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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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現代治理體系 海事系統 水上安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是一個全新的政治理念，不同于行政和管理，最基本的要求是掌舵而不劃槳。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走好海事的發展變革之路，是海事工作者應當研究和關注的重點。下面以“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建設為例，分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海事改革發展的指導價值，嘗試探索如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精神的指引下，扎實開展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建設。

融入改革大局，優化“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建設”定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豐富了國家現代化的內涵，是對改革目標的拓展和延伸。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勢必要求在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重要領域進行突破性的改革。海事系統在執行國家法律、行使執法權力以及實施監督檢查等方面都與國家治理體系密切相關，海事系統的執法行為是“國家水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

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建設是鎮江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鎮江海事落實海事“三化”建設要求的重要實踐載體。在國家治理改革發展的大形勢之下，鎮江海事局應抓住機遇，融入改革大局，進一步優化“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定位。一是加強頂層設計。要立足海事系統改革發展和地方現代化建設的“兩個大局”，按照“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安全監管能力和科技運用能力”總體目標，統籌規劃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建設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和各個要素，擴展目標空間和任務區域，推進各種資源的有效集中，推進各項目標的高效實現。二是夯實履職基礎。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海事管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組成單元之一，全面高效履行海事監管和公共服務職責，也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為此，我們必須引導海事干部職工充分認識到肩負的責任，增強提升履職能力的自覺性，持續提升搶抓機遇、承受壓力、推動發展的綜合能力。三是抓好統籌協調。海事部門作為中央垂直管理的經濟類執法部門，既要全面履行法律賦予各項工作職責，全力確保轄區水上安全穩定；也要立足自身實際和海事工作規律，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找準海事工作與地方發展的最佳結合點，從而推動海事事業改革發展。要圍繞海事工作的使命和地方發展的大局，努力實現爭創“服務發展先鋒區、科學監管樣板區、智能管理先行區”與海事改革發展大勢、地方經濟建設大局的統籌協調和有效對接。

加快職能轉變，扎實推進“服務發展先鋒區”建設

加快政府部門職能轉變，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任務。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合理定位政府職能，要明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權力的邊界范圍。在此基礎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轉變。

海事監管現代化鎮江示范區建設第一個目標就是以“轉變職能、優化服務”為基礎的“服務發展先鋒區”建設。鎮江海事局將圍繞鎮江市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目標，助推臨港物流產業發展，給力長三角區域物流中心建設，推動轄區碼頭對外開放和升等改造，支持新興港區開發和臨港重大項目、涉水重點工程建設，推動船舶海工產業集聚升級，鼓勵并支持航運配套產業發展，促進傳統港口企業向現代物流綜合服務業轉型，服務鎮江水運經濟發展繁榮。一是簡政放權、優化機制?！胺o授權不可為”，在新一輪政府改革背景下，簡政放權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理念支撐和制度取向。海事工作服務航運、服務船員，擁有為數不少的行政審批權力。如何履行好這些權力，事關行政效率和安全效率的提升。推進海事監管現代化示范區建設，我們要進一步優化業務運行機制，提高行政審批項目辦事效率，按要求及時下放行政審批項目審批權，壓縮行政審批時限，優化政務辦理環境。二是發揮作用、促進交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是新一屆政府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發揮海事服務作用，服務水運經濟發展，不是沒有邊界的無限服務，更不是要海事部門介入企業的經營管理。而是要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認識基點，最大限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為企業和地方發展提供政策解讀、法律咨詢和技術指導等公共服務。三是突出重點、提高效能。，簡政放權，簡的是辦事流程，放的是手中權力，要的是辦事效率，留的是肩上責任。只有把“管得多”轉變為“管得好”，把“管得大”轉變為“管得巧”，該放的決不伸手，該管的要責無旁貸，才能達到簡政放權的真正目標。我們海事部門必須在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同時，強化對涉水工程、通航管理、船員管理等重點事項的事中和事后監管，強化安全主體責任的落實，積極完善簡政放權后的管理制度，強化現場管理。

堅持依法行政，扎實推進“科學監管樣板區”建設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意味著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轉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具有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強調限制公權力和合理配置私權利，給予每個個體平等的保護。依法行政，以法治的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治理，方能在轉型時期凝聚改革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科學監管樣板區”建設，就是要以“依法行政”為基礎，加強監管能力建設，提升科學管控效果。堅持以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維推進海事管理，切實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履職，就是海事系統融入“法治中國”建設的最好方式，也是提高海事管理水平的最基本途徑。因此，從“法治”角度抓好“科學監管樣板區”建設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一要更加注重精細化管理。要按照精確、細致、深入的要求，進一步明確部門崗位職責和分工，優化業務工作流程，建全和完善內部規章制度和操作程序，加強協調配合，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工作薄弱環節，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抓緊、抓實、抓細，持續強化重點水域、重點時段、重點船舶的動態監管，不斷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能。二要更加注重綜合治理。“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一直是水上安全監管工作堅持的工作方針。在新的形勢下要充分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對安全隱患實施聯合執法、綜合整治；要積極依靠地方政府開展綜合治理，努力將非法采砂、礙航捕撈等影響海事監管的重大隱患整治工作，由單一部門執法工作上升為地方政府層面的統一行動。三要更加注重經驗總結。要綜合考慮人、船、環境等因素變化對水上交通安全的影響，合理制定水上交通安全監管評價體系。要固化安全形勢分析會等行之有效工作制度，制定并落實針對性事故預防預控舉措。要定期分析形勢，把握規律性，建立和完善長效機制，實現安全監管從事后到事先、被動到主動、經驗到科學的轉變。

加強創新管理，扎實推進“智能管理先行區”建設

加強創新管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它有利于政府部門做出前瞻性決策和預見性應對，有利于政府部門增強自身科技含金量和智能化水平，有利于提升群眾對政府部門的評價反饋和集體監督，對于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提高群眾滿意度都有積極意義。

第2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今后一段時期，我市教育工作的推進路徑是：圍繞“一條主線”、深化“三項改革”、突出“六個重點”。以“人民滿意”為主旨，以“優質均衡”為主題，以“教育現代化”為主線，不斷加大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力度，積極突破制約教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奮力推動我市教育事業新一輪大發展大跨越，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一條主線”。即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現代化包括教育理念、辦學條件、師資隊伍、課程設計、教育管理、教育制度等各個方面的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長期的過程。我市教育現代化建設分兩個階段：到201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20年在全省率先實現現代化，教育綜合競爭力進入全國同類城市先進行列；開展三級創建：創建教育現代化學校、教育現代化鄉鎮、教育現代化縣區;著力點是實現教育“六化”：條件標準化、教育信息化、辦學集團化、教學小班化、管理民主化、隊伍專業化。去年，我市組織開展了首批教育現代化學校創建和認定工作，全市11%的幼兒園、21%的中小學、30%的中等職業學校達到了認定標準。今后，將深入落實市府辦印發的《東營市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按照“整體規劃、分步實施、統籌進行、動態管理”的原則，進一步完善教育現代化建設目標責任制、責任追究制，制定評估標準和實施細則，加強督導檢查，努力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推進機制。

深化“三項改革”。一是改革完善人才培養模式。深入開發實施豐富多彩的選修課程、校本課程、研究性課程，倡導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鼓勵學生創造性思維，增強其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強化體育課和課外鍛煉，改進美育教學，增強學生體質健康，提高學生人文藝術素養。改革完善考試招生制度，研究制定初中學生學業考試改革方案，優化考試方式和內容。穩步提高優質普通高中指標招生分配比例，穩妥推進優質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探索實施創新拔尖人才培養試點。改革完善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制度，明確質量標準，制訂質量監測指標體系，開展質量監測和“綠色評價”。二是改革完善資源配置方式。以科學發展促進教育公平，把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貧困縣區、薄弱學校傾斜，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校際之間的差距，用2—3年時間逐步解決“大校額”、“大班額”、“擇校熱”等問題。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持續加大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力度，完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政策，健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提高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普及水平。以規范管理維護教育公平，通過依法治教、規范招生秩序、“陽光分班”等途徑和措施，不斷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三是改革完善教育保障機制。推進教育綜合改革，制定深化我市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意見，推進中小學、幼兒園、中等職業學校集團化辦學的意見等政策措施。圍繞績效工資分配、教師梯級發展、教育系統人、名師引進、教育附加管理、小班化教學保障等方面，研究制定相關措施。圍繞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鼓勵先行先試，積極突破制約教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最大限度地激發教育活力。

第3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 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多維價值；“二元”結構；“三元”結構

中圖分類號 G71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5）34-0061-05

一、職業教育治理的多維價值

職業教育治理是一個多元主體共治的過程，強調政府、學校、社會等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形成一個多元化的治理格局[1]。職業教育治理價值為職業教育多元主體共治提供了方向和指針，科學的價值導向能夠有效化解各主體在職業教育治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惑、迷茫和失落等問題，通過治理價值的疏導使各主體獲得歸宿感、認同感和方向感。職業教育治理蘊含著多層價值維度，主要包括主體價值、底線價值和終極價值三個層面。

