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與經濟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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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關鍵詞：碳排放；農業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

當前，低碳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了一種主要的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在碳排放量不斷增多的情況下，會使得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從而給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才能夠保證農業經濟得到增長，并且減少碳的排放是最重要的發展策略。

一、碳排放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碳排放計算方法

碳排放量的計算主要從化學的角度來進行，其中的主要參數是二氧化碳。根據它產生的化學原理，可以進行碳排放量的計算。一般來說在計算中需要結合我國在碳排放和經濟發展中的實際情況來進行，要在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中來思考。在計算中，需要通過抽樣調查的方式來進行輔助，對碳排放量和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探究和分析。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碳排放測算法和彈性分析法。第一種方法的計算對象是碳排放量，主要依據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責任原則，具體的計算公式是：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轉化為CO2的系數44/12。第二種方法主要考察的是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結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彈性情況來進行等級的計算，具體通過如下公式來進行計算：碳排放量的GDP彈性=CO2排放量變化的百分比/GDP變化的百分比。

（二）基于農業經濟發展的碳排放計算方法

對于農業經濟的發展來說，在每一個階段都會涉及到碳排放的計算，例如發展農業經濟時所需要的基礎工程建設和能源消耗等等，這些都是碳排放的重要環節。因此在對農業經濟發展中的碳排放量進行計算時，要分別對每一個階段進行計算。具體的計算原理是：T碳排放量＝A所消耗的資源數量×B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過對每一個階段的碳排放量進行計算和求和，就可以得到農業經濟在它的發展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農業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很多主客觀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因此計算過程要靈活進行調整。在農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涉及到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筑的建造會對建筑材料產生消耗，建筑材料在生產的時候，在開采、運輸和生產環節所消耗的其它資源都是碳排放產生的地方。在建材的生產階段，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碳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以單位的質量的物質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的量。在這個計算中，涉及到各種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對于這個數值來說，不可循環利用的材料因子是固定的，對于可循環利用的材料，其因子由兩部分組成，且計算還會涉及到回收系數。各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如表1所示。實際上在農業經濟發展的環節當中，很多人會忽略了建筑在其中的碳排放狀況，但是農業經濟的發展并非是單純和農業相關，它需要一些基礎性的東西來進行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忽略這些環節的碳排放狀況。農業經濟的發展涉及到大量農作物的運輸，運輸需要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在使用中會產生能源的消耗，最終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同運輸方式的單位耗能和碳排放系數是不一樣的，具體如表2所示。由于不同的農作物在不同的環境下所涉及的運輸距離是不一樣的，因此需要具體的計算中進行探討和研究。

二、我國碳排放的現狀和低碳經濟發展的背景

經濟增長必須會產生能源消耗，這就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別是碳的排放，對人類的生存環境是造成比較大的威脅的。從近幾年來我國的排放量分析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我國的碳排放量增長率是在全面增長，因此，這需要我國不斷地加強碳排放的治理工作。近些年來人們對他開放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給予了更高的關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們對經濟增長進行追求的時候會對自然環境出現嚴重的破壞。實際上這樣的破壞會給人們的生活造成比較大的影響。隨著全球氣候的不斷變化，為了更好地控制這一現象，人們就會對低碳經濟進行追求，這是一種新的經濟形勢，也是一種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經濟形勢。對低碳經濟的發展來說，途徑的確定需要對經濟的結構進行調整，同時對生活方式進行改變，并且盡可能地發展一些可再生的能源技術。除此之外，我國還要切實地發揮政府本身的職能作用，通過改革提供它們的管理水平。對于低碳經濟的發展來說，它的出發點是為了應對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但是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和市場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和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和國家的發展也息息相關。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低碳經濟的模式，這樣子，我們能夠從多個方面加強節能減排工作的進行，從而為低碳文明的基礎提供幫助。我構建作用，使得我們在創建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二者能夠和諧共同發展。

三、碳排放和農業經濟增長關系實證背景下的發展策略

基于碳排放和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和實證研究，可以發現，在能源消費的過程當中，碳排放的數量是不斷的，隨著煤炭的碳排放量迅速升高而在增大。因此我們要想對碳排放量的增大進行控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加強。首先，要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進行推動。當前，我國是處在一個工業化的發展時期，不可避免地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從而把壓力轉接到環境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要從產業結構的調整這個根源上入手，通過各種手段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我國要加快技術的創新，加強技術對于研發投入力度和研究力度，確保在碳排放的控制方面有著良好的技術支持，可以從過程中減少碳的排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幫助。具體來說，我國應該在增加潔凈的能源上入手。我國的主要能源來源于煤炭的燃燒，而煤炭的燃燒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成為了碳排放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想控制碳的排放量，就應該加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通過這一個開發利用來對我國的能源結構進行改變，最終從根源上控制碳排放。最后，我國要從現實的角度出發，不能對碳排放處理問題和農業經濟問題進行一刀切，要結合實際的情況來促進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盡量尋找它們之間的最佳平衡點。一般來說，這樣的平衡點尋找是需要不斷摸索的，應該結合具體的實證分析關系進行探尋，避免出現過于極端或不契合實際需求的情況。

四、結語

總的來說，碳排放和經濟的增長是有著一定的關系的，并且在不同的經濟區域關系會有一定的差別。我國應該對二者的關系進行明確，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強產業規模和結構的調整，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并且加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促進清潔技術的創新，最終促進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得到協調的發展，為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和幫助，切實提高人們的幸福生活指數。

參考文獻：

[1]李國志,李宗植,周明.碳排放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與管理,2011(04).

[2]李玉波,許清濤,高標,等.吉林省農業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關系實證分析[J].中國農機化學報,2017(02).

第2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關鍵詞】二氧化碳 能源價格 格蘭杰因果關系

根據2007年IEA關于世界能源的描述，全球的主要能源需求從2005年到2030年將增加55%，其中的74%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快速增加的人口所致。而中國和印度貢獻了45%。(IEA， 2007， p. 73) 大量的能源供應來自于化石燃料。盡管在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正在提高可再生性能源利用的比例，但要在不久的將來完全取代化石燃料是不可能的，同時也不可能填補顯著增加的能源需求和有限的能源供給之間的缺口。

一、模型和數據

筆者在文中檢驗歐盟國家從1990年到2007年的能源價格、能源消耗量、國內生產總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本文僅選取歐盟中的20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在此構建下面的計量模型：

CO2it=f(EPit，ECit，GDPit) 模型1

其中CO2it代表原油消耗而產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EPit代表進口的原油價格，ECit和GDPit 分別代表年原油消耗量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利用GDP平價指數進行調節，去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實證分析所需數據為從1990年到2007年的年度數據。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和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自于聯合國UN National accounts 數據庫。

