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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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中觀；經濟；審計；內容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觀審計的界定

（一）建立中觀審計的必要性

目前在經濟學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宏觀經濟研究的是國家經濟，微觀經濟研究企業或廠商以及獨立生產地居民和農民等個量經濟，中觀經濟則介于兩者之間?？茖W方法論使得經濟學重新劃分為宏觀經濟學、中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與此同時必然要求宏觀審計、中觀審計和微觀審計得以形成和發展，這不僅是經濟學和審計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時展的需要?？茖W技術日新月異和經濟的迅猛發展推動著審計學向三維立體結構發展，“哪里有經濟活動，哪里就有審計監督”，中觀經濟的發展必將使得中觀審計得以產生和發展。中觀審計產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觀經濟，中觀審計的雛形是行業審計，中觀審計是為服務于宏觀控制和強化微觀控制而存在的。當中觀審計建立以后，宏觀、中觀、微觀經濟組成了國民經濟縱向上的梯形結構，而宏觀、中觀、微觀審計則構成了橫向上的平行線結構，他們所組成的整個立體結構覆蓋了國家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中觀審計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更顯而易見了。

以中觀經濟運行為對象的審計活動就是中觀審計。我們也可以把中觀審計界定為審計機關依據法律規范，運用系統的程序和方法，監控中觀經濟行為、運行機制和其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所采用的經濟政策、決策，監督其執行結果的行為。

中觀審計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監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防止中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偏差與失控，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協調作用，從而達到提高中觀經濟效益，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良性循環的作用。中觀審計的實施可以有效地保證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和相關信息的傳遞，防止和減少宏觀經濟在其傳遞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和失誤；同時還能有效地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開展，協調宏觀經濟目標和微觀經濟目標之間地矛盾；最后中觀審計的實施還能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失誤、中觀經濟活動的失控以及中觀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問題。

（二）中觀審計中的三方關系

1.中觀審計的主體

當前理論界對中觀經濟的研究對象及內容已有了基本的輪廓界定，把中觀經濟大體分為三個部分：行業經濟、地區經濟和集團經濟。行業經濟是同類經濟的集合體，如漁業、牧業、煤炭行業等。地區經濟是同一地區的集合體，我們通常是按行政區進行劃分的，如北京地區、上海地區等。集團經濟是企業集團，其經常表現為行業經濟和地區經濟在同一組織內的集合體，如石化集團等。根據中觀經濟的界定，我們認為中觀審計的審計主體在中觀審計剛建立階段應該是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慮讓民間審計機構的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加入。

中觀經濟的發展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傳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觀審計結果使用最多的應該是政府部門，政府審計機關來開展中觀審計能夠體現中觀審計的權威性。目前中觀審計的實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確定還都處于一個探索的階段，還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沒有相應的準則依據，中觀審計的范圍還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觀審計的重要作用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在這樣一個初級階段開展中觀審計，如果由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首先來開展這項活動，一個方面能體現出國家對中觀審計工作的重視，另一個方面能使得中觀審計迅速廣泛地被社會各界所認識，被審計單位才能夠采納中觀審計的審計結果，使公共資源的使用者樹立起效率、效益的觀念。當中觀審計被各方面充分認識、中觀審計的準則依據也相應地建立起來、中觀審計的實施程序方法也相應地制定起來，這時中觀審計的范圍增大，業務量增多，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也有能力開展中觀審計，可以考慮將中觀審計的一些內容讓渡給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去做，如集團經濟的審計完全可以讓渡給注冊會計師來做。

2.中觀審計的客體及授權人

中觀經濟大體可以劃分為：行業經濟、集團經濟和地區經濟，相應的中觀審計的客體可以概括為行業、集團和地區的經濟活動，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資部分、收益性投資部分、行業集團及地區財政預算、財政支出等。如對地區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社會公眾資金是否存在浪費；對行業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地區經濟發展是否很好地傳達了宏觀管理目的，是否能夠為微觀經濟發展指明方向。

在中觀審計發展的初級階段，中觀審計的開展主要是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服務的，如行業審計和地區審計的開展，那么中觀審計的授權人應該是國家財政部門。這樣可以保證中觀審計的權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觀審計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

二、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及目標

（一）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

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計劃、政策、決策以及中觀經濟管理活動所實施的審計，中觀審計的審計對象范圍可以概括為：行業、地區（經濟區）、集團的發展戰略目標、計劃，中觀經濟政策、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1.中觀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是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和審計對象

基于中觀經濟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中觀審計，其對象范圍實際上就是中觀經濟所研究的內容。當前國內外大部分專家認為，中觀經濟學研究對象內容是中觀經濟戰略目標和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中觀經濟管理、中觀經濟模型理論、區域（或地區）經濟結構、行業經濟政策、集團或協會經濟發展以及中觀經濟的橫向縱向模式?，F代經濟學尤其注重經濟政策和決策的研究，中觀經濟政策內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農產品價格政策、特區經濟政策、開發區經濟政策、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等，同時還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門之間的配置，自身經濟優勢增長問題等。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活動的審計，中觀經濟學要求中觀審計應以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為研究對象。

2.服務于宏觀控制、強化微觀控制是中觀審計對象范圍應涵蓋的內容

微觀、中觀、宏觀自上而下對經濟活動進行三個層次的調控，中觀控制是整個經濟控制系統的一個分系統，中觀審計的研究有利于加強中觀控制，處于中間層次的中觀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務于宏觀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強化微觀控制。促使整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三個分系統：宏觀審計系統監督宏觀經濟政策、中觀審計系統監督經濟政策傳遞過程和微觀審計系統監督經濟政策的執行結果，三者相互牽制、相互協調，才使得審計監督體系嚴密完整。

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范圍可以簡要的概括為：以中觀經濟活動（大體可以分為行業、地區及集團經濟）為對象的中觀經濟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二）中觀審計的目標

中觀審計應注重中觀主體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過中觀審計促使中觀經濟政策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有效性；衡量標準客觀性，制定依據法律性；貫徹原則協調性，經濟運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執行結果效益性。中觀審計以中觀經濟為基礎，中觀審計的對象范圍具有中觀經濟的特征：中間性、過渡性、集散性、相對性、區域性和靈便性的特點。

1.保證中觀經濟自身科學性、傳遞真實性

宏觀經濟政策的分解和具體化體現為中觀經濟政策，起著上傳下遞的作用。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通過中觀經濟政策有效傳遞到各個地區、部門以及公司、企業領導者手中，或者向具體各部門各地區傳遞后，不能正確、及時地執行有關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無疑給微觀經濟活動帶來困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建立真實、及時地反饋政策的傳遞機制，防止宏觀政策在向部門、地區傳遞時走樣，而中觀審計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防止“政策對頭，執行走樣”情況的發生。中觀審計通過對中觀經濟活動、政策、決策的審計來保證中觀經濟在對宏觀經濟政策向微觀傳遞時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性。

2.保證中觀經濟的依據法律性、標準客觀性

中觀審計審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觀經濟戰略、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其執行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范要求。中觀經濟的發展計劃編制、戰略目標的制定以及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應依據相關法律來制定并且程序也應該法律化，中觀審計可以審查中觀經濟制定依據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時可以衡量中觀經濟計劃、戰略目標、政策與決策是否客觀、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情況。這就要求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來適應中觀經濟發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區經濟法或者區域經濟法、中觀信貸法等。國家制定這些法律規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經發展起來的中觀經濟走上科學化、民主化、正常化、規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為中觀審計的開展提供依據。

3.保證中觀經濟的原則相協調性、運行多元性

從宏觀層面來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是一個平衡、穩定、協調的系統，而中觀經濟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相對來說就處于一個非平衡狀態。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平衡，中觀經濟的戰略目標、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執行必須貫徹協調性原則，使得中觀經濟的戰略目標與國民經濟的總目標相協調，中觀經濟的政策、決策與宏觀經濟的政策、決策相協調，中觀經濟管理與宏觀經濟管理相協調，從而最終實現中觀經濟的目標與宏觀、微觀經濟的目標相一致，保證需求和資源（物質資源或勞動資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達到國民經濟高速多元發發展。

4.保證中觀經濟政策的可行性、執行的效益性

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要以謀求最佳經濟效益為目標，同時防止無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計劃、政策和決策的制定，這就要求不論是宏觀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還是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為基礎。這樣中觀審計就要審查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是否經過技術可行性論證，同時也要審查評估其制定后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否達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費，是否能帶來預期的效益，幫助分析無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觀審計的發展瞻望

中觀審計的發展和中觀經濟管理的發展息息相關，從而同宏觀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可以預見中觀審計將會有更深一步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一）中觀審計理念和應用的發展

中觀審計作為審計理論體系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應該重視起中觀審計理論以及實務的研究。中觀審計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中觀審計研究的理論意義是：（1）進一步完善審計理論體系，經濟科學的宏觀、中觀、微觀的劃分，必然要求審計也相應地建立起宏觀、中觀、微觀審計，這是系統論以及經濟學和審計學發展的必然趨勢；（2）對中觀審計做基本的理論闡釋，為以后的審計發展完善奠定基礎。實踐意義是：（1）監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有效傳遞宏觀政策、決策和有關信息，防止“政策對頭，執行走樣”情況的發生；（2）為保證宏觀經濟總目標的實現，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進行，協調與微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偏差和失誤的出現；（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中觀審計深刻的理論及實踐意義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念和應用會迅速的發展，有關其的研究也將會進一步的擴展，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論發展及其應用會越來越廣泛，例如已經開展的部分地區審計工作和部門審計工作（屬于行業審計的范疇），這些審計工作的開展將會進一步推動中觀審計理論研究及實際應用的發展。

（二）中觀審計思維進一步深化，理論體系日益完善

聯邦德國埃登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漢斯—魯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中觀經濟學”概念至今，有關中觀經濟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人們已經認識到了中觀經濟的重要性，如今中觀審計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使得人們逐漸意識到中觀審計的重要性，中觀審計的思維理應進一步深化。隨著審計事業的發展，人們對中觀審計的研究會越來越深入，不再局限于當前只對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內容作研究，將對會中觀審計的目標、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觀審計將注重實務中的應用，并以績效審計為其發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觀審計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關理論和應用理應被重視，并隨著中觀審計理論體系的日益完善，中觀審計在實務中的應用會日益擴大。比如，通過地區審計和行業審計，對地區之間或者行業內部各單位之間的綜合經濟指標或單項經濟指標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地區之間或者行業內部各單位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從而幫助落后的地區或者單位提高經濟效益，同時也更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進地區或者行業的整體發展。當前開展中觀審計應以政府審計機關為主，在中觀審計中以績效審計為核心，正是體現了當前中觀審計發展階段的要求，同時績效審計的開展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進廉潔高效管理機構的建立，可以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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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仁萍，王會金，劉國城.基于骨牌理論的中觀審計風險預防機制研究[J].審計研究，2006，（2）：22.

