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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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1.高等教育價值觀的分類
價值觀是指“人們對各種事物和現象的價值的認識和評價。價值反映著事物和現象(客體)對人(主體)的關系。事物或現象本身的屬性是構成價值的客觀基礎，它們能否滿足人們的需要，滿足需要的程度，決定其是否有價值，價值大小。人的需要是價值存在的前提，沒有作為主體人的需要，客觀事物和現象純屬‘自為的存在’，而不是‘為他的存在’。’心“高等教育價值觀是高等教育的價值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②高等教育價值觀與高等教育的功能密切相關。即:正因為高等教育具備某方面的功能，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才形成了某種高等教育價值觀。高等教育功能主要有主體功能(促進人的發展)和社會功能(經濟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兩種。相應的高等教育價值觀大體也可分為兩種: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而在社會本位中又有偏重于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經濟功能與文化功能三種不同的價值觀。個人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強調高等教育的基本價值在于促進個人知識與理智的發展，達到個性的完善;社會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強調高等教育通過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促進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價值;單純強調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承與創新功能的知識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則主張“高等教育的基本價值在于知識創新，學術探求，科學研究。”③約翰·s·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與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交替發展過程，在筆者看來，這正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高等教育價值觀在美國的體現。其中，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把知識本身作為教育的目的，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則更強調知識對國家的有用性。
2.高等教育價值觀的時代性
不同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由于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不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高等教育價值觀，這就是高等教育價值觀的時代性。以美國為例，迄今為止，美國高等教育價值觀經歷了由政治論—認識論—認識論與政治論并存—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盛行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在美國建國初期，人們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培養牧師、教師、律師和醫師的場所，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建基于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隨著像德國大學一樣重視研究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建立，高等教育開始主要以認識論哲學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而伴隨著貫穿于19世紀不斷加速的工業革命的力量，學院和大學所發現的知識對社會生產和生活變得越來越重要，結果，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逐漸壓倒了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而占據優勢地位。這樣，過去大學以純理論研究本身為目的，現在大學的純理論研究則被用于實現政治目標。
我國的高等教育價值觀總體來看一直是社會本位的，國家強調高等教育對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國家的發展與進步的功能。在期間，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一度被極端擴大。以后，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和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隨著社會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被突顯出來，另一方面，國家越來越重視高等教育滿足個人發展需要的作用，即由過去單純的社會本位向更多地考慮個人發展需求的方向發展。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寫道:“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歷史發展中一樣，高等教育哲學的許多方面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漸顯現的。事實上，這許多方面都是以滿足各自所屬的歷史時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來獲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也就是說，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高等教育據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不同。這就是高等教育價值觀的時代性特征。
二、從高等教育價值呢看教育社奮屬性之爭
關于教育的社會屬性的認識，列寧的“教育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一命題在我國期間被絕對化，從而極端歪曲和擴大了教育的上層建筑屬性。教育的社會屬性之爭就是指以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教育戰線上人們開始反思對教育造成的傷害，思考期間的教育路線、政策和基本指導思想的評價問題，從而形成的關于教育性質、屬性的一些認識。總結起來，關于教育的社會屬性的觀點有28種之多，代表性觀點有“生產力說”與“上層建筑說”、“雙重屬性說”與“多重屬性說”、“社會活動說”與“特殊范疇說”、“生產實踐說”與“精神生產說”、“社會化說”與“個性化說”、“生產部門說”與“非生產部門說”等等，①當前關于教育的“公益性”與“產業性”之爭在筆者看來也是這一爭論的繼續與深化。而當我們今天重新回顧教育的社會屬性之爭，我們會發現，其更大的意義不在于論爭的結果，而在于爭論的背后，在于爭論本身對人們思想觀念解放的推動作用以及由此實現的教育對社會經濟發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由于教育價值觀的時代性，我國的教育價值觀在前更加強調教育的政治功能，之后則更看重其經濟功能。事實上，教育社會屬性之爭正是由這種價值觀的轉變所引起的，各種不同的有關于教育社會屬性的觀點恰恰是不同的教育價值觀的表現。因此，從高等教育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教育社會屬性之爭，實際上是人們的思想不斷解放、對教育的經濟功能認識的不斷加深、并越來越重視教育本身的經濟價值的過程。教育社會屬性之爭也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從實踐上說，爭論使人們解放了思想，對教育功能、屬性、本質、性質的認識不再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從而開拓了思考問題的思路，人們開始從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社會實踐活動等各個不同的角度審視教育的本質、性質、屬性等問題;爭論本身使教育的上層建筑屬性與生產力屬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展現，對于教育在經濟領域的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從而推動了教育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的發揮，推動了科技成為第一生產力的觀念的建立和發展。從理論上說，爭論本身深化了人們對教育本質、教育屬性的認識，是對教育學基本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三、從高等教育價值觀看高等教育的辦益性與產業性
第2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我國縣辦高等院校的發展類型有建構式的，有演變式的。1984年7月批準設立的沙洲職業工學院和1999年3月批準設立的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包括2013年9月批準設立的昆山杜克大學，之前在所屬縣級市沒有任何基礎，是從無到有的開辦過程，完全屬于建構式開辦。濟源職業技術學院是2001年4月從濟源中等工業學校改制升格而成，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是2002年由義烏商貿專修學院、杭州大學義烏分校合并升格組建而成，江陰職業技術學院是2002年9月由江陰職工大學改制升格而成，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是2004年7月由太倉市廣播電視大學、太倉工業學校、江蘇省太倉師范學校合并升格組建而成，濰坊科技學院是2008年在濰坊科技職業學院的基礎上升格建立，江蘇科技大學蘇州理工學院是2012年6月由江蘇科技大學南徐學院更名、遷址至張家港市而設立，這些院校都是在原有學校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是演變式發展，且有改制升格、合并升格、更名遷址等幾種演變方式。
2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趨勢
作為國內最早開辦高等教育的縣級市，張家港市肯定是縣辦高等教育先發型縣域，其他擁有自己政府建辦的高等院校的縣（市），在目前也應該是先發型縣域，畢竟我國的縣域高等教育整體上講很弱，算是剛起步。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的未來，離不開其所處的生態環境，從全球、全國宏環境到省內中環境再到所在縣域的微環境，外界環境的未來將決定縣辦高等教育的未來走向。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與基本標準趨向統一性，人才培養模式、層次、類型呈現多樣化，辦學、管理體制趨向多元化，從一元控制到多元治理。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除上述發展趨勢外，更重要的總體趨勢是“國際化”和“縣域社會中心”。
2.1影響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的外界環境
就全球、全國宏環境而言，我們正處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大背景下。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知識與人員、技術、資金的聯系更加緊密，其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特性不斷凸顯，使得經濟的發展愈發依賴于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用。高等教育作為知識生產、傳播和使用的主要部門，在知識經濟時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各國高等教育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在教育思想、教育體制、教育模式、教育格局、教育群體、科研成果到教育終極目標等內容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更趨緊密，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建立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國際化已經成為我國高校的一種戰略選擇，從最初國內一流大學走向國際化到現今一般院校的國際化，甚至高職院校也已經步入國際化發展軌道，縣辦高等教育概莫能外。英國大學理事會的當選主席、英國政府的教育政策顧問史蒂夫•史密斯認為，大學的國際化戰略不僅有助于發揮大學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提升大學的辦學質量，更有助于大學的人才培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擴大教育開放，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諸多宏觀因素影響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就縣域微環境而言，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所在縣域都是我國經濟實力強勁的區域，國際化進程是整個縣域發展的一部分。如張家港市，外向型經濟非常發達，1992年就有全國唯一的內河型保稅區——張家港保稅區，2008年11月，國務院又批準設立張家港保稅港區，成為我國目前唯一位于縣域口岸的保稅港區，也是國內第二家區域整合型保稅港區。從保稅區到保稅港區，張家港市充分發揮特殊經濟區域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當地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至2013年底，完成口岸貨物吞吐量2.6億噸、集裝箱運量170萬標箱，進出口總額322.4億美元。在長三角一體化加速、江蘇沿江開發和沿海開發戰略同時實施下，加上滬通鐵路的開工建設，張家港區位條件發生新變化，將迅速形成“港口驅動”與“高鐵驅動”東西兩翼雙驅發力的疊加效應，為爭當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排頭兵，打造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奠定了基礎。隨縣域微環境的發展需求，縣辦高等教育就得更加突出國際化要求。張家港市政府在2012、2013年的工作報告中，專門就國際化合作辦學提出要求：“加強中外合作辦學，推進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取得新進展”，“重視沙洲職業工學院、江蘇科大蘇州理工學院建設，加快發展高等教育，積極推進國際辦學合作，鼓勵社會多元化投入，走教育國際化、多元化發展之路。”縣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決定著縣辦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趨勢。
2.2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路徑
