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高校網絡輿情的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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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為我國人才強國戰略重要輸出地，本就受到輿論高度關注，加之信息技術和自媒體平臺的快速發展，網絡輿論環境已然被重構，高校也因此成為了網絡輿情危機的高發場所。近年來，高等教育階段輿情事件呈現關注程度高、熱度上升快、關注時效長以及政策影響力大的顯著特點。一些負面輿情一經曝光便引發公眾和媒體視野的迅速聚焦，個別突出事件甚至引發了輿論熱潮，不僅占據大量的公共輿論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相關法規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當前高校網絡輿情事件的基本特征

近年來，高校網絡輿情危機主要聚焦校園與教學管理、師德師風、學生安全、學術不端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針對其中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事件加以橫向對比和縱向分析，發現當前高校網絡輿情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主觀代入性強，可編輯性強。與一般社會性網絡輿情相比，高校網絡輿情主觀代入感強、可編輯性強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各類輿情事件往往以一段主觀文字控訴或刻意修剪后的視頻、圖片呈現，經過互聯網傳播發酵后，以先入為主的姿態在網民中形成強烈的主觀代入，輿情共情效果顯著。例如：2018年，國內某高校的一名研究生自殺引發輿論關注。此后，該學生的親屬網絡控訴該學生導師長期實施精神壓迫致其自殺進一步引爆輿論。此事件中，網民形成了針對導學關系極其強烈的主觀負面情緒。個別話題還引發了部分研究生在微博、知乎等平臺關聯討論在讀期間導師的各種“奇葩”行為，也進一步擴展了話題的討論半徑。直至今日，每當有研究生因學業等原因出現心理問題甚至個體極端事件，網民也多會將其與此事對比，尋求同理共鳴。由上述案例不難看出，當下公眾對高等教育領域期待值高，因而對負面輿情容忍度也就相對較低。特別是涉及人身安全、性騷擾等高共情、高關注輿情事件，公眾輿論往往從個體受害者和弱勢群體角度出發，在自媒體等信息流主動加持甚至刻意編輯引導下，網民往往會依據自身現實情況形成強烈的視角代入，進一步加大了情緒“共振”。第二，事件標簽化，政策影響力大。由于高校人數眾多，個人及團體利益關切較為廣泛，特別是關乎教育公平等熱點話題，一旦某件事情或某項措施觸及師生敏感神經，便極易激發出群體性行為和集體性情感意識，導致個別事件在高校內外出現非理性傳播。例如：2019年，某社會公眾人物在個人直播時稱不知知網為何物瞬間引爆網絡。有網民扒出該公眾人物具有較高學歷，并質疑其學術不端、學術造假等。據統計，該事件爆發的半個月內，相關的微博主貼超過50萬個，微博轉評超百萬次。除關注事件本身，高校學生中甚至出現“讀書無用論”等錯誤聲音。此后，教育部印發《本科畢業論文（設計）抽檢辦法（試行）》等通知，各地高校紛紛出臺“最嚴查重令”。至此，每逢畢業季便有學生借由該事件討論當前學位論文查重制度。該事件也成為當前高等教育領域反學術不端的標簽化事件，而與之類似的還有“四大發明”事件、“正/副部長級”學生干部事件等，均因一件小事，引發關于“教師錯誤言論”“學生組織官僚化”等話題的討論，并形成標簽化輿情。第三，社會關注度導向明確。通過綜合數據分析高校網絡輿情分布發現，其還呈現社會關注度導向。這里所指的關注度包含兩個層面，即事件發生（所在）客體的社會關注度以及事件本身的關注度。一方面，高校輿情呈現名校效應，知名高校輿情事件往往因其客體社會期待與關注度高而備受網民關注討論。對比其他一般高校，在同類事件背景下的關注和炒作熱度不足其萬分之一。另一方面，如某高校教師違反人倫道德開展基因實驗、多名學生被某高校錄取后又遭退檔等事件，因其涉及輿論情緒關切、倫理關切和利益關切，且造成了較為惡劣的后果，從而吸引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形成輿情危機。第四，輿情表達方式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傳播技術本就具有去中心化和裂變式傳播兩大顯著特點，而隨著近年來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高校網絡輿情危機的表達方式也出現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體現在人群“畫像”明確，不同側重的群體往往聚集在微博、知乎、抖音、豆瓣等不同平臺，呈現“抱團取暖”現象，且常因不能接受相左的意見而群體性發聲。另一方面，直播的興起逐步替代了以往的文字、圖片和視頻，進一步加強了輿情傳播影響力。究其原因，在于直播視頻的視覺沖擊和互動性更強，在人為刻意解讀下，渲染帶動能力大幅增強。此外，在當今碎片化信息需求量大的大環境下，直播視頻也更易被二次剪輯，迸發更大的輿論影響力。

