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研究綜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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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第2篇：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雌雄同體 失衡 自我身份危機

一、引言

《》是美國現實主義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以女性為題材的短篇佳作，小說情節簡單，寓意深刻。本文將從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雌雄同體”觀出發，對伊莉莎面臨的自我身份危機進行解讀。

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提出“雌雄同體”構想――同一人身上既有男性氣質，又有女性氣質，而且最完美的境況就是這兩種氣質和諧相處。《》中，伊莉莎身上雖然既有男性氣質，又有女性氣質，但兩種氣質處于一種嚴重失衡的狀態，無法達到和諧相處的境況，因而導致她面臨著自我身份危機。

二、強烈的男性氣質

斯坦貝克從一開始就將伊莉莎描寫成為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農婦形象。在對其外貌描寫中，他用了“堅毅”、“男式的黑帽子”、“粗笨的鞋子”等突顯男性氣質的詞語。在其勞動描寫中，她拿剪刀的樣子都“那么有力”，讓桿顯得“纖細柔弱”，她會用 “犀利無比”的手指消滅害蟲，象征著女性氣質的“一綹烏發”會被她抹開。在其語言描寫中，她態度強硬，果斷堅決，“我告訴過你我沒有什么要修的東西”，被連續拒絕的補鍋匠頓時痛苦，“就連聲音也變得嗚咽了”，但她仍舊拒絕，“我沒什么東西好讓你修”。反映出伊莉莎具有強烈的男性氣質，缺乏女性應有的同情心。

在被補鍋匠欺騙前，她身上的男性氣質明顯高于女性氣質，她的長相“堅毅”，穿著似男人，言語果斷絕情，缺乏同情心，男性氣質強烈，女性氣質處于被壓抑的狀態。

三、釋放的女性氣質

在補鍋匠編造謊言之前，伊莉莎身上的女性氣質一直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在意識到補鍋匠注意到自己栽種的后，“伊莉莎臉上的惱怒和拒絕緩和了”。而當補鍋匠編造老太太需要種的謊言時，不知情的伊莉莎變得“熱切起來”，這與之前果斷拒絕的男性氣質相反。而且當補鍋匠進一步夸贊伊莉莎的非常漂亮時，伊莉莎拉下男式帽子，“烏黑漂亮的頭發散了開來”，被壓抑的女性氣質釋放出來。與此同時，她的同情心被激發出來，去屋后的罐子堆里找了兩個鋁燉鍋，讓補鍋匠修理。補鍋匠走后，伊莉莎將代表男性氣質的臟衣服扔掉，不斷注視自己身體的行為暗示伊莉莎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女性美，并進一步把自己的女性氣質顯現出來，新內衣、精致長襪、裙子、梳頭發、描眉、涂口紅，這些行為將伊莉莎作為一個女性所特有的女性氣質完全釋放出來。

四、失衡的男女氣質

伊莉莎在補鍋匠的刺激下，把自己的女性氣質全部釋放出來。但這沒有得到亨利的肯定，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伊莉莎的女性氣質，并用“強壯”等代表男性氣質的詞來形容她。被丈夫否定的伊莉莎，轉而也否定自己的女性氣質，她認為“我很強壯”，“我以前從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結實”。她又帶上了代表男性氣質的帽子，同丈夫亨利前往克民諾斯酒店吃飯，在途中發現被補鍋匠丟棄的代表女性氣質的，身上的女性氣質再次被否定，年僅35歲的她像一位老太太一樣輕輕啜泣，這也暗示了伊莉莎身上的女性氣質處于消亡狀態。

“在女性的腦子里女性勝過男性。最正常、最適宜的境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在伊莉莎的身上，男性氣質明顯高于女性氣質，嚴重失衡的兩種氣質讓伊莉莎面臨自我身份危機。

五、總結

從伍爾夫的“雌雄同體”觀出發，我們不難發現，伊莉莎身上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一直處于一種不平衡的狀態，男性氣質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女性氣質慢慢處于消亡狀態。正是因為這兩種氣質不平衡，才導致伊莉莎面臨著自我身份危機，身為一名女性，但是自己一直壓抑身上的女性氣質，而丈夫亨利又否定她身上的女性氣質，只看到了她身上的男性氣質。也正是男人的無法理解與自己的壓抑讓她面臨自我身份危機。

參考文獻

[1] 蘇索才.約翰?斯坦貝克其人其作[J].外國文學，1996（1）.

[2] 趙金昭，吳少珉.外國文學作品選[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

[3] 張磷，馮瑞貞.伊莉莎?阿蘭的心路歷程――解讀斯坦貝克的《》[J].鎮江高專學報，2003（4）：24.

