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及其應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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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關鍵詞:企業集團;全面預算管理;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163-02

博弈論在企業集團預算編制中的應用不同于單一企業,區別在于它還存在著母公司與成員企業(即全資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參股公司成員企業)之間的博弈,而單一企業只存在公司內部的博弈,因此本文將主要對企業集團預算編制中存在的母公司與成員企業之間的博弈進行分析。

1 博弈模型建立的基本假設

(1)在企業集團的預算編制過程中,博弈的參與人為成員企業(以下代稱“申請人”)和集團總部審批部門(以下代稱“審批人”)。審批人和申請人都是理性經濟人,即他們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理性”是參與人的共同知識,即所有參與人知道所有參與人是理性的。

(2)博弈的參與人對于雙方的收益和行為并不完全了解,此時的博弈信息是不完美的。同時,雙方的信息是不對稱的,申請人因為擁有信息優勢而處于人地位,審批人則處于委托人地位。

(3)申請人和審批人的策略選擇不是同時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

(4)申請人和審批人之間的博弈可以看作是一個兩階段動態博弈。

2 博弈模型的戰略空間分析

(1)根據上述假設,申請人在上報其成本費用類項目的預算水平時,存在高報和實報兩種選擇。令T={t1,t2},表示申請人的戰略空間;t1表示申請人高報其成本費用類項目的預算水平;t2表示申請人如實上報其成本費用類項目的預算水平;t2

(2)假設申請人隱瞞高報預算水平成功的額外收益為R(R≥0),實報的額外收益為0;高報預算水平的成本為C(R>C≥0),實報時C=0。另外,若申請人高報預算水平的行為被審批人發現,則會招致企業集團母公司的處罰,罰款金額為F,F=nR(n為懲罰系數)。

(3)運用海薩尼轉換方法,選擇一個虛擬參與人“自然”,用N表示。令M={m1, m2},表示自然的信號空間。m∈M,表示自然發送的申請人想傳遞出的信號。當m=m1時,表示自然發送出申請人想傳遞出不刻意隱瞞自己高報成本費用類項目預算水平的行為;當m=m2時,表示自然發送出申請人聲稱自己的預算水平是據實申報的并且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手段隱瞞自己的高報行為,從而使高報行為不易被發現。

(4)審批人觀察到自然發送的信號mi(i=1,2)并進行一定的審查復核程序之后,選擇批準或拒絕。因此,審批人的戰略空間為A={a1,a2}。a∈A,表示審批人采取的行動。當a=a1時,表示審批人批準申請人的預算;當a=a2時,表示審批人拒絕申請人的預算。并假設為了確保預算管理的順利實施以及企業集團整體發展戰略的貫徹落實,企業集團母公司會對審批人采取激勵措施:如果審查出申請人有高報預算水平的行為,則可從對申請人的罰款F中提取系數為β的獎金,即βF。此外,如果審批人對申請人提交的預算水平采用弱力度的審查行動,則需付出的成本為C1(C1≥0),但幾乎審查不出申請人的高報預算水平行為;若采用強力度的審查行動則可發現申請人的高報預算水平行為,但需付出較多的成本C2(C2≥0),顯然C2>C1。

(5)當t=t2時,必有m=m2,即當申請人如實申報其預算水平時,他絕不會聲稱自己高報預算水平。因為申請人作為理性經濟人,其行動方案的選擇必定遵守自我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原則。

3 模型的構建和求解

根據以上設定和條件,我們用博弈樹圖來表示企業集團全面預算管理編制過程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如下圖所示。

圖1

用U1、U2分別表示申請人和審批人的效用。根據上圖所示可得出各參與人在不同狀態下的效用為:

U1(t1,m1,a1)=-C,U2(t1,m1,a1)= -C1

U1(t1,m1,a2)=-C,U2(t1,m1,a2)= -C2

U1(t1,m2,a1)=R-C, U2(t1,m2,a1)= -C1

U1(t1,m2,a2)=-F-C,U2(t1,m2,a2)=βF -C2

U1(t2,m2,a1)=0,U2(t2,m2,a1)= -C1

U1(t2,m2,a2)=0,U2(t2,m2,a2)= -C2

通過對該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當獎勵系數β≤C2-C1/qF=C2-C1/qnR時,混同均衡{m*(t),a*(m),P(t|m)}是模型的子博弈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證明如下:

設申請人采用混同策略m(t)=t2,t=t1t2,t=t2,即m*(t)=m2時,審批人相應的信息推斷為:P(t1|m1)=1,P(t2|m1)=0,P(t1|m2)=q,P(t2|m2) =1-q,審批人的策略是選擇a(m)∈A,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故有

maxa=a1 a2Σt=t1 t2 U2(t,m,a)P(t|m)。

當m=m2時,利用β≤ (C2-C1)/qF,有:

maxa=a1. a2Σt=t1 t2 U2(t,m2,a)P(t|m2)=maxa=a1 .a2{qU2(t1,m2,a)+(1-q)U2(t2,m2,a)}=maxa=a1•a2{qU2(t1,m2,a1)+(1-q)U2(t2,m2,a1),qU2(t1,m2,a2)+(1-q)U2(t2,m2,a2)}=max{-C1,qβF-C2}=-C1

可得a (m2)=a1。

當m=m1時,同理可得a (m1)=a1,這樣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審批人于混同策略的最佳反應是a*(m)a1,即審批人對申請人的預算水平總是采用弱力度的審查行動。

根據審批人對于混同策略總是采取a*(m)a1策略,申請人的策略是選擇申報方案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故有。maxm=m1.m2U1(t,m,a1)

當t=t1時,有:maxm=m1.m2U1(t1,m1,a1)=maxm=m1.m2{U1(t1,m1,a1),U1(t1,m2,a1)}=max{-C,R-C}=R-C

故得m(t1)=m2。同理,對于t=t2易得m(t2)=m2,因此申請人的最佳反應是混同策略m*(t)m2,那么{m*(t),a*(m),P(t|m)}是模型的子博弈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

(2)當獎勵系數β>(C2-C1) /qF= (C2-C1)/qnR時,將導致博弈雙方交替使用混同策略與分離策略。證明如下:

設申請人采用混同策略m(t)=t1,t=t1t2,t=t2,則審批人相應的信息推斷為:P(t1|m1)= P(t2|m2)=1,P(t1|m2)= P(t2|m1)=0。審批人的策略是選擇a(m)∈A,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故有 maxa=a1.a2Σt=t1.t2 U2(t,m,a)P(t|m)。

①當m=m1時,利用C2>C1,有:maxa=a1.a2Σt=t1.t2 U2(t,m1,a)P(t|m1)=maxa=a1.a2{U2(t1,m1,a)P(t1|m1)+U2(t2,m1,a)P(t2|m1)}=maxa=a1.a2U2(t1,m1,a)=maxa=a1.a2{(U2(t1,m1,a1),U2(t1,m1,a2)}=max{-C1,-C2}=-C1

故得a(m1)=a1。

②當m=m2時,利用C2>C1,有:maxa=a1.a2Σt=t1.t2 U2(t,m2,a)P(t|m2)=maxa=a1.a2{U2(t1,m2,a)P(t1|m2)+U2(t2,m2,a)P(t2|m2)}=maxa=a1.a2U2(t2,m2,a)=maxa=a1.a2{(U2(t2,m2,a1),U2(t2,m2,a2)}=max{-C1,-C2}=-C1

亦有a(m2)=a1。顯然,申請人的分離策略導致了審批人的混同策略a(m)a1。

對于審批人的混同策略a(m)a1,申請人的反應是選擇m(t)∈M,最大化其收益,故有:

maxm=m1.m2(t1,m,a1)=maxm=m1.m2{U1(t1,m1,a1),U1(t1,m2,a1)}。

當t=t1時,有:

maxm=m1.m2(t1,m,a1)=maxm=m1.m2{U1(t1,m1,a1),U1(t1,m2,a1)}=max{-C,R-C}=R-C,

故得m(t1)=m2。同理,對于t=t2易得m(t2)=m2,于是審批人的混同策略導致了申請人的混同策略m(t)m2。

對于申請人的混同策略m(t)m2,審批人的相應推斷為:P(t1|m1)=P(t2|m2)=1,P(t1|m2)=P(t2|m1)=0。審批人將選取策略a(m),使期望收益最大化。

①當m=m1時,利用C2> C1,有:maxa=a1.a2Σt=t1.t2U2(t,m1,a)P(t|m1)=maxa=a1.a2U2(t1,m1,a)=maxa=a1.a2{U2(t1,m1,a1),U2(t1,m1,a2)=max{-C1,-C2}=-C1

故得a(m1)=a1。

②當m=m2時,利用β> (C2-C1)/qF,有:

maxa=a1.a2U2(t,m2,a)P(t|m2)=maxa=a1.a2{qU2(t1,m2,a)+(1-q)U2(t2,m2,a)}=maxa=a1.a2{qU2(t1.m2.a1)+(1-q)U2(t2,m2,a1),qU2(t1,m2,a2)+(1-q)U2(t2,m2,a2)}=max{-C1,qβF-C2}=qβF-C2

可得a(m2)=a2。于是,申請人的混同策略導致了審批人的分離策略。

對于審批人的分離策略,申請人的反應是選擇m(t),最大化收益U1(t,m,a)。

當t=t1時,有:

maxm=m1.m2U1(t1,m,a1)=maxm=m1.m2{U1(t1,m1,a1),U1(t1,m2,a1)=max{-C,R-C}=R-C

故得m(t1)=m2。同理,對于t=t2易得m(t2)=m2,于是審批人的分離策略導致了申請人的分離策略,進而導致了審批人的混同策略。

4 建立和完善全面預算管理制度的相關建議

預算編制是全面預算管理的起點和核心,全面預算管理工作實質是人的行為過程,是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博弈的過程。根據以上對企業集團預算編制過程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分析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立和完善全面預算管理制度的相關建議:

(1)由于制度上的“漏洞”產生了預算博弈的機會和激勵,因此,完善企業集團的各項制度,從制度上消滅預算博弈產生的土壤,是治理預算博弈的一項重要措施。高報預算的額外收益(R)減少,無疑將使成員企業的預期凈收益減少,弱化其選擇高報預算的動機,從而使企業集團預算管理中的預算博弈行為得到減少。

(2)著力改變企業集團總部審批部門的信息不對稱狀態,構建內容全面、反映及時的財務管理信息體系,提高成員企業高報預算水平行為的風險系數。一方面,企業集團應提高成員企業信息披露的充分性、透明性,規范財務信息披露行為;向成員企業派駐預算專員,且派駐人員的薪酬待遇由企業集團母公司統一支付與管理;另一方面,應加大對成員企業高報預算水平行為的懲罰系數以減少其收益,成員企業將充分地考慮自己付出的努力能不能得到回報――獲得巨大的超額利潤,三思而后行,最后的結果可能是放棄預算博弈活動。

第2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關鍵詞：隱蔽通信；隱寫系統；主動攻擊；博弈論；嵌入率；誤碼率

中圖分類號： TP309.2

文獻標志碼：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ctive attack on steganographic system， the counterwork relationship was modeled between steganographier and active attacker. The steganographic game with embedding rate and error rate as the payoff function was proposed.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twoperson finite zerosum game，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steganographier and active attacker was analyzed and the method to obtain their strategies in equilibrium was given. Then an example case was solved to demonstrate the ideas presented in the model. This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the theoretic basis for steganographier and active attacker to determine their optimal strategies， but also brings some guidance for designing steganographic algorithms robust to active attack.