第2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不動產經濟 波動規律 波動特征

一、前言

不動產經濟作為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目前我國不動產經濟的發展情況來看，考慮到經濟周期發展規律，不動產經濟波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何把握不動產經濟的波動規律，全面分析不動產經濟波動的特征，對提高我國不動產經濟發展質量，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應認識到不動產經濟的重要作用，重點做好不動產經濟波動的特征研究工作，正確分析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素，確保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在可控的范圍之內。

二、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受到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較大

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情況與房地產的發展往往呈現出正相關性，即當宏觀經濟運行良好，社會總財富持續增加，人均收入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往往伴隨著房地產的蓬勃發展。

我國不動產經濟受到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最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的高效運行，促進了不動產經濟的發展

宏觀經濟的高效運行，帶給了各行各業以發展機遇，對于不動產經濟的促進更是具有較大作用，具體表現在為不動產經濟提供了充足的購買力。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了不動產經濟的發展軌跡

不動產經濟的發展軌跡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較大，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制定，決定了不動產經濟的整體發展軌跡及發展質量，所以，不動產經濟與宏觀經濟政策關系密切。

（三）宏觀經濟的發展質量，決定了不動產經濟的發展方向

宏觀經濟發展質量較高，不動產經濟就會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宏觀經濟發展質量較低，不動產經濟就會表現的相對低迷。所以，宏觀經濟的發展質量，直接決定了不動產經濟的發展方向。

三、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進程的影響

房地產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滿足人們居住的需求，而城市化進程又可以使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從而造成了對房屋的需求。我國正處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每年大量進程農民工、大學畢業生進入城市，從而帶動了房地產的繁榮。

我國的不動產經濟主要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城市化政策的支持，城市不動產經濟不可能獲得充足的購買力，城市不動產經濟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多的消費群體參與到不動產經濟中來。從這一點來看，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在當前形勢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無疑給不動產經濟帶來了繁榮和促進，直接提升了不動產經濟的發展質量。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減緩，不動產經濟也將從過熱朝著趨緩的方向發展。由此可見，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只有認識到城市化進程對不動產經濟波動的影響，才能保證不動產經濟保持平穩發展。

四、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受到了來自政策支持力度的影響

從歷史看，政策包括財政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等對房地產的影響非常大，當國家出臺相應的支持政策的時候，往往能迎來房地產發展的高峰，而當國家收緊銀根，房地產受到的沖擊又是最大的，考察房地產的經濟周期要很好的看清楚政策的調控力度。

對于當前我國的不動產經濟來說，不動產經濟的繁榮程度，已經成為了銀行金融業的晴雨表。每當銀行和金融政策出現調整的時候，不動產經濟都會出現小幅的波動和調整。所以，政策支持力度對不動產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如果不能正確理解政策支持力度對不動產經濟波動的影響，就不能達到正確分析不動產經濟波動的目的。

五、我國不動產經濟波動與供需矛盾有著密切關系

房地產的需求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人們的住房需求，即所謂的剛性需求；一是人們的投資需求。而供給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開發商開發的商品房，一是政府投資興建的政策性保障住房。

從供需方面來看，不動產經濟的波動與供需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不動產數量供大于求，則不動產經濟的發展質量將會較低，其整體發展速度也會受到影響，不動產經濟的整體效益將會受到較大影響。如果供不應求，則不動產經濟的升值空間較大，不動產經濟將會出現較為理想的繁榮狀態。

六、結束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中，不動產經濟在實際發展中是呈現上下波動的狀態的，只有掌握了不動產經濟的波動特征，正確理解不動產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素，才能保證不動產經濟波動在合理范圍之內，進而達到提高不動產經濟發展質量，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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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池京均.金融危機后中日韓經濟周期協動性和影響因素的確定性分析[D].吉林大學；2011年

第3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來，我國金融機構貸款增長加快，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大幅度提高，生產資料價格持續高位運行，能源、原材料供應和交通運輸進一步緊張，消費物價水平較大幅度回升。進入2004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快速增長。據有關機構初步測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為2.71萬億元，同比增長9.8%。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增長速度為20.7%，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為19.1%，狹義貨幣m1增長率為20.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8799億元，增長43.0%。東、中、西部地區分別增長47.8%、53.2%和52.3%。生產資料銷售在連續兩年兩位數增長的基礎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漲23.8%。300種監測的生產資料中，熱銷的增加到112個，而滯銷的減少為1個。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上升14.8%，其中，鋼材固定資產投資在2003年增長速度接近100%的基礎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長107%，鋼材價格上漲了42.3%。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2.8%，漲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上漲1.4%。工業品出廠價同比上漲3.7%。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5%。從短期來看，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經濟過熱。

為了全面認識和把握當前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和未來趨勢，需要從長期趨勢比較的角度來觀察。目前來看，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幾個主要指標基本處于1990年—2002年以來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區間內。2004年第一季度，狹義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低于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廣義貨幣供應量m：增長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貸款增長雖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慮近年來股市低迷、債券市場有限、直接融資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費物價指數cpi雖然同比上升比較快，但與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是比較溫和，屬中位的。gdp增長率雖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慮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機制方面發生的變化，有潛在經濟增長的基本背景，增長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觀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長率的變化規律，大致上可劃分為低中高三種情形，分別對應的gdp增長率區間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經濟過熱的驅動，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長區間運行。1995年—1997年實施經濟軟著陸以來，基本上在中位增長區間運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緊縮慣性和東亞金融危機的雙重影響，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長區間運行。事實上，我國經濟長期處于低位增長運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別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機制方面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國有及國有控持股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等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等三個具有體制、技術和市場優勢的有力支撐，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國是有條件、有基礎出現比較高的經濟增長態勢的，或者說經濟增長略高于一個時期以來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出現的局部“過熱”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總體經濟過熱，而只是經濟增長從低位增長格局向中位增長格局轉換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暫時失衡現象。

在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指標中，明顯偏離平均水平的是投資增長。1990年—2002年，我國投資增長率平均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資增長了43%，為平均水平的2倍。這似乎成為一些專家認定我國經濟已過熱的主要依據。客觀認識當前的投資增長狀況，同樣需要看到長期趨勢。我國“六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19.4%，“七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16.5%，“八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36.9%，而“九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只有11.2%，僅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個“九五”時期投資偏低，所以國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啟動民間投資的政策，也正是因為“九五”時期投資偏低，在同期比較的統計方法中，從技術上放大了目前投資增長的真實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來的投資增長帶有一定的恢復性質，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資增長速度雖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基礎和機制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且已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宏觀調控，從中長期來看，不可能持續下去并導致總量意義上的過熱。因此，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研究有沒有或會不會過熱，而是看制約當前經濟增長的瓶頸因素可否在短期內得以解決。

從當前經濟出現的一些變化來看，一些領先性的指標，如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趨勢已經放緩，鋼材價格已開始回落，建筑材料價格開始走低，板材價格趨于穩定，供給與需求已在新的價格水平上基本趨于均衡。建設中的電廠將相繼在6個月左右投入生產，電力緊張的格局有望得到明顯緩解。由于電廠的投產必然帶動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頸所在。不難看出，煤炭問題不在生產而在于運輸。有專家估計，由于限載因素致使煤炭價格上升大約3—4倍。估計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況下，限載問題可能將有所松動，加之運輸方面的合理調配，煤炭供應問題將有所緩解，不大可能出現新的緊張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緊得當，經濟形成全面過熱的可能性不大。

第4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經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觀調控，中國宏觀經濟朝著預定的方向進行了調整，從2007年全面過熱的狀態回落到合意的區間，與中國宏觀經濟常規性經濟增長狀態靠攏。但是必須看到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國內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量，正在和即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一，目前所出現的合意的宏觀經濟形勢并不穩定，宏觀經濟存在進一步深度下滑的風險，保持目前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一定的結構調整速度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以美國“次貸危機”為標志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和國內貿易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調整過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續下滑的壓力。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從2007年10月開始出現明顯下滑，雖然2008年3月有所恢復，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義增長22.6%，如果剔出價格指數和美元貶值因素，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2%，為本周期的最低點。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回落并不會就此結束，中國宏觀經濟將在中期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的挑戰：①由“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全球化紅利遞減”、“全球流動性過?！币约啊叭虿黄胶饽孓D”等內在因素決定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決定了中國出口需求將在中期持續下滑；②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貿易政策調整的滯后效應將持續提升中國出口供給的成本，壓縮中國出口的利潤空間；③中國新競爭力構建的滯后性決定了中國在中期可能出現“國際競爭力真空”的危機，使出口在進口持續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出現持續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潤下滑、房地產市場反向調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資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達到26.4%，處于近8年來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10%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6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歷史最低水平。最為重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還將持續，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潤率的下滑決定了固定投資的進一步下滑。剔出新會計準則、投資性收益、短期災害以及假利潤等多種因素，2008年工業利潤增率較2007年出現接近20個百分點的下滑，同時，企業虧損額增長了50個百分點。這種利潤的下滑和虧損的上升會隨著“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和“全球化紅利遞減”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續。②在“出口投資聯動機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當期大幅度回落和未來的下滑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資價格、原材料價格以及動力價格的進一步提升，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從而制約了實際投資的增長。④“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的重新出現將給固定資產增長設置供給約束。⑤信貸收縮在結構上的同步性將對優質企業和劣質企業的投資產生同樣的約束。⑥房地產投資的反向調整可能是影響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因素和中國宏觀經濟下滑的焦點。⑦雪災和震災通過“需求創造效應”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固定投資下滑的趨勢，但這種效應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減性等特點決定了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面臨加速下滑的危險。