第3篇：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憤怒的葡萄》；約翰?斯坦貝克；喬德大媽；女性；反抗

約翰?斯坦貝克是美國二十世紀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憤怒的葡萄》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這部作品發表于1939年，發表以來備受爭議，卻也為作者本人帶來了名譽和地位。該部小說曾獲得國家圖書獎、普利策獎，以及后來斯坦貝克在1962年獲得的諾貝爾獎都跟《憤怒的葡萄》的影響息息相關。《憤怒的葡萄》主要描述在干旱、風暴、以及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者的壓迫這種天災人禍的雙重壓力下，俄克拉荷馬人向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遷移，想要到達“流著奶和蜜的迦南”。最終現實卻將他們的夢想一次次的擊垮，然而他們在面對各種災難、壓迫時所表現出的保護家園、保護家庭完整及家人安全的精神卻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翁喬德一家及牧師凱西在西進途中表現都非常突出，尤其是兒子湯姆?喬德和吉姆?凱西。然而作為女性人物的代表喬德大媽，卻被作者賦予了特殊的使命，在西進途中她的蛻變和成長是不可忽視的。因此本文試圖從女性人物角度切入，以母親喬德為例分析在男權中心的社會下，女性人物的覺醒及對社會主導力量男性的反抗，具體體現在喬德大媽對喬德父親的反抗。

喬德大媽是斯坦貝克筆下刻畫的非常深刻也非常成功的一個女性，在西進途中以及到達目的地加利福尼亞以后，面對家庭遇到的種種困難，母親在各個方面的表現都儼然是整個家庭的保護者，而本該作為家庭中心和承擔家庭主要責任的父親在各方面的表現明顯被母親所取代，這一重要的角色轉變正是斯坦貝克想要展現給讀者的――女性在家庭面臨危難、社會動蕩中展現出的強大的力量。而這種力量足以促使女性社會對她們的原有認識，原有的男性中心意識，獲得應有的權利和地位。在這篇小說中喬德大媽對男權社會的反抗主要體現在對傳統意義上的家庭中心喬德父親的反抗。喬德大媽的反抗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喬德大媽代替喬德父親成為家庭的主要決策者；二是喬德大媽對喬德父親的直接武力相向。

母親在做決定時的果斷決絕把她和同時代的其他女性區分了開來。在男性中心的社會，女性在各方面都被認為是低人一等的。她們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也完全沒有發表意見的意識，接受男性的決定是她們的唯一選擇。所以，母親在家庭中的決策作用毫無疑問是對以父親為主要代表的男權社會的挑戰。有兩件事情清楚說明了母親的這一品質。一是在全家對吉姆?凱西是否加入到喬德一家西行的隊伍中的決定。喬德父親擔心沒有足夠的食物，車上也沒有足夠的空間所以不是很樂意，但是喬德大媽的回答卻是不容拒絕的。媽清了清嗓子。“不是行不行，要問肯不肯，”她堅定地回答。“說到行不行，那我們什么都不行，到加利福尼亞去也不行，干什么都不行。至于說到肯不肯，那么凡是我們肯做的事，我們都可以做。” [2]99母親的態度顯然沒有給父親留下反抗的余地，任何的推拒都會使他更不得人心。父親還繼續堅持他的考慮時，母親的回答簡直是直擊要害。“車上根本就沒有空，頂多只能搭六個人，”她說。“可是我們有十二人要去。再多添一個也沒什么壞處；一個強健的男子漢絕不是什么累贅。” [2]99正是母親的堅持凱西才成為喬德家的一員，后來發生的事情也證明母親的決定完全正確。從這一事件之后，母親的自主意識變得越來越強，而喬德父親只能一次一次的退讓，直到最后母親幾乎完全代替父親成為整個家庭的決策者。而第二件事情的發生再一次證明了母親決策的能力。當全家到達青草鎮時，那里的環境、那里的人使每一個人都不想離開，全家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中坐吃山空，忘記了饑餓、產婦還有失業。只有母親時刻保持著清醒的有頭腦。母親勸說全家人離開不管有多難都必須找個工作來養活一家老小。母親直接向全家宣布她的決定，不再讓全家集體討論。父親雖然被迫接受了這一決定，但是，不滿是顯而易見的。爸把鼻子吸了兩下。“年頭好像是變了，”他諷刺地說。“從前是男人家出主意。現在好像要女人家出主意了。我看這樣下去。非把棍子拿出來不行了。” [2]356父親也意識到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改變，他們越來越多的威脅到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但是母親也深刻認識到，在困難時期，家庭的決定權應該掌握在有能力支撐整個家庭的一方，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男性不能承擔起這一責任，理所當然應該被有能力的女性所替代。