二、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

本研究利用Engle–Granger方法檢驗上述模型的因果關系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面板VECM格蘭杰原因檢測

tax 短期檢驗 長期檢驗 強外生性檢驗

dCO2 dEP dEC dGDP ECT ECTdCO2 ECT，dEP ECT，dEC ECT，dGDP

因變量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dCO2 0.36 0.84 0.83 0.51 0.66 0.62 4.06 0.01 2.37 0.04 2.48 0.03 2.10 0.06

dEP 3.73 0.01 1.55 0.21 0.12 0.97 0.05 1.00 2.27 0.04 1.42 0.22 0.09 1.00

dEC 1.97 0.12 0.87 0.49 1.00 0.42 0.15 0.96 1.44 0.22 0.61 0.76 0.67 0.72

dGDP 0.68 0.61 0.88 0.49 1.17 0.34 　 　 1.10 0.37 0.76 0.64 0.82 0.59 0.97 0.47

注：①F統計量如果能在p=5%水平下顯著，則證明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②ECT代表誤差修正項。

（一）短期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在短期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中發現CO2 是EP的Granger原因，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變化對能源的價格變動會產生顯著的影響，由于征收碳稅，能源成為一種更昂貴的生產要素，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的能源其價格將越好。 [3]

（二）長期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在表1中，長期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CO2 仍然是EP的Granger原因，這與短期的檢驗結果相一致。這也說明了碳稅的征收不僅在短期內對能源的價格產生影響，在長期的變動過程中，也同樣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并且EP也是CO2 的Granger原因，通過能源價格的變動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也是顯著的。二氧化碳和能源價格之間是互相作用和影響，而EC和GDP的變化和我們傳統的理解是一致的。

三、結論及對中國碳稅政策的借鑒意義

通過對歐洲碳稅征收國和無碳稅國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對于我國而言，碳稅作為實現節能減排的有力政策手段和保護環境的有效經濟措施，應成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開征碳稅有利于樹立負責任的國際形象。

第二，中國開征碳稅已從“是否實施”進入“如何實施”的階段。作為一種污染稅，對中國實現減排承諾意義非凡。然而，源于歐洲的碳稅政策能否在中國順利“落地”，并實現經濟和環境的雙重紅利，還在于它與中國的經濟現實能否更好地契合。

參考文獻

[1]Kraft， J. and A. Kraft (197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 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 3(02):401-403.

第3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關鍵詞：甘肅省；產業結構；碳排放量；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甘肅省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碳排放量關系的實證分析

收錄日期：2013年3月4日

一、引言

能源作為經濟發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發明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來越大。數據顯示，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從1978年的6.2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6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從1978年的5.7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億噸標準煤。2000年以來，我國能源消費更是快速增長，2000～2008年年均增長超過10%。因此，提倡低碳經濟就顯得更加必要。關于低碳經濟，國內外的學者從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關于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宋春燕（2011）計算出了中國自1978年到2008年總的碳排放量和人均量，并對中國TP與GDP兩者的關系進行協整分析和因果檢驗，得出碳排放量同經濟增長存在正向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平穩的。Grossman、Krueger（1991）對GEMS城市大氣質量，通過相關數據作了分析，發現SO2與gdp之間存在著所謂的環境庫茨涅茨曲線。Cannas等（2003）也通過相應數據檢驗了N型的環境庫茨涅茨曲線，并解釋了出現這種曲線的原因。高云虹、王美昌（2011）則運用脈沖響應分析法分析了江西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長期關系。楊桂元、李璐（2011）通過建立VAR模型，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之間的動態關系，提出降低碳排放量的關鍵因素。

關于碳排放量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方面，羅浩（2007）在對古典索羅模型進行擴展的基礎上，對約束經濟增長的資源瓶頸進行分析，提出產業轉移和技術進步的解決辦法。

張麗峰（2011）分析了我國產業結構、能源生產結構、能源消費結構等變量與碳排放的關系。陳兆榮（2011）則采用結構變動指數研究了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變動過程與碳排放量波動的相關關系。

甘肅省作為西部一個發展較快的省份，在發展的過程中對能源使用上可能存在很多問題，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一個值得分析的問題。同樣，甘肅產業結構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產業結構變動可能對甘肅省碳排放量也有重要影響。縱觀國內外學者對三者關系的研究，我們發現單獨研究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或者碳排放量與產業結構關系的比較多，綜合三者的研究相對較少，同時更多學者的視角是基于全國或某個大的區域，針對某個省尤其是西北地區省份的較少。所以，本文試著根據相應數據分析甘肅省碳排放量、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三者的關系。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和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處理方式，我們選取人均GDP作為衡量甘肅省經濟增長的被解釋變量，記為GDPP，產業結構方面，為了消除不同省份的區域差異，我們選取相對指標，因為第二產業在甘肅省的經濟發展中作用最為明顯，我們用第二產業占三大產業產值的比重來衡量，記為INS；對于碳排放量的指標，目前學術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體計算碳排放量比較繁瑣，我們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氣的年消費量進行估算，但這些能源的統計指標一般是實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時，首先需要將這些消費的能源根據折算系數換成以標準煤為計量基礎的能源消費量，因為天然氣的單位是立方米，我們也把它轉化成標準煤單位，然后計算出相應的碳排放量，記為TP。

本文的數據人均GDP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產業結構方面的數據同樣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整理計算得出。碳排放量的數據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并通過整理、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是根據2000年為基期調整后的實際數據。我們首先對這些變量的統計值進行簡單的描述，變量描述性統計具體見表1，趨勢圖見圖1。（表1、圖1）

通過變量描述性統計表和趨勢圖，初步可以得出甘肅省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同時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偏大，這些年始終穩定在45%左右，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這說明產業結構還不太合理；隨著經濟的增長，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也是很快的，曲線的斜率為正，除個別年份，其斜率呈現出遞增的趨勢。這說明，這些年我們的能源消費量太大，經濟的增長更多的可能是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尤其是第二產業的投入帶來的，增長的模式還不是集約型的。文章的第三部分內容將對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做規范的實證分析，以此來證明我們的推測。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1、單位根檢驗。根據以上選取的變量和相應的理論分析，我們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log（TPT）=？茁0+？茁1log（INST）+？茁2log（GDPP）+？滋T （1）

根據前面假定，GDPP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用來衡量經濟增長；INS為第二產業占三大產業產值的比重，用來衡量產業結構；TP為碳排放量，T表示時間。？滋T為隨機干擾項。如上文分析，為了避免出現異方差問題，我們取各個變量數據的對數來處理。

文章首先采用ADF檢驗法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表2）

由表2的結果可以看到，GDPP、INS、TP這些變量的原始數據都沒有通過ADF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大于臨界值），這說明每一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性數據，若直接對這些變量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則沒有任何的意義。然而，對這些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所有變量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小于臨界值）。所以，它們都滿足一階單整I（1）。如果變量之間滿足同階單整，那么我們可以繼續檢驗它們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2、協整分析。就協整檢驗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兩步法、Johansen極大似然法、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等。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在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爾和格蘭杰的檢驗方法主要適用于樣本容量大的情況，本文僅僅是從2000年到2010年間取數據，樣本容量較少，所以我們同樣不能使用這種檢驗方法。相對于兩步法，Johnsen協整檢驗還能檢驗多重協整關系，而且他對樣本容量問題的要求不是很嚴格，所以我們采用Johnsen協整檢驗。（表3）

