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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產業選擇
資本流出流入
一、對外投資產業選擇的理論分析
一國(地區)資本向外轉移時,首先面臨的就是產業的選擇。日本小島清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核心即對外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并依次進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行產業轉移,以規避產業劣勢,轉化和優化產業結構,即一國應將本國已處于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雙方都可以獲取比較利益。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投資理論概括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進行產業國際轉移的模式,也說明了亞洲出現的以日本――四小龍――中國――東盟各國(地區)為序的產業調整遞進過程。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發達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后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產業選擇應該首先是第二產業。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是加工制造業大國,號稱“世界工廠”,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并且已經擁有過剩的生產能力,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屬于“邊際產業”,理應大規模向海外轉移。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可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中國第二產業卻并沒有大規模地走出去對外投資。從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2008年末,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分布呈現多元化特征。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及制造業聚集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91.4%,但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第二產業僅占20.2%。
這一現象,不僅與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的現實不符,也與中國國內的產業結構不符:中國是一個正處于全面實現工業化階段的國家,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提供的數據計算,從1978-2007年這三十年間,第一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為22.1%,第二產業為45.5%,第三產業為32.4%。從邏輯上說,對外投資理應由第二產業為主,第三產業為輔。然而事實卻大相徑庭。
理論的演繹、邏輯的推導和產業發展的現實都應該是在國內占據將近半壁江山的第二產業應成為走出去投資的主體。但表2的數據顯示出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截止到2008年,對外投資中第一產業只占0.8%,第二產業占20.2%,第三產業卻占到了79%。第二產業對外投資的規模與其國內的產業實力是完全不相稱的,而國內很不發達的第三產業,倒扮演了中國對外投資的主力軍。這是什么原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依據究竟是什么?
三、中國第二產業對外投資規模較小的原因分析
表1顯示,中國第二產業對外投資存量中比重最高的是采礦業(12.4%,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和制造業(5.3%,主要分布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兩者合計占17.7%。由此推斷:
(一) 中國第二產業依然擁有比較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二產業中的加工工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其發展依托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和國內廣闊的市場。三十年后的今天,雖然中國的勞動力和其他市場要素的價格都在持續上升,比較成本優勢有所削弱,但是與國際水平相比,中國加IT_業的生產成本依然低廉,以加工工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依然擁有比較優勢。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提供的資料,中國生產工人2004年每小時平均工資為0.8美元,相當于韓國1/13、日本的1/26、美國的1/27的水平,不到泰國、馬來西亞一半的水平。根據200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計算,到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日平均工資為111.99元,每小時平均工資約為2.05美元,依然非常低廉。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水、電、氣等資源,都是由政府管制價格,總體看依然偏低。加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所以中國還沒有進入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的階段。這可能是中國第二產業對外投資規模不大的原因之一。
(二) 中國第二產業尚未進入大規模向外轉移的階段
中國是一個國內市場廣闊、產業轉移擁有巨大回旋余地的國家。沿海地區加工業的要素成本提高后,企業可以在國內中西部地區和國際成本更低國家(地區)兩個方面進行選擇。但從目前看,由于中國國土遼闊,市場腹地縱深,資本首先考慮的應該還是在國內的轉移。根據區位優勢理論,決定投資者投資的有三項成本:從原料產地到生產地點的運輸成本;生產地點的勞動成本和其他生產成本;制成品從生產地點運到銷售市場的成本,簡單地說就是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雖然資本從沿海轉移到中西部,會加大流通運輸成本,但勞動成本和其他生產成本會下降。尤其是以國內銷售為主的企業,還可以更貼近市場。比如珠江三角洲的很多企業在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搬遷到了要素成本相對低下的江西。企業遷移到國外去,雖然要素成本會下降,但制度條件會發生很大變化,與其配套的產業集群很難同步遷移,龐大的國內
市場不可能外遷,企業要面對全新的軟硬環境,適應成本也不低。所以筆者推斷中國尚未進入第二產業大規模外遷的階段。這也說明我們原來對國內第二產業發展的成熟度判斷可能有誤,所謂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加工產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已經過剩、屬于“邊際產業”的說法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三) 第二產業的學習型投資不足
當前我國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總體上處于中游地位,這種特定位置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同時存在。一類是優勢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發揮局部相對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而對更低階梯的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另一類是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即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向更高階梯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上文已經分析了第一類對外投資不足的原因,從制造業所占比例只有5.2%來看,第二類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也是嚴重不足的。
四、第三產業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排頭兵的分析
(一) 中資流出的產業選擇依據:遵循市場化原則
中國政府一直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開展互利共贏的對外投資合作,堅持以企業為市場主體,按商業原則開展對外投資合作,這是中國政府推進跨國投資的基本原則。投資的產業選擇是企業的個體行為,只要企業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外部條件,它們就將在市場信號的導向下自主完成在東道國投資的產業選擇和資源配置?;蛘哒f,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主要是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自發完成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應該是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更看好第三產業的盈利機會和市場前景,換句話說,國外的第三產業相比第二產業,為中國對外投資提供了更合適的投資機會。表2的數據表明,截止到2008年底,國外的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第三產業,聚集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79%。這說明,中國企業還處于對外投資的初期階段,由于國外第三產業進入門檻低,因此為技術含量少、資本額小的商業資本提供了機會。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流人中國的外資來說,中國的第二產業有吸引力;而對流出中國的資本來說,國外的第三產業更有吸引力。
(二) 中資流出尚處于起步嘗試階段
中國對外投資的主體從資本額來說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根據商務部提供的資料,截至2008年底,國資委監管的136家中央企業中,共有117家發生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占中央企業總數的86%。2008年末中央企業在全球127個國家(地區)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791家,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357.4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4%;年末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165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63.3%。也就是說,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還處于嘗試階段。大企業,小投資,這是中國現階段對外投資的重要特點之一。它們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的商業服務業、金融業和第二產業的采礦業等產業中。
中國對外投資從投資主體構成來說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這些小型投資者投資主體數量眾多,資本額比較小,主要活動在第三產業的批發和零售業、旅游餐飲等行業中,屬于典型的“螞蟻部隊”。對于這些抗風險能力弱的投資主體,投資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是它們更好的選擇。
五、中國對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思考
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得當,可以為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推波助瀾,推動本國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方向發展。相反,如果對外投資的行業選擇失誤,可能會帶來重復建設、替代貿易、阻礙產業結構調整等多種惡果。在目前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對外投資結構中,從事商品流通的貿易企業偏多,而生產性企業和金融服務性企業偏少,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拉動效應微弱。綜上分析,中國目前的對外投資結構確實還存在著改進的余地。
(一) 加大中國制造業的對外投資規模。拉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加大制造業對海外的轉移,把中國的邊際產業轉移到下一個梯次的國家,這理應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策略。雖然從總體上看,中國第二產業尚未進入大規模向海外轉移的階段,但由中國復雜的國情和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中國制造業中確實出現了邊際產業,同時制造業目前仍是國際直接投資中機會最多的熱點行業。中國制造業在機械加工、紡織、輕工、化工業已具有一定的優勢,產品和技術的國際競爭力較強。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中國適用性中間技術和傳統技術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發揮優勢。同時政府也應該制定相應的政策,鼓勵中國企業擴大學習型投資的規模,雙管齊下,以加速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二) 加大對資源獲取型產業的投資,調整對外投資產業方向
根據國內的需求,加大對資源獲取型產業的投資,包括采礦業和農業、漁業、林業等產業。發展資源開發業有助于緩解資源短缺這一經濟發展的瓶頸,尤其是原油鐵礦等資源。針對中國資源缺乏而進行資源開發型的跨國經營可以緩解國內資源不足的矛盾。中國應進一步加大對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南美洲、中東各國等資源較豐富國家及地區的直接投資,這不僅可以降低通過市場轉移資源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規避世界市場資源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逐漸調整到第二產業為主的方向上來。
(三) 中資流出的產業選擇趨勢
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在華機構――德勤中國,最新研究報告指出,2009年以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活動仍然活躍,并未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完成的海外并購交易達到61宗,交易金額高達212億美元。從行業來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活動持續集中于能源、礦業及公用事業三大行業。自2003年開始,這三大行業的交易占海外并購總成交量的29%,價值則為總值的65%。2009年前三季度,交易更趨集中,并購總成交量和價值占比分別上升至40%和93%。該趨勢已顯示由第三產業為主向第二產業為主轉變的苗頭。
總之,從投資領域看,只要能夠尊重投資主體的選擇,順應國際市場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制定合理的政策,“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就能夠從以往以貿易服務和小型加工為主逐步發展到以能源資源開發、家電輕紡等加工制造、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中國就能夠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更好地為中國經濟騰飛服務。
[本文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研究”(課程號:32002.)成果。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貿學院]
參考文獻:
一、通過稅收、信貸以及提供投資保險,鼓勵對外直接投資
(一)稅收優惠:主要包括賦稅抵免、納稅延期、轉結虧損等。
賦稅抵免主要是為了避免在海外投資的企業雙重納稅,規定在國外的美國投資公司在國內納稅時扣除在國外已納的稅額。
納稅延期是指在國外進行投資的美國公司在其收入匯回之前不予征稅,從某種意義上講,等于資人從政府得到無息貸款。在納稅時,又實行虧損轉扣政策,即以退稅的方式補償投資人的虧損。納稅延期制度的實行,使對外投資企業在發生經營性虧損時,可用以前的利潤沖抵虧損,而政府則將以前繳納的部分利潤稅退還企業。這一政策的實行有助于減輕企業的風險,減少對外投資人的損失。
轉結虧損是指企業納稅時,可用未來若干年度的預期收入沖銷某一年度的投資和經營的正常虧損額。這意味著企業在后幾年的納稅中,可因其收入已被沖銷而少納稅款。