Key words： covert communication； steganographic system； active attack； game theory； embedding rate； Bit Error Rate （BER）

0引言

隱寫是信息隱藏領域除數字水印外的另一大分支，目的是將秘密消息嵌入多媒體數據（如數字圖像、音頻、視頻或文本）中實現隱蔽通信。對隱寫的攻擊主要有被動攻擊和主動攻擊，被動攻擊又稱隱寫檢測，其目的是從公開傳輸的多媒體數據中檢測出秘密信息，而主動攻擊的目的則是破壞存在于多媒體數據中的秘密信息。

目前隱寫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體的算法方面，關于隱寫理論模型方面的研究進展較為緩慢。有學者從隱寫方和攻擊方的對抗關系入手，借用博弈論來研究隱寫理論模型。劉春慶等[1]以隱寫和隱寫檢測算法作為隱寫方和攻擊方的策略，以二人零和博弈建立了隱寫對抗模型；劉光杰等[2]以期望安全數據傳輸率作為收益函數，建模了隱寫方和攻擊方之間的對抗；蔣翠玲等[3]將隱寫方和攻擊方的互信息作為收益函數，分析了博弈雙方在不同失真約束下的隱寫容量；Schttle等[4]和Johnson等[5]利用博弈理論研究了內容自適應隱寫方法的安全性。以上研究都是利用博弈論建模隱寫方和被動攻擊方之間的對抗關系。在公開信道中存在各種有意或無意的主動攻擊，如噪聲、內容篡改等，這些攻擊的存在嚴重影響秘密信息的可靠傳輸，這對于以通信為目的的隱寫是難以忍受的。Ettinger等[6]利用博弈論研究了隱寫方和主動攻擊方之間的對抗，他們以隱寫方能正確傳送的消息比特作為收益函數，分析了空域隱寫對抗雙方的博弈均衡，但他們卻忽略了對隱寫的安全性約束。本文從隱寫系統應用角度出發，在對隱寫方和主動攻擊方進行約束的基礎上，以信息嵌入率和錯誤率兩個目標為收益函數，研究隱寫方擁有多種隱寫算法，主動攻擊方擁有多種主動攻擊方法時雙方的博弈模型。

1隱寫系統通信模型

隱寫系統的通信模型如圖1所示。

5結語

本文將隱寫通信系統中的隱寫方和主動攻擊方作為博弈雙方，在對博弈雙方進行失真約束基礎上，以信息嵌入率和錯誤率兩個目標作為收益函數，建立了主動攻擊下的隱寫系統博弈模型。借助二人有限零和博弈基本理論，本文分析了博弈均衡的存在性，并給出了均衡局勢下隱寫方和攻擊方的最優混合策略求解方法。最后給出一個簡單實例對文中的博弈模型進行了說明和驗證。本文提出的模型不僅可為隱寫方選擇最優隱寫算法和容錯方法提供決策依據，也可指導隱寫算法設計者選擇最優容錯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給定策略集時，安全性限制和隱秘載體失真限制的取值直接決定了信息嵌入率和錯誤率。為了獲得滿意的信息嵌入率和錯誤率，如何設定安全性限制和隱秘載體失真限制將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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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03－0088－03

收稿日期：2012-01-12

基金項目：2011年新世紀廣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項目（2011JGA050）；桂林理工大學教改項目（2010B06）

作者簡介：羅鯤（1966-），男，沈陽人，教授，博士，從事材料學研究；張興旺（1982-），男，湖北黃梅人，館員，碩士研究生，從事數據庫應用與技術研究；呂竹筠（1965-），女，沈陽人，助理館員，從事科技文獻檢索研究。 一、引言 博弈論［1］從誕生至今不過短短半個世紀的時間，但是卻已經在經濟學、數學、管理學、運籌學、工程學及軍事國防等領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1994年至今，已經有五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從事博弈論及其應用研究的學者［2］。目前，關于博弈論的定義尚無一個統一的說法，其所研究的主要是博弈主體之間發生行為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簡而言之，博弈論研究的是在不同的競爭與合作環境中，應如何進行決策，以便讓博弈主體獲得最有利的建設方法和實施方案［3］ ~ ［5］。

盡管博弈論在許多領域都有著廣泛的應用，但如何將博弈論應用于高校科研團隊的建設中，目前在理論研究方面尚比較缺乏。本文從博弈論這一全新的視角，對高校科研團隊建設中存在的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高等學校、高校教師三方的博弈關系進行研究，探討了高等學校在協調三方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二、高校科研團隊建設存在的問題 從博弈理論的視角來看，形成博弈關系的前提是：一方面各方都有相對獨立的利益和目標，擁有獨立做出決策的自［6］；另一方面，各方的利益又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一方的行為會直接影響到另一方的行為以及目標的實現［7］。在高等教育現行的運行機制下，高校科研團隊建設主要涉及了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高等學校及教師三方的利益，三方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在客觀上形成了多方博弈的關系。

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關注的是如何提升高校在促進社會科技與文化建設以及國民經濟發展中所具有的貢獻能力，其目的是實現教育投資效益的最大化。為此，應不斷強化教育的規范化管理，建立多種獎勵制度與評價機制，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調整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與科研重點，從而促進高校在教育與科研上的快速發展。高等學校關注的是應如何在與同類高校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其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因此，高校不斷地推出各種舉措，積極招聘所需人才并為他們搭建各類科研平臺，努力形成高水平的科研團隊，不斷提升本校的科研水平與影響力，通過開展各類精品課程的建設，推進教學質量工程建設的步伐，提高教學的質量，在各種評價中力爭取得更好的成績，從而爭取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高校教師所關注的則是自己感興趣的學術問題以及與個人的發展有關的問題，他們有自覺申請科研項目、發表研究論文和申報專利以及改進教學質量的主觀愿望，并力爭在高校的評價中獲得好評，以便獲取更好的發展空間。可見，各方的利益與關注點既有差異，也有交集，只有協調好上述關系，才能實現多贏的局面。這里僅以高校科研團隊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博弈關系為例進行分析。

1.一些教師中出現急功近利、學術造假現象

高水平的科研團隊是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關鍵，科研團隊建設不僅為各研究型高校（如“211”和“985”重點大學等）所重視，而且也成為一些地方高校謀取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科研團隊建設往往伴隨著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的重點投入、高校自身的政策扶持以及高校教師的個人投入與利益取舍等問題。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希望其對科研團隊的投入能夠顯著提升高校的科研和教學的水平，形成系列科研成果，包括發表更多的高水平論文及獲得更多國家級或省部級項目、科技獎項或發明專利等。因此，作為主管部門其會依據一系列的指標對科研團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進行驗收，并與同類高校進行橫向對比，以決定下一期是否繼續重點投入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高校出于對自身利益的保護以及發展的需要，會更加重視科研產出，并通過制定內部激勵政策，促進高水平成果的形成，同時也會相應地提高對研究團隊中教師的考核標準。也就是說，高校教師加入科研團隊就意味著在獲得一定科研資源的同時，必須每年都有較高質量的科研成果產出，這對于一些前期工作做得較為充分的教師來說是能夠完成的，但對于年輕教師、剛剛留學回國或改變研究方向的教師來說，這種考核所帶來的壓力就顯得格外難以承受，因為在研究的起步階段就要求出成果，顯然違背了客觀規律。為了適應考核的需要，一些研究者出現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并形成了浮躁的學術風氣，甚至出現了學術造假事件。

2.博弈三方及團隊成員地位及條件不對等

分析發現，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高校和高校教師在科研團隊建設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主要的博弈關系。第一種是非零和博弈關系［8］，體現在三方的目標和最終利益的一致性上。在加強高校科研團隊建設的過程中，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能夠有效地實現教育投入的最大化，高校能夠迅速形成學術特色，并具備了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而科研團隊成員則可以獲得科研經費上的支持，實現自身的學術追求。可以說，抓好高校科研團隊的建設是一件多贏的事，其體現出來的是一種非零和博弈關系。第二種關系是主從博弈關系［9］，體現在三方及科研團隊內部成員在博弈過程中地位與條件的不對等性上。在我國現行的管理體制下，高校科研團隊需要同時向經費資助方（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和行政管理方（高校）負責，完成所需要的科研產出，及時向上述部門匯報相關研究的進展情況，接受相應的管理與評價考核；同時，高校科研團隊一般只配備少數固定的研究或實驗人員，其骨干主要是由高校教師構成的，因此除科研工作外，團隊成員還要承擔相當多的教學任務，在行政關系上要接受學校、學院（或系）和團隊的三重管理。因而，科研團隊中的教師不同于中國科學院或其他專業研究單位的專職研究人員，其所承擔的任務具有多樣性，其所處的行政管理關系極具復雜性，在“多對一”的主從博弈關系中處于從屬地位。

3.人才外流，管理目標難以實現

此外，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高校及高校教師在科研團隊建設問題上的博弈關系并非一成不變的，其會因實際情況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其中高校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高校一方面作為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的主體，是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所制定的科研與教學目標的具體執行者；同時，作為高校科研團隊的管理者，它又掌控著科研團隊的組建、投入與考核等。如果高校在政策制定與管理上出現偏差，不僅會使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制定的科研目標無法實現，而且也會激化其與團隊成員之間的矛盾。最為常見的問題是考核指標與考核模式不合理，如要求SCI、EI或ISTP三大索引論文及發明專利的數量過多、科研獲獎指標不現實、對青年教師在教學科研工作量方面的要求過高等。此外，在引進人才方面，很多高校近年來著力引進那些獲得過各類榮譽稱號或資助的人員（如長江學者、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人員、教育部新世紀人才計劃獎獲得者等），為其提供優厚的待遇，并以其為中心打造科研團隊，這種做法通常可以快速提升科研團隊的研究水平與影響力。但是，在待遇上過大的差異性同樣會導致科研團隊內部人員心理的不平衡，特別是這種做法常常會導致過分地注重“主角”而忽視了“配角”，人為地造成了過大的地位差異，影響了部分有潛力的團隊成員的正常發展。可以說，高校政策的制定與管理的失當可能導致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高校及高校教師三方利益的嚴重沖突，使博弈關系走向非合作的零和關系，大量年輕有為的人才外流，科研、教學與行政管理目標難以實現。因此，抓好高校科研團隊建設的問題，本質上就是要解決高校自身的政策制定與評價機制的問題。

三、高校科研團隊建設的對策 從博弈論視角來研究高校科研團隊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可以方便地解析出隱藏在表象背后的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高校、高校教師三方的利益關系，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基于前面對博弈關系的分析，我們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高校。因此，我們對加強高校科研團隊建設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1加快高校體制改革，完善科研團隊的管理機制

自19世紀初洪堡在德國柏林大學倡導“通過科研進行教學”和“教學與研究統一”的思想開始［10］，以教學為核心，科研為教學的擴展和延伸的高等教育理念獲得了廣泛的認同。高校科研團隊作為科研和教學的骨干力量，其建設問題對提升高校的科研和教學的水平以及聲譽意義重大。高校目前在行政上采取傳統的“學校―學院（系）―教師”的縱向管理模式，科研團隊尚未作為相對獨立的行政單位被納入到管理體制當中，團隊常常作為一個虛擬的機構，對其成員通常是沒有管理權和制約能力的；另一方面，科研團隊既要對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負責，又要對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門負責，由此團隊的科研帶頭人通常只有學校或學院（系）的領導才能勝任。如何將科研團隊納入行政管理體制中，同時防止出現新的條塊分割，是高校管理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認為，以任務流（或稱工作流）的方式來組建科研團隊，在獲得教育與科技主管部門資助期間，可將其作為臨時的行政管理單位，對其進行獨立考核，使科研團隊擁有相對獨立的管理權和決策權，任務結束后該科研團隊自動解散，人員回歸學院（系）。這種辦法可能在強化科研團隊建設的同時，弱化了科研活動過程中外在事務的影響力，進而提高了科研團隊的工作效率和影響力［11］。

2.尊重科研的客觀規律，為團隊成員創建人性化、可持續發展的科研環境

科學研究本身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是對未知或未確定的事物進行探索的認識過程。科技成果對提升人類的生產能力與生活質量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要獲得科技成果，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投入，還需要科研人員在精力、時間上的大量投入和充分的學術交流。因此，科學研究不同于企業生產，不能指望投入即產出，更不能僅以工作時間（工時）的長短來衡量科研成果水平的高低。國內外高校的成功經驗都表明，科研產出的過程就像農業生產一樣，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需要合適的環境、適當的投入與維護和一定的時間。良好的科研環境應具有如下特征：1）平等基礎上充分的學術交流與協作，這是開展團隊合作的前提；2）建立有針對性的、適宜的考核指標體系，對剛剛從事研究工作的團隊成員來說，千萬不要急于求成，應給他們留出適當的工作積累時間，使之能夠沉下心來把工作做扎實，出真正的高水平成果；3）團隊的帶頭人和骨干需要在團隊內部樹立正面的、令人信服的榜樣，不以勢壓人，要能主動與團隊成員進行溝通與聯系，協調團隊工作，形成和諧順暢的工作環境。總之，建立良好的科研環境、獲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都是需要時間的，但做好這項工作的關鍵還是在于人，因而團隊帶頭人和骨干的人品是非常重要的。

3建立高效、合理的激勵與評價體系

第4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關鍵詞】古諾模型；博弈；信息；理性假設

Rationality Assumption in Cournot Game Model

WANG Qiao

（Faculty of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Abstract】Information is an essential notion in game theory research. It needs to specially consider how much players know about the market information in analysis of Cournot game model. In this article， it first describes the assumption of complete rationality in Cournot output game based on complete information. It also shows thre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player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ive expectation， adaptive expectation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It deduces that the assumption of players’ types differ under differnet information condition and then effect the model result of game.