持續的結構性CPI高漲、實際收入水平增長的乏力以及消費變動內在的規律，決定了我國難以在短期再次出現消費結構升級與總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風險。1～5月中國消費名義增長速度達到21.1%，實際增速達到13%，較2007年出現加速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是難以持續的，雖然國家出臺了很多消費啟動的政策。這是因為：①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對消費者行為的沖擊決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費上升只是一個短期現象，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沖擊將使消費者行為發生逆轉。例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將打擊汽車消費的增長，房地產的疲軟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將壓低居住類消費支出。② 2008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幅度的下滑以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進一步惡化都不足以支撐中國消費的加速和升級。③在1998-2002年中國消費加速和消費升級剛完成的前提下，中國消費難以期待在短期內發生下一個消費革命；④經濟下行區間將進一步引領消費回落。經濟史還沒有出現過經濟下滑時期實際消費出現加速的先例。

從上述3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國民經濟系統中已經生成了向下的沖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緊縮的調控政策，這些沖力本身就會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回落2個百分點左右，如果依然延續“雙防”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實體經濟必然在外需和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下滑的引領下出現過度調整的危險，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經濟增長低于9%。必須看到，由于中國所處經濟增長的歷史方位，GDP年增長率低于9%，就會使整個社會整合處于緊張狀態，城鎮化速度就會有所降低，就業問題就會更加突出。經驗數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長率低于8%,我國就會進入類似發達國家不景氣的狀態。假如我們不能見事早，預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出現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國國民經濟當前的增長勢頭應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第二，正確處理好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將物價上漲保持在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區間。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補償性、成本推動性以及國際性等特點決定了中國價格上漲不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價過快上漲，是正確的。但有些人簡單地把消除價格上漲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是片面的。這樣不僅無法完成宏觀調控的任務，而且會損壞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妨礙改革的深化。將價格上漲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圍應當成為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可行的落腳點。

本次物價上漲在本質上是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相對價格的調整，這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前提。因此，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國將在相當一段時期要面對這種結構性價格上升。因此，將完全消除價格上漲做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目標，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還會妨礙中國結構調整以及要素價格改革的戰略進程。

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所具有的國際輸入型特征超越傳統的“供給推動”和“需求拉動”分析框架，我們需要從世界經濟循環和周期變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本質。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特征不僅決定于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以及結構調整等因素，也決定于全球分工體系的調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貶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簡單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價格的上漲不僅難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會使中國過多承受國際通貨膨脹的治理成本，導致中國實體經濟出現過度的波動和下滑。中國價格治理必須要有國際視野，在加大國際協調、進行必要的國家商品價格形成機制干預的基礎上，展開國內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治理。

目前價格上漲的范圍和幅度依然處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居民可承受的區間，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價格補貼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在控制價格漲幅、維持宏觀經濟增長的穩定之間、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當前形勢下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選擇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國民經濟增長勢頭、保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呢？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出現深度下滑。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進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貿與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大調整，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中國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通貨膨脹治理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投機資本在抄底獲利后快速解套，資本反而出現大幅度外逃，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貨膨脹預期存在的環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宏觀經濟下滑的局面，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和投資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因此，具體措施包括：

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保證外貿的增長速度。要防止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充分認識到模式轉變的戰略性目標與宏觀經濟穩定的戰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導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閾值效應”沖擊。外需增長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過各種聯動機制阻止內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保證優質企業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達區域的資金運轉?？梢钥紤]重新啟動中期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國際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處于國民經濟可承受的區間。因此，不要希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能夠對這種價格上漲帶來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國單獨承擔全球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緊縮只能定位在預期引導的作用上，不宜進一步采取深度緊縮政策。

在國際游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應繼續堅持以數量型格局調整為主的策略，價格型工具的啟用應當根據國際利率的變動以及世界匯率結構性調整的狀況進行相機決策。貨幣政策應當為一個穩定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而創造條件，避免因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而導致資本和金融市場價格的波動。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宜出臺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動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應當以穩定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價格為首要目標，以避免助長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使之“低點進入，高點出逃”，引發資本市場的大動蕩，進而導致宏觀經濟進一步的大動蕩。

堅持匯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適度放緩人民幣升值的速率。匯率政策必須權衡“戰略性目標”與“戰術性目標”、“總量性目標”與“結構性目標”、“金融目標”與“實體目標”之間的利弊。中國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貿易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工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調整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匯改的步伐，不能因為游資的問題而采取激進放開的方案。人民幣升值應當在堅持以往“漸進、自主、可控”的原則的基礎上，適度下調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不僅不能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大量游資存在國內市場的情況下反而正中投機資本的下懷。

財政政策應當采取中性定位，積極操作的定位，適度改變年初政策取向，適度擴大支出的規模。主要體現在：①全力抓好災后重建工作，積極支持災后重建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各種救濟工作，對特殊行業進行相關的財政補貼，防止災害對宏觀經濟的短期沖擊；②積極進行經濟下行區間財政支出的中期規劃，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公益性投資，加強對戰略性產業的產業支持，通過這些財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彌補由于外需下滑帶來的總量收縮，在中期可以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培育新的支撐點。財政不能因為上行區間超收而過度進行總量擴張；③應當加強各種生產和消費價格補貼，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但民生財政應當注意福利支出帶來的剛性問題，防止由于上行區間過度支出引發的下行區間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

第二、為維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調整部分價格治理的措施。

正確認識食品價格沖擊在中國歷次通脹時期的作用，高度重視食品價格在“緊平衡”條件下的“超調”特性，在加強國際糧食價格協調的基礎上，采取糧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強化糧食生產的投入，進一步加強糧食自給戰略的地位。

中國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具有十分深厚的內在結構變動基礎，不能簡單采取價格管制模式進行治理，而宜采取價格釋放和價格疏導相結合的方法。價格管制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防止國際通貨膨脹的傳遞，但在中期，國內外價格的高額差異必然通過提高本國通貨膨脹的預期而傳遞通貨膨脹。因此，能源價格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結構轉型在中期的必然選擇，也是穩定通貨膨脹預期的中期選擇。有步驟地部分放開能源價格不僅不會對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全局性的影響，反而會有效解除瓶頸產業的約束，消除瓶頸產業存在所帶來的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的問題。

本幣升值雖然與本國的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但是，由于匯率傳遞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幣加速升值難以起到控制中國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會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國際游資的進一步進入。因此，近期不宜進行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名義匯率的調整取決于國際利率和匯率結構調整，通貨膨脹因素不宜成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函數。

第5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闭深A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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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志偉.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第6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中國房地產上一階段的發展基本與美國同步，同樣是住房價格的持續上漲與住房抵押貸款的迅速擴張，高增長的表象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同樣孕育著不小的風險，次貸危機的爆發，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重視房地產及其抵押貸款市場中存在的風險。

(1)我國房地產企業對銀行資金依賴度過高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自有資金非常薄弱，房地產開發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以全國銀行發放房貸總額為例，1998年全國銀行房貸總額僅為426億元，到了2005年房貸總額為近5萬億元。房貸總額在7年間飆升115倍。根據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銀行資金占其資產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產還牽涉著數十種上游產業，這些相關行業為滿足房地產膨脹所帶來的硬性需求，擴大產能而進行了數目龐大的基礎投資。而這些基礎投資很大程度也是來自銀行的信貸。這意味著，除了目前銀行已知的5萬億元房貸外，銀行還向更多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投入資金。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的周期將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的質量，在當前房地產價格回調的情況下，尤其構成中國銀行系統安全的隱患。

(2)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資產風險可能比預期的要高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住房抵押貸款被公認為安全性較高的信貸業務，但次貸危機的爆發顯然打破了這個神話。2000年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期末余額僅為3316億元，而2007年底則高達2.7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2.42%，高于同期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的增長率。尤其是在中國當前并未實現完善的個人信用管理制度情況下，申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門檻較低，國內居民及住房投資者在辦理住房按揭貸款時，很多人不能滿足個人每月按揭貸款還款額不得超過個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假收入證明、假工資證明現象屢見不鮮。業績壓力也使得國內部分銀行在房貸時放松了貸前審查。因此，在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良莠不齊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信用風險很可能要比預期的要高很多，中國同樣需要對信用風險保持足夠的警惕。因此，對于未來中國房地產發展來說，有幾個問題需要盡快解決。首先，必須要重視高度房地產周期波動導致的風險在銀行系統的高度集中問題，不僅加強對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質量的監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房地產企業資金來源單一問題，同時通過審慎推進優質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化解當前房地產金融風險。其次，必須加強住房抵押貸款申請審查，制定更加嚴格的住房貸款審批程序，優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質量。再次，必須盡快完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實現對個人信用的科學評估，從源頭上降低信用風險。