縣辦高等教育如何實現國際化之路？江蘇昆山市的做法是通過國內著名的武漢大學引進美國的杜克大學，張家港市的做法是政府出面引進印度NIIT軟件學院進行人才培養以及沙洲職業工學院與美國何晶大學合作開辦某些專業進行中外聯合培養。是否一定要引進國外高校就是國際化教育？應該不是的，那只是國際化教育的一種方式，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是在于辦學中融入國際化元素。這些國際化元素體現在以下發展路徑中[2]：一是辦學理念的國際化。先發型縣辦高等院校要培養符合縣域城市化、現代化及國際化進程中急需的國際化人才，這些人才要具有國際視野、知曉國際規則、緊跟相應技術的國際發展現狀與趨勢。從國際視野的角度對人才培養的總體情況進行全面考量，將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的改革和發展置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之中，認識高等教育的本質和作用、改革與發展問題，進而確立適合辦學的基本方針和策略。二是管理模式的國際化。教育國際化牽涉到學校教學和管理等多方面資源的配置，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國際化管理結構和運行機制是實施國際化辦學目標的根本保障。為了有效推進國際化-34-進程，學校層面可設立一個專門的管理機構，統一部署學校的國際化發展戰略和制定落實發展規劃，全面負責宣傳、招生、教學、學生管理、外事、簽證等與國際化相關的事務。三是課程體系的國際化。國際化人才既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又要了解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并能夠突破文化差異障礙吸取人類文明成果，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課程體系，使課程結構和課程內容國際化。四是教學團隊的國際化。教學團隊國際化是實現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最基本條件。推動教學、科研向著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必須依靠具有國際知識和經驗的教師。建立國際化的教學團隊，有外引內培等途徑，既要從國外大力引進外教，又要致力于本土師資的國際化。
3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的縣域社會中心發展趨勢
作為縣辦的高等教育，起源于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迫切需求，并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要素，這符合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提出的高等教育“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發展趨勢理論。1966年，弗里德曼用經濟學“核心——邊緣”理論分析研究“二戰”后經濟社會現象與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關系時，發現在知識成為經濟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資源與生產要素后，高等教育逐步從游離于社會之外的“象牙塔”進入到社會的邊緣區，并漸次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要素。[3]高等教育成為引領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軸心”，意味著縣辦高等教育已開始走向社會中心。
3.1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向縣域社會中心發展的緣由
高等教育走向社會中心，源于知識經濟的興起和高等教育社會化。其中知識經濟的興起是高等教育走向社會中心的經濟因素，高等教育社會化是高等教育走向社會中心的社會因素。高等教育獲得社會中心地位并不是突發的，高等教育從誕生之初就形成和積累著支配與主導社會發展的性質和能力。這種積累的必然結果是使高等教育具備走向社會中心的可能。同時，當社會發展所蘊藏的知識經濟成份不斷增加時，為這種積累的釋放提供了空間。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得這種積累的釋放變得現實與緊迫。當以知識創新為基礎的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工業經濟后期的40%上升到80%以上，高科技產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大約為65%，其中信息科學技術產業、生命科學、技術產業和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科學技術產業的產值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投入到高科技產業的勞動力大大高于投入到農業和工業中的勞動力的時候，知識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使高等教育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作用得到彰顯，知識經濟條件下的發展規律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走向社會中心。[4]高等教育社會化是高等教育與社會相互作用，并面向社會不斷開放，從而被社會所接納、認可乃至支持的發展過程，實質上是高等教育與社會間的一個互動發展過程。一方面當社會發展由以土地為主要資源的農業社會過渡到以資本和自然資源為主的工業社會，并逐步被以知識的創造生產為重要基礎的知識經濟社會所代替的時候，高等教育社會化就被社會的這種發展需求所推動，具體表現為:一是教育對象已從面向少數人的精英教育發展到服務于一般國民的大眾化、普及化教育；二是伴隨著教育大大拓寬，選拔方式更加靈活多樣，高教機構也日趨多樣化。公立與私立、全日制與業余并存，非四年制及非大學高教機構就學人數明顯增多；三是高等院校與科研部門、工商企業進行廣泛與深入的三方合作；四是吸收社會各界人士參與高等院校管理，使高等院校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更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5]。由此可見，高等教育走向社會中心的基本發展邏輯是：社會需求擴大—高等教育社會化—內涵、外延擴大。[6]
3.2先發型縣辦高等教育向縣域社會中心發展的要件
縣辦高等教育發揮好縣域社會中心作用，主要的就是要構建系統機制，使高等教育與縣域社會互動發展。高等教育機構通過充分發揮人才、技術和信息資源優勢，為縣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人力資源開發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來提升區域社會發展的綜合實力。同時，縣域社會內的政府、企業、各部門也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信息、經費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撐。二者間的這種相互作用，促進高等教育與縣域社會協調發展。互動發展的內容涵蓋了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給縣域社會服務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在這一過程中，高等教育從縣域社會中也汲取自身發展需要的物質能量，不斷提高學術水平，鞏固在本縣域社會中的地位。高等教育與區域社會互動發展的關系也逐漸由被動適應轉向了主動服務，服務的方式日趨多元，包括人才培養、科學、技術咨詢與服務，創建科學園區，創辦企業型大學等方面。國外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實踐對此給予了證明。在人才培養上，為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和廣大民眾對接受高等教育日益高漲的期望，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相繼建立了社區學院、技術進修學院和短期大學。在科學與技術咨詢服務上，政府、企業和高等院校共同開展科研合作，共同建立研究中心，開展技術開發。195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成立的微電子研究和生產基地是世界第一個以大學為依托的科學園區。目前美國已建立100多個科學園區。而后的日本、英國和德國仿效美國在有條件的大學周圍開辟科學園區，以適應技術革新和產業的升級。高等教育與縣域社會互動發展的過程是政府、高等院校和市場諸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互動發展的運作機制就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市場調節、政府調控以及信息溝通等構成了高等教育與縣域社會互動的有效機制。縣辦高等教育發揮好縣域社會中心作用，另外就是要完善高等教育系統整體功能。目前先發型的縣域多元化高等教育系統實現走向社會中心的目標，必須形成合力，避免高等教育系統內因功能的紊亂而能量耗散，影響走向社會中心的進程。高等教育功能的分化與整合，是高等教育擺脫“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兩難困境的“良藥”。[7]高等教育在崇尚學術的同時，為獲得社會各方面的支持，就必須面對社會眾多領域的實際需求，積極主動地為社會發展提供服務，這就需要高等教育做出合理的選擇。作為縣辦高等教育，要通過教育功能的分化與整合，適時適度調整自身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度，比如在文化引領、科技服務、終身教育體系搭建等方面，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好教師的作用，突出師源性貢獻，而不僅僅是履行為社會輸送畢業生的單一功能。
4結語
第3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注理論體系建設，就是為學科發展服務。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教育經濟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理論體系依然處于構建之中，一系列體系構建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發展至今本學科理論體系構成現狀如何？每個研究領域在整個學科體系結構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構一個合理的理論體系？這些都是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從教育經濟學的母體中分離出來后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斷探索，其理論體系的構建己經初具規模，并繼續不斷豐富和深化，為本文對其進行統計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還不夠成熟，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對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狀進行審視與分柝有利于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現狀分析
我國教育經濟學與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結構的比較，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和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不盡相同。教育經濟學的學科體系應該涵蓋更為一般、廣泛的問題它的研究對象應該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領域不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辦教育都脫離不開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經濟學是教育經濟學科的一個特殊領域或分支領域使教育經濟學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動中存在的經濟問題。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筆者對目前國內外較有代表性的32部著作(國外9部我國23部)中的各基本內容進行統計分柝計算它們在教育經濟學體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框架，并對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經濟學”為名的著作所反映的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進行統計分柝與教育經濟學的體系結構進行對比，希望發現目前教育經濟學與高等教育經濟學在理論體系結構上的異同點，以教育經濟學體系結構為鑒，尋找高等教育經學體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與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比較。
從他們的理論框架中我們可以發現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既與教育經濟學有重合的領域又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范疇。將上表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資理論、概述、教育與社會經濟的關系、供求關系及其調節、成本一收益理論、籌資收費問題、產業理論、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研究及產學研研究。我們進行對比發現，教育經濟學將關系到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該內容在所有著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國著作中占到947%)而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對這部分內容卻關注甚少，這也反映出我國教育經濟學在學科體系建構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學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經濟學卻以問題研究的思路來構建理論體系缺乏對“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論體系還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將教育投資問題不約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供求關系理論、成本一收益理論、籌資等問題也引起了足夠的重視，這些在教育經濟學范疇內也是重要內容。
高等教育經濟學不同于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主要表現在高等教育產業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探討以及產學研研究等充分體現出高等教育經濟學不同于教育經濟學的獨特研究領域，顯示了高等教育的特點。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以問題研究為主各著作的理論體系也主要從問題研究出發進行構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學科構建的規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還不夠規范與完善。
2.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與國外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比較。
我們發現數據所體現出兩大特征。一方面，我國與國際研究相接軌的內容主要為高等教育經濟學概述、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及其調節、成本——收益理論、投資理論和經費問題而這些內容恰恰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的西方教育經濟學的核心內容。由此可知，無論是前蘇聯的高等教育經濟學還是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都把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核心理論來構建本國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經濟學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研究、高等教育產業理論以及產學研研究是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獨特的研究內容可以說明，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納入了諸多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的內容體現了中國特色
(二)理論體系結構的分類
縱觀我國20年學科發展從宏觀上來說，我國目前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學科理論體系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1.經典型或傳統型.
