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培訓全文(5篇)

摘要：近年來，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云技術、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數字支付”正逐漸成為日常交易的主要支付方式，特別在今年的疫情期間，更突顯數字支付的重要性及其優勢，同時，數字支付的飛躍發展，也給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帶來了很多挑戰及影響。本文從數字經濟的發展出發，分析數字支付對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的影響，并提出了稅收征管部門及其管理人員如何適應數字經濟飛躍發展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稅源管理；增值稅；數字支付

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數字經濟在高速滲透到各行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缺的一部分，并成為中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數據挖掘、人工智能、5G、云端等信息技術背景下，數字經濟將成為新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和全球經濟的主戰場。根據中國信通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報告顯示，我國數字經濟在2019年以經濟增加規模35.8萬億元超過上一年的增加值，占GDP比重為36.2%，其中在三大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中，服務業高達37.8%。數字技術與經濟發展不斷全球化，“數字貿易”全球化也在不斷地引領著國際經貿的發展，特別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流行，給世界貿易發展帶來各種不可確定因素，也給世界貿易帶來了沖擊，然而也給數字貿易來來了機遇。根據中國信通院《數字貿易發展白皮書（2020年）》報告顯示，在2019年發達經濟體數字經濟服務出口規模達到24310億美元，占全球數字服務出口規模的76.1%，超過了傳統貿易比重，另美國、英國、愛爾蘭、德國、荷蘭等5個國家數字服務出口總規模占全球服務出口規模的50%以上。另根據《數字貿易發展白皮書（2020年）》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數字服務出口額為1435.5億美元。在數字經濟全球高速發展，移動支付也在不斷的滲透到各領域。根據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發布的《2020年移動支付用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目前每天使用移動支付的用戶比例為74.0%，較2019年提高4.4個百分點，且已成為消費者日常使用的主要支付方式。

一、數字支付時代下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存在的問題

1.數字支付時代下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存在混亂

在我國稅收征收管理中，由于各地區的稅收征管人員都不重視增值稅的稅源管理。特別是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移動支付不斷滲透到各行各業，稅收征管人員都以自己的稅收任務為中心，企業是否納稅可以說是稅收征管人員的中心工作，而且稅收量往往還有具體的目標，因此，造成稅收征管人員在其工作中，只關心自己是否已完成職責任務。甚至有些稅收征管人員認為，只要自己按時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或超額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即是一名優秀的稅收征管人員，包括征收管理部門的領導也有這樣的想法，而忽視了數字支付時代下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的重要性，更由于很多的管理人員及稅收人員的這種想法，造成了在數字支付時代下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存在各種混亂。

摘要：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帶來深刻影響。本文從產業研究的角度出發，從勞動力就業總量、就業技能結構、就業性別結構、就業區域結構等維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并從加強數字化技術培訓、提升對女性就業的傾斜力度、分區域出臺差異化政策等角度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勞動力就業制造業

一、引言

當代數字經濟飛速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的統計數據，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在2020年約39萬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近39％。數字經濟的產值增速遠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動力。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催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形態，進而影響著生產關系，使生產要素投入發生著新的變化。作為重要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力，及其背后的勞動力就業也在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在此背景下，就業穩定和就業結構優化的問題，既關系到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影響著我國勞動力市場進步。鑒于工業制造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從國家到各地政府均在加強數字化工廠和數字化設備投入，研究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制造業就業變化便具有廣泛的社會價值。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以及制造業邁向規模化、數字化、綠色化發展，制造業就業形勢持續變化。其中，尤其受基礎設施逐步完善和工業軟件、云計算、大數據等使用成本快速下降帶來的數字化轉型影響最為深刻。諸多學者就該課題從多個維度展開了深入研究，Acemoglu（2014）利用美國勞動力市場數據研究得出，每千名工人中的機器人數量增加一個單位，就業人口比例就會下降0􀆰2個百分點。邵文波（2015）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得出，隨著數字資本成本下降，制造業數字資本投入加大，出現了數字資本替代勞動力投入，進而導致制造業勞動力需求和就業數量降低。蔡嘯和黃旭美（2019）通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得出，人工智能技術運用會顯著降低制造業勞動力占比，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提高1％，將使制造業就業占比下降0􀆰142％。孟園園和陳進（2019）對我國所有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同樣得出了人工智能技術與就業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分析數字經濟加速推進背景下，我國制造業受其影響出現的就業總量和各維度就業結構變化情況，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就業總量變化情況

根據第7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處于16－59歲年齡段的勞動力接近9億，全部就業人員是7􀆰7億，作為發展中國家，這一龐大的就業人群帶來的就業問題關乎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同時，就業也是我國最大的民生工程，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中，政府放在首位的工作均為保就業。如圖1所示，在2003－2013年間，我國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從10970萬人增長到18108萬人。制造業城鎮就業人數從2003年的2980萬人上升到2013年的5258萬人。制造業就業人數占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對穩定，占比27％－29％。但在2013年之后，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數略有下滑，總人數下降到2019年的17162萬人。值得關注的是，結合發展趨勢來看，2013年制造業產業就業人數為5258萬人，而2019年為3832萬人，期間減少了1426萬人，制造業占總就業比重也下降到22􀆰33％，下降趨勢明顯。從我國勞動力就業總量來看，數字經濟發展并沒有顯著影響總體就業水平，但對制造業就業總量產生了深刻影響。制造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總結發達國家的經濟規律和歷史經驗不難發現，經濟發達的國家往往具有制造業產值高占比的發展特征，如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世界強國的發展，都得益于強大的工業制造體系的支撐。因此，在數字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制造業作為就業受到突出影響的代表產業，其變化情況值得深入分析。

