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氣象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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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軍事氣象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油庫；防靜電；防雷電；危害油

作為一種易燃易爆的產品，在運輸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靜電，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爆炸發生火災，油庫的爆炸主要來源于明火或者靜電火花，尤其是在雷電的條件下，更容易發生爆炸現象，據有關調查顯示，每年油庫由于雷電或者靜電產生的油庫爆炸事件時有發生，更由于現在一些電子技術的發展，加上一些設備的耐壓等級比較低，使得油庫爆炸事件越來越嚴重。

1靜電及雷電對油庫的危害

（1）靜電對油庫的危害。靜電的形成是非常復雜的過程，與許多因素有關。沒有統一的解釋靜電理論，只有一些假設。這些假設的共同點是雙電層的形成。在所有情況下，雙電層靜電的直接原因。一切實際帶電體上的電荷性質，不斷通過各種方式消散。靜態耗散中和和泄漏的主要途徑。它是通過空氣，使對象與不同的電荷中和的電荷和大氣中；另一個是由一個帶電體本身與地球連接物體的傳導效應，使電荷漏電。（2）雷電對油庫的危害。首先是直擊雷，直擊雷損害顯示為電效應，熱效應、機械力。直接雷擊油庫的防雷設施或設備，由于它的熱效應和機械效應，大電流直接雷擊會造成機械損壞建筑物，破壞服務設施及相關設備，危及人身安全等。其次是閃電電涌侵入，由于雷擊架空線路、電纜線路或線管、雷電沖擊波的影響可能沿著管道天然氣油輪或辦公樓，危及人身安全或損壞設備。還有就是閃電感應，閃電放電，產生在附近的導體的靜電感應雷電，雷電電磁感應，金屬零件之間可能產生火花放電。這嚴重威脅了油庫。再有就是雷電反擊，當雷電流到地上，在引入線，接地體和連接到他們的金屬導體會產生很高的電壓，高壓閃絡背面周圍的其他物體。

2如何防止油庫靜電及雷電的危害

（1）要做好接地工作。接地是消除靜電的基礎。作者發現，一些油庫的接地樁在雨中很長一段時間，腐蝕嚴重，石油或天然氣的過程中，靜電放電可能不順利，造成靜電聚集。因此，終端靜電接地經常做除銹措施。（2）油庫選址要合適。選擇油庫地質應考慮防火安全。油罐的位置應盡量避免大中城市，大型水庫，重要的交通樞紐，機場、電站、工礦企業的關鍵和其他軍事戰略目標。同時，應選擇交通十分便利，盡可能有利于消防隊到來。應選擇在相對平坦的地形，油庫的自然地形坡度是顯而易見的，最好的自然地形坡度不應少于一千分之五。如果在山區建設油庫，應該選擇在低洼而不是淹沒了。油庫地址合適的選擇應是常年主導風向的風的方向，位于橫向困難時，應根據火焰或火災可能選擇。油庫不應該建在山體滑坡，泥石流，錯，沼澤，砂流和泥石流區域，也不宜建造折疊在三級土壤大孔隙的面積。油罐與周圍等地方的企業，居民區，交通線路安全距離應符合國家有關規定。（3）防止工作人員產生靜電。靜電的來源，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摩擦，如衣服間相互摩擦等；第二，靜電電荷的轉移，如靜態接觸其他對象后，電荷轉移員工的身體。為了防止靜電積累，員工可以穿防靜電服裝、防靜電鞋和襪子，與此同時，辦公空間使用防靜電地板。石油儲運系統大多是爆炸性的工作區域，所以禁止穿化纖材料制成的衣服，圍巾，手套進入危險區域和操作，在危險區域地方脫下衣服。禁止使用化學纖維布擦拭調試泵或罐式集裝箱。所有的油艙和從事燃料油灌裝操作人員應穿聚酯（確定靜電放電工作服除外）。上罐人員登罐前要手扶無漆的油罐扶梯一會兒，為了消除人體靜電。（4）綜合布線和屏蔽。綜合布線系統采用屏蔽措施，所有的保護應保持連續性，應注意確保相同的線之間的相對位置。屏蔽布線設備（FD或BD）連接到用戶（終端）根據具體情況，直接在地極：嘗試連接到相同的接地系統。綜合布線時減少環路面積，減少雷電電磁輻射對循環的影響。（6）加裝電涌保護器。電涌保護器（舊名避雷器）是用來限制瞬態過電壓和沖擊電流泄漏的裝置，它至少包含一個非線性元素。低壓電源（SPD）和并行的設備，它的工作原理是倒沒有電現在一個高阻抗，當有一個低阻抗激增，這將沖擊電流是排入地球，起到保護電氣和電子設備的目的。選擇電涌保護器，應選擇較小的電壓保護水平值得浪涌保護器，并應采取合理的布線，應該縮短電纜的長度同時，減少引線感應電壓降。（7）油庫建設做到保障。油庫由進油區、儲油區以及付油區組成，區域管道和電纜連接。實現智能化，地面管道通常建在火災自動報警和消防控制系統、廣播系統、閉路電視監視系統，自備電源系統，儀器測量系統，油泵控制系統、工資管理系統、通信系統、有線電視系統，英特爾網絡系統和防雷接地系統和陰極保護系統，這些系統等的建設高度重視防雷裝置和使用。

參考文獻

[1]陳達楊.油庫、加油站的防雷防靜電檢測方法[C].//第六屆粵西、北部灣區域氣象合作會議暨氣象災害防御研討會論文摘要集.2010.