母親喬德對父親的直接武力相向，是對以喬德父親為代表的男權社會的直接反抗。當喬德一家在西進途中遇到了同樣西去的威爾森夫婦是時，他們便結伴而行，相互幫助。然而矛盾是常有的，所以討論也就在所難免。當威爾森家的車出了故障時，矛盾已經愈演愈烈了，原有的討論不再起作用。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把大家分成兩撥，其中一撥留下來修車，另外一撥繼續前進，而母親從家庭大局出發堅持所有的人都要團結在一起不能分開。面對父親的反對，她率先拿起了武器向父親挑戰捍衛家庭的完整。媽走到旅行車旁邊，伸手到后座的車底摸了一下。她拿出一只旋螺絲的鐵扳手，托在手上掂一掂。“我不走，”她說。[2]167她的態度是堅定的，不容置疑的，隨時準備著和反抗對抗到底。而父親的堅持只能使母親的態度更加堅決。現在媽把嘴咬得很緊。她細聲說：“除非你打我一頓，才能叫我走。”她又把那個鐵板子掂一掂。“那我就要羞你，爸。我不會讓你打我，不會叫喊求饒。我要跟你拼命。而且你也未必有膽量打我。如果你真打我，我當天詛咒，只等你一轉身，或者等你坐上車的時候，我非把你打倒在地上四腳朝天不可。當天發誓，一定要這么干。” [2]167從這個事例我們明顯能夠感覺到母親已經在家庭中建立起了不可擊倒的堅固地位。她不僅有話語權，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她還會拿起武器與男權社會對抗。盡管這是喬德大媽在整部小說中唯一一次拿起武器，但足以說明她反抗男權社會的決心和勇氣。事實上，從小說開頭女人們圍在男人旁邊看男人眼色，隨時害怕自己的男人灰心喪氣，到最后喬德大媽獨立撐起半邊天，女性已經從舊思想中解放了出來，并在行為上為自己的權利不斷抗爭。

喬德大媽以她對家人的無私的愛，以及勇敢無畏的戰斗精神，為女性在家庭中爭取到了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地位，為女性爭取平等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做出了榜樣。雖然女性獲得權利還是有限的，但是女性的覺醒和對平等公平的追求卻是一股不可抵擋的浪潮。

【參考文獻】

[1]方杰.“榮辱興衰六十載一外國斯坦貝克研究綜述”[J].外國文學研究，2002（3）.

第4篇：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從莎士比亞時代開始，西方莎學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歷史，歷經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直到后現代時期，其間的理論思潮此起彼伏。特別是20世紀以來，各種文學流派都把莎士比亞當成作其理論的試金石，形成了蔚為壯觀、紛擾繁復的景象。而其中現代主義的豐富解讀使得莎學研究的意蘊得到了無限的擴展和延伸，所出現的專著和文章，可謂浩如煙海，令人望洋興嘆。近讀李偉民教授的《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對莎學研究執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視野宏闊，文獻資料豐實，理論闡述清新，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見的厚重佳作。通觀全書，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論之。一、資料翔實，研究深入細致筆者也是莎學研究愛好者，經常拜讀李偉民的文章，覺得李偉民先生不僅研究認真，而且還花大力開展莎學情報資料工作。本書的撰寫也不例外，體現了他一貫的認真扎實的學術風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來年外國文學刊物、高等學院學報、社科院系統刊物、文藝理論與批評刊物、戲劇與文化類刊物上發表的莎學文章，論述了中國莎學新時期發展的軌跡，為今后的中國莎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寫了《1993-1994年中國莎學研究綜述》《、中國莎士比亞及戲劇研究綜述(1995-1996)》《、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著作與論文的引文分析和評價》、《1993-1994年高等學校學報(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的引文分析與評價》《、艱難的進展與希望———近年來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述評》《、二十世紀末中國莎學研究綜述》《、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的統計與分析》《、中國莎士比亞翻譯研究五十年》《、臺灣莎學研究情況綜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實秋、張泗洋、李賦寧、楊周翰、卞之琳的莎學研究思想等系列論文。“這些系列論文在中國莎學研究史上第一次對中國莎學研究文獻情報成果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計量研究;對中國莎學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層結構進行了文獻計量學角度的對比評價，通過對中國莎學文獻引文有關數據的分析與比較，論述了中國莎學研究的主要特征、趨勢，客觀地揭示了中國莎學學術研究的學科動向、進展以及現階段的學術水平”。[1]27這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對這本著作的撰寫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在《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書后，僅主要參考數目就列了20多頁，足見作者的資料搜集范圍之廣、力度之深。當然，這不是一般莎士比亞批評的資料匯編，而是這些年來作者在莎學研究領域勤奮耕耘，“十年磨一劍”，厚積薄發的一部學術性著作。

