化項目，爭搶全球戰略制高點。三是因地制宜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根據各地資源稟賦和區域布局，在合理的地域范圍內，以糧食、果蔬、茶葉等主要及特色農產品的干燥、儲藏保鮮等加工設施建設為重點，推進加工全鏈條水平提升，實現生產、加工、流通、消費有效銜接。

（3）要注重產業配套和分工協作，實現集群發展和共同壯大。一是構建和完善配套服務體系。支持龍頭企業建立最終產品與零部件廠商的戰略聯盟，打造產業集群內部關聯性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金融機構等一體的產業發展生態圈，形成大型企業配套服務的中小企業群體，促進龍頭企業與集群內配套企業共同發展壯大。二是強化市區間和區域間分工協作。加快市區間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網絡的建立，將產業網絡由西安向陜南、陜北輻射，整合目前較為分散的科技資源和企業，統一規劃發展大的產業集群。三是建立內生型、民營國企較好融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通過推進并購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分工協作等方式，積極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進入國防科技工業、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領域。

（4）大力發展消費品工業，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消費品面向終端消費者，對于整個地區的工業基礎形象、經濟活躍度、城市知名度、市民榮譽感大有益處，對陜西來講，急需通過推動消費品工業樹立工業品牌新形象。一是更加注重需求引領。把市場需求作為拉動工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發展壯大的重要力量，強化需求側政策引導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研發制造，培育和帶動新消費、新業態發展。二是加強市場開拓和產品促銷。以東部發達地區和絲路沿帶地區為重點，以會展營銷、網絡銷售等為主要方式，依托龍頭骨干企業，加強省內產品品牌培育、宣傳和推廣，促進產品銷售。

（5）依靠創新驅動和工業新動能，構建工業經濟量質跨越式發展的微觀基礎。一是加強創新能力和體系建設。實施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協同驅動戰略，加快科研機構體制機制改革，為工業發展注入高素質人力資源。以建立健全技術創新體系為核心，支持大中型骨干企業加強技術中心建設，加快構建適應大眾創新創業需求和特點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創新創業服務體系。二是大力培育瞪羚企業。把培育“瞪羚企業”作為當前一項重要任務，在政策、資本、人才等方面給予最大程度的支持，讓“瞪羚企業”支撐工業經濟在總量上實現跳躍式增長。

（6）創新和規范社會資本組織形式，更好地服務工業經濟發展。一是大力發展財團經濟。鼓勵民營企業組成“財團法人”，給予政策優惠和信貸支持，支持其動員和集約民間資本，理性投向產業投資，以適應現代工業尤其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規模大、起點高的實際。二是創新金融支持方式。發揮好中省工業投資基金的引導作用，建立為高新技術創業服務的一整套簡便的金融服務體系，積極引導創新型、成長型企業在“新三板”、陜西股權交易中心掛牌孵化。

作者：楊健

參考文獻 

[1]趙昌文，朱鴻鳴.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陳功.用“財團經濟”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J].戰略觀察，2015，（10）. 

第7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資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轉型

資源型城市是城市職能分類中的一個重要類別，廣義上是指依靠開發自然資源為主要職能建立起來的城市，狹義上是指依托礦產資源開發成立的城市。資源型城市不但制約著礦業的興衰，而且它在城市中占有較高比重，是我國城市的重要類型，對全國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按資源型城市的發展階段劃分，可以分為老年期資源型城市（約54 座，占資源型城市總數的12.68%），中年期資源型城市（約290 座，占資源型城市總數的68.07%）和幼年期資源型城市（約82 座，占資源型城市總數的19.25%）。老年期資源城市礦產資源瀕臨枯竭，經濟衰退，結構調整轉產就業壓力加大，環境問題突出，困難較多，亟待給予政策扶植或經濟救助。不可否認，資源枯竭型城市為建立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促進我國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創下了輝煌業績。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大多數資源性城市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每況愈下的被動狀態，諸多社會矛盾相繼而來，嚴重制約了這類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1952～1990 年間進行的是一種以礦產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工業化發展思路。在國家這種工業投資政策方針指導下，帶動了資源勘探開發統一大會戰，大規模的人力、物力和資本，迅速注入礦區，從而獲取大量的能源、礦產品的輸出，形成以開發區域優勢礦產資源為背景的格局，建立起如鞍鋼、太鋼、大慶、六盤水、銅陵等大型資源型城市基地，以及10，879 座國有大中型礦山和227，854 個鄉鎮、集體礦山企業。長期以來國家一直把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中西部，而把加工工業發展的重點擺在東部沿海地區，礦山只是作為國家投資、為國家或區外輸出資源的場所，粗放型開采，求產量不注重綜合利用，資源浪費嚴重，而且初級礦產品被全部或部分指令性低價調出，大多數礦業城市初加工或深加工產業得不到更大發展，形成采掘型礦業城市。

一、我國資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障礙

1.低層次的城市化水平

礦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從業人員的地域性集中，導致各種人口和非農業活動的地域性推進。在礦城建設初期的從業勞動人口構成中，除了屬于城市人口的礦業技術工人、轉業軍人外，大量的半城市化的“亦工亦農”人口比例較大，包括大量民工、當地農牧民和部分職工家屬。城市基本人口雖較大，城市化水平較高，但“高農村人口”的構成又暴露出了低層次的城市化水平。