（一）主體價值：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馬克思在《188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教育是實現人全面發展的唯一方法。職業教育作為職業導向性較強的教育類型，其產生的根源在于社會勞動分工，由勞動分工所帶來的專業職業教育對受教育主體具有職業定向影響，容易導致個人的片面發展，最終產生“勞動異化”，這有悖于教育實現人全面發展的理想目標。通過對職業教育治理活動和行為進行引導，最大化地消解受教育者的“勞動異化”現象，同時，要求職業教育治理行為必須強調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著力實現人的自由、全面、多元化發展。因此，職業教育治理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動力源泉，職業教育治理的目標之一就是對人的教育權利訴求作出回應，尊重受教育者的個性，鼓勵多元成才，為學習者的未來發展提供充足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教育自由是每個公民所應享受的權利，教育應當是一個自由的教育[2]。職業教育治理要主動承擔起維護受教育者選擇自由權、表達自由權、學習自由權等的責任，充分發揮學習者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職業教育治理除了維護受教育者的教育參與自由權之外，還應擔負起實現職業教育治理主體的發展自由，發揮職業教育治理的民主活力，尤其要充分維護弱勢主體在多元職業教育治理體系中的利益訴求表達、決策參與和監督權的行使。這樣不僅可以實現職業教育治理自由，同時還能有效規范教育行政行為，防范教育行政權錯位、失位和越位現象的發生。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正處于一種非均衡、粗放式的發展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教育文化權利發展與社會大眾日益增長的全面利益需求相脫節，不利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鑒于此，應通過探索集約型、均衡式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革新職業教育治理理念，以服務于社會大眾的全面利益訴求為己任，提升勞動者的人力資源水平，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底線價值：提升職業教育發展效率，構建職業教育新秩序

提高職業教育發展效率是職業教育治理關注的永恒主題，職業教育發展效率即職業教育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在職業教育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對其進行科學治理能夠實現職業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職業教育運行效率的提升，從而達到更好的產出效果。同時，構建職業教育新秩序也是職業教育的底線價值之一，職業教育新秩序是對傳統職業教育活動或行為的任意性、偶然性、情緒化的超越和否定，也是對職業教育管理活動和運作模式進行科學規劃所達到的一種有序化狀態。

一般來說，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在語義層面具有價值中立性，在不同語境下所表達的含義有所不同，既有正向含義，也有負向含義。職業教育治理所追求的教育效率和教育新秩序無疑是一種正向化的含義，職業教育治理本身就是一種多元化治理，強調多主體參與決策管理，治理過程重視民主化氛圍的營造，使教育決策更加科學，正向的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更容易達到。從另一個視角來看，治理本身也是一個權力分化的過程，職業教育多元主體參與治理雖然達到了對教育行政權的分化，但分權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管理行為的低效，甚至陷入一種無序化狀態，尤其在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表現得最為明顯。職業教育治理涉及到民主與效率、秩序的關系，職業教育治理是教育民主管理的重要表達形式，共同治理與民主管理需要更多的溝通、協商，相較而言，耗時較長，決策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效率損失，遠不如個人決策來得快，但民主是一種制度化、理性化的糾錯機制，其有助于科學決策的達成和實施，為教育發展帶來“長期效率”。因此，維持職業教育發展效率、建立新的教育秩序是職業教育治理必須遵守的價值底線。

（三）終極價值：實現教育的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本質所在，也是現代職業教育治理的終極目標[3]。通過職業教育治理以提高職業教育效能，充分發揮職業教育在促進教育公平中的應有效用。職業教育效能的高低主要以職業教育對于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程度作為衡量標準，現代職業教育要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并緊緊圍繞這兩大發展目標開展教育活動，切實發揮其在促進受教育者個人發展、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方面的獨特優勢，在提升受教個人素養和水平的同時，進一步促進社會發展。

教育公平是時展賦予職業教育義不容辭的責任，平等地接受教育是現代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職業教育治理的終極價值就是實現教育公平。職業教育為擅長技能操作，動手能力較強的個體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體現出教育的公平性價值。同時，職業教育并非會對勞動者的社會階層產生固化作用，而是能夠有效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了很好的技能獲得和利益表達平臺。相比而言，職業教育比其他教育類型更多地擔負起社會“拖底”責任[4]，實現受教育者“體面就業”、“體面生活”是職業教育重要任務之一，其可以讓職業技能人才通過接受更高層次和質量的職業教育，獲得職業晉升的空間，促進底層勞動者向社會上層流動，進一步發揮在促進平等性公平、差異性公平、補償性公平中的作用。

二、職業教育治理的原則指向

（一）本土治理原則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條件、文化環境不同，職業教育發展水平各有差異，因此，職業教育治理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傾向也各不相同，這就要求職業教育治理應做到因地制宜。在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過程中，應緊密圍繞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特點和現狀，充分考慮到我國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文化環境，在遵循本土化原則的基礎上，采取適合我國國情的職業教育治理行為和舉措，以促進我國職業教育治理實踐的深入開展。一是應立足于我國具體國情，在治理中有選擇地借鑒西方治理理論，通過職業教育治理實踐的深入開展，形成具有本土化的職業教育治理模式；二是結合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特點，積極推進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研究的本土化，形成與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相匹配的教育治理理論；三是針對我國區域職業教育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在治理實踐中應充分尊重各個區域的文化特點和經濟發展現狀，有的放矢地采取相應職業教育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實現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總之，職業教育治理應以本土化原則為本，堅持治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形成具有我國自身特點的職業教育治理模式。

（二）權責明確與權力多元化制衡原則

在職業教育發展中，權責不清會導致權力的越位、錯位甚至缺位現象，權責明確是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要求。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要求政府要實現職能轉型，由過去扮演“全能型”角色向“服務型”角色轉變[5]，在職能范圍上也要由傳統的“全能主義”轉向現代的“有限主義”。職業教育治理要正確地處理好縱向和橫向兩種權力，在縱向權力上要明確各個層級部門的權力邊界和職責范圍，避免各層級部門的權責混亂；與縱向權力強調層級相比，職業教育橫向權力比較注重主體性，主要是指職業教育權在政府、學校、社會等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明確職業教育的橫向權力分配要求各主體明確自身的權力性質和作用對象、范圍，以免教育權力在不同主體之間出現濫用或缺位等問題。堅持權責明確原則是職業教育“管”“辦”“評”相分離的必然要求，在權力導向上，政府要發揮好宏觀調控職能，而學校、社會要在職業教育的微觀調控和監督評價中履行好其應有的職責，以促進職業教育的科學治理。

在明晰各個主體權責的基礎上，為了更好地發揮職業教育權力的效用，需要形成權力的多元化制衡機制。權力多元化制衡是實現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想實現職業教育權在政府、學校、社會等主體之間合理配置，必須構建一種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權力運行機制。一方面，權力相互依賴能夠更好地促進多元主體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協作配合，發揮各主體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權利相互制約能夠對各主體的行為起到規范作用，在職業教育治理中達到一種權力平衡，實現職業教育治理效率的“帕累托最優”。在傳統職業教育管理模式中，政府處于權力的中心，獨攬職業教育管理的決策權，學校、社會處于一種無條件服從狀態，政府與學校、社會的關系主要是單一指令性的支配關系，職業教育治理的提出，正是要打破這種畸形關系，形成職業教育的多元化共治格局。在現代職業教育治理理念主導下，職業教育治理要求遵守權力的多元化制衡原則，必須打破政府對教育權的一元壟斷地位，實現職業教育權力配置的多元化，同時，還要保障職業教育資源供給、生產與監督相分離，在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相互制衡的關系，從而避免權力過度膨脹所導致的權力失衡、教育治理失效等問題的發生。

（三）權責非線性轉移與權力重心適度下移原則

權責非線性轉移是職業教育治理過程中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處理職業教育權力分配、權責轉移關系的根本性原則。充分認識權責非線性轉移原則，必須明確職業教育治理權的得失關系并非簡單的“政失即校得”、“政失即社得”或“校社失即政得”的直線對應關系，也不是“權隨責走”或“責隨權走”的線性關聯關系。遵守權力非線性轉移的重要支點是在職業教育治理權責分配過程中打破簡單的線性對應權力關系觀，明確職業教育治理權在政府、學校和社會等主體之間的分配中還存在著一種中間要素，對各主體的權力進行著調節。權力的“得”與“失”并不是一種線性關系，即教育權力獲得者并不一定與教育權力失去者存在直線對應關系，職業教育由“一元”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必然會對政府的教育權力產生分化，政府的權力并不是完全下放給職業院校，而是部分下放給社會主體，如對職業院校辦學的監督權可以由社會專業組織執行。同時，權責非線性轉移并非意味著職業教育權力轉出主體在權力轉移以后就可以免去相應責任，尤其是對政府而言，權力下放并非是責任的下放，政府向學校、社會分享職業教育管理權力，但卻不能向各主體轉移其作為公共教育主要供給者的責任。