經典性或傳統型的體系主要是指在學科發展一開始在借鑒前蘇聯學科體系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這種體系由學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領域構成能夠較為全面的學科研究的各個方面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讀者通過對它的學習可以對該領域的基本范圍和基本問題有一個全面了觶但是這種體系結構下一般不會對問題研究的太過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識性的探討，研究方法也較為傳統和規范。我國大部分著作都屬于這種類型。
2個性型或專著型.
這種類型的體系的主要特點是體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傳統型體系進行構建而是作者根據自身的研究興趣或研究優勢對學科某一(些)領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獨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來對問題進行細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創新性的結論形成富有個性化的體系結構。這種結構的作品常以專著的形式出版，其體系結構的個性化特征極為明顯。如張萬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對高等教育產權、經濟規制、產業融資、后勤社會化和高等教育投資問題進行探討。
(三)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特點
1以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強調中國特色
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起步較晚，這便有了借鑒國際先進理論的機會。在學科理論體系構建之初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合理內核，探討我國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及其調節、高等教育成本——收益問題、教育投資和經費等問題。同時，在理論構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運用人力資本理論來解決我國面臨的實際問題。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高等教育乘市場浪潮參與市場運行機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現實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經濟研究以理論為本，放眼實際對許多高等教育領域中顯現的重大問題進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產業問題、高等教育產品的屬性問題、產學研研究、產權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等等。這些內容既豐富了理論體系擴展了研究內容，又顯示了中國的特色。
2以問題研究為主注重解決現實問題^
由于西方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是以問題研究為思路的。我國在借鑒西方理論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以問題研究為主的特點。總結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研究領域我們可以發現其理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不夠嚴密，缺乏一個貫穿整個理論體系的主線，即邏輯起點，理論體系的結構總體上是問題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經濟學概述、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及其調節、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論和高等教育投資理論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傳統理論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論、產學研研究、學生就業研究、籌資收費問題研究甚至包括產權制度研究、高等教育產業理論研究等問題理論部分。問題研究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重頭戲也說明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實指向性。
3強調與社會的外部聯系，突出社會服務功能^
高等教育區別于普通教育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社會服務功能。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研究高等教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規律的學科，必然會將高等教育的這一功能作為研究的重點。如高等教育資金籌措、學生就業問題、產學研研究、后勤社會化、高等教育的規模效益和區域經濟問題都是高等教育經濟學特有的研究內容，體現了高等教育經濟學的“高等’性注重從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來探索高等教育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是直接為高等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經濟學具有明確的社會指向使得研究獲得的所有結論和成果可以直接為社會服務，為高等教育的運行服務。
4研究方法注重實證兼用規范分析。
注重實證研究和規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個明顯特點。高等教育經濟學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來驗證問題，明確事實。從大的范圍來說主要有：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問題(包括高等教育規模效益現象研究、資源合理配置問題等）高等教育經費籌資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資的合理比例、負擔與補償、成本與效益。在實證研究的具體方法中，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采取調查統計、量化研究、數理模型、經濟學模型等多種方式。高等教育經濟學的另一部分屬于規范研究的范疇他們涉及道德規范、價值判斷等問題。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質、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財政資助問題、公平與效率問題等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在各自適合的領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在許多情況下，二者的融合所獲得的結論優于單獨使用其中的一種。我們應該走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的道路，彼此補充，互為支撐，更加有利于學科理論建設。
三、主要存在問題及展望
(一)理論體系亟待邏輯化
1.邏輯起點的確定。
每一門科學都有特定的理論體系而每一種體系都應該有各自的邏輯起點，它在學科體系的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認為構建學科理論體系首先應當確定邏輯起點借助邏輯推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構成嚴謹的邏輯系統。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傾向于問題研究其理論體系不嚴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筆者認為，高等教育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應該是教育服務。無論是從邏輯學中隊邏輯起點的規定性還是從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思路來看，將教育服務作為高等教育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都具有科學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2概念體系的重構。
可以說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成熟與否，其核心是概念體系的建構是否科學，概念體系是理論體系的核心。總結高等教育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現，現有的基本概念體系存在不完整、邏輯層次不明顯的特點。因此應該從對概念體系的現狀研究出發剖析目前概念體系存在的問題。筆者觀點從“高等教育服務”這一邏輯起點出發明確高等教育服務存在的環境及運行機制理順基本概念之間的邏輯性和層次性，構建科學的概念體系.
3理論體系的重建。
理論體系應該具有嚴密的邏輯范疇，它是通過作者的認識邏輯而展開。概念是基于人們對現實事物的理性認識而產生的抽象要素，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層次遞進關系構成了概念體系的邏輯，沿著這種邏輯對理論內容的展開就構成了理論體系的邏輯正是基于這樣一種邏輯行程對現有的理論體系進行重構以凸顯理論體系的整體性、系統性和邏輯性.
(二)研究視角多樣化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經濟學、教育學的范疇當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學、成熟的理論體系應該以系統性和邏輯性為其重要標志，因此，理論體系的建構需要有系統論的觀點和邏輯性的視角。將高等教育作為一個系統探討高等教育與社會系統環境特別是經濟環境發生聯系時產生的現象問題和理論問題，對該學科研究傳統所累積的龐大理論知識進行合理的重建，運用系統化的方法把己經獲得的各種理論知識——現象、概念和原理構成一個科學的理論系統.