2.畸形的高工業化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單一、經濟增長過分依賴自然資源的產出，是資源枯竭型城市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主要原因。資源枯竭型城市產業結構的形成，不是從傳統農耕業或采掘業向制造業、社會服務業轉化，即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化，而是以工礦業為主導產業，第二產業比重大，在向高級化產業結構推進中，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相對較為落后，表現出“高工業化”的假象。受資源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限制，資源型城市在其發展中根本沒有考慮未來如何發展的問題，沒有考慮到礦業的發展與城市發展的不同之處。

3.復雜的地礦關系

國有大中型資源型企業是資源型城市的主體，也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渠道。但從生產和服務職能上看，企業與政府具有明顯差別。過去礦業企業辦社會非常嚴重，也很普遍?！皺C關求大，職能求全，級別求高，隊伍求多”的“全能式”企業體制，難免造成企業經濟效益低下和政府職能不暢等弊端。由于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礦山企業，到礦山開采后期，矛盾更加尖銳，財政收入銳減，經濟大幅度下滑。伴隨資源的枯竭，圍繞企業改制后的下崗職工安置、企業辦社會的包袱等問題，企業與城市政府的矛盾就更為突出。

4.城市發展面臨資源枯竭和環境容量有限的兩難境地

礦業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非再生的能源與礦產資源，不論后備資源勘探進展多大和開發時間多久，資源持續性利用最終是有限的。而粗放型采掘、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則是資源枯竭型城市發展中面臨的突出難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態環境質量一般比非礦業城市的平均水平要低。生態環境保護是政府應該抓的事情，但許多資源枯竭型城市，由于政府財力不足，往往難以承擔昂貴的環境治理費用。而以營利為目標的礦山企業自身是沒有動力從事生態環境治理的，因而造成我國礦業城市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局面。

5.城市布局不合理

以資源開采為主的產業結構，使礦業城市布局呈現過于分散的特征，并對城市建設造成很大困難，城市布局迫切需要進一步更新和優化組合。這一點在資源枯竭型城市表現的尤其明顯。長期以來，資源枯竭型城市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礦山企業或其相關的產業。由于政府財力遠遠不如礦山企業，普遍形成了“企業大、政府小”的狀況，因此，難以有足夠的資金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而礦山企業并不擅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卻又喜歡自己另搞一套城市基礎設施，往往造成城市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和不配套，使城市建設零亂且不完善。城市的基礎設施狀況，直接影響到城市的經濟效益、環境質量和城市發展。

6.社會負擔極其沉重

我國礦山企業辦社會的現象普遍存在，不少礦業城市此類支出占到了礦山企業總支出的1 5%～20%，甚至更多。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企業辦城市的現象。礦山企業辦社會不僅僅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拖累甚至拖垮企業，更不正常地衍生了兩個履行城市管理職能的主體——以市政為主體的城市功能圈和以礦務局為主體的城市功能圈，城、礦關系始終不能理順，二者甚至矛盾重重，對城市和企業的發展均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再加上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礦山企業有中央、省屬與地方之分，受制于不同的利益主體，導致礦產資源配置出現畸形，城市功能發育嚴重不足。

二、國內外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的經驗和啟示

（一）國外經驗

1.重視相關的立法和規劃。如美國針對煤炭資源的管理，先后出臺了《礦物租借法》、《聯邦煤礦租賃法修正案》等。再如，德國政府為振興魯爾工業區，成立專門機構——魯爾煤管區開發協會，編制具有法律意義的總體發展規劃。

2.政府進行靈活多樣的財政稅收支持。如法國為扶持老工業區發展，設立了地區開發獎金、工業自應性特別基金、工業現代化基金等多種形式對資源型地區進行傾斜；另外還通過對行業稅、勞工稅、不動產轉讓稅、公司稅、所得稅等稅收不同程度和時間的減免來吸引外來企業進入老工業區。

3.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外資進入。如日本九州的開發轉型，通過地域振興整頓公團，對進入產煤地域的企業設有長期低息的設備資金融資和長期運轉資金融資等。另外減免地方稅，減收額的80% 由國家補貼。

4.制定政策鼓勵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國外資源型城市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大企業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的作用。為此，各國政府紛紛制定政策鼓勵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如英國政府制定了《企業擴張計劃》，為中小企業提供資本和技術咨詢。在金融政策上增加對中小企業的開業貸款額。在產業衰退地區，小企業每創造一個就業機會，就給予3000 英鎊的投資補貼。

5.注重就業轉崗方面的培訓。如法國政府為解決失業問題，規定企業職工必須定期離崗參加培訓。培訓期間，職工可領取70% 的工資，費用由企業承擔。

6.利用高新技術促進經濟結構轉型步伐。如德國政府建立了“魯爾區風險資本基金會”和新技術服務公司，為新技術企業提供資金和咨詢等。

（二）國內經驗

我國一些資源型城市的產業多元化格局已經初步成型。遼寧阜新把轉型方向瞄準現代農業，初步形成農業產業化鏈條框架；黑龍江雙鴨山也把農業作為重要的替代產業來發展，同時通過煤炭液化、失重式電子秤等高技術產業化項目，促進新興產業形成和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

資源型城市有很多優勢，比如良好的區位、較好的工業基礎和豐富的土地資源，但是在轉型初期困難較大。根據國外經驗，資源型城市應大力推行資源的集約高效開發利用方式，這樣做既能延長資源的開采周期，又能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降低轉型成本和難度，為轉型積累資金和創造有利的條件。