教育權力適度下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在不同階段政府對教育權力的集中度也應不同，政府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教育發展水平作出適度調整，在社會發展和教育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政府對教育權的集中度較高，有利于對教育資源的統一調配和管理，發揮教育應有的優勢。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越來越高，學校、社會對教育治理權的渴求日益強烈，政府對教育權力下放和權力重心下移成為必然趨勢。面對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政府應逐步加大對學校、社會等主體職業教育權力重心下移，提高職業院校自身的自主辦學和管理權限，加大職業教育管理權力在社會方面的配比，為社會參與職業教育治理提供充足的空間，充分發揮社會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監督和中介作用。

三、職業教育治理的未來發展路向――實現治理現代化

（一）職業教育治理法律現代化：做好法律建設的“立”與“破”

建立健全職業教育法律體系，為職業教育治理提供法律依據和支持，依法治理是職業教育治理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6]，而健全的法律體系是職業教育法治化的基礎。一方面，加快完善教育法律法規，能夠為職業教育治理行為和活動提供合法化基礎，保障職業教育治理的效率和威嚴；另一方面，完善的法律保障，能夠更好地激發職業教育多元化治理主體的能動性，為深化職業教育改革發展讓渡必要的空間。當前，我國教育法治化建設較為緩慢，難以跟上教育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尤其在職業教育法律建設上表現得更加突出，一是職業教育立法較為分散，主要表現在地方立法較多，遍地開花現象嚴重，導致職業教育法律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不足；二是有關職業教育立法、執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活動還未形成科學的制度規范，職業教育法制運行機制尚未建立等。針對這一現實狀況，為實現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必須加快完善職業教育法律法規體系，在職業教育法律建設上適時做到“破”與“立”。“破”主要指打破舊有落后的法律法規束縛，對不適應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相關法規及時進行更新、修訂或刪除。“立”強調新法條、規章的編纂與實施，特別是圍繞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適時將那些已經經過實踐檢驗的較為成熟的職業教育治理制度、政策、文件上升為教育法律，為職業教育治理提供堅實完善的法律后盾。同時，還要根據不同職業教育治理主體的特點、任務、要求，建立健全規范各個治理主體行為的法律體系，進一步明確各治理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為職業教育多元治理主體之間互動、協作、溝通關系的建立和維系提供法律制度支持。

（二）職業教育治理結構現代化：由“二元”向“三元”結構轉變

自亞當?斯密強調發揮市場這雙“無形之手”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以來，以“政府、市場”為主導的“二元”結構范式引領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統治框架[7]。隨著20世紀80年代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的興起與發展，為政府的政治統治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管理范式，以“政府、市場、社會”為主導的“三元”治理結構初現雛形，有效解決了單一依靠傳統國家管理、市場調節所導致的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在治理方式上由傳統的政府“一元”管理向“政府、市場”二元結構治理轉變。職業教育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在職業教育治理方式上需要由過去的“政府壟斷”發展到現代的“多元主體協同”。根據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必須對政府的職業教育治理權力和職能進行重新配置，在治理理論指導下，實現政府從“政府壟斷”向“政府主導”的治理職能轉型，打破壟斷，在發揮政府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職能的基礎上，引入市場競爭和社會多主體參與，實現政府與市場、社會的有機結合，從“碎片化”的政府壟斷模式轉變為網絡型多元治理模式。

治理結構現代化是實現職業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構成要件[8]，加快推進職業教育治理結構現代化必須按照“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的思路開展，在職業教育治理范式上由“政府、市場”為首的“二元”結構轉向“政府、市場、社會”共同治理的“三元”治理結構。構建職業教育“三元”治理結構要注意合理運用各方之力，發揮各個主體的最大化優勢。首先，促進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必須合理運用政府之“力”。面對當前政府在職業教育治理中存在“拉力”、“阻力”過大，對職業院校自主辦學行政化干預過強的現狀，必須重構政府的職能權限，合理運用政府之“力”，通過政策引導，制定實施旨在引領職業教育發展的教育政策，變“拉力”、“阻力”為“推力”、“引力”，為推進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其次，促進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必須有效凝聚社會之“力”。社會參與是推動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力量，職業教育治理要求職業院校要主動面向社會、融入社會，積極吸納社會主體的參與，這也是促進職業院校由封閉管理走向開放治理的必由之路。第三，有效整合職業院校內部資源，提升職業院校自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形成治理“合力”。職業院校內部治理結構和狀況對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實現產生直觀影響，深化職業院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調整職業院校內部組織結構和管理運行機制，充分調動職業院校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以達到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集合效應。民主化作為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指向，保障廣大師生參與職業院校治理不僅是民主化的重要體現，更是推進職業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要求，因此，培養師生共同參與學校治理的意識和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職業教育治理模式現代化：“管”“辦”“評”相分離

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離不開多方主體的協助和配合，需要厘清各主體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權責關系，積極探索“管”“辦”“評”相分離的職業教育治理模式[9]，促進職業教育治理向現代化轉向。政府作為職業院校的主辦者，需要由過去的微觀直接管理走向間接宏觀治理，治理重心應放在職業教育相關的政策法律建設上，同時，還要履行起監督職業院校辦學行為，為職業教育發展營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等重任。職業院校作為教育教學活動的執行主體，應落實好自主辦學定位，做好發展規劃，實現獨立自主發展。社會專業組織作為“評”的主體，應發揮出職業教育評估中的作用?？傊肮堋薄稗k”“評”相分離是職業教育治理走向專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各主體在職業教育治理中各司其職，切實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共同為實現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這一共同目標努力奮進。

首先，政府在職業教育管理中應扮演好“掌舵者”角色，掌握好管理的“度”?！罢贫嬲摺苯巧笳畱鲃映袚鹪诼殬I教育治理中的“指揮者”、“教練員”職責，負責制定和完善職業教育相關的政策制度，指導和監督各方職業教育治理主體的行為，充分發揮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宏觀調節作用，更好地引領職業教育發展。其次，職業院校要不斷強化辦學自主性，提高“辦”的特色和水平。當前“管”“辦”“評”相分離的教育治理模式改革，為學校的自主辦學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職業院校應抓住改革機遇，變“被動”為“主動”，充分利用教育行政部門所下放的權力，消除對教育行政機構的習慣性依賴，提高自主辦學意識和學校領導者的院校治理水平，進一步激發學校的創造活力，促進職業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最后，發揮社會組織在職業教育評估中的專業優勢，提升“評”的科學性和透明度。與政府相比，社會專業評估組織不僅相對專業，而且作為第三方機構獨立性較強，對職業院校的評估也更為客觀、科學。因此，應積極探索以非政府組織為首的社會專業評估結構作為教育評價的主體，政府應積極向社會專業組織授權，深入推進職業教育治理的“管”“辦”“評”相分離，由過去政府主導下教育評價向由政府、社會專業組織、公眾等多主體相結合的多元評價方式轉變，使社會專業組織和公眾真正享有并掌握教育評價權和監督權，進一步推動職業教育治理的民主化進程，最終實現職業教育治理現代化。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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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彩波，陳亮.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素及其表征――基于“價值多維性―主體層次性―方法復合性”的分析[J].江蘇社會科學，2015（4）：113-120.

[3]褚宏啟.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J].教育研究，2014（10）：4-11.

[4]楊清.區域教育治理體系現代化：內涵、原則與路徑[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5（5）：131-136.

[5]王珊，蘇君陽.走向現代教育治理的教育管理權力重構[J].現代教育管理，2015（5）：27-31.

[6]張建.教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標準、困境及路徑[J].教育發展研究，2014（9）：27-33.

[7]范逢春.國家治理現代化：邏輯意蘊、價值維度與實踐向度[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86-94.