科學的理論體系都應有嚴密的邏輯性。它們都應當是采用一定的邏輯方法，按照邏輯的必然聯系組成的嚴密系統。愛因斯坦曾對理論體系的概念邏輯進行論述。他說“在發展的第一階段，科學并不包含別的任何東西。我們的日常思維大致是適合這個水平的。但這種情況不能滿足真正有科學頭腦的人因為這樣得到的全部概念和關系完全沒有邏輯的統一性。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人們創造出一個包含數目較少的概念和關系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第一層’的原始概念和原始關系作為邏輯上的導出概念和到處關系而保留下來，這個新的'第二級體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層的概念）而有了較高的邏輯統一性。對邏輯統一性的進一步追求使我們到達了'第三級體系這種過程如此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得到了這樣一個體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統一性和最少的邏輯基礎概念，而這個體系同那些由我們的感官所作的觀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領域豐富化
1.加強微觀領域研究。高等教育經濟學從研究層次來看，應該從包括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進行構建，并結合實際問題完善理論體系；但從分析結果來看，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主要以宏觀和中觀領域的教育經濟問題研究為主，而對教育經濟學的微觀領域仍然缺乏研究興趣，特別是教育內部的經濟問題如學校、班級教育中顯現的一系列經濟現象關注較少。
2重視主體研究。從上文分析我們還可以明顯發現，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發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對教育的客體研究上，而對教育主體即人所引發的經濟問題的研究力度不夠。一些教育經濟學著作己經注意了對教育者即教師問題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學生在參與教育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即使有學者關注也是勢單力薄，沒有形成一股整體力量來推動其發展。論文也會從人的角度提出這一現實問題，引起學者們的注意。
第4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鍵詞： 高等教育 區域經濟 互動關系
作為培養人才、傳授知識、生產知識的重要途徑，高等教育在社會經濟尤其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見其重，可以說，一個區域高等教育的實力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該區域經濟的實力和水平。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在各地大聲疾呼加強經濟競爭力以應對世界經濟沖擊的情況下，不少學者已將目光轉向了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方面的研究。但就這兩者之間如何建立良性互動關系，以實現“互補”、“雙贏”的問題，人們還沒有予以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討論，而建立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之間互利互補的良性關系，無論是對深化高教領域的改革，還是對提高我國區域經濟的競爭力，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高等教育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高等教育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高素質的勞動力。高素質勞動力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對于區域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近百年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可以通過大量投入資本和自然資源達到，但其后果可能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惡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公。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界和有關國際組織提出了“基本需求戰略”的發展觀，進入80年代后，則更強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而大力培養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毋庸置疑是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1］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之所以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在一般條件下，人知識的增加和勞動者生產技能的提高，會促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第二，在技術不斷變動的生產經濟中，人“處理不均衡狀態的能力”的提高，會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從而使經濟不斷增長。所謂“處理不均衡狀態的能力”，是指在動態的經濟條件下人們有意識地根據經濟條件的變化重新配置他們自己的資源（如財產、勞動、時間等）的能力。第三，人們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時間的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2］
2.高等教育為市場的正常運營構建經濟軟環境。所謂市場經濟的軟環境，是指發展市場經濟所必備的人文道德環境，包括誠實守信、有序競爭等，營構良好的市場軟環境是發展區域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基礎和先決條件。［3］當今，社會信用缺失和道德失衡引發的低劣的經濟運行問題令人十分擔憂，因此在規范社會秩序和重樹信用之基的過程中，高等院校自身教書育人的感化功能和文化優勢同法制手段一樣，都是不可忽略的，這對區域經濟健康長久的運行有著重大意義。
二、現狀與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日益受到重視，高等教育的作用也顯得日益重要。在沿海地區，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結合已經取得了初步成功。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為例，這三個經濟板塊的GDP相當于全國的50%，資金和人才的集中程度也接近全國的一半。另一種現象也隨之出現，沿海地區正在大力吸引內地的大學到當地辦分校或二級學院，如深圳虛擬大學園區、珠江大學園區、上海淞江大學園區等。這種現象說明，沿海地區高速的經濟發展能夠吸引大量的智力資源，而這些智力資源更為其帶來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知識、人才、科研、服務等綜合資源。但是，我國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互動關系還有許多有待于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1.高校布局結構不能很好地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差異大，未形成全國性、區域性、地方性等不同服務覆蓋面的布局結構。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如深圳、珠海等地）和西部落后地區（如寧夏、、新疆、青海等地）高校布點少，更談不上規模與體系；同時，為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當地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服務的地方性高等職業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也需要從設置與管理上予以規范。［4］
2.高校科技轉化能力不足。我國目前經濟比較領先的區域正面臨著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和增長方式的轉型是重要內容，必須以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導向。實現這一切，依靠的就是科技與創新。經濟的區域化發展迫切需要高等學校積極參與地區發展，為地方經濟提供科技服務與智力支撐。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的高校的科研基本只“聽命”政府撥款和職稱評聘，科學研究與市場需求相脫節，我國許多高校及其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時轉化。
3.高級人才與經濟需求錯位。高等教育在人才的培養上常常滯后于經濟的發展，經常出現一方面高校畢業生畢業就失業，另一方面有創新能力的實用型人才供不應求的錯位現象。以長三角為例，近幾年隨著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已產生諸多問題。數據顯示，2003年長三角部分地區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足60%;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由于長三角地區技術工人的斷層，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供不應求，絕大多數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在95%以上，高級緊缺技工甚至“身價直逼博士”，如昆山市一些企業喊出了“28萬年薪聘高級電焊工”的口號。［5］
三、對策
1.加快區域性、地方性高等教育建設，推進大都市圈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實施城鎮化發展戰略。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區域發展是以城市為中心實施的，以中心城市為核心，輻射帶動周邊中小城市與城鎮協調發展，逐步形成有機的城鎮體系，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1996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卡斯特爾提出“信息城市”理論，指出城市在群體空間中的等級與作用不僅取決于其規模和經濟功能，而且取決于其作為復合網絡連接點―區域節點的作用。他指出，“香港―深圳―廣州―珠海―澳門”是一個正在形成的都市區域，這里將成為21世紀卓越的工業、商業與文化中心。這個地區大中小城鎮的崛起、城鄉協調發展、功能各異的城鎮體系,以及東西方經濟文化的結合等對該區域生產力發展的作用不可低估。以西部大開發為例，如果單從成都、重慶、西安三個中心城市發展，那么這三個區域節點無非是三個軸心，它們將對周圍區域產生輻射帶動作用，而如果將這三個軸心聯成一條軸線，那么它帶動的將是西部大開發的全面推進。根據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特點，可以設想按照除上述兩個大都市圈外的京津冀北、大上海、長江中下游、濟青、沈大、吉黑、湘鄂贛九大都市圈規劃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完善城鎮體系，推進大都市圈區域經濟發展，需要高等教育系統與之相配套，形成相應的區域性高等教育體系。［6］
2.政策扶持，協調發展。由于各區域綜合實力存在明顯的差異，中央及各級政府應該采取區域推進的方法，分批逐步開展。從政策等方面給予經濟落后地區較大的支持，鼓勵地方企業、公司及個人以資金、合作科研、設立獎學金等各種形式幫助當地高等教育的發展建設。東部沿海地區在大力發展本地區域高等教育的同時，也應作為向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集合和依托，通過波狀擴散、輻射擴散、跳躍擴散等，實現高等教育的對口支持。
3.整體規劃，區域發展。長期以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一直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各個區域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與規模的不同。對于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有可能是滯后的，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的可能性太小，因此要在擴大辦學規模、提高效益的同時，加快發展速度，為迅速發展的區域經濟培養更多更好的人才；對于中等發達地區，不能盲目追求規模和速度，要走與區域經濟相協調的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緩進式道路；對于經濟落后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如果是過度超前的，就無法得到經濟的有效支撐，所以必須控制發展速度，穩定辦學規模，努力改善和提高教育質量，以更加貼近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在國家宏觀統籌的基礎上，實現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因地制宜地制定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發展戰略。
參考文獻：
［1］劉健，李忠紅，梁紅.論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J］.教育與經濟，1999，（4）：20-21.
［2］馬佳宏.教育新視野：教育與經濟關系的多維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2.
［3］張軍.對建立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良性互動關系的思考――兼論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5，（3）：108-112.
