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農林教育全文(5篇)

摘要：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而農業教育則是推動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林教育承擔著培養優秀農業人才的重要職責，在“三農”問題和“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通過發展高等農林教育刺激鄉村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城鄉協同發展、實現脫貧攻堅的重要前提。因此，本文通過對新時期下高等教育農林教育改革的重大時代意義進行分析，探討了農林教育改革的路徑選擇，為不斷提高農林學科教育質量、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提供了借鑒參考。

關鍵詞：農林教育；高等教育；人才培養

一、新時期下高等農林教育改革發展的時代意義

（一）推動城鄉與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是我國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需要通過重構城鄉、城際和區域關系，建立區域共同體并優化區域間的資源配置，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高等農林教育能夠通過培育優秀人才，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在當前時代環境下，如何抓住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機遇，構建城鄉與區域經濟協同的發展格局，是當前高等農林教育面臨的重要課題。為落實農業經濟的發展戰略，我國各大高校通過組建協同創新聯盟等方式，開展了農林教育的合作交流活動，從本科生與研究生教育、高新技術研究、人才隊伍建設等多個方面實現了共同進步，并且各大院校通過建立教育平臺的方式，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并在實驗、教學、實習等方面互相借鑒，取長補短，有效提升了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質量。在高新技術研究的方面，高校緊密結合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形成了以優勢學科和特色學科為主導，合作高校間資源互補的科研模式，承擔起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對農林領域的科技水平提升提供了智力支持。在人才隊伍建設上，各大院校運用互聘共享、校際交流等方式，并通過深入合作有效革新既有的人才隊伍建設模式，提升了農林專業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

（二）有效實現鄉村脫貧致富從2013年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以來，我國一直將脫貧致富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級戰略。在精準扶貧理念的指導下，我國貧困人口以每年一千萬人的趨勢逐年減少，全面小康時代正逐漸來臨。對于農林教育而言，其面向農林業的學科特殊性，決定了其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發展農林教育不僅能夠為“三農”領域培養大量優秀人才，還能夠通過發展科技刺激社會經濟發展，將農業經濟作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降低城鄉間的經濟發展差距的同時起到扶貧作用。與此同時，農林高校在脫貧攻堅中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通過選調專家教授組建扶貧工作隊伍等方式，能使高校成為扶貧攻堅工作的重要有生力量，讓專家教授發揮出自身的專業知識，通過對貧困區的實地分析，擬定切實可行的脫貧致富策略，從而激活貧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將脫貧工作從輸血式向造血式轉變，并建立產業、技術、經濟、思想相結合的扶貧模式。具體的扶貧策略包括以下幾種：第一，產業扶貧。使貧困地區具備經濟發展能力，需要幫助貧困地區建立完整的產業鏈條。作為面向第一產業的農林教育，可以幫助貧困地區發展種植、養殖等農牧產業，或鄉村旅游、民宿旅游等旅游產業，通過發展產業的方式幫助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第二，教育扶貧。農林教育可以利用知識傳播幫助貧困地區居民轉變思想，提升整體的知識水平，避免貧困代際傳遞的問題。同時還可以與貧困地區政府合作開展培訓項目，培養一批專業知識與技能過硬的本地教師，建立實習實踐基地，發展特色教育項目。第三，科技扶貧。高校的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和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能夠為貧困地區直接提供智力支持。第四，文化扶貧。高校可以研究貧困地區的歷史文化資源，通過對歷史文化與自然資源的挖掘，建立完善的文化產業鏈條，使貧困地區擺脫以農林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二、新時期下高等農林教育改革的路徑選擇