第4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一）治理的含義及特點 

治理，英文為governance①①也有學者如毛壽龍等，將其譯為“治道”。，是當今流行的一個概念，源于拉丁文，意指“操縱、掌控”，在公域和私域廣泛使用。在傳統政治學、行政學英文文獻中，該詞尤常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替使用，包涵以下幾層涵義：“一是存在著一整套正式的組織機構，它擁有對同一社會中的其他組織和團體的強制性權力，而且，這種強制性權力得到其他組織和團體的承認。在現代社會中，這套組織機構就是政府；二是在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或處理方面，政府擁有最終的決策權，同時也承擔最終的責任；三是雖然政府可以采用不同的行為方式，但這些行為的實質性效力取決于政府強制力的存在，政府活動的過程就是權力的運用過程。將上述涵義落實到公共行政上，公共行政就成了政府機構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的壟斷性和強制性的管理活動。”[1] 

然而，西方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通過二十世紀的發展實踐已經意識到，單純依靠國家和市場手段都無法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面對國家和市場機制的雙雙失效，人們開始轉而尋求新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于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治理一詞被國際組織、學術團體、民間組織等頻繁使用，并且其涵意已大大超出統治的涵義。正如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詹姆斯N·羅西瑙所言，“治理與政府統治并非同義詞。盡管兩者都涉及目的性行為、目標導向的活動和規則體系的含義，但是政府統治意味著由正式權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動，以保證其適時制定的政策能夠得到執行。治理則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克服挑戰而使別人服從。換句話說，與統治相比，治理是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現象。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隨著治理范圍的擴大，各色人等和各類組織得以借助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并實現各自的愿望”[2]。也就是說，治理不再是統治的同義語，相反它標志著一種不以強制力為依托，強調協商、互信、平等、自主、合作，以政府、企業、社會、個人為共同參與主體的新的管理過程或方式的產生。于是，圍繞治理這一核心詞匯，一種新型公共行政理論——公共治理理論便應運而生。 

（二）現代化治理的特征 

對于治理的界定，學術界尚難達成一致。然而，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極具權威性和代表性：“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3] 

此外，格里·斯托克所提出的五個論點進一步揭示了治理的特征，并且比較完整地概括了目前對治理理論進行研究的各種觀點。 

1.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它認為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式各樣的公共和私人的機構只要行使的權力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 

2.治理理論明確指出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答的過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責任方面的模糊之點。它表明，在現代社會國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獨自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公民社會，即各種私人部門和公民自愿性團體，這樣，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和責任便日益變得模糊不清。 

3.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動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進一步說，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須依靠其他組織；為達到目的，各個組織必須交換資源、談判共同的目標；交換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各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于游戲規則以及進行交換的環境。 

改革論壇每個欄目名稱宋心然：依法治國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幾點思考4.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這一自主的網絡在某個特定的領域中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威，它與政府在特定的領域中進行合作，分擔政府的行政管理責任。 

5.治理意味著辦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僅限于政府的權力，不限于政府的發號施令或運用權威。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還存在著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政府有責任使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4] 

第5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城市現代化；社區建設；公共精神

一、現代城市社區建設和公共精神培養的價值關聯。

社區是我國城市管理實施“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行政框架內最基層單位，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戶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基層單位實體漸漸分化和消解，原來傳統的“單位人共同體”“地域人共同體”已漸漸變身為“社區人共同體”。 現代社區共同體是由來自于不同地域環境和行業的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差質人口所組成的， 特別是長沙作為省會和中部發展快的城市，吸引了來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國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參與長沙現代城市的建設，這些不同異質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區，因為個體差異降低了鄰里關系情感認同，增加心理上誤會和矛盾，其認同危機影響社區共同體建設。加之社區行政化傾向導致居委會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簡單，社區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動性參與社區事務，隨意性大，導致居民對社區事務參與意識淡薄，社區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視，影響社區公共精神提升。

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各級部門越來越受重視社區建設。在城市化進程中，長沙城市化快速發展拆解原有的地域關系紐帶，單位集體記憶和情感歸屬日漸遠去，個人與社會關系網絡發變化。為適應長沙新形勢社區建設需求，培育社區公共精神以促進社區建設與和諧發展，進而提高長沙市基層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此課題研究具有重要實際意義。

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概況

（一）西方：學術界針對社區研究有的兩種不同傾向：

①一種是針對城市社區中鄰里關系變化進行研究所形成兩種對立的社區消失與繼存的理論。以滕尼斯、韋伯等社會學家為代表的社區消亡論和以美國社會學家甘斯、劉易斯為代表的“繼存論”；。前者認為社會分化結果是人們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差異增大、社會認同感降低使得傳統社區存在基礎喪失。后者認為認為傳統社區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過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與外面的世界并無多大影響。②另一種是社區解放論。費舍爾、費爾曼和雷頓在20紀70年代運用社會人類學網絡研究的理論研究城市社區的變化。強調現代城市社區人際關系應從地域局限中解放出來，有應該更廣網絡，開啟了新的網絡研究視角。

（一）國內在中國社區概念的研究上：、吳文藻等人創立了“社區”概念和研究社區的范式。對社區研究近年來有幾種不同觀點：

①，社區共同體包括地域性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精神的共同體，社區精神文化是從生活共同體提升到精神共同體的關鍵。社區自身就可以實現自我管理、教育、服務、約束來實現社區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是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對人們共同生活行為準則、規范的認可，并體現于行動上的遵守和執行。從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關心公共利益的態度和行為方式。有的學者認為它是超越個人狹隘界限和個人直接功利目的關懷公共事務的精神境界和行為態度，它孕育并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架構和文化土壤當中，并不斷地影響、修復、變遷著特定的社會結構。有的學者認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類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類內心深處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觀念，態度和行為取向，以公共性作為價值基石，表現為社會成員對公共事務的積極關懷和參與，對公共生活的熱情融入和，對政治社群的虔誠認同和歸屬。

綜合來看，國內外這些學者的相P研究，對課題組展開社區共同體建設與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頗具借鑒價值和啟發意義。國內著名學者如秦宣、韓慶祥、張雷聲、劉書林等近年來也高度關注城市化社會發展、共同體建設和核心價值觀提煉與培育等問題，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會發展的諸多重大問題，其觀點不僅為此課題開啟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國內外研究尚存在些許不足和遺憾：①側重社區共同體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綜合性的研究；②；對應到長沙社區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徑研究還較缺乏；③長沙社區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評價指標體系缺乏研究。

三、長沙社區建設中公共精神的現狀分析

長沙作為省會和中部發展快的城市，吸引了來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國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參與長沙現代城市的建設，這些不同異質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區，因為個體差異降低了鄰里關系情感認同，增加心理上誤會和矛盾，其認同危機影響社區共同體建設。加之社區行政化傾向導致居委會工作模式單一、工作方法簡單，社區居民大多是被動性參與社區事務，隨意性大，導致居民對社區事務參與意識淡薄，社區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視，影響社區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區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養獨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義、社會責任、社會公德、自控自律意識六個方面。但是長沙社區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現狀：

首先是社區意識比較單薄，從而存在對社區的認同危機，從1996年至今長沙實行單位住房貨幣化，原單位的福利房通過房改后成為人們有使用權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單位人，后來隨著房地產的飛速發展，人么需要換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現將原有從單位購買的房子進行轉手買賣，這樣使得原來的單位人集中居住的狀況變為各種外來人員雜居的現象，這樣彼此因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區成分相對復雜起來。經過對社區居民的100份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其中因為鄰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門對門也不往來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為工作的時間不一，有20%的問卷說幾個月都沒看見鄰居。這樣一來，因為居民間彼此陌生，對房前屋后和樓道的的公共衛生、共有園林的保護等公共環境也漠不關心，缺乏對居住環境的愛護和維持的公共情懷，亂放亂丟垃圾的現象常見。鄰里之間缺乏相互幫扶和相互關照的共同意識，還因為出租房客的成員復雜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習慣，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溝通難度。這種復雜情況得鄰里相互很難融入在一起，引發了社區共公共精神的認同危機。

其次社區居民公共參與公共活動的自覺度不多，更難得經常性開展。為了增加社區粘合度和凝聚力、增進交流和鄰里情感，即使有社區熱情發動居民一起參與的社區公共活動，也常出現參與度很少，多數居民抱著看熱鬧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尷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區建設的困境：社區主體、社區自治、社區服務、社區參與、社區文化等困境。

社區主題因為社區主體的結構先對變化，原來有單位管理的變成了社區自治，社區管理機構一般帶有政府行政性，社區劃分不夠合理，管理的區域比較大，人員與管理區域不匹配，加上社區工作人員素質偏低，工作方法簡單、宣傳較少，基礎設施不足，提供的服務還不能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供給缺口大；加之社區機構與政府和住區物業管理理順不足，一有問題，就是“臨時抱佛腳”，解決問題也是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沒有形成規范的社區管理機制。城市社區的行政化嚴重常常限制了社區自制能力的發揮。

最后社區法制建設滯后，與社區配套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社區建設的運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環境。導致社區生活、社區服務、社區公益保障、社區的公共精神的加強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動難以開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難以普及。

（二）是長沙城市現代化建設中需要加強社區公共精神的構建。

隨著長沙城市的發展現代化，長沙市政府確立了“建設國家級中心城市”的宏偉規劃，迫切需要加快長沙城市的的現代化建設體系；而作為長沙城市建設的的重要內核構成細胞就是的社區建設，可見社區現代化建設尤為重要。而社區公共精神的缺乏現狀與現代化社區建設是極其不協調的，所以加強對社區建設，重點是社區公共精神建設，才能帶動公共意識、公共服務、公共設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諧，構建和諧的現代社區。社區公共精神的建設對策和路徑有如下幾點：