【Key words】Cournot model；Game；Information；Rationality assumption

0 引言

在博弈理論的研究中，信息是一個基本的概念，指的是參與人在博弈過程中所能掌握的知識，包括“自然”的選擇和其他參與人的特征等。比如，在新能源投資博弈問題中，市場的需求、政府的補貼政策、投資商A或B的投資與否、不同情況下的收益等都是知識，而投資商A、B知道這些知識的本身也是一種信息。根據博弈的參與人對信息了解的程度，可將信息分為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其中完全信息表示每一個參與人對所有參與人的策略空間和收益函數等知識有著充分的了解，而只要有一個參與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參與人的收益函數信息，那么信息就是不對稱的，也就是不完全信息。基于此，本文將分別圍繞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情境下對古諾博弈模型中的參與人理性假設問題進行探討分析。

1 完全信息下古諾博弈模型的理性描述[1]

完全信息下古諾博弈模型對參與人的假設是完全理性的，可簡要描述為：假設市場上有生產同質產品的兩個寡頭企業，分別記為企業1和企業2，他們了解市場的全部知識，包括對手的特征和利潤函數，選擇的博弈策略均是生產的產量。設兩家企業在某時期生產產品的數量分別為q1和q2，總供給Q=q1+q2；產品的價格為p（Q），是市場總供給量的遞減函數；不考慮固定成本，企業i的生產成本為Ci（qi），i=1，2。兩企業同時選擇產量策略，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那么，企業i的利潤函數為：

πi（q1，q2）=p（Q）qi-Ci（qi）， i=1，2（1）

若策略組合（q■■，q■■）是納什均衡，則其應滿足如下兩個企業利潤函數的一階條件，

■（2）

解上述方程組即可得到每家企業為獲得最大收益的最優產量。可以通過驗證下列矩陣是負定的，從而確保所得的解為納什均衡。

■

2 不完全信息下古諾博弈模型中的理性假設

以上對經典古諾產量博弈參與人的完全理性假設，意味著參與人具有超強的信息捕捉能力，他們不僅了解對手、資源等市場情況同時能夠預測未來，具有在確定和不確定性環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斷和決策能力，并能夠在此基礎上準確地作出最優決策。這不僅要求參與人自身要具有完全理性，同時要求參與人互相信任對方的理性，有著理性的共同知識。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完全理性假設的弊端日漸明顯，現實生活中的行為參與人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并熟知對手的決策行動。

在對古諾產量博弈模型的深入研究過程中，考慮到現實環境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計算能力的局限性等，學者們逐步弱化對參與人具有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并提出了與不完全信息相符的理性預期假設。博弈主體根據假設的期望類型估計對手在未來的決策行為，并在此基礎上制定自己的最優策略。顯然，不同形式的預期將會影響企業的微觀決策方式。

這里考慮古諾產量博弈中兩相鄰經濟時期企業的產量決策過程，記企業i在t時期的產量為qi（t），則其在t+1時期的產量qi（t+1）是如下最優化問題的解：

■（3）

其中，q■■（t+1）表示企業j對其競爭對手i（i=1，2，i≠j）在t+1時期產量決策行動的預期。若最優化問題（3）有唯一解，將其記為：

■（4）

則函數f和g稱作最優反應函數。

首先，放棄參與企業對其競爭對手產量決策行為了如指掌的嚴格限制，幼稚期望和適應性期望相繼被用于參與人預期類型的假設。若參與人均具有幼稚期望[2]，則企業j認為對手i在下一時期的產量生產決策和當期相同，即q■■（t+1）=q■（t），i=1，2。于是式（4）中的兩反應函數所定義的離散動力系統為：

■（5）

若參與人均具有適應性期望[3]，那么每個參與人預測競爭對手在下一時期的決策行動不再是簡單地保持當期的產量水平，而認為是當期對手的實際產量水平和前一時期對手產量水平預期的權重之和，也就是q■■（t+1）=q■■（t）+？淄（q■（t）-q■■（t）），i=1，2。從而式（4）中的兩反應函數所表示的離散動力學模型為

■（6）

不難看出，具有幼稚期望的參與人過于理想化，而幼稚期望是適應性期望的一個特例。（下轉第23頁）

（上接第9頁）其次，學者提出參與人不具備完全的市場需求知識，而是通過預估或計算得到產品的邊際利潤信息來調整自己的產量生產決策，從而實現局部利潤的最大化。當參與人觀測到的邊際利潤大于零時，其會加大生產力度；相反地，若邊際利潤為負，則會減少產品的生產量。如上根據局部邊際利潤調整產量策略的行為參與人被定義成是有限理性的或是具有有限理性預期的[4]。相應的產量動態調整方程為：

■（7）

式中的α■（q■（t）），i=1，2，指的是企業i對單位產品利潤的反應調整速度。

3 結束語

本文從信息視角，分別討論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古諾博弈模型中參與人的理性假設問題。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古諾產量博弈模型中的參與人具有完全理性；在不完全信息下，古諾博弈模型中的參與人具有三種理性預期，包括幼稚期望、適應性期望和有限理性期望，博弈主體將根據假設的期望類型來估計對手的決策行為，并在此基礎上制定自己的最優策略。

【參考文獻】

[1]肖條軍.博弈論及其應用[M].上海：三聯書店，2004：58-59.

[2]Theocharis R D.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rnot solution on the oligopoly problem[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0，27（2）：133-134.

第5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 會計信息披露 演化博弈 復制動態方程 演化穩定策略

一、引言

會計信息披露是指企業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投資者決策的重要信息以公開報告的形式提供給會計信息使用者，供市場理性地判斷證券投資價值，以維護股東或債權人合法權益的一種行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充分、透明的會計信息披露有助于緩解資本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使資本的趨利性流動，提高投資者的決策效率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會計信息披露是保證證券市場健康發展以及資源有效配置的關鍵環節。由于上市公司是證券市場的核心，其獨立法人的地位和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特征決定了上市公司有義務向證券監管部門和投資者定期披露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近年來，隨著國內外一系列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造假事件的發生，如何建立有效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制度，依法對證券市場信息披露的主體及其活動進行監督和管理，營造一個安全、高效的投資環境，以維護證券市場秩序，保障投資人的利益成為各國證券監管機構關注的焦點。從我國的經濟運行現狀來看，由于證券市場法律等外在制度約束和道德等內在制度約束的缺失、委托條件下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契約的不完備性及搜尋成本的限制、證券市場體制和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缺陷等原因導致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上市公司為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會有選擇地向資本市場傳遞對企業有利的會計信息，粉飾財務報表和經營業績的會計造假行為、盈余管理行為等問題仍然十分嚴重，極大地損害了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擾亂了資本市場的正常秩序。因此，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進行研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問題進行了研究。畢秀玲（2002）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問題主要表現為執法力度不夠，在對會計造假、信息披露不到位的情況缺乏強有力的懲罰與賠償機制。楊麗鈴、蒲勇健（2002）通過對監督博弈和人市場—聲譽模型的分析，證明了加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規范的懲罰力度和建立人（上市公司）市場，有利于提高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姚海鑫、尹波、李正（2003）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對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具有財務造假的內在動機。Katharina Pistor和Cheng Gang Xu（2003）認為證券市場引入行政監管的主要目的是以行政監管執法的主動性、持續性和可激勵性來彌補法庭執法事后性、被動性和高成本性的不足；以行政監管立法的靈活性和主動性來彌補證券市場法律不完備性造成的法律阻嚇不足；除非國家找到克服不完備法律和信息問題的方法，否則在沒有有效監管與執法的情況下，證券市場將遭受阻嚇和監管失靈。Rafael La Porta等學者（2004）認為依靠私人執法要比依靠政府部門監管更有利于證券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長期發展。雖然很多學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進行了研究，但是多數學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的探討局限于定性研究，較少給出合理的定量分析模型去研究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的作用機理。

二、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非對稱復制動態演化博弈分析

（一）演化博弈理論基本原理 演化博弈論是在假定博弈主體具有“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分析博弈主體的資源配置行為策略以及博弈均衡問題。傳統的博弈論強調博弈方必須是“完全理性”的，而“完全理性”不僅要求行為主體始終以自身最大利益為目標，具有在確定和非確定性環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斷和決策能力，還要求他們具有在存在交互作用的博弈環境中完美的判斷和預測能力，即每個決策階段博弈參與人都可以準確無誤地選擇自己的最優策略。而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表現出來的理性無法滿足“完全理性”的要求，甚至連新古典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要求都很難滿足。因此，演化博弈論摒棄了“完全理性”的假設，以“有限理性”參與人群體為研究對象，認為博弈方往往不會一開始就找到最優策略，而是在博弈過程中不斷地學習和動態地調整自己的行為策略，并通過試錯來尋找較好的策略，這意味著演化博弈均衡是不斷調整和改進的結果，即使達到了博弈均衡也有可能會再次偏離。與基于“完全理性”的博弈分析相比，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分析克服了其脫離實際的問題，包含了博弈參與人學習和策略調整的過程，利用動態分析的方法把影響參與人行為策略的各種因素納入博弈模型之中，研究博弈方行為策略的動態穩定性，更能真實地反映博弈參與人行為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此，演化博弈作為一種科學實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找到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違規的深層原因及其內在規律，能夠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有效監管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學指導。

（二）博弈模型假設 政府監管部門的策略為監管或不監管；上市公司的策略為披露真實會計信息或披露虛假會計信息。博弈雙方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但都是“有限理性經濟人”。在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過程中，博弈雙方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上市公司作為企業的經營者對企業的經營情況有充分透徹的了解，政府監管部門作為外部人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了解不夠全面。設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的獲得的額外收益為B（B>0）；政府監管部門監管情形下對上市公司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處罰為F，處罰包括罰款、聲譽損失等；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為S（S>0）；假定監管部門發現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造假，則對上市公司的懲罰將大于自身的監管成本，即F>S>0；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給監管部門所帶來的損失為D（D>0）。

（三）構建博弈模型 由上述假設條件出發，可以得出政府監管部門與上市公司之間的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四）群體類型比例動態變動趨勢分析 根據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設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博弈中政府監管部門選擇監督的比例為x（0≤x≤1），那么監管部門選擇不監管的比例就為1-x；同樣，設上市公司選擇披露真實會計信息的比例為y（0≤y≤1），那么上市公司選擇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的比例就為1-y。根據上述支付矩陣，在博弈方1位置的政府監管部門選擇監管和不監管的期望收益和群體平均收益分別為：

該雅可比矩陣在圖（2）情形下的5個均衡點和圖（3）情形下的4個均衡點的雅可比矩陣行列式的值 detJ、矩陣跡trJ及其穩定性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表（2）所示的雅可比矩陣局部穩定分析結果，可以得出如圖（4）所示的當F>S且B>F時，監管情形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兩群體復制動態關系與穩定性。

（六）演化均衡結果分析 根據圖（4）中箭頭的方向不難看出，監管情形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演化博弈的初始狀態為（1，1）。由于此時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督成本S比較低，所以監管部門有監督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動機。而此時由于證券市場不成熟，投資者較少，上市公司披露虛假信息所獲得額外收益B較低。因此，上市公司此時會遵循會計誠信機制，選擇誠信披露會計信息。隨著上市公司數量的增多、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S在逐漸增大，而此時由于上市公司多數都選擇披露真實會計信息，會計信息披露違規行為較少，所以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的處罰F無法彌補不斷增大的監管成本S。因此，監管部門此時相信會計誠信機制會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行為進行約束，逐漸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行為不進行監督，而這時上市公司還會繼續遵循誠信機制自覺地披露真實會計信息，最終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博弈演化到政府監管部門不監督，上市公司披露真實會計信息的階段，當然這種情況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一般不會發生。隨著上市公司組織形式的創新、證券市場的逐漸成熟，投資者人數逐漸增加，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所獲得的額外收益B大大提高。因此，上市公司在缺乏政府監管部門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利用會計信息的不對稱性逐漸采取有利于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向投資者和監管部門提供虛假會計信息，所以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博弈將向監管部門不監督，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的方向演化。此時，證券市場存在很多會計信息披露失真現象。隨著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現象的增多，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制度和相關法律法規隨之不斷完善，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披露會計信息行為的監管力度和懲罰力度F也在不斷加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監管部門監督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行為的監管成本S，最終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博弈演化到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政府監管部門選擇監督的階段。不難看出，從初始狀態出發，復制動態系統將收斂到（1，0），這意味著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經過長期反復的博弈，學習和調整的策略是上市公司選擇披露虛假會計信息行為來獲得自己的最大收益，政府監管部門將選擇監督，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向非規范有效的方向演化，最終“閉鎖”在不良狀態。基于上述均衡結果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S、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行為的懲罰F、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獲得的額外收益B決定了具有路徑依賴性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博弈的演化方向。因此，如果要改變此博弈的這種次優或無效率的狀態，就要退出這種次優或無效率的變遷路徑。據此，政府監管部門需要在兩個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加大對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行為的懲罰F，減少上市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獲得的額外收益B；其二，提高監管部門的監管能力與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S。只有這樣，經過長期反復的博弈過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才會退出“閉鎖”的無效率狀態，實現路徑替代，沿著良性循環的軌跡發展，使證券市場最終演化為更為合理規范的市場。