三、產業就業結構變化情況

【摘要】人工智能技術、互聯網技術以及大數據技術等快速發展，使得我國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本身有著較強的持續性、相對高級的特征，其在發展時能夠對經濟、社會生產生活以及國家進步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我國的出口貿易在數字經濟的影響下，升級產業結構，為我國經濟水平的持續提升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對于出口貿易所產生的具體影響，并提出具體的發展策略。最終能夠對出口貿易結構優化，改變出口貿易發展模式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數字經濟；出口貿易；影響

一、引言

我國出口貿易處于持續發展階段中，伴隨著經濟形勢的改變和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也在影響著出口貿易及時調整自身的發展模式來適應未來的發展趨勢。數字技術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對于帶動社會發展、升級產業結構、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增強國際競爭力有著非常大的幫助。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提出了想要真正將中國轉變為貿易強國，就需要在傳統出口貿易優勢的基礎上，充分順應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來培養更多的競爭優勢，使得出口貿易的發展更加順暢。通過明確數字經濟發展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可以更好地適應在數字化時代下的發展困難和機遇，進而能夠對出口貿易方式優化升級。

二、相關概念概述

1.數字經濟

人工智能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創新使得數字經濟對現有的社會經濟形態重新塑造，而且也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數字經濟是信息技術與各生產行業相結合的融合經濟形態產物，能夠有效提高生產效率。同時，數字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每個階段的特點有所不同。數字技術在于社會生活、行業生產的融合是需要長期發展的，因此在每個階段對于數字經濟的認知也有著較大的差別。總的來說，數字經濟指的是以信息和數據所搭建的信息網絡平臺為基礎，把信息技術和社會生產要素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的到來，對于國家的生產方式、生產水平以及產業格局都有著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數字經濟以及數字化轉型作了重要的發展方向闡述。報告指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逐步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推進5G規模化應用，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培育壯大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提升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完善數字經濟治理，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提高應用能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這表明，完成數字化轉型，實現人工智能在生產、消費、社會治理等各個場景的全面賦能與應用，是未來至少十年我國重要的戰略目標。

由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興技術所引導的自動化以及數據交換的廣泛應用，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帶來社會分工、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劇烈和巨大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收入政策以及財政政策需要對數字經濟的分配效應進行積極的預判和應對。

首先，由于數據要素占有權的高度不均衡、人工智能規模報酬遞增、數字經濟網絡外部性等因素，使得數字經濟的發展進程更加容易出現市場壟斷。擁有數據和算法優勢的企業更加容易獲得市場力，對消費者、同業競爭者、上下游企業制定更加靈活和精準的市場戰略，從而獲取壟斷利潤，并導致資本加速集中，加劇行業、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

其次，人工智能和工業機器人在生產、服務領域的大量使用，是數字化轉型的必然結果，它不僅帶來生產效率的極大提高，同時也給大量被替代的人工崗位帶來了失業風險。特別是在數字化轉型時期，人工智能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不能在短時期超過它所取代的工作崗位。常規的人工手動、低認知、低技能的低薪工作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取代，非常規的高認知、高技能、高薪人才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中工資待遇差距加大，收入不平等程度與機會不平等有可能對個人和家庭帶來巨大的沖擊。

最后，在人工智能技術不斷擴散和全面部署過程中，資本的擴張如果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它相對于勞動者的地位將變得越發強勢，勞資關系將有可能越發不平等。這一點在平臺經濟的發展中已經顯露端倪。以實現效率和利潤為目標的算法改變了勞動者的就業模式，工作變動更加頻繁，穩定性更差，自營職業和合同工大量增加，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和組織保護越來越弱。如果數字經濟的數字紅利嚴重偏向資本一方，那么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將面臨不可忽視的社會成本。4在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上述挑戰下，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財政政策提出建議。第一，對于不同規模和類型的企業采用有區別的稅收政策。對于中小企業，可以考慮實行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他們采用工業機器人或研發新的人工智能技術，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并保護人工智能創新方向的多樣性，增強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競爭力。同時考慮對大型龍頭企業征收“機器人稅”，削弱其行業的壟斷地位，避免資本對人工智能發展方向的絕對控制。

第二，設立針對數字化轉型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專項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技能工人的培訓，以使他們更快掌握新的工作崗位所需的技能，并進行職業調整。借助大數據及時更新就業數據，追蹤需要進行技能培訓的崗位，線上與線下培訓模式相結合，盡快滿足待業人員的學習需求和企業的用工需求。專項教育基金的收入來源可以是企業利潤，也可以是來自高收入自雇者的所得稅。