第5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鍵詞：生態觀；我國高等教育；平衡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0-0003-02
生態學這一觀念被應用于我國的教育界這一領域起始于20世紀初，教育“生態平衡”的提出和發展是教育事業的一大發展和創新，給教育界帶來了光明和新的發展契機，由此出現了新的教育世界觀、認識觀以及方法論。后來，各種以生態觀的視角來思考、探索、解決生態領域的理論和實踐性問題的研究越老越多，高等教育領域的生態平衡研究正式出現。
一、對生態觀視角下我國高等教育平衡的闡釋
生態學本身是一種研究生物和環境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學科。其中生態學的觀點、理念等作為一種正確的認識論，各個領域也逐漸對其進行借鑒和應用，包括政治、文化、經濟以及教育，政治生態學、文化生態學、經濟生態學等各種名詞也相繼出現。將生態學這一觀念應用于高等教育領域，不僅與當前高等教育領域所出現的問題相吻合，而且為其可持續性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高等教育生態學這一觀點，最早由英國的教育學家提出，逐漸被引入到中國，開拓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空間和范圍，其中以生態領域的可持續發展、平衡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等觀念來確定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目標具有很大的先進性和可行性，從而促進了高等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有關高等教育的體系，其本身就是一個動態而又復雜的系統，其中各個因素之間是互相關聯、互相制約的，隨著其動態的變化，會呈現出平衡和不平衡的兩種狀態。其中高等教育的生態平衡觀是目前的根本問題，生態平衡觀并不意味著這個體系各個因素保持靜態的平衡，它是一個動態的體系，即需要保持在結構和功能之間，物質、信息等輸出和輸入之間的平衡。高校教育體系的平衡觀是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據近幾年來的數據調查顯示，我國各個高校的招生人數逐年呈現上升趨勢，高等教育已經發展到了大眾化的階段。在這樣的形勢下，在面臨著教育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其與資源的迫切的矛盾更加深化了，最終導致高等教育系統的失衡，為了維持自身的發展，這種失衡狀態將會愈演愈烈，最終教育界出現了“生態危機”，可持續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從生態學的視角，以生態學的認識論來分析這一問題，以其方法論來指導這一問題，從而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走上生態可持續性的發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生態視角下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平衡發展的對策探討
高等教育體系的生態平衡指的是高等教育這個體系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平衡性、運行的高效性以及功能的優異性等。要想保持高等教育體系的生態平衡，需要從根本上了解高等教育體系中存在的問題，然后結合高等教育的生態平衡觀，從而推動高等教育的可持續性發展。其中需要準確地把握教育生態觀的實質以及要求，遵循其發展的根本規律，最終保持其生態上的平衡發展，這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建立起高等教育生態發展的人才培養目標。新時期的社會講究生態和諧，其中人是促進和諧的主導力量和根本保障，只有在人和諧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的最終和諧。從生態哲學的角度來講，生態指的是社會的主體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生機勃勃的狀態，其中的各個生命要素之間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作為高等教育這個有機的統一整體，其主要構成部分是學生，其主要發展的目標也是培養學生，將其發展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因此，要想實現高等教育的生態發展，首先需要在此基礎上制定符合生態觀的人才培養目標。關于人才培養的生態觀，其中需要做到促進人才的全面性、可持續性以及和諧性的發展，最終培養出符合社會需要的“生態人”。這一概念指的是其不僅能夠做到在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做到順應生態需求，實現自身與他人、與社會以及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共存。綜合相關人的研究，本文認為生態視角觀下培養出來的生態和諧發展的人才一般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征：（1）保持著對生命的信仰和敬畏，將生態的整體價值放在首位。這樣的人才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還將社會、生態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另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將整體的利益放在首位，從而保證社會利益和生態整體利益的和諧發展。（2）追求物質獲得和精神享受的統一。生態觀視角下的高等教育的平衡，不僅需要培養出在追求自身發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基礎之外，而且還能夠將道德的追求作為自己所奮斗的目標。（3）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行為理念。可持續發展不僅講求長久發展，還更加注重綜合性地平衡發展，即經濟、社會以及生態之間的共同發展，生態觀視角下的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就需要具有這樣的特征。高等教育的生態平衡發展首先在培養人才方面，需要將生態和諧作為根本的發展目的，在最大程度上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的同時，落實人本思想，從而培養出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能夠促進社會和諧的具有綜合素質的人才，最終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生態平衡性發展。其次，針對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的目標上需要做到保持一致性，將生態的平衡發展作為根本的人才培養目標。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高等教育一共分為三種類型的學校：一是研究型和教學研究型的大學，二是本科類院校，三是高等職業技術類學院，其三者之間雖然為三個不同的獨立個體，但是在人才培養目標上應該保持定位的統一性，這樣才能實現高等教育在總體上的和諧、可持續、平衡地發展。
2.形成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統生態平衡發展的生態環境。具有一個保持著平衡、協調、和諧的整體的生態環境，對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如今這樣一個大的教育環境和背景下，要想實現生態平衡的發展，各個高等院校就必須要做到使自身的教育系統與整個的高等教育相適應。其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高等教育需要不斷地為社會輸送大量的人才，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二是社會要為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各種有利的條件。對此，一方面高等院校需要在充分了解社會需求的基礎上，對自身的教育體系不斷進行優化和改革，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融入到自身的教學目標中，從而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充分發揮自身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另一方面，為了促進高等教育的生態發展，社會需要給予高等院校充分的支持，包括加大經濟上的投入。在立法方面，建立健全高等院校教育的相關法律，優化高等教育的政策，從而為其提供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根據目前我國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情況來看，其中資源短缺是很多高等學院都面臨著的嚴重問題，并且已經成為了限制其生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高等教育的自身的生態發展來看，首先需要在資源上保證充分地給予，不然將對高等教育整個系統的生態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最終可能會造成整個教育體系面臨困難。要想保證高等教育資源的充足，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建立起多元化的教育投資體系。
3.全面優化調整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構，實現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樣化發展。根據生態學的觀點，生態系統要想維持自身的生態平衡，在其結構上需要保持一致性，在生物種類上需要做到多樣化，這樣的生態系統才是穩定的。高等教育系統也是如此，不僅需要在其功能上保持協調統一，還需要做到多樣化，這樣的高等教育系統才是生態平衡的。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構，為了保持生態平衡性是需要不斷進行優化的，一是適應性優化調整，二是戰略性優化調整，二者都是為培養出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人才服務的。在適應性優化調整方面，即在對自身系統進行完善的同時，從而增強系統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這不僅說明高等教育系統不僅需要具備促進自身發展、培養社會人才等方面的基本功能，還應該具備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并且保持其相互之間的平衡性。
4.堅持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近年來，高等教育體系逐年呈現增長趨勢，一方面數量得到了增長；另一方面規模也迅速得到了擴大，然而高等教育的系統并沒有在人才培養方面或者在促進經濟增長上具有更大的優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高等教育系統的沒有做到整體上的協調、平衡、可持續。因此，高等院校首先需要意識到數量、質量、結構以及效益這四者之間并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一個互相共存的整體，單純地做到規模和數量上的擴大，而忽略其他三方面的因素將對整個高等教育系統造成不利的影響，即導致其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各個高等院校需要具備一個全面發展的觀點，保持其中各個要素之間的生態平衡，從而做到可持續發展。
三、結語
綜上所述，生態視角為我國的高等教育帶來了新的面貌，它是一個全新的發展觀點，對我國高等教育的長久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就目前眾多高等院校的發展模式來看，其中仍然存在著各種違背生態平衡的做法，因此迫切地需要加強對生態平衡的重視，遵循生態平衡的原則，最終實現自身的長遠而平衡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王素玲，蘇世寬.高等教育生態發展的教育生態學審視[J].高等農業教育，2008，（09）.
第6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社會信任又稱普遍信任，是指對陌生人或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任，反映了個體對人性善的信賴。社會信任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礎。信任有利于發展和維護民主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增進個體身心健康，更關乎社會和諧和文明進步。良好的社會信任可以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是政府善治的劑。
