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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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國際財政人才 培養模式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5）12C-0114-03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已經成為各成員國的共識，自貿區建設的進一步深化，將提升對相關人才的需求。具備跨國財稅收專業知識的應用型財政（稅收）人才是目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較為急需的緊缺人才之一。培養滿足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需求的應用型人才，是各高校特別是與東盟國家經貿關系密切的各省（區）地方院校的重要使命。本文以廣西財經學院為例，基于該校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培養的探索和經驗，就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財政人才培養模式構建進行初步探討。

一、培養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財政人才的必要性

（一）解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國際財政人才需求增長與人才培養欠缺矛盾的必要舉措。自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來，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投資保持穩步增長，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的《2014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第四季度報告》顯示，至2014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到4803.94億美元，雙向投資額為124.05億美元。在自貿區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人才緊缺特別是熟悉東盟事務的國際型人才緊缺這一短板日益凸顯。金融、會計、貿易、財政（稅收）等既具備專業知識又熟悉東盟相關事務及東盟國家語言的復合型人才需求缺口持續增大。對具備東盟財稅知識的國際財政人才，除傳統的各級財稅部門因涉及東盟事務有需求外，國內各地區均有不斷增加的工商企業、中介機構涉及東盟業務，東盟各國也有越來越多的中資公司，這些也都是熟悉東盟財稅知識人才的需求者。隨著企業、中介機構等單位的東盟業務不斷擴展，人才需求會不斷增加。目前，國內高校在培養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財稅人才方面基本屬于空白――沒有專門的人才培養方向，財政（含稅收）專業開設的國際財稅知識的課程也不多，而東盟國家財稅知識的教學基本沒有。雖然教育部也采取了“中國―東盟互訪留學生”等方式加快相關人才培養，但目前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稅人才的供求缺口較大。

（二）加強國際財政學領域研究與教學是我國財政學科發展方向之一。自財政學創立以來，學科研究對象、方法是不斷變遷的。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國際經濟關系不斷強化、雙邊或多邊財政協調重要性日益凸顯的背景下，馬斯格雷夫夫婦創立了國際財政學。國際財政學是財政學的重要分支之一，將財政學的視角由傳統的關注一國政府分配活動拓展至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隨著我國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加強，我國財政學科必須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楊志勇認為經濟全球化是財政與經濟關系問題的新表現方式之一，亟待加強財政學的國際視角（國際財政學）研究，深入研究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與競爭問題，研究財政政策的國際協調，研究財政制度的國際趨同問題。在當前我國經濟邁向國際化的步伐不斷加大、大力推進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發展的進程中，財政學科發展應把握這一大趨勢，加強國際財政學領域的研究與教學，為我國的經濟全球化戰略提供相關領域的人才支撐。

（三）地方院校財政學本科專業發展困境需要突破。近年來，財政學專業學生就業壓力不斷加大，導致地方院校財政學發展面臨困境。據麥可思調查數據，2014年全國財政學專業本科畢業生就業率為93.3%，略高于本科畢業生平均就業率（92.6%），然而就業質量偏低，據統計，只有10%左右畢業生能進入到專業對口的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就業。另外，在全國開設財政學專業的高校中，各學校財政學專業發展不均衡：財政學教學歷史較長的綜合性大學和傳統財政學優勢專業院校，就業狀況相對較好，如人民大學的財政學本科畢業生就業率為100%，但地方院校財政學畢業生就業并不樂觀。地方院校以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在當前財政學專業發展的新形勢下，結合地方經濟社會需要培養特色人才、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是地方院校財政學專業發展的生命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對應用型國際財政人才的需求，為有關地方院校特別是與東盟國家經貿關系密切的各省（區）地方院校的財政專業發展提供了空間。

二、構建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財政人才培養模式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人才培養模式是關系到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基本問題，恰當的人才培養模式有利于保障培養人才的質量和提升人才培養效果。目前，通常認為人才培養模式包括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以及為實現這些培養目標的方法或手段。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來看，其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構建需要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的定位問題。培養國際財政人才是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服務的，相關用人單位對人才的需求層次、知識結構、素質能力的要求是高校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的基礎，要定位國際財政人才的培養目標和規格，就必須對上述信息有全面準確的把握。但從目前情況來看，由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變化較快，導致各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要求無法清晰界定，并且高校與用人單位就人才培養的信息溝通仍然不夠全面及時，因此，如何定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二）國際財政人才培養的教學方案設計問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必須符合自貿區對人才的一些特殊要求，如需要掌握東盟國家財政稅務知識、能熟練使用東盟國家語言進行交流等。因此，教學方案設計必須讓學生熟悉東盟國家的財政稅務知識、對東盟國家財稅實務有所實踐，并學習使用一些東盟國家的官方語言。為此，需要在教學體系結構、課程設置、教學計劃等方面進行重新設計，而目前國內在此方面的嘗試不多。如何在教學方案中對教學體系結構、課程設置、教學計劃等進行合理設計，使國際財政人才培養既符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特殊需求，又遵循一般財稅知識教學規律，這是構建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財政人才培養模式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三）具備東盟財稅知識的師資隊伍建設問題。教師的素質和水平是人才培養質量的根本保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的定位較高，任課教師不僅要具備扎實的財稅理論知識和我國財稅實務操作技能，還要掌握東盟國家相關財稅知識，這樣才能較好地勝任教學任務。目前國內院校財稅專業現有教師對東盟國家財稅知識學習和研究不足，國內也缺乏相關知識的教學與培訓，因此，能勝任的教師較為欠缺，不利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如何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提供師資保障，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問題。

三、廣西財經學院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所需求人才的培養探索

廣西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的主要受益地區之一，在培養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型人才方面具有一定比較優勢。廣西財經學院是廣西唯一的財經類本科院校，教學、科研實力較強，致力于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注重以國際化視野實施開放辦學。2008年該校獲教育部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建設項目立項的“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已經培養200多名高素質應用型會計人才;2012年經外交部、教育部等部委批準的中國―東盟金融與財稅人才培訓中心在該校掛牌成立。目前，該校面向東盟國際交流項目包括中國和泰國、中國和越南、中國和馬來西亞以及中國與新加坡等。在廣西財經學院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人才培養中，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創新實驗班的培養模式較為成功，該模式的要點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培養目標突出高定位和東盟特點。在創新實驗班的人才培養目標上，其人才培養規格的定位不是培養普通會計人員而是培養未來的CFO人才（財務總監、總會計師和首席財務執行官），為達成這一規格要求，培養目標突出了對寫作能力和組織協調溝通能力的要求。同時，基于國際型人才培養要求，培養目標中又突出了對學生外語能力和東盟知識的要求。外語方面，要求掌握英語（四級水平以上）和越語或泰語（達基本交流和閱讀專業資料能力）;東盟知識方面，要求掌握一個或幾個主要東盟國家的會計法律法規、財政金融和稅收知識，還要掌握相關的經濟理論及人文知識。