[2]趙珠.青藏高原小型加油站防雷防靜電工程設計研究[C].//第28屆中國氣象學會年會——S13雷電物理、監測預警和防護.2011

[3]宋廣成，張寶文，潘朝骍.《石油罐導靜電涂料技術指標》國家標準實用導則[J].石油化工腐蝕與防護.2003（5）.

[4]左晨光，嵇菊頌，蘇恩忠，等超.關于加油站防雷問題的若干思考[C].//第八屆長三角氣象科技發展論壇論文集[C].2011

第2篇：軍事氣象學論文范文

從設立之初，諾貝爾遺囑就要求在評選的整個過程中，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成就的大小。所以一百多年來，有各種膚色各種國籍以及各種社會意識形態的人都獲得過這個讓人們仰視的榮譽。其中以經濟最為發達的英法美德國家獲獎人次最多，當然也不乏像印度這種和我們一樣總體經濟水平還差強人意的國家，甚至人家還不是在某一個領域偶爾獲得一次獎項，而認真瀏覽著長長的歷屆獲獎名單，沒有任何一個獲獎者的國籍這一欄是中國，也就是說在諾貝爾獎的這份榮譽面前，我們還是零的收獲。

我們不妄自菲薄，不認為我們的國家就因為這一點沒有在國際舞臺上昂首挺胸的資格，不認為我們這幾十年的飛速進步，我們的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候，我們的同胞能像今天這樣活得驕傲，因為我們強大的祖國在我們身后，我們再不容人家叫我們支那豬，我們再不容忍我們的國土還是比人的殖民地，我們再不容忍我們的島嶼被別人起了個難聽的名字。但是因為我們的成長我們更加遺憾，我們的科技進步還需要諾貝爾獎的側面印證，我們還想更清醒的認識我們和那些科技軍事強國的差距，我們還希望我們的后代能夠讓這個國家發展的更加迅猛。所以我們反思，為什么我們力諾貝爾獎還有距離？遠嗎?怎么樣突破這個零的紀錄，就像當初在體壇上，在導彈數量上。實際上我們的同胞并沒有讓我們失望，曾經獲得諾貝獎的美籍華人僅僅在物理這一獎項上就有五位，他們分別是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朱棣文，崔琦。看來我們中國人的智商上還是沒有問題的哦。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們對諾貝爾的追求呢？我們先來看看我們國家和其他國家的科研機制不同吧。以我們兩國大學的科研模式為例。

美國高等院校的科學研究經費來源不一,其公共經費主要由政府機構支付。美國政府對于大學科學研究經費的開支,具有明確的規定。對于大學科學研究的間接成本,其補償制度具有高校機構利益保護傾向。英美等發達國家都將大學系統作為國家科技財政投入的熱點部門。據日本總務省2008年公布的統計數據,2006年日本科研經費占GDP的3.62%,美國占2.59%(2004年),英國占1.78%(2005年),德國占2.48%(2005年),法國占2.13%(2005),而中國2005年的科研經費僅占GDP的1.34%。①可見,我國對科研的經費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審計機構近年披露的我國高校科研經費使用不合理的現象，以及高校普遍對政府現行的科研成本管理政策的合理性提出的質疑，使得我國高校科研成本的控制問題成為政府和學者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科研腐敗也凸顯在我們面前。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存在的問題只是科研腐敗的冰山一角，科研成果評審、科研人才培養選拔、兩院院士評選、科研造假等方面同樣存在嚴重的腐敗行為。科研領域早就不是一塵不染、潔白無瑕的象牙塔，社會上的不良風氣不僅同樣存在，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科研領域的相對封閉性，外人對其中的腐敗問題很難察覺，而科研人員自己又礙于面子和同事、同學、師生、校友之間的關系，很少會對外舉報，導致科研領域成了紀檢監督和反貪死角，科研腐敗分子有恃無恐。“官員貪污受賄，說不定哪天還進去了，在中國，誰聽說過有幾個通過申請科技經費撈錢進去了的？”在監督缺位的情況下，科研腐敗已從以往的個人行為發展到群體腐敗，“利益共沾”不僅增加了反腐難度，還進一步敗壞了科研風氣，影響到了國家整體科研水平的提高，確實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有限的經費再加上科研腐敗必然使我們的經費用到實處的更是少之又少。局限的經費影響了實驗的計劃及長久的持續研究過程，甚至是有些好的科研項目成了水中花，讓相關的科學家也放棄了努力的方向，與諾貝獎失之交臂。