（一）堅持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立德樹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目標，教育工作者需要肩負起為黨和國家培育優秀人才的重大使命，明確如何培養人、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的關鍵命題，才能確保朝著正確的方向開展教育工作。這就要求高校具備明確的政治方向，從知識、技能、品德等多方面進行人才培養。首先，應建立“大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農林教育的范疇內，通過培養學生的政治信仰和道德情操，落實“三全育人”的教育要求。其次，需要革新德育教育方法，運用底線教育培養學生的誠信精神，通過高尚引領提升學生的道德品質，從而將學生培養成道德情操高尚的優秀人才［1］。再次，教師應明確自身對學生的影響作用，在日常生活和教學工作中嚴格遵循教師的職業準則，約束行為舉止，對學生起到言傳身教的作用。同時，高校也應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提升教師隊伍整體的職業道德水平。最后，高校應結合學校歷史、學科特色，逐漸形成學校風格，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榮譽感與向心力。

摘要：在2017年第4輪學科評估中，與綜合性大學和工科高校的同類學科相比，整體上有一定差距。從辦學特色、師資隊伍、科研平臺和社會聲譽等角度分析，高等農林院校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在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學科專業發展缺乏特色，無法與綜合性大學和工科高校抗衡；缺乏具有工程技術背景的學科領軍人才和師資；在環境科學和環境工程領域的尖端試驗條件和技術手段方面與綜合性大學和工科大學有較大差距；在環境科學和環境工程領域的行業認可度較低，難以通過獲得社會資源提高學科實力，等等。一是要發展與農學大類相關的有高等農林院校自身特色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專業方向；二是要依靠高等農林院校優勢學科專業的領軍人才提升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的核心競爭力；三是要充分利用高等農林院校農林和生命科學等學科領域的尖端技術手段和先進儀器設備；四是要開拓具有高等農林院校特色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研究領域，在環境生物學、環境生態學、環境生物技術與工程等方向開展深入研究，占據先發優勢。

關鍵詞：高等農林院校；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優勢條件；特色發展；師資；科研

目前，我國設置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及相關專業的高校已超過214所，其中包括28所高等農林院校。環境科學與工程作為新興學科，致力于培養具有環境基本理論和相關技能的能夠從事環境保護和環境管理等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1］。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2016—2020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三五”規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綠色發展首次被作為國策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述，詮釋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這都為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有利契機。我國于2010年7月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學科。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決定對新時期高等教育做出全新部署，將原有的“211工程”“985”高校以及“優勢學科創新平臺”等重點項目統一納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簡稱“雙一流”建設［2－3］。“雙一流”建設對提升我國教育水平以及增強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具有長遠的發展意義。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專業大多是基于農業環境保護方向發展起來的，著重解決農林業生產中面臨的一些環境問題，與土壤學、植物營養、園藝學、植物保護等學科有著緊密聯系。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不僅是提升涉農林學科的重要支撐，也是我國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為解決農林業生產中面臨的環境問題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撐。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建設正成為高等農林院校一流學科建設的著力點和特色所在。但是，與綜合性大學和工科高校相比，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既有先天缺陷，又有獨特優勢。因此，只有揚長避短，走差異化發展之路，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才能在“雙一流”建設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高等農林院校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的發展概況

人才培養是大學的基本使命，大學通過專業建設和學科建設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而專業建設和學科建設相輔相成，學科概念體現著一個研究領域，專業概念則更側重于育人的范疇。但在一定程度上，專業的發展情況可以反映學科建設的優劣［4］。2017年，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簡稱“學位中心”）對具有研究生學位授予資格的一級學科進行了整體水平評估（即第4輪學科評估），共有111所設置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的高校參與了2017—2018學科評估，評估結果分為A、B、C三類。其中，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和同濟大學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評估結果在A類中排名前三（詳見表1）；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評估結果排名均較為靠后，僅有中國農業大學、北京林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3所學校的評估結果進入B類，排名最靠前的中國農業大學為第33名。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創辦較晚，辦學歷史較短；學科的農林科基礎深厚，工科基礎薄弱；特別是多以學習效仿綜合性高校同類學科的建設為主，學科發展共性有余、個性不足。因此，相較于綜合性高校，高等農林院校的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既存在工科背景欠缺的先天不足，又面臨著因趨同而缺乏競爭力所導致的學科發展較為滯后的問題。