上述三項措施實際上都可使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人減免稅款,鼓勵投資人向境外直接投資。
此外,美國也有關稅方面的優惠措施。其中較重要的一項是,某些航空器材、內燃機部件、辦公設備、無線電設備及零件,以及照相器材等,若是用美國本國產品在國外進行加工制造和裝配的,在其重新進口時,減免關稅。這一規定從表面看是減免關稅和開放市場問題,實際上是在鼓勵企業的對外投資。因為美國企業更多地利用國外要素進行生產,特別是組裝與加工方面對海外廉價勞動力要素的利用,可促進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二)信貸支持(較為重要的是美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貸款)
美國進出口銀行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商業銀行,而是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機構,其主要職責是通過提供一般商業渠道所不能獲得的信貸支持以促進美國商品及服務的出口,增加國內就業。由于海外業務及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與結構對美國進出口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進出口銀行也對海外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提供支持。其中,較重要的有兩項:一是提供資源開發貸款,用以支持跨國公司通過對外投資開發海外資源,尤其是美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資源;二是提供對外私人直接投資貸款,主要是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人特別是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業務的拓展。
(三)提供投資保險
由于投資人處于他國政府監管及其它復雜的環境之下,美國的法規難以提供有效保護,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美國政府還對投資人提供保險。主要涉及外匯險、征用險和戰爭險等。
如果被批準項目的利潤等外幣收益無法在東道國兌換成美元匯回美國,則由美國政府提供外匯險以減輕投資人的風險或損失。征用險是指當東道國政府實施征用、沒收或國有化措施而使投資人投入的資本全部或部分受到損失時,由美國政府提供的保險補償。戰爭險是指在遇到戰爭、革命和內亂等事件時被保險財產受損失、被破壞和剝奪,或被留置時,美國政府提供特別保險。
二、關于限制與管理
經濟因素并非美國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唯一考慮因素,因此,鼓勵對外投資與保護對外投資人的利益,也不是美國制定相關政策與法規時的唯一目的。不確定因素的存在,特別是所謂敵對國的存在,是美國對于對外投資不得不限制或管理。主要表現為對技術轉讓及投資國獲投資領域的限制與引導。
(一)基于安全因素的限制
這種限制主要表現為對技術方面的限制。一般而言,美國海外投資的優勢在于技術的先進,因此對外投資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術的輸出。美國政府在技術輸出與轉讓方面雖然較為開放,但仍有諸多限制。
《1979年出口管理法》規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輸出多數商品和基礎數據外、美國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術數據都必須獲得由商務部出口管理局簽發的普通許可證。美國技術出口額中30%的出口對象為美國在海外的技術企業。因此、這種許可證制度本身會對投資意愿產生影響。當技術出口受阻時,投資也會受到影響。
美國對于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技術輸出或轉讓采取不同的態度。按照美國《出口控制法案》,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國家被劃分成Q、S、T、Y、W、Y、Z組。其Z組為敵對國家。
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被認為是技術輸出的重要渠道甚至是主要渠道,而別國吸收美國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吸收技術的考慮,因此,對技術輸出的控制與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對美國的對外投資構成了制約。
(二)處于經濟因素的引導性管理
這種限制更多地是基于經濟因素,特別是進出口及國內市場的資本需求等因素。一般而言,這種限制不采取強制措施,而是通過稅收等經濟手段進行引導。
美國進出口銀行在提供信貸等方面的傾向性本身即對對外投資有引導作用。并對所有的對外投資都能得到貸款。對海外資源特別是戰略資源開發提供貸款,實際上是引導美國企業向這些領域投資。
一系列的法規也對美國對外投資進行引導、管理或限制。
2002年,美國總統布什簽署法案,要求美國進出口銀行為國內小企業和面臨國外激烈競爭的工業部門提供更大的支持,同時規定美國進出口銀行將提供給小企業的貸款和貸款擔保等方面的資金從原定比例10%提高到20%。但這項法律不允許對美國公司在境外投資生產可能出現過剩的產品提供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項法律有對美國對外投資流向進行結構調整的作用。
《2004年美國就業創造法》旨在增加投資機會和創造就業的減稅法,其中規定,美國公司將海外利潤匯回國內時可享受稅收減免優惠。這是在鼓勵海外投資企業將利潤用于國內投資,而不要用于在國外再投資。2004年10月,美國眾議院通過《本土投資法》,規定將美國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稅稅率由35%下調至5.25%,期限為一年,條件是將這些收益投資于美國。這一法案同樣是鼓勵美元回流,使更多的投資人能夠將投資所得投資于國內,而不是用于對外投資。
關鍵詞:企業;對外投資;政府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1-0019-02
一、我國對外投資的概況
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始于20世紀80年代,目前企業的直接對外投資遍布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雖然投資的地理范圍較大,但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卻沒有那么大,主要是由于投資的結構還不夠合理。
但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決策者和企業家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投資者。如果這些投資運用得當,不僅我國企業可以借機獲得更好的盈利和提高企業影響力的機會,還將對當前危機的解決起積極的作用。
因此,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特點的研究和投資方式的改進是很有必要的。在這里,我想重點說說我國對外投資在結構和制度上的特點。
二、企業對外投資的特點
關于投資結構,綜觀其發展歷程,明顯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從投資的分布上說,投資地區比較集中。
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情況看,雖然遍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投資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海外直接投資總額都分別超過了1億美元,其相加之和占總投資額的80%。盡管目前世界金融投資幾乎全部集中在美國和歐洲地區,但中國卻并非如此。根據銷售和海外資產情況,中國的投資評級遠低于印度。印度海外投資的40%集中在西歐,韓國海外投資的50%在北美。相比之下,中國在上述兩地區的投資低于15%。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政府目前的投資重點是重工業和自然資源,其結果直接影響中國企業的評級。
其次,從投資結構看,主要指的是地區產業結構和幣種結構。在產業結構上,我國對外投資偏重初級產品產業,忽視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偏重消費品投資,忽視生產性投資;偏重對國內效應弱的產業投資,忽視對國內連鎖正向效應強的產業投資。在投資企業中,從事商品流通的外貿企業多,而生產性企業少。這些導致投資國內生產企業的分割,致使海外投資風險加大。另外,在幣種選擇上,美元比重過大,幣種單一,加大了中方的外匯風險。
據商務部統計,2010年前三季度,我國對外投資并購比較活躍,以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143億美元,占我國同期投資總額的43.5%,主要涉及采礦業、制造業和商業營銷網絡。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說,我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生產能力非常強,但是在整個生產價值鏈中,我們的盈利環節主要集中在比較低端的生產制造環節, 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都會在前端的設計、融資,后端的運輸和營銷獲得盈利。中國企業這幾年投資也反映出這樣一種趨勢,進一步擴大在海外的營銷網絡,包括品牌占有、輸出。
投資結構上的不合理并不完全歸咎于宏觀環境。中國的對外投資自始至終就屬于“非資本過剩型海外投資”的原因在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爭奪國內市場,這也是由我國大國經濟決定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優勢,決定了中國是世界上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決定了我國巨大的市場,決定了在中國制造然后通過出口、轉口貿易等形式占領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只有確立在國內的競爭優勢,才能為占領國際市場鋪平道路。
因為中國這樣一個集安全性、大容量、低成本的市場,必然成為各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追逐的對象,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資源的緊缺與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入有一定的關系。中國大量消耗自身的資源,為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做出貢獻。但中國自身的資源難以平衡,只有到國際市場去購買、到國外去開采,才能滿足國內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需要。因此,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跨國公司那里學來的,也是逼出來的,主要目的是保住國內市場,在此基礎上通過擴大出口占領國際市場。
因此,爭奪國內市場是中國企業的最主要也是最現實的目標。我國企業的側重在于內,也就難怪在對外投資方面沒有高質量的發展。
此外,近幾年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政企分離,讓政府和政黨避免過多地干涉企業的日常管理。樂觀的預測,中國的海外投資行為將大大推動這一改革進程。但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政策主要仍由政府控制,而不是根據市場需要進行。
這同時也反映出中國政府和企業在發達經濟體的海外投資問題上的謹慎,但需更多考慮到非商業的和政治上的風險。中國政企不完全分離會引起國外經濟體的兩方面擔憂:一是這項投資是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純商業行為;二是中國政府是否會利用經濟投資來尋求其他政治目的。這些擔憂是國內企業在走向國際時容易產生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總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癥結遠非投資率高低之憂,實則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之虞。中國投資率的高低問題僅僅是一個表象,表象背后才是問題的癥結: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突出表現為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主導、對投資準入的管制所導致的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等。政企分離的不完全,限制了企業對外投資方向和機構的自由,從側面反映政府的投資側重方向,而非企業本身的意愿的表達,這使得企業很被動又缺乏必要的靈活性。
進一步實現政企分離才能使我國企業更好地融入國際市場,在市場機制下長足發展。在政企實現分離的條件下,優化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結構是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關鍵。
Discussion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erprise external investment in our country
MAO Li-dong
(The second kindergarten of the province committee organ,Heilongjiang pronice,Harbin 150000,China)
關鍵詞:對外投資 模式分析 風險防范 企業戰略
選題背景:這學期學得是國際投資學,主要是講關于投資方面的知識,既然學得是投資,我覺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模式分析這個題目和這門課程的聯系最密切,同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模式分析也是國際投資學這門課程最后一節課上所講的內容,對這節課的印象也較之其它題目來說比較深刻。
文獻綜述:對外投資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解釋外國投資發生的特點、原因、機制和后果.這些理論對于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特點
1.投資規模.截止2004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近370億美元。但與同期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相比,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僅為1:0.0597,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1:1.55和世界的1:1.093的平均水平,與發展中國家1:0.206(注:本文的數字統計均來自綦建紅。國際投資學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也有很大的差別,這些數字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仍然很小。盡管我國對外投資的絕對規模仍然有限,但增長十分迅速,平均年增長率達到50%,大大超過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最初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速度。
2.投資主體.就境內投資主體的所有制性質而言,我國境外投資正從單一的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向多種所有制經濟主體對外直接投資轉變。但大型國有企業在投資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就境內投資主體的行業分布來看,從初期以國有外貿商業公司和工貿公司為主,轉變為目前以制造業、批發零售業為主的結構。這些行業是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的主要行業,自然也成為中資公司海外投資的主要組成部分。
3.投資方式.從海外投資企業的股權結構看,我國海外非貿易性企業,采用合資方式的企業約占80%左右,獨資的中國企業相應還相對較少。目前,雖然新建投資還占有相當比重,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采取跨國并購及股權置換等方式對外投資。在國外設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已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亮點。
4.投資地域.一方面,中國對外投資從20世紀80年代集中于美歐日、中國的港澳等少數發達國家或地區,發展到周邊國家和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呈現出多元化發展格局。但是從另一方面,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分布看,高度集中在亞洲國家和地區,我國的港澳地區仍是投資的熱點,但對亞洲的投資比重出現明顯下降,而其他地區的投資有所上升。
5.投資行業.我國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等少數領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農業合作和研究開發等國家鼓勵的領域。就我過對外投資的存量來看,集中分布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采礦業;制造業。從近期的發展態勢看,采礦業、商務服務業和制造業是我國對外投資的熱點行業.
