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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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其研究內容涉及人口紅利因素、人口紅利期限、人口年齡結構、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生命周期理論等多個方面。例如，鐘水映、李魁（2009）認為，國內目前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總結起來有“因素論”、“期限論”、“結構論”三種?！耙蛩卣摗闭哒J為，人口紅利的產生是源于在勞動年齡階段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情況下，社會儲蓄和人口生產性都比較高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捌谙拚摗闭哒J為，人口紅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時期，此時期內人力資本投資和就業機會增加、勞動力增加、投資與儲蓄也會增加?！敖Y構論”者認為，人口轉型過程會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而人口紅利就是由人口年齡結構優勢所形成的高勞動參與率對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張學輝認為，第二人口紅利源于理性經濟主體在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期發生變化時，對生命周期內的全部收入和消費進行平滑，以獲得最大效用。當處于壯年時期時，生產效率比較高，儲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將顯著高于其他時期。因此，在人口轉變的某個特定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優勢將有效促進資本供給的增加和國民儲蓄率的提高以推動經濟增長。

二、湖北省人口結構轉變狀況與人口紅利分析

（一）出生率與死亡率

根據《湖北省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在1949～1958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達31.87‰，死亡率平均為13.43‰，平均自然增長率高達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時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湖北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以來，婦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長趨勢得到極大的遏制。1973～1991年，這一時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

（二）年齡結構的轉變

根據最近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湖北省1990年0～14歲人口比重為28.45%，15～64歲人口比重為66.05%，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5.5%。到了2000年這三項數據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又變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來湖北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處于勞動年齡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斷增加的。按照國際上劃分人口類型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7%時，其人口即稱為“老年型”人口，這樣的社會即稱之為“老齡社會”。根據歷年《湖北省統計年鑒》的抽樣數據，自2003年起，湖北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達到了7.13%。雖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過2002年之后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根據第三章所給出的衡量人口紅利的標準還有撫養比計算公式可得出結論，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總撫養比分別為51.41%、41.19%和29.87%，說明了湖北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進入了人口紅利時期。隨著總撫養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總撫養比小于44%，進入了人口暴利時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關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采用了社會就業總人數這個指標反映了人口紅利的影響途徑，用GDP衡量經濟增長的情況，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勞動適齡人口變動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建立如下的雙對數函數的回歸模型：

其中：Y代表經濟總產出，用生產總值（GDP）表示，L為勞動力投入，用社會從業人員數量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資本存量表示，在這里用固定資產的總投入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μ0為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數據來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統計年鑒，如表2。

（二）相關分析

我們首先可以運用SPSS軟件對地區生產總值、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這三個變量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間相關性很強。

（三）回歸分析

通過Eviews6.0軟件用lnL、lnK對lnY進行OLS回歸，可得如表4：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回歸方程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非常好；從t統計量來看，變量的顯著性較高；同時該模型的F值為7445.928，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而且DW=2.123168屬于1.5～2.5之間，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具有自相關性，綜上，該模型通過了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4.346208.說明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單位勞動，可帶來4.346208單位產出的增加，可見湖北省的勞動投入彈性較高。

（四）結論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新設一個指標為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計算出自1996年開始的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

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勞動力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GDP增長率）。

由表5可知，勞動力投入對湖北省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時間段為1996～2006年，說明這段時間內人口紅利帶來的勞動力人口的增加給經濟增長帶來了促進作用。

四、基于人口紅利視角的政策建議

（一）湖北經濟發展的機遇

“人口紅利”雖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從上個章節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適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其總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勢必為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作用。而且從撫養比的數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進入了人口紅利的暴利期，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國家統計局對人口數據的預測，到2030年前后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同理，對于湖北省來說，未來的20年里也是湖北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因為勞動適齡人口及就業的增加，人口紅利能給經濟帶來巨大的效應，雖然老年的撫養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學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對未來養老的考慮可能出現第二次人口紅利，在這里就不做闡述。

（二）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及其國內學者對全國人口數據的研究預測，未來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保障大群流動勞動力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擴大就業。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就業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來都是第一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而未來的市場，服務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們要積極的發展第三產業，開放服務業市場，達到降低失業率，增加就業崗位的目標。而且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我們還應當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的發展，如給予稅收上的優惠等。為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2）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轉移，這一大群人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湖北省的總人口中有50%以上是農村人口，所以其勞動力的來源也大部分來自農村。但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以及這一制度產生的各種弊端凸顯出來，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現在各省都在實現限購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這一大群的流動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買著房子。