二、高等農林院校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學科專業發展缺乏特色，無法與綜合性大學和工科高校抗衡

目前的高校教育發展過程中，多媒體技術及設備推動了教育信息化的持續深入，將圖文結合、聲像并茂的多媒體技術融入到農林院校的教育教學工作中，不僅有助于促進高等教育的創新改革與現代化發展，同時對農林院校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提出了一定挑戰，因此，為了更好地開展高等教育教學工作，教師加強多媒體教學技能培養與提高信息化教學能力極為重要。本文結合《高等農林院校多媒體教學質量探索與研究》一書，深入了解多媒體教學的價值與作用，詳細分析當前高校教師在教學能力方面面臨的困境并提出部分有效參考策略，以期幫助農林院校教師的教學能力獲得進一步提升，從而能夠更好地面對多媒體時代的挑戰。《高等農林院校多媒體教學質量探索與研究》是一部由沈文華、范雙喜、吳曉玲等人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出版發行的高校教育教學指導與研究圖書。全書由五大篇幅構成，分別為課題研究報告篇、多媒體課件與網絡課程設計制作篇、多媒體與網絡教學實踐篇、多媒體與網絡教學研究篇以及多媒體教學管理制度篇，具體內容涉及農林高校多媒體投影教學成本費用淺析、信息技術環境下高校教學模式的發展研究、如何充分發揮高校多媒體教學優勢等諸多問題，該書主要圍繞高等農林院校進行展開，深入研究了各類多媒體教學質量相關問題，力求推動多媒體教學與管理的規范化，并且為農林院校多媒體教學的綜合發展提供一定參考借鑒價值。總體來看，該書知識內容詳細具體、理論實踐結合得當，適合相關行業工作人員閱讀參考，也能夠作為廣大農林院校的教學指導圖書。

一、多媒體教學的價值及作用

首先，多媒體教學可以運用相關設備創設一個直觀且切實的教學情境，使學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課堂教學內容中，同時激發他們的真實感受和發散性思維，這種情境化教學模式可以更好地貼合高校學生的學習心理特點和對理論知識的認知規律，引導學生在愉悅、舒適的課堂氛圍中發揮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獲取課程知識，從而有效培養學生的專業學習技能，提高課程教學質量和效率。其次，多媒體教學設備通過影音播放功能可以克服一些客觀條件限制，充分向學生展示許多無法實際操作的試驗演示，幫助學生直觀地認識到事物發展的原理、規律及實際變化過程，有效優化實踐教學活動的開展。最后，教師可以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運用多媒體教學技術合理把控教學節奏，使教學進程和學習節奏趨于科學化，調動學生課程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同時，讓他們可以很好地消化學習內容并掌握知識技能，由此促進教育教學工作的可持續發展。

二、教師教學能力面臨的挑戰

一是多媒體教學的認知偏差。多媒體教學憑借其技術優勢和有效作用，在現代農林院校教育教學中已經實現了全面普及，但是在實際應用當中，部分教師對于多媒體教學技術的認知仍然不夠全面，他們認為多媒體教學與計算機設備、網絡信息技術緊密相關，更加適用于與這些技術相關的課程教學，對大多數課程的實用性不強。二是現代教育理念不夠健全。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體系正處于現代化改革發展階段，在信息科技不斷革新和社會經濟蓬勃發展的推動下，教育理念也需要緊跟時代變化而不斷更新。然而部分教師思想轉變速度較慢，難以快速接受現代化教育理念，以致在教學活動中仍采用傳統的教育模式，不利于教育效率的提高和教育工作的發展。三是多媒體教學技能不熟練。作為一種新興教學手段，多媒體技術及其設備功能一直處于不斷發展與創新中，從而導致許多教師難以熟練掌握其使用技能，只能依靠固定的教學模板，缺乏足夠的創意性和設計感，無法與實際教學內容緊密貼合，沒能充分發揮出多媒體教學的有效作用。