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模式分析
1.建立海外營銷投資模式,建立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有單一的國內市場走向全球性市場,如我國的三九集團.
2.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直接在境外設廠,帶動和擴大國內設備技術.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如華源集團.
3.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如海爾集團,由中國名牌成為世界名牌.
4.海外并購資產-品牌,通過并購國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響力開拓當地市場的海外投資模式.例如我國的TCL.
5.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指我國那些具有得天獨厚的品牌優勢企業,例如,北京同仁堂,品牌譽滿海內外,商標已受到國際組織的保護.
6.國家戰略主導投資模式,指我國一些大型能源企業開展海外投資主要是政府的推動,注重的是國家的宏觀利益,例如,我國三大石油巨頭即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這是解決能源瓶頸的重要問題。
7.海外研發投資模式,指我國一些高科技企業而非傳統的制造企業或資源開發企業通過建立海外研發中心,利用海外研發資源,使研發國際化具有居國際先進水平的知識產權,例如我國的華為集團。
截止2002年9月,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已達到6800多家,投資范圍擴大到160個國家和地區,協議投資總額165億美元。其中,中方企業投資91億美元,主要是對我國港澳地區和美國。其次是東南亞地區,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預測,到200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達到一年40億美元。主要是在確保能源及家電行業的對外投資。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億美元,其中6360億美元流入發達國家,約占世界FDI總流量的75%,208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只占FDI總流量24%.國際直接投資趨向于流向經濟規模大、增長速度快、產權明晰、金融管制松、企業運行狀況良好、市場準入限制小的國家和地區。
由于中國主要的優勢是勞動力資源,且政治穩定,工業基礎較好,國家外匯儲備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漸減少。格蘭仕、德隆等企業堅持國內生產、國外銷售,充分發揮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通過國際間的商業運作,將過剩的勞動力轉化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進而轉化產業優勢,提升國家的競爭優勢。福耀和萬向的選擇除了利用勞動力優勢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國家的“反傾銷”,及一些國家設置了較高的貿易壁壘,這種模式不但加大了國外市場開發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壘,不受反傾銷法的限制,減少征稅風險。而海爾的自建營銷體系模式就是堅持“世界品牌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市場競爭力的焦點就是以品牌為核心的企業形象的競爭,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譽度、國際化的形象及包裝等,在經營自有國際品牌的同時,利潤也隨之而來。
中國的企業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充分利用優勢產品,如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還要規避各種風險,選擇適當的時機,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
三、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選擇方向及原則
從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來看,企業投資的金額不大,范圍卻過于廣泛,平均每個國家只有幾千萬美元的投資。與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規模不相稱。特性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并存性、技術結構的多層次性、投資主體的多元性以及投資空間的全方位性,這就使得投資的區位選擇獲得了廣闊的空間。隨著海外投資規模的加大,投資主體將逐步由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企業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資源性和政策性投資除外)投資的風險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風險概率和風險損失,成為對外投資企業的首要課題。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遵循下列原則:避免盲目投資,選擇投資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選擇產品導入型,市場發展潛力大的國家和地區;依據不同行業的性質和進入國家的政策導向,確定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的優勢要素和核心競爭力及發展階段,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對多元化發展要慎重;出資方式盡量靈活,多籌集國際金融貨幣市場資金,選擇理想的投資伙伴,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專利及商標的使用,維持自有的技術優勢;實現經營管理當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資國的經濟運行體系中。
鑒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資產規模小,技術含量低,國際投資經驗少,我國政府雖然制定了一系列優惠和保護政策,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還是存在諸如多頭審批管理問題,管理政策導向不明,對外投資項目審批繁瑣,缺乏有效的對外投資監管、制約體系,導致在一些熱點市場上出現某些國內企業無序競爭,信息咨詢服務欠缺,境外逃資增多等問題,到目前為至,中國還未明確跨國投資經營的整體戰略、行業規劃、產業傾斜政策、投資行業導向。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現極不對稱性,比例為1∶0.0597,而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比較狀況為:1∶1.55,發展中國家平均是1∶0.206,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內外不均衡發展,使經濟增長失去強大的拉動力。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應以項目審批為主要手段的微觀管理方式改為以管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過渡到間接的監控、監測,最終形成以企業為投資主體,中介結構為服務導向,政府宏觀監控的管理體系。
四、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防范
大力提升中國跨國直接投資主體的壟斷優勢。如技術壟斷優勢、產品差異優勢、品牌及營銷優勢、產品成本和價格優勢、管理優勢、規模優勢等。提高跨國企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國企業人力資源的素質。調整優化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市場結構、企業組織方式。拓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渠道。(國內、東道國、國際三種籌資渠道)。中國的經濟增長,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又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這是經濟國際化發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必要的戰略舉措。
五、企業對外投資的企業戰略
1.鞏固的國內市場是國際化戰略的基礎。中國的國內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市場,對選擇跨國經營的國內企業來說,如何鞏固國內市場份額是個重要的問題。
2.制定明確科學的國際化發展戰略。強調跨國經營與企業整體發展戰略相協調,把國際化發展與企業的整體發展戰略結合,企業的每項投資和經營必須服從整體。
3.在海外投資項目選擇上,要合理取舍產業鏈條,確定經營方向,從資源重組角度出發,以降低成本為基點,開拓海外市場或尋求海外資源和技術,將資源開發、技術開發、耗能高的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轉向境外相關地區。
4.著力完善跨國經營管理制度??鐕洜I的戰略管理和控制制度,是實現企業全球化資源優化配置的關鍵。
5.加強成本管理和戰略控制
6.高度警惕和防范跨國經營可能遭遇的各類風險,建立風險評估和風險防范
預案,通過快速反應機制,應對風險的發生并降低風險帶來的損失。
7.企業對外投資離不開充沛的資金來源。
結論:中國對外投資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雖然總體規模尚小,但呈現出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地區分布逐步擴大,行業流向重點突出,經營層次逐步提高的良性發展格局。合理的戰略安排能促進中國企業更有效率的進行對外投資,這包括對外投資產業、區域和方式的選擇,政府的服務和促進措施能夠為企業對外投資創造良好的制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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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投資戰略投資風險投資前景投資階段
一、投資戰略問題
現階段,我國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既有內部發展的動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礙、緩解外部壓力的原因。這就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要有“戰略性”??傮w來說,這種“戰略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目的戰略性,即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跨越貿易壁壘還是尋求資源和技術的。二是投資地區戰略性,即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資源稟賦的實際情況,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數量。三是投資手段戰略性,即根據投資目的的不同,從綠地投資、跨國并購、合資以及股權收購等方式中選擇合適的投資手段。四是投資產業戰略性,即根據不同的投資目的,選擇不同的產業。其實,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這四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即根據投資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資手段在最佳的投資地區投資最佳的產業,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資效果。
目前,根據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需求,也為了促進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效、有序、協調、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鼓勵國內企業境外投資重點投向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鼓勵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拓寬這方面投資合作的渠道和領域;二是鼓勵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夠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并有助于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水平;三是鼓勵能夠通過境外投資獲得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投資,提高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四是鼓勵中國的優勢企業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增強服務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因此,具體來說,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投資戰略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一)基礎資源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雖然中國在勞動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對成本優勢,但在某些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礦產、森林和土地資源等)上卻顯得缺乏。要使相關行業保持穩定的增長,國內現有的已開發資源,從質量和數量來看都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建立穩定的國際資源市場渠道是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進行海外投資,開發資源就顯得十分必要。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第一類,部分亞洲國家。例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都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國在這些地區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類,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國的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都是我國緊缺的自然資源。
根據這些產業的類型,投資手段最好選擇與當地企業合資開發,或者是增資入股,跨國并購或者綠地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小、難度比較大。