在鄂中部地帶人口相當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仍滯留在農村，應該把這些富余的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化當中來，政府部門可以出臺相關的政策，解決外來人口住房的問題，讓他們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為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2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轉變；經濟增長

文章編號：2095-5960（2016）06-0001-06；中圖分類號：C061.2；文獻標識碼：A

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經歷了人口轉變的國家得到證實（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們更為關注兩個問題：第一，在人口轉變結束之后，這個增長源泉（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陸D，蔡P，2014[7]）？第二，在持續低生育率的老齡社會，人口變化是否還可以帶來新的增長機會（World Bank，2016[8]），或者說，第二個人口紅利能否抵消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帶來的不利影響（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穎等，2016[10]）？這兩個問題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現實，因為中國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李建民，2014）[11]。在給中國經濟帶來豐厚人口紅利的人口轉變結束之后，第二個人口紅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樣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創新才能夠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這些問題的答案有賴于我們對人口紅利的來源、結構和機制的深入認識。

一、人口紅利的來源

從歷史發展的邏輯看，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給經濟帶來的一個增長源泉。有研究者認為，從世界范圍看，1960―1995年期間的人口變化對人均產出提高的貢獻率接近20%，在亞洲和歐洲這個貢獻份額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在一般意義上講，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個體（家庭）經濟行為變化為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人口紅利有三個直接的來源。第一個來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和勞動年人口比重提高，這種變化增強了人口的生產能力和儲蓄能力，進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這種“年齡結構效應”（Bloom et al.，2009）[12]，也被稱為“第一個人口紅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邏輯關系實際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美國人口經濟學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個來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死亡率下降減少了勞動力的減損，而生育率下降則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僅從絕對規模上擴大了勞動供給，同時也強化了“結構效應”，使得第一個人口紅利更加豐厚。第三個來源是個人和家庭面對因人口轉變所帶來的變化而在決策和行為上（如儲蓄、勞動供給、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應，因此被稱為“行為效應”（Bloom et al.，2009）[12]。這種行為反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數量的減少激勵了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資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進行這種投資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為父母對自身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提供了更多機會；二是預期壽命的延長可以改變人們的消費決策、儲蓄決策和退休決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條件下，人們會主動調整自己整個生命周期的規劃和風險應對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這些微觀個體（家庭）行為的變化（增加儲蓄、勞動力供給和對子女教育與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觀層面上聚合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促進資本深化和創新。這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行為效應”就是“第二個人口紅利”（Mason，Lee，2004）[9]。

從來源上看，第一個人口紅利與第二個人口紅利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第一個人口紅利主要是一種結構效應，第二個人口紅利則主要是行為效應。但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也存在著行為效應，如女性勞動供給的增加、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及自我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等。同樣，在第二個紅利中也存在著結構效應，如延遲退休可以推遲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終結時間和減緩負擔比加重的速度。同時，兩個人口紅利之間也存在內在聯系，第二人口紅利是對第一人口紅利時期形成的有利條件的釋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楊英，林煥榮，2013）[21]，或者說，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已經蘊含了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機會。這種連續性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積累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是第二個人口紅利期國民儲蓄能力的重要基礎；其次，第二個人口紅利中的人力資本收益是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中對年輕一代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再次，兩個人口紅利在時間上存在著一個交疊時期。由人口變化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的長短取決于人口轉變的速度，即人口轉變的速度越快，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就越快，達到的負擔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紅利期就越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老齡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來說，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可以持續40多年，那些人口轉變速度比較緩慢的國家的人口紅利期甚至可以持續50年，而像中國這樣的人口轉變非常迅速的國家，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則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轉變過程中的出生隊列，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結束之前就已經加入勞動力，他們接受了比父輩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這個人力資本增量實際上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就為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綜上，我們可以從人口紅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個概念，即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的生產性是基于人是生產者這一基本前提而產生的。人口是一個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個人組成的。不同的人在勞動能力、勞動力供給行為和生產效率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因此，有這些具有不同經濟特質的個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產性，或者呈現出生產性的強弱之別。在這個意義上講，人口紅利是指因人口轉變而帶來的人口生產性的提高。其中，年齡結構效應和勞動供給效應可以提高人口的生產性和儲蓄能力，人力資本投資效應則可以通過資本深化和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轉變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儲蓄、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投資。這些與人口轉變無關的因素導致的儲蓄、勞動供給或人力資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紅利。