根據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我們知道只要跡統計量大于臨界值，則就拒絕假定。由表3的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檢驗結果在5%顯著性水平上明顯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也拒絕了存在至多1個的協整關系，接受至多存在2個協整關系的假定，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度量系統的穩定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變量log（TPT）、log（INST）、log（GDPPT）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關聯關系，即碳排放量與國內生產總值和產業結構是密切相關的。

3、格蘭杰檢驗。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理，運用Eviews6.0，對甘肅省碳排放量、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任意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表4）

從表4可以看出，產業結構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不是產業結構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越迅速，碳排放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增加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最大，經濟增長不是產業結構的Granger原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文章通過2000～2010年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碳排放量、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的關系。檢驗了碳排放量、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協整關系，得出如下結論：（1）碳排放量、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聯系。（2）格蘭杰檢驗表明：產業結構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增加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經濟增長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也越多；甘肅省的經濟增長第二產業作出的貢獻最大，第三產業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應增強不同產業間的協調性，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要大力發展有利于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戰略性的新興產業。通過這些領域的發展來改善經濟運行質量，減少碳排放量，以此來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2）提倡低碳理念，通過政策引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發展理念要深入人心。同時，政府部門一方面要加強對環境污染的監管力度，另一方面要鼓勵企業進行相應的低碳發展技術創新。

主要參考文獻：

[1]羅浩.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資源瓶頸及其解決途徑[J].經濟研究，2007.6.

[2]楊桂元，李璐.影響我國碳排放量因素分析與低碳經濟的路徑選擇[J].科技與產業，2011.1.

第4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2013年12月7日，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2013昕年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在南京理工大學召開。本屆年會由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主辦，南京理工大學國際經貿問題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學系承辦。會議的主題是世界經濟形勢與江蘇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來自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蘇省委黨校、南京農業大學、江南大學、南京財經大學、河海大學、揚州大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專家學者以及博士生、碩士生參加了本屆年會。會議選舉產生了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新一屆理事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遠鵬研究員當選為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新一屆會長。

在年會開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恢光平教授、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朱乃新研究員先后致辭。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南京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劉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題報告。他全面闡述了我國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徑，并分析了全球價值鏈分別與全球資金流動、經濟泡沫、環境污染和創新資源流動的關系，還向與會者提供了對全球價值鏈進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蘇省政府研究室劉惟藍副主任在報告中強調要提高外貿增值率，強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務貿易占比，注重進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發揮好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同時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徐康寧教授在報告中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說得不到普遍性事實的驗證，更不是一個經濟發展規律，增長“陷阱”與中等收入階段并無內在聯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國通過深化改革開放，發展空間仍然巨大，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和開放型經濟“兩頭在外”的特點，揭示了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主要變化，提出了我國開放戰略調整的方向。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朱乃新研究員在報告中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與對策，他認為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特點是低增長、多起伏、深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刻變革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我們應努力營造積極的國際和周邊環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和道義感召力，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原會長程極明教授今年已經84歲高齡，仍然精神矍鑠，他系統總結了美歐大國的發展歷程和特點，認為發達的高等教育和領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撐美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而重視實體經濟則是德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他還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中美歐大國關系的發展態勢和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勢。

南京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院長張為付教授分析了東亞一體化的糾結，即政治對抗與經濟合作并存，他認為中美合作將決定東亞合作的進程。江南大學商學院武戈教授通過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將服務業的最終需求引致碳排放分為直接效應、自溢效應、自給效應、反饋效應和溢出效應，認為服務業的最終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從而提出對長三角服務業低碳轉型的政策建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周睿通過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擬了在不同的關稅減讓情景下中國加入TPP后的關稅減讓對中國宏觀經濟及產業部門的影響，他認為關稅減讓雖然降低了政府收入，沖擊了農業部門，但對整個經濟增長而言是有幫助的。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黃繁華教授從環境庫茨涅茨曲線、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問題、碳關稅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約束下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問題。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劉冰分析了我國FTA建設現狀，并與TPP進行了比較，指出我國FTA存在著開放度不夠、談判議題不夠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設欠缺等需要進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崔鵬歌通過對江蘇省服務貿易依存度、服務業FDI依存度、服務業整體開放度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的分析，提出對江蘇省服務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政策建議。南京農業大學金融學院林樂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系的制約和促進因素，探討了中美新型大國經貿關系的構建與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動。她認為，中美新型大國經貿關系的建立不僅擴展了兩國自身利益，也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新型大國關系的模式。新疆農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講師、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慶萍從政治、經濟、法律、勞動力市場、農業與環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個方面分析了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農業投資環境，認為這一地區具有較強的農業投資吸引力，中國應該加強與這三個國家在農業投資方面的合作。

第5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關鍵詞：氣候變化；碳收支；遙感；碳收支模型

中圖分類號： S153；S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11（b）-0000-00

1. 引言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日益嚴重，人類面臨到了迄今為止最重大的生態環境問題。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日益嚴重，人類面臨到了迄今為止最重大的生態環境問題。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已經涉及到區域經濟秩序、政治格局前景、人類生存環境以及能源發展方向等領域。區域碳收支能力是承載于碳排放和碳匯之上，運用于評價剖析和趨勢預測的科研方向。相關研究表明通過遙感技術經濟、高效地提取土地利用和地物覆被信息，成為現階段研究全球氣候變化的有力手段之一。[1]因此加強區域碳收支評估的精確性和針對性、研究區域碳收支能力估算的有效途徑，對區域碳環境的平衡和氣候變化的預測具有承上啟下的效果。

2.主要原理和方法

2.1土地分類原理

隨著《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實施，人們史無前例的認識到了全球氣候變化對我們造成的危害將極為嚴重，這其中涉及碳循環的土地利用覆

被變化就是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各國隨之高度重視針對氣候變化的土地覆被分類的研究，其中包括：歐洲環境署（EAA）為便于歐盟各國間進行統一的環境監測，提出了CORINE土地覆被分類系統；美國方面通過遙感技術衍生出針對森林特色植被和稀疏草地的分類體系，將其命名為Anderson分類系統；中國中科院提出了主要面向植被覆蓋的土地利用分類系統，便于我國大尺度的生態環境評價研究。同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活動，估算碳儲量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

在諸多分類系統的輔助下，張磊[2]等專家提出了基于碳收支的中國土地覆被分類系統，該系統結合我國地物排列、監測水平、季節變化等19個特征指標，設計出6大類、38個小類面向碳收支的土地覆被類型，推動了我國區域碳收支能力專題研究的發展。