二、當前高校網絡輿情工作中存在的風險

第一，信息源龐雜，真假難辨。當前高校輿情信息源龐雜，一方面，源自于解除了傳統媒體的信息求證和過濾作用，互聯網海量信息和復雜問題背后，接受信息的主體更易被錯誤信息引導。加之不同視角對相同事件的主觀解讀存在偏差，在不同言辭激烈交鋒之下，往往會形成信息繭房。在一些所謂的網絡評論家的惡意編輯評論下，致使輿情信息由校園映射至全社會，愈發真假難辨。另一方面，高校網絡輿情多由涉及評獎評優、招生就業等利益關切個案引發，此類事件往往突發性較強，且容易形成由點及面的串聯。為逃避監管和責罰，相關涉事人往往會采取開小號等“換馬甲”的方式隱匿個人信息，進一步加大了高校輿情處置難度。第二，學生易被煽動情緒，成為輿情爆發點。互聯網信息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的確為高校宣傳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便捷途徑。但網上肆意傳播的不良資訊和負面信息也具有更快的傳播力和更強的破壞力。當前，網絡已然成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部分敵對勢力利用網絡信息不斷滲透錯誤意識形態，如性別論、拜金論、讀書無用論等，侵蝕大學生的思想意志，也給高校的宣傳思想工作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近年來，因受各種負面信息侵襲而導致學生出現學業問題、違紀違法問題屢見不鮮。究其原因，一是當前高校學生多從“校門到校門”，社會閱歷和經驗淺薄，不能有效分辨輿情事件背后的錯誤意識形態導向，易被裹挾利用。二是個別高校在學生管理方面存在松懈或不到位現象，對學生基本思想動態掌握不足，對學生關注什么、考慮什么不了解，致使學生只得通過網絡交流思想、發泄情緒。三是輔導員、班主任等一線思政工作者存在一定的本領恐慌，對于網絡中各類錯誤思潮缺乏有效的甄別和教育引導措施。第三，高校輿情應對意識和能力還有待提升。除外界信息侵襲外，高校自身輿情應對工作意識和能力不強也是當前存在的主要風險之一。主要體現為：一是缺乏專門的輿情應對管理團隊，在遇到輿情危機時不能及時有效研判，并提供有效管制措施。有的高校只是一味降熱度，反倒使輿情愈發高漲，甚至出現其他次生輿情。二是宣傳陣地管控有待進一步細化，隨著高校各二級單位甚至學生黨支部、團支部和班級組織等紛紛建立公眾號，一些“低級紅、高級黑”的現象也屢被曝光。三是高校常態化輿情應急準備不足。近年來，輿論對高校的輿情回應要求越來越高，特別體現在輿論情緒和關切等方面。而有的高校在面對輿情危機和輿論質疑時，或是不回應，或是回應不及時、避重就輕等，致使輿情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激發輿論更大的不滿。

三、提升高校輿情應對能力的對策

高校作為輿情應對與意識形態斗爭的前沿陣地，應從制度、隊伍、陣地三方面入手，提升應對和化解網絡輿情危機的能力。第一，加強制度建設。制度建設是加強和改進高校輿情危機應對能力的基石，高校應從黨管高校的高度加以重視，一是壓實輿情應對管理及意識形態責任制，明確黨委領導為相關工作第一責任人，明確學校、學院、支部三級機構負責人及工作內容，通過制度要求、機制考評、巡查督導等形式，建立全鏈條式管理機制。二是建立協同管理，成立由學校黨委牽頭，組織部門、宣傳部門、學生工作部門、教師工作部門、保衛保密部門、信息技術部門、馬克思主義學院協同作用的領導小組，形成輿情研判、應對、處置工作全局協同管理機制。三是建立上下游聯絡制度，建立同公安、網信、教育等政府部門以及各類媒體的輿情分享、交流及應急機制，面對重大輿情危機時，有助于做好解疑釋惑，引導大眾心理預期等。第二，加強隊伍建設。隊伍建設是高校做好輿情應對工作的重要保障，應在協同機制的基礎上，一是搭建信息安全隊伍，構筑校園各類信息平臺安全屏障，防止黑客及其他不良資訊蔓延滲透。二是搭建輿情管理隊伍，培養專項工作人才，從監測、研判、分析、處置入手，通過合理設置關鍵詞、拉網式搜索、敏感詞抓取等手段，加強日常監控管理。三是強化校內思政工作者輿情意識和專業素養，打造一支會用網、懂網情，善于團結學生、善于教育引導的專業化工作隊伍，“線上+線下”聯合發力，有效疏導學生情緒，引導其正確認識各類輿情及意識形態風險，降低網絡輿情爆發風險。第三，加強陣地建設。陣地建設是保障學校正確輿論氛圍的重要工具，應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深入推動融媒體建設，強化校內宣傳正能量供給。一是通過成立融媒體工作聯盟等，匯聚全校宣傳合力，打造積極主動的正能量輿論場，通過不斷輸出優質內容，提升學校官方媒體宣傳公信力。二是系統化做好輿情應急準備，針對當前輿論要回應、要情緒、要細節的要求，在強化隊伍建設的基礎上，針對師德師風、學術不端、學生突發事件等各類常見輿情危機，設置輿情處置預案及流程。三是暢通權益保障機制，通過建立權益網站、召開權益座談會等形式，暢通師生權益反饋途徑，將網絡輿情研判陣地前移。

作者:杜嘉慶 單位:北京科技大學黨委教師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