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中雖然也不乏很多為我國的國民生產生活軍事等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地質學家李四光、氣象學家竺可楨、數學家華羅庚、物理學家吳有訓、醫學家林巧稚、天文學家張鈺哲、化工學家侯德榜、農學家丁穎、數學家熊慶來、微生物學家湯飛凡、內科專家張孝騫、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學家梁希、橋梁學家茅以升、物理學家嚴濟慈和物理學家周培源等 。但是隨著物質的進步，人們對物質要求的不斷提高，對物質的貪欲也勝過了對科學探索的純粹追求。我們已經不知道還有沒有像錢學森這樣的為了國家利益放棄外國優裕物質生活和祖國母親一起受苦的科學家。但我們知道了太多為了評教授，當院士，為了爭取博士點，不少的知識分子放下身段做出卑鄙之事。抄論文的，偷學生的研究成果的，在國外拿個野雞文憑回來騙人的，如此知識分子，我們能想象其中有人在為世界人民的福利努力，諾貝爾獎努力嗎？而有很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有著高尚的情操，有著為祖國科技奮斗的美好愿望的知識分子，他們因為一門心思在簡單的科學世界里，沒有所謂很高的情商，得不到他們急需的實驗經費，諾貝獎也與他們擦肩而過。我很高興的看到，我們的政府也在為以上現狀的改變而努力，也在為科研人員營造更好的科研環境。希望我們的學生能夠成長起來之后遇到了成熟完善的制度，真正讓諾貝爾獎也在中國來安家落戶。為了這一天，我們作為教育者該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們不做虛偽的道德的傳授者，我們要交給孩子們的道德準則就是我們要求自己能做到的。我們承認撒謊不可避免，不讓孩子們認為老師是一張白紙，我們在承認自身的缺點的時候，讓孩子們知道老師們在努力要求自己做一百分，而且做到九十分的人比只做到八十分的人快樂很多，而且在道德方面不及格的人，永遠是騙了全世界騙不了自己的，心靈的折磨遠遠勝過因為把自己錯誤呈現于世人面前并努力改正所帶來的痛苦。我們要求孩子們愛上學習，是因為我們從心里覺得學習知識不只是帶來命運的改變，職業選擇的滿意度的提高，我們自己能真正享受學習的本身的樂趣。能做到諸如此類行為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他也不會在學術方面當偽君子，專研知識，在科學的路上的求索才會無畏時間的漫長，無物質的回報，甚至還有不能想象的不公誤會等等委屈。

第3篇：軍事氣象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科學 技術 異同比較 概念厘清

Abstract: Alth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lose connection and similarities， but after all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ursuing aim，researchable object，activity's direction，process of questing，concerned problems，adoptive methods，thought modes，constitutive elements，language expressions，final results，evaluative standards，contains of values，norm of following，occupational constitution，social influences，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larifyving concepts.

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關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科學要借助技術更新設備、啟示問題、激勵靈感，技術要借助科學提高理論水準、擴展發明視野、開拓新奇領地——之外，也在于科學和技術確實有諸多相通或相近之處。正如考爾丁所說，科學和技術二者都處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種類的物質世界的知識。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經驗方法，雇用在科學中受訓練的人，使用類似的詞匯表。技術因它所應用的知識依賴科學，有時也為科學進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觀察或其他的激勵研究的東西。

考爾丁只是籠統論之。其實，條分縷析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各個要素，問題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學與技術都是高度創造性的行當，它們都給予那些能夠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會在其他人那里發生的思想的人們以一種獎勵。 在規范方面，科學和技術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義的特征。科學不是由于定義才是普適的，而是通過許多努力消解本地發現的與境的。技術不是自動地可用于其他境況的，它要求技術和境況兩方面適應，以創造起作用的技術。這個消解與境過程的社會方面也是深入科學和技術之域消解與境，它在于在實踐、流通和網絡創造之間的交流。 在結構方面，一切科學都有理論、觀察、實驗這三個部分，技術同樣如此。因此，把技術和科學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 科學和技術都進行觀察和實驗，提出理論，提出關于（通過實驗）造成一定條件的方式的陳述。在基礎研究問題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方法方面，技術研究與科學研究沒有什么區別。其研究周期圖式都是一樣的：確定問題；用現行的理論知識和經驗知識解決問題；倘若嘗試失敗，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決問題的假設以至整個假設-演繹系統；借助新概念系統尋求問題的解決；檢驗解決問題與結果；對假設或初始問題的表達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評價方面，

任何特定技術的發展是否值得的裁決必須永遠是暫定的，對借助新證據重新評價是開放的。以這種方式，對于科學使用的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學理論本身的真理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一樣。

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在哲學底蘊方面，科學和技術都體現了操縱或擺布的思想。西方科學是作為實驗科學發展起來的，而為了進行實驗，它必須發展精確和可靠的操縱能力，也就是說進行檢驗的技術，人們操縱擺弄是為了檢驗。技術也操縱自然界的對象，同時也引起新的人操縱人的過程，或者說社會實體操縱人類個人的過程。隨著技術的發展發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縱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對事物的操縱同時需要人類接受操縱技術的奴役。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相通或相近之處，不少人認為，科學和技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者沒有原則性的區別，在二者之間是無法劃界的。譬如，克羅斯和巴克堅持，在20世紀，科學和技術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不把二者蠻橫地弄得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不可能把科學和技術作為分離的實體與整體分開。 雷斯蒂沃則一言以蔽之，純粹科學的神話是近代科學作為禮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學的意識形態使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相信，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可以劃界，并因我們社會和環境的疾病而責備技術。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邊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銳地顯示出來的領域，正如在遺傳工程和基因治療的情況中那樣” 。誠然，“許多現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學的知識進展的興趣與特定技術的較大效率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間不存在建制上的劃線。科學和技術在醫學科學沒有簡單的可維持的區分，雖然在極端的對照中是清楚的。”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任何區分實際上都可能強烈地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如規劃的制定和資金的提供就涉及區分問題。科學和技術的區分還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劃界標準，在一種與境中是所謂“科學”和“科學的”東西，在另一種與境中往往被稱為“技術”和“技術的”東西，反之亦然。 然而，

不管怎樣，從學理上講，科學和技術畢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區別眾多而明顯。從實踐上講，把二者混同起來，也會在實際工作造成不應有的危害——我國科學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混淆了科學和技術的概念和轄域 。為此，我們必須盡可能把科學和技術區分開來，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亂和糾正管理上的不當。