2.2遙感技術

2.2.1遙感應用于碳收支研究

遙感技術的發展經歷了波段分辨率、空間分辨率、時間分辨率的不斷提高的過程[3-4]。現階段引用遙感技術進行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已經徹底改變了傳統的基于碳源匯實地觀測的方法，使得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面積更具整體化，突破了以往獲取和統計數據的瓶頸。例如：方精云[5]等利用遙感技術結合相關數據研究1981-2000年中國陸地植被的碳匯情況，預測了我國森林固碳能力將會顯著增加的趨勢，同時總結了其反演模型的不確定性；Soegaar.H[6]等利用遙感技術提高了基于景觀層面碳通量的估算水平。

2.2.2針對碳收支專題的遙感分類方法

反觀現階段高分辨率遙感影像大量出現并廣泛應用的大背景下，傳統基于像元的分類方發法不斷面臨挑戰，已經難以滿足現階段的需求，王東生[7]等就曾在基于RS和GIS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收支研究中提出，傳統的分類方法無法對主要土地利用類型開展進一步的細分，導致估算出的碳收支結果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不大。基于此面向對象遙感影像分類技術脫穎而出、推陳出新，面向對象分類技術可以完美地利用影像對象的空間、形狀、紋理、上下文等特征信息進行更加深入細致的分類，使得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更加切合實際。例如郭亞鴿[8]等利用面向對象的分類方法對森林植被進行二級信息提取，并通過精度對比體現出面向對象分類方法相比傳統分類的精確度具有很大的提高。

2.3碳收支模型

目前國內外在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上早已將經驗模型提升到碳循環參數模型方向，大量的RS模型、GIS模型應用于碳收支能力研究的成功案例逐漸涌現，已經成為現階段生態碳循環相關研究的必經之路。徐國泉[9]采用Divisia分解法建立了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了10年間影響中國人均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拉動了節能減排政策的實施。朱文泉[10]等人在GIS技術的支持下，利用MODIS數據構建了一個區域NPP估算模型，提高了估算森林NPP的可操作性和真實性。國外方面，Rik Leemans[11]結合環境資源結構模型預測分析了生物能源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區域碳循環的影響，總結了綠色能源使用和節約的相關措施。因此為增加區域碳收支能力研究的精確性和預見性，基于前人的經驗總結歸納其碳收支相關模型的優劣，建立更為適宜研究區域土地利用現狀的碳收支模型顯得尤為重要。

3. 關于影響因素的研究

除了研究區域碳收支的原理與方法之外，形成區域內碳能力差異的影響因素也是現階段關于碳收支能力的研究重點。大部分專家學者認為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地形地勢分異是三大影響碳收支能力的主導因素。

3.1經濟發展

工業革命帶動了世界經濟高速發展的趨勢，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如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污染等人為災害。因此，為了更為科學的探究經濟發展與碳收支之間的關系，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曲線）應運而生，并且隨之而來的相關研究大量開展。DeBruyn S M[12]等人認為在中、遠期之后環境壓力與經濟關系應該是N形曲線，而非傳統觀念上的倒U形曲線。相似的結論在胡初枝[13]等結合分解分析法研究EKC模型后也有展現，并分析出中國自1990至2005年碳排放量總體呈現出N型曲線。近期國內大量研究表明在省、市級層面上，區域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種脫鉤關系，并且有待進一步探討。

3.2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與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大都一致認為，區域碳排放與第二第三產業息息相關，而碳匯能力與第一產業緊密聯系。李雷鳴[14]等曾在分析山東省碳排放問題時發現人口因素及產業結構因素對區域總碳排放量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李建[15]更為細致深入的探討了三個產業與我國各省碳收支能力的具體關系，其研究表明區域碳排放的強度跟該區域第二產業關聯最深，第一產業對區域碳排放的作用最小。同時潘磊等提出了以調整產業結構低碳化、產業內部減排等手段，解決遼寧省碳收支能力與生態環境和諧等問題，并給出了低碳產業結構化的經濟發展對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3.3地形地勢分異

在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上，雖然尺度不大，但大部分區域內仍涉及到明顯的地形地勢分異問題，從而會造成溫度、水分、植被覆蓋等因素的變化。例如黃從德[16]等人結合四川森林碳儲量等信息分析出海拔越高，總結出碳收支能力的影響越小，碳密度越大等特點，對日后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具有推動作用；劉玉[17]針對獨特花崗巖地形區進行區域碳匯能力研究，發現裂隙帶厚度與風化程度干涉了區域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度等情況，從而影響了花崗巖地區的碳匯強度。相信隨著RS和GIS技術的快速發展，更多關于特殊地形地勢的區域碳收支能力相關研究將逐步解決。

4. 總結展望

近年來，國內外在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上具有長足的進展，尤其是通過RS技術和GIS技術解決碳收支問題方面。面向對象分類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空間分析技術的廣泛應用，完全可以解決傳統的實地觀測不便、手工統計資料量大等問題，為日后拓寬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

該研究取得進展的同時也存在某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由于測算模型的不同、標準碳轉換系數不統一、能源消耗統計來源相異等問題，使得同一區域的碳收支能力估算結果具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影響了區域碳收支能力研究的實用性前景，容易誤導區域碳收支預測分析的結果。

（2） 在區域碳收支能力的影響因素方面，大量研究主要針對經濟發展、產業結構、人為干擾等相關因素，而忽略了較為重要的政策性因素。相信國家政策性因素對于現階段區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影響也很關鍵。

（3） 大量研究提出了不少針對統一劃定區域碳收支放標準的制度性建議，可是，當今中國經濟發展并不均衡，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一帶的經濟水平差距較大，統一劃定區域碳收支標準不利于我國部分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為此應該因地制宜的給予一些補償性措施以平衡區域碳收支差異。

基于此，高度重視節能減排工作對于區域碳收支問題仍舊尤為重要。我國正處于工業加速擴張、經濟逐步提升、社會文明高速發展時期，隨著社會發展、人口增加、城市轉換以及人民物資豐足，我國已成為受人矚目的碳排放大國。為此中國有責任進行相關內容的科學研究，提高碳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強度，完善節能減排工作，處理好區域碳收支的問題。

參考文獻：

【1】趙榮欽， 黃賢金. 基于能源消費的江蘇省土地利用碳排放與碳足跡 [J][J]. 地理研究， 2010， 29（9）： 1639-1649.

