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醫學教育全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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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醫學教育改革策略
1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發展歷程簡介
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并將其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而其醫學部亦改名為“臺大醫學院”［1］。國民政府對臺灣高等教育的接收與改組是平穩的、短暫的。國民政府不僅從根本憲法上賦予臺灣民眾平等接受高等醫學教育的權利，亦使得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在發展上出現了短暫的一致性。但日據時期所形成的高等醫學教育體系依然對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影響。1949年，國民政府退至臺灣，教育政策更加強有力地集中于臺灣，日式教育體系的影響逐漸消退，臺灣的高等醫學教育改革發展進入了新的時期。從1949至今的改革新時期階段，臺灣的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子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學系制”為中心的改革（1950－1992）。在此期間，中國臺灣地區采用美國的“學系制”教育取代之前德國、日本所采用的“講座制”。并在教學課程方面，效法美國醫學院的系統教學方式，對基礎醫學學科實施分期、分科，實行大班式的課程教學。第二個階段是以“newpathway”為中心的改革（1992－今）。此階段以“小班教學”、“教學評價”和“課程整合”三大目標為方向，推行小班教育，注重學生個性發展［2］。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經歷百年的發展和積淀，醫學教育的內涵得到了不斷的延伸及深化，教育的水平和質量取得了長久的發展與進步。目前，臺灣地區醫學高等院校共計有11所，其每年招收學生人數為1，400人左右。院校總體師生比例約為1∶6［3］。其醫學學制因各院校略有差異，大致分為七年制醫學系、五年制學士后、碩士、博士等［4］。但由于當代社會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高等教育職能的不斷轉變和衍生，加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固有的局限性，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
2目前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問題分析
2．1醫學教育思維方式選擇的困頓問題
醫學教育思維方式選擇困頓問題是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發展的根本問題。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之路是以“西方為祖師”的學習之路。在學習西方先進的醫學成果、教育制度、教學方法的同時。隱藏在各成果與制度之下的“西式”思維在臺灣不斷發展、深化。而臺灣地區是以中國傳統儒家為主導的地區，臺灣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宣揚與崇拜從未中斷。這就造成了高等醫學教育中“西式醫學思維”與“東方傳統思維”的沖突。雖然近代東西方文化獲得了長久性實質性的融合，世界一體化趨勢也逐步加強，但東西方文化孕育之下固有的思維方式在短期之內是難以協調的。因此，關于繼續實行西式教育，還是回歸東方傳統教育的教育模式的爭論在臺灣地區日益激烈。解決此教育思維沖突問題應該從學生特質和教育發展兩個維度綜合考慮。一是以學生特質為出發點，因材施教。二是以教育發展為中心，謀求東西教育思維互補。只有從學生特質、教育發展雙重維度對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加以思索，才能不斷謀求臺灣醫學教育的品質提升及全球化視角的開闊。
2．2醫學教育資本投入的相對不足問題
醫學教育資本投入相對不足問題是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發展的主要問題。中國臺灣地區公立醫學院校主要的教育投入主要來自于政府的財政支持，而私立醫學院校的教育投入主要來自于“財團”的資本投入［5］。對于醫學教育，臺灣奉行“精英化”的教育原則。這無疑對醫學教育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來，臺灣地區為防止地區過度醫療的發生以及應對經濟危機以來的發展緩慢狀況。臺灣政府對醫學教育的投入力度趨于疲軟，而就醫學教育自身而言，其有著其他教育不可比及的經費要求。精英化的教育更增添了醫學教育資金的緊張度。因此，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的資金的使用可謂是捉襟見肘。當下，為保障臺灣高等醫學教育的長久發展，必須處理好高等醫學教育與教育效率、教育成本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總體做法：一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二是平衡教育質量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三是加大對醫學教育的成本管理和效益分析。
高等醫學教育理念歷史演進
時值全球醫學教育第三輪改革浪潮，中國的高等醫學教育走向何方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特別是當前我國正處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從高等醫學教育哲學的角度來探析醫學教育理念就顯得尤為重要。
1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的哲學化