二是培養方案突出擇優性和實務性。創新實驗班對學生和老師都實施擇優機制。學生在大學一年級學習后參加實驗班選拔考試，從根據選拔考試和第一年學習確定的綜合成績中挑選優秀學生進入實驗班;對進入實驗班的學生設置了淘汰機制，外語水平或課程考試成績不達標就淘汰至普通會計班。實驗班的任課教師也是優選學術水平高、教學經驗豐富的高級職稱教師。同時，在培養中與企業密切合作，為學生提供實踐學習機會，建立了東盟會計實訓基地和在東盟國家的企業實習基地。

三是教學計劃便于學生到東盟國家實習。實驗班教學安排按照“1+3”設置，在第一年的平臺基礎教育學習之后，學生經過選拔進入實驗班開始國際型會計人才的提升教育。在教學計劃上設計了便于國外實習的“兩長一短”學期，即每年三個學期，每一學期17周，第二學期6周，第三學期17周。短期的第二學期有利于安排學生到東盟國家實習。

四是保障體系突出制度建設和管理創新。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創新實驗班在保障人才培養質量方面，注重制度建設和管理創新。在教育教學管理方面，就實驗班制定了《學員選拔辦法》等10項專門制度，為實驗班建設提供了較全面的制度保障。此外，在實驗班中還采取了一些創新的管理做法，如導師制、部門領導直接負責的扁平式管理和學生特別獎勵機制，有利于實驗班建設的順利開展。

四、構建面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財政人才培養模式的對策建議

（一）基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需要科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的目標和規格應在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關企事業單位人才需求調研的基礎上進行科學準確的定位。從需求調研情況來看，目前用人需求主要是中介服務機構和涉及東盟業務的企業，根據相關單位反饋的信息，他們普遍看重學生的東盟國家財稅知識和語言運用能力，另外還比較注重學生的實務技能及溝通協調組織能力。因此，國際財政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的定位可以參考廣西財經學院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將其培養規格定位為高于普通財稅本科人才，在培養目標上應突出國際性、能力性。具體來看，培養目標應包括：一是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組織協調、開拓創新能力;二是具有扎實財稅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三是熟悉東盟國家財稅知識、了解東盟人文社會文化;四是除英語外還應掌握一門東盟國家官方語言。

（二）構建符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特色要求的教學體系。關于東盟財稅知識的財政本科教學，既有與一般財稅知識教學相同的規律，又（下轉第140頁）（上接第115頁）有著自身的特色。在教學體系設計上，應能覆蓋人才培養方案的基本內容，促使理論與實踐環節互相作用、相互滲透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遵循由淺入深、由單項到綜合、循序漸進的客觀規律，保證人才基本認知規律和綜合素質的培養。以廣西財經學院為例，就是要在教學體系結構上做好通識教學模塊、專業教學模塊和實踐教學模塊的合理搭配，重新設計通識教育課程、專業教育課程、實踐教學等模塊的課程內容：通識教學模塊應開設東盟國家概要等介紹東盟人文社會的課程以及泰語、越南語等東盟國家小語種課程;專業教學模塊應在保證財政專業課程教學的基礎上，增加東盟國家財稅知識、國際財政理論、國際稅收競爭與協調、國際貿易等課程;實踐教學模塊要開發設計突出東盟財稅知識的實驗實訓。在教學計劃上應借鑒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實驗班經驗，設計便于國外實習的“兩長一短”學期。

（三）形成完善的人才培養保障體系。人才培養保障體系直接關系到學校培養的學生質量高低，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有重要作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國際財政人才培養需要形成一套包括教學質量監控、師資隊伍選擇和建設、教材建設等方面內容的保障系統。在教學質量監控上，要制定各項專門的制度文件，形成教學質量的全面監控機制;在師資隊伍方面，要優先任課教師和形成任課教師定期到東盟國家進修或訪學機制;在教材建設方面，要在現有國內東盟國家財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東盟國家情況，研究有關專業課程教材的選定與編寫。

【參考文獻】

[1]楊志勇.關于中國財政學發展方向的思考[J].地方財政研究，2013（2）

[2]李家瑗.對區域性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以東盟國際會計人才培養創新實驗班為例[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09（2）

[3]韋寧衛，羅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新型稅收人才的培養研究[J].會計之友，2009（3）

[4]朱丹.適應中國―東盟經濟發展的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方案[J].法制與經濟，2012（4）

【基金項目】廣西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一般A類項目（2014JGA217）

第2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啟動運作，首批36家中外企業獲頒證照，首批入駐試驗區。外界普遍認為，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將為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實現制度創新，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對激發經濟活力、創造制度紅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而言，自貿區建設力爭通過兩到三年的努力，建設一個法制環境規范、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具有國際水準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同時，加強和完善風險管控，構建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一、上海自貿區建設是全球貿易體系重構下中國的戰略選擇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之間通過談判或磋商達成協議，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和共同的經濟調節，最終實現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作為經濟一體化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其特點是有區別地減少或消除貿易壁壘的商業政策，即在成員國之間取消貿易壁壘，但對非成員國仍保留各自貿易限制。

從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來看，設立自由貿易區的優點是明顯的。自由貿易區對實行出口導向戰略（export-led trade policies），推動出口的增加，吸引外資，增加外匯收入，推進工業發展有重要作用；自由貿易區可以作為市場經濟的實驗室，發展中國家國內的公司通過與外國公司的接觸與聯系，可以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進而對區外的公司產生影響；自由貿易區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自由貿易區對于保持和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力，維護經濟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1]

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中國對國際多邊投資規則新體系的積極回應。世界經濟體制的建構，始于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并相繼成立了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意識到自由貿易對一國及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但在貿易實踐中，又有許多阻礙自由貿易的障礙，因此在二戰以后，國際社會一直力圖通過國家和地區間的協調促進全球貿易的自由化，被最終在上世紀90年代初形成了以WTO為主的多邊貿易體系。至2008年，全球優惠貿易協定的數量將至少達到365個。這種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區域貿易協定大量涌現的經濟現象被許多學者稱為“新區域主義”。[2]

2008年以來持續的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體產生了重大變動，并引發了全球經濟的深度調整，其中尤以全球生產和貿易格局的變化為核心。在此背景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自貿談判陸續展開，標志著新一輪國際多邊投資規則體系進入“重構”過程。面對未來世界貿易規則、格局的改變，中國很可能將面臨嚴峻的“二次入世”危險。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主動推進多邊貿易體制向前發展，是中國在貿易領域享有主導權的最優選擇。

二、上海自貿區改革的前期基礎和框架體系

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正式頒布《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方案確定了自貿區改革的五大內容，包括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推進貿易投資發展方式轉變、深化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完善法制建設的制度保障五大功能，同時包括了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文化、社會這6大領域及23個具體改革領域。

中央設定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既是看中了上海得天獨厚的基礎設施條件，也是肯定了上海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前期基礎和決心。首先，前期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為自由貿易區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從地域看，國務院劃定的上海自貿區，包括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十幾年來，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經歷了考察與研討、論證與規劃、協調與建設、使用與評價等多個階段，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以洋山深水港區為標志的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效果顯著。資料顯示，目前這一區域貿易成交額超過1萬億元以上，上海港已連續兩年蟬聯集裝箱吞吐量全球第一。[3]上海港已是世界第一大貨運港、世界第二大集裝箱港口，是東北亞地區集裝箱航班最密集的港口之一，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在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和行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