我國資源型城市國有經濟比重過高，國有企業的改革涉及很多復雜問題。資源型城市一般依托資源性企業而建成，資源性企業都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在面臨資源枯竭的同時，還面臨國有企業自身的問題，比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問題，完善社會保障問題，企業辦社會問題，歷史負擔以及債務稅收負擔重等問題。因此，資源型城市在實施經濟結構轉型同時一定要大力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加大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因為這幾個問題是共生的，是環環相扣的。

（三）國內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啟示

1.轉型離不開政府的財政稅收扶持，尤其是在轉型初期，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分別對城市的生態環境治理、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接替產業包括環境補償機制建立與環保產業化發展等方面給予支持，待轉型進入正軌后再逐步減少或取消扶持。

2.制定切實可行的法律和規劃。同時，需要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長期規劃和短期規劃，分步驟實施推進。

3.產業結構要多元化。轉型的實質是逐步減少對資源性產業的依賴，培育和發展非資源性產業作為接替產業，實現產業多元化。產業結構多元化需要一定的過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充分依托國內外市場變化和自身發展優勢，加快多元化步伐。

總之，對于資源枯竭型城市而言，應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處理好各方面矛盾，實現城市轉型。轉型必須從實際出發，既要政府合理干預，也要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努力實現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秉福.資源枯竭型城市問題與對策[J].中國房地產金融，2012，（3）.

[2]王建平，陳元朝.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與可持續發展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0，（2）.

[3]謝濤.礦產資源枯竭城市經濟轉型問題探析[J].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2009，（6）.

作者簡介：王萍（1981-03），河北保定人，女，回族，碩士，助教，研究方向：產業規劃與城鎮規劃。

第8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設備管理企業管理技術進步

0引言

自從人類使用機械以來，就伴隨有設備的管理工作，只是由于當時的設備簡單，管理工作單純，僅憑操作者個人的經驗行事。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設備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設備在現代大生產中的作用與影響日益擴大，加上管理科學技術的進步，設備管理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和發展，以致逐步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設備管理。設備管理是企業管理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對提高企業競爭力發揮著重要作用。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提出了各種設備管理理論和模式，如后勤工程學、設備綜合工程學、全員生產維護、以可靠性為中心的維修等等，我國也有人提出了設備綜合管理的思想。良好的設備管理會使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取得好的經濟效益，同時會使企業在生產技術進步方面獲取更多的資源。

1設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任何一種工業管理制度和技術管理制度，都是為滿足和適應當時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需要而出現的。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急劇擴大，管理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使設備管理的地位愈來愈突出，作用愈來愈顯著。在現代管理階段，由于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企業的許多生產過程由機器設備逐步取代人的作用，因此生產開始受到設備影響，設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了。工業企業管理包括計劃管理、技術管理、生產管理、質量管理、設備管理和財務管理等。它們之間互相聯系，又互相制約，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要管好設備不僅要看它生產多少產品，產品的質量如何，取得多少利潤，更要看設備是否處于完好狀態。假如一個企業完全靠拼設備來取得高效率、高利潤，那么這種高效率和高利潤決不會持久。從長遠看，其綜合效益是差的，甚至可能造成設備的損壞和事故的發生。因此，國家對加強設備管理非常重視，把設備達標作為企業升級的一項重要內容。要求各級企業領導在企業目標管理中，都明確規定設備完好狀態作為目標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許多管理體系認證都把設備管理作為審核的一項重要內容?？紤]一切經濟問題的根本出發點，也是設備管理的指導思想。建國以來已建立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對于現代化生產的基礎設備而言，它的管理、使用、維修狀況如何，將影響企業生產水平和經濟效益，也將直接影響到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實現。設備是現代化生產的基礎，設備管理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生產能力、產品質量、能源消耗、生產成本和勞動生產率。要有計劃、有步驟和有重點地對現有設備進行更新和技術改造，加強維修，使老設備的性能提高，壽命延長，保證企業能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做出貢獻。工業企業產品的品種、數量、消耗、成本和利潤等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設備狀況的制約。以產品成本為例，在產品成本中與設備有關的費用有折舊費、維修費；這些費用相對來說是固定不變的，產品產量愈多，單位產品分攤的上述費用也愈少。加強設備管理，提高設備的完好率和利用率，就可以增加產品產量，降低產品成本，企業可獲得更多的利潤，取得好的經濟效益。