正是因為社會信任的積極作用，其影響研究也廣受關注。影響社會信任的相關理論闡釋大致可分為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兩類，制度論和文化論是宏觀視角的典型代表。制度決定論認為某些制度環境比其他制度環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產生，包括有效的政府、民主的體制等。有效的政府可以通過健全的法制體系、公正的政治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穩定的社會治安等增強人們對制度的信心從而增強彼此間的信任感。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增強人們之間的信任。只有當人們沐浴在民主的陽光下時，他們才可能相信陌生人。文化論則將信任解釋為一種文化現象，認為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深嵌于個體中的信任，是來自于遺傳的倫理習慣，是本社會共享的道德規范的產物。
微觀層面對社會信任的解釋聚焦于分析個體水平的差異，側重于考察人口統計學特征、工作特征、個體經濟社會地位、生活態度和受教育程度對社會信任的影響。相關研究表明，性別、年齡、穩定的工作、積極的生活態度和較高的受教育程度會對社會信任產生積極影響。一般而言，男性社會信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 個體社會信任水平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慢慢提高; 穩定的工作和豐厚的經濟回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個體的相對易損性，從而提升社會信任水平; 積極的態度有助于形成對他人的正向評價從而提高社會信任水平; 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個體認知分析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進而提高其社會信任水平。普遍的觀點認為，教育作為后致因素，通常與個體認知水平、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具有緊密聯系，因此受教育程度也被普特南視為影響社會信任最重要的因素。
國內一項關于高等教育對個體社會信任的研究細致地檢驗了普特南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高等教育對個體社會信任產生作用的機制。該研究以2003 年調查期間40 - 50 歲人群為研究對象，將高等教育對社會信任的影響過程區分為經濟效應和非經濟效應。前者是指高等教育可以通過影響個體若干年后的經濟、社會地位從而對社會信任產生經濟效應 非經濟效應是指高等教育通過增強個體對價值規范及制度安排的認同而促進社會信任的形成。該研究同時發現，相對于經濟效應的顯著影響，高等教育對于此年齡段的人群并未產生顯著的非經濟效應。
研究結果為理解我國20 世紀70 年代和80 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的社會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證據，在同屬于精英教育大背景的20 世紀70 年代前期及90 年代初期，其研究結果也可進行適當的相似性推論。然而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這一結果并不能幫助我們很好地理解當代高等教育是否存在同樣的作用效應。眾所周知，過去的十幾年高等教育的規模與數量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高等教育錄取率大幅提高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資源分配的緊張。激烈的社會競爭、不斷增高的大學生失業率等大眾化時代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大學的精英價值逐漸剝離，高等教育促進個體經濟社會地位上升的程度不斷下降。因此，精英教育促進個體社會信任中的經濟效應機制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大眾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就值得再考究。
二、假設、數據與模型
本研究基于兩個目的進行分析: 一是從微觀層面上測量擴招前后的高等教育對個體社會信任的作用效應; 二是分析不同階段高等教育作用機制。基于前文的探討，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不同時期高等教育促進社會信任的路徑不同。( 1) 精英教育時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過提高個體經濟成功而促進社會信任的形成( 經濟效應優于非經濟效應( 2) 大眾化時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過增強個體對價值規范及制度安排的認同而促進社會信任的形成( 非經濟效應優于經濟效應) 。我們利用不同時期的同質數據，分別檢驗兩種機制的有效性程度。在既往研究中，人口統計學變量、工作經驗、個體受教育程度與當前經濟情況、生活狀態和認同態度常被用來解釋個體社會信任的微觀差異。過去的研究常將所有變量一并納入社會信任的回歸方程，這樣的處理方法忽略了描述當前狀況的變量深受個體教育水平影響的事實，從而影響了對教育與社會信任關系進行因果推論的深入。因此，在社會信任的模型構建和實證分析過程中，需要將不受高等教育經歷影響的人口統計學變量和易受高等教育經歷影響的變量進行區分，換言之即對控制變量和中介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借鑒黃健等人的處理方法，本文首先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變量和工作經驗的前提下，測量高等教育對社會信任的作用效應。在此基礎上，再分別將反映被調查者當前經濟地位與認同態度的指標納入回歸方程，通過比較高等教育變量在不同方程中的解釋份額，考察高等教育的經濟效應和非經濟效應在不同時期的具體作用情況。
本研究利用2013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hina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的數據，探討不同時期高等教育對社會信任形成的影響。研究所使用的2013 年調查，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數據與調查中心完成。調查收集了城鄉居民個人、家庭、教育、經濟活動、態度價值觀等信息。2013 年調查的有效樣本個數為11438，樣本年齡分布為17 - 97 歲。本研究以中國高考制度恢復的1977 年作為精英教育樣本選擇的起始時間，以高校收費制度醞釀試點開始的1987 年作為截止時間，按照19 歲上大學算，選取1958 年至1968 年期間出生的群體作為可獲得精英教育時期的代表樣本，共2472 人。這一時期真正獲得高等教育的人數為223 人，約占該時期樣本總數的9%。2002 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至此進入大眾化教育時代。以2002 年為始，按19歲為上大學的年齡計，1983 年以后出生的群體參加高考時我國已進入大眾化時期。截止2013 年調查時完成高等教育( 本科) 的群體出生年份大致在1990年。保守選取1983 年至1989 年期間出生的群體作為可獲得大眾化時期高等教育的樣本，共1136 人。這一時期真正獲得高等教育的人數為443 人，約占該時期樣本總數的39%。因此在本研究中，有關社會信任、經濟狀況和認同態度的信息，均來源于調查之時年齡介于24 - 55 歲之間的群體所做的抽樣調查。
三、實證分析
首先將方程( 1) 中的因子納入回歸方程，測算接受不同時期高等教育的個體社會信任的差異，回歸結果列于表3;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測算高等教育對個體當前社會經濟地位和認同態度的影響，相關結果見表4; 最后根據方程( 2) 和方程( 3) 對不同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促進社會信任的經濟效應和非經濟效應的程度進行檢驗，以驗證假設。
表3 所示，方程( 1) 中的高等教育系數，基于接受精英教育群體調查數據的回歸估計值為0.164，基于接受大眾化教育群體調查數據的回歸估計值為0. 157，顯著性水平均低于0. 001。這表明，在人口統計學變量、工作經驗一致的條件下，無論是在精英教育階段還是大眾化教育階段，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調查者其社會信任的程度顯著高于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調查者。這說明無論是在哪種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都促進了社會信任的形成，只不過相比之下大眾化時代高等教育的作用效應略低。
報告了等式其他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對接受精英教育的群體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其社會信任有顯著的影響效應，但作用方向不一致。其它變量對社會信任的影響效應不顯著。我們進一步檢驗，發現當不納入高等教育變量時，年齡和工作經驗均顯著地影響個體社會信任的程度;成長地還顯著影響接受精英教育群體的社會信任;當納入高等教育變量時，這三個變量的影響效應變得不再顯著。由此可見，在本研究中，高等教育依然是影響社會信任最大的因素，普特南的觀點再一次得到證實。
在同樣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和工作年限的回歸分析中檢視了高等教育對個體當前經濟狀況和認同態度的影響( 為節省篇幅，略去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結果顯示，精英教育時期高等教育確實有助于提升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即接受那個時期高等教育的個體生活富裕、成為管理者和非體力勞動者的概率更高。但是擴招以后的幾年，特別是高等教育入學人數急劇上升的2002 - 2009 年，高等教育對個體經濟社會地位提升的效應出現了變化，接受這一時段高等教育的個體并不比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個體生活富裕和成為管理者的概率更高，只是在成為非體力勞動者上依然體現出相對顯著的優勢。在認同態度上，兩個不同的樣本群體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在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樣本群體中，高等教育對異質群體是否應被一視同仁的態度有顯著影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對此持認同態度的比例比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高6. 9 個百分點。對于這一群體，結果沒有顯示出因為高等教育經歷有無所導致的個體對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民權利是否平等態度的顯著差異。但是對接受大眾化高等教育的被調查者來說，他們認為異質群體應獲得一視同仁、公民應享有同等的權利的概率比這一階段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個體分別高13. 1 和13. 6 個百分點，但是對于收入分配制度公平與否的看法則與沒有高等教育經歷的被調查者沒有明顯差異。
四、結論與討論
第7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兩個重要因素分不開：
（1）市場競爭；
（2）國家干預。
1．美國高等學校的競爭機制
美國社會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因而崇尚自由競爭。“大學出售教學服務，學生購買，出售科研服務、政府和企業購買[1]。”高等學校的發展直接取決于學術服務的銷售和在銷售市場上的自由競爭。通過競爭，優勝劣汰。美國的高等學校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參與競爭：
①競爭消費市場：美國高等學校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夠吸引足夠多的學生。私立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于學生學費。州立大學從政府得到的教育撥款額取決于其招收到的學生數。為了爭取更多的學生，各校不斷提高教學質量、改善教學環境，從而全面提高了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
②人才競爭：要想辦一流的學校，就要有一流的教學人員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員。高等學校都競相招聘能干的青年教師，并且努力從世界各地挖掘最優秀的教授。高校除了與高校本身互相競爭外，還要與企業競爭優秀人才。
③經費競爭：學校為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撥款，為企業、個人和基金會的資助競爭。
2．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干預
美國高等教育在自由競爭機制下得到了大發展，但國家干預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杠桿作用。國家要通過一定的制約手段對高等教育的發展進行合理干預，把高等教育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中。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通過以下手段對高等教育的發展進行干預：