三、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策略

第一，強化思想培養。農林院校應當結合多媒體時代特性與教師實際情況，針對全體教師制定科學的多媒體教育教學理論知識培育計劃，有計劃、有組織地向教師普及多媒體教學知識和實際應用現狀，引導教師深入學習并深刻認識到多媒體教學的有效作用和實用意義，由此在課程教學過程中更好地理解及運用多媒體教學技能。第二，完善教育理念。農林院校需要加強現代化教育理念的宣傳與普及，幫助廣大教師意識到當前社會形勢和高等教育創新發展實情，使他們能夠根據現代化教育改革發展轉變傳統的教育觀念，樹立科學正確的多媒體教育理念，以及在教學活動中合理運用多媒體教育手段，由此既能夠有效推動多媒體教學工作的不斷深入，也有利于提高整體的教學質量及效率。第三，開展培訓課程。專業化課程培訓是提升教師多媒體教學能力的有效途徑，農林院校可以將多媒體教學設計能力作為培訓課程核心內容，注重課程教學與多媒體技術的有機結合，大力培養教師的創新能力、設計能力、教學思維能力及多媒體技術運用能力，使其不僅是簡單地操作多媒體設備進行課程教學，而是可以充分發揮多媒體教學優勢，實現教學內容和多媒體功能的緊密融合，最終促進教師教學能力的綜合性提升。

一、外聘農學教習

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通稱“癸卯學制”)后,各級新式農業學堂紛紛建立。而興辦此類新式學堂面臨兩大困難,“經費巨,一也;教習少,二也”,而“求師之難尤甚于籌費”。[2]這表明師資的匱乏是當時面臨的首要嚴峻問題。怎么辦?《實業學堂通則》中稱:實業(含農業)學堂,“中國現尚無此等合格教員,必須聘用外國教師講授,方有實際。”[3]由此,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員章程》中規定:“高等實業學堂正教員……暫時除延訪有各科學程度相當之華員充選外,余均擇聘外國教師充選。”[4]那么,聘請何國教習任教最為妥當呢?“查各國農學,首推美國,日本近亦講求,擬請遠聘美國農師一二人,來華教習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5]故此,各農業學堂最初聘請的教習,以歐美為主。例如張之洞創辦湖北農務學堂之初,便以高薪聘請了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學士白露耳與格羅?D?貝利爾兩位農學專家來華任教。但是,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習來華,在各級農業學堂的外籍教師中占了絕對多數,并有逐步取代歐美農學教習之勢。奉天農林學堂聘請了三戶章造、富永馬吉郎等五名日本農學教習,山西高等農林學堂則聘請了松下莊作、鳥居信平等七位日本農學教習。[6]更有甚者,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在最初時期就曾一次聘請日本教習多達十余人。(詳見表2)這一時期清政府為何會大量聘請日本教習呢?究其原因有四:1.近代日本先于中國引進西方先進農學,在農業教育方面頗有成績;2.可減少到日本留學人數,既可節省開支,又可減少新思潮在國內的傳播;3.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輸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4.從近鄰日本聘請教師比從歐美聘請費用較省。關于最后一點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農務學堂的格羅?D?貝利爾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說到,“日本人愿意拿我們三分之一的工資,而且他們和總督(張之洞)很熱絡。”他“不懂得迎合中國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國語文,而且據說為人太呆板,老是頂撞中國雇主,在三年合同期滿前,1900年便被解雇了。”[7]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農業專家美代清彥。清末各農業學堂所聘外籍教習雖也有魚龍混雜之情況,但他們多能夠出于基本的職業道德,在工作中盡心盡力,教學效果亦比較突出。例如,曾擔任江蘇兩級師范學堂總教習、京師大學堂留學生農科大學教習的藤田豐八,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位。藤田豐八189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文科,1897年接受羅振玉邀請來到中國上海,受聘為上海農學會農學報館專職日文翻譯,1898年被聘為“東文學社”日文總教習,負責培養日語人才,國學大師王國維此時就曾受教于藤田學習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師大學堂農科留學生大學教習。“藤田豐八不僅學識豐富,而且工作認真負責,很受好評,在社會上和政府農業部門中產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國的農學團體、農業院校和試驗機構乃紛紛聘請日本學者和技師到中國進行農業教學。”[8]對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羅振玉就曾發出“藤公熱心為支那……其厚誼尤非今人所及也”[9]的感嘆。又如,就職于湖北農務學堂的美國農學教習白露爾以及日本教習美代清彥等,就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到大冶和鄂西北等地進行農情考察,他們依據西方農學原理,對改良湖北農業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建議。而美代清彥和其他四位日本農業專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對湖北省的農業教育和農業實驗工作有著重大的貢獻”。[10]總之,從整體上來看,外聘農學教習在清末農業教育發展之初,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學習新式農業教育的重要途徑,他們對促進中國培養新式農業專門人才,推動中國農業教育、農業近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農科留學生