二、結構模式新穎獨特，富有創見和開拓精神首先，在緒論中，作者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為起點，從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契丹人”切入，細細梳理了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入、接受和影響的歷史流變。全書內容分為七章，作者從《哈姆萊特》入手，進而進入悲劇的文本與舞臺，以及莎氏歷史劇和戲劇的人民性與人性的關系;另外，對莎氏的傳奇劇和詩歌批評進行了專門探討。第五、六兩章是本書的一大亮點，莎士比亞翻譯批評和莎氏戲劇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的還原與變形也是莎學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個領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評方式，特別是現代性的莎學批評更是值得關注的。莎士比亞悲劇研究歷來是莎學研究中的重點，四大悲劇又構成了莎氏悲劇中的重點《，哈姆萊特》研究則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沒有按部就班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記下莎學研究的“流水帳”，而是從《哈姆雷特》著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國形象批評在中國的演進以及對哈姆雷特的形象認識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我們知道，對待哈姆雷特這個不朽的人物形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眾說紛紜，多棱鏡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霧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偉民從哈姆雷特強烈的自殺意識、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以及對女人的看法和行為等幾個方面深入細致的論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哈姆雷特在中國的形象問題，作者提出了應該全面看待這個人物形象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個人文主義者的觀點。應該從人民性、人文主義者、并非人文主義者進行研究。事實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難看到人文主義的思想精神，卻存在相當多的非人文主義思想。接下來，在第二章，作者從莎氏四大悲劇出發，探討了中國語境下文本與舞臺的莎學批評演進。重點論述了作為舞臺演出的莎氏戲劇在進入中國后對中國本土戲劇的影響以及對莎翁戲劇的改編接受情況。莎士比亞的貢獻除了悲劇之外，歷史劇和喜劇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作者從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與人性的獨特視角出發，進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亞批評在中國語境下的接受與認識。莎士比亞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的戲劇家和詩人，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他是最“偉大的戲劇天才”，把他的作品譽為“世界藝術高峰之一”。歷來文學研究家們都把莎士比亞當作試金石，作為檢驗其理論的依據。因此，對莎學批評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進入20世紀，由于莎士比亞的豐富內涵及深遠意義，傳統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批評日顯局限。歷史學派針對浪漫主義對莎劇詩性、閱讀性和不可演出性的無限擴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亞與當時歷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麗莎白時代的劇院、舞臺及演員表演，揭開了對莎士比亞“現代”解讀的龐大序幕。于是，種種冠以“現代主義”、“現代性”、“現代派”等以“現代”語詞為核心的解讀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這一世紀的莎評既呈現出極其壯觀的景象，又放射出無比怪異的光芒。其壯觀固然體現出了莎士比亞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異卻也展示了對莎士比亞的無限夸大和歪曲，并產生了對莎學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視角對莎學研究在中國的接受背景與選擇方式進行了深入探究，從“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的批評演進為出發點，從哲學上矛盾對立和美學范疇來認識這一對文學觀念的深層涵義。