第6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關鍵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環境質量；生態環境；經濟增長；陜西省

中圖分類號：F127；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5）14-3384-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4.014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Shaanxi Province

YANG Fan，WANG Hao

（College of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research，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choosing 14 pollution indicators，9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DP per capita， establish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data of Shaanxi Province during 1986-2012，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obtained； 8 factors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and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analyzed. 23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o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show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growth，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lso include population，city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population quality，technical level and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which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mediation，rational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western provinc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Shaanxi province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是茲涅茨曲線在經濟發展和環境質量方面的一項應用。該理論假定，如果沒有一定的環境政策干預，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環境污染隨著經濟的增長先惡化，越過轉折點后逐步改善，即環境污染變動與經濟發展變動趨勢間呈現倒U型關系。后來經過大量學者實證研究完善，EKC的形式除了典型的倒U型外，還有直線型、N型以及U型等[1]。Grossman等[2]在1991年首次采用EKC對城市大氣數據做了分析，發現SO2及煙塵與人均GDP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Shafik等[3]擬合了10個生態環境因素與人均GDP的關系，提出倒U型EKC關系。國外大多關于EKC的研究都以大氣環境指標為基礎，如Stern等[4]、Cole等[5]對大氣污染物做過深入的研究。國內近些年對EK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污染方面。如王奇等[6]通過EKC曲線構建了29個國家污染排放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周璇等[7]對多個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趙連閣等[8]選取浙江省農業面源污染指標及經濟增長數據，驗證浙江省農業面源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莊大昌等[9]通過對廣州市30年的經濟發展與廢水排放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建立了廣州市經濟增長與廢水排放的EKC模型；戰永輝等[10]通過對山東省三廢排放與人均GDP 的數據分析，得出了各種環境污染物與經濟增長的曲線特征；陳景輝等[11]根據陜西省20年工業總產量和工業三廢、工業SO2以及煙塵排放量的數據，建立了EKC模型。

現階段采用EKC主要對大氣、工業廢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標（排放量和濃度）做實證研究，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較少，較多集中在碳排放方面。如王鵬等[12]選取6個城市，研究了城市經濟增長與土地生態安全之間的相關關系，并進行生態安全評價；陳勇等[13]利用農業和經濟數據對西南地區農業生態系統碳排放、碳吸收和碳足跡進行了計算和時空特征分析，并建立了EKC模型；許廣月等[14]選用中國省域面板數據，研究中國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性；邵鋒祥等[15]通過建立CO2排放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實證研究了陜西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目前還沒有一個綜合的一般性指標來反映整個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缺少環境退化或改善對經濟的作用方面的內容。研究生態環境指標和經濟的關系是未來的一個重要方面[16]。將EKC應用于陜西省環境質量與經濟關系的研究，分析其成因，可以為陜西省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的治理修復、產業結構的科學調整提供依據，同時對西部其他省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 研究指標與計量模型

本文選取陜西省1986-2012年間相關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1986-2012年陜西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陜西統計公報和陜西省環境狀況公報等資料。

1.1 研究指標

選用常規的人均GDP作為經濟指標。國內外的環境指標包括環境污染類、生態資源類和發展效益類，但研究最多的是環境污染類，其他2種指標研究較少，根據數據來源選用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2類指標，并且每一類包含絕對量和相對量，具體見表1。

1.2 計量模型

借助于EXCEL和SPSS軟件，對環境質量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主要計量模型[17]如式（1）。

E=a+g（Y） （1）

式中E代表環境（環境污染使用原指標，生態環境使用原指標的倒數），Y代表人均GDP，為了使分析全面、客觀，選用線性、二次、三次、對數、指數、對數線性、對數二次、對數三次等多種函數模型作曲線擬合。根據曲線模型檢驗參數，在各個函數模型中進行優選。

2 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擬合結果

采用多種曲線模型進行回歸擬合比較，僅列出顯著性較高的擬合模型。經過指標的選擇、計量模型的建立和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擬合回歸分析，得出了環境污染及生態環境與人均GDP的擬合結果，見表2。

環境污染中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強度、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強度、生活垃圾產生量及生活垃圾產生強度5個指標與人均GDP的回歸為倒U型EKC曲線，反映出非常顯著的EKC曲線特征；生態環境中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和耕地面積3個指標呈現降低的趨勢，不過所有的環境指標均已跨過其頂點，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這3個生態環境指標，尤其森林面積和森林覆蓋率的降低需要引起重視；工業廢氣排放量、生活垃圾產生量、人均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草地面積、人均草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這7個環境指標呈惡化趨勢，說明這7個環境指標呈惡化趨勢；其他16個指標總體呈好轉趨勢；各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N型、倒N型關系說明政策或者技術等外部因素能有效地改變環境指標，這也表示政策對于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具有有效性。

3 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成因

3.1 影響指標選取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變化通常會受到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宏觀經濟以及環境政策等因素的影響[18，19]，據此影響因素選取以下8個指標，環境指標為表1所列23個指標。Y1為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元）表示；Y2為人口數量，用全省人口數量（萬人）表示；Y3為人口素質，用年終中等教育以上人口數占人口總數的比重（%）表示；Y4為城市結構，用城鄉比（%）表示；Y5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表示；Y6為技術水平，用工業增加值與工業三廢排放量的比（%）表示；Y7為國際貿易，用外貿出口總額（萬美元）表示；Y8為污染治理投資，以全省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總額（萬元）表示。

3.2 模型的構建

以影響因素指標為自變量，環境指標為因變量，做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式（2）。

E=bo+b1Y1+b2Y2+…bpYp （2）

為了消除量綱不同和數量級的差異所帶來的影響，運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并不是所有自變量都對因變量有顯著的影響，因此，選用逐步回歸法以得到最優回歸方程。

3.3 成因分析

經回歸得到的標準化系數見表3。表3中，環境污染類指標E1-E14表示污染物的絕對量和相對量，其標準化系數正負值表示的意義相反，正值表示對環境質量有負面影響，負值表示為正面影響；生態環境類指標E15-E23的系數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和實際正負一致，即正值表示對環境質量有正面影響，負值表示為負面影響。表中對環境質量影響程度高低依次為人口數量、城市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經濟增長、污染治理投資、出口貿易；人口數量影響的環境指標最多，為15個，且均為負面影響，可見人口為陜西省環境質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城市結構，為7正4負，雖然城市化的提高加大了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加快了人均森林面積、耕地面積和人均城市綠化面積的退化程度，但是降低了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和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提高了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和人均草地面積，總體呈正面影響，可見城市化的提升對陜西環境保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產業結構為3正6負，雖然增大了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和人均草地面積，但是加大了工業廢水排放量和SO2排放量，加快了人均森林面積、草地面積、耕地面積和人均城市綠化面積的退化程度，總體呈負面影響，可見陜西的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人口素質對8個環境指標的影響均為負，可見陜西的人口素質亟需提升；技術水平表現為1正5負，且都是對環境污染指標的影響，可見目前，陜西技術進步還處于非對稱階段，具有開發和生產功能的科技進步占居優勢，而具備環境治理和環境優化功能的環境科技進步和兼有經濟功能和環保功能的環境友好型“綠色”科技進步處于劣勢；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指標呈負面影響，對生態環境指標呈正面影響；最后是污染治理投資，降低了工業粉塵的排放量，目前陜西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且效果甚微；出口貿易基本上對陜西環境質量無影響。