二、合理運用反經濟周期調節政策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美國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紀網絡經濟泡沫破裂以后，美國經濟陷入低迷，為對抗經濟周期，美聯儲采用不斷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9•11以后，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聯儲連續13次降低利率，貨幣政策的放松帶來了貨幣供應量的急劇上升，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開始發生。這帶給我們一個思考:反經濟周期政策應該如何使用?現代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強調宏觀經濟調控應該反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以保證經濟體穩定增長。但這一理論特別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在理論上遭到了眾多經濟學家的反對。弗里德曼堅決反對以利率作為實施貨幣政策的媒介。他認為，當國家運用利率作為中介指標時，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一種不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信號，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貨幣當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減少市場上的流動性，這時可能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經濟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信號。在此情況下，市場參與者認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考慮到把貨幣持在手中或存入銀行只會使貨幣相對于物價的上漲而貶值，而不如盡快將持有的貨幣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費出去。這樣，流通中的貨幣就會變得更多，物價會繼續上漲，利率的提高本來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使得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通貨膨脹更甚了，使得調控的結果與初衷相悖。同時，宏觀調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能夠分清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并且能夠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事實上，由于宏觀經濟的復雜性，這兩個前提都很難滿足。前者依賴于政策制定者的經驗和判斷，而后者歷來是各種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難以形成定論。而更重要的是無論哪種宏觀經濟政策都有弊端，都將對市場主體利益產生影響，而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很有可能扭曲整個市場，進而導致宏觀經濟更大的波動。因此，反經濟周期的調控政策必須要慎用，政策調控不僅要考慮到當下的經濟狀況以及政策之間的搭配，還必須考慮到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考慮調控政策出臺的時機，才有可能熨平經濟周期，否則就會適得其反，可能只是將經濟危機延后，帶來未來經濟更大的動蕩。盡管是由金融創新工具引發，但金融創新卻并非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有其弊的一面，但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只有創新不當和監管不力才會引起市場風險，合理運用不但能夠規避分散市場風險，而且能夠增強一國的金融市場競爭力。事實上，金融創新也并非現代獨有，翻開金融發展史，無論是從金幣或過渡到紙幣還是從單一的商業銀行過渡到商業銀行、保險業、證券業并重，每一次進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創新，而每一次金融創新，都極大的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與歷史上的金融創新相比，現代金融創新只是更加人為化，技術上更加先進，但在其本質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根源就在于其強大金融創新能力。因此，不能因為次貸危機就對金融創新退避三舍。金融創新應以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協調為最基本的標準。與美國市場不同，中國金融創新不是創新過度，而是創新不足的問題。2007年末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69.14%，而由于金融市場的縱深度和多樣性不足，中國儲蓄轉化投資的比率并不高，導致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大國，實體經濟巨大的資金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國內投資仍然相當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資與國際資本。因此，為了解決投資需求與儲蓄資本的轉化問題，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轉化能力，提高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必須加快推進金融創新。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金融監管機構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不足，使得系統風險不斷累積，最后導致危機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進中國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對其加強監管。首先，必須吸取次貸危機教訓，對金融創新的基礎資產質量進行嚴格監管，防止金融創新產品先天不良，將風險轉嫁到整個金融市場。其次，提高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創新技術，使金融創新在陽光下運行，降低信息的不對稱風險，使投資者能夠充分認識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再次，加快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還不完善，如多部門管理可能導致市場分割，不利于建立統一的金融市場;各部門監管標準存在差異，各部門間的監管權力之爭可能誘致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產生道德風險，不利于金融穩定等。盡管美國監管體系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監管體系依然比中國先進，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借鑒其合理之處，吸取其教訓，防止出現監管重疊、監管遺漏或空缺的現象，次貸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案例學習機會。最后，監管手段要緊跟金融產品創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同時還要保護創新主體的熱情，鼓勵與支持進一步創新。

三、結語

第7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一、國內財政赤字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

科學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建立在一系列基礎理論之上。要構建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首先要對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充分的研究。從學術界對理論問題研究的目的看，主要是為國家制定正確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財政赤字作為一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手段也好，結果也好，歸根到底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方面。所以，對財政赤字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是建立科學、完善的赤字理論體系的關鍵。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就是圍繞著財政赤字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財政赤字的內涵、產生的原因；財政赤字與一些宏觀經濟指標的關系，如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國外財政赤字研究的成果及啟示等方面來進行研究的。

1.關于財政赤字的基本理論問題。主要包括財政赤字內涵、構成及赤字產生原因等方面。

目前關于財政赤字的內涵國內學術界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即財政赤字是一國經常性支出大于經常性收入的差額。

從中國財政赤字的構成來看，有學者認為：在當代經濟學中，按照赤字產生的基本原因和經濟背景，可將財政赤字劃分為結構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中國是處于改革和發展中的國家，因此中國的財政赤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政策的機會成本，或者說是發展的代價。這種赤字有很強的過渡性特征，據此，把發展中國家的財政赤字劃分為發展政策性赤字、結構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這里的發展政策性赤字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在執行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過程中，為根除不發達和貧困，按國民經濟總體和長遠戰略目標進行改革和建設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預算收支逆差。如果說發展政策性赤字是改革和發展政策調整引起的赤字，結構性赤字則是指那些非政策性或常規的稅收調整和支出變動引起的赤字，周期性赤字是發生在結構性赤字之上的赤字，即在給定的經濟活動水平之外發生的赤字。①

此外，國內也有學者將財政赤字分為主動性赤字和被動性赤字、人為赤字和不可抗赤字、少收性赤字和多支性赤字、軟赤字和硬赤字。②

筆者認為，為研究問題方便，也為了更好地結合中國的現實研究財政赤字問題，將財政赤字劃分為結構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是比較合適的。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對財政赤字進行研究，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制訂和考察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而一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與一國的經濟周期密切相關，而且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調整經濟結構。所以，周期性財政赤字是指由于經濟周期引起的財政赤字；而其他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赤字統稱為結構性赤字。

要建立適合國情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還有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不能忽視，即財政赤字的產生原因。國內有學者概括出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經濟發展指導思想方面的因素，二是財政技術方面的因素，三是體制方面的因素。③

筆者認為，這種概括是為了研究特定的問題而進行的。針對中國建立財政赤字理論體系，赤字產生的原因不外乎是兩個力量對比的結果：一是財政支出，二是財政收入。作為財政收支的差額，財政赤字是財政收入不足以抵補財政支出的結果。所以，財政赤字產生的原因是政府的收入相對于支出的不足，這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政府主動地擴大支出而使政府收入不足以抵補過多的支出引起的赤字；另一種是政府并沒有主動擴大支出，而由于政府收入本身不足以抵補支出引起的赤字。概括地說，赤字產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的預算造成的，二是因為政府的財力收入不足形成的。

此外，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問題是赤字理論體系的又一重要的內容。無論從中國1994年開始實施的《預算法》，還是從其他發達國家的實踐，以及中國近幾年的政策操作，都是以發行公債作為財政赤字的主要彌補方式，在這一點上國內存在的爭議并不大。

2.關于財政赤字與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問題。這是財政赤字理論體系的主體內容，也是近幾年國內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在這一點上，國際上也存在較大爭議。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首先，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一般而言，國內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點是統一的，即通過貨幣融資方式進行彌補的財政赤字會造成通貨膨脹，而通過債務融資方式彌補的財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貨膨脹要具體分析。中國在傳統體制下，財政赤字的彌補主要是通過向銀行透支的方式來完成的。這種赤字彌補方式，會直接增加流通領域的貨幣供給量，造成通貨膨脹。近年來，中國的財政赤字大都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并不確定。用舉借外債來彌補赤字，雖然對國際收支會產生有利的補償性影響，但對總需求一般具有擴張性影響。如果彌補赤字的資金來源于非銀行部門（如居民個人）借款，則對總需求具有抑制性作用，此時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當彌補赤字的資金來源于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以增加信用的方式參與對中央銀行的承購時，對通貨膨脹會產生擴張性影響。由中央銀行直接以發行貨幣方式來彌補赤字，會對總需求產生擴張性影響并加劇通貨膨脹。④

筆者認為，財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貨膨脹，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一國的赤字主要是通過發行國債的方式來彌補，而國債又主要來源于非銀行機構即居民的儲蓄存款，這時的赤字就未必一定造成通貨膨脹。歸根到底，赤字造成通貨膨脹的前提是赤字使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增加，并進而帶來物價水平的持續上升。所以，各國在運用赤字財政政策干預經濟時，要充分考慮通貨膨脹風險，但不必擔心赤字一定會帶來通貨膨脹，而是必須結合當時的國情、當時的經濟形勢來具體分析和做出政策決定。

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它對總供求關系的作用來實現的。國內有學者從財政赤字對總供給的靜態和動態影響角度分析了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在封閉條件下，從靜態要素看，財政赤字是政府的投資行為，因而可以由于政府的投資形成有形的資本、政府還可以直接對勞動力和對科學技術進行投資。通過這些投資，會增加全社會" 的總供給，促進經濟增長。從動態的角度，財政赤字主要是通過對社會總儲蓄率和社會平均資本產出率的影響來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而言，財政赤字會降低社會的總儲蓄率和社會平均資本產出率，因而財政赤字會抑制經濟增長。⑥

但國內的主流觀點還是認為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如果赤字和國債用于公共投資，則凈效應是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雹哂袑W者從理論上論證了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財政支出如果是生產性支出，財政赤字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動效應；由于中國民間投資對利率缺乏彈性，在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則赤字支出通過國民收入增加而產生拉動效應；公債發行融資的赤字支出會產生拉動效應；赤字支出在經濟衰退時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拉動效應。⑧

筆者認為，財政赤字能否促進經濟增長，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社會上是否存在閑置資源。當一國經濟處于衰退階段，社會上存在大量閑置資源，而私人投資又相對不足的情形下，政府的赤字支出會激活社會上的閑置資源，形成新的生產能力，進而帶動經濟增長。反之，則可能帶來通貨膨脹。