二、人口紅利的結構

人口紅利是一個具有結構性特征的人口經濟現象，包括了儲蓄、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等多個維度。按照這個認識邏輯，我們就會面對另外兩個問題：一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口紅利的結構是否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二是不同國家的人口紅利結構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紅利結構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差異？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還需要做嚴謹的實證研究，本文在此僅做理論上的探討。

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結構特征是儲蓄效應、勞動力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紅利期的不同階段，這三種效應并非總是同時發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這種結構差異會影響到不同階段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整體貢獻。例如，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和發展的中期階段，最為短缺的生產要素不是勞動力，而是資本。因此，撫養比減輕導致的儲蓄率提高就成為人口紅利中的首要因素，因為儲蓄率提高可以為經濟增長注入所需的資本，而投資增長則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吸納剩余勞動力。從中國的經驗看，在經濟增長的絕大時段，投資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當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人口紅利的結構開始出現變化，勞動力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臨近“劉易斯轉折點”（蔡P，2010）[22]和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時候。

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結構與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結構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個人口紅利的來源主要是個人（家庭）的行為效應，因此，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結構特征更為鮮明。首先，因為每一個人（家庭）所具有的資源稟賦不同，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這一點對中國尤為重要），因此，盡管每一個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儲蓄、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投資等經濟行為上都存在著明顯差異。這種微觀行為的差異性會直接影響到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水平和結構。其次，相對于儲蓄效應和勞動供給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在第二個人口紅利中變得更為重要，因為在第一個人口紅利已經終結的老齡化社會，新加入勞動力的隊列在規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勞動力的隊列規模，如果要使整體勞動力保持原有的生產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前提只有一個，即新加入勞動力的隊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一個隊列的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資本投資與生育率有密切關系，一個隊列人口的勞動總產出并不會隨著這個隊列規模的縮減而成比例減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個人口紅利中的儲蓄效應和人力資本投資效應持續的時間更長，也更穩定。以儲蓄為例，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儲蓄率提高主要是因為出現了消費剩余，之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出現了目的性儲蓄，但基本上都屬于短期儲蓄行為。在第二個人口紅利中，人們的儲蓄動機主要是為了更長的老年時期的生活做經濟儲備，因此是一種長期儲蓄行為，這為資本市場提供了一個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

三、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終結？

對人口紅利結構的解析和對人口紅利結構變化趨勢的認識，直接關系到對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終結的判斷。隨著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研究者也開始關注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結束（蔡P，2006[23]；陳友華，2005[24]；劉懷宇，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續第一個人口紅利的問題（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國外學者關于第一個人口紅利終結的判斷標準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動態特征，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低于總人口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時，人口紅利就轉變為“人口負債”（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人口紅利期轉變為人口負債期。也有學者從更嚴格的意義上定義“負擔比”，即從有效勞動供給角度判斷生產者與被負擔者之間的比例關系（Mason，2007）[30]。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報告中把人口紅利期的變化劃分為4個階段，或者說，把世界各國劃分為4種類型：（1）處于前人口紅利的國家，這些國家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在4左右；（2）處于人口紅利早期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小于4，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3）處于人口紅利后期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還不快；（4）處于后人口紅利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較高并將繼續提高。

國內學者的觀點分為兩派，其中一派的觀點與上述觀點基本一致（王豐，2007[31]；蔡P，2013[32]），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在21世紀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因為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自2013年以來已經出現了持續減少的情況，而人口撫養比水平則持續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據分年齡的消費和生產曲線計算了有效勞動供給，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在2014年結束。還有一些學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對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尚在，因為中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改革退休制度來增加有效勞動力供給，從而延長人口紅利期。另一派的觀點是根據人口撫養比的水平（如低于50）來判斷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的時限（陳友華，2005[24]；劉懷宇，馬中，2011[25]）。這種觀點對中國人口紅利可以延續的時間更為樂觀，認為它可以延續到2030年甚至更長遠（田雪原，2006[33]；劉家強，唐盛代，2007[34]；陳佳鵬，2012[35]）。筆者認為，以人口撫養比水平作為人口紅利期的起始標準是一種靜態判斷方法，在邏輯上存在著一個缺陷。例如，當人口撫養比的提高時，即使其仍處于50以下的區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變化也不可能給經濟增長做出任何貢獻。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綜合判斷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消失。首先，從年齡結構效應看，2012年以來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持續減少，2010年以來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下降，經濟活動人口比重持續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結構效應）已經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轉變已經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條件下，生育率變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效應不復存在，實際上，中國的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近年來出現了下降趨勢。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銀行分類標準，中國已處于后人口紅利階段。