(二)邊際產業轉移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根據國際經驗,對于我國的成熟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要想轉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因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實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鄰,交通、通訊、信息傳遞等比較便利的地區才能顯出比較優勢。這就是中國企業多向東南亞國家投資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將適用技術和成熟產業轉移到市場潛力更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這些國家從事加工貿易、建立生產制造裝配企業,可以較大地滿足東道國擴大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資順利進行。這就可以把我國的夕陽產業轉移出去,既可以緩解環境污染問題,又可以為我國承接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做好準備。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亞洲、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是我國紡織品、化工產品、機電產品、拖拉機、小型農具、自行車、玩具、鞋帽、手工藝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同我國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眾多,市場規模及潛力巨大。另外,這類產業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勞工素質也無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轉化,同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頗受當地政府歡迎。
這些國家和地區投資環境較好,而且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所以,我國企業在投資時可以選擇在國外直接投資建廠或者合資等形式。
(三)核心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美日歐等發達國家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以租賃和商業服務、批發零售為主,這些項目的投資從短期來看具有營利性,但是卻沒有長遠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正在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轉變成功與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歸根到底還是要取決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目前,國際分工已經從產品分工發展到了要素分工,技術特別是高端核心技術的研發主要集中于美日歐等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主要還是處于加工、組裝和制造等低端的價值鏈端點上,這就導致我國想通過利用外資提高技術水平比較困難。那么,怎么辦?一是通過自主創新研發技術,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到技術研發中心獲得技術。目前國家已經大力提倡自主創新,但是還沒有重視通過到國外投資主動地獲得技術。
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應該以吸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緊跟世界潮流為目的,有戰略、有步驟、有實效、有重點地發展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投資的方式可以跨國并購或者自己設立研發中心為主。目前,一些企業已經實施這種戰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日本等地設立高技術合資企業,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華為集團分別在美國的硅谷、達拉斯、瑞典、印度、俄羅斯成立了實驗室;海爾在美國設立了研發機構;長虹與東芝合作在日本設立研究與設計機構;聯想在香港和美國設立了研發和技術信息中心,并進一步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也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讓國外專業性的企業為我國企業作代工,通過同時購并核心業務和剝離非核心業務進行業務整合,提高和培養企業對全球資源配置、整合、計劃和協調的能力。在技術研發和關鍵性零部件生產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經開始出現“國內企業做品牌,海外企業做代工”的新現象。例如,國內品牌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做代工。2002年,聯想公司的所有筆記本電腦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產品均由臺灣地區的廠商負責生產。另外,美國和歐盟一直是對我國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也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各種貿易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緩解貿易摩擦。
二、投資風險問題
總體而言,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主要面臨以下風險:一是政治風險。例如,2005年,中海油斥資185億美元收購美國第石油公司尤尼科,因美國國會的阻撓而失敗。聯想收購美國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業務后,美國國會議員理查德·達馬托向國會提議審核聯想計算機的信息安全,這使聯想的業務發展受到制約。二是政策風險。例如,委內瑞拉政府宣布,把外資控股或獨資的石油、能源類企業收歸國有,外資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內瑞拉投資石油、能源的外國公司損失巨大。俄羅斯2006年年底出臺了關于整頓批發零售市場經濟秩序、規范外來移民就業等有關法規,使十萬華商受到損失。三是社會風險。2004年的西班牙燒鞋事件給中國商人帶來巨大損失。四是治安風險。2004年我國兩名工程技術人員在巴基斯坦被綁架;2005年1月,8名中國人在伊拉克被綁架。有關數據表明,2005年外交部參與處理的各類中國人海外安全事件為2.9萬件,2006年超過3萬件。五是市場風險。例如,TCL收購法國湯姆森電視機業務,由于市場變化快,導致銷售下滑、市場份額萎縮、虧損嚴重。
從具體地區來看,以非洲地區的尼日利亞為例,尼日利亞是中國企業開展業務較多的非洲國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國家,自然條件優越、石油資源豐富、市場規模較大;但是,投資的風險也比較大,主要表現為:首先,種族宗教問題錯綜交織,頻繁引發暴力沖突;其次,有組織持械犯罪猖獗,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第三,勞資關系、失業問題和貧富差距極易引發社會動蕩;第四,根深蒂固,制約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亞以搶劫、綁架等惡性犯罪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安全問題已經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名中國工人在尼日利亞南部的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遭到武裝分子劫持。據粗略統計,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國人在尼日利亞遭到武裝分子綁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機遇與風險并存的。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國企業既不能因噎廢食,因為有風險就持消極的態度,也不能視風險而不見,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堅持積極、審慎的態度,時刻樹立風險規避意識,有效設置風險控制環節,穩妥落實風險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風險化解措施,實施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的投資戰略。
從企業方面來說,企業應該從內部完善風險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場調研工作,充分認識、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審慎選擇交易方,盡量降低可能面臨的風險。準確定位和綜合權衡面臨的風險與機遇,結合企業發展目標,確定風險偏好,選擇承擔與預期收益和自身實力相匹配的風險。在風險發生時,企業可以通過分包和轉包的方式轉嫁一部分風險,或者在某些風險確定發生后終止合同,撤走設備,及時減少損失。
從政府方面來說,政府應該為企業對外投資做好保駕護航工作??梢酝ㄟ^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手段、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性融資手段、開發銀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業協會的信息咨詢等支持中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出口融資、信息咨詢和應收賬款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高效服務,為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安全保障。當風險發生時,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幫助企業緩解風險和減少損失。
三、投資前景問題
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來看,《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30億美元,大約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則達到了1930億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大約為1.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1990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0億美元的只有六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到2005年已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超過了這個目標。雖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要地位,但是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梢?,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投資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種新趨勢。
從中國對外投資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對外投資累計已達733億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和產業。但是,我國對外投資累計規模僅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規模的1%,約為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規模的1/10。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對外投資仍將持續較快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到了一個新階段后必然出現的趨勢。目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這是一個標志性指標。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時,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關系隨之出現許多新特點,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另外,國家政府各部門都在加大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扶持力度,從外交、外匯、稅收、海關、信貸、保險以及多雙邊合作等多個方面給予支持??梢?,我國企業“走出去”才是剛剛開始。
今后幾年,如果國內市場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繼續升值、國際貿易摩擦持續加劇,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將明顯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投資保障。因此,我國對外投資的速度將大大提高,規模將高于發展中大國的平均水平。有關專家預測:“十一五”時期,我國年均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150億美元以上,到2010年,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200億美元以上,五年合計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800億美元以上。如果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生產能力過剩問題進一步加劇,人民幣繼續升值,對外投資規??赡芨蟆5?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重要的對外投資母國,對外投資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進入前三位。
我國已經開始朝對外投資的大國方向邁進,對外投資加速增長。這意味著我國將從以吸引外資為主的階段轉向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階段,我國企業將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國外的各種資源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對于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平衡快速增長都有重要意義。
四、投資階段問題
任何戰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個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時代內涵。例如,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已經從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的階段發展到了選資的階段。同樣,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應該是一個廣義、動態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具有不同的含義。不管是從經典的投資理論來看,還是從現實的世界情況來看,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企業經營能力緊密相關。