2設備管理在生產技術進步中的作用

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不僅受工人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影響，而且還取決于設備的完善程度。20世紀60年代，我國許多先進企業在總結實行多年計劃預修制的基礎上，吸收三級保養的優點，創立了一種新的設備維修管理制度——計劃保修制。其主要特點是：根據設備的結構特點和使用情況的不同，定時或定運行里程對設備施行規格不同的保養，并以此為基礎制定設備的維修周期。這種制度突出了維護保養在設備管理與維修工作中的地位，打破了操作人員和維護人員之間分工的絕對化界限，有利于充分調動操作人員管好設備的積極性，使設備管理工作建立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設備的技術狀態對企業生產有直接影響。隨著科學技術的進展，化工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愈來愈高，而且生產裝置都是連續性的，設備狀況完好程度，對整個連續生產線的影響更加明顯。以工業管理工程、運籌學、質量管理、價值工程等一系列工程技術方法，管好、用好、修好、經營好機器設備。對同等技術的設備，認真進行價格、運轉、維修費用、折舊、經濟壽命等方面的計算和比較，把好經濟效益關。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管理體制，充分發揮人員、機器和備件的效益。研究設備的可靠性與維修性。無論是新設備設計，還是老設備改造，都必須重視設備的可靠性和維修性問題，因為提高可靠性和維修性可減少故障和維修作業時間，達到提高設備有效利用率的目的。以設備的一生為研究和管理對象，即運用系統工程的觀點，把設備規劃、設計、制造、安裝、調試、使用、維修、改造、折舊和報廢一生的全過程作為研究和管理對象。促進設備工作循環過程的信息反饋。設備使用部門要把有關設備的運行記錄和長期經驗積累所發現的缺陷，提供給維修部門和設備制造廠家，以便他們綜合掌握設備的技術狀況，進行必要的改造或在新設備設計時進行改進。設備管理工作對技術進步和工業現代化起促進作用。這是因為一方面科學技術進步的過程也就是勞動手段不斷完善的過程，科學技術的新成就往往迅速地應用在設備上，從某種意義上講設備是科學技術的結晶。另一方面新型勞動手段的出現，又進一步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工藝、新材料的應用，新產品的發展都靠設備來保證?？梢姡岣咴O備管理的科學性，加強在用設備的技術改造和更新，力求設備每次修理和更新都使設備在技術上有不同程度的進步，對促進技術進步，實現工業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3結束語

設備管理要有更廣的視野，站在更高的層次上認識和處理設備維修、更新、問題，要主動了解和預見技術發展、市場變化趨勢，為設備造型決策提供可靠依據，避免過大的轉換成本損失。這就要求設備管理相關人員不僅要做好設備維修、改造等技術和管理工作，而且要學習和掌握現代市場經濟知識和理念，對企業發展戰略、核心競爭能力、市場動向、產品計劃等過去認為與設備管理關系不大的問題給予充分重視，從而提高設備管理的自覺性、預見性和主動性。這就要求企業要舍得智力投資，提高設備管理、使用、維修人員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使其更好地服務于企業，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力。設備管理不是孤立的，它和企業管理是局部與全局的關系，兩者互相促進、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企業管理水平的提升可以促進設備管理水平的提升，而設備管理水平的提高又可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融于企業管理中的現代設備管理應是加入WTO后我國企業應采用的設備管理新模式。

參考文獻：

馬新國主編.現代企業設備管理百科全書.哈爾濱地圖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

第9篇：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

在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對國民經濟運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貢獻，從一定意義上講，農業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基礎和經濟波動的起點。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與非農產業相比，呈現出明顯的弱質性特點；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滯后的發展中國家，農業的弱質性表現得更為明顯。而農業弱質性與市場風險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國“三農”難題形成的市場之因。

(一)農業生產經營面臨著其他任何非農產業不可比擬的自然風險。

農業是以生命有機體作為生產對象的，具有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交織統一的生產特殊性；正如馬克思所講：“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論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由此決定了自然條件與自然環境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從而形成了無法預測的農業自然風險。一方面，農業要利用生命有機體生長發育的自然規律來獲取農產品，而這一過程中生命有機體的數量多少與質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環境條件的優劣存在著直接的相關性，因此外部自然環境條件的不可預測性與不確定性，直接決定與影響到農業生產經營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農業中的主體部分——種植業存在顯著的空間分布廣延性特征，對自然環境條件的依賴性極強，特別是在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對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對一定時，氣候條件與自然災害往往直接決定了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命運。從現實層面來看，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農業物質基礎薄弱，抗御自然災害的素質低下，各種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往往給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各種自然災害中，水災與旱災對我國農業造成的效率損失大致在80%以上，我國糧食生產每年因水災而減產約89億公斤，因旱災而減產約100億公斤。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實現了年均8%左右的國民經濟增長的同時，對自然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的平衡，而且極大地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農業生產經營所面臨的自然風險。

