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價格背后經濟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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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價格是農產品市場的晴雨表，牽動著百姓的菜籃子，因而備受政府重視。生豬與糧食具有同等重要性，這可從歷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窺見一斑，而豬肉價格的背后，則是我國生豬生產力發展水平、供給與需求的匹配狀況、政策的角度與力度、貿易與儲備、疫情與防控等多重經濟政策因素在交互作用。

一、豬肉價格坐上“過山車”

2018年8月初，非洲豬瘟疫情在我國暴發，引發了近三年來豬肉價格的“過山車”式劇震。疫情之初，豬肉價格先是總體延續下降走勢，繼而出現主銷區價格上漲與主產區價格走低并存，2018年年底以后，豬肉價格總體持續上行，2020年2月漲至歷史高點49.68元/公斤。2021年1月以來，豬肉價格走勢急轉直下，農業農村部統計數據顯示，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豬肉價格自2021年第2周的47.21元/公斤一路跌至第25周的21.08元/公斤，直逼疫情之前的價格水平。此次豬肉價格波動幅度之大、原因之復雜、對經濟穩定的潛在影響與破壞性可謂前所未有，尤其面對豬肉價格“跌跌不休”的走勢，生豬養殖主體普遍高進低出、嚴重虧損。為此，6月1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生豬價格過度下跌三級預警，提示養殖場（戶）科學安排生產經營決策，防止豬肉價格暴跌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嚴重沖擊，力求將生豬產能保持在合理水平。

二、供求關系對“豬周期”的影響

基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商品市場價格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同時受供求關系影響，當供給大于需求時，商品價格下降，反之則上升。不管是2018年年底后豬肉價格的一路飆高還是2021年年初以來的“跌跌不休”，其根本原因都是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或者說嚴重失衡。具體到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二者在“豬周期”中的表現既明顯不同又緊密關聯，而供給的波動尤其是外源性沖擊，是導致此輪豬肉價格大幅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豬肉消費需求因素。第一，在未來非常長的時間，豬肉仍會占據家庭肉類消費的主導地位，具有剛性消費需求。第二，在正常年度周期之內，豬肉消費通常會受季節影響，夏天有效需求明顯不足、豬肉價格相對較低，冬季需求大幅增加、豬肉價格相應上漲。第三，近年來我國豬肉消費總量及人均消費量均不同程度呈現穩中略降的趨勢。第四，從肉品消費結構來看，豬肉消費占比明顯趨于下降，由20世紀80年代占比80%以上，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55.6%，而牛羊肉、禽肉的消費占比和絕對消費量均日益提高。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未來豬肉消費需求穩中略降的趨勢仍將延續，根據這一發展趨勢，需求變動并非導致此輪豬肉價格大幅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豬肉生產供給的內源性因素。導致豬肉供給波動的因素一般分為內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內源性因素主要包括生豬養殖成本和養殖場（戶）的積極性等。非洲豬瘟及肺炎“雙疫情”期間，由于養殖風險增大，養殖場（戶）作為理性經濟人，在衡量養殖收益與成本之后產生了對于利潤的不理想預期，于是積極性大幅下降，隨著疫情趨于穩定和豬肉需求的逐步恢復，一定時期市場中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價格出現過熱現象；與此同時，國家為了恢復生豬產能，給持續過熱的豬價降溫，迅速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發展生豬養殖的補貼措施，在降低養殖場（戶）養殖風險的同時降低了成本，部分養殖場（戶）在扶持政策預期收益驅使下盲目擴欄，加之春節前的豬價上漲，讓部分養殖場（戶）對年后豬價產生了較高的期望，導致豬肉供給量短時間內快速增加。豬肉生產供給的外源性因素。生豬疫病、生豬市場調控政策與豬肉食品安全事件、進出口貿易、收儲投放、流通成本變化等外源性因素對豬肉供應的影響較為明顯。疫情期間，70％的養殖場（戶）由于物資調入障礙、玉米等物料存儲不足等，無法正常進行生豬養殖及運銷，經營成本普遍大幅上升，而交通不暢、凍品流通受阻拉升了鮮肉價格。疫情過后，庫存凍品進入市場流通，一時之間市場上豬肉的供給量相當于多期產量的疊加，如果得不到及時消納，既占用庫存又占用資本，銷售廠商往往急于拋售，導致市價一降再降。與此同時，疫情過后生豬屠宰量與進口量顯著增加的趨勢沒有得到及時扭轉，也放大了市場上的豬肉供給，加劇和擴大了豬肉價格下跌的速度與幅度。此外，非洲豬瘟帶來的負面影響逐漸消散，調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豬肉的供給水平。