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判斷,可以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或者國外經濟的制約,為了保持本國經濟發展或緩和國家間的經濟矛盾,國家政府積極鼓勵本國企業走出去。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對外投資都處于這個階段,我國對外投資就是去尋找資源、尋找市場、尋找技術以及跨越貿易壁壘。
第二階段:開拓國際市場,積累經驗。在被動走出國門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被動走出國門的壓力基本被緩和,企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此基礎上,這些企業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繼續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在國際上經營的能力。另外,國內的一些企業特別是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也逐漸走出國門,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當然,這個階段還是處于艱苦的開拓階段。目前,我國少數企業已經處于這種階段。例如,海爾集團在美國南卡州建廠,中興通訊和華為集團在國外拓展業務等。
第三階段:主動走出國門,全球配置資源。在經歷第二階段以后,很多企業已具備很強的國際經營能力和豐富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從經營業績來看,已經開始贏利。此時,經過多年打拼的企業就開始積極主動地走出國門。在這個階段,由于企業已經具備國際經營的能力和實力,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形式就不僅僅是單一的綠地投資,可以通過外包、加工貿易等形式把非核心業務或者把所有的生產環節在世界各地進行最優化組合。目前,我國處于這個階段的企業幾乎沒有。
在這三個階段里,第一階段是由于國家特殊的內部和外部壓力導致的,所以,這個階段不是每個對外投資企業必經的階段。但是,第二、第三階段是任何一個企業的跨國經營行為都必須經過的兩個階段,而跨國經營行為卻是企業內在利益驅動的外在表現,是其在成長過程中對自身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的自然結果。在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可能會經歷虧損微利可觀利潤、無品牌自主品牌的過程。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國內大型企業,這就決定了大型企業較多的經濟發達地區對外投資的數量比較大。2005年,在我國前500家大型企業集團中,有387家集中在東部地區,占企業總數的77.4%,中部地區59家,占企業總數的11.8%,西部地區54家,占企業總數的10.8%。可見,在短期內東部沿海省市對外投資將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是,隨著我國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民營經濟鼓勵政策的出臺,我國將有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開始開拓國際市場。
但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面臨全球商業革命的巨大挑戰。20世紀末發生了全球商業革命。此次商業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國公司重組并購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產業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說是“系統集成者”對其所在價值鏈進行的“系統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統集成過程中所產生的對價值鏈各個層面的巨大集約壓力,即所謂的“瀑布效應”。在各個產業部門,擁有強大技術和市場營銷能力的系統集成者們在其眾多的供應商中積極物色佼佼者,通過“產業計劃”的形式選擇可以和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協作的聯盟供應商,因此出現了“瀑布效應”,即給全球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一級供應商受到來自系統集成者的壓力,進行購并,發展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先地位。這些一級供應商同時通過同樣的產業計劃方式將這種變革的壓力傳遞給他們自己的供應商網絡。瀑布效應的結果是在全球范圍內,在各個層次和領域給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諸多產業都出現了高速的集中過程。結果就是全球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占領。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所面臨的挑戰比表面看來的更艱難,他們不僅面臨著要趕超系統集成者的巨大困難,而且要趕超供應鏈中每個層面的強大供應商。
總之,對外投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探索過程,是一個道路崎嶇的開拓過程。在知識時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特別重視技術研發和自主品牌問題。企業對外投資成功與否,既與企業自身的選擇和決策有關,又與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關。這就需要雙方緊密合作,共同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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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常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01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對外投資增長乏力,而中國持續保持平衡增長。2014年,我國年度對外投資流量首創1231.2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連續3年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日本。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江蘇省對外投資取得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一方面體現了江蘇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對外投資也是江蘇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為江蘇經濟發展與對外合作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我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可以通過合理發展對外投資來促進產業優化升級,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
1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
1.1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長速度快
2004年以來,江蘇省對外投資實現了連續十年的快速增長,對外投資流量由2004年的1.26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72.2億美元,短短十年間增長了57.3倍。截止2014年底,江蘇省累計核準對外投資項目4018個,累計對外投資存量269.41億美元。2013年,江蘇省新批對外投資項目605個,中方協議金額61.43億美元,在全國位居第三。
1.2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主體中長期發揮主力軍作用
從投資主體來看,2015年上半年,江蘇省共有經備案(核準)對外投資企業(機構)466家,在江蘇對外投資發展歷程中,民營企業發展迅猛,一直以來發揮著主力軍作用。2000年,江蘇省新批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19個、中方協議金額0.1億美元,分別占比55.88%、5743%。2005年,新批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104個、中方協議金額1.42億美元,分別占比65%、691%。2013年,新批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426個、中方協議金額43.42億美元,分別占比70.41%、7069%。
1.3市場輻射面較廣,以亞洲地區為主
目前,江蘇省對外投資市場輻射面較廣,項目涉及88個國家和地區,已基本形成“以亞洲市場為主、非洲市場保持穩定、歐洲市場不斷突破”的市場格局。2013年,洲地區新批項目335個,中方協議投資額30.78億美元,分別占比55.37%、50.11%;非洲市場全年新批項目43個,中文協議投資額5.23億美元,分別占總比7.11%、8.51%;歐洲地區新批項目7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11.76億美元、同比增加126.49%,分別占總比1207%、19.15%。
從具體投資對象來看,由于與香港地區語言、地理、文化等相近,再加上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著良好的金融環境,使得中國大陸企業傾向于在香港進行投資。2013年,江蘇在香港對外投資流量達23.19美元,占全年對外投資總額的37.75%,在所有國家或地區中位居第一。另外對于英屬維京群島這樣的避稅天堂也吸引了不少的江蘇企業,在這里進行投資可以利用政策合理避稅、節約成本。2013年江蘇對英屬維京群島直接投資1.74美元,占比2.85%。
1.4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廣,多元化趨勢不斷加強,以三產為主
經過多年的發展,江蘇省對外投資現已涉及農、林、煤礦、食品、紡織、石油、化學、醫藥、金屬、電氣、通信、交通、建筑、教育、文化等近70個行業。2013年,第一、二、三產業對外投資流量分別為2.63億美元、22.9億美元、35.89億美元,分別占比4.29%、37.28%、5843%。從行業分布來看,江蘇省對外投資主要集中于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行業。2013年對外投資流量排名前5的行業分別是租賃與商務服務、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房地產業,中方協議投資額分別為17.14億美元、9.85億美元、12.72億美元、6.54億美元、4.99億美元。
1.5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對外投資存在明顯差異
長期以來,蘇南地區對外投資的整體水平在三大區域中較強,蘇中地區次之,蘇北地區較弱。2013年,蘇南地區對外投資新批項目數43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43.68億美元,在全省分別占比71.57%、71.11%;蘇中地區新批項目106個,中方協議投資額10.82億美元,在全省分別占比17.52%、17.61%;蘇北地區新批項目66個,中方協議投資額6.93億美元,在全省分別占比10.91%、11.28%。從具體城市來看,蘇州、無錫、南京這3個城市多年來在對外投資領域保持領先地位,2013年對外投資額排名前3的城市依次是蘇州、無錫、南京,對外投資額分別為16.19億美元、12.02億美元、10.07億美元??傮w上來看,江蘇對外投資發展水平的分布特征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是相符的。
2江蘇省產業結構發展概述
長期以來,江蘇一直致力于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江蘇產業發展逐步實現了由弱到強、由小到大。江蘇產業結構在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一直是以第一產業為主,形成“一、二、三”的格局;到1975年,江蘇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首次超一產,從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江蘇產業結構形成“二、一、三”的格局;1989年,江蘇產業結構再次實現歷史性的轉變,江蘇第三產業占GDP比值首次趕超第一產業,從80年代末期至今,江蘇產業結構長期保持“二、三、一”的格局,且一、二產所占比重持續下降,三產占比不斷上升。2013年,一、二、三產占GDP比值分別為6.1%、49.2%、447%。
從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變化趨勢可以看出,江蘇產業結構在逐步實現優化升級,但與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相比,仍有較大差距,2013年,上海一、二、三產占GDP比值分別為0.6%、37.16%、62.24%。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更是落后很多。雖然并不能絕對地說三產占GDP比重越高產業結構就越合理越優化,但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在保持一、二產業健康發展的前提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更多地是體現在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
3江蘇省對外投資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實證分析
江蘇省對外投資起步比較晚,能獲取的樣本數量比較少,由于灰色關聯分析法對樣本量的多少和樣本有無規律都同樣適用,故本文采用此法進行分析。
3.1變量的選取
3.1.1產業結構升級指標(S)
本文使用較廣泛運用的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來測定江蘇省的產業結構水平。選取2005―2013年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
3.1.2對外直接投資(OFDI)
本文分別從總體、分行業、分地區對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升級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選取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和計算機、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和房地產7類行業進行關聯度分析。投資地區,包括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選取2005―2013年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
3.2分行業灰色關聯度
運用灰色關聯度模型來計算江蘇省對外投資與產業升級的總關聯性、流向不同行業對外投資與產業升級的關聯性,計算結果見表1。
表1分行業灰色關聯系數