三、宏闊的理論視野和文學批評理念第五章:從歷史走向未來。主要論述了中國莎士比亞翻譯批評50年的發展脈絡，也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莎評通過對蘇俄莎評的譯介，特別是對莎評的譯介，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聯系自己國家和民族命運，中國人對莎作有了更深的體會。20世紀30年代對蘇俄莎學的介紹，從總體到細微處對莎士比亞的劇作也有了較系統的觀照。這一時期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深受蘇聯莎評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莎士比亞被中國的政治涂上了各種油彩，在中國政治的影響下不斷變臉。階級斗爭的政治環境對中國莎學研究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在中國莎學中，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評論、研究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在中國莎士比亞傳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構成了評論、研究與演出的基礎。”[2]272中國的莎學研究大都是從文本出發，但是卻鮮有人對他們的翻譯經驗，翻譯研究中的各種批評觀點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學理的探討。顯然，這與翻譯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極不相稱的。有鑒于此，作者對20世紀后50年的中國莎士比亞翻譯批評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對此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僅對這一時期的莎士比亞翻譯作了資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從具體譯家出發，通過梁實秋和魯迅對于莎士比亞翻譯的論爭進一步探討了翻譯中的理論問題。另外，莎劇翻譯中的版本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在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中，版本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在早期的莎作翻譯中，相當多的譯者忽視了莎作版本的選擇。早期的莎劇譯者或限于條件或考慮不夠，一般不大講究版本。朱生豪、梁實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紀的莎學版本中，地位實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選擇上或因條件限制，或因認識不足，因而對版本問題注意不夠;那么在對莎氏時代的語言的性質、語音、拼法和詞匯的研究就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譯受到了批評。顧綬昌認為，粱實秋譯的莎劇，在文字上顯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順，合起來整段卻不像舞臺上的對話，并且譯文語氣很少變化，原文詩意也很少保存，這是譯文最大的缺點。朱生豪譯文雖做到“明白曉暢”，然而喜歡重組原句，損益原文，不是太羅嗦，就是太簡，有些譯得比較優美的段落，往往又過于渲染鋪張，它的最大缺點是任意漏譯，并且譯文中還時常夾雜些不必要的詮釋。[2]285本書在研究莎士比亞翻譯批評的基礎上進而對莎士比亞翻譯批評的思考，不僅總結了中國莎士比亞翻譯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對莎氏翻譯家比較系統、全面的翻譯思想的探討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亞翻譯批評中有些批評的目的并不在翻譯批評本身，而是為了思想和文學論爭的需要。這樣的批評雖然也涉及到對莎作的翻譯批評，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評，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學、翻譯觀點的論戰。[2]304-305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仍然與莎士比亞時代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生死、戰爭與和平、人與宗教、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和諧問題都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因此，閱讀莎士比亞、研究莎士比亞，目的是從文化、文學傳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藝術精髓，結合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特點進行闡釋，為我們今后把握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通過對莎士比亞作品的批評以及對這種批評的梳理，或許我們會在現代意義上更為深刻地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2]505這是因為莎士比亞是英國的，但同時他又是屬于世界的。約翰遜曾這樣稱贊莎士比亞作品的永恒性“:一場洪水所堆積的泥沙被另一場洪水沖走了，但巖石始終堅守陣地。時間的洪流經常沖刷其他詩人們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亞像花崗石一樣不受時間洪流的任何損傷。”[3]125李偉民莎學研究的視野開闊，研究方法多樣。在這本專著中，讀者可以看到偉民的莎學研究涉及了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有文本研究、比較研究、辭書研究，也有莎學傳記研究、莎學批評研究和莎學家的研究，還有從文獻計量學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論結合，以中國當代莎學發展史為線索，又對莎學研究的發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見解。總之，研究角度豐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富有創見的莎學學者思想的活躍和視野的開闊。總的來看，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國語境下對莎學研究的“全景式”解讀。正如著者在緒言中所說，中國莎學組成了一個多聲部的規模宏大聲音色彩鮮明響亮的長篇巨制交響樂，而蘊涵其中的“莎士比亞批評”則顯示了我們中國人比較的眼光，構成了中國莎學研究的最鮮明之處，形成了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特色。在《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中，李偉民先生對這種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歷史的痕跡，研究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規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質和特色，掌握文藝批評規律，提高對莎作的鑒賞水平和批評的理論水平。

參考文獻:

[1]　曹樹鈞.簡論四川學者李偉民的莎學研究[J].四川戲劇，2002(5).

第5篇：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 高職大學語文教材 教材編寫 五個基本“現實”

高職大學語文教材是高職大學語文課教學用的，教材編寫要照顧到下面五個基本“現實”。

一、教師教、學生學的時間現實

我從事大學語文教學，深知現實情況，也作了一些調查，發現在一般情況下，不論是普通高校還是高職高專院校，能“勻”出給“大學語文”課的時間不過一學期，除法定節假日外，學時量也不過是32―48。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南開大學陳洪教授2006年隨機對100所各種類型、各個層次的高校大學語文課開設的情況進行的調查表明，普遍的開設方式是每周一個大課2學時，也有4學時的，所有總學時在32到72學時不等。①這樣一個學期能夠講完的作品不過15―20篇，需要教師緊趕慢趕往前講，教材剩下將近80%的部分得靠學生自己自學。“自學”就是“自己學習”或是“自覺學習”，實際情況卻是大多數學生在這一學期結束后連書都懶得翻動，教材不久就會被扔掉。因此，大學語文教材不能太厚。

二、師資力量現實

教材的編寫還要考慮教師的實際情況。現今執教大學語文課的一線教師基本都出身中文系，知識結構跟普通大學中文系課程體系一樣分為“文學”、“語言”兩大類，“文學”細分下去有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文學理論等，“語言”細分下去有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等。一本大學語文教材，大致上涵括了全部中文專業的知識。一位能夠勝任大學語文教學的教師，不論他是國內哪所大學中文系，哪個專業畢業的，都得是中文專業的“通才”才行，否則就很難教下去。大學語文不是“小兒科”，教大學語文要想教出質量，讓學生叫好，又能扎實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和寫作能力，實在“難于上青天”。