邦格曾經以表格的形式，列舉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某些相似點和和相異點 。陳昌曙教授也從十個方面揭示了科學與技術之間原則上的、本質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質和功能，解決問題的結構和組成，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相鄰領域和相關知識，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衡量的標準，研究過程和勞動特點，人才的素質和成長，發展的進展和水平，社會價值 、意義和影響。 在我的心目中，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個有別的概念和范疇。在混亂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勢的情況下，我接連寫了數篇強調科學和技術有別的文章 ，力圖予以匡正。當時我沒有研讀多少資料，主要是憑直觀和經驗發議論的。在這里，我準備把原來簡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擴充，比較詳盡地厘清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差異。

（1）從追求目的上看，科學以致知求真為鵠的，其目標在于探索和認識自然；技術以應用厚生為歸宿，其意圖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學著眼于理論知識的不斷進展，技術追求生產目標的有效實現。盡管技術也涉及知識——應用零散的經驗知識和系統的科學知識，也創造一些實用性知識——但是它把知識工具化。也就是說，科學把知識始終視為目的，而技術僅僅把知識當作手段。

盡管在某些現實的研究課題或項目中，致知求真和應用厚生這兩個目的是相伴出現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個方面；盡管每一個正確的科學理論都可能潛在地導致技術應用，而每一項技術研究項目也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進展；但是，這并不能掩蓋科學和技術在目的上的鴻溝之分。考爾丁對此洞若觀火：科學和技術的基本區分還是在于目的。科學的目的是獲取知識，技術的目的是應用知識控制物質。技術人員的問題是分派給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學中某種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學的發展遵從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對真理的追求；而技術的發展遵循公眾的物質需要。 桜井邦朋也一語中的：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有差別的東西，科學被認為是就隱藏在我們周圍擴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種現象的奧秘中的真理，換言之，是就各種事實和在它們之間存在的法則研究的學問；與之相對，技術是立足于把科學的成果作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用的東西熟練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組成的東西，是實用性極強的東西。

不用說，純粹科學，如果它是實驗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為了認識實在在很小的規模上這樣做，而不是以此為目的。科學是為了認識而去變革，而技術卻是為了變革而去認識。 希爾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科學可以可以發明、改進和推廣儀器工具，但是這不是它的首要關心。它的首要任務是認識，并通過認識擴大我們的知識。技術并不這么多地關心認識，它關心為最佳的利益而生產和使用。”

（2）從研究對象上看，科學以自在的自然實在為研究對象，不管這些對象是實體實在還是關系實在，不管它們是以物質形態存在還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態存在，也不管它們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總而言之，它們是自在的自然的。當然，為了獲取自在的自然實在的知識，實驗科學家也在受控實驗中對其進行某些干預，但是這種干預是小規模的、不成氣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預只是作為獲取自然奧秘的手段，而決不是為干預而干預，決不是把干預自然作為目的。相反地，技術的對象則是現實的或擬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說，它要設計或制造出某個自然界中沒有的人工東西來。當然，技術也針對自在的自然對象做研究和試驗，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頭作為建筑材料，但是無論從研究的出發點講，還是從試驗的結局上講，都聚焦于實用和使用，其結果，已經使自在的自然存在變成為人的非純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墻基的方形花崗巖石料、拋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從活動取向上看，科學活動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與社會與境和社會需要關系疏遠；技術是任務取向的（mission-oriented），與社會現實和社會需求關系密切。科學本來就是在有閑暇的條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觸發的。科學愛好的激起，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沖動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無一不是由好奇心驅使的。一個沒有好奇心和驚奇感的人，是不會成為天才的科學家的。科學的好奇既表現在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指南針的好奇）上，又表現在對科學理論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好奇，對空間和時間問題的好奇，對經典力學和電動力學關于運動相對性解釋的不協調的好奇）上，這些都可能成為新發現的導火線或助產士。愛因斯坦說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問。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個人當他看到永恒之謎、生命之謎、實在的奇妙的結構之謎時，他不能不從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們能夠每天設法理解這個秘密的一點點，那就足夠了。永遠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還這樣講過：“如果要使科學服務于實用的目的，那么科學就會停滯不前。”

另外，技術像現代社會的許多建制一樣，其取向往往是短視的，科學則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爾比認為，短視的觀點可能在技術的語境中被捍衛，但是卻會使科學研究遭難。因為集中關于可預見的眼前利益，會使科學完全轉向應用的和任務取向的科學，會減少產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識的能力，從而也會使未來技術的源泉枯竭。 因為技術常常是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應對市場當下的急需而生產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態度和做法。科學一般不會如此短視，因為科學與人的物質欲求和市場的急需沒有多少聯系。假若出現短視的科學，也只能欲速則不達，美國攻克癌癥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科學的發現是無法預見和計劃的，只有在科學內部的各種條件具備和時機成熟之時（如舊有理論的完備，相關學科的發展，實驗資料的積累，天才科學家的關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論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學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術的進展則要受到社會與境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

（4）從探索過程上看，科學發現的目標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極強，偶然性很多，失敗遠多于成功。因此，科學家在探究過程中隨時掉轉方向、動輒改換門庭是常有的事。誠如俗語所說：你本來要進這一個房間，卻步入另一個屋子。在這種情勢下，你根本無法計劃和組織科學研究；即使硬著頭皮做出計劃，也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你根本無法在實踐中實施。大凡頭腦機敏的科學家對這一點都心知肚明。一般來說，他們只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至多只有一個飄忽不定、若隱若現的靶子，但是他們卻具有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本領——這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之一。