(二)農業生產經營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面臨著紛繁復雜的市場風險

在傳統計劃經濟環境中，農業生產經營幾乎感受不到來自市場的挑戰與風險；但是伴隨著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歷史性轉軌，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農業生產與經營必須正面迎接各種市場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在市場經濟運行環境中，農產品的價值實現必須借助于市場機制，因此市場供求狀況與經濟機制對農業生產經營效益的獲取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第一，市場經濟是通過價格與供求關系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來決定社會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如何生產的；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生產決策與產品銷售在時間上被人為分割，因此當農產品供不應求或供過于求時，潛在的供求均衡絕對先于市場上的供求均衡，只要這種局面存在，就必然會導致農產品的市場供求失衡；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卻無法有效根據市場格局的變化而做出及時的決策調整，這樣價格調節滯后性就難以消除，最終導致農業生產周期性波動與農業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時農產品流通具有很強的生產延續性；如果處理不當也會加大農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市場風險。第二，農業生產增長受凱恩斯定律和恩格爾定律的雙重約束。前者的內涵在于人們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趨勢，在此背景下，農業是典型的消費資料生產部門，于是人們消費需求的相對縮小限制了農業的持續增長；后者的內涵在于人的消費總支出中用于購買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而農業提供的主導產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條件下農業生產發展往往會跌入恩格爾陷阱。這兩種約束并不能很好地調節農產品的供給總量，因此農產品市場供求失衡與農業增產不增收也就在所難免。第三，相對于非農產品而言，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需求收入彈性均表現出顯著的不靈敏與相對缺乏彈性。就價格而言，由于農產品的需求量的變動對收入變動的反應相對不敏感，因此與經濟發展與收入增加相適應。農產品，特別是糧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對有限，而不會像對工業產品或勞務品的需求那樣迅速增加，而農產品需求收入彈性不足，必然導致農業生產需求拉力不足與市場競爭乏力。第四，在農產品需求彈性不足的同時，農產品的供給價格彈性卻相對強勁，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蛛網理論，由于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于供給價格彈性，于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農產品市場供過于求的狀況，這在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與農業科技廣泛應用的條件下尤為明顯，因此增產不增收的困境便成為現實。與此同時，以家庭小規模生產為主體的經濟組織形式使農產家庭在信息不完全與信息不對稱的雙重制約下顯得無所適從，從而降低了市場效率，弱化了農民的利益談判地位；而且伴隨著中國入世與農業市場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在獲取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的同時，將面臨著更大市場波動的風險；而農業日趨明顯的邊際報酬遞減趨勢，使農業投入產出效率的獲取與提高面臨著比非農業產業更大的市場風險。

(三)農業生產經營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還受到制度風險的不斷干擾

從本質上講，社會經濟轉型既涵蓋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涵蓋了社會制度的變遷。農村土地制度的歷史變遷直接引發了我國農業的超常規增長與農業投入產出效率的迅速提升；而從1985年開始，農業生產就陷入了持續低迷與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盡管對此人們有不同的解釋；如果從風險分析的視角出發，其根源則在于制度風險的加劇及效應。一般而言，制度風險是指制度或改革在變遷與實施過程中，由于制度主體與制度客體對其制度結果的不可預見，導致制度績效與預期收益發生背離的可能性。從我國現實情況看，對于傳統農業體制被市場化改革所突破，而全新的農業制度體系又未能適時建立起來，于是不可避免地導致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過程中的失衡與沖突，從而影響農業市場主體的行為選擇，導致農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市場經濟體系本身的不完善與市場機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場中介經濟體系發育的相對遲緩，必然從根本上制約制度變遷的路徑與制度績效的釋放，從而產生由于市場失靈導致的制度風險；值得注意的是農業發展中的制度風險往往與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等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加劇了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

(四)農業生產經營在市場的運作過程中還必須正視自身的弱勢地位

1.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素質低下，農業科技應用推廣能力弱化產業科技含量是衡量其市場競爭能力強弱的主要指標，而我國這一指標僅為30%左右；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農業勞動力質量差與農業科技應用水平低。一方面在廣大農村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與教育體系建設中的先天缺陷與后天乏力，導致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文化素質與科技適應能力普遍低劣。據國家統計局1997年和2001年兩次抽樣調查，農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勞動比重仍占總數的8.5%，小學文化程度的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為10.19%，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為1.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農村科技應用與推廣中的“缺位”，導致農業科技應用與農業生產發展存在總量需求嚴重不足與轉化手段目標嚴重脫節的雙重困境，農業生產中科技含量低，直接影響到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科技貢獻率大約在30%左右，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率只有20%—30%，遠遠低于世界市場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在此社會背景之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現代科技與現代要素的吸納能力普遍弱化，從而根本無法在現代化市場經濟中與非農產業展開有效的規范競爭。

2.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低，吸納社會生產要素能力相對缺乏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歷來沒有規模經營的傳統，農戶家庭經營分散狹小，市場組織化水平十分低下，作為世界上土地經營規模最小的國家，我國這種超小型土地資源環境格局顯然不利于農業市場談判地位的強化，因此農民不可能通過自我組織力量去影響市場價格，相反只能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收主體。與此同時，由于農業產業稟賦決定了各種生產要素投入農業難以獲取社會市場利潤，于是在市場利潤機制的作用驅動下，農業既沒有能力吸納外部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又難以防范農業內部各生產要素的非農業外流，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產業的弱勢格局。

3.農業比較利益提升乏力，農民社會負擔居高不下由于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慣性與農業宏觀政府投入的相對不足，致使持續低下的農業比較利益狀況得不到根本改觀。這種狀況不僅嚴重制約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弱化了農業吸收利用社會生產要素的基礎與動力，而且使農業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農業對國民經濟貢獻的持續外流與農業發展所需要素補償的嚴重短缺，導致了農民作為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難以在短期內有明顯改變，其主要表現就在于農民負擔的居高不下。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目前農民各項社會負擔仍然占據了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且與城市市民相比，農民的稅賦負擔顯然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農民的自我積累與自我發展的能力。上述幾個方面共同展示了農業產業弱質性的形成機理及現實表現，而從結果的視角出發，農業產業弱質性不僅加劇了其自然風險、市場風險與制度風險，而且還產生了更為嚴重的弱質效應，集中表現為農業生產要素的大量外溢，這種生產要素外溢大致表現為勞動力外流(不是相對于土地需要過剩而言，而是產生于勞動力投入邊際效益與轉弱成本的利益比較)、農業資本外流(由于農業資本投入邊際生產率大大低于非農產業，因此通過投資性外流、儲蓄性外流、價格性外流、遷移性外流等形式引發農業資本大量流向城市非農產業)、農村土地外流(主要是基于土地利用收益成本比較而形成的農地非農化利用、土地過度征用以及土地利用方向的不規范變更等)。農業生產要素的大量外溢，從根本上削弱了農業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根基，進一步加劇了農業弱質性狀況，在此格局之下，農業基礎地位的鞏固與發展只能是紙上談兵。