三、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對策建議

（一）加大對造假行為的監管和處罰力度 加大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造假行為的監管力度和處罰力度，增強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機制與懲罰機制的威懾效應，提高對上市公司的約束力，降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造假行為的預期風險收益。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監管部門要建立相應的責任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不僅要追究上市公司負責人及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而且還可以借鑒國外一些國家的做法，將處罰金額與會計信息失真收益掛鉤，除了規定造假行為處罰金額的底限外，還增加按會計信息失真預期收益的一定比例進行處罰的條款，從而規范上市公司管理層的行為，確保上市公司能夠向投資者提供真實、充分的會計信息。

（二）降低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提高其監管效率 （1）進一步完善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檢查公告制度，使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經常化；監管部門要發揮行政監管的時效性，加強監管手段的技術創新，加快建設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電子披露平臺，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工作程序化、網絡化。（2）大力推進會計從業人員的誠信體系建設，強化會計信息監管人員業務能力的培訓，提高監管部門審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增強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造假的識別能力。

（三）加強對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督與約束 政府監管部門在監管博弈中不僅是博弈參與者，也是博弈規則的制定者，可能會面臨腐敗、俘獲和獎懲的問題。因此，制定一個嚴密、嚴格、獨立、專業性強的旨在保護投資者利益以及市場交易公平的監管部門監督約束機制是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效果的重要舉措。據此，在監管過程中，應加強對監管部門的監督、懲罰和約束，特別是對監管部門怠于監督行為導致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失衡的懲處力度。

（四）建立健全以政府監管部門為主導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機制 （1）建立健全獨立審計執業規范體系與會計誠信自律機制。監管部門要建立完善的獨立審計執業規范體系，嚴格遵守獨立審計準則及其他執業標準。建立會計誠信自律機制，由注冊會計師協會通過制定嚴格、統一的執業規范、執業標準、執業紀律與執業道德等制度來約束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的行為，提高注冊會計師的風險意識和職業道德水準，增強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外部審查與監督能力。（2）建立以證監會抽查復審為核心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再監督機制。在證監會下設置專門調查、懲戒的機構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進行抽查和監管，并定期公布抽查復審的結果，而且要及時地對抽查不合格、未按照要求進行會計信息披露或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上市公司進行懲罰與約束。（3）建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機構的協調機制。在銀監會、證監會等監管部門之間簽署一個備忘錄，確定統一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標準，明確對共同監管對象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的合作與協調原則、范圍、方式等內容，使各個監管部門在共同監管的領域通過區域協調和信息共享節約監管資源。（4）建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信用考核與評估機制。監管部門可以不定期地對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進行等級評定，評定的內容可以涉及會計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及時性、單位年度財務會計報告的審計情況等若干項，并且要及時地將上市公司的等級評定信息進行公告，以便投資者及時地了解信息。

（五）優化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外環境 （1）完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法律保障制度，優化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制度環境。改進和完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證券立法，完善會計準則體系和會計信息披露規則，對《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準則和會計信息披露規則等法律保障制度進行進一步細化和修訂，使之更具可操作性。規范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和格式，擴大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范圍，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構建強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相結合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報告體系。完善民事訴訟和民事賠償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股東集團訴訟和股東衍生訴訟機制，形成一個適宜、暢通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法律責任追究和懲戒機制。（2）完善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加強內部監管，優化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內部環境。（1）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增設獨立非執行董事，強化監事會的監督權，使獨立董事和監事在監督方面各有側重、功能互補，保證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與約束力度。（2）建立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監督和檢查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財務狀況與內控制度，保障上市公司財務信息的透明度。（3）完善投資者關系管理制度、監督和申訴制度，積極支持投資者等會計信息使用者行使質詢權、監督權和建議權，提高其參與監督的動機和能力，保障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3）健全社會輿論監督機制，優化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外部環境。發揮廣大投資者、新聞媒體、上市公司內部當事人等市場參與者的社會監督作用，使政府監督與社會監督、外部監督與企業內部監督協調一致，形成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政府監管、行業自律、企業內部監督和社會監督四位一體的全方位、多層次監管體系，加強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行為的約束，切實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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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計量經濟學論文2400字(一)：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論文

摘要：目前，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教育水平的發展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金融大數據爆炸性發展要求金融學專業學生具備一定的金融數據分析與處理能力，計量經濟學作為培養學生數據處理與分析能力的核心課程，新的歷史時期應當承擔起培養學生金融大數據視野的責任。

關鍵詞：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金融理論；實踐結合

引言

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非常強調應用性的學科，是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一門重要的課程，是應用型本科學生知識能力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近年來的教育教學改革的探索注重實踐環境的強化，人們已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環節，也是提高學生社會職業素養和就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核心課程之一，在當前教育新常態下，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因此應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計量經濟學也應該被重新賦予新的屬性。

一、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的問題

（1）傳統計量經濟學教學強調回歸分析背后模型的假設及相關內容，但現代經驗研究強調因果關系。因此，當前計量經濟學教學過分強調對隨機擾動項分布、異方差及自相關的長篇討論，顯得不合時宜，而對國內外廣泛流行的新穎工具較少提及，其結果是學生對計量經濟學應用仍是一知半解。（2）由于現有課時安排等原因，教師教學過程中著重講授計量經濟學原理和方法，而輕視實際應用和數據處理能力的培養。例如，教學中主要講授參數估計和各種檢驗的理論和方法，對如何從經濟問題出發建立模型，如何應用模型分析實際的經濟問題討論得較少。（3）由于課堂教學注重理論知識的講授，不能分配更多的實驗課時，導致學生難以真正理解和運用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特別難以將理論知識靈活應用于金融數據建模與處理。（4）現有的計量經濟學課程缺乏將計量經濟學方法與金融數據相融合的缺陷。在課堂教學內容安排中，著重講述計量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沒有將計量方法與金融大數據的獲取與加工處理結合起來進行講解。導致多數學生具備一定的計量經濟學基礎，但面對查找和處理金融數據時卻束手無策。（5）已有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安排上，一般將經典的計量經濟學和現代時間序列方法安排在一個學期內完成。由于教學內容過多而教學課時有限，其結果是導致無法詳細講解金融時間序列部分，金融學專業學生對金融大數據處理及建模能力不強。

二、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的優化措施

（一）突出案例教學

豐富多彩又符合專業特色的案例教學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教學一方面能夠使理論知識更加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案例教學重視師生互動，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為課程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寫作打下良好的基礎。計量經濟學教學案例的選取一定要突出目的性、代表性和趣味性等特點，應結合學生所學專業的差異，多搜集一些與該專業密切相關的經濟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二）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

就金融數學專業學生而言，在為這些學生開展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時，需要注重將金融理論和具體的金融實踐知識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來引導他們正確使用計量經濟模型方法來研究金融相關實踐問題。金融市場相關實踐知識更傾向于股票投資和資金資本等的利用，不能僅僅依靠消費-收入這一知識以偏概全，這就要求計量經濟學老師在為金融數學專業學生開展課程教學時，需要拓展到相關金融領域，通過講解相關金融理論和具體的市場實踐數據來開展課程教學。

（三）“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改革

為了提高金融專業本科生金融大數據處理能力，改善教學效果，擬重點對《計量經濟學（Ⅱ）》的教學方法進行創新。為了改變以課堂為中心的單一教學方法“重在教，逼學生學”的缺陷，我們將使用“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案例教學”是計量經濟學一種非常有效的輔助教學模式（楊汭華，2005；黃佐钘，2008；張玲，2014）。與傳統的案例教學不同：（1）項目強調針對金融大數據開發相關案例，并以“微課”的形式將教學內容呈現給學生。“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的好處在于能激發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學習的興趣，更加生動和直觀地將金融大數據處理呈現給學生，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此外，“案例+微課”模式能對課堂教學形成有效補充，課堂上沒有解決的問題，學生可以在課外通過“案例+微課”進一步鞏固與提高課堂知識。（2）傳統計量經濟學經驗案例強調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應用，重點介紹數學與統計技術，而忽視其內在的經濟問題與變量間的內生關系。項目強調以真實的金融大數據為載體，在案例分析中，更加注重因果關系的討論，從而案例分析更加接近現實。因此，相比于傳統的案例分析，項目經驗分析更接近現代研究范式，故而具有更好的實用價值。

（四）完善考核體系

作為一門應用型的學科，考核方式也應該多樣化。可以嘗試采用課程論文的考核方式，課程論文一方面可以深化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學習，另一方面也能加強學生的應用能力，提高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對知識的靈活運用能力。課程論文可以與學生的畢業設計結合，突出學生所在學科屬性，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同時不能將試卷考核的方式拋棄，例如可以將紙質試卷改為上機考試，增加操作題的比重。完善的考核方式會提高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強化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結語

總之，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是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的一個縮影，只有明確清晰教學定位，有效提升高等教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重點解決好高校人才培養能力、支撐引領國家創新發展能力的問題，才能提供更多有選擇的本科教育，建成更有競爭力的本科教育，開創更有特色的本科教育，發展更加公平的本科教育。

計量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基于計量經濟學的電力企業經濟效益與管理決策實證研究論文

摘要：在我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電力建設在不斷的完善，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離不開電力的發展，同時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將推動電力工業的進步。處于新時代的電力企業需要具備超前的思維與意識，在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備清晰的預判，在內要做好企業內部的管理建設，針對未來長遠發展制定科學的規劃。要做好這幾點，就離不開對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經營管理的分析以及數學建模工具的運用。本文選取2001-201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社會用電量數據以及典型電力企業華電國際年度報告數據，分析了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與外部經濟環境以及企業經營管理之間的關系。首先從時間序列非平穩角度出發，利用協整理論并通過單位根檢驗以及協整關系檢驗對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建立了長期均衡模型。再對模型進行短期誤差修正，在證明了模型有效性的基礎上，利用所建模型對提升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進行實證分析預測。最后對以華電國際為代表的中國電力企業的發展提出相關建議。結果表明，對華電國際而言其供電成本、管理與財務及人力資源成本的完善對其經濟效益的影響將是一個長期過程，而其短期內經濟效益主要受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全社會用電量需求的影響。該模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可以為其他電力企業的經濟效益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與預測，對企業未來的管理決策規劃提供參考。

關鍵詞：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管理決策

經濟研究的方法在于總結典型的經驗特征與收集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經濟研究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的可驗證性，即能否通過數據實證檢驗相關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模型來解釋事實，并預測未來的經濟變動趨勢以及提供科學的政策建議。計量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則猶如硬幣的雙面，從不同的角度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論基礎。計量經濟學以實際經濟數據的建模與分析為主要研究對象。當實際數據不可得，或實際數據過于復雜而導致因果關系不易梳理時，實驗經濟學則有可能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通過可控的實驗數據代替實際數據，成為實證經濟分析的又一個有力工具。

一、協整理論概述

協整的概念是由恩格爾一格蘭杰（Engle-Granger）在1987年“協整與誤差修正，描述、估計與檢驗”中正式提出的，協整的基本思想認為，盡管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中的每一個都是非平穩的，但他們的線性組合可能會相互抵消趨勢項的影響，使該組合是平穩的。這一理論的提出為經濟時間序列分析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對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之所以協整理論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是與一協整理論所具有的深厚的經濟學背景密不可分的。

二、基于計量經濟學的電力企業經濟效益與管理決策實證

（一）非均衡博弈論框架的建立和實驗驗證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論及其應用的基礎。納什均衡以及相關均衡的概念過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內容，其定義為每個博弈參與者的策略都是在給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優反應。顯然這種均衡的定義內在要求每個博弈參與者在決策信念上達到均衡，即每個參與者對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確的信念。在過去的研究中，經濟學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從而做出對參與者行為的預測。盡管在一些博弈場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為預測是準確的，但在多數情況下實驗經濟學研究結果表明博弈參與者的行為會系統性地偏離基于均衡概念的行為預測。由于來自實驗經濟學數據對原有理論框架的挑戰，經濟學研究人員逐漸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論框架并且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收集數據來檢驗這些新理論。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論框架的核心在于繼續假定博弈參與者在決策時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棄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強的理性假設。

（二）ECM誤差修正

通過Granger定理易知，具有協整關系的一系列變量會對應一個包含誤差修正的表達形式。可以進一步通過誤差修正來研究華電國際經濟效益的短期行為。具體而言可根據由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建模理論，逐步剔除從三階滯后變量及誤差修正項開始的不顯著量，從而得到最終的誤差修正模型：（見下面公式）式中：ECMt-1代表協整回歸厚的一階滯后誤差，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不拒絕相應零假設的概率。從該方程式以及統計結果的數據可以發現，文中所進行的統計檢驗在置信水平上表現顯著。這一結果也證明了文中構建的誤差修正的具有良好的適用性。圖中給出了LY的實際數據與擬合結果以及殘差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協整以及誤差修正之后的模型具有較為理想的結果。