其次，自貿區建設也打通了上海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大中心建設的“要素”渠道。自由貿易區是一個集航運、金融、技術和信息于一體的綜合資源配置中心。從歷史發展角度看，自由貿易區通常都以國際金融、貿易、經濟中心為依托，通過規范、透明、高效的市場機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合理配置。上海自2009年通過“打造”四個中心戰略，積聚了比較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現代金融體系和現代貿易體系，這為自由貿易區發展提供了要素性的有利條件，同時為自貿區內整合和開拓多要素集成創新提供了新的發展路徑。

再次，自貿區建設更是深化了上海近年來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癥痼疾、突破政府自身利益固化藩籬的改革方向。建立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全能型政府，還是建立調控適度行為規范的效能型政府，這是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政治文明發展中遇到的重要課題，也是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重大課題。與計劃體制相適應的全能型政府職能模式在我國的建立具有歷史必然性，但是，就政府的有效性來說，以政府全面壟斷為特征的全能型政府職能模式從其建立起就逐步暴露出它違背社會生產力發展、窒息社會經濟主體經濟活力與創造性等方面的弊端。近年來，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積極把改革等各項工作放在全國大局中加以謀劃，率先開展營改增、房產稅等改革試點，為在其他地區的實施推廣提供了借鑒。此次改革中，上海地方政府又一次拿自己“開刀”，真正把“下放審批權”、“改審批為備案”落實到制度層面，改變了掌握審批權力的政府部門長久形成的一套話語體系和利益鏈條，為打造“有限政府”提供了一個更為透明化、法制化與決策民主的“樣本”。

三、上海自貿區改革與城市發展中的“三重紅利”

（一）第一重紅利――金融投資管理模式變革

自貿試驗區政策獲批的第一重紅利將首先體現在金融資本領域。隨著30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資本市場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國進入了一個資本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新時期，而且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和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為資本提供了良好的國內、國際舞臺。自由貿易區的獲批，使得上海的資本集聚和市場開放效能在短期得以集中釋放，這對上海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促進中國國際貿易發展都有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在自貿區改革的制度框架中，金融創新無疑是其中最令人關注的內容。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草案）》中，對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的表述內容涉及到了“加快金融制度創新，在實驗區內對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跨境使用方面先行先試；增強金融服務功能，推動金融服務業對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允許在區內建立面向國際的交易和服務平臺，逐步允許境外企業參與商品期貨交易，支持開展人民幣跨境再保險（放心保）業務”等。這些制度的改革涉及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等困擾中國金融改革的核心問題，這將實現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實現國際貿易的便利化，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全面提高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

（二）第二重紅利――服務業的擴大開放紅利

通過自貿區內金融市場改革，把金融改革與實體經濟導向有機結合起來是上海自貿區建設的第二重紅利，且意義更大。以金融改革為支點，通過簡政放權降低交易成本，營造各經濟主體的公平競爭環境，為未來加入高標準的國際自由貿易協定提供經驗，以開放推動改革。這對推動上海經濟中長期發展，特別是培育現代服務業有巨大裨益。

現代服務業的跨部門創新和我國當前政府行業管理的“部門化”之間形成了嚴重沖突。從政府職能的執行效率角度出發，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權力邊界必須是清晰的，也就是說權力邊界必須要具有剛性，否則就會出現責任不清，操作難以落實的困境。從產業創新模式看，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有明顯不同，現代服務業的創新往往是業務模式的創新，而業務模式創新又主要發生于服務業與其他行業交叉的領域。我國政府推行的以“審批制”為特點的行業準入和實行行業歸口管理的制度，其優點就是政府可以更準確地了解行業發展的現狀，并有針對性地采取各種管制措施以及給予各種扶持政策；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對行業的管理權限有可能被無限放大，政府的剛性和低效率也會傳導到中觀產業和微觀企業中去。另外，按斯蒂格勒提出的“俘虜理論”，如果一個政府部門只針對一個或幾個特點產業，則政府部門很容易被該產業所“俘虜”，從而異化為產業資本家的代言人。

上海自貿區實施的“負面清單”和對民營、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解決了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平等競爭的問題；同時逐步減少行業歸口性設置，增加內部協調、對外協調、制定標準、監督行業運營規范的職能處室，切斷政府與行業、企業之間的利益糾葛，為營造現代服務業的宏觀政策環境、推動區域服務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路徑。

（三）第三重紅利――政府職能轉變與行政體制改革紅利

上海自貿區建設中的最大紅利還在于政府職能轉變與行政體制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推動作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暴露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缺陷。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推出的救市措施，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業已存在的經濟問題，反而加劇了經濟風險，并有可能引發全面的社會、政治風險。“中國的經濟問題是居民消費率過低的問題，它源自分配不公，這涉及的是政府、資方和勞方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政府角色調整滯后，造成政府失靈及其導致的市場失效。”[4]中國走出危機、避免新危機的根本路徑，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與法治，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同時配套推進國企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市場機制，完成公共政策的社會轉向，盡快構筑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從十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國家新一屆政府上臺后的第一要務就是通過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大簡政放權力度，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建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通過開放倒逼改革，努力實現制度創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制度創新的著力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自貿區建設為進一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供了大好契機。

第3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初級發展階段，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僅能夠有效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擴大外貿企業的市場，有利于企業進行優化配置，而且更有利于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開展自由貿易，吸引外資企業進入我國，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標志著我國第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在該自由貿易區內，有許多不同于園區外的經濟政策，本文擬從自由貿易區負面清單這一方面，具體闡述我國自由貿易區內實行的負面清單的相關法律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不同于傳統的自由貿易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根據本國法律法規在本國境內設立的區域性經濟特區。這種方式屬一國境內關外的貿易行為，即某一國在其轄區內劃出一塊地盤作為市場對外做買賣，對該地盤的買賣活動不過多的插手干預、且對外運入的貨物不收或優惠過路費。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園區是我國順應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所實施的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

不同于一般的保稅園區，上海自由貿易區具有很多新的特點，尤其是其中的負面清單的外商準入模式，它超越了行政機關的權利范疇，其需要的法律突破超越改革開放初期的“特區”，相應的優待也是前所未有。這就要求我們對負面清單有一個清楚以及全面的認識，從法律的層面對其進行規范和引導，使上海自由貿易區對我國的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發揮巨大的有利影響。

負面清單是一種國際通行的外商投資管理辦法，其含義是指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來說，在清單中公開列出一些與國民待遇不相符的管理措施，即在清單中列明企業不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負面清單的制定主要由上海市完成，其在負面清單中羅列了190項特別措施，禁止類38項，限制類152項。然而在我國其他地區一直實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大概是157項限制、禁止類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負面清單中的限制產業和管制措施甚至比目錄中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么把自由貿易區外的幾乎所有的管制都移植到自由貿易區內，是否與自由貿易區戰略設計的終極目標相沖突呢？