從教育到教育學再到教育哲學，教育經歷了“形而下”到“形而上”的發展脈絡。同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學到高等教育哲學也經歷了這一歷程。那么，是否可以推想從高等醫學教育到高等醫學教育哲學也是一種“形而上”的理論概括？中世紀的“巴黎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被視為最早的大學”，而且近代大學依然產生于歐洲。中世紀大學一開始建立時就設有醫學院，并與法學院、神學院、哲學院或文學院齊名。歐洲近代柏林大學的建立不但“開創了把科學研究作為一項職能引入大學的歷史”，而且“柏林大學使哲學院成為大學的中心”。醫學教育從中世紀“師帶徒”式的發展方式轉變而來，并逐漸走向真正意義的大學醫學教育階段。這一點可以從美國醫學教育發展的歷史中得到印證。殖民時期的美國人大多向往的是英國醫學教育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愛丁堡大學對美國醫學教育的影響。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以及由此引發的醫學人才的匱乏使美國認識到“美國的醫學教育根本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在此之后，美國于19世紀七八十年代創立了現代醫學課程體系。此時的美國醫學教育也由學習法國擅長的描述性研究轉而學習德國實驗方法研究。“通過實驗研究，他們希望能夠用化學和物理學的術語解釋疾病的發生過程，從而研究疾病的起因。”一方面，生物學從描述性學科轉向實驗性學科使醫學研究獲得了科學性的解釋，并據此推動了醫學教育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技術革命的強勢革新卻又帶來諸多人類自身無法消解的困境，如醫學教育“實用主義”的傾向、過分對科學技術的崇拜等。“金錢的制造機構、文憑的制造工廠”是對大學的一種“現實主義”的描述。三次科技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并以科學為主導不斷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人的根本性被泯滅了。高等醫學教育理應為最彰顯人性關懷的學科，卻被“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的浪潮沖擊得體無完膚。老百姓抱怨“看病難、看病貴”，醫生抱怨服務與報酬不對等，教師動力疲軟，在教學與科研中左右徘徊，醫學生學習任務繁重卻對未來不抱有憧憬。種種問題都指向高等醫學教育本身，而要詮釋高等醫學教育的本質就不得不進行哲學化的反思，從高等醫學教育上升到高等醫學教育哲學的層次來探討高等醫學教育的理念問題。
2高等醫學教育理念的歷史沿革
所謂理念，“本義指‘看見的東西’即形狀，轉義為靈魂所見的東西”。柏拉圖的“理念”是根據蘇格拉底的“是什么”的概念而來，“是超越于個別事物之外并且作為其存在之根據的實在”。在柏拉圖看來，理念是事物的共相，要反映事物的類本質；理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據；理念是事物追求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哲學作為“科學之科學”已經使我們的話語體系更具反思性和本原性。在現實生活中，“高等醫學教育是什么”與“什么是高等醫學教育”存在非常大的差別。前者往往需要我們用事物的特性、本質來作答，而后者則可以用列舉的、例證的辦法加以描述。所以，“高等醫學教育是什么”更具有哲學化的理論思維，當我們在追問此類問題時，我們就已經進入了“形而上”的思考。
2．1醫學教育理念的萌芽
現代醫學教育改革是從弗萊克斯納開始的，但醫學教育理念卻在此之前便已走入大學的殿堂。“1869年，艾略特在他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就職典禮上提出：哈佛大學將應用更改的方式進行科學教育。要利用身邊的儀器，而不僅僅依靠書本，也不主要依賴記憶，而是通過眼睛去看、手指去觸摸。”緊隨其后，1893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創立為醫學教育樹立了新的教育理念———臨床教學。“臨床見習制度代表了最重要的教學改革，是美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為有效的臨床醫學教學制度”，它也深深影響了我國醫學教育的發展歷程。美國臨床醫學見習制度是融合了德國住院醫生制度和英國臨床教育體系中臨床見習制度發展而來的，是對美國當時“做中學”教育理念的深刻反映。“以‘做中學’為成功教學的關鍵，這一全新的醫學教育理念，在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創立時便已經被完全闡明。”
成人高等醫學教育現狀與對策
一、成人高等醫學現狀
1.教學模式照搬普通高等教育
隨著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入，社會對醫學人才的需求層次不斷提高，再次帶動教育需求總量的發展，成人高等醫學教育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成人高等醫學教育在校生數量迅速增長，導致教育資源嚴重匱乏。成人高等教育難以突破傳統的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執行的教學計劃大多套用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學計劃，使用普通高等教育教材，教學內容與普通高等教育差別不大，教學方法簡單，擺不脫教師滿堂灌、學生拼命記的舊招數；教學手段落后，多是書本加筆記、黑板加粉筆的老傳統。而成人教育的對象是已經具備一定的專業基礎知識的在職人員，他們的實際學習需求和學習動機與學歷教育的內容和標準存在矛盾。
2.管理模式滯后，目標要求不明
生搬硬套普通教育的教學計劃，課程多而不精，缺乏針對性、自主性和選擇性，學生學習負擔沉重，學習效果和教學質量大打折扣。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更新滯后，導致需求與供給的不協調，傳統的學歷教育定式制約創新，考核評價方式單一，封閉式考核方式拘泥于課程內容，缺乏開放性和社會互認性，考核流于形式，挫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此外教學改革沒有與時俱進，教學目標、教學計劃大體上沒有脫離普通醫學高等教育的套路；教材內容沒有體現成人教育的職業性、自學性和醫學教育的實踐性、應用性等特點；比如課程設置沒有顧及學生渴求的實用性，往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課程考核既沒有統一的國家標準，又過分強調成人教育的特點；為了降低教學成本，沒有嚴格按教學計劃規定的課時開足教學時數。
3.社會上對成人教育存在偏見
（1）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近年來各級各類考試的考風考紀嚴重滑坡，更由于醫學類各專業開課門數多，教材內容多，學習負擔重和成教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考前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套取試題，考試時個人作弊或串通舞弊，考后托人情、找關系或自己到任課老師處求情等不正常現象日益嚴重，考試方式開卷為主，即使閉卷考試，考紀也不好，作弊成風。
臺灣高等醫學教育淺析
1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發展歷程簡介