（三）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在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常用的回歸分析中，當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時，常會對模型估計的準確性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在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建模的過程中，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以及消除多重共線性問題是很重要的環節。部分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存在對多重共線性問題處理不恰當的現象。某篇研究股權激勵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文章，以計量方法中的回歸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作者在研究中單純依靠方差膨脹因子VIl的臨界值，來判斷出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便直接將模型中的其中一個變量刪掉。模型中是否應該包含某個解釋變量，應該以實際經濟理論分析為基礎，不能單純以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來判斷。

第7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關鍵詞】產業組織；SCP范式；產業組織優化

一、產業組織理論的歷史回顧

產業組織理論是有關市場經濟中企業行為和組織制度的學科。研究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企業內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相關的“企業理論”；二是不完全競爭市場與企業行為的關系，特別是寡頭市場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三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包括規范研究的最優政策和實證研究的政策效果兩方面的問題。

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國富論》最早提出產業組織理論即市場自發調節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以及這一條件下廠商的企業行為，但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一般認為形成于20世紀20至30年代。馬歇爾是最早提出產業組織概念的人，張伯倫和瓊?羅賓遜提出的“壟斷競爭理論"為產業組織理論的后來研究提供了基礎，所以將他們稱為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

從研究范式來看，產業組織理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產生于微觀經濟學的廠商理論。20世紀70年代前處于案例研究和經驗研究的階段，該理論更多的是充當解釋統計結果或支持價值判斷的一種方法；從1970年代開始，理論模型取代統計分析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特別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打破了產業經濟學領域長期居統治地位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的單方向關系；到1980年代后期，產業經濟學家認識到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不平衡，包括計量經濟學分析、案例研究和實驗經濟學在內的新一輪經驗研究開始出現。產業組織理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新奧地利學派等多種理論體系。

（一）哈佛學派

哈佛學派是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遭遇了大蕭條，以張伯倫和羅賓遜為代表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發展起來。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學建立產業組織研究小組，提出產業組織分析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向，并于1939年出版了《大企業的生產價格政策》。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競爭”的概念。哈佛學派直接受克拉克有效競爭理論的影響，認為市場競爭和實現規模經濟存在矛盾，該學派尋求如何判斷市場的有效競爭程度以及政府實施何種規制政策。梅森根據有效競爭的定義和實現有效競爭的條件歸納出兩類的有效競爭標準：市場結構標準和市場績效標準。梅森的弟子貝恩通過對個別產業的具體分析和實證研究，提出市場結構決定市場績效。貝恩（1959）首先用4個企業的市場集中度來測量市場結構和用回報率來測量績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制造業，得出的結論是集中度與經濟績效具有正相關關系。

至于現代主流產業組織理論中流行的SCP三段論范式則是由謝勒（Scherer）在貝恩兩段論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哈佛學派認為，結構、行為、績效存在因果關系，結構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績效，稱為“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市場績效”范式（SCP分析框架）。為獲得理想的績效，最重要的是要通過產業組織政策來調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場結構，因此，又稱為結構主義。哈佛學派區別于其他學派的兩個重要特征是：在分析框架中突出市場結構，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實證研究。在貝恩等人看來，寡占的市場結構會產生寡占的企業行為，進而導致不良的市場績效特別是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產業組織政策首先應該著眼于形成和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主張對經濟生活中的壟斷和寡占采取規制政策。

（二）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是上世紀60年代后期在對哈佛學派的批判中崛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該學派繼承了奈特以來芝加哥大學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市場競爭過程就是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是一個“生存檢驗”的過程。該學派特別注重市場結構和效率的關系，而不像結構主義者那樣只關心競爭的程度，故被理論界稱為效率主義者。

芝加哥學派從價格理論的基礎假定出發，強調市場的競爭效率，主要理論思想范式是競爭性均衡模型，認為市場在長期過程能夠達到效率水平，反對高集中率的產業必然帶來壟斷租金，因此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強調導致反競爭行為或壟斷行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市場的規制導致的進入壁壘。提出了在長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配置效率的條件是價格等于長期邊際成本，技術效率的條件是價格等于企業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最低點。盡管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理論上并沒有給出充分必要條件，同時理論也缺乏經驗性的檢驗。

1980年代前后，以泰勒爾、克瑞普斯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博弈論引入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領域，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對整個產業組織學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改造，逐漸形成了“新產業組織學"的理論體系。

新產業組織理論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面：從重視市場結構的研究轉向重視企業行為的研究，即由“結構主義"轉向“行為主義”；突破了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單向、靜態的研究框架，建立了雙向的、動態的研究框架；博弈論的引入使產業組織學成為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學中最富生機、最激動人心的領域。但是，謝勒（Scherer）就認為“新產業經濟學"的成績被大大高估了。施馬蘭西（Schmalensee）也同意博弈論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競爭方面有一定的不足。

近年來崛起的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從制度角度研究經濟問題的“新制度產業經濟學"，也被稱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諾斯、威廉姆森、阿爾欽等人。該學派組織理論的主要特點在于它引入交易費用理論，對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本假說、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作了系統的闡述，徹底改變了只從技術角度考察企業和只從壟斷競爭角度考察市場的傳統觀念，為企業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對產業組織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三）新奧地利學派

產業組織的新奧地利學派在理論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門格爾（Carl Menger）、龐巴維克（Eugen Yon Bohnbawark）始創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傳統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奧地利學派極力否定作為經濟分析工具的現代數學方法，主張經濟現象應運用人類行為科學的方法，按“人類行為是實現其目的的合理行為”這一公理，通過語言進行闡述。新奧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是奈特式的不確定性概念，市場不均衡就是因為存在著未被發現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決策失誤所導致的利潤機會的喪失。

在政策上，新奧地利學派對傳統的哈佛學派的反壟斷政策基本持批判態度，強烈反對政府干預，認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新奧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源于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只要確保自由的進入機會，就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壓力，惟一能真正成為進入壁壘的就是政府的進入規制政策和行政壟斷。因此最有效的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

二、產業組織優化的理論研究

（一）壟斷競爭理論

壟斷競爭理論是對產業內部企業之間競爭與壟斷關系和矛盾問題的理論概括。較早論述競爭問題的是亞當?斯密，他反對壟斷，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他初步提出了現代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思想。隨著自由競爭間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馬歇爾認識到了壟斷與競爭的矛盾，提出了“馬歇爾沖突”的理論悖論，但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理論論證的是張伯倫、羅賓遜夫人、克拉克及鮑莫爾等。

1.馬歇爾的壟斷競爭理論

馬歇爾由壟斷競爭的兩難選擇發展到兩者相互滲透。馬歇爾在1890年《經濟學原理》中認為，大規模生產能為企業帶來規模經濟，使這些企業的產品單位成本不斷下降、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其結果必然導致市場結構中的壟斷因素不斷增強，而壟斷的形成又必然阻礙競爭機制在資源合理配置中所發揮的作用，使經濟喪失活力，構成了一對難解難分的矛盾，這就是關于競爭與規模經濟的兩難選擇的“馬歇爾沖突"，這一理論否認了要么壟斷，要么競爭這種極端又相互對立的觀點，其所揭示的競爭活力與規模經濟性兩者的關系，成為現代產業組織理論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2.張伯倫和羅賓遜夫人的壟斷競爭理論

對壟斷條件下企業行為所發生的變異，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難以做出合理的解釋，張伯倫出版的《壟斷競爭理論》和瓊?羅賓遜夫人出版的專著《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不謀而合地提出糾正傳統自由競爭概念的所謂壟斷競爭理論。張伯倫認為，在壟斷競爭情況下，每家廠商的銷售量受價格、產品性質和銷售開發3個因素的影響。張伯倫分別從單個廠商的短期均衡和一個行業所有廠商的集團的長期均衡兩種情況進行分析。當單個廠商達到短期均衡狀態時，由于能實現超額利潤，所以會吸引新的廠商進入，從而使原來的廠商降低價格，當所有的超額利潤消失后，既無廠商進入，又無廠商退出，廠商個數達到最適度的數量就達到新的均衡，同時也是行業的長期均衡狀態。與純粹競爭模型相比，壟斷競爭長期均衡情況下的價格要高一些，產量要低一些，有剩余生產能力沒有利用。

3.克拉克的壟斷競爭理論

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競爭概念，克拉克在《有效競爭的概念》一文中，從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關系的角度提出了有效競爭問題，以試圖兼容競爭活力和規模經濟之間的沖突。所謂有效競爭就是能協調好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競爭格局，即既有利于維護競爭又有利于發揮規模經濟作用的競爭格局。克拉克認為從短期看，完全競爭并不完全是好事，只有有效競爭才是合適的。因為從長期看，市場還存在潛在競爭者和替代產品競爭。在一個行業中，原有壟斷寡頭能獲得超額壟斷利潤時，必然要招致新企業的加入，增加商品的供給，降低壟斷價格。加之生產者對市場的預見性，主動調整產量和價格的應變能力，制約價格過分抬高，同時壟斷組織、生產者的多樣化經營，也使競爭手段多樣化。多樣化的競爭手段，不僅使競爭有效，而且使成功的廠商不必壟斷任何種產品就能成長起來，從而保證企業在追求規模經濟的前提下，使競爭有效，多樣化競爭手段提出了解決馬歇爾沖突的可能性和途徑。

4.鮑莫爾的壟斷競爭理論

1982年鮑莫爾等人提出了可競爭市場理論，該理論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強調廠商進出市場的自由性，即市場不存在嚴重的進入或退出障礙；二是強調范圍經濟，這是針對多樣化經營的廠商而提出的一個概念。

鮑莫爾指出，現實中的市場很少有完全可競爭市場，可競爭性只是一個擴大的、應用范圍更廣的理想基準。鮑莫爾等人還認為，傳統的廠商理論集中于分析生產單一產品的廠商。但實際上，大多數企業特別是大企業都生產多種產品，由此他提出了范圍經濟的概念，范圍經濟是指廠商在一定規模下生產多種不同產品的成本優勢。一家廠商同時生產數種產品或勞務的成本小于多家廠商分別專業化生產一種產品或勞務的成本總和。可競爭市場理論指出，在完全可競爭市場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過行政手段干預更能有效地保護一般公眾利益。此外，可競爭理論并不認為無約束的市場能自動解決一切問題，它認為政府的主要作用應該是保持市場中的潛在競爭，采取便于資本流動和推進企業垂直聯合與重組的政策，以保證市場的可競爭性和多樣化廠商的收益穩定。可競爭市場理論從競爭性質的角度對壟斷和壟斷企業存在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解。

（二）SCP分析范式

產業經濟學的“結構―行為―績效"分析范式，簡稱SCP范式。這一范式認為產業結構決定了產業內的競爭狀態，并決定了企業的行為及其戰略，從而最終決定企業的績效。

貝恩（Bain，1958）在吸收和繼承馬歇爾的完全競爭理論、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和克拉克的有效競爭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SCP分析范式。該范式成為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分析企業競爭行為和市場效率的主要工具。他認為，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完全競爭模型缺乏現實性，企業之間不是完全同質的，存在規模差異和產品差別化。產業內不同企業的規模差異將導致壟斷。貝恩特別強調，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的規模經濟要求，因而它們具有不同的市場結構特征。市場競爭和規模經濟的關系決定了某一產業的集中程度，產業集中度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追求規模經濟的必然結果。一旦企業在規模經濟的基礎上形成壟斷，就會充分利用其壟斷地位與其他壟斷者共謀限制產出和提高價格以獲得超額利潤。同時，產業內的壟斷者通過構筑進入壁壘使超額利潤長期化。因而，貝恩的SCP分析范式把外生的產業組織的結構特征（規模經濟要求）看作是企業長期利潤的來源。

在SCP模型中，用來描述市場結構的變量包括：購買者數量、企業數量、企業規模、市場集中度、企業進出壁壘、產品差異化等。用來描述企業行為的要素包括：價格行為、廣告、產品差別化行為、產品創新行為、制定企業發展戰略等。用來描述市場績效的特征包括：消費者滿意度、企業效率、企業成長、利潤率等。

（三）產業組織與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已經成為當今國外經濟學界最熱門、最前沿的領域之一。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合著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形成。他們使用變化、不確定性、慣例、路徑依賴、有限理性、選擇等概念來代替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完全理性、最優化行為和確定性。新古典經濟學只能解釋現存路徑下的決策選擇，是一種靜態分析；演化經濟在不確定性和有限理性是演化經濟的基本假設前提下，關注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怎樣的，尤其關注經濟結構變化的長期過程并研究行為人如何在這樣的過程中生存下去，遵從動態的思想。演化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均衡只是暫時的，而不是長期的。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是指企業都按照各自的生產容量進行生產，既不擴大，也不縮小，但是通過競爭，這種情況會發生變化。