1、營造濃厚的社區意識，搞好社區服務，增強社區居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建立社區通信錄和社區現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強社區公共活動的廣泛性，提高消息發散性和居民知情權，擴大活動的居民參與度；建設齊全社區公共服務設施。

2、理順社區建設管理體制，加強居民自制組織建設，爭取處理好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和物業之間關系。加強社區法制建設和立法工作，重視社區制度化建設。爭取處理社區和政府行為之間的聯系，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選撥優秀的專業社區管理和服務人員，提升社區管理質量，引導居民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

3、社區要加強所轄居民區的物業和業主委員會之間的聯系和溝通，通過協同合作加強社區建設，發展社區服務，增強社區服務的多樣性、社會化和產業化。

4、推社區管理創新，加強社區民主自治。學習廣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區公共精神建設的經驗。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社區與非政府組織的物業和業主委員會為主體的社區管理體制，突出政府的服務職能，形成以民生為重點、以服務為導向的公共服務體制，豐富社區建設的服務內容的寬度和廣度，構建以兒童入園、一站式醫療服務和康復、學習和生活娛樂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務體系。按權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則，制定法律法規，協調社^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達機制，充分發揮老齡群體對公共精神余熱的作用。重視大學生公共精神。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彰顯社區管理善治理念、構建地域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意義共同體、加強行政性復合與自主性合作、結構異質性與社區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組織體系和氛圍。

6、加強社區的資金和人才投入，設立社區服務基金，大力培養非政府的社會服務組織，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支持”為輔的多元體制。

7、加強社區隊伍建設，推進社區人員向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發展，從而推進社區公共精神建設。充分發揮黨和政府引導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轉變維護和體現了社區共同體及其成員的自主性。培養社區意識，重建公共精神，這也是社區核心和關鍵。充分發揮居民公共精神與社區意識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建設一個充滿尊重、關心和愛護的和諧社區，是解決認同危機的關鍵。讓公共精神成為是社區建設中不可估量的無形資產。

第6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 鄉村教育 治理困境 突破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識碼：A

在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著學生大量外流、學校大量撤并等諸多挑戰，如何保障鄉村兒童就近接受有質量的教育是鄉村教育發展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

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困境

1.1治理價值取向的偏失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鄉村逐漸走向了衰落，鄉村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逐漸淪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現了“鄉村教育城市化論”的價值傾向。該觀點認為，伴隨著“新派”教師充實到鄉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現代化”的教學設計和方法使得傳統的鄉村教育逐漸喪失了鄉土本色；大量鄉村學校、教學點的撤并，使得鄉村學校存在的空間場域發生了位移，隨著大量鄉村學校向城鎮的集中，鄉村學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場域受到了劇烈的沖擊；伴隨著現代性知識對地方性知識和鄉土知識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識選擇機制導致在教學知識體系中，鄉土知識被無情地淹沒和遺忘。因而，無論是知識體系、課程設置、教學過程，還是整個校園環境都與城市教育別無二致。鄉村教育的城市化論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現代的，代表著人類的未來發展方向，鄉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著力改造的對象”為前提假設，本身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忽視了鄉村教育的歷史基礎、鄉村社會的客觀事實以及鄉村教育的本體價值。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現代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也滋生了破壞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覬覦，人類主體性的喪失、精神世界的荒蕪等使得人類開始反思現代文明的價值，并在傳統文化和鄉村文明中尋找治愈現代性后果的處方。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鄉村文明的獨特價值和文化底蘊，以及鄉村教育之于鄉村社會乃至人類世界的重要意義。因此，在鄉村教育的建設和發展中，出現了“鄉村教育特色論”的價值取向，即認為城鄉教育的發展歷史和現實背景是不同的，鄉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資源和獨特優勢，鄉村兒童的生長空間和個體經驗也不同于城市兒童，因而鄉村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應有別于城市教育，鄉村教育發展必須以堅守傳統鄉村文化為前提，審慎利用現代文明和技術。

1.2治理主體的單一化

一方面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無論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是教育質量的監測和評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缺乏讓教師、學生和家長參與、商議和合作的意識，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群體并未進入管理者的視野，遑論參與鄉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為鄉村教育的真正實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關者，教師、學生和家長亦沒有作為真正的主體參與鄉村教育治理，這不僅緣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條件，更在于其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主體地位，也尚未萌生過參與鄉村教育治理的主體意識。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單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為了鄉村教育治理的客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講，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單一化有助于相關政策的傳達和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達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有利于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體的單一化，勢必造成視域的狹窄和思維的封閉，導致對現狀的掌握和問題的剖析不夠全面和深刻，從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負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鄉村教育治理力量條塊分割，較為分散

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主要負責鄉村教育管理和發展的相關政策的制定、監督和評估，各類鄉村學校則是在制度框架范圍內，按照教育部門的政策和文件開展教育教學活動，鄉村社會組織很少參與到鄉村教育活動中，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則成了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他者”，遠離鄉村教育治理實踐。因此，由于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缺位，導致了鄉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鄉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和持續性

鄉村教育治理不僅需要系統的頂層設計和完整的框架體系，而且要求相關政策的執行具有銜接性和連續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導致在鄉村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現象和問題導向的線性思維，缺乏對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性考量和系統化設計。

1.3.3鄉村教育缺乏協同、商議與合作

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導致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各類教育主體的視域僅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僅僅關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各類學校組織則將重心放在教育教學活動和日常管理上，社區機構則幾乎不參與鄉村教育治理。此外，在鄉村教育資源的配置與利用過程中，由于各類教育主體缺乏協同和互動，導致教育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如撤點并校運動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學點被停辦，留下了大量閑置的教育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于鄉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各級管理機構的分割和教育組織的封閉，導致這些閑置資源并未獲得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現代化

（1）鄉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礎。一切鄉村教育治理必須遵循國家憲法和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德治的作用，促進法治和德治的有機融合，發揮法、理、情的整體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元治”理念，主張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簡政放權，減少對鄉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過多干預，為鄉村教育治理創造更多自主的空間。同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需要積極發揮“元治”作用，對鄉村教育治理及其未來發展作出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引領鄉村教育治理方向；協調鄉村教育主體之間的利益和沖突，實現主體之間利益的最大化；加強對鄉村教育治理的宏觀監測和評估，提升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質量。

（3）多元主體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過去單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過發揮政府、學校、社會組織、教師、學生以及家長之間的協同作用，提升鄉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體之間的民主協商、合作互動，優化鄉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強鄉村教育治理效果。

（4）鄉村學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強調鄉村學校的主體地位和能動作用，主張給予鄉村學校充分的自，“讓學校擺脫對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發展、自我約束、社會監督’的機制，凸顯學校的主體性，增進學校辦學的專業性，更好地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促進學生的發展”。

（5）專業組織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鄉村教育治理中，適當地引入第三方機構，借鑒其專業的治理能力，提升鄉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組織不是利益的直接相關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具備專業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其治理過程和治理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和真實性。

2.2鄉村教育治理目標現代化

（1）角色定位目標。只有正確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認同。鄉村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鄉鎮教育。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承擔著共同的責任、享有平等的權利。基于此，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標在于城鄉教育的平等、均衡與公平發展。盡管鄉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質是一致的，都是國民教育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在教育治理過程中，應該正視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鄉村教育治理規律，促進城鄉教育公平發展。

（2）時展目標。當前，我國鄉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為時代背景，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為現實場境。在此基礎上，鄉村教育治理的時代目標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時代契機，以西方發達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教育發展的經驗為借鑒，充分利用現代文明技術，推進鄉村教育治理現代化。再次是價值定位目標。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有助于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對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一是有助于構建和完善鄉村教育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教育質量，促進鄉村兒童健康發展；二是通過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動和資源共享，推進城鄉教育均衡與公平發展；三是通過鄉村文化進學校、進課堂等形式，傳承、傳播和創生鄉村文化；四是疏通鄉村學校與鄉村社會的有機聯系，通過二者的有效互動，促進文明鄉村社會、新型城鎮化以及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在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教育治理目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需要構建符合鄉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道路，在國家教育發展規劃中彰顯鄉村教育的戰略意義，提高鄉村教育在國家教育發展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使之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從而在政策上為我國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2.3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現代化

（1）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領導者、設計者和決策者的作用，旨在通過對鄉村教育發展現狀的評估和對鄉村教育發展趨勢的研判，制定鄉村教育發展政策，監測鄉村教育發展質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擔當著鄉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對鄉村教育治理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把握。

（2）鄉村學校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參與者、政策執行者和效果展現者。鄉村學校認真領會相關政策的精神和要義，依據有關教育政策和實施綱要對學校的發展做出具體的規劃；在此基礎上根據自身實際，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教育教學活動，促進鄉村學校健康發展。