外聘農學教習雖在清末近代農業教育興起之初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應看到聘用外國教習亦有諸多不便、不妥之處。例如,語言隔閡、薪俸較高、對中國農業情況知之甚少,且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長期聘用外國教習亦有喪失教育權的危險,因而此法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對此,1899年,總理衙門遵議出洋學生肆農工商礦各學章程折:“諭旨向來出洋學生,學習水陸武備外,大抵專意語言文字,其余各種學問,均未能涉及,即如農工商及礦務等項,泰西各國,講求有素,夙擅專長,中國風氣未開,絕少精于各種學問之人,嗣后出洋學生,應如何分入各國農工商等學堂,專門肆業,以備回華傳授之處。”[11]1903年,清政府學部又在《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要求各省務于一年內選派一二十名學生出國學習實業(含農科)各科。1907年,清政府規定,凡官費留學生回國后,皆須充當專門教員五年,以盡義務;在義務期未滿之前,不得調用派充其他差使。以此通過培養農科留學生來逐步取代外聘農學教習,并解決農業教育師資短缺的嚴重問題。對于農科留學生的派遣國家,多數官員主張以去日本學習為主。張之洞在談到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時,曾列舉了五點理由:“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譴;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一、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12]因此,日本成為中國派遣農科留學生的首選國家。據王國席統計,清政府自1896年派遣最早的農科留學生胡宗瀛赴日,直至清王朝滅亡的1912年,共計派出赴日農科留學生達200人之多。農科留學生雖大多派遣日本,但留學日本亦只是清政府在對外學習農學之初的權宜之計,正如張之洞所言:“查農政修明,以美國為最”,“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當留學教育逐步轉入正軌后,特別是1908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在北京開辦留美預備學堂后,留美農學生也隨之增多。根據王國席統計,清末赴美的農科留學生共計28人。[16]此外,約有13人赴歐洲學習農學。[17]農科留學生歸國后,大多從事農業教學與科研工作。例如最早赴美并獲得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畢業文憑的農科留學生陳振先,回國后即被清政府授予“農科留學生進士”,1912年擔任奉天農事實驗場場長兼任奉天高等農業學堂監督,后歷任北洋政府農林總長兼教育部長等職;又如畢業于日本盛岡高等農業學校的黃立猷回國后就任直隸高等農業學堂教務長,就讀于日本農科留學生大學的屈德澤學成回國后擔任湖北高等農業學堂的坐辦;再如清末留美農學生竺可楨、鄒秉文等人則成為蜚聲海外的著名氣象學家、農學家。總之,清末農科留學生進一步充實了各級農業學堂的師資,壯大了農業技術人才隊伍,成為了推動清末農業教育發展的中堅力量。