第三，完善更加精準和精細的社會保障體系設計，加強對數字化轉型時期的勞動者權益保護。靈活就業、平臺就業很可能是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就業的常態，由復雜算法和信息系統進行工作任務分配和勞動薪酬支付，既弱化了勞動者對固定單位的組織聯系，也弱化了政府對于勞資關系的監管。同時，已有的社會保障收益與成本的核算方式受到挑戰，數字化轉型中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問題需要更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社會保險新政策。

摘要：當前數字經濟已成為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的較高經濟形態。以BAT為代表的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產業組織的主要形式。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轉型時期發展數字經濟有助于提高制造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有助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并提高生產效率，有助于加速培育新的高質量增長動力，在激烈的科技競爭中促進動力轉換。未來要實現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應從幾方面入手，即提升基礎領域的質量，突出供應系統的質量和主攻方向，提高生產要素質量，解決要素供給的結構性矛盾，增強內生動力，加強數字經濟基礎立法，建立全面、規范、有序、包容和審慎的網絡治理體系等。

關鍵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對策

作為生產的關鍵要素，繼傳統經濟———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等之后，有效利用通信技術、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充分利用數字知識和信息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它能提高效率，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經濟社會結構再造和社會生產關系的全面轉變，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變革的主導力量。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率先將數字經濟列為創新和增長的重要議題，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推動人類生產方式轉變的數字經濟協同行動的重要性，并在中國的帶動下世界多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這是第一份正在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轉型的數字經濟政策文件，是數字經濟的一個重要標志。“前后追趕”的全球競爭格局，要求全球數字經濟的“雙星”之一中國要增強緊迫感，從動力轉型的角度出發，學習美國優勢，研究制定適合的戰略，抓住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世界經濟數字化機遇窗口，大力實施數字經濟發展，力爭走在世界前列。

一、數字經濟內涵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技術產業發展部主任單志光指出，在全球范圍內脫穎而出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顛覆傳統金融和貿易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新經濟形式。以騰訊、阿里等跨國公司為代表的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經濟的代表性企業在全球市值很高，金融和醫藥等傳統領域的公司則相形見絀。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的較高經濟形態，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這個詞不是一個新概念。隨著互聯網和大數據的不斷深入，數字經濟的內涵2000年以后進一步擴大①。從今天對我國發展大數據的戰略認識來看，以數字信息和知識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是信息與通信技術的集成與應用，是包容、創新、高效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形式的重要代表和重要推動力。其核心特征是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數據是元素，集成和轉換是驅動力。數字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動力是人工智能、區塊鏈和未來的物聯網技術。以BAT為代表的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產業組織的主要形式。數字經濟戰略發展中最重要的資產無疑是數據元素，以產業融合為主要表現形式，以網絡空間為關鍵力量，推動數據元素從資源到資產和資本的增值以及分紅的實現過程就是我國數字經濟的核心。數字經濟時代的多元治理已經成為推動現實世界發展并推動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面對當今眾多的數字經濟概念，數字經濟是新時代的新實體經濟，是新時代新經濟的顯著代表，不能簡單地把它看作劃分產業的標準。河北雄安規劃到2035年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80%。作為規劃未來智能社會一個重要參考的數字經濟，已然在國家政策層面站穩腳跟。

二、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義

目前我國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轉型時期，中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化特征。基于數字產業化和工業數字化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傳統產業從數字經濟中吸取了越來越多的新動力，能促進產業的深度融合，提升經濟競爭力，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實現三大變化。首先，以制造業為例，在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相對潛力較大的制造業方面，數字化有助于提高制造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促進質量的變化。針對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產品整體素質不高的問題，通過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數據的分析，通過數字化轉型，將在優化生產過程參數的基礎上逐步建立數字化供應鏈。改變傳統制造業的研發和生產過程，可以進一步預測可能出現的問題，從而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其次，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數字化可以更好地促進供需雙方資源的有效對接，有助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并提高生產效率。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制造業產品出口的快速銷售。隨著數字技術在輕工、紡織、建筑材料、機械等傳統制造業中的運用，對服務、生產、研發的全面滲透，行業數字化轉型將進一步加快，TFP將全面提升。在我國305個智能制造示范項目中，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初步統計，數字化改造使305個智能制造示范項目平均生產效率較之前提高了37.6%，305個智能制造示范項目平均能源利用率較之前提高了16.1%，305個智能制造示范項目平均運營成本較之前減少了21.2%②。第三，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下，數字化有助于加速培育新經濟高質量增長動力，在激烈的科技競爭中促進動力轉換。數字技術作為科技革命的創新成果產生了許多動態的新模型、新格式和新行業。只有當傳統的因素通過數字化實現品牌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等不同方式的創新，發展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時，高質量的發展才會有取之不盡的動力。當前企業層面數字化轉型的探索有效地促進了基于數據驅動的新經濟正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和主動能。面對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加強數字經濟，加快工業數字化進程，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建設數字中國，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長期戰略部署，對于推動中國工業走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