①在國家處于“危機”時進行干預：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在國際競爭中發展起來的“，是在一種危機感中激發出來的[2]。”美國的國家發展是一個“爭霸”的過程。美國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與歐洲競爭，在二戰后與蘇聯競爭，而現在要與日本、德國等競爭。
“這種求生存、競爭發展、爭霸世界的歷史傳統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3]。”美國聯邦政府總是把教育與國家的安危聯系在一起，如20世紀80年代就直接提出《國家處在危機之中》，使公眾產生危機感，從而支持聯邦政府拿出更多的錢支持教育。而事實上美國每一次大的教育改革都是和國家的直接干預分不開的。
②通過立法撥款和科研撥款實現聯邦干預的目標：
美國是一個建立在自由經濟基礎上的國家，一切活動以市場調節為主。大學的招生規模、專業課程設置等的確定主要由市場來決定。但美國政府也意識到，如果聽任市場來左右高等教育的發展，則有可能危及國家利益。經過近百年的努力和創新，聯邦政府終于確定了“通過立法撥款和科研撥款”來干預高等教育的發展。《贈地法》、《國防教育法》、《衛生教育專業資助法》等法令，有效地干預了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國家發展急需的學科專業等得到了發展。
3．其他因素
美國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還有賴于以下幾個方面：①借鑒經濟、教育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發展本國高等教育（如借鑒德國的經驗發展了研究型大學）；②實施完全學分制，優化高等教育的結構與資源；③無論在二戰前還是二戰后，大力發展兩年制的“社區學院”來完善高等教育的結構層次；④以政府投入為主體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發展經費。
二、美國經驗對廣東高等教育發展的借鑒
經濟建設已經走在全國前列的廣東省提出了“打造適應經濟發展的教育強省”的口號。《廣東省教育“十五”規劃》提出了廣東教育發展的多項目標。未來五到十年，廣東教育發展的總目標是：建設教育強省，全省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教育發展水平逐步居全國前列，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并適度超前，高等教育成為社會的軸心組織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為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到2005年，廣東省同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16%，各類高等教育在校生達到115萬人，其中研究生達到3至4萬人。“十五”規劃還指出，全省將新建十多所萬人以上本科院校，在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建設多功能并形成各自發展重點的大學園區。發展高等教育必須立足本省情況，同時也必須借鑒其他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和其他國家發展高等教育的戰略，筆者認為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改革。
1．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場機制
中國加入WTO后，經濟建設將更進一步市場化，中國高等教育要有大發展并與世界水平看齊，則要借鑒市場化道路。過去幾十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高級人才的培養都是按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的。與此相一致，高等學校的招生、畢業生的分配、學科專業的布置等是靠組織手段和行政措施來實現的。實踐證明，這嚴重影響了高等教育的發展。
總結歷史經驗，我省應鼓勵高等教育市場體系的建立，讓市場調節學校發展的規模、人才培養的方向。激發高校的主動性，主動根據人才市場反饋回來的信息，自主地調節招生計劃，調節本校的專業系科設置，從而使市場成為高等學校與社會聯系的中介，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杠桿。
應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發展權利，專業的設置、學位方向的授予權應直接下放到學校，這樣才能及時根據市場的需要，開設新的符合經濟建設需要的專業、課程。市場與競爭是密不可分的。對于下撥的高等教育發展經費，應采取競爭方式，而不應該只以算人頭的方式分配到各校。在競爭機制下，應該允許“優勝劣汰”，辦得不好的學校及時淘汰。競爭機制在高等學校的內部，也會使教師與教師、學生與學生之間產生競爭，創造出一種競爭向上的環境。高等學校內部的用人機制也應隨著學校競爭機制的建立而逐步完善。
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高等學校，能在高等學校內部建立起主動適應我省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機制，使高等學校充滿活力，不斷發展，同時又能使我省高等教育的發展走上正確的軌道。
2．合理的政府干預
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也通過立法、撥款等對其進行合理干預。為什么需要政府對教育的發展進行合理干預呢？我們不妨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一下。經濟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商品的外部性。外部性分兩種，一個是正外部性，就是說該商品除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外，還能帶來有益的社會效應，但商品生產的成本卻高于它應當支付的成本；另一種是負外部性，就是說它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的同時，還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對社會和環境產生負效應，而商品生產的成本卻低于它應當支付的成本。舉例說明，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種消費商品的話，那么，教育除了滿足商品制造者（學校）和商品消費者（學生）本人之外，無疑還對他人和社會有利，這種溢出的好處就是正外部性。但是，它的成本過高，所以才供不應求。#p#分頁標題#e#
企業排污則有典型的負外部性。它滿足了排污者的同時污染了環境，排污者卻不負擔污染成本。
因此，如果一味地依靠市場來調節，就會造成這樣一個結果，排污的積極性顯然高于辦學的積極性，這就是“市場失靈”。這時，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應該讓位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正像政府要懲罰排污企業，讓其交納排污費也即本應承擔的成本，消除其負的外部性一樣，政府也應該鼓勵辦教育和接受教育，為其正的外部性進行補償。
3．建立社區學院、發展專科教育
我省目前已經建立了包括專科、本科、研究生三個層次的高等教育結構。我省的專科院校（包括職業學院）無論在學校數目或學生總量上都與經濟高速增長的速度不相稱，我省依然缺少大量掌握專門技術知識的專科人才。因此，我們應該建立更多的社區學院。社區學院對人才的培養至少應該有以下兩個目標：（1）培養經濟建設需要的專門人才；（2）為高一級的大學輸送優秀人才。社區學制應該定為兩年，而不是象現在這樣有些學校的學制定為三年。
學習的內容應該為大學低年級（一、二年級）學習的內容。社區學院畢業的學生若成績優秀可以繼續選擇有關大學攻讀學士學位；成績一般，不適合進行更高一級學習的學生可以選擇就業。增加社區學院、專科院校要注意以下幾點：
①兩年制社區學院畢業的學生除了頒發畢業證書外，應考慮頒發副學士學位（AssociateBachelor’sDegree）。專科教育在我國是一種與本科教育并行、側重實用、獨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因此在這一層次頒發副學士學位也是符合邏輯的選擇。筆者認為，副學士學位，不能看作是終結學位，獲得副學士學位的畢業生可以繼續進入大學的三、四年級完成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習。
②對高等教育的結構改革。本科院校可以考慮減少新生的錄取量，擴大高年級的招生量，在三年級階段接受一批由專科院校申請（或考）進來的優秀畢業生。本科院校在不需要改變投入的情況下，就可以培養出更多的優秀畢業生。高等學校應該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完全學分制，這樣才有利于校際之間的交流，使學校在競爭中發展。
③以地方發展為主，政府支持為輔的方針發展社區學院。美國社區學院的經驗表明，社區學院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地方性，以地方經費為主要來源，有地方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學生，為本地發展培養人才，為本地提供綜合服務，所以辦好和發展社區學院的基本戰略就是堅持地方辦學。國家和省一級政府采取立法、撥款的手段來促進和引導社區學院的發展。
④鼓勵私立社區學院的建立。政府應該在政策上扶持私立社區學院的建立。充分利用民間的經濟力量、學術力量發展高等教育。私立社區學院還包括由大學建立的獨立社區學院。大學通過與社會或國際教育機構合作建立獨立于大學之外的獨立學院，緩解大學本身的招生壓力，同時又為自己的“高級學院”儲備了優質生源。
4.大學的科研與成果轉化
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指出：“21世紀，中國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至少應該肩負起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社會服務、高等教育國際化等四個方面的歷史使命[4]。”在任何時候，大學都應該具備至少以下幾個功能：①培養人才的功能；②科學研究的功能；③服務社會的功能。美國經驗也告訴我們，大學的科研對國家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起著重大的戰略作用。因此，我省綜合性大學應發揮學科齊全、人才密集、信息靈敏的優勢，促進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滲透，加強技術創新，加速成果轉化，使大學成為知識創新、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在科學研究中，大學要注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并舉，努力營造良好的基礎研究學術環境，針對我省和社會急需的應用研究領域，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學科建設是科學研究的根基。改造傳統學科、發展新興學科、促進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建立有利于發揮師生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學科管理機制。
優質高效的社會服務是21世紀大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大學要強化知識和技術創新，主動培植高新技術，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成果轉化機制。我們應該學習斯坦福大學的經驗，在知識密集型的大學（如現在的廣州大學城）周圍建立科學（工業）園，設立高新技術孵化器。
5．鼓勵大學企業聯合計劃
所謂大學企業聯合計劃是指大學利用自身的學術優勢吸引企業作為大學的合作成員，合作成員按年度交納一定的“會費”作為對大學科學研究的支持。作為回報，企業則獲得對大學科研成果的優先知情權及產品優先開發權。通過這樣的“大學企業聯合計劃”，大學因為收取會費得到了大筆的科研經費，而企業也及時了解大學的科研狀況并及時把課題成果轉化為產品，直接為廣東的經濟建設服務。
另外參加該計劃的企業可以提供課題要求大學為其企業的發展進行定向的“科學研究”，為企業開發新的產品。“大學企業聯合計劃”還應該包括通過協商，大學與企業共同管理某一學院或系科、研究中心，大學利用企業的管理、發展經驗及企業中的優秀人才來培養本校的學生，使培養出來的學生更加符合社會的需要。參與計劃的企業對所畢業的優秀學生可以有優先選擇權。
第8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鍵詞：高等教育；大眾化；白考生；培養質量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8-014-03
一、問題的提出