四、第二個人口紅利實現的機制

目前的中國人口和經濟都處在歷史轉折點上，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也在發生著重要變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轉變時期的人口形態是人口轉變的歷史承繼，隨著第一個人口紅利走向終結，第二個人口紅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人口紅利將貫穿中國經濟的整個發展過程。從人口紅利角度，我們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人口紅利發展階段和第二個人口紅利發展階段。中國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轉變帶來的第一個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擺脫“馬爾薩斯均衡陷阱”和實現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王豐，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后人口轉變階段和第二個人口紅利期，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國內外學者都高度重視人口紅利的實現機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豐，2007[31]；陳衛等，2015[39]），如果沒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紅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或者說只是“數學上的紅利”。對于中國而言，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從而全面啟動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實現機制。

第一，建立一個更具有彈性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在老齡化社會，深入挖掘勞動力資源和激勵勞動力供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完善勞動力市場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主要機制。具有彈性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可以真實地表達勞動力供求關系，可以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及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可以動員潛在的勞動力資源進入市場，進而增加勞動力供給。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的教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資本效應是第二個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人力資本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創新的主要力量，進而人力資本投資是創造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機制（Lee， Mason，2006）[13]。發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體系，是中國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勵性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這種激勵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供給激勵，二是儲蓄激勵。這兩個激勵應該成為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則。具有這兩個激勵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還可以使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生產性，即可以有效地動員勞動供給和儲蓄。只要人們在老年時期不是過分依賴公共或家庭轉移支付，第二個人口紅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負擔比提高的不利影響（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是伴隨人口老化新增的儲蓄必須以資本的形式進入市場（王豐，2007）[31]，而資本市場是把儲蓄轉變為投資的重要機制。完善的資本市場不僅可以保障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經濟活動。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從長期的角度看，一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應該實現三個均衡：一是勞動者的收入與其勞動生產率的均衡，二是勞動者的終生收入與終生消費的均衡，三是勞動者的收入增長與生命周期階段變化的均衡。具有這三個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時激勵人力資本投資、勞動供給和儲蓄，因此是實現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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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因為，在這個月里，據說有包括自定義為“中國Facebook”的人人網在內的近十家中國互聯網公司要登陸美國股市。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集中赴美掛牌的中國概念股幾乎無一例外都被國內媒體圍攻過，不是說虧損上市，就是指財報有疑點。似乎從美國資本市場和中國媒體兩個角度，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完全不同的兩個方面。不過，他們之間的差異似乎只是表面現象。那些中國概念股在上市之初就紛紛破發，其中包括人人網、世紀佳緣、網秦。

按照中國股市的邏輯，凡是沒有盈利的公司，基本是沒有條件上市的。但從早先的視頻網站酷6網及優酷上市可以得知，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上，主營業務虧損上市是可行的，這似乎部分解釋了，為什么五月份的幾支中國概念股上市即破發的原因。但像世紀佳緣、網秦這樣有盈利的公司，不也出現了破發的情況么，而且虧損上市的優酷網，后來股價反而漲勢喜人。顯然，僅僅依靠是否虧損上市來解釋美國資本市場看空中國概念股是不準確的。

那么，是否因為這些中國概念股的商業模式普遍存在問題而被看空呢?似乎可以體現這種先兆的是自定義為“中國Facebook”的人人網，在上市前后，即被中美兩國業內人士指認為非真正意義上的Facebook。假設這樣的觀點屬實，那是否可以理解為，美國投資者并不認為，在中國這一人口紅利依舊存在的國家里，SNS網站模式能像在美國一樣前途廣闊。推而廣之，類似世紀佳緣、網秦、鳳凰網這些不同模式下的中國概念股，是否在上市后仍能夠享受到中國人口紅利帶來的廣告市場前景呢?如果美國股市對這一點持懷疑態度的話，那么像鳳凰網這一新媒體概念股，也應該會出現上市破發的情況，但實際上鳳凰網在二級市場不但沒有破發，股價反而表現得還很穩健。這也說明，美國資本市場看空基于中國人口紅利的商業模式的說法也不準確。