因此，本人認為要切實解決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有關負面清單規定的準入的相關問題，依法合理有效促進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就應借鑒國外有關自由貿易區中負面清單的先進經驗，結合我國的特定國情以及歷史與現狀，在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考察我國關于自由貿易區負面清單規定的行業準入的法律困境和問題，為改革自由貿易區開放程度進一步作以下對策研究：堅持深化貿易自由化路徑，以保護國內企業以及外商投資企業的權益角度出發，改革自由貿易區行業準入的相關法律制度，從實體法與程序法上構建出更加完善、高效的自由貿易區商事主體的準入模式，以改變上海自由貿易區行業準入范圍過窄的現象，確保自由貿易區內貨物貿易的自由化。

二、各國及地區對于自由貿易區有關負面清單的經驗與總結

（一）新加坡自由港

新加坡作為全球運輸網絡中的重要的節點，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對進出口以及轉運業務限制較少，同時只有較少的關稅限制，除四類貨物之外的其他所有貨物進入新加坡都免關稅。自由貿易協定使新加坡與全球多數國家之間沒有貿易限制。同時，新加坡也是東南亞自由貿易協定成員。新加坡自由貿易園區的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整個新加坡都近似于一個自由貿易園區，在這個園區里，貿易自由，限制很少，其貿易園區的負面清單范圍相對狹窄，這也是新加坡港能成為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的因素。

（二）美國紐約港自由貿易區

紐約港對外貿易區于1979年由美國國會批準設立，面積8.41平方公里，是美國最大的海港，同時也是世界最大海港之一。該區的主要政策為：產品進入美國之時可以按照綜合稅率征稅，在原材料進口方面可以不征收關稅，而園區內的企業的增值稅只有3%，對于進入園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平等對待，沒有國別的限制，僅由海關和相關港務局對外商投資企業進行基本的資格背景審查。負面清單最早起源于美國式的國際投資協定，可以追溯至美國在“二戰”之后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而1994年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成為日后負面清單的范本。

（三）中國香港自由港

中國香港實行最徹底的自由貿易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資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其自由貿易政策表現在四個方面：對進出口貿易不受限制；不設關稅壁壘；進出口手續極為簡單；海關檢查和衛生檢驗手續便捷。香港實行“居民待遇”的投資政策，不管投資資金來源于中國香港本地還是海外，也不管所有制形式如何，在中國香港地區設立并經營企業均享受同等的“居民待遇”。

上述自由貿易區從設立伊始，就明確在該國家的政府管轄之下，均設置于海關關境之外，接受海關治外法權的保護，在這塊“境內關外”性質的區域里，各個國家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準入并沒有規定過多的限制，對外貿易方式比較寬松，同時這個區域也是關稅的豁免區。

自由貿易全區的設立初衷是為鼓勵對外貿易和日常的國際商務的發展，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進行貿易上的互通有無，免除進入區域內的貨物的稅費，放松對于外商企業準入環節的限制，加快貨物、人員、資金以及信息的流動和傳遞，促進對外的國際商務。 以上自貿港區的政府都進行了相應的立法，隨后才建立的自貿港區，為了保障自由貿易區內的經濟良性發展，嚴密的法律法規是必不可少的，用法律法規來規范自由貿易園區內的各種經濟活動，使投資經營者和管理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正是因為完備的法律體系，政府對于自由貿易區的管理也體現出高效、靈活的一面，這使得這些自貿園區顯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總而言之，通過探討新加坡自由貿易區、紐約自貿港區、中國香港自貿港的發展規律，總結出一系列先進的理論與經驗，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合理、有效的發展上海自由貿易區，就應當擴大外商的進入范圍，縮小負面清單的相關限制，國外自由貿易區“管住卡口，管出不管進”的相關政策，無疑值得我們在對上海自由貿易區相關行業進入問題上學習和借鑒。

以往，我國對外商投資的管理一貫為設置正面清單，即外商投資參照國家發改委、經貿委和外經貿部聯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開展。這份“白名單”中明確了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的外商投資項目，但外商即使是投資鼓勵類項目，亦需要經政府相關部門的審批。負面清單指的是凡是針對外資的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業績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簡言之，負面清單是為投資領域而列出的“黑名單”，其管理思路是除名單之外，法無禁止即合法。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負面清單幾乎是將區外的所有管制都移植到了自由貿易區內，難道自由貿易區內的市場準入比區外還要嚴格？

三、對上海自由貿易區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的探索

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標志著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邁上了新的臺階。國務院總理指出，將上海自由貿易園區作為我國推動改革和提高經濟開放程度的一塊“試驗田”，這將是本屆政府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打造經濟特區的升級版的重要舉措，這一舉措不只是上海加快轉型的重大舉措，同時也是一項關系到改革開放全局的重要國家戰略。就我國國情而言，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擴大自由貿易區的市場準入、縮小負面清單的限制范圍，不僅具有必然性，而且也有其必要性。此次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必須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這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以彼之長補己之短，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因此，必須深化貿易自由化路徑，從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種方面，對自由貿易區行業禁入的有關問題做出全局化的應對措施，在注重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更加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使其成為撬動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支點。

（一）縮小負面清單的限制范圍

我們應當在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總則下，縮小負面清單的限制范圍。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目的不是要建成世界上集裝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要做轉口貿易和離岸貿易，其中要吸引跨國公司的總部進入上海自由貿易區，并且要構架大宗商品的交易平臺。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擴大投資領域、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和社會服務等其他領域的開放程度，縮小負面清單的相關規定，加快對外開放的腳步，進一步達到自由貿易區設立的目的和宗旨。應當按照公平準入的原則，暫停或者取消投資者資質的要求、股權比例、經營范圍等準入限制措施，對內外資實施公平的準入標準。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支柱產業，國家應當做出禁止或者限制性條款，禁止外商投資企業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但是對于其他產業，可以進一步放開，出臺相應政策鼓勵企業在自由貿易區開設分支機構，最終實現國民待遇。在服務業領域，我國政府對其壟斷經營的現象非常嚴重，市場準入限制過多，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民收入不斷提升，尤其是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行，服務業在我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正因如此，在自貿園區內對于服務業更應該減少限制，給外資企業與我國企業一個公平的競爭平臺，加快服務業發展，提升中國的流通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實踐證明，不管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凡是開放比較徹底、積極參與全球資源競合的領域，都會有較好的發展。

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家，限制的程度則越低，也就是說開放程度越高。作為外資最為青睞的投資地之一的我國，在市場開放程度和對外資管理上都有提升的空間，而“負面清單”的模式不僅是經濟管理的重要變革，也是開放市場，提供公平的、非歧視性的內外資本投資環境的新的嘗試。同時，作為世界貿易投資談判的敲門磚，“負面清單”也為我國和國際市場起到了更好的銜接作用。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學習經濟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縮小負面清單的相關限制，加大開放程度，有了開放的市場，穩定的環境，才能吸引外資進入我國市場，促進我們經濟水平的提升。