總關聯性制造業批發和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信息和計算機采礦業交通運輸房地產
絕對0.750.770.750.650.910.840.560.73
相對0.780.820.810.670.920.870.570.78
綜合0.7650.7950.780.660.9150.8550.5650.755
排名3461275
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
(1)從總關聯性上來看,江蘇省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灰色關聯系數為0.765,這表明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的關聯性的,說明江蘇省逐年不斷增加的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江蘇省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效應仍不夠明顯,與美、日等先行大國相比,我們還存在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本文認為主要在于兩方面:一方面,盡管長期以來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由于起步晚,對外直接投資額明顯偏小,故而導致對外投資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不夠明顯;另一方面,江蘇省傳統產業結構根深蒂固,再加上配套措施并不完善,故而對外投資并未能順利利用傳統產業轉移、新興產業成長、產業關聯等效應來促進江蘇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2)對外投資額的多少并不能完全決定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作用的大小,對于不同導向的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明顯差異。其中,信息、計算機對外投資額占總投資額比重并不大,但其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聯系數為0.915,排名第一,這說明信息與計算機等高新技術行業的對外投資所產生的技術反向溢出效應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作用最明顯;而采礦業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聯系數為0.855,名列第2。這些也正符合江蘇省產業結構的實際情況,技術和資源瓶頸是當前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面臨的最大難題,而對高新技術行業與資源型行業的投資有效緩解了江蘇省相關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兩大瓶頸問題,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也較為明顯。
(3)交通運輸、房地產、商業服務等以利益為導向的對外投資,則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這些行業的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開拓市場,以獲取利益為主要目標。對傳統制造行業的對外投資是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亞洲“四小龍”、日本也都是通過對傳統制造業的國際轉移實現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但表1中顯示出制造業對外投資與產業升級的關聯系數為0.795,由此可以看出,江蘇省對制造業的海外投資并沒有形成有效的國際轉移,事實上,省內眾多企業更傾向的是轉移到我國的中西部地區。
3.3分地區灰色關聯度
運用灰色關聯度模型來計算江蘇省流向不同地區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聯性,計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
(1)江蘇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關聯度名列前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對亞、非、拉美地區以尋求資源為導向的投資為江蘇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資源,有效解決了相關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問題,對江蘇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
(2)省內企業對歐洲和北美洲的直接投資多以技術或戰略性資產尋求型為主要導向,但大多以失敗告終,從關聯系數上也可以看出,這兩種類型的投資對江蘇省產業結構升級并未起到較明顯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部分發達國家對其技術、管理經驗、品牌的擴散實施非常嚴格的控制,這樣使得以で蠹際躉蛘鉸孕宰什逆向溢出效益為導向的對外投資難以大顯身手。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由于省內金融發展相對落后、技術基礎相對薄弱、相關產業不夠成熟等條件的限制,使得企業即使在獲得技術后短期內也難以吸收、應用。
4政策建議
為了更好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江蘇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效應,更好地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結合上文分析就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4.1對外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行業選擇
目前,江蘇省與產業結構升級關聯度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行業是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但投資規模卻并不大,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因此,要加大對信息技術、電子、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對外投資,加快解決戰略方向、科研攻關等問題,使技術反向溢出效應更明顯。對鐵礦等資源類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適度增加,要充分發揮江蘇在開采資源方面的優勢,加大對俄羅斯、加拿大等有著豐富資源又在開發加工方面具有潛力的國家的直接投資,在獲取所需資源的同時要注意采取多元化的投資主體與投資方式。對于制造業,則應繼續加大尋求轉移產能或低成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但要循序漸進,不能盲目轉移,避免出現產業空心化。
4.2對外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區位選擇
繼續保持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力度,以期獲取豐富的自然資源、能源資源、礦產資源等,鞏固資源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要不斷加大對歐美國家以技術尋求型與戰略性資產尋求型為導向的投資。雖然目前這類投資短期內對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作用并不明顯,但從長期來看,一方面,隨著這類投資在東道國的本土化程度不斷加深,對東道國有關技術獲取的受限條件勢必會有所寬松,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環境、相關產業發展也日趨成熟,對歐美地區的這兩類投資對江蘇省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也會不斷加強。
4.3政府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在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起著鼓勵、保護和引導的作用,要做好頂層設計,并制訂好中長期發展戰略。具體可以從如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在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通過提供優惠貸款、稅收優惠等一系列措施增大企業對外投資的成功率;二是為對外投資提供專門的信息咨詢服務,為企業提供海外投資經驗交流平臺,減少企業在對外投資時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三是可以通過建立友好城市、商貿洽談與出訪的方式來創造更多的對外投資機會,促進本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四是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提高技術基礎,幫助企業提升對“外來”技術的學習和吸收能力。
4.4對外投資企業要不斷加強自身學習
企業要想更加順利、高質量地“走出去”,成為世界型的大企業,要經歷一個緩慢成長、不斷學習、不斷成熟的過程,在經營、管理和創新等方面需要積累更多的市場經驗。除了政府要制訂好中長期發展戰略、加強對企業對外投資的指導與支持外,企業自身要制訂長遠的發展規劃,著力于投資地區的本土化發展,熟悉市場規則,為當地解決就業問題,能切實地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此外,企業還應積極參與到當地公益事業,承擔社會責任,樹立良好的海外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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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政策體系 問題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由小到大,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2007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187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6.2%;截至2007年底我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的存量達到937億美元,2007年經商務部核準或備案的境外中資企業達1.2萬家,范圍已擴展到世界172個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緩解我國企業資金短缺的壓力、有效彌補國內資源供給不足,同時也是我國企業克服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的重要途徑。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推動世界經濟的不斷融合與滲透,我國外貿不平衡問題逐漸加劇與突出的背景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具有客觀必然性,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證明,政府部門不斷完善相關的政策支持體系是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實施國際化戰略的保證。我國政府雖然已初步建立起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服務、保障和監管體系,特別是近幾年國家在財稅、信貸、保險、外匯等方面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進一步改善了對外投資的政策環境。但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體制、法律體系和支持服務措施等相對滯后,已難以適應我國企業海外投資迅速發展的實際需要,健全、完善我國對外投資的政策體系已勢在必行。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管理體制問題
1.多頭管理。
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中,多頭審批管理一直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目前仍有眾多的部門參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工作:商務部是國務院授權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歸口管理部門,負責擬定境外投資的管理辦法和具體政策,起草對外直接投資管理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依法核準國內企業對外投資開辦企業(金融類除外)并實施監督管理。發改委負責安排國家撥款的境外資源開發類和大額用匯投資項目。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資委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協助管理部門,負責與對外投資有關的外匯匯出入、資金投放、境外國有資產管理等事務。各地方政府和有關部委為其境外企業主辦單位的政府主管部門,并根據本地區、本行業的綜合優勢和特點,確定本地區本行業的重點投資方向和領域。同時商務部授權其駐外使領館商務處對中方在其所在國開辦的各類企業進行一線監督管理。在這種多層次的管理體制下,表面上各部門各司其職,但實際上職能交叉,管理內容重疊。各部門從各自的管理權限和部門目的出發,制定出各自的管理辦法,同時又缺乏一個權威的機構來負責統一協調,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造成混亂,極易產生矛盾。
2.行政審批制度繁瑣。
由于目前我國境外投資管理涉及多個部門,企業一個境外投資項目往往要經過多個部門審核,審批環節過多,且個別環節存在重復審核和審核標準不一致的現象。目前企業走出去投資辦廠,需要由企業向縣級專業主管部門遞交相關報告后,再經省、市、相關部委審批,最后還要經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聯合核準,所耗時間短則3-5個月,長則數年。這些繁瑣的審核手續,使審批時間過長,貽誤了企業對外投資的時機。
3.國家對海外企業的監管不力。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直存在國有資產流失、企業非法經營、投資移民、資本外逃等問題。這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體制中一直存在的“重審批、輕監管”的現象不無關系。目前,我國對對外投資的監管基本上處于放任自流或無能為力的狀態。盡管我國商務部從2003年起對境外投資實行了統計、年檢和績效評價制度,但由于少數投資主體對聯合年檢重視程度不夠,落實不到位,導致部分境外企業沒有參加聯合年檢;加之許多根本沒有經過審批而私自進行對外投資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使我國對外投資統計的準確性與全面性大打折扣。財政部對境外國有資產的管理基本上也是有名無實,其監管的條例和措施可操作性較差,而駐外使領館商務處也缺乏必要的監管手段,其一線監管職能受到人員經費的嚴重制約。
4.嚴格的外匯管制影響了海外投資企業的國際、國內融資能力。