不僅如此，某些教材還有非中文專業的內容，如溫儒編的《高等語文》。由于登上講壇執教的教師只有一人，他就必須熟悉、通曉“各個領域”的知識，才能夠“通教”《詩經》、《易》、“老莊道家文化”、《九章算術》、《孫子兵法》、“書法藝術與漢字文化”、“乾嘉學派與‘小學’考證”甚至“武俠、言情與通俗文學”等25講內容。這在我國普通高校里有幾位教師能勝任？就算按北大的革新做法，頭一次課就讓學生從25個選題中按興趣選出15個，但是選出來的專題，教師是否就能全教、指導？北大、北師大等中文師資力量雄厚的名校或許可以由“術業有專攻”的教師輪流執教以解決問題，但絕大多數普通高等院校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邊緣化的位置、沒辦法評職稱等因素導致大多數資深教師不愿教大學語文，甚至有學校常常把此類課程排給經驗少、教學能力相對差的老師。有些高校大學語文師資本就不足，還安排新來的教師先教三年大學語文，教滿三年走人，再有新人進來接著教三年。這樣的師資力量應用這樣的“新型教材”，怎能把大學語文教好？

如果把這些“高頭講章”放在高職院校里，依目前的師資，難上加難。第一，高職院校找到“大師”的可能性為零，別說像解放前清華大學找朱自清、呂叔湘、楊樹達、聞一多、俞平伯、余冠英、王瑤、熙、吳祖緗，山東大學找沈從文這樣學識淵博的學界泰斗和名家來上大學語文課，即使模仿東南大學找王步高、廈門大學找周祖②這樣的專家也不可能。第二，高職院校相當一部分大語課教師是隨學院從以前的中專學校升級上來的，在對教材內容的選擇、把握上還有一定的距離，做不到知識、思想文化的自由延伸。第三，隨著高等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張，高職院校學生人數日益增多，一大批年輕的大學語文教師被“趕鴨子上架”上崗。年輕教師很難做到“術業有專攻”，即使有，攻得也不夠深，鉆得也不夠透，很難有高水平的授課。很多高職院校為了迎合就業市場需要，獲得企業領導的青睞，力求使學校運行貼近經濟發展，整個學校缺乏追求高深文化和探索學術理論的氣氛，從教大學語文的教師極難在自己的教學崗位上大有作為，想成長為呂叔湘、楊樹達、俞平伯、余冠英式的中文學界一流大家更是難以想象。

三、高職的培養目標現實

高職教育與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主要區別不在層次上，而在培養目標和辦學模式上。培養研究型、理論型的人才是普通高等教育承擔的任務，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主要培養技術性應用人才，其特點是不要求人才具有高深的理論知識，但必須具有較強的實踐動手能力，能高質量地承擔生產第一線的工作。高職生在有限的學制中，除了要掌握與專業相關的基礎理論知識，完成計算機等級考試以外，還要花很多時間去實驗室、實訓室進行技能的培訓學習和考核。用人單位很少考查畢業生的語文水平，但是一定會要求有外語、計算機的等級證書。

因此，高職院校《大學語文》教材內容的選擇要考慮到高職院校的職業特性，更不能脫離這一特征。

四、當前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現實

當前社會的就業競爭愈演愈烈，沉重的就業壓力從高中畢業生填報志愿起就開始影響學生的專業課程學習選擇。大量學生為畢業時能得到期望的職位，爭先恐后地修習一些在現階段直接用得著的熱門專業或課程。語文功底還算扎實，對語文也有一定興趣的學生入校后，因為就業壓力，也會依據實用性、工具性來選擇課程或主要學習方向。本身語文基礎就不好的同學，則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開就敷衍應付，這都是實情。

我們必須體諒學生，考慮到學生的難處，在編教材時不能不顧及學生的就業壓力，如果非讓非中文學生都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學學語文，是難為學生。真的這樣做，恐怕會引起學生及學生家長的反感。因此，為了使這門課有效，在我國語文教育沒有整體上改變“慢、費、差”現狀之前，教材內容的“量”必須適中，保證在現有時間內力求“有實效”。我們的理想是：“少”而切實，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明顯的效果。一旦學生感覺收獲頗大，興趣陡增，就會在以后的時間里有時間、有需要而主動學習，并把語文閱讀學習的習慣保持終身，這樣大學語文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達到了“母語教育貫穿人的一生”的目標。

五、我國小學、中學、大學三個階段語文教育的現實

依據“我國的中小學語文教學效果很差”（呂叔湘語）的實情，片面追求升學率為目的“應試教育”的機械與死板讓不少學生有語文學習的潛力和能力，卻不喜歡語文課，把語文視為乏味的東西，不感興趣。有的高中生選擇理工科專業被錄取后，竟發出“終于可以逃出語文魔爪”的感慨，可見我國中學語文教育弊端對學生的折磨之深，已是冰凍三尺。