產業組織與演化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進入1990年代以來，產業組織理論在新的視角中得到突破和發展。從一開始的倚重于市場結構為主到側重于企業行為的研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企業能力理論，對企業多樣性、異質性進一步深化，并和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相結合，引入了“動態能力”的概念。該理論指出，企業內部的能力和企業間的能力一樣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力的來源。至此，產業組織演化的理論拓展又向前邁出了一步。借助于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內核，運用演化經濟學的系統方法，這一研究領域可對復雜動態的組織演化過程中的演化選擇機制、技術創新機制、制度演化及其與技術、產業組織之間的協同演化作出系統分析；能對眾多客觀現象，如產業組織個體的多樣性、產業組織的規模分布特征、企業異質能力、產業組織間的戰略聯盟和網絡組織、企業持續進入、退出某一產業等現象作出解釋，并能闡述基于演化角度的產業組織政策等相關問題。

三、產業組織理論在中國的引進與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直缺乏對產業組織理論的系統研究。1960年以后，一些學者開始從規模經濟的角度研究分析工業托拉斯的優點，但由于這些研究仍然是在傳統范式下進行的，其研究的出發點只是如何通過計劃來引導企業之間的分工協作，因而這些研究均未對產業組織理論的核心問題“馬歇爾沖突"作理論上的分析。

1978年以后，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進入一個引進與研究范式初步轉換的時期，最早介紹到我國的產業組織著作是美國學者W．G．謝佩德（W．G．Shepherd）的《市場勢利與經濟福利導論》（易家祥譯）。國內最早對產業組織問題進行系統論述的是楊治1985年出版的《產業經濟學導論》。在整個1980年代，從研究的理論視角和范式看，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和雙重性：一方面傳統的范式和在傳統范式影響下進行討論的問題仍然得以繼續；另一方面，隨著對外學術交流的展開，一部分學者已開始嘗試運用西方產業組織理論的范式對我國產業組織的有關問題進行研究，一些大學也開設了產業經濟學課程。1988年，日本學者植草益的《產業組織論》翻譯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譯著。隨后，國內又陸續翻譯出版了幾本西方學者研究產業組織的著作，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產業組織：理論、證據和公共政策》，卡爾頓和J．佩羅夫的《現代產業組織》，J．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對我國產業組織范式的轉變起到了推動作用。

1990年以后，新范式下產業組織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繁榮階段，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分析比較規范的研究成果，如陳小洪、金忠義主編的《企業市場關系分析――產業組織理論及其應用》是國內學者編著的針對國內讀者的第一本系統介紹產業組織理論和國外產業組織狀況的專著；王慧炯的《產業組國產業組織研究》，這兩本書同時榮獲了第6屆孫冶方經濟學獎（1994），夏大慰的《產業經濟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介紹和分析產業組織理論、方法以及產業組織政策的教材。金碚在在其編著的《產業組織學》中，全面考察了我國的產權制度、產業管理制度、勞動人事制度、流通體制、金融體制、外貿體制對產業組織的影響，使產業組織學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這一時期的研究趨于多樣化：在研究的理論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統的產業組織理論的SCP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分析論著，也有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規范性的分析在減少，實證和案例分析的論著逐漸增多：在分析的廣度上，既有綜合性分析，又有行業分析和專題性研究，可以看出我國對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引進、發展和創新的階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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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關鍵詞：信用管理　研究　時間維度　空間維度

一、前言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自1978年起，我國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以來，信用管理研究從開始受人關注到21世紀初，漸成社會熱點，歷經二十余年時間，信用管理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按時間維度劃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經濟改革的初期，計劃經濟經濟仍占主導的年代，對信用管理已有初步的研究。以當時國家面臨的通貨膨脹為對象，進行了分析總結了原因(王尊祜，1981)，提出在國民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中，中國人民銀行將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對各專業銀行實行金融管理，需要進一步認識信用和我國的信用制度問題(余友秦，1982)。認識到商業信用問題牽涉到整個信用制度，相關問題還有待解決(韓家迪，1983)。是為數不多的研究信用管理的早期文獻。第二階段是1984年后，經濟改革進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開始關注一些具體信用管理問題。對國有資產中的折舊基金如何在宏觀上對折舊基金的使用進行控制、管理以及提高其使用效益等一系列問題，從信用管理方式的角度作一個初步探討(楊國中，1986)，認為信用既是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債權債務關系的綜合表現，又是調節債權債務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經濟行為(趙海寬、景學成、彭純，1987)。研究分析了商業信用的內涵與形式(張肖、邵秋明、李樹林，1987)。第三階段是1992以后，建設市場經濟成為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目標，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逐步成熟，信用管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有較在的拓展，信用管理研究文獻日漸豐富，取得了豐碩成果。筆者通過遴選，對這一時期內信用管理研究內容相對集中、比較有代表性期刊進行整理與分析，并按空間維度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進行分類與綜述。此處信用的內涵是指經濟主體(包括法人與自然人)之間有條件讓渡貨幣資金或商品的一種經濟關系。信用管理則對信用相關的經濟活動及所涉及的經濟關系的管理。宏觀層面上的信用管理研究是指作為一種管理活動，對信用管理的基礎理論及管理活動的一般規律及其體現的內在的、本質的經濟關系所作的研究。它包括信用管理的本質與內涵、信用管理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及定位、信用管理的一般規律等；中觀層面的信用管理研究是指信用管理基礎理論與規律的運用。包括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信用制度安排、行業信用管理等；微觀層面上的信用管理研究是指市場經濟主體的信用管理活動及特征的相關研究。包括國家信用、政府信用、民間信用、企業與商業信用、金融信用、消費者信用等研究內容。

二、以宏觀研究為主的信用管理文獻

(一)信用管理概念相關的基本內涵、原則與問題　在信用管理的定義、原則與基本問題方面，王淑芹(2004)指出在日常話語和理論研究中，存在著信用意蘊含混、意指不明的問題，常把一般形態的信用與具體形態的信用混同以及忽視信用存在類型的劃分。需要明確信用概念內涵的寬泛性和外延的不確定性，為信用研究的科學性和信用文化建設的實效性夯實理論基礎。認為誠信問題是信用管理基本問題(朱富強、何所憶，2004)。對經濟社會各領域出現的信用缺失現象進行了社會學分析，從體制轉型中的信用機制缺陷和政府缺陷角度進行詮釋(蘇存，2005)。研究表明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是信用經濟。信用是最基本的社會經濟關系，是整個社會經濟得以維系和發展的基礎(黃志凌，2003)。關于信用管理與法律、產權的關系，張維迎(2002)認為信用和法律一樣，是維持市場有序運行的兩個基本機制。并驗證了在一個沒有政府干預、近乎自由放任的“虛擬”市場上信譽機制的積極作用。(周黎安等，2006)

(二)從行為學的角度分析研究　林金忠(2007)提出信用制度的微觀基礎是經濟活動主體的信用行為，由信用行為而產生的信用關系可歸結為三種基本形式：單方面的信用關系、雙方相互信用關系和中介的信用關系。具體到會計信用行為，研究認為會計信用作為信用管理行為活動中研究行為角色與對象，是信用經濟中經濟活動鏈條的基石(郭蘭英、葉、仇國英，2010)。會計失信行為嚴重的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成為政府和會計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岳上植，2005)。具體到統計信用行為，證明了引入統計信用可以在有限的成本下防范數據失真，提出了完善統計信用懲戒制度是統計信用發揮作用的制度基礎(劉海清、熊祖轅，2009)。

(三)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研究　張維迎、柯榮住(2002)指出“信任”被普遍認為是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主要社會資本。一個地區能否被人們所信任跟人們之間的交易被重復的可能性、交易的發達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關。建立了貸前的信號博弈模型和貸后的戰略博弈模型，以降低銀行信貸風險(李蓉、伍瑞凡。2005)。

(四)從倫理學角度分析研究信用管理　王軍(2002)認為關于誠信的話題受到了來自政府、企業、媒體、專家學者以及普通老百姓的廣泛關注。在大家對誠信問題的討論中，經濟領域的“誠信危機”尤為世人矚目。應該認真探討的是誠信的話題應然與使然問題。

三、以中觀研究為主的信用管理文獻

(一)社會信用體系　唐家孝、申玉蘭(2002)分析了當前我國經濟社會中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并從宏觀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建設信用工程的建議。提出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加強稅收管理的重要外部環境(秦泮義，2003)。

(二)三農問題與信用管理研究　農村民間集體信用組織是改革開放新事物，其性質法律尚無明確的規范(鄭孟狀，1993)。受農業產業特點和經營模式的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存在資金融通難等現實問題。從村鎮信貸主體的信用特征出發，探索了適用于農戶的信用評級技術，并提出客觀準確評定農戶信用等級，解決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信貸資金投放意愿不強的問題，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融資需求，促進農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吳晶妹、張穎、唐勤偉，2010)。

(三)信用管理制度研究　陳洪雋(2001)認為市場經濟是法制、競爭和信用的有機結合體，應把培育信用觀念、完善信用制度、健全社會化信用體系、引導企業加強信用管理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環節和實質性措施。提出了建設中國金融信用管理制度的路徑，并將其分為啟動期、完善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黎志成、曹凝蓉，2005)。論證了信用管理制度是促進經濟與生產力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對經濟發展起著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魏明、王瓊、褚俊虹，2006)。

(四)征信信息化與征信體系建設　石曉軍、陳殿左(2003)認為政府主導的信用信息體系存在著公共物品－信息質量、商業激勵一政府職能兩對矛盾，提出以企業為主體的信用信息體系建設，運用市場化手段理順關系，建立信用聯盟鼓勵創新多樣化。

四、以微觀研究為主的信用管理研究

(一)企業與商業信用管理研究　提出重視信用管理在現代企業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及客戶描述性信息的調查研究(謝

旭，2000)，探討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運作模式(譚中明、梅強，2001)分析并闡述了其信用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李寶慶，2002)。研究指出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信用困境(林軍，2003)。以資信、產品質量、服務為主體的企業信用體系，越來越成為現代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劉光明，2003)，認為開業年限、行業、業主管理經驗等因素與企業是否成功無顯著相關關系(楊松令，2003)。揭示了企業集群信用優勢的一般規律(任志安、李梅，2004)，以及企業信用管理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趙學軍、吳俊麗，2006)。分析了信用拖欠策略對經濟與企業影響(金碚，2006)，得出了外國直接投資企業比國內企業有較高的商業信用“合同執行技術”(渡邊真理子、柳川范之，2009)。借鑒管理控制理念，構筑了信用經濟下企業應收賬款的全程管理模式(池國華，2009)。發現信用環境與現代服務業的總指標存在較強的相關性，二者相互促進，且在局部指標中也具有諸多相互促進關系(田侃、馬曉潔、段娜娣，2010)。

(二)金融信用管理研究　金融信用管理研究可以2008年始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分界點。在金融危機以前研究中，部分學者對中國上海在20世紀30年代民國時期銀行業舞弊案件的發生的研究，發現當時銀行業舞弊的主要原因是傳統銀行業信用保證制度生硬乏變(孫建國，2007)。至于如何化解與轉移金融信用機構信用管理風險，分析了銀行內部信用風險評級的作用、基本要素及其應用和發展(汪芹，2002)。這些研究內容不僅是金融信用管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也為分析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方法與視角。在金融危機以后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現代金融危機實質上是一場信用危機，它在本質上是經濟目的要求之“利潤”和倫理關系要求之“責任”之間的沖突，是信用關系中客觀存在的”倫理責任”缺失殆盡的后果(郭建新，2010)。

(三)國家、政府與民間信用　國家信用的重要性已被社會廣為承認與接受，從信用體系的角度上看，國家信用有其特殊的信用管理體系。有學者探索基于功能視角的國家征信體系模式分類及其與相關宏觀因素之間的匹配規律。擴展了“功能―結構”理論，形成“宏觀匹配－功能－結構”的分析框架，對研究其他金融制度也有參考價值。清晰地描述了征信體系的功能模式與宏觀因素之間的匹配規律，對征信體系的建設具有指導價值(石曉軍，2008)。通常認為，政府信用并不能完全代表國家信用。政府信用與民間信用構成國家信用。一是政府信用研究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市場經濟主體之一的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管理存在信用化問題(劉浪夷、王華軍，1994)。政府信用的缺失是存在的，應采取建立健全法律法規、規范政府與社會行為各項措施提高政府信用(孫巧麗，2005)。政府失信的主要表現之一是財政資金的濫用。為解決這個問題，分析了我國財政信用狀況，指出目前我國地方財政信用資金來源超范圍、資金使用范圍過寬、多頭管理等不規范方面及其形成的客觀必然性(李萍，1995)。二是民間信用方面。由于我國的民間信用往往與“地下錢莊”相關聯，而根據1998年6月國務院頒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規定，地下錢莊屬非法金融機構，雖然非法集資等案件時有所聞，但由于相關研究資料獲取困難，造成研究成果的匱乏。部分學者以溫州民間信用為例，分析了民間信用的現狀和特點及形式和種類(高楓等，1993)。