（二）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保障市場的進一步開放

我們應當加快建設相關法律法規規范上海自貿園區，使其穩定運行。要進一步開放市場，縮小負面清單對于行業準入的范圍，證明會有更多的外資涌入自由貿易區，這也就要求我國政府必須盡快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以此作為自由貿易區健康良性運營的保障。例如歐盟創設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對其成員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進行規范；韓國自由貿易園區也制定了《制定和經營關稅自由區培育國際物流基地的相關法律》、《自由貿易園區法案》等四部法律來對其國內的自由貿易區進行管理。相比較而言，我國處于自由貿易區的實驗階段，還沒有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在立法方面顯得不夠完善，特別是缺乏國家層面一級的立法，這無疑會給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因此，加快有關自由貿易區管理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從國家的高度來實施統一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在自由貿易區外，我國對外資企業一直實行的是“符合雙軌制”的立法模式，對于涉及本國投資者的投資關系用一套法律進行調整，而對于涉及外商投資者的投資關系則由一系列“外資法群”進行規范，主要是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以及《外資企業法》為主體的外商投資企業組織法體系。在自由貿易區內，現在是暫停實施這三部法律，但是并沒有新的法律來進行規范。我國可以在自由貿易區內采取“簡單雙軌制”的立法模式，即制定統一的外商投資法典，以此作為調整外國投資的基本法律，并輔之以其他直接相關的外資法律制度，從而實現外資法律體系的系統化和規范化。相對于區外的“復雜雙軌制”而言，“簡單雙軌制”顯然更加適合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模式，并且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相適應，能夠更好的促進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發展與完善。

（三）建立與負面清單相適應的相關監管體系

上海自貿區設立的初衷是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入我國市場，以此加強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縮小負面清單的相關市場準入限制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更加開放的市場必然需要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更加完善的監管體系來支撐其健康順利的運行。我們應該充分借鑒外國自貿區的監管體系，建立起適應我國發展模式的相關制度。

正確認識和處理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關系，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對外經濟效益，建立一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有利于上海自由貿易區的運行機制，進一步擴大上海自由貿易區的開放程度，通過發展開放型經濟，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市場競爭力。

結語

第4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

    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政治、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第5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一、國際貿易新格局

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后，美國無力維持在全球的經濟體系控制，世界上的新興經濟體也不甘于在經濟發展上受到美國的制約，加重了美國全球經濟體系崩塌的危機。美國為了繼續享受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福利，同時遏制新型經濟體的發展，保持自己的經濟霸主地位，積極構建了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主體，吸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這兩個公約。TTP是由亞太經合組織中的智利、新西蘭、新加坡、文萊四國在2005年提出的，在2008年美國加入，并在2009年主導進行擴展。成員國志在建立自由貿易區，在貨物貿易、知識產權、服務貿易、勞動力、環境、投資等領域加強合作及互惠。在2014年，已有12個成員國，占世界總GDP的40%，占世界貿易總量的三分之一。TTIP在2013年開始談判，致力于使美國和歐盟共同消除雙邊貿易壁壘、減少關稅等，進行自由貿易，如果這一談判成功，那么歐美之間所有的關稅都將取消，在投資和監管方面也將達成一致，非關稅的壁壘也將大幅度的減少。歐美的經濟總量占到了全球的50%，如果這兩個協議全部達成，并且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話，我國的貿易環境將進一步惡劣，并且在全球的貿易話語權將極大的被削弱。

二、上海自貿區的發展探索

兩個協議的準入標準非常高，并且在這兩個協議中，中國、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國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貿易體系，倒逼國內經濟市場進行改革，在美國這兩個協議的夾縫之間尋找發展路徑，探索建立了上海自由貿易區。上海自貿區是具有進出換、離岸加工、倉儲轉口等多功能的自由貿易區，占地28.78平方公里，覆蓋了4個特殊海關監管區域。這是我國對貿易改革的試水工程，期間還包括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探索、投資領域的改革、貿易領域的改革以及金融領域的改革，可以說，上海自貿區內在的行政機構、制度設施等都與國內其他地區有差異。

為了達成我國建立自己的高層次自由貿易區，推進改革的目的，我們應該從上文中提到的四個方面進行發展的探索。首先，在政府職能領域，要按照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標準，構建與國際貿易格局和發展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系，把審批的重點注意到審批中和審批后上來，在審批前對于準入門檻和相關手續進行一定程度的簡化，減少行政審批的事項；在貨物進入自貿區后，可以采用一次性驗收、申報、放行的制度，加快貿易的流轉程序，為貿易提供更多的方便；在投資方面，加強對于項目管理、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建立、工商登記這三個環節進行改革，進一步開放六大服務行業，探索投資管理的新體制，最終實現與外商投資管理制度相接軌；在貿易方面，進行高層次的貿易區域建設，推進我國國際貿易的轉型和升級，鼓勵國際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建立亞太地區的總部，提高上海自貿區在亞洲地區的地位和根植力。當前上海自貿區的境外和自貿區貨物是不受海關監管的，可以自由的進出自貿區，但是需要遵守我國海關的相關法規，征收一定的稅務，這一舉措促進了貿易產品流轉的效率，吸引了一定的國際投資，為接下來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金融領域，要在各方面進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場化、匯率自由化、金融業對外開放、離岸金融業務的創建與完善等。同時要積極的推進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并允許一些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建立銀行等金融機構，但是要注意對于金融風險進行嚴格的管控，同時為我國在將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做好準備。

但是，上海自貿區的發展仍然有一些制約因素，比如說空間限制、政策限制、關稅限制等。我們要消除這些限制，建立健全的、可持續的發展空間，積極地進行相關產業布局，把上海自貿區徹底的盤活。在當今政策和市場兩個方面的影響因素下，需要在上海自貿區建立兩種相關的產業結構。一種是與國際自由貿易相關的服務性產業，包括貨物貿易、轉口貿易、服務貿易等涉及到航運經濟、保險、融資等方面的航運產業和物流產業，以及智能制造、再制造等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等；第二是與我國改革創新相關的產業，包括專業金融、專業法律方面的服務業、醫療行業、文化娛樂行業等。如果這兩大產業結構能夠建設完成，并且可以解決土地空間等問題，必將徹底的盤活至少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進一步促進全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

第6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源于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二百多年來,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大致經歷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奠基階段,包括斯密提出的“絕對利益論”、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利益論”和赫克歇爾一俄林提出的“要素稟賦論”,前后經歷約二百年時間;第二階段是二戰后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發展階段,二戰后,著力于從某個側面對國際貿易新現象進行解釋的貿易理論紛紛問世,如產業內貿易論、人力資本論等,其中以20世紀70年代末出現的以蘭開西特、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的“新貿易理論”研究為具代表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于制度因素與空間因素研究的貿易理論相繼涌現,國際貿易理論有了新的趨勢。

    2.李斯特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主要內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派的主要先驅者,保護貿易的倡導人,其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

    2.1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提出的歷史背景

    19世紀中葉的德國是一個政治上分裂、經濟上落后的農業國。當時,德國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進口的則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國內部對實行什么樣的國際貿易政策意見,分歧很大。一方面。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盛行整個歐洲,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主義學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國工商業協會為核心,主張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在此時代背景下,作為德國工商業協會顧問和保護貿易學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以保護關稅制度為核心,為經濟較落后國家服務的國際貿易學說體系。