目前市面上，還有一種說法頗有市場，即中國概念股的投資人或投資銀行人為做空所投資或協助IPO的中國概念股。最典型的事件是今年年初爆發的“李國慶大戰大摩女事件”。事由是當當網聯合總裁李國慶在微博上埋怨IPO定價被投行人為壓低，而“大摩女”則駁斥投行并沒有多拿一分錢，還順帶攻擊了當當的盈利狀況以及李國慶的能力、人品和婚姻狀況等。由此可見，即使作為同船人的中國概念股和幫這些中國概念股上市的投行，其實想法都不一致。

由此看來，很難說清楚，到底是因為哪種原因使得紅五月里幾支中國概念股被看空。但也不可否認，這些原因都可以部分講得通。不過，更有些意味的是，即使中國概念股似乎被集體看空，但還是有那么多中國公司打破腦袋要去美國上市。這里面的原因，似乎比為何被看空更簡單些。

第4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王恩平（1988.05-），男，漢，河北秦皇島，碩士研究生，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

金晶（1991.06-），回族，云南昆明，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摘 要：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逐漸成為常態，越來越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威脅，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更多的來源于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體制不協調、不適應造成的矛盾。本文通過闡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背景，厘清我國在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選擇，旨在更積極地應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公共政策，政策選擇

十報告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這不單是我國面臨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處理好老齡化問題對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人口老齡化的背景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7%，就稱為人口老齡化。早在二十世紀末，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因此我國早已步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如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國老齡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醫療衛生條件的提高，以及在經過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災難后，中國的人口出現井噴式的補償增長，從1962年到1970年，凈增長了1.6億人，達到8.3億。而“嬰兒潮”的那一代人開始進入老年時期，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對人口增長的控制有所貢獻，但是也加速了人口老齡化。我國的老齡化具有規模大，老齡化增速超過經濟發展速度，老齡化地區差異大等特點。并且根據數據研究顯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老齡化趨勢在大體上是難以逆轉的，人口老齡化將常態化。

中國的老齡化過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與西方發達國家先實現工業化，后進入老齡化相比，中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中國應該在借鑒其他發達國家應對老齡化的模式下，根據自身特點提出更加可行的，適合本國發展的應對策略。

人口老齡化問題是人類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一段時期人口過度增長的結果，改變生育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緩作用，即使現在改變生育政策，也不會發生根本上的逆轉。同時，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不全是其本身帶來的，更多是因為現有制度與人口結構不適應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需要從公共政策方面進行改革，調節公共政策來協調可能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這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

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人口老齡化將是常態，需要提出科學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應對，是我們將長期面對的挑戰。

二、人口老齡化政策選擇中存在的問題

（一）、養老保險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目前實施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個人儲蓄性養老及商業人壽保險相結合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但在運行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

1.歷史欠債嚴重，“空賬”運行規模大。

我國當前實行從現收現付制到統賬結合制的轉變階段，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但在現實實行過程中，社會統籌部分與個人賬戶部分資金“混賬管理”，社會統籌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因此形成大量“空賬”運行，出現挪用個人賬戶的現象，導致個人賬戶空賬運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當前個人賬戶空賬累計規模已超過2000億元。到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為2.5萬億，但是個人賬戶實有資金2703億元，空賬金額高達2.2萬億元。據社會保障國際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報告統計，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個，收支缺口達到767億元。

2.養老保險金缺乏保值增值性

我國規定養老金在留足2個月的支付以外，應該全部用于購買國債、銀行儲蓄、企業債券、投資股市，嚴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經營性事業。目前我國養老金仍主要用來購買國債和銀行儲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無法滿足老齡社會對養老金的需求，沒有真正建立起養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機制。并且，通貨膨脹的速度遠遠超過銀行利率，存放銀行只會造成養老保險金的貶值，是社會財富的浪費，嚴重影響了養老保險的效率。

3.基金來源渠道單一，收支矛盾日顯突出。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主要是保險費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財政補貼，加上保費欠繳的情況嚴重，相當一部分地區的保費收不抵支，原有的積累也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彈性收繳與剛性支出的矛盾日趨突顯出來，加上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上漲，享受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數卻不斷減少。養老保險費用開支增加與收入減少之間的矛盾，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最主要問題之一。

（二）、現行退休政策及其弊端

我國現行的退休政策規定：一般來說，男性的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為55歲。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者，退休必須是男年滿55周歲，女滿45 周歲。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老年人力資源的浪費，增加了社會的養老負擔，加上生活和醫療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國人口的老年撫養比不斷攀升，有關專家預測我國2000年老年撫養比為10%，2010年為18.6%，2020年為26.3%，2030年為40.2%，2050年為58.7%，2060年為60.3%。