表3顯示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兩種類型指標與各影響因素的相關性程度。具有顯著EKC曲線特征的5個指標中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強度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及技術水平呈正相關，人口數量的影響最大；工業粉塵排放量與人口數量正相關，與污染治理投資負相關；工業粉塵排放強度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正相關；生活垃圾產生量與人口數量、城市結構相關；生活垃圾產生強度與城市結構和技術水平負相關。

呈惡化趨勢的7個環境指標中工業廢氣排放量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與城市結構負相關；生活垃圾產生量與人口數量、城市結構正相關；人均森林面積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城市結構及產業結構負相關；森林覆蓋率與城市結構、產業結構正相關；草地面積與人口數量、產業結構負相關；人均草地面積與城市結構、產業結構正相關；人均耕地面積與人口數量負相關。其余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指標由于受各8個影響因素不同程度的相關性而呈現出多種曲線特征。

4 結論

1）在影響因素不同程度的作用下，23個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指標對經濟增長的反映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和特點，說明政策或者技術等外部因素能有效地改變環境指標。

2）除經濟增長本身外，人口數量、城市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素質、技術水平、污染治理投資是影響陜西省環境質量的主要因素，對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具有重要解釋意義。

3）陜西省環境質量變化影響因素分析顯示，環境質量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較為復雜。經濟增長、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出口貿易和城市結構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具有雙面性；人口素質和污染治理投資對環境質量呈正面影響，人口數量對環境質量呈負面影響，且影響的程度在所有指標中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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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摘要:低碳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是對傳統碳經濟的超越。但是，由于低碳經濟利于環保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其初始狀態是“利他不利己”的，所以難以依靠企業倫理自覺，需要法律規制，將低碳經濟關系上升為法律關系進行調整。本文就結合目前我國初步制定的有關經濟法律體系發表一下直接的看法。

關鍵詞:低碳經濟；法律體系

1 低碳經濟概述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概念最早正式出現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

2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現狀

我國已經初步構建了低碳經濟的法律體系，從目前我國的立法情況來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問題上采取了分散立法的模式，如《循環經濟促進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

2.1 立法在體系上并不完善，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還存在法律空白，有些問題存在已久，解決問題的法制規范還沒有及時建立，客觀上造成法律法規上供給滯后，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如石油、天然氣、原子能等主要領域的能源單行法律仍然缺位，同時也缺少能源公用事業法，這會導致能源與環境相協調的作用領域不夠全面。

2.2 現有的能源立法規定不夠詳細，缺乏足夠的操作性，不少法律規范文字表達不嚴謹、不明確，法律規范內容空洞、模糊，與實際相距較遠，彈性較大，這也是導致中國目前環境執法效果不佳、環保狀況不能得到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2.3 法律、規劃規定的執行措施上雖然也涉及到稅收優惠、補貼等獎勵手段來激勵公眾與企業自愿實行有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行為，但是卻沒有規定細化的獎勵手段與程序，導致在現實中不能產生廣泛的影響。我們都知道要實現低碳經濟，是對傳統生活方式的轉變，企業和公司是排放碳的主要單位，要想使他們放棄效益優先實行節約減排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具體設計一些有關于獎勵方面程序的事情，還是蠻難實現的。

3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對策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政策的現實選擇不是對低碳經濟進行單獨立法，也不是通過現有的單獨一門部門法就能解決的，而是整合目前現有的有關的法律，從整體上完善對低碳經濟的法律規制。

3.1 憲法。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我國憲法已在合理利用資源、能源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確立了指導思想，為貫徹實施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等經濟發展理念作出了良好的指導性作用。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應繼續完善對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規定，明確我國走能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小、經濟效益好的經濟發展道路，并創設、賦予和保障公民環境權。

3.2 經濟法。

3.2.1 市場規制法方面的法律建構。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需要科技的不斷創新，我國各城市間的發展水平以及不同企業間的差距，以及政府的投資力度差距等，勢必會造成在低碳技術的研發和低碳產業發展上的不均衡，結果必然導致相關低碳技術或低碳產業的市場支配地位，其利用知識產權而獲得的支配地位極有濫用的危險。低碳經濟是一個新生事物，其相關制度構建和配套措施需要實踐的不斷豐富。我國發展低碳經濟，僅執行國家的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不夠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切實情況，制定關于低碳產品安全、標準、消費者的權利的相關法規細則，不僅可以銜接國家法律關于質量安全和消費者權益的規定，還可以有針對性的在低碳經濟的產品生產、銷售、服務等方面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增進社會總福利。

3.2.2 宏觀引導調控法方面的法律建構。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沒有財政稅收金融的大力支持，再好的構想也是空中樓閣。可以說，充足的財政支持、合理的稅收負擔、多樣的融資渠道、活躍的金融產業是我國實現低碳經濟建設的原動力和新鮮血液。

3.3 行政法。加大法律監督力度。“如果說法治在法律調整機制中是把法律規范、法律關系和實現義務的活動等法律現象聚合起來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監督則是使法治在法律調態各個階段得到有力保證的重要法律措施，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嚴格有力的法律監督，也就沒有法治。”由于我國實行行政主導，權力相對集中，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較大，法律監督尤為重要。因此，制定行政法以加大法律監督的力度是實現低碳經濟的必要條件。

3.4 民商法。對于環境侵權行為，主觀上采取無過錯責任，賠償標準則采取懲罰性賠償，切實保護環境資源、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同時對經濟效益高、環境污染少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政策等方面的優惠，降低碳的排放量，鼓勵和發展低碳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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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趙磊.論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現狀和法律對策[J].企業文化，2010(6)

第8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旅游是人們獲得精神愉悅以及開闊自己眼界的有效途徑，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具有旅游價值的，中國政治體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地區，就具有非常多的旅游開發資源以及潛力。本文主要對地方旅游經濟發展動因以及發展模式進行分析研究，提出筆者的思考和建議，僅供參考。

［關鍵詞］旅游;經濟發展;動因;發展模式

我國地域廣闊，同時風土面貌也非常多樣，所以我國地方具有十分豐富的旅游資源，同時還有很大一部分旅游資源有待人們的進一步開發以及利用［1］。有效開發旅游資源，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可以推動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所以，研究旅游經濟發展動因以及發展模式是非常有意義的。

1旅游經濟概述

1.1旅游經濟含義

所謂旅游經濟，就是基于旅游人員產生的旅游行為，旅游人員和旅游公司之間或旅游公司和別的企業之間具有一定的經濟關系。在我國國民經濟構成中，旅游經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旅游經濟的基礎是商品經濟，前提是產生旅游行為或旅游活動，依靠現代比較發達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將旅游人員與旅游公司在旅游過程中，由于有著某種經濟關系而形成的經濟活動充分反映出來了。推進我國地方旅游經濟有效發展的核心動力就是依賴地方實際旅游資源，利用一定手段來對當地旅游資源進行開發，可以有效推進本地旅游經濟發展，進而帶動本地經濟以及國家經濟的發展。

