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時代新聞分發算法傳播反思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智媒時代新聞分發算法傳播反思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內容提要:“算法”的概念自進入新聞傳播業應用以來便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以算法為核心的人工智能已經嵌入新聞業的許多環節中，成為人類進入智媒傳播時代的標志之一。其中，新聞聚合平臺也依托算法推薦技術完成了智能化轉向，在傳播規模和輻射效果上逐漸取代傳統媒體，成為人們獲取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在算法分發的傳播場域里，受眾的主體性在智能算法的擠壓中遭受技術迷思，于無形中影響受眾的身心健康，也打破受眾對外界資訊接收意識的維穩狀態，導致人的主體性受到算法的工具理性支配的威脅。基于上述傳播倫理失范現象，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從技術本體和技術應用場景進行溯源。最終達到人在傳播場域中的主體性地位的回歸，敦促新聞分發領域改善技術命題，將傳播鏈路的歸因再度賦于人的理性。

關鍵詞：算法分發；技術調節；異化；責任倫理；本體化算法

分發時代里，用戶自主選擇信息接收的權利遭受個性化精準推送的全面擠壓，受眾之于新聞選擇的主體性被工具理性削弱，使得個人在與智能化新聞分發算法進行復用時存在技術迷思的失范現象。受眾在這樣的媒介接觸階段，經受著虛假信息、偏見和歧視、低透明度以及非理性、情緒化信息的多維沖擊，受到更多負面心流體驗的干擾，也消解了受眾對新聞接觸的敏感，使傳播場域面臨著人與技術異化的威脅。學者布萊恩·阿瑟（W.BrianArthur）在其著作《技術的本質》一書中認為：一切新技術都是人類為實現某些目的的工具理性的發展。阿瑟通過應用經濟學領域的“收益遞增效應”來解釋人類當下科技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路徑依賴性，即人們現在的行為依賴于他們過去行為的總和，同理，新的技術也總是以已有的技術為基礎，通過組合已有技術而演進發展。在新聞領域，算法分發技術嵌入的程度加深便是例證之一。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受眾被動地接收信息“喂養”，當下的新聞實踐成功將傳統的分眾理論與算法推薦相結合，動態地與社會產生同構進化的關系。新聞業擁有更為縱深的技術視角，也使傳播場域的輻射能力進入到更微觀的個人。但技術應用的社會經濟效果畢竟具有過程性，它同樣檢視著新技術為新聞傳播場域的健康所帶來的倫理憂思。鑒于以算法為核心的人工智能引發了新聞傳播實務諸多流程以及媒體組織結構等多方面的根本性變革，對其進行倫理視角的審視和約束體系的應用成為恢復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在傳播秩序中的動態平衡的最有效路徑，以此促進智媒在新聞傳播秩序的健康。

一、新聞分發智能化、個性化的歸因與結果

本文所提的“新聞”是指包括專業新聞生產和自媒體創作在內的活躍在傳播場域，生產具有信息傳遞功能的、能夠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所有傳播內容的集合。因信息、資訊、報道等詞與“新聞”一詞在詞義上有異語同構之感，故將其歸以概之，不再做概念的界定和厘清。近年來，人工智能的相關技術在新聞領域中的應用促進新聞行業整體向智能化轉型，包括以算法為核心的機器學習、數據挖掘、認知信息技術等在內的技術，催生了適應新聞生產各環節的智能媒體。而智媒的普及和新聞個性化分發的趨勢與信息超載背景支配的供需雙方的價值利益追求相關聯。即新聞提供方將技術在新聞生產中的比重強化，實現新聞生產流程的算法機制自動化模式，同時，節省新聞接收方的時間成本，高效滿足用戶的個性化信息需求。基于以上的思考維度，仍有一系列問題等待具體探究和闡釋。新聞機構和組織基于業務深耕的需要聚合個性化推薦算法技術。算法根據用戶的多項私人化信息建立多數據點的用戶畫像，同時對用戶所處地域、技術環境等進行描摹，再將標簽化的信息產品與用戶畫像擬合，通過多種分發算法的手段進行精準投送。2017年，在用戶感知層面，算法推薦新聞首次超過新聞和社交推薦，作為一項不斷進化的技術，個性化算法機制的應用始終與新聞業的發展有著很強的理論關涉。需求集合的增長引致生產總值百分點的高增幅，算法推薦技術在新聞業的接納態勢恰好反映了需求牽引生產的經濟學邏輯在當下媒介時代的合理性，這是新聞行業和用戶等各需求方的共同結果導向。