三、“雙疫情”影響的疊加

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一是疫病暴發時機不好。2018年8月初，剛好處于常規“豬周期”價格即將觸底反彈的區間，按照常規周期及豬肉市場季節性變化特點，秋季豬肉價格應該逐步上漲，但是疫情的沖擊加之其來源不明與迅速擴散等特點，引發了生產者、消費者的擔憂以及嚴格禁運措施的密集出臺。原本只影響豬肉供給的疫病，卻帶來了持續較長時間的需求端消費者信心降低和消費量萎縮，2019年全國豬肉整體消費量和人均豬肉消費量均遠遠低于近年正常水平。二是疫情沖擊較大。疫情發生后，有不少中小型豬場因為群體感染而清圈，部分養豬場（戶）為了避免可能的巨大損失而迅速大量宰豬并進行去產能操作。與此同時，部分消費者在較長時間內階段性取消或大幅減少豬肉消費，牛肉、羊肉、禽肉等替代作用進一步增強，短時間內的供求關系矛盾被迅速放大。肺炎疫情的影響。肺炎疫情扭曲了原本的生產及調運格局，尤其是2020年春季疫情肆虐期間，生豬生產與跨區域調運遭到階段性的重大阻礙，其影響還具有明顯延后表達的特點。同時，因為疫情防控的需要，餐飲、旅游等服務業受到重大影響，也導致豬肉消費方式和消費量均出現重大變化。除此之外，近年來的環保等政策對于豬肉供給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了迅速扭轉生豬產業市場行情，盡快恢復和穩定生豬產能，保障豬肉持續穩定供應，政府多措并舉，加大了疫情防控的力度，有效刺激了生豬產能的恢復。

四、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此輪豬價波動使豬業健康發展受到沖擊。一是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國家為平抑波動付出了巨大代價，同時市場機制受到一定約束；二是豬肉消費者福利受到重大影響，間接給微觀養殖場（戶）造成一定沖擊；三是直接給微觀養殖場（戶）造成嚴重沖擊，后期豬肉價格持續走低，但是前期水漲船高的仔豬、飼料、用工、服務等成本難以同步下降，養殖利潤微乎其微甚至大面積虧損，導致許多散戶退出市場，逐利資本紛紛撤離，大型豬企相繼陷入困境，行業健康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根據經濟學原理，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但豬肉價格連跌以來，大型豬企凈利潤同比下降均在70%以上，利潤空間還在收窄，維持生豬產能面臨不確定性。無論是價格的暴漲還是暴跌階段，作為配置資源的“兩只手”—政策與市場往往難以精準對接，甚至錯位疊加。例如在“豬周期”四階段中，如果第一期豬肉價格上漲或下跌過猛，那么在第三期會表現為更強烈的反作用，導致豬肉價格難以控制。平抑“豬周期”要順勢而為，“兩只手”打好配合。一是突出平抑，嚴防助長。要重視市場基礎條件建設、信息服務與市場秩序維持，采取溫和持續的政策措施，而非采用過激過猛的行政干預和巨量財政投入，在“豬周期”生豬供給波谷（豬價波峰）附近盡量避免采用過激的產能擴張手段，在生豬供給波峰（豬價波谷）附近盡量避免過猛的收縮產能手段，尤其要避免其他“一刀切”政策的疊加。二是注重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研究和借鑒通過規模化、集中化養殖來平抑“豬周期”的手段，逐步提高我國生豬養殖的集中化程度。三是系統化設計、整體化布局。注重加強疫病防控能力建設與應急機制建設，完善豬肉價格風險預警與信息指導機制，健全飼料糧供給和替展路徑，加大研發投入，采用科學養殖技術以有效提升生豬產能，逐步實現生豬從繁育到餐桌的全過程質量監控與安全追溯管理。四是順應肉品結構演變趨勢。應當改變原先注意力過度集中于生豬的局面，將豬牛羊、禽蛋奶、驢馬駝等更多畜種組合納入視野，擴大政策的覆蓋面，平衡不同畜種產業協調發展。隨著生豬產能不斷恢復，中央和地方已于7月啟動多輪豬肉儲備收儲工作，穩定豬肉價格，提振養殖戶信心，避免價低傷農。隨著生豬生產的恢復與國家收儲政策的支撐，豬肉價格有望保持穩定態勢，直至回到合理水平。

作者:王玉斌 鹿傲飛 單位: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畜牧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