(四)消費者信用　自1990年代末，隨著住房按揭信用的悄然興起，學者們開始關注消費者個人信用研究。分析了西方發達國家開展信用消費的基本經驗，認為我國信用消費的市場環境已基本具備(郭冬樂等，2000)。消費者個人信用管理應著重從立法與制度建設著手。分析了信用權的個人信用形式和企業信用形式，建議借鑒國外有關信用體制建設與維護的先進經驗，從法律層面與具體的技術制度層面來建立我國個人信用法律體制(李新天、朱瓊娟，2003)。為規避消費者信用管理中的風險，分析與比較了消費者信用評分、判別分析、回歸分析、數學規劃、神經網絡等個人信用評分模型與方法，并就各種方法的性能進行分析比較(石慶焱、靳云匯，2003)。

第9篇：博弈論及其應用范文

要］既有的比較公司治理對于公司治理模式“是什么”的方面多有直觀的把握，而對于公司治理模式“何以如此”的方面則少深入的探究，結果給我們的啟發相當有限。重新定位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在此基礎上引入比較制度（HCIA）的，有利于將比較公司治理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關 鍵 詞］比較公司治理 重新定位 歷史比較制度分析 基本維度

一、既有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及其局限

已有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類。

其中第一類是，對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比較，根據其特征進行分類，并在此基礎上對公司進行一定的探討。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第一、“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的劃分方法。英美模式又叫做外部監控型或者保持距離型（arm’s-length），美、英公司治理結構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是：（1）股權至上，股東的利益高于一切；（2）股權高度分散，流動性強，公司資金主要來源于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是公司的主要持股主體，較少依賴機構，投資者股權和債權分離現象普遍；（3）存在較強的外部市場約束，“用腳投票”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大陸模式亦即德日模式，也被稱為封閉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德國和日本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是：（1）以相互持股為核心的法人所有制結構，這主要是說公司資金較多地依賴金融機構而直接融資比重較低，法人包括金融機構和公司是公司的主要持股主體，且交叉持股比較普遍，投資者既是股東又是債權人的情況較多；（2）股權集中度高，股票流動性差；（3）證券市場不夠發達，管理者在公司當中占據重要地位，“用手投票”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管理者的合法性來自于股東或從業人員的信任。第二、“市場導向型”和“導向型”的劃分方法。這種劃分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莫蘭德（Moerland）。根據莫蘭德的，市場導向型的特征是：具有非常發達的金融市場、股份所有權廣泛分散的開放型公司大量存在、具有活躍的公司控制權市場，這一類型的代表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英國；而網絡導向型的特征是：公司股權集中持有、集團成員發揮重要作用、全能銀行在融資和公司監控方面有實質性的參與，這一類型的代表國家主要有德國和日本。在此基礎上莫蘭德還對兩種類型各自的利弊進行了具體的探討。這種分類方法和將各國公司治理主要劃分為“外部監控型”和“內部監控型”的方法類似。第三、趨同趨勢分析。無論是從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的對比角度還是從市場導向型和網絡導向型的對比角度來對公司治理的比較分析，人們還發現各種模式之間存在某種趨同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各國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間開始彼此借鑒吸納對方的經驗和做法。

可以看出，以上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側重于物質資本所有者的構成以及不同物質資本所有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形式和對比格局，其背后一以貫之的線索主要是資本邏輯。但是，隨著企業組織演進和企業制度的變遷，不僅公司當中人力資本所有者包括異質性人力資本所有者（即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和同質性人力資本所有者（即普通員工）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公司治理當中來，事實上許多公司外的主體如顧客等也對公司治理存在明顯的。與此適應，西方發達國家產生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從而把公司治理理論進而比較公司治理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也就是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第二種類別。

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背景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將公司類型分為四種，即公司的單邊治理、雙邊治理、三邊治理和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1）所謂單邊治理，主要是就公司治理所遵循的物質資本邏輯而言，這種類型公司治理結構的顯著特征和極端表現，是古典企業中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絕對權威；（2）所謂雙邊治理，是就企業作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合約性質而言，但這里的人力資本，僅限于異質性人力資本所有者比如公司的經理人員，公司雙邊治理的顯著特征，是一般所謂公司股東和經理人員之間“委托—”的博弈關系；（3）所謂三邊治理，是在雙邊治理的基礎上引入“員工參與”的公司治理形式。“員工參與”的邏輯起點，是企業員工對其人力資本的產權；“員工參與”的現實狀況，取決于企業契約中其人力資本所決定的談判實力。三邊治理的顯著特征，是企業員工、經理人員、企業股東之間博弈制衡的復雜關系；（4）所謂共同治理，是就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企業治理和剩余分享而言。這四種公司治理類型，既反映了企業組織演進和制度變遷的某種歷史發展趨勢，也同時并存于當中。隨著經濟發展，世界各國注重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企業治理的趨同趨勢日益顯著。不過，如下文將要說明的，所謂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事實上僅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現實公司治理的理論一般或者參照系，對于回答現實公司治理模式何以可能的其意義也相當有限。

大體上，既有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可作如上分類。很明顯，第一種類別的比較公司治理內在遵循了物質資本的邏輯，無論是同企業理論還是同現實的企業實踐相比其局限性都顯而易見。第二種類別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以企業利益相關者理論為背景，具體探討了以不同利益相關者對應格局為標志的四種不同的公司治理形式。應當說后者比較前者而言是一種進步。但是，這兩種比較公司治理研究都存在一個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普遍停留于對公司治理“是什么”的直觀說明，而忽視了對公司治理的“何以如此”的深入研究，結果對我們的啟發相當有限。甚而至于，由于理論上的缺陷，現實當中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對于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僅僅進行粗淺的“整合”之后就不加分析地引進和模仿。其結果，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安排水土不服而導致的高昂交易成本和較差經濟績效；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現代企業理論在失去了其“現代性”的光芒，也導致了我國企業制度建設理論方向感的嚴重缺失。

二、重新定位比較公司治理，引入比較制度分析方法

造成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如上現狀及消極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對比較公司治理本身的定位失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研究方法的不。因此，要推進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我們首先需要確切定位比較公司治理研究本身，然后，引入對應的研究方法——比較制度分析的方法。

1、比較公司治理研究——重新定位

比較公司治理并非單純是為了比較而比較。公司治理所以可以比較，是因為不同國家或地區存在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結構；而所以要進行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則是希圖通過對別國公司治理形式的考察來獲得對于本國企業制度建設的有益借鑒。因此，我們需要了解的兩個核心問題是：（1）如何“異中求同”，在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特殊中尋找到一般？（2）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應當具備哪些制度性特征？要回答這樣兩個問題，首先需要在理論上澄清一對概念：公司治理一般和公司治理模式；更廣義的概括，是需要澄清企業制度一般和企業制度特殊這樣一對概念。

按照現代企業理論，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企業制度是企業契約的外化。以博弈論的觀點透視，企業制度實質上代表了企業各產權主體之間不斷進行再談判的動態博弈均衡。從制度功能的角度看，企業制度對各產權主體發揮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作用，最大限度地減小了交易成本，促進了企業內的激勵兼容，進而提高了企業績效。對制度的內容進行分析，發現企業制度的激勵和約束的功能主要是通過在各個產權主體之間對企業產權（或企業所有權［1］，或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配置來實現的。

按照現代產權理論，在企業契約達成之前的“產權”，一定意義上可理解為那種傳統意義上的“物權”，主要反映了人和物之間的關系，其權限往往是絕對和無限的；而在企業契約達成之后的“產權”即“企業所有權”，則是對各經濟主體之間責權利的界定，主要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權限則是相對并有限的。企業產權的相對性和有限性表明，單個產權主體自身的理性選擇要受到其他產權主體的約束，這也正是對企業內競爭與合作這樣一對基本矛盾的反映。既然企業產權本質上是對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界定，那么其契約簽約人并不必然由傳統的物的所有者充當，具有人力資本的勞動者也應當是產權主體，這與人力資本客觀上存在的作為未來滿足或者未來收入源泉的“投資品”屬性是相一致的。也正因此，周其仁把企業看作為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之間的合約。［2］更廣泛的意義上，科斯把影響他人損益的行為也視為生產要素和權利，［3］從而隱含地指出：凡是能給企業帶來損益或其行為受企業行為直接影響的行為人均有可能參與或影響企業契約、企業所有權的分配進而企業制度的設定，也就是說成為了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因此，從邏輯上講，企業制度就是在企業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剩余權利的合理配置；進而，企業治理也就應當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

但是，盡管從理論上講“共同治理”是企業制度的一般原則，“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對等的原則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產權進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企業治理權利都可以在現實當中得到實現。觀察表明，現實的企業治理遵循的是特殊“相機治理”［4］的原則。也就是說，由于某些原因總有若干利益相關者并沒有參與到企業治理當中來，不同情境下參與企業治理的利益相關者其在企業剩余權利配置當中的地位和對比格局也各自不同，亦即在不同條件下企業“共同治理”的一般原則的實現程度和實現形式是不同的。比如，在古典企業當中，由于資本要素相對于勞動要素而言更強更明顯的“相對稀缺性”，結果資本要素的產權主體在企業契約進而企業制度當中基本上占據了絕對統治的地位；在現代企業中，物質資本的稀缺性和作用大大減弱，甚至淪落為了“消極貨幣”，人力資本特別是異質性人力資本的相對稀缺性和作用逐漸提升，這種情況對企業制度不斷的邊際修正積累到一定程度，如魏杰所說在現代社會人力資本開始成為企業的重要“制度性要素”［5］；又比如，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現代世界上存在著許多風格不同（不同利益相關者制衡格局）然而同樣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等等。事實上，絕對意義上的“共同治理”從來沒有也不大可能在現實的企業中得到完全實現，我們甚至也可以把企業“共同治理”的一般原則看作為研究現實企業制度安排的理想“參照系”，而遵循“相機治理”原則的現實企業制度，都是企業制度一般在特定條件下的特殊表現形式，也就是說都是同企業制度一般相對應的“企業制度特殊”。所謂公司治理模式，就是企業制度特殊在現代公司制企業當中的具體表現。這潛在地喻示：任何企業制度或者公司治理模式都只有在其相應的“情境”下才有意義。

一般來說，造成企業利益相關者博弈均衡格局具體不同進而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技術特征、資源稟賦或生產要素特性、以及宏觀制度環境。其中，技術進步本身即是同制度相對應的范疇，制度經濟學一般認為制度是技術進步的原因而不是相反。生產要素的特性，包括相對稀缺性、對企業剩余創造的貢獻、可控制和可監測性等參數對企業制度的影響，是現代企業理論著重考察的對象之一并已達到比較完備的程度。但是，生產要素特性與公司治理之間的關系一般不以國別而不同，也就是說在同一歷史它同技術因素一樣對企業制度的影響作用是普適的，并且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技術和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也大大減弱了它們可能對企業制度的某種影響。事實上從理論角度講，對效率的理解從新古典理論的純粹“經濟效率”到德布魯（Gerard Debreu）“效率分解”（the coefficien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理論把效率分解為“經濟效率”和“技術效率”（technological efficiency，類似于制度效率）［6］，對生產過程的認知和考察從簡單的對生產要素和技術特征的關注到科斯把生產過程展開為帶有制度結構的分析框架，本來就是近現代經濟理論演進的脈絡之一，并且對于比較欠缺“技術效率”的中國企業來說尤具有針對性的意義。即使從公司治理模式本身的特征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同國家制度環境之間的“異質性”區別才是企業制度特殊的主要根源，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主要與其發達的市場制度和市場體系有關，而公司治理的大陸模式則與相互持股的法人所有制結構和“主銀行制”存在密切關聯。這就是說，制度能夠促進系統的效率增長的關鍵，取決于它同人和組織的“適應”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化”的人或組織同外部環境的“適應”程度如何；或更直接地說，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

于是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關鍵內容開始顯現出來：除了關注公司治理本身的特征和異同之外，比較公司治理更要具體分析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同其背后制度環境之間的契合關系。這是因為前者只是說明了公司治理本身的“是什么”，而后者則是對公司治理“何以如此”深刻根源的探究。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夠了解：為什么不同國家會有不同類型的公司治理形式？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模式又將具有何種制度特征？