相比之下，技術發明對準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確，可以做出比較詳細、比較周密的組織和規劃，然后或按圖索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較少，成功率較高。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和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就是技術項目計劃周到、組織嚴密、完成出色的絕佳表演，而剛才提及的美國攻癌計劃則是計劃科學失敗的典型例證。正如我先前所寫的：學術科學或基礎研究是不可計劃和組織的！組織和計劃的學術科學不利于科學發展！ 在這里，愛因斯坦的告誡值得我們認真汲取：“人們能夠把已經做出的發現的應用組織起來，但是不能把發現本身組織起來。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做出發現。” 他還說：

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因此，學者個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學進步的首要條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識的領域，如天文學、氣象學、地球物理學、植物地理學中，一個組織對于科學工作來說只是一種蹩腳的工具。

（5）從關注問題上看，科學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為什么”（why），而技術面對的問題則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邦格用一句話點明：技術的中心問題是設計而非發現。正因為如此，技術雖然以應用科學為基礎，但是并非機械地追隨應用科學。 盡管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復雜——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學工作，是在有著明確技術目的的研究過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學家自己在“科學”與“技術”職業之間來更而不改變自己實際從事的工作——然而“這些構成科學的問題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問題，而技術研究的本質卻是一件經濟的和社會的工作。”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發現的原創性和技術發明的原創性是不同的。“這兩者的原創性都受人欣賞，但是在科學中，原創性在于比別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能力，而在技術中，原創性則在于發明家把已知的事實轉化為驚人的利益的創造力。”因此，技師的啟發性熱情是以他自己迥異的焦點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種新的方式運作以便達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潤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問題摸索著前進時，技術專家所考慮的必定是科學家所忽視的利益與危害的整個全景圖。他必定對人的需求特別敏感，并有能力評估他們準備滿足這些需求時所付出的代價。科學家的眼光則全神貫注在大自然的內部法則上。

（6）從采用方法上看，科學主要運用實驗推理、歸納演繹諸方法，而技術多用調查設計、試驗修正等方法。考爾丁承認，技術研究的方法與科學方法有類似之處，如在實驗中控制可變因素，使用矯正的參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學方法。科學的實驗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統，本質上與科學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說明的假設形成關聯。沒有導致新理解的實驗是失敗，實驗通常借助一些假設設計，以便證實它或否證它。另一方面，技術的實驗除了部分利用科學已經贏得的知識外，僅利用試錯法，它不導致對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術通常滿足于列舉的觀察資料，以方便的形式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觀察資料之間的關系。技術以科學的理解為先決條件，但它通常不為理解做貢獻。廣泛而精確的定量資料表并不構成知識，盡管它們可以是科學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從思維方式上看，科學思維除了在科學發現的突破時刻以形象思維為主外，在大多數場合下是以抽象思維和概念思維見長的，而技術思維是具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統治著技術設計和工業設計。由于科學理論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學思維必須擺脫與常識相聯系的自然思維強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開路。技術思維在早期是直接與常識和經驗密切相關，爾后出現的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還帶有常識思維和自然思維的胎記和烙印，它直接沿著現成的科學知識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為形而下的具體，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爾珀特徑直指明，技術的許多方面是看和非詞語的，這完全不同于科學思維。這并不是說，科學家不使他們建構的概念和機制形象化，不過對科學來說，說明是基本的，必須把圖像翻譯為語言和符號，尤其是數學。由于未受詞語化的理論的牽累，技術設計者在他們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會聚在新組合中。與科學相對照，從文藝復興直到19世紀的技術知識刊載在圖示占統治地位的書中——信息主要以繪圖的形式刊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術思維是由技術理性或曰主觀理性、工具理性主導的，科學思維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科學理性或曰客觀理性、純粹理性。所謂客觀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觀點，是指客觀結構是個體思想和行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標。在這里，關鍵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說，客觀理性關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為我”，它要說明的是那些無條件的、絕對的規則而不是假設性的規則。所謂技術理性，關心的是手段和目標，追求效率和行動方案的正確，而很少關心目的是否合理的問題。它是圍繞技術實踐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價值。它預設了笛卡兒式的主體-客體、精神-自然的二元對立，也預示了一種人對自然的新的體驗方式：人作為主體，雄居于所有客體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可以縱和統治的集合體。它包括這樣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類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維，社會組織生活的理性化，人類物質需求的先決性。

（8）從構成要素上看，科學的構成要素可以說是非物的——科學知識體系純粹是非物的；研究過程雖然離不開實驗設備的支撐和物資的消耗，但是這些物本身并不進入科學的結果即科學理論之中。尤其是，基礎研究或學術科學對物的依賴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一支筆加幾張紙足矣——難怪有人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稱為“紙上的革命” 。即便非要把科學與物扯在一起，科學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學或“物之共相”的科學。相反地，技術則是實實在在的物的技術，時時處處與具體物打交道，起碼或多或少是離不開物的。盡管在學術層面，學人對技術構成要素的理解還有“技術非物”和“技術是物”的歧見，但是技術恐怕很難完全與物脫離干系。只是“對于不同的技術，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區別的。或者說，在人工自然的創造或技術活動中，人們可以讓物質實物扮演各種角色，如載體角色、對立體角色、匹配體角色和包容體角色（這當然是不確切的劃分）。”