三、新式學堂畢業生

如前所述,長期聘用外國農學教習并不是中國農業教育發展的長久之計,當然,完全依靠派遣農科留學生來發展新式農業教育更不現實。中國新式農業教育的發展,最終要依靠一批批在國內新式學堂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來承擔。由表1可知,伴隨清末農業教育的發展,本國培養的新式學堂畢業生在農業教育師資中的比例正呈逐年遞增之勢。1904年頒布的《奏定任用教員章程》規定:高等實業(含農業)學堂的正副教員均由本國及游學外洋得有大學堂畢業文憑者充選;中等實業學堂的正副教員則暫時由實業教育傳習所較優之畢業生充之;初等實業學堂的正副學堂教員由實業教員講習所及中等實業學堂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由此可知,從事農業教育的新式學堂畢業生主要由農林學堂畢業生和農業教員講習所畢業生構成。為各級農林學堂培養師資是高等農林學堂設學宗旨之一。充任各級農林學堂教員亦成為多數畢業生的職業選擇。例如,成立于1902年的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將學生分為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一年卒業,由洋教習教授農、桑專門知識,畢業后即分在試驗場分別實驗,以備充農學教習之用;預備科學制5年,前3年學習普通科學,后2年學習農學,使之能接入高等科及備充大學堂專門之選。[18]正是在這種培養體制之下,湖北農務學堂的尹國琛、呂瑞廷等11人畢業后留校工作,分別擔任農、林、桑等專業的副教習。1907年,湖北中等蠶業學堂成立后,馬繼良就任堂長,呂瑞廷、陶樹馨二人則擔任該校監學。這表明中國自身培養的高等農林學堂畢業生正逐步成為推動農業教育發展的主力軍。此外就是附設于農林學堂內部的農業教員講習所的畢業生。《奏定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立學總義章中規定:“設實業教員講習所,令中學堂或初級師范學堂畢業生入焉;以教成各該實業學堂及實業補習普通學堂、藝徒學堂之教員為宗旨;以各種實業師不外求為成效。”[19]畢業效力義務章規定:“講習所學生畢業后,其當盡效力義務,應聽學務大臣及本省督撫之指派,實力從事教育;其義務年數,以六年為限。”[20]為吸引鼓勵生員進入講習所學習,清政府又于1910年頒布畢業獎勵章程,并規定各省于兩年內必須設立一所。但農業教員講習所的辦學狀況仍是不盡如人意。盡管如此,農業教員講習所開辦仍為各地方中等、初等農林學堂培養了農業教育師資,為近代農業教育普及、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四、傳統教育出身者

摘要：與普通高校相比，農林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任務具有特殊性，也更加艱巨。由于生源特點、培養理念以及就業前景等因素的制約，目前農林高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機制仍不完善，在培養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和矛盾。為此，應當以培養具有“大國三農情懷”的知農愛農新型人才為目標，通過發掘農學類專業蘊含的核心價值觀元素，探尋農業文化思想與核心價值觀的契合點，深化理論學習，構建教育內化機制；運用自然的、生態的、綠色的農林專業實踐優勢，強化教育實踐，構建踐行外化機制；結合新時代國家戰略需求，完善激勵和考核制度，構建制度保障機制。

關鍵詞：農林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長效機制構建

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人才和科技。農林高校則肩負著培養高素質科技人才的歷史使命。因此，農林高校培育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特殊性。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使命，把加強農業建設、促進農業發展作為根本職責，構建起較為完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長效機制，培養“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知農愛農高素質新型專門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1農林高校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現狀分析

1.1存在的問題

農林高校偏重于應用型人才培養，導致對價值觀教育重視不足，有些農林院校在整體發展規劃上，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的，以工具主義、實用主義為辦學理念，注重培養應用型人才，對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缺乏宏觀視野和人文主義宏觀旨趣。另外核心價值觀教育方式單一導致育人效果式微。當前的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模式多是在理論層面的探討與推導，而依據某一學校或某一專業得出的實踐模式偏少，這就容易產生教育模式說服力不強的問題。[1]一些農林高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并沒有突出自身優勢，亦未形成長效機制，缺乏一個從頂層設計到反饋評價的閉環系統。同時也存在一些共性問題，如活動開展時間分散、缺乏連貫性；主題不統一，不鮮明；教育內容和教育對象的針對性不強，隨機性較大等。

1.2具有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