1.2旅游經濟所具有的特點

(1)具有較強的關聯性。相關調查以及統計表明，我國旅游業發展總共涉及108種不同行業以及29個不同部門，所以，地方旅游經濟具有較強的關聯性［3］。

(2)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以及依賴性。地方旅游經濟不僅具有自己的獨立性，還比較依靠別的相關產業以及企業。除此之外，在發展地方旅游的過程中，還會受到本地政策的干預以及制約。

(3)地方特征比較明顯。我們想要去某個地方旅游，一定是因為這個地方所獨有的地方特征，而地方旅游資源可以充分顯示出本地的地方特色，所以，地方旅游經濟的發展比較依賴地方旅游資源的有效發展，這和當地風土人情、人文環境以及歷史文化等方面有著緊密的關系。

1.3研究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的具體步驟

(1)首先應該查詢有關文獻資料，掌握國內外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別的資料文本以及相關研究報告，然后整理這些資料。當整理完具體文獻之后，就應該搜索理論知識，同時進行不斷的補充以及推廣。

(2)研究整理我國各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給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研究提供一定的實踐經驗。

(3)研究以及比較搜集而來的具體資料，分析和評價不同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案例，發現對地方旅游經濟發展模式造成影響的不同原因，這樣就可以找到對地方旅游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以及動力。

(4)按照第三步驟所找到的對地方旅游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以及動力，來歸納總結旅游經濟具體發展模式，對不同原因之間存在的關聯度進行分析，然后總結出地方旅游經濟發展模式所具有的特點。

(5)將得出的具體理論知識應用到實踐中，給我國各地旅游經濟發展帶來具體理論以及實際案例作為參考。

2對地方旅游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因素

2.1旅游資源

所謂旅游資源，就是那些可以吸引游客注意力的事物，依據旅游資源所具有的基本屬性，可以將其分成:自然旅游資源以及人文旅游資源。自然旅游資源主要有地區氣候、生活環境以及地理景觀等;人文旅游資源主要有本地風土人情、以及歷史文化等。

2.2資金資源

在開發地方旅游的時候，特別是在開發的初級階段，如果當地不具有比較完善的旅游活動基礎設施，就應該投入非常多的資金來建設相應的基礎設施。當具有旅游設施基本條件后，才可以發展當地旅游業。若缺乏資金實力，就算當地具有很多旅游資源可以開發，也不能夠將旅游業有效發展起來。所以，在發展旅游經濟的時候，資金資源是一種重要資源，同時也是不能缺少的一種資源。

2.3人力資源

旅游行業屬于一種關聯性非常強的行業，和旅游業有關聯的部門以及行業十分多，同時和它們之間的關系也非常復雜，因此，想要有效發展地方旅游經濟，同時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旅游部門就應該聘請更多專業人才，而這些專業人才中，除了旅游專業方面的人才，還有其他專業的人才。

2.4旅游基礎設施建設

資金資源可以確保旅游公司建設旅游活動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建設也會對地方旅游經濟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應該規劃以及建設好旅游基礎設施，為游客提供優質的旅游服務，這樣旅游業才可以吸引越來越多的游客，有效推進地方旅游經濟的發展。

3旅游經濟發展具體模式

3.1資源驅動型

所謂資源驅動型，就是指那些依靠地方獨有旅游資源來促進地方旅游事業有效發展的旅游經濟發展類型。采用這種發展模式，要求地方旅游資源具有非常高的質量，需要當地可以對其旅游資源種類以及特點有一個準確的認識以及把握，依據地方所具有的資源優勢來開發地方旅游經濟。根據旅游資源的不同，可以將其分成:自然風光型、鄉村型以及文化內涵型。這三種旅游資源分別對應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資源集中型、鄉村推動型以及文化主題型。

3.2需求推動型

所謂需求推動型，就是指地方依據本地人民實際生活水平、閑暇時間具體利用情況以及經濟收入狀況，進行相應的調查分析，找到適合地方實際需求的一種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然后建設相應的旅游活動基礎設施以及合理配置別的相關資源。

3.3政府驅動型

在建設地方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的過程中，當地政府處于一種無法撼動的主導地位，對當地旅游發展的影響非常大，此外，當地政府還屬于旅游業管理者以及服務者。如果本地政府扮演角色不同，那么地方旅游經濟具體發展模式也會有一定的差異。按照地方政府扮演角色，可以將政府驅動型分成兩種:一種是政府主導型，另一種是政企合作型。

3.4低碳旅游經濟發展模式

這一發展模式的特征主要是低能耗、低污染以及低排放，是我國社會以及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謂低碳旅游，就是在確保旅游發展以及服務質量不變的條件下，利用改變能源結構、增加碳匯以及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等手段來減少旅游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同時游客應該盡量自帶洗漱用品，觀賞風景的過程中盡量徒步或者選用環保型交通工具，旅游公司應該采取綠色旅游方式來組織游客的旅行。這樣不僅可以促進旅游經濟的有效發展，還和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相符，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

4結論

我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旅游經濟的發展，研究旅游經濟具體發展模式，對理論以及實踐活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及指導價值。我國應該充分利用自己地域遼闊、文化內涵非常豐富多樣的優勢，讓不同地區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特有的旅游資源，同時通過不同手段以及途徑找到和地方實際發展相符的經濟發展模式，帶動旅游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把多勛，王艷.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J］．安徽農業科學，2012，40(2):857－859.

［2］周格旭.農家樂旅游經濟發展模式創新研究———以西安市為例［J］．經濟研究導刊，2014(11):96－97.

第9篇：碳排放與經濟關系范文

關鍵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多邊談判;貿易壁壘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5）08-0032-03

一、“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內容和意義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為有史以來對亞太地區所構想的最重要的貿易協定，是此類“跨洲際協議”的重大突破，12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占全球產值的40%，占全球商品和服務出口額的25%。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主要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中的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等四國發起，從2002年開始醞釀的一組多邊關系的自由貿易協定，亦稱亞太自由貿易區，旨在促進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突破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模式，達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務在內的綜合性自由貿易協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對亞太經濟一體化產生重要影響，它有可能整合亞太的兩大經濟區域合作組織―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和東南亞國家聯盟重疊的成員國部分，有可能成為涵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大多數成員在內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區域內的小型世界貿易組織（WTO）。

2008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參與TPP談判，并邀請澳大利亞和秘魯等國家一起加入談判。2009年11月，美國正式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澳大利亞和秘魯同意加入。自此“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更名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