（9）從表達語言上看，科學語言也使用日常語言進行事實的描繪和實驗的敘述，但是其中無論如何缺少不了科學概念或術語。在科學理論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說明和的繁難的數學推演，這一點在科學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要嚴密、精確地陳述科學理論，非數學語言和數學公式莫屬。相形之下，技術語言多是具體的、平實的描述，缺乏復雜的概念分析和數學演繹。在技術中也運用數學工具，但大都是具體的數值羅列和一般的數字計算，技術結果也不要求絕對精確，只要滿足實用需要，在某一誤差范圍內得出具體的數值即可。尤其是，表達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科學語言的是可傳達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數學符號書寫和記載的，科學共同體實際上是科學語言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使用相同的詞匯表或詞典。可是，在技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有些技術事項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或數學符號表達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圖示、模型、樣品等來說明。更為歧異的是，不少屬于技術的技藝、訣竅之類的東西根本無法用語言解釋和傳達，也無法從書本學到手，只能像師傅帶徒弟那樣，邊干邊學，邊觀察邊體味，才能逐漸達到心領神會、游刃有余的境界。此類知識就是波蘭尼所謂的“私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或不可言傳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后者也可譯為“意會知識”或“默會知識”——技術知識的某些分野就歸屬這樣的知識。

（10）從最終結果上看，科學研究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關于自然的理論或知識體系，技術活動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學成果是人類精神的非物質成就，而不是設計和生產的物質成品。史蒂文森斷定，科學不是技術，它不在于器械的發明。科學的中心關注和最終結果是knowing what即真理的知識，與knowing how即如何做的技術知識相對。當然，這兩類知識是相互關聯的，尤其是在現代。 沃爾珀特斷言，科學的最終產物是觀念和信息，也許是在科學論文中；技術的最終產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說鐘表和電機。與科學不同，技術的產物不是針對自然實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價值衡量的。 巴薩拉（Basalla）道同志合：“雖然科學和技術二者包含認知過程，但是它們的終極結果是不同的。創新的科學活動的最后產物最可能是寫成的陳述、科學論文、公布的實驗發現或新的理論見解。相對比，創新的技術活動的最后結果典型地是對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錘、鐘表、電動機。”

（11）從評價標準上看，對科學的評價以是非正誤為主，以優劣美丑為輔，真理和審美是其準繩；對技術的評價是利弊得失、好壞善惡，以功利和價值為尺度。沃爾珀特一言蔽之：“技術的成功與欲求和需要有關，而科學的成功依賴于與實在符合。” 對此，多爾比論述說，就作為知識形式的科學和技術而言，二者之間的關鍵區分是，技術借助于實用標準“它奏效嗎？”評價，而科學知識則借助于“它為真嗎？”評價。他繼而指出：

對技術和科學而言，成功的標準依然是不同的。在技術中，成功與起作用的產品、尤其是與在目前市場條件下在商業上的產品俱來。相對照，在科學中，成功的標準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為真。

（12）從價值蘊涵上看，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大體上是價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說其本身僅蘊涵為數不多的價值成分；而技術處處滲透價值，時時體現價值，與價值有不解之緣。莫爾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他說，真正的科學知識在倫理的意義上是善的，而在技術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項技術成就，必然使人又愛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夠或善或惡，技術必然是雙刃工具。盡管把已知的技術成就分類為善或惡從來也不是確定的，但是任何一項給定的技術總是在倫理上能夠分為善或惡，這取決于人心中的目的，取決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邊界條件。 邦格詳細地陳述了他的觀點：對科學家來說，所有具體對象都是同樣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價值問題。技術專家卻不是這樣：他把實在分為原料、產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無用之物），他最珍視產品，其次是原料，最輕視其他部分。技術知識和技術活動的價值準則是與純粹科學的價值中性相對立。技術專家凡事都要衡量其價值，而科學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動和成果的價值。科學家甚至以擺脫價值觀念的方式去處理價值問題。 雖然基礎研究作為心理過程的評價，它也做出價值判斷，但是這完全是內在的：它們涉及科學研究的要素，諸如資料、假設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工程技術專家不僅做出內在的價值判斷，而且也做出外在的價值判斷：他評價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礎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尋求新知識，是不涉及價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當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時，才涉及道德，工程技術專家恰恰在這里有份兒。他們應該遵守可以稱之為技術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的東西：

轉貼于 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不會危害公眾幸福的工程，應該警告公眾反對任何不能滿足這種條件的工程。

（13）從遵循規范上看，科學遵循的規范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cepticism）；技術的規范與此大相徑庭，它以獲取經濟效益和物質利益為旨歸，其特質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專利。波蘭尼看到這種天壤之別：“科學知識與技術操作原則之間的不同被專利法認識到了。專利法對發現和發明做了鮮明的區分。發現增加我們關于大自然的知識，而發明則建立一個服務于某一得到承認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則。” 普賴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著科學和技術之間最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種對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學上只要你第一個發表了，你就打敗了其他人。通過發表來表明你對知識產權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議的是，你的發表越公開，你的產權要求就越安全地為你所獨占。在技術上則是另一回事。當你做出發明時，你必須為其取得專利，你必須防止工業間諜的竊取，你必須看見它遠在能夠被競爭者復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來并銷售出去。在技術上你得用通常的保護方法來確保你的私有權。

他進而揭橥，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從哲學意義上看，即使科學是對規律的一種概括和發明過程，自然卻非常強烈地表現出似乎只有一個世界可以被發現，如果波義耳沒有發現波義耳定律，那么必然會有其他人去發現。但是，技術中的大部分競爭比在科學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術是一種文明所獲得的，而科學則讓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規定而不是人的大腦所擁有的。