二、制度之因——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與歷史慣性

二元經濟結構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結構的理論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盡管在劉易斯之后不少經濟學家對“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模型進行了多個層面的補充發展，但其基本理論框架大致相似。從基本內涵的視角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邏輯內涵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一般存在著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現達的工業部門兩個產業部門；由于兩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勞動邊際收益率的顯著差異，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最終實現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目標追求；發展中國家一般要經歷以農支工、農工協調與工業“反哺”農業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農業轉移是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內涵與關鍵環節。從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普遍化的經濟現象；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約束與現實困境；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三農”問題的生成與加劇。改革開放以來，傳統二元經濟結構受到了來自市場化改革與農村制度創新的共同沖擊，但迄今為止，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與歷史慣性依然是制約“三農”難題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礙。

按照劉易斯對二元經濟結構的界定，我國國民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二元經濟是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趕超型發展戰略與城鄉分割經濟體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它通過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資本積累短缺與有效需求不足的雙重困境，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但從長遠發展的視角出發，這種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不僅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極大地阻滯了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為了維持這種二元經濟結構，政府逐步建立了三大制度體系，即戶籍管理制度、制度與統購統銷制度；其中戶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農村把土地與戶口相結合，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戶口與就業、社會保障相結合，嚴格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動；制度則通過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與統一經營，在組織上保證了政府對農民與農業剩余的控制；而統購統銷制度則借助于對農產品市場交易渠道的人為干預保障了國家工業化的糧食供應。始于1978年的農村經濟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在各個層面上對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沖擊，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改革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沖擊是弱化的；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在新形勢下反而呈現出新的運作特征，即：城鄉隔離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調、傳統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發展、鄉鎮企業與城市大工業對立運行。傳統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相對滯后必將給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難題，其中“三農”問題便是其中的焦點與核心。概而言之，二元經濟結構對“三農”難題生成與發展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層面體現出來：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嚴重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

按照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的增長、土地資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邊際收益的遞減共同導致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過剩；另一方面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與生產規模擴張反過來又會吸納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而實現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轉換。但是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及其相應的制度支撐體系，卻使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對提升并沒有吸納與之相適應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本質上講也沒有被工業化與城市非農產業所真正有效接納，絕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游離于現代化工業之外，農村居民轉變成為城市居民的過程嚴重受阻。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成功的中心在于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程度與農業現代化水平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水平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種狀況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業化脫離農業片面推進，城市工業化與農業人口非農化嚴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遲滯，導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農業產業化與適度規模經營難以正常運轉，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經營模式的制度績效與高度發達的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日趨拉大。

(二)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導致產業結構調整緩慢與升級換代滯后

對照國際經驗，依據我國人均GDP1000美元的標準，目前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是嚴重滯后的。主要表現為工業部門吸納勞動力能力不足，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再加上城市服務功能的相對不足，共同導致了工業化一農村勞動力轉移一城市化一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良性循環格局未能真正形成。之所以為此，一是由于工業自身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調整升級不力，導致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不僅沒有真正從農村吸收剩余勞動力，反而形成城市中日益擴大的失業群體；二是由于城市化進程中第三產業發展的嚴重不足，既制約了工業與農業產業化發展速度，又制約了就業結構的相應調整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這種狀況的直接后果就是，從產業產值結構上看我國已經是現代工業社會，而從就業結構上看我國仍然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在經濟效益層面上就表現為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大大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因此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以較大的勞動力份額(50.1%)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17.7%)，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23.7%)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49.3%)。

(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導致政府制度供給在農村經濟運行中的嚴重短缺

從實際情況來看，在我國不僅存在著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與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部門之間的經濟二元結構，同時也存在著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對立的社會二元結構，這種雙二元結構的歷史慣性進一步加劇了“三農”問題的嚴峻性。具體說來就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缺陷導致其產出效率低下與產業結構固化，嚴格的戶籍制度、城市勞動用工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城鄉長期分割的鮮明界限造成生產與經營市場的嚴重失調，長期存在的“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財稅負擔進一步加劇了農民收益流失，二元化的資本市場、組織結構與技術結構強化了農業的弱勢地位?？傊痪湓?，政府在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制度創造與政策注入的城市化偏向于非農業傾斜，導致農村經濟發展長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撐，不僅引發了“三農”問題的形成與強化，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困境與矛盾。

(四)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加劇了農業比較利益的低下與流失

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農業部門存在大量“隱蔽性失業”即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土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使用下其邊際生產力很低甚至為零，正因為如此才為非農產業特別是城市工業創造了無限的勞動力供給。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與轉換遲滯，致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單位產出效率的提高，而且阻滯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歷史轉換過程。因為二元經濟的運行過程，同時也就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換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的供給不是由技術產量決定的，而是由經濟產量決定的；而工農城鄉之間的利益結構傾斜必須使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從微觀利益出發，減少對農業的各種投入，縮小其生產經營的經濟邊界，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整個農業生產增長的緩慢；再加上二元經濟結構所固有的國民收益分配生產要素配置過程中的“重工輕農”的政策制度傾向，共同導致了農業比較利益的持續流失與低下，從而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三、國情之因——人多地少的現實約束