此外，有學者從財政政策的角度提出通過擴大政策支出以增加就業，“擴大政府支出，實行‘以工代賑’，增加社會總需求。”A013

筆者認為，從當前世界經濟的總體形勢看，經濟處于衰退這樣一種判斷是準確的。那么，各國政府都在尋求積極、有效地措施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從目前形勢看，以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已顯力度不足。同時，各國又都存在著一定的閑置資源，私人投資不旺盛，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運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赤字政策是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這也是各國政府在積極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一個重要方面。比如，美聯儲已經宣布第11次降息?！?.11”事件后，美聯儲向金融系統注入了118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已經承諾投入5500億美元用于紐約市的重建和重振航空業。這都是赤字政策的重要表現。

財政赤字與國債之間的關系、以及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的國際比較等問題都是構建中國赤字理論體系不可缺少的內容。在這些方面，自1996年以來，國內學術界也進行了一定的探討，限于篇幅，這里就不一一涉及。

二、國內財政赤字研究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近年來中國的財政赤字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分析這些特征對我們制定正確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首先，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由過去的貨幣融資法改革為現在的債務融資法。在傳統體制下，中國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主要是通過利用往年財政結余，或向銀行透支來解決的。自1994年以來，中國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主要是通過政府發行公債來完成，這也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赤字彌補方式。

再次，財政赤字由決算赤字變為預算赤字。改革開放前，我國財政赤字是在政府年終決算時，由于收不抵支而出現的。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已經開始在制定預算時就留出赤字缺口。赤字已經由被動出現變為現在的主動用來干預經濟。這一點在1998年以后表現得尤其明顯。

最后，原來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消除財政赤字，現在已經把財政赤字作為手段來干預經濟生活，財政赤字已經變成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從消除財政赤字為目的到以赤字財政作為政策手段的變化，既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也是當今世界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種普遍趨勢。

財政赤字發生以上變化，是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分不開的，也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在當前形勢下，充分運用財政赤字政策，來刺激國內外的有效需求，拉動經濟走出衰退是最關鍵的。

與財政赤字特征相適應，國內學術界對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但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因為，要建立完善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在以下幾個方面還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理論上的研究比較薄弱。這幾年國內學術界在研究財政赤字問題時，很多情況下，是把它與財政政策聯系在一起的，對財政赤字政策研究得比較充分。這是對的，因為財政赤字既是政府政策的手段，也是政府政策的結果。但如果只注重對策研究，忽視了理論的深入探討，政策也就缺乏堅實的基礎。從近幾年國內學術界對赤字問題的研究看，雖有個別學者對赤字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一定的探討。比如，研究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從總體看，在這方面還是遠遠難以適應經濟形勢發展對理論的需要。

其次，缺乏完善的系統性。對財政赤字的研究與國家的政策有關，而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政策有時間性，這種時間性也表現在財政赤字的研究方面。從國內對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看，表現很明顯的一點是當政策制定出來以后，學術界就會出現一些學者，對國家的政策進行解析和尋找理論依據。這固然重要，但筆者認為更為重要的是應該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形成科學完整的理論體系，以便為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理論依據。如果只是對政策進行注腳，理論的發展就必然滯后，未來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就缺乏堅實的基礎。

再次，缺乏可操作性。國內理論界在對財政赤字問題進行研究時，往往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一些理論，這是應該肯定的。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那就是由于介紹西方的理論和政策比較多，相對而言，結合中國的實際就略顯不足，使這種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充分借鑒西方成熟理論的同時，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

最后，定量研究不足。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比，國內學術界對財政赤字的定量研究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弱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正處于體制轉型期，有一些政策和數據與成熟的發達國家比缺乏連續性和可比較性，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對財政赤字的作用，人們一直存在爭議，所以對赤字的定量研究也就顯得有所不足。而從比較發達、完善的理論體系來看，既要注重定性研究，同時又要重視定量研究。適度、合理的定量研究，可以為政策制定提供確切、良好的理論依據。

此外，從近幾年的研究成果看，對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雖然也結" 合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況，尤其是宏觀經濟政策，比如與貨幣政策的關系，但既然財政赤字是國家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現象，同時又是各國政府經常運用的一種手段，那么就不能單純地就赤字研究赤字，而必須與其他經濟范疇、甚至是社會范疇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所以，對中國而言，在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上，必須從理論的角度，構建一個完整的宏觀體系，這個體系既應該包括與財政赤字有關的基本理論問題（比如赤字的規模）、影響財政赤字的變量、財政赤字對其他變量的影響，還應該包括國外在赤字方面的研究對中國有借鑒意義的成果，同時最重要的是提出一個完整的政策操作系統：即在什么條件下要運用赤字財政來干預經濟，什么條件下要縮減赤字；在運用赤字財政政策時，應該運用什么樣的貨幣政策與之配合等。

三、中國財政赤字理論體系的初步設想

要解決中國財政赤字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就要建立一個科學的、完整的、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不僅要包括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而且要包括一些在特定情形下的可供選擇的政策體系。筆者認為，這一理論體系至少應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

1.財政赤字的基本理論問題。財政赤字的內涵、分類、產生原因及其總體影響，這些都應該包括在這一部分中。這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這也是基礎理論部分。這一部分的內容既應包括學術界已經取得共識的一些基本內容，也要深化對其中某些內容的研究和探討。比如，關于財政赤字的概念，可以結合實際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彈性赤字，界定赤字的變化率與GDP變化率的比率關系；膨脹-緊縮赤字，根據經濟的周期變化來采取不同的赤字政策；局部定向赤字，特定時期、特定領域實行特定的赤字支持特定行業、特定產業的發展；等等。

2.財政赤字與資源配置的關系。資源配置的手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市場。而市場是當今世界各國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礎上，各國都運用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影響和調整資源配置。財政赤字對資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宏觀手段來完成的，其目的是為了調整資源配置、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進而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3.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關系。這既是各國政府關注的重點，也是各國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國內外存在很大的爭議，爭議的核心在于財政赤字是否會造成通貨膨脹。目前理論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要根據赤字的不同彌補方式和不同的經濟形勢來判斷。

4.財政赤字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是各國在運用財政赤字干預經濟時的出發點和目的。任何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實現經濟增長，而實踐已經證明在一定的條件下，財政赤字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這里研究的關鍵問題是究竟在怎樣的條件下，政府可以采取赤字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

5.財政赤字與就業的關系。實現充分就業也是各國政府在宏觀經濟中關注的一個重要目標。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核心也是運用財政赤字解決失業問題。實踐證明，赤字與就業具有相關性，當財政赤字投資于生產領域，這種相關性表現得愈加明顯。我們要研究在社會經濟處于什么樣的狀態下，財政赤字會促進就業擴大；在什么條件下，赤字對就業不會產生促進作用。

6.財政赤字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國際收支與財政收支一樣，也存在三種不同狀況：收大于支，即順差；收小于支，即逆差；收支平衡。追求收支平衡是各國的目標，但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我們說，這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財政赤字對一國的國際收支有重要的影響。比如，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的雙赤字理論認為，進出口貿易赤字恒等于資本凈流入，高額的財政赤字將導致一國政府借款增加，利率隨之上升，本國貨幣匯率升值，由此使得進口增加，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一步增加，即財政赤字增強了貿易赤字的增加趨勢。我們要借鑒這方面已經取得的成果，來建立適合中國的財政赤字與國際收支關系的理論。

以上幾個方面應該是中國財政赤字理論體系的主體內容。此外，一國赤字的規模、赤字規模的衡量指標等內容，國內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這應該包括在中國的赤字理論體系內。

總之，只要國家存在，財政赤字就是國家發揮職能作用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所以，雖然財政赤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實質上還有許多領域是空白的。我們必須深化對財政赤字理論的研究，構建適合中國的財政赤字理論體系，為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制訂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這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說，都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注釋：

①參見陳來：《財政赤字的形成機理及治理》，《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⑤叢明：《關于積極財政政策若干問題討論述評》，《經濟縱橫》，2001年第4期。

⑥彭睿：《赤字對總供給及經濟增長影響的簡要分析》，《經濟問題》（太原），1997年第3期。

⑧郭慶旺、趙志耘：《論我國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財貿經濟》，1999年第6期。

⑨陳寶森：《克林頓經濟政策六年回眸──1999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解析》，《世界經濟》，1999年第7期。

A012陳景耀：《論中國通貨緊縮形勢下的財政赤字政策》，《世界經濟》，1999年第11期。

A013顧曉慧：《財政政策與就業問題研究》，《北京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5期。

參考文獻：

第8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一、傳統宏觀經濟學教學范式及其缺陷

傳統宏觀經濟學整個理論體系與政策實踐的核心表現為IS-LM模型及其基礎上的總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稱IS-LM模型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帕廷金認為它是凱恩斯的“主要信息”,托賓和索洛稱為經濟學專業的“受過訓練的直覺”。因此,IS-LM模型曾經長期居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并成為經濟學家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普遍框架。傳統IS-LM模型的基本內容在于兩個關鍵要素和一張圖。兩個關鍵要素是:產出(收入)是由需求決定的內生變量;利率是影響產品需求(C+I)及貨幣需求的內生變量[1]。經過?？怂贡硎龅摹锻ㄕ摗匪l展起來的傳統IS-LM模型的一個簡單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為貨幣需求,均衡時L=M,M為貨幣供給。i為投資,s為總儲蓄,y為收入,r為名義利率。由于固定價格假設,變量的名義值與實際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視作收入決定模型(包含了供給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為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決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個簡單框架,模型集中關注的是利率在聯系兩個市場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張圖如圖1:其中IS代表IS曲線,LM代表LM曲線。通過兩條曲線的交點就可以決定經濟的均衡狀態E,所對應的就是均衡收入y*與均衡利率r*,它是經濟在實現產品市場供求一致與貨幣市場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財政政策,LM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貨幣政策,因此,總需求管理就可以通過IS-LM圖形中曲線的移動來分析經濟狀態的變化和預測內生變量的變動方向。傳統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學作用。它是分析經濟的實際與貨幣部門相互作用的最簡單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張圖使經濟分析與政策分析的含義直觀化,宏觀經濟學家與廣大公眾(記者、官員等)更易交流?？梢?IS-LM模型具有比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對經濟理論的詮釋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論比較中能夠澄清某一宏觀經濟理論的解釋,因而成為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等各流派辯論的共同基礎。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釋或預測某種經濟的績效,進而發展出了政府和企業進行政策評價與經濟預測所使用的非加總宏觀經濟學計量模型,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4)規約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來選擇一定時期績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這些影響下,IS-LM模型成為絕大多數入門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核心。國內出版的教材也沿襲了這一思路。老師們在課堂上講授IS曲線、LM曲線的含義及代數形式,并使用IS-LM圖形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