1.用戶層面：信息使用趨向催生個性化模式。用戶在進行新聞消費的同時也催生業態服務的升級。作為新聞接收的主體，用戶始終有區別于共性需求的使用個性。從宏觀層面看，社會的結構性壓力使得個人對于信息接收和使用的時間被割裂，因而在有限時間單元內，用戶傾向于選擇對自身最有價值的信息。從微觀層面看，不同用戶對信息的偏好類型不同，通常與用戶私人興趣相契合。對受眾個性化需求的回應，也是經濟形態下新聞行業對精準化傳播轉型后商業價值的一種實現。

2.企業層面：深耕新聞業務的商業救贖需求。個體傳播階段，新聞傳統的分發邏輯已經無法適應用戶的需要，在爭奪用戶注意力的媒介運作中，基于用戶興趣需求和信息智能推送的雙向匹配是新聞業務領域的一種商業救贖。例如國內新聞資訊平臺“今日頭條”，以個性化推薦系統為平臺的主要支撐，實現資訊分發的差異化構建，保證媒體平臺內容的優化，從而在商業利益與社會公序良俗之間做到可觀的平衡，以滿足用戶與平臺在未來的雙向數字需求。

3.技術層面：數據喂養智能數字化生存圖譜。個性化推薦算法基于大數據和云計算，給新聞內容的分發環節、議題的設置和運作的方式以新的呈現形式。算法從數據庫海量的數據中提取相關關系和規律進行關系，在歸因和結果輸出過程中完成運作閉環。在如今數字化的生存環境下，個體的一切線上行為都會轉化為能被機器抓取的數據，云計算將獲取到的數據輸入分析，通過算法過濾及正反饋處理為個性化技術提供精準的信息視野，推動智能化的交互設計進入更深的應用層面。由此，才有了數字價值的聯動與著力點。

二、算法把關的分發引起新聞消費觀的突變

智能化傳播階段，新聞的篩選和排列由人工的判斷轉為由算法技術的平臺化標準代為決策和實現。按照算法分發新聞的現實實踐和遠景構想，結合機器計算和學習能力優化的技術升級邏輯，可以預見，未來的新聞是用來體驗的。算法作為一個非人類的、結構化的把關者，將以往“集中于人的層面”打破，機器通過垂直領域抓取、挖掘和分析數據來提升新聞自動化生成系統，實現機器抓取生成并推送的整體閉環。算法的介入必將弱化人在新聞環節的主體性，將新聞機構和組織中的新聞把關權利分割，由此便會涉及把關規則的不可理解和不可控性等全新的倫理問題。在今天，用戶的地位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對于新聞生產者來說，關注更多的不再是大眾的普遍需求，而是用戶在算法技術下的個體興趣。用戶的信息消費不斷被數據碎片化豢養，個人新聞信息消費的習慣進入異變的態勢。“今日頭條”根據算法分發的實踐邏輯，在征得用戶許可后對用戶數據，如用戶所在地區、用戶瀏覽行為、歷史偏好等因子進行算法分析，將所擬合的數據回流儲存，同時對潛在、待開發的使用行為聚合匹配，建立用戶的資訊興趣圖譜，以此優化算法理解，全方位激活用戶信息消費的個人化傾向。這就會導致用戶的媒介接觸被個性化算法固化，認為自己接收的新聞資訊是與主流精神吻合的，實則不然。“今日頭條”在信息傳播中的個性化精準推送，對標的是受眾單體的愉悅領域，其新聞消費的習慣必然導致受眾對信息的“被動”選擇成為一種個人化傾向，使人們在推送技術的擴散下逐漸脫離公共視角，從而降低受眾對新聞的感知力，削弱受眾的挑戰性意識，陷入算法帶來的精神內耗之中。