土地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根，土地在社會經濟發展與進步中的地位不容質疑。作為農業發展大國的我國，農村土地問題始終是革命與建設的首要問題；人多地少的現實國情，不僅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硬性約束，同時也是“三農”問題生成發展的基本要素。對此“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明確指出：對我國“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有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立的二元經濟結構。由此可見，我國“三農”問題的凸現與“三農”難題的化解必須高度關注人多地少這一基本國情約束。

從靜態層面上看，我國特有的人多地少的國情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首先，土地資源絕對數量與人均占有數量之間的矛盾。我國土地總面積達960萬平方公里，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6.4%，僅次于前蘇聯與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我國人口絕對基數的制約，人均土地占有比例很小，世界人均陸地面積2.97公頃，我國人均0.827公頃；世界人均耕地面積0.32公頃，我國人均0.08公頃；在全球26個人口5000萬以上的國家中，中國人均耕地占有量僅高于孟加拉國與日本，位列倒數第三；以我國目前13億人口計算，我國現有耕地面積為130039.2千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14.2%，與美國的19.5%與印度的55.6%相比明顯偏低。同時約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0.8畝的警戒線，有463個縣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0.5畝的危險線。其次，耕地數量不足與質量弱化同時并存。一方面我國耕地總量不足，可以開墾利用的后備耕地資源相對較少，二者相加總和約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4.9%。與此同時，可利用耕地質量總體較差，據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資料顯示，全國高產田占農村耕地總面積的21.5%，中產田占37.23%，低產田占41.2%；全國耕地面積中水產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積約占35%，沙漠化面積約占2%，鹽堿地面積約占6%。再次，農村人口絕對增長與土地面積減少的沖突。近年來，我國人口每年以1000萬左右的速度遞增，而農村土地卻以每年數百萬畝的數量遞減，從而形成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所特有的人增地減的尷尬格局。據資料顯示，從1980年到1995年的10年間，我國耕地凈減5萬平方公里，超過日本耕地面積的總和。我國現有耕地面積同歷史上耕地面積最多的1951年相比，遞減2.3億畝，平均每年凈減700多萬畝，從而使本來已經緊張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導致耕地減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的影響，但更為主要的引發源在于人為因素，主要表現為：以開發區建設，越權批地，城鎮化與非農業發展為特征的土地不合理利用與土地亂占濫用；以水土流失與過度開發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與耕地面積銳減；以耕地污染與有機肥料過度使用為特征的耕地退化與肥力下降。農村耕地的銳減對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與國家的糧食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最后，農村土地閑置與耕地拋荒不良循環。由于受到產業利益驅動、產業結構調整、剩余勞動力流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在我國農村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耕地拋荒與土地閑置現象。據1995年清查，全國非農建設閑置土地6萬公頃，其中耕地面積占45%，1996年底僅開發區占地中撂荒的耕地就達2萬公頃；大量耕地拋荒現象的出現，致使耕地的生產及經濟功能喪失，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與農村經濟的發展。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在于種植業比較經濟效益下降、農業生產自然風險加劇、非農產業利益的誘導以及農村土地社會負擔的不合理。從國情層面上看，人多地少的基本現實與人地關系的矛盾沖突，是引發“三農”問題生成的根本原因。這種國情約束對“三農”問題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嚴重妨礙了農村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格局的生成與土地優化配置效率的正常獲取。在市場化取向改革進程中，作為農村基本生產要素的土地理應按照市場效益原則進行合理流轉與優化組合，農村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不僅是農業現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農業現代化的根本標志。馬克思曾經指出：“從經濟觀點看，大規模耕種土地比小塊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經營農業優越得多，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所擁有的耕作技術手段等，只有在大規模耕種土地時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倍覈r村目前人多地少的現實，必然使以家庭小規模承包經營的格局長期化與凝固化，致使勞動投入與土地投入都超越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農村土地的規模效益難以正當獲取，不僅阻礙了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而且阻礙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歷史轉換，最終使農業比較利益持續低下，從而使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喪失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的利益吸拉力與效率推動力。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農業勞動率水平的提高與農業市場競爭地位的提升。從資源利用的技術層次上分析，由于人多地少的硬性約束，致使我國農業運行呈現出一種反常格局：土地生產率高與勞動生產率低同時并存，這在非農產業領域是不可能出現的。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能是“土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作用的強化與現代農業投入數量的人為增加，致使經濟學倡導的成本效益原則在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失去應有作用。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現實格局如果與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聯結在一起，則必將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形成并被人為積壓在日益短缺的農村土地上，農村土地產出數量或許可以持續增加，但由于在科技進步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持續走低與農業勞動力人數絕對增加，致使農村土地的勞動生產效率不高；而在優勝劣汰的國內市場競爭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是判斷與衡量產業競爭優劣與競爭地位高低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伴隨著市場化與全球化發展趨勢的運行，我國農業產業競爭力與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劣勢將更加明顯地顯現出來。第三，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的有機耦合與農民經濟地位的改善。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的協調始終是社會經濟進步中必須面對的兩難選擇，國際經驗充分表明，在生產要素優化配置過程中，處理二者關系的根本原則在于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公平與效率的矛盾一直是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一大難題，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中國所特有的人多地少的現實國情。在目前人地關系如此緊張的社會背景之下，無論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創新還是農戶家庭的行為選擇，均存在著“公平”為先、“效率”為后的選擇傾向；因為對于中國農民而言，農村土地首先是一種“生存資料”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因此人們對待農村土地經營首先追求的是生活資料的基本滿足，而不是投入產出效率的有效提高，人們經營農村土地的出發點不是市場利潤的最大化，而是基本生活手段穩定性；于是在農村土地資源配置過程中，公平原則高于效率原則。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中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的不合理錯位，致使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卻無法從農業產業運作中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再加上“重工輕農”的傾斜發展戰略與農村稅費改革的相對滯后，致使農民的社會負擔相對較重，在人多地少的硬性約束下，農民的稅費負擔已經占到農業產值的20%以上，這顯然有失公平待遇原則，其結果只能是農民社會經濟地位改善的緩慢與農民收入水平提升的遲滯。