然而,這種傳統教學范式已經受到經濟學界的猛烈抨擊。激烈的爭論和研究表明,傳統IS-LM模型存在著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靜態性質。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靜態的同時均衡框架來處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調整問題[3],這使得再次反饋過程與初次發生過程變得同等重要。這會造成對實際的動態時序經濟行為的錯誤認識[4-5]。事實上,經歷了歷史時間、遭受了一系列沖擊和結構變遷之后的經濟體系,其反饋過程只能部分為經濟個體所認知。IS-LM模型沒有引入時間和經濟變量的滯后效應,因此有必要以動態時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確定性。傳統IS-LM沒有考慮宏觀經濟世界中不確定性(尤其投資方面)和預期的重要影響,因此就不能體現宏觀經濟的結構不穩定性。許多原凱恩斯主義者和后凱恩斯主義者都認為這是凱恩斯貢獻的真正本質,而不確定性和預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沖突。

第三,模型的邏輯不一致性。一個表現是IS曲線作為流量均衡同LM作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個表現是傳統IS-LM模型缺乏微觀基礎。它是總量的特設關系,而不是從明確的理性主體的最優化行為推導而來。而按照盧卡斯批評,IS和LM曲線代表的函數在經濟政策規則變化時并非保持不變。因此模型的政策評斷往往不可靠。

正是這些因素導致傳統IS-LM模型逐漸衰落,大多數宏觀經濟理論和經驗研究已經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總供求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IS-LM模型“死了”還是繼續“活著”?筆者對國外流行的中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作了一個初步調查(見表1):可見,盡管把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糅合在一起的薩繆爾森式的新古典綜合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學范式已經不再流行。因此,國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者應該注意到這種轉變。這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更新的一種體現。由于國內教材普遍更新較慢,老師就有義務不再傳授陳舊的IS-LM模型。更進一步來說,在權威期刊上的理論研究與研究生宏觀課程教學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關了。據筆者所了解,察覺到這種轉變的教師還比較缺乏。許多教師仍然在用IS-LM圖形來討論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與政策含義。這種教學現狀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對簡潔性及教學慣性。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新范式:動態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這樣,課堂教學是否應該完全拋棄IS-LM模型呢?如果拋棄傳統的IS-LM模型,宏觀經濟學教學還剩下什么?筆者的教材調查表明,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供求模型和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中心環節。問題在于這種教學方式,一方面同微觀經濟學嚴重脫節,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是兩張皮,缺乏比較嚴密的邏輯關聯;另一方面,初中級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同高級宏觀經濟理論及專業性的宏觀經濟研究也是脫節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給出了兩個緊密聯系的新動向: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主張宏觀經濟學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微觀基礎;主流的意見則主張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觀基礎。這種動向在近年來達到高峰。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動態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研究框架,具體表現為從拉姆齊模型到新新古典綜合的發展。事實上,新新古典綜合以另一種面目使得傳統IS-LM模型借其擴展形式得到復活。因此,IS-LM模型還沒有死。

大體上,動態一般均衡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關于私人所有權經濟所有時刻的整體動態系統的簡稱。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預期與代表性主體的結合。動態一般均衡以市場作為協調機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偏好、預算/資源約束、稟賦、可得技術與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體的當前和未來期望福利的現值總和(因而是一種涉及現在和未來變量的跨期決策行為),結合所有市場上的市場出清(一般均衡)條件,經濟行為可以被簡化為幾個定義了經濟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這樣就可以從微觀層面的個體動態最優化來解釋總量現象,如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影響。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觀經濟建模應從微觀經濟主體作出的選擇出發來加總成經濟整體,所以必須重視個體對其經濟環境實際或預期變化的反應行為。DGE體系中,經濟主體在約束條件下連續不斷地最優化以致經濟總是處于某種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給定可獲取的信息,人們應能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最優決策,并且不會犯持續的錯誤。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行為是理性的。如果出現錯誤,被歸因于信息差距,如對經濟未預料到的沖擊。經濟的最終運行趨勢是一種長期均衡。它是當所有的過去沖擊通過經濟體系已經完全發生作用下的最優經濟運行路徑。它可以是各變量均為常數的穩態,也可以是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具有相同增長率的平衡增長路徑。

然而,動態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觀方程或差分方程、動力系統與最大值原理及動態規劃等復雜的數學工具,因此并不適合宏觀經濟學的初中級學者。筆者所主張的是,在傳統IS-LM模型的基礎上,使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對其加以擴展,這就是由新新古典綜合發展起來的新IS-LM模型或最優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個代表來自McCallum(1989: 102-107)[7],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線)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線)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線)其中y為實際產出,P為一般價格水平,R為名義利率,M為名義貨幣供給。a0,a1,a2,b0,b1,c0,c1,c2為參數,ut,vt,ηt分別代表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和通貨膨脹沖擊的零均值隨機變量。

顯然,新菲利普斯曲線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供給行為的說明,新IS曲線和新LM曲線則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需求行為的說明。新的總供求模型同理性經濟人的跨期最優化行為協調一致。這一點同來自傳統IS-LM模型的總供求方法明顯區分開來。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凱恩斯主義所缺乏的微觀基礎因素:價格調整成本,價格調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預期價格設定,壟斷競爭。價格水平已經內生化了,它是受外生沖擊和貨幣政策規則影響的內生變量,結合貨幣供給規則,即使個別價格有短期粘性,價格水平在短期和長期都會對貨幣存量的外生持久變化作出反應。

新IS-LM模型的參數來自效用函數、生產函數及價格調整過程的結構性參數,已經充分考慮了政策變動對理性主體的預期的影響,因此模型大體上可以經受住盧卡斯批評。這就使得使用它討論宏觀經濟活動的決定和貨幣政策設計的研究文獻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結合泰勒規則,可以得到一條宏觀經濟政策(MP)曲線或總需求(AD)曲線[9-10]。它表明產出缺口與超過目標的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當通脹率上升超過目標通脹率時,中央銀行會提高名義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脹率上升幅度,以使當通脹率上升時,實際利率也上升,這就會減少投資和凈出口,降低實際產出。MP曲線的移動來自通脹率以外其他因素的沖擊,如政府采購、貨幣政策、國外出口需求、稅收、消費者信心的變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線則代表經濟的總供給行為,或稱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對于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通脹率是前定的,因為它取決于滯后的GDP缺口而非當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條用來表示在任意時點上經濟中通脹情況的水平直線。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時,IA上移,反之則相反。因通脹預期和原材料價格變化而移動,因此可以反映粘性價格和粘性工資的現實經濟狀況。

我們把向下傾斜的MP曲線和水平的IA曲線結合起來,就得到了一個解釋經濟波動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模型,如圖2所示。這個模型可以較為精確地描述貨幣政策的實施原理。例如,初始經濟處于長期均衡E0,如果沒有外部沖擊,這個經濟就是通脹比較穩定的經濟。當一個外生的需求沖擊使得MP0右移到MP1,則實際產出會超過潛在產出,從而通脹率會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銀行就會提高名義利率以使實際利率上升來應對通脹率的上升,直到經濟達到新的長期均衡E1。這時產出回到了潛在產出水平,但穩定通脹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銀行認為新的穩定通脹率過高,則它可以通過泰勒規則來使MP左移以實現目標通脹率。

上述見解常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新共識(NCM)。它是對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與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個綜合。這種綜合表明,在短期,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產生的名義剛性和真實剛性有效地增加了產出水平波動對總需求沖擊的持續性?？傂枨髮Ξa出和就業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在長期,總需求沒有實際影響。均衡的自然失業率由勞動市場的結構性特征、工資談判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決定。

新共識認為,貨幣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夠在短期穩定產出與就業,但長期只能影響通貨膨脹。貨幣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識提升了貨幣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財政政策作用。在貨幣政策工具中突顯了通貨膨脹的決定作用。通貨膨脹可以影響短期產出并決定名義利率,但不能影響潛在產出水平。由于貨幣存量內生決定,因此新的貨幣政策無法控制貨幣供給,但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節利率來有效地實現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均衡。當然,貨幣當局對實體經濟活動的長期影響是有限的。它只能影響長期通貨膨脹率,但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把通貨膨脹作為新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成了自然的選擇。這種政策稱為“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獨立的中央銀行來執行(從而保證政策的可信性),預先公布一個能實現經濟長期均衡的通脹目標值,然后通過泰勒規則來調整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偏差。這種政策目前已經在各國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

第9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波動;微觀行為;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12.0;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7-0004-06

一､引言

傳統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強調短期和總量宏觀分析,IS―LM模型和AD―AS模型是其核心思想的經典概括｡然而,這種分析方法忽視了宏觀經濟現象內部的微觀基礎以及微觀經濟行為對宏觀經濟波動的潛在持續性和累積性影響,從而導致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分離｡因此,理論上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共同努力方向,就是力求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理論融合;實踐中,這種理論發展為我們判斷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個基本標準:財政和貨幣政策應致力于協調宏觀經濟與微觀行為之間的沖突,這既要求宏觀政策在減少宏觀經濟波動與風險的同時,至少不能扭曲微觀決策主體的市場行為和預期,也要求宏觀政策在糾正市場失靈的同時,至少不能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