勞動年齡的上下限不能一成不變，它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提高改變。我國現行的勞動年齡的上下限是50年代根據當時的條件確定的，已逐漸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全中國的平均退休年齡是51.2歲，比起世界平均年齡低了將近10歲。如果繼續按原定的上下限執行，以后將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贍養比、總供養比和老年社會保障支出大幅度上升的不利局面。

（三）、現行醫療保險制度及其弊端

1.“現收現付”為主的籌資模式使醫療保障面臨未來支付壓力

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雖然采取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但個人賬戶積累能力有限，很大一部分人沒有積累。實際上，主要是依靠統籌基金的現收現付制，而對其他人群的醫療保險制度，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等也主要是現收現付制。根據醫療保險理論，現收現付制需要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有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而在我國人口日益老齡化的情況下，如果醫療保險基金主要依靠現收現付制籌集，每個勞動人口對老年人口的負擔將不堪重負，最終將帶來保險基金緊缺的危機。

2.服務提供上的問題

我國雖然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迅猛發展，醫療機構、人員、床位數最大幅度增加。但仍然難以適應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帶來的醫療服務需求的增長勢頭。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出現的醫療服務提供能力不足而導致的“住院難”問題已證明這一醫療資源結構不合理。

我國醫療資源不合理利用的表現主要為：（1）重治輕防；（2）病人不合理流向；（3）醫療服務的過度利用，特別是高新技術手段、藥物的超標、過量使用。醫療資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我國醫療服務成本居高不下，且增長迅速。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隨著人口老齡化發展，將加劇我國醫療資源和衛生費用的壓力，甚至導致醫療保障體系的崩潰和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人口老齡化的公共政策選擇

（一）、人口紅利的政策選擇

35年前年輕人口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人口轉變帶來了“第一次人口紅利”，支撐我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崛起。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結束并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在老齡化的初期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加上健康老年人口參與對社會勞動力的供給，只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通過讓健康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發掘老年人消費潛力，從內部發掘社會發展潛力。積極促進老年人健康宣傳，樹立健康理念，延長老齡人健康期，適當拉長就業和準就業年限。積極開發適合老年人的工作崗位，尋找能充分發揮老年人特殊技能，豐富經驗的工作機會。例如，退休老年人對年輕人進行特殊技術崗位的培訓。不僅能增加老年人就業機會，創造社會財富的機會，還能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高自我養老和消費能力。

人口紅利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撐，通過增加資本積累和擴大就業參與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通過提高人口素質實現兩次人口紅利的對接。如果利用好人才資源，“第二次人口紅利”將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改變。

（二）、完善養老保障制度

養老保險基金作為一項基金存人銀行或購買國家公債，這雖然是一條營運途徑，但其保值和增值的程度大打折扣。要想使養老保險基金有效運營使之保值增值，可以要借鑒國外的經驗，放寬對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限制。政府應制定適當政策以引導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向低風險、高收益的領域投資，如住房貸款、基礎設施、教育產業等。其次要積極推進市場的發育和發展，從而提高基金投資效益。第三要堅持專業化運作，委托專業性投資管理機構進行投資運作。世界銀行的一份全面研究報告顯示，在全世界范圍內，由民營機構經營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門經營的養老金。

養老金入市也是保值增值的一種方式。將養老金投資于市場，可以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也可以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但由于養老金屬于社會保障范疇，投入市場難免存在風險。廣東省率先開始了千億養老金入市的嘗試。

（三）、完善醫療保險體系

目前醫療保險籌資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是企業和職工繳費，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和職工與退休人員負擔比的提高，醫療保險基金短缺的現象日益嚴重。因此有必要擴大醫療保險基金的來源，通過一定的優惠政策，鼓勵民間慈善捐款，從社會福利彩票所籌集的資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老年人醫療保障事業，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的收益也可以劃撥一部分用于補償醫療保險費用開支，也可以通過征收煙草稅、發型彩票等方式增加醫療保險金的籌集渠道。

（四）、調整人口年齡結構

必須承認，延長退休年齡，是一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對策。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都在進行這樣的嘗試。延長退休年齡會帶來兩個積極效應：一個是凈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一個是領取養老金總量的減少。這一多入少出，從整體上減輕了社會負擔，有利于高度老齡化國家挺過老齡化危機。