2、比較制度分析方法的最新發展及其

傳統的經濟學研究主要是從分析構成制度的最小單位到直接試圖說明制度整體的活動，隨著經濟理論的不斷發展，“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簡稱CIA）逐漸獨立為一個非常有發展前景的新經濟領域。CIA建立在以下兩點基本認識之上：（1）制度是重要的；（2）制度是多樣化的。它試圖從如下一些基本視角來研究現實的制度系統：（1）制度系統的多樣性及制度系統之間的異質性；（2）制度系統內部的制度互補性或者制度諸“域”之間的戰略互補性關系；（3）制度系統的進化與路徑依賴性；（4）制度系統演進的漸進性及均衡性。這幾點是相互關聯和相互支持的。CIA方法將多樣化的、進化的特別是系統論的觀點帶到了對實際制度系統的分析中，因而它給我們提供了有別于傳統經濟學的研究問題的線索。對應于我們對比較公司治理是研究公司治理特征與其制度環境關系的重新定位，CIA正是一種非常適用的研究方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出的一個新的比較制度分析方法是“歷史比較制度分析”（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簡稱HCIA），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阿夫納格雷夫（Avner Greif）是其主要代表。HCIA方法的主要學術特征可概括為：（1）把比較制度分析從現實制度層面拓展到歷史制度和歷史因素的層面；（2）主要運用了博弈論（進化博弈論和重復博弈論，前者與社會制度的自發“適應性進化”過程相對應，后者說明了歷史因素對行為人預期進而對博弈均衡的影響）和歷史經驗的歸納性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3）主要研究對象為“自我實施制度”及其運行機制；（4）把制度視為結果而非外生變量，進而著重研究制度生成與進化的影響和決定因素，即研究經濟制度差異性的根源之根源；（5）研究的視野不斷地從市場制度向非市場制度，從制度安排向制度環境，從經濟、、制度向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拓展，尤其重視影響制度諸因素中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可見，HCIA方法可以將不同時間和空間中的制度納入同一視野進行比較研究，這種方法可以從新的視角分析制度的多樣性、進化與變遷軌跡等，也可以更便利地研究采用何種制度更加具有“適應性效率”［7］，以及研究社會制度中隱性的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的影響等。

HCIA的引入對于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從微觀機理上看，新制度經濟學將人的行為前提假設為“有限理性”、“追求效用函數最大化”與“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這比較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一種進步，但仍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這就是說現實的人并非是生活于孤島上的魯濱遜，而是都帶有特定的“歷史性和社會性”。這就是說現實的人都是面臨諸多歷史和社會制度約束的人，如果忽略了人的歷史性和社會性這樣兩個約束條件，經濟學研究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現實性和真實性；從宏觀層面看，如新經濟社會學（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從批判的角度所揭示的，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缺陷在于忽視了經濟組織和經濟行為對于社會的“嵌入性”。這就是說，經濟組織是“嵌入”于社會網絡之中的，經濟制度是“社會建構”的，經濟理性是受社會制度環境約束的；另如諾斯所言，過去的選擇決定未來的選擇，社會也不過是流動的歷史。因此，企業制度或者公司治理結構也必然會具有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性，這正是公司治理模式的本質內涵，也正是比較公司治理研究所應當重視卻一直受到忽視了的方面。HCIA方法的引入，正好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三、公司治理比較制度的三個基本維度

引入HCIA的，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推進比較公司治理。首先，HCIA方法改變了比較公司治理的研究視角，特別注重制度環境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間的關聯關系研究；其次，HCIA拓展了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外延，不僅研究正式制度環境和非正式制度環境同公司治理的關聯關系，而且也關注制度的動態演進過程同公司治理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轉軌同公司治理之間的關系，由此形成了公司治理比較制度分析的三個基本維度和方向。

1、市場模式與公司治理

如上述，關于比較公司治理，既有的研究多集中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主要是在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之間進行著爭論。但從比較制度分析的角度我們知道，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的“制度安排”才有效率，脫離開不同國家具體制度環境的差異，討論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的優劣就失去了其基本的參照系。由此我們認為，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的區分，并不是因為其公司治理本身的不同特征，而是根源于英美國家和大陸國家制度環境的不同，特別是市場模式的不同。這正是公司治理比較制度分析的第一個維度。

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又叫做市場導向型，這種模式是以“個人主義、財產權利、自由市場”為基礎的。以美國為例，美國股東主權加上外部市場約束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美國那種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為前提和基礎的。由于資本市場的發達，持股人多通過在資本市場上買賣股票“用腳投票”的方式對公司的治理績效作出反應，因而董事會作用相對較小；由于資本的化、分散化導致的股權的分散，單個股權人對于公司治理的力比較微弱，這得到了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立法執法制度的補充；由于經理人市場的發達，經理雖然在股東和董事會那里得到了較多的權力，但他們也會自覺地追求經營業績的最優化……。可見，盡管從上講，利用市場來控制公司是一種間接手段因而成本較高，但在美國的企業實踐中，由于其市場的成熟度相對較高，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規模和效率在全球經濟居于首位，它仍然是有效的。

公司治理的大陸模式則又與另外一種不同類型的市場模式相對應。以大陸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為例，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可稱為封閉型的公司治理模式，這是與其特殊的市場經濟體制相對應的。日本是一個后發類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在戰后經濟發展中，戰時統制經濟時期經濟制度所發生的特定演變過程并未終止，而是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延續，并進一步形成一種不同于歐美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即“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其一個重要特征就在于，從未把經濟發展推諉給市場機制的自發力量，資源配置以政府強有力的計劃和產業政策為導向，市場價格機制的相當部分功能被替代了。這個特征在微觀經濟組織上的體現，就是企業對市場的替代。也就是說在國家目標的導引下，企業的性質發生了某種變化，按照美國收益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查德A貝爾納的說法，日本的企業成為一種不是以股東利益而是以國家利益為目標的裝置。僅從與日本公司治理結構相關的角度來看，企業替代市場在很多方面造成了日本市場結構的特殊性：相互持股和主銀行制替代了資本市場的很多功能；企業之間的長期交易關系并非完全在競爭性市場上建立起來，終身雇傭制以及從企業內部選任管理者造成了勞動市場和經理市場的不完全，系列交易習慣和特殊的流通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公平的國際競爭原則；等等。

可見，如果說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在公司內部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和地位的具體框架，那么這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均衡格局，是與不同的市場體制緊密關聯的。因此，對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必然要把市場的發達程度和市場類型作為一個基本的依據。

2、文化傳統與公司治理

既有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在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以外，一般還附帶提及在東亞、東南亞一帶存在較多的家族模式。雖然有時也把家族模式和前兩種模式相提并論，但這往往是一種方便的劃分方法，對此的研究并沒有提升到理性自覺的應有高度，甚至每當人們提起家族模式的時候還自覺不自覺地帶有某種貶義的色彩，認為這種模式代表了企業本身還不夠成熟或者經濟發展尚不夠發達的經濟體的選擇，因而暗示家族模式是一種未來必遭淘汰的公司治理模式。

對此我們不敢茍同。從比較制度分析的角度，既然文化傳統是非正式制度環境的核心和主體部分，非正式制度又是制度構成的兩大基本組成部分之一，那么文化傳統與公司治理關系的考察就必然是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有其與眾不同的文化傳統，即使同屬于一個文化類型的不同國家之間其文化傳統往往也有顯著的區別。國別文化傳統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截然不同和對比。

以家族模式為例。盡管從具體的公司治理特征上比較，從文化傳統角度理解的家族模式，同人們一般所認識的家族模式有許多類似甚至的相同的地方，但是，這兩者畢竟存在本質的區別。（1）前者代表了東方文化（低文本文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和作用，與西方個人本位文化傳統（高文本文化）下的公司治理模式相對應；后者則一般是由企業對其物質資本規模、生產的技術性特征、企業創始的交易成本節約等考慮所決定的，與企業自身的不同發展階段相對應。（2）前者主要分布在受東方文化影響較深的東亞和東南亞一帶，主要是一個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后者則主要是一種企業發展階段上的概念，可能分布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3）因由文化傳統作為非正式制度而言的穩定性和路徑依賴性，前者一般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而后者則由于企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而只具有相對短暫的生命周期。等等。

從歷史比較制度分析角度理解的家族模式，僅僅是東方文化傳統影響下典型公司治理形式之一種，事實上，作為一個同樣受東方文化較深影響的國家，日本企業或公司治理也具有許多獨特特征或制度安排，比如日本企業中曾廣泛存在的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等制度安排，也與文化傳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另外，在西方那種個人本位、自由市場經濟的文化傳統下，其公司治理也一般具有若干類似或者相同的特征，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事實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對此有所揭示。

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下，公司治理會相應具有許多不同的特征，反過來，這些公司治理特征也只有在與之相互契合的文化傳統下才可能具有“適應性”效率。顯然，任何只對公司治理結構關注一點而對于文化傳統不計其余的做法，都不可能會得出正確的理論結論。因此，對于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文化傳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和標準。這是公司治理比較制度分析的第二個重要的維度。

3、經濟轉軌與公司治理

關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現有學術主要反映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國的經驗，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人們總是本能地去模仿和復制那些經濟績效比較顯著的制度安排。但是，對于象這樣一個經濟轉軌中國家來說，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其他經濟轉軌國家在企業制度建設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比較公司治理研究所要解決的一個，就是要“異中求同”尋找到有關公司治理結構設置和企業制度建設的一般。一般來說，企業本身是一個微觀的經濟組織，企業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內生規則，在完善的企業成長制度下，企業制度創新和變遷主要是一種自發自為的過程。但是，中國歷史上一貫比較缺乏有利于企業組織成長和企業制度創新的制度環境，中國至今仍沒能建立起明晰而健康的企業成長制度，中國的企業制度建設的經濟實踐中，政府思維替代企業思維的歷史慣性仍在延續，其結果，企業制度創新的起點是空茫的，結果是虛置的。

因此，作為一個經濟轉軌中國家，對于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來說，比較公司治理研究更應關注如何建立起完善的企業成長制度，也就是說要研究如何為企業組織演進和制度創新提供一個有效、健康的制度環境。從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看，由于西方國家市場發育和制度變遷的演進性質，在這方面它們并不能夠給我們多少有價值的啟發，倒是那些后發的經濟轉軌國家在制度環境與企業制度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值得我們關注和分析研究。這其中，尤其俄羅斯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在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之后，隨著大量私營公司的出現，即開始了對企業的公司制改造。從設計方案上看，俄羅斯公司基本達到了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的“一般性要求”，但之后的經濟發展表明，企業制度創新的“理論績效”并未變成現實，轉軌期間的多項經濟指標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制度建設和經濟績效的強烈反差促進了人們對轉軌過程的反思。普京認為沉重的教訓“雄辯的證明，將外國課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羅斯，不可能進行沒有太大代價的真正順利的改革。”［8］由此，俄羅斯開始強調國家需要發揮的作用：第一、保護所有權；第二、保證競爭條件的平等；第三、保護經營自由；第四，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空間；第五、實施社會政策。這些措施主要的都屬于對宏觀制度環境的優化和建設，可見，俄羅斯也已經意識到了現代社會制度建設與企業制度創新之間的關聯性關系。與之相比，盡管我國漸進式改革已經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但某些關鍵性的矛盾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事實上在企業成長制度建設方面我們還有不少事情要做，這也需要我們加強對經濟轉軌同公司治理關系的研究。這是公司治理比較制度分析的第三個維度和發展方向。

總之，比較制度分析方法的引入進一步推進了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它不僅在合理定位比較公司治理的基礎上轉換了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視角，而且也大大拓寬了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外延。更重要的，由于引入了宏觀制度環境的維度，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現實針對性也大大增強了。這不僅為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改進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也為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注釋：

① 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看，事實上“所有權”的概念只是一個方便的說法，而并不是一個嚴謹的學概念。

② 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經濟》［京］1996年第六期。

③ 科斯：1960，《成本》，載《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p191。

④ 楊瑞龍認為共同治理是公司處于正常經營狀態下的治理機制，相機治理是企業在運營當中為了應對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矛盾而采取的緊急措施。我們認為，企業共同治理僅僅是抽象的理論推論或理想的參照系，現實企業治理普遍遵循的是特殊“相機治理”原則。其理由是：一方面現實中的企業從來沒有真正做到“所有”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另一方面現實的企業事實上總會依據資源稟賦、技術特征、制度環境等不同條件在企業治理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制衡格局，進而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可以說，對于公司（共同治理和）相機治理的原則，楊瑞龍的理解是狹義的、微觀的、縱向序列的時間概念，是為了說明公司的具體運營狀態；我們的理解是廣義的、宏觀的、橫向比較的空間概念，是為了說明公司治理的不同模式何以可能（參見楊瑞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⑤ 見《經濟日報》，2002年06月20日。

⑥ 轉引自汪丁丁：《制度基礎》，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