學生的學習天分各有差異，學生語文學習水平也是參差不齊，有在高考中語文考滿分的學生，但中小學階段語文學習就比較差，偏科的學生很多。

某些高職院校在課程開設上過于功利化，對大學語文等公共課不肯加強師資力量，加大投入力度，一般都設為選修課，大班上課，課堂質量不能保證，導致一些對語文本有偏愛的學生上大學后望“語”生畏，滋生反感的情況也有。

面對學生這些各不相同的語文基礎和學習特點，一些教材編寫者不管不顧，一個勁地在體例上編入集評、匯評、爭鳴、研究綜述、參考書目等，比任何一本中文專業“中國文學作品選讀”教材更專業、更精深，仿佛它面對的不是大一新生，而是中文系資深專家③，能獲得好效果嗎？大學語文的教學內容設置和教學要求要低于大學中文專業的教學目標，大學語文教材要“博廣”而不能“專深”。

注釋：

①陳洪.對大學語文課程開設情況的調查及思考.見2006年陳洪在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上的講話。

第6篇：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女性與自然；生態文明建設

愛麗絲•門羅是著名的加拿大女作家，她的寫作風格很簡單，不加任何的修飾。在她的作品中，她描繪了人們平淡而真實的生活面貌，也表達了真摯而深刻的感覺。門羅的風格是獨特的，她有著很強烈的生態意識，并且總是在不斷追尋著人類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作用以及關于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系。

一、生態女性主義的產生

生態女性主義是在上世紀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種趨勢，是由法國學者弗蘭克斯在1974年提出的，通過在她的書中對女性的描述，結合女性主義思想和生態思想，指出了女性與自然之間的聯系。貫穿全書的主要思想是：女性在自然界的地位和在父權社會中的地位是相似的、人與女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是應該和諧共存的。生態女性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的生態理論，它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持續的關注。根據生態女性主義的定義，人們可以看到他們在自然中的反映。生態女性主義者支持女性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也就是說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女性特質如寧靜、寂靜、柔軟、溫柔、和平等。女性是原始的、被動的、情感的和神秘的。比如說榆樹是安靜的，楓樹是友好的，橡樹是霸道的。這一刻，在與自然的和諧中，女性欣然的接受著大自然的恩賜，熱愛大自然，并且享受它。所有自然的東西，包括地球都具有“女性化”的特點。此外，女性的性格和情感往往與地球一起發展。作為回報，地球作為生存的基礎和最終的目的地。女權主義者認為，婦女解放是一種新的生活空間，這是一個女人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的平臺，如情感、野心、夢想等等。在這個空間里，女性能夠代表自己的真實自我，它與父權社會中的形象有著明顯的區別。人們稱門羅是一個偉大的現代短篇小說大師，門羅的寫作是簡單的，不加修飾。她描繪了人們平淡而真實的生活面貌，也表達了真摯而深刻的感覺。門羅的風格是獨特的，她有生態意識。她總是在尋找她心中最好的家，人類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作用、關于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最簡單的語言告訴她。有些評論家認為門羅的小說在閱讀時會有恐怖感和壓迫感，但事實上這并不是由門羅創造的藝術風格，這種壓抑很多時候是真實的恐怖關系的再現。在這種壓抑和恐怖氛圍下凸顯出的人性的善惡、對錯、欲望、犧牲，都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心靈，讀者除了震驚，更多的是思考和反思。國內學者由于缺乏相關的翻譯以及愛國外對門羅研究的滯后的影響，對門羅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縱向來看往往集中在少數幾個作品，并沒有深入、系統的研究，只是作為簡單的分析研究材料。女性與自然之間有著牢不可破的互連。事實上，自然界中的所有元素都是女性化的，與女性有著共同的命運。另一方面，在《蕁麻》中，門羅對女主人公給出了一個具體的、詳細的描述的性質和特點，生活的女主角充滿了陽光。她刻畫了女主人公獨立堅強的女性形象。隨著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這些女性人物呈現出一系列生態女性主義的思想，她們也有獨特的外觀和個性，她們可以深刻的理解以及在溝通中受益很多。女性在許多方面與自然結合，如風、花、水等。在這部小說中最吸引我們注意的是他們的房子，象征著空間。這些房子可以被視為一個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獨特的美麗風景。通過描繪的房子，很明顯，女性將房子看作是一個和平和充滿愛的家。作為回報，房子充當了一個女人的保護者和安慰者。