    2.2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的觀點

    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分為國內自由貿易和國際自由貿易,國內自由貿易是有益的,應在國內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建立國內統一市場,這與國民個人自由不相抵觸。而國際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保護政策與個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不悖。李斯特反對斯密等古典學派的“世界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整體利益并非個人利益的簡單總和。

    李斯特認為:“國家同個人一樣,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掛在心頭”。

    ①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其成長為一個工業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條件,即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國家主義經濟學”。

    ②一國開展對外貿易要著眼于提高國家生產力,而不僅僅是國家財富單純量的增加。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國應實行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

    ③從經濟方面,國家都必須經過以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由未開化轉入畜牧、農業、農工業時期的初期,同先進國家自由貿易大有好處;在一個國家進入農工商業時期,實行自由貿易也是可取的;只有在農工業時期才需要保護。

    ④在生產力理論和經濟發展階段論的基礎上,李斯特提出了保護幼稚工業論,主張經濟相對落后國家通過國家干預實行保護貿易政策,但并非保護一切產品,糧食和原料等貿易勿需保護,只有與國家工業發展有關的、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工業才需保護。等到這些工業經過一段時間保護成熟后應取消保護。

    可見,李斯特關于貿易保護的主張實際上是為了積極主動的對外貿易,一國最終是要實現自由貿易。一國選擇哪一種對外貿易政策,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在國際經濟中所處的地位。

    3.關于李斯特國際貿易理論的評述

    3.1理論、方法以及觀念和視角上的創新

    李斯特的理論使得自由貿易論者接受了臨時保護幼稚工業的觀念,承認貿易保護對于新興國家的重要意義。

    ①李斯特的方法,具有開拓性的,他首先系統地運用歷史對比方法作為政治經濟學論證的一種手段。這種方法非常重視對歷史事實的分析,據此來考察和檢驗經濟學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論與歷史經驗、演繹與歸納、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學說史的結合。這與“李嘉圖惡習”直接相對,并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先驅。

    在個人與社會關系上,李斯特強調了個人與社會的統一,而不是對立,并且在經濟學說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國家制度和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來看待,強調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政治修明、道德品質良好的國家和一個缺少開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國家,其生產力水平有截然不同的區別。這無疑為制度學派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

    ②正是李斯特闡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種永久的理論價值,并且確立了它在經濟學說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他提出了對當時的理論來說完全是新穎的兩個觀念,即與世界主義相對的國家主義觀念,以及與交換價值相對的生產力觀念。

    李斯特為了德國新興產業資本的利益而批判斯密,而斯密的經濟學也正是為了維護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兩人的出發點是一樣的。因此,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河內一男說:“李斯特是德國的亞當·斯密” 。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經世濟民”,找出一種適合本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方法是每一個經濟學家的使命。斯密和李斯特無疑是做到了這一點(而不僅僅是創立或完善了一種理論),這也是他們的理論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原因。李斯特的國際貿易理論顯然是可以給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后進國家以理論指導。

    國家主義觀對我們今天來說不算什么。但是受基督教普世主義價值觀影響,當時的英國的自由貿易論者聲稱,他們的論證具有完全的普遍意義對他們來說,那是適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地域的絕對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絕接受它的人就是一個傻瓜或是一個壞蛋,或者兩者都是。這種把特定國家的經濟理論看成是普適人類一切的觀念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德國是一個善于思辨的民族,易患抽象理論病。很多理論家無視現實,躲在抽象的理論中滿足于思辨的興趣。李斯特能跳出這種抽象的普世主義文化藩籬,用國家主義觀來看問題,就把人們沉溺于抽象的、遠離現實的彼岸般目光,轉向具體的、現實的此岸中來,從而誕生了一種看事物的新方式和新角度。

    李斯特立足于本國國情,堅決反對脫離具體現實抽象地和教條地堅持某種理論,這種國家主義所包含的務實精神無論對當時的經濟理論還是對我國當前的理論語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2貿易保護主義的終極目的是自由貿易

    李斯特所拒絕的是那些不顧當下現實語境,直接平移和套用國外流行理論的教條主義做法,并不是反對經濟規律本身正如他用促進的秩序批判自然秩序神話并不是反對自然秩序本身,而是更好地利用和駕馭自然秩序一樣,他用國家保護主義批評自由貿易論,并不否認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的力量,但他認為它可用于未來他的保護主義只是當前落后的德國實現工業化的權宜之計,其目的是為了能最終丟開這根拐杖,實現世界自由貿易。同樣,他的國家干預并不是反市場經濟的,更與極權主義的國家干預沒有任何聯系。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堅信“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進取精神,工業和商業才能生根,才能繁榮滋長”。

    3.3對后進國家的實踐意義

    工業化是后進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工業化仍然是當今各國鍥而不舍的目標。后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水平與率先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總體上未能縮小,而且呈現貧富差距拉大、貧困化增長的趨勢,工業是國家生產力之本,是一國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國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這一發展民族經濟的思想在當今世界仍具有深遠意義,英國的自由貿易論者聲稱,他們的論證具有完全的普遍意義。

    【參考文獻】

    [1]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第7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由于成員國行業標準的差異，無法得到更為精確的行業數據，在研究過程中選取“H指數”來測量“中國－東盟”各國的產業集聚水平，H指數的應用從圖1中各產業數據的具體大小和變化趨勢來看，在各類產業中初始水平最高且較為穩定的是農業H指數，說明“中國－東盟”各國農業生產集中度較高，已經形成了自由貿易區內較為穩定的國際分工體系，由于資源稟賦度的差異和歷史的原因，農業生產保持相對穩定，而且有著較高的專業化水平。而圖1中也顯示出在各類產業中變化最大的是服務業的H指數，從1985年的0．286164上升到2009年的0．658876，產業集聚發展最快，集聚效應最為明顯。說明服務業在“中國－東盟”各國起步階段的水平基本一致②，但是，在那些有著市場規模和人力資本優勢的國家，服務業的集聚速度最快、效應最強，尤其在中國、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新加坡等國集中度最高。H指數在工業及制造業的初始水平較高，增加速度較快，其中制造業H指數上升最快。在1997年前后的各類H指數變化是顯著，表明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中國－東盟”各國的各類行業帶來了新的分工體系，區內產業布局出現了新變化，產業集聚速度加快，進而導致了區域產業發展的不平衡，迫切需要國際協調，促進自由貿易區的均衡發展。H指數準確地反應了自由貿易區的深化和各成員國產業集聚的雙重效應;CAFTA的深化對各成員國產業集聚和平衡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模型分析