三、個體性智能化新聞分發的傳播倫理悖論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兩面性。對于新聞價值的評判是否應交予人工智能自動代為決策，學界流行著兩種看法。一種以技術樂觀主義出發，肯定了機器學習在新聞業智能化轉型的作用，也相信技術發展的潛力能為新聞業態的整合升級提供現實基礎。主張及時對當前技術應用過程中的問題進行優化升級，用倫理規范敦促機器學習與新聞專業主義在技術向善及人的主體性上實現動態平衡。另一種持技術悲觀主義的看法，認為深刻的社會政治現實是評判新聞價值的最主要因素，而非依賴算法計算對新聞生產的編碼轉譯，同時認為，當下這種以數據為導向的新聞機制，會導致新聞工作者主體性的偏移，維系甚至強化了算法技術對人的既有偏見。新聞傳播業以人的精神世界為主體場域，一切的實踐均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并最終回歸于人的主體能動性上，將精力奉獻給精神的厚度和生命的廣度。而個性化推薦技術不同于人，其算法模型是基于提升產品體驗而不斷對算法結構進行優化的建構、試錯過程，從意識層面上，其并不具備情感思維和理性思維。而算法機制正是利用人工智能編碼轉譯的工具理性，對人類的感性價值進行同質性的量化計算，自動決策其分發系統，但若遇到人類新語境下對語義線索的特征更新，算法技術便在復雜的新聞形態下受到限制，從而無法滿足受眾對新聞傳播內容的精神性需求。

四、社會傳播大環境中算法分發失范的反思

當新聞傳播的革命步入算法時代，用戶知情權被滿足的同時，又會遁入主體自由被技術抑制的矛盾之中。算法作為工具和手段，是無生命的主體，其始終受工具的絕對理性主導，被視為人類理性主義的附庸。算法在新聞分發領域的運用，通常被認為是優化新聞分發流程的手段和工具，延伸了人類在新聞編輯和分發方面的能力。但算法也不可避免地因工具的執行思維窄化著人類的實踐過程，使社會進入重視單一結果和效用導向的功利化、疏離化，從而忽略了更具價值潛能的主體實踐過程。技術意義上強化算法的數據導向是商業利益導向的結果，它們不僅消磨了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專業價值的意識，也消弭了受眾對個人信息需求的認知。當以人工智能為最主要的媒介技術，參與信息獲取并演化為受眾衡量幸福和愉悅的單一標準時，人的主觀主義就在無形中被算法的絕對工具理性消解，受眾喪失對更全面信息的感知力和探索欲望，冗于信息繭房之下只注意自己選擇的內容，裹挾在使自己愉悅的資訊推薦信息流中。用戶在算法推薦的洪流中喪失批判意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淪為技術黑箱隱匿操作的數據因子。

五、基于算法的應用現狀構建倫理規約體系

立法是對算法技術進行規約的合法化途徑之一，具有國家強制的特性。算法不同于人，它不具備人的意識、理性、情感和自主思考的能力。甚者，算法即便違背媒介倫理，其同樣對法律和倫理的懲罰教育是毫無意識的。基于解決現實傳播困境以及深層次傳播倫理的隱憂，法律法規和倫理道德適時介入新聞領域，產生了規約不同倫理悖論的適用性命題。與法律穩定、不易變化的特征不同，算法更新速率快、復雜多變，因而在司法規約層面，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去完善。而倫理道德對算法生態的限制則無強制性特征，主要以“技術向善”等見微知著的力量產生影響。建立傳播倫理體系動態發展的格局，將新聞良性的傳播倫理因子滲透進算法技術的設計開發、應用，并建構算法自主學習和管理的傳播倫理意識形態，培養算法和個人道德共性。技術搭建者自我責任意識的回歸，意味著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秉性。這種道德秉性在未來的趨勢中會促進人工智能與技術建構者形成一種平等、良性的合作關系。例如在2019年華中科技大學的校園招聘會上，字節跳動公司就曾因抖音給用戶帶來的信息繭房現象遭到求職者的詢問和質疑。而字節跳動武漢區負責人的回答顯然有逃避算法倫理帶來的負面社會責任的嫌疑。他聲稱，用戶可以按照個人習慣調教算法。此論斷也從側面反映了技術人員責任意識淡薄，在立法尚不完善的現在無法做到主體的道德規約。這也昭示我們要關注責任意識的倫理命題，在個人意識與產品算法設計雙重維度之上使產品朝著有益、健康的路徑發展。

六、結語

新聞業在擁抱智能化未來的同時，對新傳播技術關于延伸發展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后果，對其進行倫理規避和技術設計的預判和優化是技術調節的應然路徑，人與算法之間的復雜關系仍需要技術框架的規范和引導。依托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個性化推薦算法擁有很強的技術潛力，只有回歸人在傳播場域中的主體性生存地位，以高度的傳播責任倫理的意識覺醒作保，才能不被技術所奴役。但這也正是新生技術在新聞領域中迭代，擁有更光明的傳播圖景的魅力所在。

作者:吳楚 單位: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