四、政策之因——國民經濟運行中的政府行為偏向

在影響與決定農業發展的要素體系中宏觀經濟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正如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的那樣：“一國農業所以停滯不前，不在于資源稟賦，而在于宏觀經濟政策和農業政策的扭曲與失誤?！痹谖覈r業發展一貫倡導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我們認為“三靠”的中心與關鍵在于“一靠政策”，因為政策既是決定科技與投入能否到位的關鍵，又是農業人為興衰的根源；而作為政策制定與實施主體的政府則在農業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歷史檢索，還是現實分析，我們都會發現政府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均表現出濃厚的工業偏向、城市偏向與市民偏向，而這恰恰是“三農”問題遲遲無法根除的宏觀根源。

(一)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工業偏向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也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特殊利益階層，也有其相對獨立的利益目標與行為偏好，由此決定了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錯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國是在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發展經濟的，更由于政府與農民在產業上的分離與空間上的錯位，政府的行為選擇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離農民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到足夠的資源去實現工業化的既定目標。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國民經濟發展的工業偏向更不可避免。一方面，依靠剝奪農業為特征的資本原始積累為工業化提供資金支持，主要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隱蔽方式)與農民稅費(公開方式)兩種方式來進行。據統計，1950—1979年政府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業取得51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為978億元，減去財政支農支出1572億元，最后政府從農業抽取的農業剩余凈額為4500億元，即每年農業部門為工業無償提供資本積累155億元。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有所緩和，但仍然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之上，1979—1994年，政府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抽取150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為1755億元，減去財政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從農業提取的農業剩余凈額為12986億元，即農業部門利益流失達到811億元；另一方面，國家財政支出過程中也表現為顯著的重工輕農傾向，盡管《農業法》明文規定：“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但是，以1992—1996年為例，財政支農支出年均增長16.8%，而向期財政經常性收入年均增長23%；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也逐年下降，1993—2000年分別為9.5%、9.2%、8.4%、8.8%、8.3%、10.7%、8.2%、7.8%；同時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遠低于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前者僅僅為后者的1／2或1／3，從而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根本不相稱。與此形成明顯對照的是，工業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持續提升，在“一五”到“五五”期間政府對工業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在45%-62%之間，而對農業的財政投資從未超過8%，最少年份為3%。這種工業偏向運行格局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業自我積累與自我發展后勁的不斷弱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力，農業勞動生產率長期停滯不前，農民生活水平低下，從而使農業這一基礎產業在墊高工業發展平臺的同時，卻使自身發展嚴重受阻，農業基礎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實與鞏固。

(二)城鄉發展中的城市偏向

這種城市偏向大致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一是資本流動的城市偏向。由于偏斜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再加上資金流動的利潤最大化傾向，長期以來我國社會資本大部分流向城市，從而使農業作為弱質產業正常發展所需要的資本支持嚴重缺位。二是勞動力流動的城市偏向。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將農民嚴格束縛在農村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擇業，而城鎮就業機會主要由城市居民來分割。盡管伴隨著市場機制的發育，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流向城市，但由于勞動力市場統一性的嚴重遲滯，致使農村剩余勞動力仍然是一種體制外的暫時流動，無法真正納入城市勞動力統一安置范圍，從而形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就業的短期性與不穩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殘缺與城鄉收入差異的進一步擴大。三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城市偏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主體只能是政府，而政府在處理城鄉利益關系上的主觀偏好，導致城市公共物品幾乎全部由國家負擔，而農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卻由農村居民自己負擔與自主解決的不協調格局；這種非均衡的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制度一方面產生了不公平的國民待遇，另一方面則從根本上引發了農村公共物品的嚴重短缺，從而極大地制約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加重了本來已不堪重負的農民負擔。四是制度創新過程中的城市偏向。制度變遷與制度創造是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無論是回顧歷史還是立足現實，我們都會發現，盡管中國的改革與創新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但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各種制度創新的主戰場與重心卻始終在城市。由于中國漸進式改革思路的影響，制度創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時期內對城鄉實行的差別政策，必然影響到城市與農村的發展格局。這種由于制度創新的先后順序特別是制度變遷的主次差別，必然導致城市制度供給的充足與農村制度供給的缺失，從而使農林經濟運行缺少持續有效的制度推動，這一點從近年來各種制度創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