近年來,為了適應我國境內投資者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的需要,外匯管理局逐步放寬了對境外投資的外匯管理:取消了境外投資風險審查制度和匯回利潤保證金制度;允許境外企業產生的利潤用于境外企業的增資或者在境外再投資;取消了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限制,允許購匯或使用國內外匯貸款用于境外投資等。但是,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擔保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國家對境外投資企業的資金籌措和貸款擔保仍限制得過多過死。例如,國家外匯管理部門對國內母公司給予境外子公司貸款擔保有嚴格的數量限制,中國銀行境外分行也不能向我國境外企業發放貸款。這些規定都極大削弱了海外投資企業的國際國內融資能力。
(二)保障制度問題
1.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
我國對外投資立法嚴重滯后于海外投資實踐的發展。我國的第一項對外直接投資始于1979年,但直到1985年才有了第一個規范海外投資的法規。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出臺一部系統的、既符合國際規范又符合我國國情的《海外投資法》,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對外投資的法律體系?,F行的有些法規不僅頒布時間較早,而且門類殘缺不全,難以適應當前企業海外投資的需要。而且由于目前我國對外投資仍處于多頭管理狀態,各項法規分別由眾多管理部門制定。這些產生于各部門管理權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規難免有不銜接甚至相互抵觸之處,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海外投資混亂無序的狀態。
2.保險制度不健全。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資本輸出國為保護鼓勵海外投資而向本國私人海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的法律保障制度。據此制度,投資者向本國投資保險機構申請保險后若遭受承保范圍內的風險致使投資者損失的,由保險機構補償其損失并取得代位求償權,然后該保險機構可依據與東道國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向東道國索賠。目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作為政策性保險公司為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活動提供政治風險保障。但從其目前提供的服務來看,主要還是側重于與出口業務有關的保險。公司成立以來至今承保的海外投資政治風險業務仍相當有限。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缺位加重了海外企業應對風險的成本。
3.雙邊多邊投資保護機制不健全。
到目前為止,我國已與115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促進和保護協定,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海外市場(約占我國境外投資目的國的28%)與我國尚未簽訂此類協定。而在已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其中多數都是同來華投資的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簽訂的,其主要目的是吸引這些國家的投資,而未將保護中國境外投資列為重點。這事實上導致雙邊投資協定演變為我國政府的單方面承諾。即使我國與別國簽署的雙邊協定中列有相互保障投資安全的條款,由于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缺失,這些協定仍難以發揮實際效果。
在國內投資保險制度和雙邊投資保護機制均不健全的同時,我國對多邊投資保險機制的作用也未給予充分重視。根據《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MIGA)建立的擔保機構主要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私人海外投資的非商業性風險給予擔保,并提供爭端解決機制,我國雖然是MIGA的創始會員國和主要出資國之一,但截至2006年,我國境外投資者尚無使用多邊投資保險的記錄。
(三)服務支持體系問題
1.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小,獲取成本高。
目前在金融政策方面,根據國家境外投資發展規劃,對于能彌補國內資源相對不足的境外資源開發類項目和能利用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項目等四類項目,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貸計劃中,安排一定規模的信貸資金予以支持。該境外投資專項貸款享有中國進出口銀行出口信貸優惠利率。對于那些對國家利益具有重大影響但企業自身資金實力尚無法完成的海外投資項目,中國政府的海外投資專項貸款將發揮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出口信貸規模的限制,海外投資專項貸款規模有限,而且申請使用海外投資專項貸款的項目,需按《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和《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的規定獲得核準,并由中國進出口銀行遵循獨立審貸的原則對項目貸款的條件進行審查,審批手續繁瑣,耗時長,獲取成本高。
2.財稅政策的支持方式單一,缺乏政策導向。
在財稅政策方面,我國的支持政策主要體現在:對企業從事境外投資時發生的前期費用予以直接補助,從境內銀行取得的用于項目建設及運營的一年以上的中長期貸款予以財政貼息;對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予以資金支持;納稅人在與中國締結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所納稅收予以抵免,對承擔援外項目的企業實行稅收饒讓,在境外遇到不可抗力風險而造成損失的企業對其境外所得給于一年減征或免征的照顧等。但目前我國的財稅支持政策只是零星的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中,尚未形成體系,也沒有體現出在對外投資的產業、地區以及投資方式上的政策導向,與其他的對外投資政策缺乏銜接和協調。另外,優惠方式單一,這特別體現在我國的稅收政策中。目前我國的稅收政策主要側重于稅收抵免、饒讓等直接鼓勵措施,對于加速折舊、延期納稅、設立虧損準備金等間接鼓勵措施卻很少涉及。這種政策雖然透明度高,但對于投資大、見效慢的項目刺激效果有限。即使在直接鼓勵措施中也只有對直接抵免的規定,沒有涉及到國際通行的間接抵免的操作方法,隨著我國投資方式日趨多樣化,這必然會造成海外企業在稅收交納和抵免時出現無章可循的局面。
3.信息咨詢不到位,技術援助少。
在信息服務方面,我國主要依靠駐外使領館提供一些有關駐在國的宏觀經濟、市場需求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方面的信息。這些商務信息一般都直接反映到中央有關部委,按行政隸屬關系再向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傳遞,基本上是一條單向、封閉的路線。目前我國的信息服務活動也處于較低的水平,國外已進行的一些信息服務如組織由企業管理者和政府官員參加的投資代表團出國考察,建立有興趣去海外投資的企業數據庫,提供有關國家特定行業甚至特定項目的信息,為投資牽線搭橋等開展很少。而且由于沒有提供信息服務的特定機構,搜集的信息比較零散,缺乏整理加工,很多信息的價值沒有充分發掘。另外,我國在海外投資的可行性研究、項目開發與啟動、人員培訓方面提供的技術援助也很少。這都使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時面臨信息、人才、資金短缺的困境。
二、完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以監管為核心,審批為輔助,完善對外投資的監管體制
1.設立統一獨立的管理機構,改多部門審批為單一部門審批。
盡快設立一個統一獨立的管理機構如對外投資委員會,在宏觀層面上統一領導和協調組織全國的對外投資活動。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我國有關對外投資的戰略、方針、政策,結合我國產業政策,在分析企業優勢和國際市場區位優勢的基礎上,對海外投資的產業和地區進行協調指導;依法核準國內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并實施監督管理,協調國家外匯管理局、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的管理活動,并領導協調我國銀行、駐外使領館對海外投資進行監督;發揮服務功能,為海外投資和海外企業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咨詢和技術援助。
2.改革審批體制,提高審批效率,增強透明度。
海外投資委員會應統一目前我國海外投資的審批標準,使審批內容更具合理性:在海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基礎上,結合項目金額和企業的所有制性質而采取不同的審批方式,其中國有企業應成為政府對外投資管制的主要對象。對私營企業的海外投資,只要不屬于我國限制投資的敏感領域,應逐步過渡為登記備案制;對于國有企業則應結合項目金額,限額以下的項目為自動許可,限額以上的由海外投資委員會進行核準。對于需核準的項目,國家應進一步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批內容,提高審批效率;并將審批內容、程序、標準等對外公布,接受社會和企業的監督。
3.加大監管力度,落實監管措施,建立健全監管體系。
海外投資委員會應協調銀行、國資委、財政部、駐外使領館等部門構建我國對外投資的監管體系。對于國有企業,國資委應承擔起對外投資出資人的角色,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國內母公司加強管理;財政部門應修訂有關的企業財務管理制度,規范境外企業的財務工作;同時落實投資主體責任制和投資項目法人責任制,確保企業自身承擔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對于私營企業,則應聯合投資母體所在地的工商稅務和銀行實行全程監管監控,以防止資本外逃和投資移民。另外,加強對外投資企業的年審工作和駐外使領館對所在國企業的監督管理,并以投資金額為標準確立監管的重點企業和項目,加大相應的法律、經濟、行政處罰措施,確保我國的監管措施能夠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二)以立法為基礎,通過外交手段,健全對外投資的保障制度
1.構建立法體系,完善保險制度,健全對外投資的單邊保障制度。
系統健全的立法體系是保證海外投資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根本和保障。在總體法律框架方面,我國首先應制定一部符合國際慣例和我國國情的《海外投資法》作為調整境外投資的基本法。該法律應對我國的投資目標、投資主體、投資形式、審批程序、資金融通、企業管理等方面做出原則性規定。在此基礎上,根據海外投資實踐,及時補充境外投資法的實施細則及其他的單項法規,如《境外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對外投資保險法》等,徹底改變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局面。
明確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作為國家政策性保險機構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風險保障服務的職責。建議政府加大政策性風險基金投入,以便于中國信保能夠擴大承保范圍和保險金額;同時加大宣傳力度,并在審批環節中對投資于未建交國家和高風險國家的企業實行強制投保,以便對海外投資提供更充分的保護。
2.加強國際政策協調,完善對外投資的雙邊、多邊保障體系。
進一步加強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商簽、修訂和履行的工作。特別是加強與我國尚未簽訂這兩類協定的發展中國家的工作。對已簽訂的協定增加對我國海外投資企業加強保護的內容,如要求我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享有同等待遇,賠償因戰爭、、暴亂等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保障資本金和利潤的自由匯出等。另一方面,加大宣傳、普及力度,促使我國海外投資企業利用《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提供的相應支持,并利用《多邊投資爭端解決公約》維護自身的利益。
(三)加大支持力度,豐富支持手段,建立對外投資的支持和服務體系
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政府首先應加大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資本金,使之能相應擴展優惠貸款和貸款貼息的規模和范圍。例如,我國的優惠貸款不應只局限于境外資源開發項目等四類項目,對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有帶動作用的服務業投資,有利于轉移我國過剩生產能力的生產加工項目,能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和人力資源的高新技術企業等都應成為資助的對象。其次,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放寬貸款擔保限制,如允許金融機構的境外分行向我國的境外企業發放貸款,并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發行債券。最后,重視發揮商業銀行的作用,鼓勵銀企合作。對于大型項目,由國家出面促成銀團貸款,并通過向商業銀行的海外貸款項目提供完善的保險制度,解除其后顧之憂,充分調動銀行參與走出去項目融資的積極性。
財稅政策支持方面,國家應該盡快設立海外投資發展基金、中小企業海外產業投資基金、對國家利益有重大意義的產業投資基金等,建立與完善我國的基金支持體系。這些基金可以由財政部、地區政府、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海外投資企業共同出資組成,根據企業申請,通過一定審核標準,向海外投資提供風險貸款。另外,以產業政策為引導,憑借多種支持手段,擴大稅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例如,對于國家重點鼓勵的投資行業和項目給予一定年限的所得稅減免;對作為實物投資的出境物資和通過境外投資帶動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的出口給予全額退稅;并完善目前的稅收抵免制度,補充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并將加速折舊、延期納稅、設立虧損準備金等間接鼓勵措施引進我國的稅法當中。
信息咨詢和技術援助方面,國家的海外投資委員會承擔向海外投資和海外企業提供信息咨詢和技術援助服務的功能。定期國別投資環境報告,盡可能提供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技術、法律和社會文化等信息;建立對外投資國別地區項目庫和有興趣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信息庫,為企業尋找合作伙伴和投資項目提供服務;進一步了解企業的需求,聯合駐外使領館和國際商會分支機構形成龐大的信息互動網絡,并加強對信息的整理和提煉,保證信息的時效性和準確性;開展更為積極的信息服務,如通過組織會議、投資組團、國外考察等方式為企業海外投資決策提供支持,并為企業決策前的可行性論證和項目規劃、人員培訓提供必要的資助。
[本文是山東省教育廳課題《我國服務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編號S07WF21)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單位:山東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劉紅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及國際比較》,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關鍵詞】對外投資 保障機制 雙邊保護機制 多邊保護機制