（3）廣大教師和學生是鄉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鄉村教育治理最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教師是鄉村教育的實施者，日常教育教學活動的有效開展離不開教師，相關教育政策的執行需要教師的親力親為。學生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鄉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和精神成長。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廣大師生的現實狀況、利益訴求，發揮師生的積極能動作用，促進相關教育政策的有效實施。

（4）作為學生的監護人，家長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廣大家長具備不同的素養和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組成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家長的積極作用，如組建家長委員會、家長學校等，通過家校合作，增強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力量。

（5）社會組織因其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如通過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對鄉村教育治理效果進行評估，有助于更為客觀公正地評價鄉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診斷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策略。

3結語

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諸多新的挑戰。我們應該把鄉村教育問題擺在一定的戰略高度加以設計和謀劃，鄉村學校的規?？梢孕?，但鄉村學校的水平不應該差；鄉村學生的數量可以減少，但鄉村學生的發展不可以忽視。政府、社會、學校等多方面要加強合作，共同努力，保證鄉村學生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為鄉村學校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不斷提升鄉村教育的質量。

參考文獻

第7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背景；社區治理；應對措施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8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2-0-02

我國在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區治理。這是社區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現在我國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規劃中，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在“互聯網+”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如何結合現代化的先進科學技術應用手段，實現社區治理水平的飛速提升，就成為社區工作人員重點研究的課題。

1 “互聯網”+背景的基本概念

在我國乃至世界范圍的研究領域中，各個行業和各個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對“互聯網+”社會發展背景的研究，并沒有總結出一套系統化、理論化的完整概念。在我國發展進程中，有關“互聯網+”背景的基本概念論述，主要可以根據研究觀點的不同，將其劃分為兩方面不同的內容。

其一是將“互聯網+”背景的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經濟金融行業的研究領域，具體指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實現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聯合。其二則主要強調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于社會基礎治理工作中所能發揮的優勢和具有的發展潛力。通過應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實現社會經濟、政治及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的協調有序發展，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與發展提供技術保障。

2 社區治理實踐工作開展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由于“互聯網+”的社會發展模式在我國產生和持續的時間較短，因此，其在社區治理工作開展過程中，并沒有得到相關管理工作人員的高度重視。當今社會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仍存在大量需要管理人員及時解決和應對的矛盾問題。目前，在我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社區治理仍處于并將在以后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處于由原始工作模式向現代化管理方式轉型的中間時期。

在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的影響下，受傳統社區治理思想的約束和限制，“互聯網+”社會發展背景下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不但沒能結合應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應用手段，反而限制了社會公眾及社會企業單位在社區治理實踐中的參與程度，嚴重縮小和降低了社區治理的管理力度。

3 “互聯網+”背景下，提升社區治理力度的思考

3.1 革新發展思想，擺正認知理念

在廣大社會成員的認知中，有關“互聯網+”概念的提出，仍舊屬于一個較為陌生的字眼。但自我國進入21世紀以來，以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手段為依托的信息化生活方式，已經逐漸滲透到我國社會成員日常工作及學習、生活的各個環節。這一社會背景要求社區工作管理人員在開展社區治理工作的過程中，要真正認識到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的重要性，結合信息化處理技術改變治理工作的開展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的社會發展背景確實能幫助社區治理人員在一定程度上優化自身的工作治理水平，但“互聯網+”的信息化處理技術并不是萬能的，工作人員在開展社區治理時，可以將互聯網技術作為輔管理工具，但不能完全依賴互聯網技術。當管理出現一定的問題和弊端時，仍需要相關管理人員在結合實際的基礎上，制定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3.2 強化教育宣傳力度，提升社區治理的群眾參與度

管理人員還可以在日常工作中，通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網絡信息傳播功能，不斷強化社區治理工作開展的宣傳力度，使社區更多群眾參與到治理實踐活動開展的過程中，為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贏得更多群眾基礎。社區治理工作開展效率的高低，有時能直接體現出一個社區發育成長狀態是否完善。

社區治理應引導更多社區成員參與其中，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如在治理方案方面，集思廣益，從而推動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工作人員要培養社區成員養成強烈的集體發展意識，在社區團體中形成家文化的認知發展理念。在保持個性發展認知觀念的基礎上，為社區治理工作開展的負責人提供相應的建議和意見，使管理人員能在了解和結合社區群眾實際需求的基礎上，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案，實現社區治理工作的高效、有序進行。

4 結 語

社區治理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的基礎性工作。社區治理工作開展的效率和質量，有時能決定整個城鎮區域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水平，與社會成員個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在“互聯網+”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只有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深刻了解社區治理與實踐工作開展的重要性，才能秉承正確的發展認知觀念，實現治理力度與質量的全面優化和提升。

主要參考文獻

[1]歐偉強.“互聯網+”背景下上海推進社區治理創新的探索――以普陀區平江社區“自治家園”為例[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7（5）.

第8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一、我市當前突出的三類農業環境問題

1、現代化農業生產帶來的各類污染

我市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據2007年統計，全市化肥施用量為519946噸，農藥有效含量使用量1532.23噸，作物病蟲害發生面積為2977.07萬畝次，遠遠超過安全上限。此外，化肥、農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由于我市新農村建設的示范村、推進村種植業生產水平相對較高，此類污染十分嚴重。

設施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農膜年使用量4733噸，其中地膜3096噸，使用面積47329公頃。農膜回收率僅為35％。此類污染在發達地區尤其嚴重。

2、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造成人居環境污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新鎮、新村、新房”建設中，規劃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鎮只重視編制城鎮總體建設規劃，忽視了與土地、環境、產業發展等規劃的有機聯系，規劃之間缺位或不協調，農村聚居點則缺少規劃，使城鎮和農村聚居點或者沿公路發展，形成馬路和帶狀集鎮，或者與工業區混雜。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則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正在與日俱增。

3、鄉鎮企業和集約化養殖場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工業污染

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間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直接污染的危害。

與鄉鎮企業存在類似污染問題的是，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蓬勃發展起來的集約化畜禽養殖，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另外，農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體廢棄物，大量承載了工業污染的轉移，導致了土壤的重金屬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我市污灌面積已達20余萬畝，約占總灌溉面積的10％。

二、我市農業環境污染的本質和成因

1、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我市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2、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3、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4、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農業環保政策、機構、人員以及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

三、我市新農村建設中生態環境保護的對策

1、建立健全農村環境保護基本制度體系

目前我國對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因此，應從環境立法的角度入手，制訂農業生產、污染物排放與控制等方面的環境標準，規定各級政府和環保、農業等相關部門的環境法律責任；其次，要對農村環境建設和污染治理提供政策扶持，在征地、用地、稅收等各方面給予優惠，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務投入與收費機制；第三，要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環境法律制度應用于農村環境保護，如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環保“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等，以加強預防性環境管理，強化管理環境的經濟手段。

2、突出農村環境保護規劃的先導作用

將農村環境保護體現在國家和地方的有關計劃和規劃中。在地方規劃中應堅持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h域環境保護規劃的重點內容應是環境功能區劃和環境保護控制性規劃，有條件的應編制縣域環境容量規劃。通過編制小城鎮和新農村建設規劃、工業園和畜牧園區規劃，逐步實現人居環境和生產環境的分離。按照經濟建設與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的原則，注重區域環境規劃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協調。

3、轉變農村經濟增長方式和農業科技推廣模式

解決農村面源污染的根本途徑是改變現有的農業生產方式。首先，要大力倡導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生態農業是農業循環經濟的主要表現形式，各縣市區要因地制宜發展各種合理、高效、協同、循環的生態農業模式，通過發展生態農業調整優化農業增長方式，避免農藥、化肥帶來的面源污染，達到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統一；其次，要加強綠色農業栽培等實用技術的研究和農村推廣體系的重建，在農藥、化肥禁止使用方面加強國家的強制性。

4、加強農村污染治理的集中化和市場化導向

生活污水集中處理和生活垃圾處理等人居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要滿足最小經濟規模條件，一般聚居點的人數要達到500人以上，因此，一方面要在規劃引導人口適當集中的基礎上，相應引導鄉鎮工業、規?；笄蒺B殖企業的園區集中，使人居生活環境污染和工業、畜禽養殖業污染的集中治理變為可行。

第9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職業教育研究；職業教育改革；現代職業教育；職業教育體系；

作者簡介：林克松，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石偉平，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100026)；

最近五年(2010—2015年)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和職業教育研究而言是不平凡的五年。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新形勢下，我國職業教育重塑使命、自覺求變，圍繞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這一核心議題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行動。宏觀層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以及“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初步完成了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中觀微觀層面，我國各省份頻頻推出諸如職業教育中本貫通、中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四年制高職人才培養試點、現代學徒制試點等改革創新活動，以求最大可能釋放改革紅利。對于職業教育研究而言，改革的宏觀語境不僅使研究傳統熱點問題持續，也催生了一些新議題的出現。透視和分析改革語境下我國職業教育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問題，能夠為“十三五”期間職業教育改革和研究開啟更寬闊、更理性的視野。