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首先表現為一種世界宏觀經濟的巨幅動蕩,這種波動經由企業､家庭和個人的財富水平､消費傾向､投資敏感度等微觀決策變量實現自我循環和強化｡因此,在一定范圍內,危機的沖擊力呈現振蕩式擴大｡這是一種典型的宏觀困境:經濟繁榮時,宏觀經濟基本面運轉良好,微觀主體依照市場價格的指引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經濟向均衡狀態靠攏;經濟衰退時,宏觀經濟基本面惡化,微觀主體對前景的悲觀預期將導致消費､投資進一少減少,衰退自我加強,經濟離均衡越來越遠｡所以,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社會背景下,研究宏觀波動與微觀行為之間的關聯性,通過政策調整扭轉金融危機對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反向沖擊,已經成為全球性共識｡

二､金融危機與開放經濟下全球宏觀經濟波動

(一)分析框架: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為我們提供了分析這類問題的基本框架｡據此,一個四部門經濟的宏觀均衡條件為:

Y=C+I+G+NX(Y*,Y,R)(1)

其中,Y*為國外GDP,R=ep*/p,R為實際匯率,e為市場匯率,p*為國外價格水平,p為本國的價格水平｡如果綜合所有重要的宏觀與微觀經濟變量,我們也可以把(1)式直接寫成下式:

Y=f(P;C,I,X;G,T,Ms,r;c,σ,k,h) (2)

同時,我們又可以把此式簡稱為經濟均衡狀態的“一､二､三､四”｡其中,“一”為一般物價水平(P);“二”為兩大宏觀政策(G, T, Ms);“三”為三大需求(C, I, X);“四”為微觀決策主體的四個參數(c,σ,k,h)｡它們分別是邊際消費貨幣､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系數､交易性貨幣需求對收入的敏感系數和投機性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系數｡該式的最大優點是將宏觀經濟政策變量､總需求部門和微觀決策主體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為分析兩者之間的聯動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

以此為基礎,我們認為此次金融危機下的宏觀波動與微觀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可概括如下:

(二)全球經濟波動的根源:全球不平衡

表面上看,此次金融危機是由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銀行業危機,而從更深層次把握,這次危機的真正根源應當是長期以來全球宏觀經濟不平衡不斷發展的自然結果,這種不平衡通過微觀層次的傳導而不斷放大｡因此,正確把握全球不平衡的現狀是認識和解決宏觀與微觀不一致的起點｡

全球不平衡根本上表現為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的不平衡:第一,不受約束的美元本位｡根據蒙代爾的觀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世界貨幣體系已經“蕩然無存”,也沒有任何規則而言,麥金農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1]｡這里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元與黃金的脫鉤使之成為不受約束的國際貨幣,而各國貨幣當局又不得不把美元當作黃金一樣的資產作為儲備｡第二,不受約束的美國貨幣政策｡也只有在美元本位下,美國的貨幣政策才可以不受約束地進行貨幣發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放松的金融監管聯合在一起,使得美元流向全世界｡第三,不受約束的美國貿易赤字｡作為全球不平衡的一個重要特征,美國不斷走高的貿易赤字一直被廣泛爭議｡本質上,貿易赤字是美元本位下的一個核心內容,正是美元的主宰地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源源不斷地提供融資來源｡圖1描述了美元本位對美國低儲蓄率､高政府債務以及經常項目逆差的支撐｡在當前這種不平衡的貨幣體系中,也只有美元本位才能維持這種較為恐怖的平衡｡

與“中心國”美國相比,其它國家則通過維持對美國順差和持有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為美國的高消費､高赤字､高債務融資｡然而,在美元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外匯儲備又通過購買美元債券流回美國,形成了美國市場的流動性｡這種不平衡的“中心―”模式需要國的微觀經濟主體通過技術進步和廉價勞動力資源推進出口增加以獲得順差,也需要國家源源不斷地通過購買美元資產為美國赤字融資｡圖2和圖3反映了這一事實｡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美國國庫券持有者｡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前中美之間這種所謂的“金融恐怖平衡”:從美國單方面看,如此高額的債務規模和貿易赤字似乎是不可持續的;從中國單方面看,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以及大量過剩的產能在封閉經濟都是不可能持續的;但是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之下,這些表面看似恐怖的現象卻取得了一個持續的平衡｡

(三)全球宏觀經濟動蕩對中國宏觀經濟和微觀主體的雙重沖擊及調整

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全球不平衡,而中國是這不平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我們就應該承認中國在這次危機中的雙重作用:既是全球不平衡的維持者,又是金融危機的受害者｡

中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戰略保持了長期順差,也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同時也間接地穩定了美元本位的“不平衡”特征｡因此,從本質上看,中國已經被全球經濟格局內生化,任何聲稱危機是外生沖擊的觀點都是不現實的｡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對中國而言首先是一種巨大的宏觀波動,它直接導致了出口定單的大幅減少;其次,這種宏觀波動將通過各種微觀機制逼迫中國企業和家庭的生產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從而適應出口下降的現狀,并重新向“再平衡”過渡｡那么,這種宏觀經濟的大幅動蕩將通過什么樣的微觀機制對企業和家庭施加影響呢?[2]

1.資源價格信號引發的庫存調整

這里的調整機制是:通貨膨脹預期企業加大庫存(2007年底)金融危機沖擊全球信貸緊縮資源價格大幅下降企業“去庫存化”宏觀經濟動蕩加劇｡這個調整機制清楚地說明了危機前后宏觀經濟波動與微觀經濟行為之間極大的關聯度,同時這也是危機自我強化的一種形式｡

具體而言,2007年底的通貨膨脹預期使得企業界加大原材料庫存,而2008年2月份的冰雪災害則把PPI推上了十年來的新高,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高位庫存現象,這反過來又刺激煤碳､有色金屬等資源價格快速上漲｡根據監測,2008年8月份,國家統計局監測的37個行業中的30多個行業庫存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然而,隨著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雷曼破產風波之后,金融產品的危機開始演變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危機,全球性的金融恐慌開始蔓延,出現了所謂的信貸崩潰(credit crunch),在此背景下,包括石油在內的國際大宗資產價格應聲而跌｡由圖4可以看出,2008年底,國際主要原油價格出現急劇下滑,下降幅度超過50%｡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的本能反映就是“去庫存化”,不下定單,先用庫存,當所有的企業都進行類似調整的時候,就會導致工業增加值的突然下滑,企業家戲稱為“突然消失的需求”｡于是,企業家的恐慌情緒表現在一系列數據上就是許多個“前所未有的第一次”:2008年10月份,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同時首次負增長,也第一次出現了用電量的負增長,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5個月｡

當然,這種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伴隨著宏觀經濟政策的不斷調整｡200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宏觀經濟基調是“兩防”:防止經濟由偏熱轉向過快,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為全面的通貨膨脹;冰雪災害之后,“兩防”變“三防”,即新加了防止經濟短期內出現大起大落;2008年5月份,宏觀經濟政策開始逆轉,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到11月份,由于經濟出現大幅回落,經濟政策開始轉向全面刺激經濟增長｡這一系列充滿戲劇性的政策變化一方面反映了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多變,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對宏觀經濟走勢的誤判和無所適從,從總體上也反映出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增強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的能力和經驗｡

2.投資收益率下降和資產負債表惡化情形下出口企業的自我調整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現代企業的投資決策行為更加傾向于市場化,對宏觀經濟的波動會更加敏感｡它們根據投資收益率的變動和資產負債表的情況對外部沖擊作出反應,并相應調整自己的投資行為,從而反過來對宏觀經濟的總量生產､投資和消費施加影響｡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出口企業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部門,面臨這種宏觀需求的波動,企業的自我調節機制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匯率波動出口減少､預期利潤率下降資產負債表惡化企業通過工資和價格進行調整市場競爭機制的篩選和優勝劣汰“剩者為王”｡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金融危機本身為企業提供了一種競爭挑選機制,經歷了一次宏觀經濟大幅波動的洗禮之后,市場會自動檢驗和篩選優秀的企業,而那些無法準確把握市場節奏和適應市場波動的企業會被自動淘汰,而經歷市場動蕩,經驗豐富,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會存活下來,“剩者為王”的機會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也為不同的業務和產業提供了一個重新布局的機會,一些產能過剩的產業和部門將會被淘汰,而一些新的高新技術產業將獲得新的成長｡我們應該認識到有些行業和產業的產能過剩和調整是必然的,把資源停留在產能過剩的產業,或者不促進這些產業的整合和過剩產能的消化,反而可能延緩經濟的復蘇｡

3.金融創新和“再杠桿化”使銀行業成為宏觀與微觀互動的金融中介

此次全球性銀行業危機對中國的銀行業來講也是一次難得的改革與發展的機會｡銀行作為一種金融中介應該發揮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企業和產業,從而不僅僅在資金盈余者和資金短缺者之間,也要在宏觀風險與微觀經決策的聯動之間,架起一道橋梁｡

無論依據什么樣的標準,中國的銀行業都還存在巨大金融創新和“再杠桿化”空間｡從整體上,與美國相比我國仍然具有較強的負債能力,這意味著當美國經歷痛苦的“杠桿化”時,我們其實正在面臨一個“再杠桿化”的機會｡根據測算,2007年美國華爾街主要銀行的杠桿比例是88倍,而我國幾大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在10%左右,這意味著資本放大倍數的最多只有10,遠低于美國銀行的杠桿率｡此外,美國的政府､企業和居民過度負債,比如居民部門的負債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高峰時期達到97%,而中國的情況與之形成鮮明的對照｡從政府角度來說,表面上看2009年我國的赤字預算是9500億元,創歷史上新高,但實際上,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線之內,國債占GDP的比重2008和2009分別占年18%､22%,而美國2008年的這一比重為60%左右,2009年大量發行美元之后大約上升到90%左右｡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政策空間非常大｡從居民角度來講,2008年中國居民的儲蓄規模為21.5萬億元,而所有的住房抵押貸款､汽車按揭等共計3萬多億元;企業也是一樣,在東南亞經濟危機之后,企業的負債率為70%左右,經過10年的發展,2008年底只有59%｡因此,從整體上,與美國相比,我國有比較強的負債擴張能力｡

以上我們主要從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方面探討了銀行與企業如何通過各種方式來應付宏觀經濟波動所帶來的沖擊,同時也說明了這種調節本身會進一步產生宏觀經濟的總量效應｡下面,我們將集中討論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宏觀與微觀之間的沖突,依據理論所指引的判斷標準來評估我國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并對未來的政策走向作出展望｡

三､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協調宏觀與微觀之間的關系

(一)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應權衡經濟增長與通脹壓力

現在,全世界的中央銀行都在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注入大量流動性,短期內,這種政策有助于恢復金融系統的信心,阻止所謂“credit crunch”｡然而,危機過后,甚至在危機結束之前,如此洶涌的“貨幣開閘”是否會帶來通貨膨脹壓力,貨幣政策應當如何把握通脹與通縮之間的轉換､宏觀與微觀之間的聯動關系?