（14）從職業建制上看，科學和技術無疑是相互滲透的，并且經常看上去好戴著同一頂帽子或穿著同樣的實驗服裝。但是將兩者混淆起來的做法是把表面的東西——例如機構聯合——當成了深層的東西 。在科學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是以思想型、理論型、動腦能力見長的研究員和教授；而在技術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則是以實踐型、經驗型、動手能力見長的發明家和工程師。前者的建制實體是國家科學院、科學各學科研究所、科學學會、綜合大學的科學研究機構等，后者則是國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機構、工程學會、工業部門的研究所、工業實驗室、高技術開發區的企事業單位等。不同的職業建制也體現在人才培養模式的差異上。科學人才的培養主要在綜合大學的理科院系和科學研究所進行，注重理論知識、概念辨析、數學基礎、邏輯推理的訓練；技術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業研究所和實驗室培養，偏重專門技能知識、數值計算、實際操作的訓練。盡管這兩種角色可以轉換，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轉化總得有一個學習和適應過程，而且“雙肩挑”的人畢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類人物也是有所側重的。

（15）從社會影響上看，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遠的，而且各自作為子文化，都是文化進化的重要推動力，顯示出很強的文化滲透性 。但是，二者的社會影響無論如何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科學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的社會影響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靈，促使人更新觀念、提升素質、完善人性，而它對政治、經濟、軍事、環境和生態基本上沒有直接的影響。技術則不然：技術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態出現的，它對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是間接的，但是卻直接作用于社會的其他各個方面，其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兩重性。反過來，由于科學自身的本性，社會對科學的影響較小、約束力弱，但是對技術影響很大、約束力也強烈得多。

（16）從歷史沿革上看，技術的歷史是古老而漫長的，可以說從原始人打制第一塊石器時就開始了，而科學的歷史沿革是相當短暫的，至今不過三百余年的歷程，即使把科學的萌芽時期計算在內，也僅僅有兩千多年。與技術的歷史相比，科學的歷史短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此外，技術依賴于科學的時間，就更為短暫了 。沃爾珀特對此印象深刻，他進而還洞察到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相互影響的不對等性，以及科學起源與技術起源在特點上的差異。他說，在確立科學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識的和反直覺的）時，必然要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做出區分。區分的證據主要來自歷史。技術比科學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數成就——從原始農業、陶器的燒制、金屬的冶煉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機的發明——無論如何是獨立于科學的，直至19世紀科學才對技術產生影響（合成染料和電氣工業）。這些技術基于常識和經驗的實踐手藝，而實踐取向無助于純粹知識。技術的歷史大都是無名的歷史，這再次不同于科學。就觀念和器械而言，歷史上的科學嚴重地依賴可以得到的技術，技術對科學有深刻的影響，反過來，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認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科學在希臘的起源就呈現出特殊的意義。科學的特殊本性對科學僅僅一次出現負責。往往被認為是科學家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熟練的工程師，對科學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他們的哲學是神秘主義的。容許科學在西方得以發展的，也許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 史蒂文森也明確地意識到，與科學不同，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對一直存在的每一種人類文化是共同的。與技術不同，科學并不是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或在每一個文化傳統中都存在。

（17）從發展進步上看，科學和技術都具有發展進步的性質，在這一點它們與文學、藝術、哲學不盡相同。但是，它們二者在發展進步的特點上判若黑白。列維特揭示，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科學與作為在社會、經濟、歷史中展開的技術的邏輯，是很不相同的，盡管這兩個建制看起來并肩前進。關鍵的差別在于，科學——仍然是指對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確是邏輯的，無論是作為一個過程還是作為已經完成的提煉過的理論結構。科學的發展結構基本上是樹枝狀的，即新的知識分支不斷從老的枝干上生長出來，盡管在更深的層次上是一體的。與之相比，技術展開的機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長點和結點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難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加以概括。關鍵人物可以是科學家或工程師，但也可能是行政領導、官僚、銀行家、軍官或政治家。技術的進步、后退、停滯或分叉看起來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邏輯。 沃爾珀特指出驅使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動力大相徑庭：對技術來說，它是市場的需求或進展中的技術“造成”的需要。情況似乎是，發明活動是受發明的預期的價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時即是發明高峰——科學往往不是這樣的。 斯科利莫夫斯基（H. Skolimowski）認為，二者進步在目標上各行其是：與科學進步的目標在于接近真理相對應，技術進步的內在目標在于提高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在具體的技術實踐中表現為精確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稱效率性）。 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盡管科學知識單元在進化過程可能出現復雜和多樣的局面，但這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它最終必將趨向簡單性和惟一性。可是，技術物品的單元在進化中趨向復雜性和多樣性，各種用途的錘子，各種大小和型號的扳手、螺絲，各種面料和花色品種的紡織品，各種配方和商標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分離的，科學大規模地轉化為技術的高峰時期也寥寥可數 ，可是在現代，科學趨于技術化和技術趨于科學化也是不爭的事實。為此，斯平納提出認知-技術合成體（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現實化的科學（realized science）的概念 ，拉圖爾甚至和盤托出了“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 。這種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思想是后現代主義的主題思想之一，誠如福曼（P. Forman）所言，技術取向的科學（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以及科學取向的技術（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其范圍之廣和力量之大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后現代性之結果。 為了說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密切關系，人們提出了諸多說明模型，例如“線性模型”、“舞伴模型”、“雜交模型”等。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處，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線性模型似乎簡單化了一些，把科學和技術復雜、多變的關系描繪得過于徑直，而且易于引起技術神話。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學和技術互動過程簡單化之嫌，同時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和技術不僅可以跳雙人舞，而且有時也獨舞。雜交模型把科學和技術視為一個新的綜合體，這實際上已經使二者一體化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盡管這種一體化是部分的一體化而非整體的一體化。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比較周全的觀點也許是：

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但并非一體化；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但并非決然對立；科學和技術有時是互動的，但互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互動的過程錯綜復雜，而不是線性的和一義的。

參考文獻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49， Chapter X.