一、中國對外投資的現狀分析
對外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意味著生產力的國際化擴張和產業的國際化轉移。當然,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發展初期,由于自身實力的不足以及外部環境的巨大壓力,仍存在很多缺陷。
(一)投資規模整體較小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長期以來均以中小企業投資為主,投資規模較?。ɑ驹?000萬以下),顯然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已有的少數大規模項目都有官方背景,由中央企業進行的投資達上千萬美元的較大項目,而且往往具有明顯政治色彩或援助特色。例如中鋁集團與力拓集團聯合開發幾內亞西芒杜50億噸級優質鐵礦項目、中國電建中標喀麥隆一號國道修復項目、中航國際工程公司承擔斯里蘭卡A09公路項目等。
(二)對外投資結構不合理
產業結構布局的不合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最多的是制造業,在制造業中,投資最多的行業是機械行業和紡織業,而且投資方式以直接投資為主,企業并購與間接投資為輔,比較單一化。
(三)對外投資缺乏宏觀指導
對外投資需要國家承擔相應職責,進行相應的投資指導。而且這種指導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對不同類型企業對外投資方向、產業與國別進行分類引導與調控。但是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缺乏明確的目標方向,也沒有統一的調控管理部門,而普遍認為應當承擔此類職責的商務部、外交部與國資委各自為政,并未發揮協同作用。
二、中國對外投資主要風險
對外投資固然可以成為其新的經濟增長點,甚至為其再生提供一個絕好的機遇。但是海外投資的增多,風險也加大。中國海外投資面臨的風險大體有股份比例風險、金融匯兌風險、政治風險。
1.股份比例風險
股份比例風險是投資東道國嚴格限制外國資本在某些經濟部門的投資股份比例。這些部門一般是屬于限制外國投資部門,也就是說外國資本不能擁有100%的比例。造成了一些中國投資者雖然進行了投資,但是卻無法得到控股權,因而不能決策。股份比例風險指的不是投資后風險,而是投資前風險,它是一個企業進行國際投資必須要進行的事前風險評估的范圍。
2.金融匯兌風險
金融匯兌風險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外匯管理制度。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東道國一般都實行外匯管理制度,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和美元外匯儲備風險加大。由于中國政府持有巨額美元外匯儲備,而且人民幣與美元匯率往往被美國方面政治化,所以這樣的匯兌風險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很難說是完全的商業風險。
3.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是指投資東道國國內政治環境或東道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政治關系發生改變,而給外國企業及投資者帶來緊急損失的可能性。它是海外投資最大、最不可預測的風險。(1)影響外國投資企業正常業務收益風險。這是最為常見的政治風險,因為政治環境或政治關系發生改變,從而使得企業或投資者的經營收入和政治回報遭受損失的風險;(2)影響財產所有權的風險。國有化和征收風險是國際投資法中最受到關注的風險,國有化可以針對國內財產,也可針對外國人財產,國有化及征收中斷了外國人投資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和預期投資收益的進程,在絕大數場合會造成投資者損害。
三、中國對外投資的法律保障
(一)海外投資的雙邊保護機制
中國與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狀況來看,中國對外投資的對象主要是發達國家。其雙邊投資協定也具有鮮明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雙邊投資協定的特征。出于引進外資的目的,中國與他國締結了眾多的BIT,所以,如何利用中國的BIT保護中國海外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一個新的課題。
1.利用BIT規則對東道國的投資規制進行相應約束。BIT作為雙邊條約,不僅僅對締約國具有約束力,同時在多邊機制下也具有國際法效力。BIT締約國有義務保證其合理實施,當該國國內法與BIT發生沖突,締約國有義務修改與相應的國內法以盡力規避違反BIT國際義務的情形發生,從而實現對BIT普遍效力的維護。
2.利用BIT規則針對中國海外投資提請外交保護。外交保護是一國通過外交途徑實施的,對國外的本國公民合法權益進行的義務性保護。中國企業應首先申請謀求東道國國內法律救濟。在未能得到救濟的情形下,可請求中國駐外使領館實行外交保護。外交保護機制一旦觸發,中國在海外投資就由單純企業商業行為演變為雙邊商事外交問題。
3.利用BIT規則提請國際司法或仲裁介入。雖然現在還沒有司法領域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仍然存在若干現存解決機制可以利用?,F在中國與多個國家簽訂的BIT里均設置ICSID條款,日益傾向于訴諸ICSID解決爭端。這也就意味著,中國與他國的此類BIT實際上為ICSID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二)中國海外投資的多邊及區域保護機制
中國是WTO的TRIMS協定的締約方。經濟全球化依賴于投資自由化,但是目前全球性的多邊投資公約仍未產生,因此有必要借用WTO體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建立相應的法律機制,在一定范圍內實現對投資的保護。TRIMS協定中可適用于保護中國海外投資領域的規定如下:
1.靈活利用TRIMS國民待遇條款。國民待遇在國際投資法領域并非受多邊保護的普遍性待遇。在國際投資法領域沒有一個像WTO那樣的全球性多邊條約和組織機制,WTO的國民待遇滲透到多邊投資機制中來,強化國民待遇可使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情形下靈活運用WTO規則保護自身合法利益。
2.一旦投資對象國出現TRIMS協定列舉的有關投資措施,完全可利用其國內法或WTO爭端解決機制實現對中國投資者正當權益的維護。
參考文獻
[1]盧進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海外直接投資[D].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3.
[2]蔣群英.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與政策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3.
[3]姚梅鎮.國際投資法[M].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4]陳安.國際經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關鍵詞】對外投資;戰略選擇;發展戰略
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早已不是世界經濟聯系的唯一構成部分,國際資本流動發展的勢頭也越來越迅速。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就一直保持著快速發展。而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戰略性的轉變。走出國門,實現多角化的對外投資也成為了中國立足國際舞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對外投資應遵循的原則吧
對外投資應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保證對外投資最大化發揮作用,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1、效益優先原則
效益優先原則要求企業將追求效益最大化作為企業投資的根本動機和目的。投資效益包括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即企業的投資回報和企業投資給國家和企業帶來了社會效益和長遠效益。
2、優化結構原則
中國產業整體素質偏低,中國對外投資的任務之一是通過國際生產體系的建立來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對外投資的目的必須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客觀要求。
3、揚長避短原則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絕大多數產業較少擁有世界領先技術、管理水平,人員素質也不高,這就要求我們在投資產業方面選擇那些技術相對成熟、市場占有率高的優勢產業。在投資區域方面選擇與我國關系友好,市場相對穩定和潛力大的地區。
4、帶動出口原則
國內市場是有限的,隨著生產的競爭的加劇,我們迫切的需要轉向國外市場,帶動出口,開拓海外市場也就必不可少了。[1]
二、中國對外投資的地方戰略選擇
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現實情況表明,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不應是單一的或少數行業的選擇,而應是多行業多區域的開拓與發展。
在以前,中國對外投資的地區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投資產業以服務貿易型、生產加工型為主。但是為了促進中國經濟更加快速可持續性發展,中國對外投資的地區重點應該做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并重,并逐步將投資重點轉向發達國家。
1、資源型投資地區
我國是典型的基礎型投資地區,雖然勞動力資源豐富,但是某些自然資源卻相對匱乏,因此,進行對外投資,開發資源就顯得十分必要。資源型投資地區的國家主要包括亞洲國家和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亞洲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則具有中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如石油、天然氣等。這些資源與中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3]
2、轉移型投資地區
轉移型投資地區的目標國家主要是拉美、亞洲其他國家、中東歐等國家,中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的市場前景較好。
3、研發型投資地區
由于中國發展水平受限制,導致中國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規模都不大,對此,中國在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時主要吸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投資領域應集中在技術先進、科技含量高的行業。[2]
三、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戰略選擇
1、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策略
(1)資源開發業。資源開發業仍將在中國對外投資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一項重要任務。由于中國現在還處于對外投資的起步階段,因此,資源開發業應是中國當前對外投資的一個重點。此外,針對中國資源缺乏的現實,進行資源開發型的跨國經營可以緩解中國資源的不足,相對提高中國資源擁有量。目前,中國已積極發展對非洲國家、美國等資源豐富國家的直接投資。
(2)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密集,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化工、醫藥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優勢。根據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國可以將一些生產力相對過剩,在國內漸漸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到那些處于相對優勢的國家中。
(3)高新技術產業。中國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電子,小型機器制造技術等,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易于為其它發展中國家所接受。但是這些技術型產業也應進行對外投資,實現產業的轉移。
隨著新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為新的投資熱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現代社會,科技成為產業競爭力和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核心。對中國而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投資是一個必然的戰略選擇,但由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層次還比較低,對外投資還處于發展階段,所以要把高新技術產業當做未來戰略選擇發展。
(4)新興服務業。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許多新興的服務行業也如春筍般冒出了頭。全球產業結構也呈現出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趨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國家,雖然中國的服務業總體上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行業中存在比較優勢。所以中國應在關聯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基礎上發展新興服務行業。[3]
2、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戰略
為了在國際市場上開拓新的天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環境中處于領先地位,中國企業必須制定長期的發展戰略。
(1)技術創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的戰略上,要努力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實現技術的創新。
(2)市場導向。中國企業要學會以市場為導向選擇投資產業,要學會開發具有中國特色文化的企業商品,從而占領國際市場。
(3)培養人才。人才不足是中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擴大國際化經營規模、提高國際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中國要大力開發人才,培養符合要求的復合型人才。
(4)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品牌已成為企業競爭力的具體表現。因此,中國企業必須注重品牌意識,發展品牌戰略,打響品牌戰,提升企業自身形象。
【參考文獻】
[1]文學,郝君富.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國國際投資戰略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