二、女性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女性與自然的分離。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的內在同一性關系不僅體現在女性與自然的和諧融合中，也表現在女性與自然中的“二元對立”。與邁克在一起的女主角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但是快樂的時間很短。邁克不辭而別，讓女主人公的一切生活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對女主人公的世界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造成了女主人公的空虛、無助、絕望和困惑。在她的心中，她有一個模糊的問題，即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被動地位。她在心里似乎遭受到泥石流般強烈的侵蝕，她的哭泣中充滿了無助，而唯一缺少的是曾經和邁克在一起的生活。隨著時間的發展，女主人公在傳統女性身份問題上變得更加清晰有力。而且她的朋友最終作出了讓步，并返回到幫助丈夫和孩子的家庭主婦生活教學。這似乎也注定了她們之間的友誼將會在未來逐漸消失。大自然給了女主角一個幸福的童年，并且她也開始追求新的生活。沒有虛偽，沒有失去自我，她充滿了對傳統女性身份的“叛逆”和“顛覆”。社會對古怪的女人充滿了敵意:她住在多倫多的一個舊磚屋的街道上，所有的一切都使她感到孤立，她覺得很難適應，她的丈夫和女兒的責任使她更加痛苦和恐懼。社會不能容忍極端的女性主義者拋棄家庭的思想，有共同夢想的朋友和分享一切的朋友認為她是一個“特殊的圈子”里的社會，不容易被人接受。女主人公開車帶著朋友在鄉間的道路上，看到起伏的丘陵和清澈的小溪，自由自在的奶牛，對于這些熟悉的童年美麗的田園風光現在則成為了眼中單調的景色，等到了過去生活的農村，恰恰抓住她眼睛的是陽臺上的丑陋的疤痕。可以看出在女主人公的眼睛里，自然是傷痕累累，都是沒有生命的。女性與自然的重生。故事回到1979年夏天的開始，女主人公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等待，當故事停留在這里，他們也期待在彼此的心埋在彼此的浪漫感情，可以在許多年后再次發芽。在這一時期，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經歷了暴風雨的洗禮，在他們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候，女主人公意識到女性的生存狀態和對女性的歧視，堅決追求自由、平等的新生活，但她卻不被當時的加拿大傳統父權社會所接受。由于男主人公倒車不慎碾過自己的兒子，始終無法擺脫自責和內疚，男主人公與女主人公唯有緊緊的抓住彼此。兩個人去了高爾夫球場，躲在體育場旁邊的灌木叢里，她們的身體被蕁麻這樣的植物所刺到。在大自然肆虐的那一刻，傳統的愛情，以及婚姻的背叛狀態使她的生活迷失方向。小說的結尾，女主人公經歷了對愛情、失望、拒絕、欲望的渴望，最后得到了女性與男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啟示。她暫時的忘記了對家庭的責任并決定從激烈的沖突中解放出來，將這美麗的情感永遠地封在心中，而不是一味追求簡單、和諧、平等、自由的新生活。《蕁麻》這部小說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確定女性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指出女性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象征性的、經驗性的。從象征意義來看，這部小說也是女性化的性質，包括女性化的土地、房屋和其他元素。在小說中，女性將自己的命運與男人聯系起來，并被男人所支配。總有一天，她最終會做她想做的，并說她想說的話。即使別人不贊成，她也不會在乎。但面對女兒不理解丈夫的痛苦，女主人公也將堅決拒絕回到以前的生活。她相信選擇另一條道路對她現在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這讓她覺得生活真的改變了，并且這些經歷培養了她的堅韌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這也是值得現代女性學習的。

三、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生態文明在當今世界來說，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又一個嶄新的階段，也就是在工業文明之后的一個新時期，出現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要求人類遵循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之間以及人和社會之間和諧發展的客觀規律，并且強調這一客觀規律是人類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生態文明是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之間以及人和社會之間和諧相處、共同發展、不斷循環的一種社會狀態。從人與自然和諧的角度來看，以及吸收十成果以后，生態文明的定義應該是這樣的：生態文明是人類為保護和建設美好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是貫穿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過程和各方面的系統工程，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狀態。其生態文明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分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生態文化和生態制度四個方面。如果加拿大作家有傳統意義上的生態使命感，那么門羅是最讓人驚訝的一個。她不會在作品里哭，但它是最令人震驚的一個。在她的作品中，她經常描寫的是充滿貪貪婪和欲望的人，同時也談論到美麗的家園應該如何保護人類，人類在整個生態系統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具有很強的生態意識門羅藝術的強大緣自她的諷刺性極強的描寫，它會顯示出人與自然的關系，并表現出人類之間的變化關系，以及在陷入混亂之后的一系列反映。總之，在這部小說中，通過運用大量的景物描寫，突出女性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展現出大自然在為女性不斷提供著動力，揭示了父權制下的女性與自然相互存在狀態。而且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自尊、自強以及自我獨立的性格與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也突出反映了對生態社會和諧發展的強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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