一、探索經濟社會轉型下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使命和轉向

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并有力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是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題中之義。其中，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是職業教育的外在功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是職業教育的內在屬性。由此，在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職業教育有何為與何從的問題成為學者的探索焦點。

(一)職業教育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總體上處于向“工業化中后期”轉型階段，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均發生了轉變，職業教育亟待重塑使命以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概而言之，學者們普遍認為職業教育有必要重塑以下使命：一是培養培訓“知識工人”以適應我國企業發展由“勞動密集”向“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轉型；二是促進技術創新、工藝革新和技術擴散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三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企業轉型培養大批掌握智能化操作技術的高技能人才；四是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失地農民轉業培訓以及農民工職業培訓以配合新型城鎮化建設。[1]

(二)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發展

經濟社會轉型使得我國職業教育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亟待清晰定位、自覺求變，進而實現戰略轉型。

第一，宏觀層面，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職業教育要真正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須告別傳統走向現代，由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增量式發展向提質式發展轉型、準入式發展向劣汰式發展轉型、自主式發展向合作式發展轉型。[2]對于農村職業教育的戰略轉型問題，學者認為，農村職業教育在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城鄉分割社會到城鄉一體社會的現代性轉型背景下發生的戰略轉向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確立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新理念；二是確立城鄉統籌的職業教育新思維；三是重新定位農村職業教育培養目標；四是逐步實施農村義務職業教育；五是加強農村成人教育、社區教育。[3]

第二，中觀微觀層面，一批以中高職院校管理者為主的研究者在改革語境下思考了究竟職業教育應當培養什么樣的人以及如何培養的問題，得出了這樣的基本判斷：一是中高職院校要明確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以及人才培養層次定位，明晰教育性與職業性、技術型與技能型、中等性與高等性的邊界；二是傳統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目標充斥著工具主義的價值傾向而缺乏對人本價值的關懷，在發展現代職業教育語境下，職業院校應充分考慮各個利益主體的發展需求，以優質服務來兼顧各種利益主體的價值訴求，進而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4]

二、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核心制度安排，其不僅是當前及今后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主導戰略任務，也是近年職業教育研究的熱點。近五年，研究主要圍繞什么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如何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兩大問題而展開。

(一)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多維解讀

學者們基于“跨界”的視角，基于對職業教育規律和本質的深入研究把握其內涵和結構，提出以下幾點：第一，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具有與經濟體系緊密聯系的特點，這要求處理好職業教育與產業、學校與企業的關系，構建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培養培訓體系；第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具有與普通教育體系等值通融的特點，這要求處理好職業教育與其他教育的關系，構建兩者相互溝通、銜接的體系；第三，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具有內部層次完整、銜接順暢的特點，這要求處理好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的關系，構建職業教育內部相互溝通、銜接的體系；第四，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具有終身教育的特點，這要求處理好學校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的關系，構建面向人人的層次體系。[5]

(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立體構建

近年，學者們主要從四個不同的問題域出發探索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路徑，不同的研究進路重在實現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不同功能。

第一，構建國家資格框架。這是近年我國職業教育研究生發的新的研究焦點。該研究進路重在破除我國勞動制度與教育制度分離、職業資格證書與教育學歷證書分離的問題，旨在實現學校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銜接以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銜接。[6]學者們大多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歐盟、新西蘭、俄羅斯、印度的國家資格框架的制定動因、發展歷程、結構要素、實踐策略以及核心特點等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解析，為我國構建符合國情的職業教育國家資格框架提供“他山之石”。

第二，促進中高等職業教育銜接。中高職銜接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內容，重在破解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分離的問題，旨在實現兩者之間的協調發展。由于該領域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積淀，近年學者主要深入職業教育課程教學內部，從人才培養目標、課程設計、教學改革、制度建設等具體層面出發構建我國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銜接的立體路徑。[7]

第三，推進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該研究進路重在破解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分離的問題，旨在提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外部適應性。近年一些學者采用實證的方式考察了職業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的相關性問題，研究結果普遍認為兩者之間呈現顯著相關性。[8]更多學者在剖析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過程中暴露的問題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促進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立體路徑和策略，其中不乏創新之見。

第四，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該研究進路重在祛除傳統“斷頭式”職業教育的弊病，力求向上延伸職業教育。對此，大多學者肯定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對什么是本科高職學界語焉不詳且未達成共識，大多學者認為應用型本科即為本科高職。但也有學者對此持批判性的理解，認為應用型本科不全屬于職業教育[9]，且“本科層次”的提法并不科學合理，因為其根基實質上還是傳統普通教育的學制模式和框架，未必適合高等職業教育[10]。對于如何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學者普遍認為，培養高質量的應用技術型人才以及為地方提供高質量的應用技術研究服務是其科學發展路徑，應在培養目標、入學條件、專業結構、課程體系、師資隊伍、校企合作、實踐教學、管理機制等方面實現系統性的協同變革。[11]

三、創新職業教育辦學模式與人才培養模式

職業教育如何辦學、如何培養人才歷來是研究的核心關注點，但又是一個常議常新的話題。經濟社會以及職業教育自身改革發展均要求不斷創新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近五年，學界對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有增無減，除了延續傳統的研究話題之外，也清晰構成了若干新的研究熱點。

(一)職業教育辦學模式與人才培養模式本土經驗的概括總結

對職業教育辦學模式與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已有較多的國際比較與學理分析，但基于實證研究對具有本土特色的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理論抽象及特點剖析尚且不夠，以致該領域研究長期處于“有研究無模式”的尷尬境地。近年一批學者，尤其是來自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中高職院校的研究者，結合理論與實踐，除了繼續不斷賦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產學研一體化、集團化辦學、東西部合作辦學、園區化辦學、中外合作辦學以及中高職貫通等經典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以新的內涵和經驗之外，還有意識地在院校、區域層面概括總結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的特色經驗，提出了諸如“總部—基地”辦學模式[12]、“縣校合作”發展模式[13]、“三層對接”辦學模式[14]、“基地+聯盟”人才培養模式[15]、需求導向人才培養模式[16]等，這對推動我國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及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創新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二)現代學徒制的國際比較與本土實踐

隨著2011年國家關于現代學徒制試點政策從醞釀到出臺，現代學徒制的研究隨即成為近年我國職業教育研究的又一個熱點，相關研究存在兩條進路。

第一，現代學徒制的國際比較。學者們著重對德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現代學徒制進行研究，發現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其發展的形式和程度也有較大差別，但是，學徒制中的核心要素即以校企合作為基礎、以工學結合為內容、以學生/學徒培養為核心、在教師的專業教學和師傅的實踐指導下開展技能型、應用型人才培養等是基本一致的。[17]西方現代學徒制的“現代性”表征為：功能目的從重生產性到重教育、教育性質從狹隘到廣泛、制度規范從行會層面上升到國家層面、利益相關者機制從簡單到復雜、教學組織從非結構化到結構化。[18]

第二，現代學徒制的本土實踐。如何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學徒制是改革語境下職業教育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我國雖然具有學徒制的發展歷史，但目前卻是世界主要國家中為數不多的、尚沒有建立現代學徒制度的國家，現代學徒制有必要成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制度的重要補充。[19]但是有學者提醒，受制于企業利益不大、院校能力不強、學生前景不明和制度保障不夠等因素，在我國推進現代學徒制困難重重，我國發展現代學徒制務必謹慎、理性，適宜選擇供給引導型的試點模式并在小范圍、小規模開展試點，適合以在校學生為培養對象并以學校為本位，需要制定基于現代學徒制的工學結合培養方案并轉變學生考核評價方式，還需要充分考慮制度環境、企業參與、經費投入等保障要素。[20]

四、現代職業教育質量保障與評估

提升質量既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構建適應現代職業教育發展需要的質量保障體系和質量評估體系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又一重要戰略任務。近年，針對如何進一步提升職業教育質量的問題備受學者關注，并主要形成以下研究領域。

(一)借鑒西方職業教育質量保障與評估的先進經驗

一些學者研究分析了歐盟、德國、丹麥、澳大利亞職業教育質量保障的參考框架和運作機制，發現構建質量保障體系是國際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趨勢，西方教育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完備、透明的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不但有全面科學且可操作的質量標準，而且具備完整規范的運作機制。[21]另有學者比較分析了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等國家以及歐盟、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有關職業教育質量評估的指標、過程、機制和舉措，發現國際職業教育評估體系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重視對職業教育發展經濟社會背景的考察、把職業教育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角度制定指標體系、重視對職業教育投入與結果的評估、評估指標突出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及勞動力市場聯系密切。[22]