此前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談判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意見分歧而長期陷入僵局，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框架也趨于復雜化。從目前情況看，盡管12個成員國對現行多邊談判的僵局表示不滿，在追求高標準的貿易和投資協議方面志同道合，但是，他們也各有不同的輕重緩急安排和敏感問題，談判進展并不順利。出于政治、貿易和戰略方面的考慮，目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居于美國各種貿易協議之首。在政治上，“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體現了奧巴馬“轉向亞洲”的戰略設想，可能成為奧巴馬第二個任期的重要政治遺產。在貿易上，“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約占美國雙邊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量的36%。雖然美國已經與多數“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但新協議將會在美國的自由貿易伙伴國名單上增加新成員，包括日本、文萊、馬來西亞、新西蘭和越南。“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還會使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升級換代，包括久負盛名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戰略上，“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向亞洲國家表明，美國將更加重視這一地區，更加積極地參與這一地區的經濟合作。

目前談判已經接近終點，將于2015年8月底完成。屆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可能為全球貿易和投資建立新規則，推進成員國之間建立新的貿易和投資關系，隨著新成員擴充，整個地區的經濟融合度將大大加強，有利于實現在亞太經合組織內關于自由貿易和投資的長期目標。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減少并逐步消除關于商品、服務和農產品市場的傳統準入壁壘，將在世界貿易組織所管理的多邊貿易體系中缺乏紀律的領域設立標準和規則，包括公平競爭、直接投資、勞動和環境標準以及國有企業等。

我們使用計量經濟學估算，到2025年，“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可能使其成員國的實際收入增加2850億美元，并且在較長時間內保持年均1%的增幅。同時，要求其成員國為履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義務而全面實施該協定，加快改革開放，以充分利用新的貿易和投資機會。

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問題與爭議

12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之間的已有的自由貿易協定多達十余項，主要包括“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澳大利亞―智利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新西蘭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澳大利亞―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美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秘魯貿易促進協定”、“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秘魯―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智利―秘魯自由貿易協定”、“新西蘭―新加坡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和“美國―越南雙邊貿易協定”等。這些自由貿易協定縱橫交錯，如何處理原有自由貿易協定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之間的關系是談判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是主要難題之一。澳大利亞要求在原有自由貿易協定基礎上繼續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美國則傾向于不受原有的自由貿易協定約束，從而達成一個全新的自由貿易協定。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主要采取閉門磋商的方式進行，談判結束之前不對外公布技術文本。談判主要涉及以下議題：農業、勞工、環境、政府采購、投資、知識產權保護、服務貿易、原產地標準、保障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TBT）、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SPS）、透明度、文本整合等。目前12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正在進行最后談判，以解決最困難的問題。如果各國能夠在2015年8月底達成解決這些難題的意愿，美國國會可能會于2015 年12 月通過該協議。以下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中所涉及的主要難題：

一是關于美日市場準入談判。此前12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曾在美國鹽湖城與日本交涉，要求其撤銷包括大米、小麥等在內的所有商品關稅。日本反對取消農產品進口關稅，包括大米、牛肉、豬肉、奶制品、小麥、大麥、糖。雖然日本對農產品最惠國的平均關稅稅率為16.6%，但最高關稅稅率卻高達700%（最惠國關稅稅率主要用于那些沒有與日本簽訂貿易協定國家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降低這些關稅稅率至關重要，因為美國是日本農產品進口的主要來源國，約占日本農產品進口總量的1/4。除了美國之外，一些“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也希望通過日本農產品的市場開放，來獲得國內的政治支持。美日談判還將農產品關稅稅率降低與汽車市場準入條件聯系起來。其他成員國正在等待美日雙邊協議的達成，并以此作為參照來確定他們的要價。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仍然堅持保留五類敏感產品關稅的立場，同時，日本國內還出現了增加大米最低進口數量以尋求獲得其他成員國理解的提案。

二是關于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保護、勞工和環境標準等是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成員重點關注的問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成員國同意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采用更高標準，但在更微妙的問題上談判立場各不相同。主要分歧包括藥物試驗的數據專享期，保護貿易秘密的有效手段，因特網服務供應商傳播非法或盜版材料的責任。每年美國企業都以巨大開支形成了巨量的知識產權，他們要求賦予保護這些“王冠明珠”以極端的重要性。

三是關于國有企業。“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通過限制國有企業優先獲得融資或進入新市場的權力，以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制訂新規則。目前尚存的主要爭議為過渡期、會計原則、公司治理結構和政府采購等問題。

四是勞動和環境標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制定關于勞動和環境的新標準，旨在彌合發展中國家成員國（馬來西亞和越南）先前承諾的差距。關于勞動力，各成員國將落實由國際勞工組織頒布的《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禁止歧視和使用童工。關于環境，各成員國將落實《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禁止象牙和珍稀動物的貿易。

五是關于“投資者―國家的爭端解決”條款。“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條款使國際投資者能夠利用對東道國政府的爭端解決訴訟，如果該國政府征收投資者的財產而沒有進行補償，或者以不負責任或歧視性的方式進行商業管理，這樣的爭端解決訴訟將由一批公正的仲裁員主持。雖然“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條款為自由貿易協定的投資章節中必備，但仍然爭論激烈，理由是一些跨國公司濫用“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訴訟，香煙包裝法和新的碳排放標準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證。

六是關于政府采購。“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要求，各成員國在政府采購方面放松管制，允許其他成員國的企業進入其政府采購市場。最近馬來西亞同意對國內相關立法進行修訂，以滿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中關于政府采購的要求。

七是關于農業問題。農業問題一直是談判的重點和難點。雖然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堅持達成高質量的貿易協定，但最終能否在“澳大利亞―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在食糖、乳制品等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上取得突破還有待觀察。一些美國的利益集團要求，新的貿易協定不能突破原有的自由貿易協定，但在農產品加工業方面則要求進一步開放農產品市場。因此，農產品貿易能否最終實現自由化取決于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美國的談判，以及美國國內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

三、“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影響和質疑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涵蓋了所有產品和服務。美國參加“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主要目的是與各成員國建立新的自由貿易和投資關系，因此，規則透明度和趨同性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的優先關注點。亞太經濟體之間規則和標準存在較大差異性為未來全球貿易和投資構成障礙。增加規則的透明度和趨同性能夠為美國國內外的貿易商、投資者和消費者帶來潛在好處。

美國國會將通過“貿易促進授權”即所謂快車道授權，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最后談判成功鋪平道路，但不能保證國會一定會批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目前美國國內還存在許多批評，一些反對者提出，美國勞動力人數超過1.4 億，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可能降低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損害美國勞動力市場。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因為根據計量經濟學估算，美國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中所得到的好處大于美國失業成本，其比率約為20∶1，同時，也沒有證據表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會降低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其實，與先前的各種自由貿易協議相比，“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將對美國工人提供更強大的保護，因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談判目的之一就是開創21世紀國際貿易協議的新標準：更加關注工人、中小企業、農民和環境。

What will TPP Bring to the World？

Gary Clyde Hufbauer Cathleen Cimino-Isaacs

Translated by Wang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