1．基本分析模型模型假設世界是由R(R＞2)個規模不同的國家構成，把這些國家分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內部成員國和自由貿易區的外部國家兩類。各個國家分別擁有生產農產品A和工業產品M兩個部門;使用資本K和勞動力L兩種生產要素。農產品市場是一個具有瓦爾拉斯均衡特征的完全競爭市場;工業產品市場則是具備D-S模型替代彈性特征的壟斷競爭市場。要素K在國家間可以自由流動，而要素L則不能在國家間自由流動。各個國家間在初始狀態下貿易開放度Φ相同，完全符合WTO非歧視原則;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大幅提高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開放度。如果在上述研究中把自由貿易區成立的中間過程考慮進去，各成員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時間先后順序不同，各國生產轉移的過程特征也有差異。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次序將使后入者融入自由貿易區的時間加長，開始階段幾乎無法完全享受到自由貿易區給它帶來的利益。如果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順序既定，可以概括出3種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模式:(1)開始階段自由貿易區由兩個水平相似的國家組成，而隨后其他國家相繼加入;(2)開始階段自由貿易區由一個強國和一個弱國組成，隨后其他國家相繼加入;(3)開始階段自由貿易區由兩個強國組成，而后其他國家相繼加入。從三種模式的比較可以看出，第一種是各國最容易支持的小國模式，“CAFTA”的組建正是這種模式。弱國在開始階段可以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大市場，以對抗后來者(主要指強國)所帶來的生產轉移方面的沖擊，當然，在自由貿易區開始階段的強國還會因為自身市場不足以應對業已形成的統一市場的弱國，進而將生產轉移到弱小國，產業集聚于弱國。當強國完全融入自由貿易區之后，會因為大市場效應使生產轉回到強國，不過將推后不平衡發展的“核心－邊緣”模式的形成時間。如果弱國生產無規模效應，則可能使弱國在初期階段快速擴張生產規模，進而形成較大的市場規模，以抗衡后來者，最終使自由貿易區內部產業達到平衡。然而，按照第二種模式和第三種模式建立自由貿易區，必然會成為不平衡的“核心－邊緣”格局，第二種模式必將出現“單極”格局，第三種模式必將形成“雙核”局面。

分析與結論

第8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關鍵詞] 博弈論角度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談判WTO體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一體化、全球化以及貿易自由化的趨勢，歐共體的建立和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等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它們對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各國政府均希望從國際貿易(尤其是自由貿易)中獲得好處，許多國家實際上已經從自由貿易中、從共同取消保護和降低關稅中獲益。而目前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協調各國貿易政策和經濟關系的國際條約和國際貿易仲裁與談判機構，正在國際貿易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宗旨是:通過實行市場開放、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達到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它奉行非歧視原則(對各成員國在貿易政策上一視同仁，對本國產品與外國產品一律平等，實行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條款)降低和最終取消貿易壁壘的原則(但不絕對，允許各國在某些情況下保留一些貿易保護措施)以及充分磋商調解的原則，目的是建立一個各國都遵守的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從而使各個成員國能夠分享“合作博弈”帶來的益處。下文將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世界貿易組織”（WTO）。

一、兩國關稅政策靜態博弈模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

首先將利用重復博弈的結論與方法，分析一下兩國之間貿易及關稅問題，從而說明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的起源。

重復博弈的分析表明，威脅與承諾作為一種策略，可以在非合作博弈中產生一個合作的結果。各國的關稅及貿易政策，實際上意味著各國政府根據貿易博弈的“局勢”如何策略地行動。謝林(Schelling，1960)把策略行動定義為:“一個行動……以一種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通過影響其他人對自己將如何行動的預期，來影響其他人的選擇”。通常，約定、恐嚇(威脅)和承諾是以某人自己的利益影響其他人選擇的基本方式，但它們必須是可信的。在重復博弈中，可信性較容易通過同時使用幾個策略行動而取得。一個承諾可以通過使用一個可信的威脅而提出；一個不可逆轉的約定可進一步提高威脅的可信性。在完全信息情況下，可信性可通過對實際變量的不可逆轉的優先行動而取得。在非對稱信息情況下，可以通過非信息投資(即暗示、欺騙、誘導)影響其他當事人的預期。

假設對弈者是兩個大國的政府，他們(通過國內企業)生產并彼此交易兩種商品：商品A和商品B。每個國家的福利可通過關稅政策和為改進貿易條件而進行的最優設計來增加。并設兩國間的關稅與貿易博弈是多時期重復的。

先看簡單的情況。假設每個政府的策略集是自由策略（Free）或最優關稅（Opt）。表1給出了這種簡單的一次性博弈的支付矩陣，括號中的數字代表各國的貿易凈福利。顯然，每個政府的最優選擇是采取最優關稅，從而是該博弈的占優策略均衡(也是納什均衡)。

表1 兩個國家間的關稅博弈支付矩陣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由于博弈的非合作性質所決定的，即所謂的個體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雖然自由貿易意味著資源分配更合理，經濟效率也更高，但若有一國單方面削減本國進口關稅，而另一國仍保持其納什均衡時的關稅水平，單方面削減關稅國的貿易利益勢必受到損害，可不是非合作博弈均衡，將會陷入“囚犯困境”。

根據重復博弈的分析表明，在無限的重復博弈中存在合作解。那么在本例中，兩國政府為了擺脫這種困境，謀求一種長期關系，使其福利最大化，兩個國家只能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轉化，雙方協商締結貿易協定，共同削減關稅。假定雙方已簽訂貿易協定，從各自納什均衡時的關稅水平開始削減關稅，那么對兩個國家都有好處，關鍵是雙方都必須信守承諾。假如有一方違背承諾，遵守協議一方的利益將受到侵害，必然要實施報復，對違約方征收高關稅，結果必然導致貿易戰的發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需要建立一種強有力的約束機制，使得相互的承諾是一種可信的承諾，這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的原因。WTO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套有充分法律依據的爭端解決機制，提供目前國際經濟領域最具約束力的規則，使得合作博弈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對各國政府來說，WTO協議既是一種承諾，又是一種強有力的約束，因為如果有哪國不遵守該協議，將遭到別國的報復或懲罰。既然威脅(恐嚇)是可信的，那么，當發現別國的背信行為之后，恢復到靜態納什均衡(最優關稅或高關稅)就構成博弈的一個子博弈完備納什均衡。如果由于合作行為的崩潰而引起的損失遠遠大于單方面背信所獲得的收益，則善意的承諾也是可信的。因此，威脅(恐嚇)與承諾將產生自我強迫的合作行為。這是無限重復博弈的一個基本結論。

二、從博弈論角度看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貿易談判

分析了WTO成立的原因之后，知道了在雙邊貿易協定下進行關稅減讓對兩國都有好處。而從博弈論角度看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多邊貿易談判，我們可得出如下結論：世界貿易中的多邊貿易談判是各國之間的“N人貿易政策博弈”，這場博弈是動態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各成員國間簽訂的多邊協議，既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合作博弈均衡解，又是貿易博弈的規則；遵守該協議將使每個國家從開放市場和世界貿易中獲得更大利益，否則，將受到其他各國的嚴厲制裁或懲罰；多邊貿易談判過程和協議的簽訂過程實際上是各方的討價還價過程。事實上，各個國家出于某種目的，不可能完全放開市場，也不可能實行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政府在選擇貿易政策時，不能不考慮本國的利益，也不能不考慮別國的利益及策略選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簽訂多邊貿易協議是世界貿易博弈的必然結果，它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它在使各國分享自由貿易帶來好處的同時，又使各國承擔義務。博弈的結果表明，只有積極合作、消除貿易壁壘、進行平等的自由貿易，才能給雙方帶來更多的利益，才能使成員國有機會平等參與國際競爭，這是各國有積極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如果不加入WTO，就必然無法享受其他國家的“優惠”政策，就無法平等參與國際競爭；如果加入卻不履行義務，就會遭到別國的制裁和報復。自“烏拉圭回合”以來，目前世界上已有多個國家或地區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許多國家的平均關稅已不超過5%，有的甚至更低或無關稅。表明各國都在為取消保護、推動世界自由貿易而不斷努力。“自由貿易并沒有過時”，只不過它不像以前那樣，而是被賦予了新的內容。自由貿易政策已成為世界貿易中各國共同追求的、渴望實現的一種理想的貿易政策。