(二)確立我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和評估的價值取向

作為一種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實踐活動，科學理性確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和評估的價值取向非常重要，在職業教育深化改革的情境下尤為如此。學者們認為，在價值多元化時代，職業教育質量評估在宏觀上要秉承以人為本、教育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價值取向；在微觀上要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突出對教學過程中隱性要素的考查，提升院校參與評估的內在動力，推進“管、辦、評”分離，實現教育質量監控的常態化、持續化和動態化。[23]

(三)評估我國職業教育質量狀況

人們對職業教育質量真實狀況的認識長期處于感性經驗和人云亦云的層次，這不利于實踐發展。近年來，一些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方式，評估了我國高職學生素質能力狀況[24]、高職院校學生滿意度[25]、高職院校服務質量[26]以及高職高專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績效[27]，基于證據得出了翔實結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改良方案，這有助于了解我國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的真實狀況以及為采取有針對性的改革方略提供實證依據。

(四)探索我國現代職業教育質量保障與評估體系構建策略

宏觀層面，一些學者從國家、區域以及職教集團的角度探討職業教育質量保障和評估體系的構建；[28]中觀層面，一些學者從職業院校的角度探討人才培養、專業建設、課程開發、課堂教學、校企合作的質量保障和評估體系；[29]微觀層面，一些學者以校長、教師、學生的視角探討學生職業能力、教師教學以及校長領導的質量保障和評估體系。[30]

五、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理念、目標一脈相承，是當前及今后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學界圍繞這一新問題展開了積極探索，內容主要聚焦在以下兩個層面。

(一)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體認識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入我國職業教育政策話語體系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學界對其進行本體性的闡釋和具化，剖析了其內涵、特點和框架，形成了以下基本認識：第一，職業教育治理具有特殊性，表現為多元、全局、復雜、敏感等特點；第二，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包括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個層面，內部治理是職業教育機構與政府、市場、社會多主體之間相關利益的調整和分配，外部治理是多主體之間的關系處理；第三，職業教育治理體系應在職業教育思想理念、制度體系構建、管理運行機制等三個層面進行系統設計；第四，職業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點是設計合理的方式方法和技術手段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學校之間的關系；第五，職業教育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以社會多個主體協同參與為主要特征的治理體系。[31]

(二)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策略

第一，國家層面。學者們普遍認為，我國職業教育內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呼喚修訂《職業教育法》，重點應從明確職業教育法律主體、重建管理體制、激勵社會廣泛參與以及完備法律責任等方面加以完善。[32]第二，區域職教集團層面。學者們基于多重理論視角，剖析了職教集團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闡釋了職教集團利益協調的制度安排，并提出了相應的職教集團治理模式。第三，學校層面。學者們普遍認為，新的發展形勢要求職業院校必須完善治理結構、提升治理能力、構建現代職業學校制度。[33]

六、職業教育公平治理

近年來，無論是從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戰略還是從職業教育改革實踐抑或職業教育理論研究來看，職業教育公平既是熱點問題也是難點問題。有關職業教育公平治理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兩條進路。

(一)職業教育均衡發展

第一，在城鄉職業教育均衡發展問題上，學者們普遍認為，城鄉職業教育之間在核心教育資源、結構布局、人才培養質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現象，而問題導致的關鍵癥結在于職業教育城鄉二元化桎梏以及相應的教育體制障礙。[34]針對問題，學者們從統籌發展理念、辦學管理體制、投入配置機制、人事管理體制等不同角度提出了促進城鄉職業教育均衡發展的對策建議。

第二，在區域職業教育均衡發展問題上，一些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范式測度了我國東、中、西部不同省市之間的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在入學機會、辦學條件、師資力量、經費投入、校企合作條件、人才培養成效等要素上的均衡狀況，證實我國存在比較明顯的區域不均衡現象，并據此提出了對策建議，如分區域推進中等職業教育整體發展戰略，實施標準化建設，加強東、西部地區的對口支援，加強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的融合性等。[35]

(二)弱勢群體職業教育

讓弱勢群體擁有平等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是職業教育公平的重要體現。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農民工(離農取向)職業教育和農民(留農取向)職業教育層面。

第一，在農民工職業教育問題上，學者認為，職業教育培訓是促進農民工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但當前農民工職業教育與政策預期仍存在較大差距，農民工職業教育在組織體系、課程體系、保障體系等方面問題重重。[36]學者們就此提出了不同的對策建議。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近年來一大批學者已將目光聚焦到了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問題上，并從理論和實證等不同側面研究了其現實意義、發展現狀、實存問題以及改良方略，成為農民工職業教育研究新的亮點和增長點。[37]

第二，在農民職業教育問題上，有學者認為，留守農民職業教育長期以來受重視不夠，尚未形成體系，不利于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未來有待加強建立公益性農民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完善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網絡以及提高培訓有效性。[38]

七、職業教育課程、教學及教師的標準化

近五年，隨著實踐和研究的推進，職業教育課程、教學、教師的標準化問題從內隱走向外顯，成為新的研究增長點，相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職業教育課程建設的標準化

隨著職業教育課程建設活動的不斷深化，加強規范、統一標準成為實踐的訴求，學者們普遍呼吁并提出相應解決方案。宏觀層面，國家需要承擔以下課程建設行動：研究并技術、技能型人才需求與職業院校專業發展狀態數據；開發職業教育國家專業教學標準；建設體現國家專業教學標準的精品教材；構建職業教育課程開發的國家隊。[39]中觀層面，職業教育課程建設應當增加課程標準中對于工作過程的動態分析，課程開發要注重對職業活動、職業知識的深刻分析，強調工作過程的完整性以及遵循職業成長的規律性。[40]微觀層面，加強職業能力研究，依據國家頒布的職業技能鑒定規范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與行業企業專家共同制定學生職業能力標準，并運用諸如職業能力與職業認同感測評(COMET)等量化方法對學生的職業能力展開科學測評。[41]

(二)開發職業教育國家專業教學標準

自2012年教育部頒布《關于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開展職業教育部分專業教學標準開發試點工作的通知》起，我國開始進入系統構建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新國標”的階段。近年，學者對此問題主要開展了如下探索工作：第一，比較借鑒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職業教育發達國家專業教學標準的制定主體、呈現形式、開發過程等內容，以期為我國專業教學標準的開發提供借鑒；第二，從理論與實證等不同側面分析我國職業教育國家專業教學標準開發的理論基礎、客觀需求、潛在問題和應然策略；[42]第三，論證開發具有國際水準、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標準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方法途徑，提出國際水準職業教育國家專業教學標準的開發必須要有國際化、體系性和開放式的視野。[43]

(三)構建職業教育教師專業標準

針對職業教育教師專業標準究竟應當包含哪些結構和內容、如何構建職業教育教師專業標準兩大問題，學者們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第一，比較借鑒美國、澳大利亞、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教師專業能力標準的結構、執行細則、制定過程和主體以及評審過程等內容，以期為我國制定職業教育教師專業標準提供有益借鑒；[44]第二，構建我國職業教育教師專業標準，包括“雙師型教師”專業標準、中職教師專業標準和高職教師專業標準，專業標準的內容基本上表征為專業倫理、專業信念、專業理論、專業實踐以及教育實踐幾個維度。[45]

八、近年我國職業教育研究的特征分析

在改革的宏觀語境下，我國職業教育研究自覺觀照改革實踐，開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不僅著作和論文數量增加，而且在質量上以及對學術界和決策影響力上也逐漸提升，但仍存在不足，具體來講，近年我國職業教育研究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研究問題緊扣改革主題，但未形成整體架構

最近幾年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國家對職業教育發展更加重視。結合職業教育發展的新定位、新任務和新思路，在堅持和深化改革的宏觀語境下，我國職業教育研究緊扣改革主題，研究熱點與改革議題高度匹配，發揮了面向改革、服務實踐的功能，彰顯了職業教育研究的實踐品格。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大規模跟隨改革動態和行政指向的研究特點，一方面容易導致超前的基礎理論研究漸行漸遠，另一方面則使得近幾年我國職業教育研究較少出現圍繞某一問題展開具有邏輯層次的系統探索的學者和成果，研究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不夠，這不但不利于我國職業教育研究的整體架構，在根本上也不利于指導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實踐。

(二)研究領域不斷擴張，但缺乏系統性協同

近年來，職業教育改革使各類研究問題不斷涌現，加之我國職教學科的快速發展和職教科研隊伍的壯大，使職業教育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張和分化，越來越走向專門化。這種擴張和分化是“學術現代性”的內在邏輯所致，但這也導致學者們往往在特定的研究領域里面“跳舞”，難免視野狹窄，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缺乏必要的思想交匯，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學者對于另一研究領域中的學者的工作往往不甚了解，不利于職業教育研究整體學術質量的提升，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板塊式研究”顯然難以在深層次上服務職業教育改革，因為任何改革都是系統性、耦合性、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網狀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