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頁。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231~270.

柯拉赫：工業的科學。戈德斯密斯、馬凱主編：《科學的科學——技術時代的社會》，趙紅州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頁。

H. Rapp：技術哲學（上），張彩云譯，上海：《世界科學》，1989年第1期，第54~57頁。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話語。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張立中譯，北京：《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頁。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 210.

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頁。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1~15.

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7.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 165.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9.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pp. 1~15.

國人有意或無意地把科學視為“生產力”和“財神爺”，國人習慣于或集體無意識地把“科學和技術”稱為“科學技術”、進而簡化為“科技”，就是這種現狀的生動反映。有趣的是，這種狀況在東鄰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國，把科學和技術看做同質的東西，在各種場合把‘科學技術’歸攏在一起使用。像現在這樣的科學發現經過不了多久就被應用于技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在屢屢經歷這樣的經驗期間，隨之認為科學和技術是水平同質的東西。”參見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吳曉江譯，北京：《哲學譯叢》，1993年第3期，第35~41頁。

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頁。

計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學？——為《科學的智慧——它與宗教和文化的關聯》序，北京：《民主與科學》，1998年第2期，第35~37頁。李醒民：有關科學論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20~23頁。李醒民：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北京：《光明日報》2003年4 月29日，B4版。Xingmin 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Simply Equal to Sci-Tech? in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May 2003， Vol.1 No.2， pp.87~89.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D. W. Hill， The Impact and Value of Scienc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Hutchinson’s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cations， Chapter 1. n. d. 順便說說，V.布什的下述言論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問題的理解：科學具有簡單的信仰，該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該信仰，是人學會理解的特殊榮幸，這是他的天職。為理解而認識是我們存在的本質。參見Vanneva Bush， Science Is Not Enoug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67， p. 191.

卡拉普賴斯編：《愛因斯坦語錄》，仲維光等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頁。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294~295.

李醒民：學術科學可以被計劃嗎？北京：《學習時報》，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該文以較多的篇幅發表在上海：《社會科學報》，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遺憾，現今的一些編輯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隨意對稿件大刀闊斧地腰斬或刪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實感無可奈何。對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吳國盛教授主辦的“北京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網站閱讀和下載。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版，第203頁。

內森、諾登編：《巨人箴言錄：愛因斯坦論和平》（下），劉新民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頁。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戴建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頁。

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頁。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3.

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頁。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說法：現代自然科學“是在技術理性所構成的地平面上產生和展開的”，它“具有內在的工具主義的特點”。眾所周知，在科學的起源中，理性傳統和工匠傳統兼而有之；在科學的發展中，科學內在的理性邏輯和人的純粹理性一直是強大的動力。縱觀整個科學史，對科學家來說，“為科學而科學”的思想始終具有巨大而誘人的魅力。

E. Bellon， A World of Paper， Sdudies on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MIT Press， 1980.

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第96~97頁。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2.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2.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169~170， 183.

H. Mohr， 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Verlay， 1977， Lecture 12.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

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第271頁。

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61~163頁。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第171頁。

邦格厘清了一種誤解：“經常有人認為，技術與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對立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是對技術過程尤其是對革新性技術過程的理論豐富性完全無知的表現。……事實上，技術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組成部分，它與整個文化的其他各個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現代文化中，只有技術和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與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體地說，技術與系統的哲學的幾個分支（邏輯、認識論、形而上學、價值論和倫理學）都有很強的相互作用。”參見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海森伯對此有具體的說明：從18世紀和19世紀初起，形成了一門以發展機械操作過程為基礎的技術，這起初只是舊手工工藝的發展和擴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機得到應用以后，技術的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但是，19世紀后半葉出現的電工技術，使得技術與舊手工工藝的聯系已經不復存在，電力這種自然力的開發不是來自人們的直接經驗，而是基于科學理論。參見海森伯：《物理學家的自然觀》，吳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版，第6~7頁。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p. vii， 24~30.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5.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第171~173頁。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頁。

普賴斯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科學，而技術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技術。技術專家用的科學大多數是他們在學校學習和大眾知識中的科學，而科學家用的技術大多數是伴隨他們成長起來的那些技術。兩者之間的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現在很少的時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歷史山脈的高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有一種從工匠技藝狀態向新型科學儀器的有力轉換，它使科學從古代狀態突破而獲得爆炸性的增長，并帶來現代的實驗傳統，帶來望遠鏡、顯微鏡、氣壓計、溫度計、抽氣機和各種靜電機械。在我們這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水平，主要通過物理學——特別是愛迪生的電學——科學找到了它回報技術的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并沒有給技術許多幫助，但偶爾你會遇到像晶體管和青霉素這樣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規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標準去判斷科學家。不能以晶體管的特例去判斷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承認科學和技術大體上是只有松散聯系的系統，人們的動機目的甚至訓練都非常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這在理智上是沒有什么困難的。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70~171頁。

H. F. Spinner， The Silent Revolution of R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Ethos”. Revolution in Science， U. S. A.: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88， pp. 19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