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和中國大陸起源于同一個時代，都與西方醫學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其發展相比于大陸而言，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在中國大陸由傳教士所建立的西式醫院、學校建立發展之時，中國臺灣地區的高等醫學教育還處空白階段。但此時西方醫學思想、方法的傳入為日后臺灣地區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基礎。總體而言，臺灣地區的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日據時期（1895－1945）；光復初期（1945－1949）；改革新時期（1949－今）。1895年，日本強占臺灣，中國臺灣地區近代高等醫學教育也由此開始。1895年臺灣總督府在臺灣設立第一家公立醫院———臺北病院，兩年后的日本醫生山本秀高在醫院設立醫學講習所，教授醫學。189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正式成立標志著臺灣高等醫學教育體系的初步建立［1］。其后，其規模的不斷擴大，并于1936年更名“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高等醫學教育體系也隨之不斷發展完善。但此時臺灣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深深埋藏著種族歧視的身影。盡管日本推行“融合政策”，但臺灣民眾很難擁有平等的高等醫學教育權利。1945年，臺灣光復，這并不僅僅是領土上的歸附，更是文化教育重新回祖國的懷抱。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并將其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而其醫學部亦改名為“臺大醫學院”［1］。國民政府對臺灣高等教育的接收與改組是平穩的、短暫的。國民政府不僅從根本憲法上賦予臺灣民眾平等接受高等醫學教育的權利，亦使得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在發展上出現了短暫的一致性。但日據時期所形成的高等醫學教育體系依然對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影響。1949年，國民政府退至臺灣，教育政策更加強有力地集中于臺灣，日式教育體系的影響逐漸消退，臺灣的高等醫學教育改革發展進入了新的時期。從1949至今的改革新時期階段，臺灣的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子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學系制”為中心的改革（1950－1992）。在此期間，中國臺灣地區采用美國的“學系制”教育取代之前德國、日本所采用的“講座制”。并在教學課程方面，效法美國醫學院的系統教學方式，對基礎醫學學科實施分期、分科，實行大班式的課程教學。第二個階段是以“newpathway”為中心的改革（1992－今）。此階段以“小班教學”、“教學評價”和“課程整合”三大目標為方向，推行小班教育，注重學生個性發展［2］。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經歷百年的發展和積淀，醫學教育的內涵得到了不斷的延伸及深化，教育的水平和質量取得了長久的發展與進步。目前，臺灣地區醫學高等院校共計有11所，其每年招收學生人數為1，400人左右。院校總體師生比例約為1∶6［3］。其醫學學制因各院校略有差異，大致分為七年制醫學系、五年制學士后、碩士、博士等［4］。但由于當代社會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高等教育職能的不斷轉變和衍生，加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固有的局限性，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
2目前中國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問題分析
2．1醫學教育思維方式選擇的困頓問題
醫學教育思維方式選擇困頓問題是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發展的根本問題。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之路是以“西方為祖師”的學習之路。在學習西方先進的醫學成果、教育制度、教學方法的同時。隱藏在各成果與制度之下的“西式”思維在臺灣不斷發展、深化。而臺灣地區是以中國傳統儒家為主導的地區，臺灣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宣揚與崇拜從未中斷。這就造成了高等醫學教育中“西式醫學思維”與“東方傳統思維”的沖突。雖然近代東西方文化獲得了長久性實質性的融合，世界一體化趨勢也逐步加強，但東西方文化孕育之下固有的思維方式在短期之內是難以協調的。因此，關于繼續實行西式教育，還是回歸東方傳統教育的教育模式的爭論在臺灣地區日益激烈。解決此教育思維沖突問題應該從學生特質和教育發展兩個維度綜合考慮。一是以學生特質為出發點，因材施教。二是以教育發展為中心，謀求東西教育思維互補。只有從學生特質、教育發展雙重維度對臺灣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的發展加以思索，才能不斷謀求臺灣醫學教育的品質提升及全球化視角的開闊。
2．2醫學教育資本投入的相對不足問題
醫學教育資本投入相對不足問題是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發展的主要問題。中國臺灣地區公立醫學院校主要的教育投入主要來自于政府的財政支持，而私立醫學院校的教育投入主要來自于“財團”的資本投入［5］。對于醫學教育，臺灣奉行“精英化”的教育原則。這無疑對醫學教育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來，臺灣地區為防止地區過度醫療的發生以及應對經濟危機以來的發展緩慢狀況。臺灣政府對醫學教育的投入力度趨于疲軟，而就醫學教育自身而言，其有著其他教育不可比及的經費要求。精英化的教育更增添了醫學教育資金的緊張度。因此，臺灣地區醫學教育的資金的使用可謂是捉襟見肘。當下，為保障臺灣高等醫學教育的長久發展，必須處理好高等醫學教育與教育效率、教育成本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總體做法：一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二是平衡教育質量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三是加大對醫學教育的成本管理和效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