弗里德曼對美國貨幣史的開創性考察表明,每一次貨幣量以更大幅度增長后,都是經濟先得到擴充,隨后便出現通貨膨脹;貨幣增長率下降后,緊接著就是一次通貨膨脹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貨膨脹率下降而經濟情況好轉｡他認為貨幣當局被一種虛假的兩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貨膨脹,要么是失業｡這種選擇法是虛幻的,真正的選擇是:較高的失業率要么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的結果,要么是醫治通貨膨脹的一種副作用｡那么,在目前這種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貨幣主義的這種經典智慧是否仍然有效?[3]

1.量化寬松型貨幣政策是克服金融危機沖擊和經濟衰退的應急措施

從理論上講,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降低名義利率,根據費雪方程式,實際利率會隨之下降(條件是物價上漲率不發生變化)｡由于實際利率是企業和家庭的融資成本,所以這樣可以有助于生產和消費增加,刺激經濟走出衰退;此外,信貸的寬松增長通過向市場注入流動,有助于通貨緊縮的預期,穩定市場的恐慌,從而維持金融穩定｡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2009年第一季度的銀行信貸已經超過4.6萬億,按照目前信貸增長速度推算,2009年全年銀行信貸如果繼續保持這樣的增長速度,全年的信貸投放可能超過8萬億元｡對此,我們的基本判斷是,2008年11月份以來的高速信貸投放,具有典型的危機應對特征,是決策者在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面前所采取的應急政策,這是有其現實合理性的｡目前,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在釋放積極效果,中國經濟呈現企穩跡象,并可能逐步步入復蘇之途｡迅速增長的信貸,以及2009年2､3月份迅速上升的企業存款,預示著接下來的總需求可能會出現較為強勁的復蘇｡由于2008年第二､三季度的基數較高,同比的數據則不一定會出現顯著的上升,但是實際上季度環比數據更能夠看到宏觀政策所產生的效果｡雖然一季度的同比增長并不高,但是環比已經超過7%,目前看二季度的環比增長可能達到10%,同比大概也在7%左右｡

2.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內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壓力

根據“金融加速器”原理,信貸擴張會導致企業借貸資金成本降低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改善,這會進一步促使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并推動資產價格不斷上升｡所以,可以判斷信貸擴張正在啟動這種金融加速器效應｡然而,從整個中國改革開放30年發展的趨勢來看,還沒有哪一次連續6個月以后的信貸高速投放以后沒有產生通脹壓力的｡因此,如何在促進增長和抑制通脹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技術難題,也是一種管理藝術｡

據此,在宏觀金融形勢逐步穩定之后,這種典型的危機應對型貨幣政策導向有必要轉向一個可持續的信貸增長｡一定意義上講,2009年1-3月份的信貸投放并不能歸結為是適度寬松,而可以歸結為過于寬松;目前,當各項經濟指標趨于穩定之后,貨幣政策可能需要真正轉向適度寬松,轉向追求貨幣政策的可持續性,避免信貸投放的大起大落以及預期的通貨膨脹壓力｡

因此,目前貨幣政策可能面臨一個重要的選擇,就是真正回到此前所確定的“適度寬松”,強調信貸增長的平穩和可持續性,防止未來出現大起大落｡

(二)財政政策應防止出現宏觀與微觀的不一致,避免經濟出現“二次探底”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改善GDP等宏觀指標是相對容易的｡但是,在GDP數據改善的同時,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明顯改善和社會投資的跟進､以及經濟的平穩復蘇,微觀層面的工業增加值和企業利潤等指標可能就難以得到明顯改善｡從目前的狀況看,在宏觀數據逐步改善的同時,企業目前的盈利狀況還沒有走出低谷｡因此,需要防止宏觀數據和微觀狀況出現明顯的不一致｡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由于沒能處理好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互動而導致經濟“二次探底”的現象曾多次出現｡例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在1998年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帶動了經濟的反彈,但是1999年由于工業投資沒有跟上,造成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目前這一輪的投資,主要是靠財政的基礎設施投資帶動的,政策效果2009年會陸續在信貸投放和財政推動下逐漸顯現出來｡但是,在及時的宏觀政策抑制了經濟的大幅回落之后,目前應當重點關注宏觀經濟會否出現二次探底的問題｡

目前,可能導致二次探底的因素包括:當前政府投資一馬當先,如果社會投資不能及時跟上,則有可能出現二次探底;過剩產能消化進度遲緩,導致此前的經濟刺激計劃帶來過剩產能的跟進,進而導致經濟的再次探底;2009年如果持續保持過快的信貸增速,有可能會在未來隨著銀行信貸增速的顯著回落而導致經濟的相應大幅回落｡

(三)人民幣國際化克服“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平衡

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甚至包括日本,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中,都面臨一個長期難以克服的“兩難困境”:出口導向型發展帶來大量貿易面順差;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貨幣錯配”和巨額外匯積累[4]｡這種“沖突的困境”的必然結果表現在央行層面上就是被迫積累外匯儲備,并不得不面臨美元貶值所導致的美元資產價值縮水和購買力下降;表現在出口企業層面上就是要被迫承受本幣升值所帶來的匯率波動風險｡

一定程度上,美元作為“美國人的貨幣”已經成了“全世界的問題”,特別是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問題｡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國短期內并沒有更好的選擇,不得不承受美元貶值的風險,因為全面重構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大量拋售美元則可能導致美元債券的大幅波動,而同時國際上也并沒有一個除美元之外的如此龐大的金融市場可以吸收全球的外匯儲備｡目前,中國只能開始嘗試做出一些積極的應對,包括對中國購買的美元債券提出特別的安全和收益要求,鼓勵美國等發行熊貓債券,促進SDR等非貨幣計價的金融市場的發展等,同時,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應當是更為積極的舉措｡

1.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邁出了非常關鍵的一步,其進程也正在加快｡一方面,中國央行與全世界六個國家已經簽定了6500億的貨幣互換;另一方面,央行已經開始在全國沿海主要城市實行人民幣跨境計價的試點｡從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來看,企業需要關注的匯率風險減小了;而從更長遠的效果來看,則是中國開始嘗試在國際貿易中逐漸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并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開始｡

當然,人民幣國際化的事件本身,又會帶動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這將對人民幣資產價格的上升形成支持｡從經濟史角度看,美國､英國等在其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推進進程中,本國資產價格都有一段時期的十分活躍的表現｡當然,從日元等貨幣的國際化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以及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對于貨幣的國際化都具有顯著的影響｡

2.發展本國金融市場

從短期來看,全面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難度很大｡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有很大的空間來推進本土金融市場的發展,促使大量儲蓄不必流出而在本土金融市場得到有效的配置｡

外匯儲備的實質是一種流出去的儲蓄｡根據宏觀經濟學常識,國內儲蓄與投資的缺口等于經常項目順差｡長期順差的一個自然結果必然是大量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而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下,外匯儲備最終只能流向美國國債,為其貿易赤字融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已經變成一個凈儲蓄提供者,而不是外資凈流入國｡這一現象從本質上反應了中國落后的本土金融市場無法吸收國內的凈儲蓄｡在當前金融危機沖擊之下,中長期內美元將不可避免地走弱,再加上人民幣的升值,巨額外匯儲備將面臨購買力的縮水｡目前,中國大量的信貸投放可以看作是儲蓄海外運用到本土運用的一個重要改變｡一定程度上,本土金融市場發展的大幕已經緩緩拉開｡

四､結語

金融危機所產生的經濟動蕩無論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還是對微觀經濟主體決策者都是一次難得的歷練機會｡中國經濟經過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和洗禮之后,會獲得一個重上新臺階的機遇｡基于政府､企業和個人比較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準確把握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在不加劇宏觀波動條件下實現微觀決策者的自我調整,以及在不扭曲微觀決策變量條件下減少宏觀經濟的震蕩,那么確信中國將在國內､國際舞臺上再上一個新臺階,走向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參考文獻:

[1] McKinnon, Ronald (2005), “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Globalization, New Rules for the Game”,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2]巴曙松,李勝利.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視角:從“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J].金融發展研究.2009,(4).

[3]弗里德曼著;巴曙松,王勁松等譯.美國貨幣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McKinnon, Ronald(2009),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the dollar standard’s sustainbility: a monetary approach”,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The policy Adjustme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ow to BalanceMacro-fluctuations and Micro-behavior

BA Shu-song, YANG Xian-ling

(1.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inanci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6,China;

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al Institute,Wuhan 43007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