1999年，《面向2l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積極穩步發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學率到2000年達到11％左右。”這開啟了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序幕。到2002年秋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首次突破15％，正式邁入了著名教育學家馬丁·特羅所界定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西方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縱深推進階段爆發了層層危機。而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僅用十幾年左右的時間，跨越了發達國家幾十年才能走完的進程，這意味著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可能會以一種集中化的態勢出現在我國，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大眾化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沖擊。量上的優勢恐難彌補質上的缺陷，《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更是提出“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自考學生是高等教育培養過程中一個特殊的群體，學理上還少有置于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背景下對其培養質量的探究。筆者以一名自考生代課教師的身份，以武漢w學院為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法，從所在院校學生中隨機選取100名為樣本，結合日常教學實際，進行個案研究，力求小中見大，以此探尋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下自考生的培養質量問題。
二、自考生培養質量現狀描述
W學院是某教育集團與一所部屬師范大學合辦的全日制本科層次普通高校，掛靠在該部屬師范大學下招收自考生。筆者在大一和大三各選取一個班級，在大二選取兩個班級，共計四個班級進行隨機調查。據對100名學生的問卷調查(有效問卷為91份，其中男生鉀人，女生44人)，發現如下情況：
從周一到周五，學生每天花在學習上的時間，3小時及以下的占了31.9％，6小時及以下的占了72.5％。由此可見，學生花在學習上的時間普遍偏少。對學習成績的滿意度分為很滿意、比較滿意、一般和不滿意等四個選項，各占2.2％、11％、39.6％和47.2％，反映了自考生對自己學習成績的滿意度較低。筆者執教的兩個班級，平時來上課的人數，大二不會超過總人數的一半，大三則更低。根據對其他代課教師上課時學生到課情況的觀察，情況大體一致。在大部分課余時間，相當多的自考生沉迷于網絡，課余時間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不難看出，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下自考生的培養質量還存在諸多問題。分析問題存在的原因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十分必要。
三、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下自考生培養質量問題的成因
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下自考生培養質量問題的成因，可歸結為四個方面。
1.入學機會不均等與投乳一收益失衡
(1)入學機會不均等。入學機會既體現為量的方面，也體現為質的方面。有學者研究發現，城鄉之間農村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低于城鎮學生。階層之間，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更多地向具有較強經濟、社會、文化資源優勢的階層傾斜，而作為弱勢階層的農村學生則更多地向地方一般高校的一般專業集中。在調查中，我們采用主觀評價的方法，將家庭情況分為富裕、小康、一般、困難等四個選擇項，其中選擇一般與困難的學生分別占了73.9％和13％。這說明，多數自考生對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的主觀評價度不高。由于國家資助政策中“獎”和“貸”的部分對自考生的覆蓋面還很小，所教學生中沒有人享受過國家的獎學金和貸款，主要是以每年1500元左右的補助為主。因此，有一部分學生便因無力繳納學費而中途輟學，還有一部分學生為維持生活開支，不得不在校外做兼職工作。他們由于忽略了學業，由“貧困生”變成了“學困生”。
(2)投入一收益的失衡。“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教育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個人發展的四大功能中，經濟功能將最受重視和關注”。學生接受教育也孕育著對自己未來產品經濟價值的合理期待。自考生多數來自經濟收入不高的家庭，在未來收入的取得上對教育所寄予的期望也更為強烈。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自考生每年要支出近萬元高昂的學費，投人巨大。而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影響，學歷文憑貶值，使得雇主為降低篩選成本提高對用人規格的要求，在畢業生錄用上青睞于重點高校尤其是“985”和“211”院校的學生，自考生顯然處于不利的位置。再者，家庭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招聘過程，這對經濟層面上也處境不利的自考生來說是一種反向的疊加效應。投入與產出的失衡使得自考生的學習意愿下降，讀書不能改變命運的現實也使得“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在“有沒有因為自己是一名自考生而感到學不學對自己的未來都無所謂”這一選項上，60.9％的學生有過這樣的想法。
第9篇：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范文
農村家庭高等教育選擇決策模式
一、維度分析
1、支付能力
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主要考慮兩個方面，一是大學收費，一般而言，一個在校的大學生要支付的費用包括學費、學習資料費、學習及生活用品費、住宿費、伙食費、交通費等。高等教育并非義務教育，因此學費是最主要的開支項目。從2000年開始，我國高校的學費基本穩定，近幾年我國高校學費一般維持在5000―6000元之間，藝術類專業及獨立學院的學費則超過10000元。住宿費為800元―1200元。僅學費和住宿費兩項費用每年達6000元。加上生活費和其他雜費，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平均開支超過1萬元。
二是家庭純收入。農村家庭收入包括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農業收入包括種植、林業和養殖收入。非農收入包括在本地的非農收入和在城市的打工收入。雖然這幾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年都有一定增長，但扣除維持家庭的最低基本生存需要的各項支出后，農民實際剩余的可支付貨幣并不是很多。而且，農民的純收入并非全部是貨幣，還包括了部分實物。在比較大學開支和家庭收入時，一般是以農民家庭純收入數據與大學開支進行比較。因此，如果農村家庭支付能力越強，即家庭純收入>大學收費，就越可能選擇接受高等教育，反之，家庭支付能力越弱，就越可能選擇接受高等教育。
2、價值判斷
農村家庭對高等教育的價值判斷直接影響其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選擇，目前，主要的價值判斷主要有：一是基于高等教育的實際回報，也就是實際收益率，二是社會文化資本的獲得。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們投資教育都是期望獲得較高經濟回報，高等教育實質上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通過對比高等教育成本和預期收益，個人做出相對理性的投資決策。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帶來的可能收益不低于需付出成本的情況下，個人選擇投資高等教育。由此可推出，高等教育投資收益越大，個人越傾向于投資教育；反之，高等教育成本越大，需求相應會越弱。因此，學生及其家庭在高等教育選擇時也會權衡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并結合自身家庭收入經濟條件，綜合考慮做出理性決策。
高等教育除了能夠發揮經濟功能外，還能夠提升人的素質，擴展社會網絡，獲得社會文化資本。如果人們能夠認識到高等教育的社會文化資本積累的功能，人們就可能選擇接受高等教育，反之，就可能放棄高等教育。因此，人們認為高等教育收益高，能提升社會文化資本，也就是說讀書有用，那么家庭和個人選擇接受高等教育。
二、決策模式
如果農村家庭支付能力強，認為高等教育價值大，那么農村家庭就傾向接受其子女上大學。在我國農村，高等教育是農民改變自身社會地位、實現社會
流動的最重要渠道。要改變較低的社會地位、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很重要的一條渠道就是接受高等教育。一些富裕的農村家庭，為了子女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為了讓子女提升綜合素質，選擇高等教育。從獨立學院的學生家庭情況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大部分獨立學院農村來的大學生一般家庭經濟情況較好，這說明這一部分農村家庭認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價值，愿意花費高昂的經濟支付，不管子女考上的是哪一層次的大學。
如果農村家庭支付能力強，但認為高等教育價值小，那么農村家庭就傾向放棄子女上大學。一些富裕農村家庭從高等教育收益角度進行比較，認為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小，很多農村家庭含辛茹苦地供孩子讀完大學，但是畢業后卻找不到工作，就業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農村家庭對高等教育的信心和期望。農民們已經意識到，現在讀大學就像是賭博，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大學畢業便能得到“鐵飯碗”的時代結束了。當富裕農民將高等教育收益與自己做比較時，就可能產生“讀書無用”的觀念，認為放棄讀大學，直接工作，收益更高。
如果農村家庭支付能力弱，但認為高等教育價值大，那么農村家庭也愿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高校擴招的背景下，貧困農民對高等教育的態度雖然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普遍認為高等教育的收益較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改變農民身份，跳出農村的理想途徑。所以，不管家庭經濟如何拮據，也要想方設法送子女讀大學。如果子女考取了名牌或重點大學，即使是最困難的家庭也不會出現“教育放棄”現象。農民的所見所聞使他們確信，只要孩子考入重點大學并且在大學刻苦學習，大學畢業后仍然能夠找到一份較好的工作，因此，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供孩子讀完大學。如果孩子考取了那些就業風險較高的地方性院校，對于經濟條件不好的農民家庭而言，他們仍然會繼續供孩子讀書。農民所獲得信息使他們確信，多讀書對于子女今后的發展總是有好處的。雖然孩子讀的大學不是太好，但是讀大學后畢竟會增加未來的選擇機會，不讀大學便會失去很多。由于受家庭支付能力的約束，如果子女考上費用昂貴的獨立學院，一些貧困農民還是不愿放棄，但他們會理性決策，可能會選擇費用低廉一些的高職高專。因為一些高職院校在專業設置上與勞動力市場聯系緊密，就業狀況良好，所以很多農村家庭子女的高考分數線雖然達到了三類本科的要求，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高職院校。這也是貧困農村家庭“棄本讀專”的現象。
如果農村家庭支付能力弱，認為高等教育價值小，那么家庭就可能放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農民家庭本身就比較貧窮，而子女又考入了就業沒有保障的地方性院校，農民家庭就會陷入痛苦的兩難決抉之中。如果貧困農戶認為孩子大學畢業后找不到收入較高的工作，幾年大學的費用足以致使家庭更貧困，那么，農戶就可能放棄高等教育。從“機會成本”角度來看，機會成本是指因接受教育而放棄低收入。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很快，對勞動力的需求旺盛，高中畢業生如果不讀大學而外出打工的話，每年也可以有 10000元左右的收入。對于富裕家庭而言，機會成本并不會影響他們對高等教育的決策，但是機會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貧困農村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選擇。
參考文獻：
[1]廖娟.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與教育選擇――基于個體風險態度的研究[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0，（7）：150～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