三、WTO體系中誰是智豬

博弈論中有一個智豬博弈的例子，可以用它解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 在智豬博弈的例子中，豬圈里養著一頭大豬和一頭小豬。豬圈的一端有一個豬食槽，另一端安裝一個按鈕， 每按一次按鈕6個單位的豬食就自動落入槽內。如果一頭豬去按按鈕，再回來，另一頭豬可能就有機會搶先吃到另一邊落下的食物。當小豬按電鈕時，大豬會在小豬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豬按動電鈕，則還有機會在小豬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爭吃一點殘羹。如果大豬和小豬共同按動電鈕，則大豬和小豬均能爭得食物（見表2）。 現在問：兩只豬各會采取什么策略？小豬為了吃到食物，只能在食槽邊等待，而大豬顯然不能和小豬一般見識，否則兩個都會餓死。所以答案是：小豬將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邊，而大豬則為一點殘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間。智豬博弈中的弱者因為弱小而別無選擇，也因此而因禍得福。這個博弈結果被經濟學家們用來解釋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現象，也可以解釋WTO體系中的強弱博弈。

表2 智豬博弈盈利矩陣

在國際社會公共產品的提供過程中，大國和小國之間的智豬博弈經常發生。不管大國是否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如國際援助），小國的最優選擇都是不提供。理性的大國只能選擇由他來提供公共產品，小國搭便車，享受國際公共產品，因此，合乎理性的結果往往是在國際社會中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在現實的國際社會中，大國可能會付出較少的按動電鈕成本，卻獲得更大的利益。這是因為大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因而這種制度安排必然會帶來利益分配向大國傾斜。

縱觀WTO歷程，美國在其中自覺充當了“智豬博弈”模型中“大豬”的角色，不遺余力地提倡并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這是因為美國能從這項政策中獲益更多，除了能擴大出口，為美國過剩的生產能力尋找市場，更為重要的是，貿易自由化促使美國市場日益開放，這是美國經濟維持增長的關鍵。可見，WTO除了參與國都具備“貿易自由化最終能使各參與國獲益”這一共同知識外，還必須具備另外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發達國家在削減關稅談判中應對發展中國家作出適當讓步，盡量避免貧富差距拉大；其次必須有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美國、歐盟)來牽頭推動WTO的成立并維護WTO的權威。

四、結論

第9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范文

 

關鍵詞：重商主義　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　自由貿易　要素享賦論

 

在早期的貿易中由于貴金屬的發現，人們對利潤與資本積累的觀念的變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等原因，促使了重商主義的發展。重商主義的基本經濟理論是:貨幣是國家財富的唯一形態，對外貿易是增加貨幣的源泉，政府活動的目的應是如何發展對外貿易以增加財富。重商主義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作用，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發展。但它只是簡單地描述社會的表面現象，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探索只局限于流通領域，而未深入到生產領域，因而其經濟理論是幼稚的、不科學的。

    18世紀后重金主義學派的理論政策已不能適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對外貿易。于是亞當斯密在其經典巨著《國富論》提出了以絕對優勢為基礎的貿易理論，強調貿易雙方各以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行貿易，雙方都能獲利。該理論從生產的絕對成本的差別為出發點，認為各國應按照各自在絕對成本方面上的優勢進行分工，生產并出口絕對成本低的商品，進口絕對成本高的商品，即“以己之所長，換己之所需”。但這個理論存在一定缺陷: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任何絕對優勢，那他就不會與別國進行任何貿易，但這個結論與事實違背。

    后經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完善，進一步強調兩國貿易時，即使一國產品不具有絕對優勢，只要有相對優勢，雙方也都能獲利。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是在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發展起來的。根據斯密的觀點，國際分〔應按地域、自然條件及絕對的成本差異進行，即一個國家輸出的商品一定是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生產成本絕對低于他國的商品。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每個國家不一定生產各種商品，而應集中力量生產優勢最大或劣勢最小的商品，然后進行國際貿易。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總量將增加。由此形成的國際分〔對貿易各國均有利。李嘉圖認為，在資本與勞動力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按照比較成本理論的原則進行國際分,可使勞動配置更加合理，可增加產品總量，對貿易各國均有利。比較成本理論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的作用。它促進了當時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但其前提必須是完全的自由貿易。

    實際上自由貿易理論提出以后，世界卜并沒有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與之形成鮮明對本的是各國(地區)間保護貿易處處存在。究其原因在于自由貿易理論賴以成立的理論前提與現實世界存在較大差距。自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白由貿易可使參與貿易的雙方均獲得貿易利益，它通過對貿易原因的近于完美的實證分析和邏輯推論而得出。這是自由貿易理論獲得廣泛認同的主要原因。其理論前提是:一國的生產要素總量、生產技術水平、國民收人分配形態、居民消費偏好是既定的、不變的，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并且參與貿易的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市場完全自由競爭，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這顯然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有很大差距。另外，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自由貿易利益的實現也成問題:在現實經濟中，在自由貿易理論所論述的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兩國各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能夠進入對方國家市場，分工是能夠實現的。而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劣勢的國家，其有比較優勢而沒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要在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進人對方國家市場是很難的。畢竟，劣勢產品占領強勢產品的市場是不符合成本和價格競爭法則的。相反，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優勢的國家，則可以完全占領劣勢國家的市場。除此之外，還暗含其它前提:(1)因分〔造成的各國產業調整無須成本。

這顯然也不現實:若按自由貿易理論所述，兩國根據各自的絕對或比較優勢所在進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那么，原來投資于絕對劣勢和比較劣勢產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必須轉移到新選擇的產業上來，有些具有專用性的資產如生產設備則將被淘汰。而無論是轉移或被淘汰，作為國家范圍的產業調整，成本都是巨大的。(2)規模報酬不變。假定各國勞動生產率或技術水平是不存在差異的，其另一重要假設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廠商的生產函數不隨其規模的擴大而改變，因而擴大規模不會影響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貿易的基礎。這也不符合實際情況。

    二十世紀30年代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創立了要素察賦論，進一步充實了自由貿易理論。要素察賦論的三個主要結論:每個區域或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體系中應該生產和輸出豐裕要素密集的商品，輸入稀缺要素密集的商品;區域貿易或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是價格差別，即各個地區間或國家間商品價格不同;商品貿易趨向于消除工資、地租、利潤等生產要素收入的國際差異，導致國際間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趨于均等化。根據此理論每個國家或區域利用它的相對豐富的生產諸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從事商品生產，就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用它的相對稀少的生產諸要素從事商品生產，就處于比較不利地位。因此，每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體系中生產和輸出前面那些種類的商品，輸人后面那些種類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