雖然目前遭到多方反對和質疑，但延長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在相關政策的具體制定上可以根據我國的國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元化，多層次的彈性退休年齡結構。有的特殊行業，例如礦井工人，具有危險性的行業，由于挑戰身體極限，若和一般職業一視同仁采取相通的退休政策，則顯得有失公平和平等。有的行業例如律師，教授等技能、經驗、智慧和閱歷型的職業，沒有受到年齡的限制，甚至年齡越大對社會越有價值，貢獻越大，不能因為僵化的退休政策而使社會失去寶貴的社會價值。

（五）、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

WHO曾經于1990年將“健康老齡化”作為應對老齡社會的戰略性目標提出，聯合國也于1992年通過《世界老齡問題宣言》呼吁全球共同開展健康老齡化運動。根據WHO對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種體格，精神和社會活動能力上的完滿狀態?！痹谶@種狀態下，老年人群不僅是社會的服務對象，也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社會活動的參與者。而要構建這種狀態，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老齡化是一種漸進的過程，盡管老齡人口的勞動力會隨著年齡削弱，但卻不會因為60或者65歲的到來而立即消失。并且，人生不同年齡段的群體有不同的潛在可塑性，雖然老齡人口在體力上不如年輕人，但是在知識經驗，閱歷尚占有很大優勢，所以說，老齡人口中蘊含著巨大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一種尚未被人們充分挖掘的重要資源。老年人可以參與很多非政府組織和志愿者團體中，老年人應該充分發揮他們閱歷豐富的，經驗豐富的優勢，對年輕人進行指導和引導，推動社會的進步，創造更多社會財富。例如有經驗的，在某個行業有成就的退休老齡人可以通過給年輕人上課，傳授經驗，不僅能大大提升社會效率，創造更多的財富，并且能使老年人得到社會認同感，提高晚年生活的意義和質量，重塑了老年人積極正面的社會形象。不僅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認識自身價值，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質量，而且對社會來說，積極老齡化也就是“生產性的老齡化”，老年人可以繼續為社會創造財富，繼續發揮余熱。

第5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未富先老”與“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來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富裕國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因此，我們本來也不必擔心變老。然而，中國的不尋常之處是“未富先老”。近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加快趕超，人均GDP也在趕超。例如，2000年中國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現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但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也在趕超，200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與世界平均水平一樣，但是，2010年我國老齡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說，我們顯著趕超了。

有什么辦法讓老齡化停下來或者退回去？我個人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因為這是經濟發展階段造成的人口轉變階段，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不是某一項政策單獨造成的。發達國家的早期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調整雖然無疑是必要的，但是，卻無助于阻止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我們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經濟發展。設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們的參照對象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在發達國家行列中我們并不是很老，甚至還相對年輕一些。因此，關鍵是如何關閉“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按照過去30年的速度預測，“十二五”結束時，將超過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達到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還有一個概念，現在講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為止，講得比較多的是現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東西，如經濟停滯、收入分配惡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經濟學文獻，看最早人們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機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許多相似的東西。說我們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危險，是因為在文獻里，經濟學家發現在全球化過程中，從全球化中獲得比較大收益的是兩頭，一頭是富裕的國家，另一頭是比較窮的國家。按照國家排列，各國在全球化中獲益的程度，可以用一個U形曲線表示，尤其是把這個全球化時期世界經濟格局與全球化之前的倒U形曲線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經濟理論解釋這個現象其實很簡單，就是說那些相對窮的國家，在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上有比較優勢，可以生產出最便宜的東西拿到國際市場去得到全球化的紅利；而富裕的國家，具有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兌現。恰恰是處在中間的這些國家，雖然根據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它們與處在兩頭的國家相比，的確沒有特別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這類國家在全球化中獲益就少，經濟增長表現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

我們來觀察“未富先老”意味著什么?！跋壤稀奔慈丝谀挲g結構的迅速變化，意味著我們的要素稟賦發生了變化，勞動力變得昂貴了，資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為豐富的要素，意味著我們在喪失原來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拔锤弧眲t意味著，我們并不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一下子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這個階段就比較優勢來說，我們處于相對尷尬的境地，也可以不準確地說，我們面臨著“比較優勢真空”。雖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比較優勢真空，只是說這個時候我們的比較優勢十分地不顯著，過去的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支撐持續增長。不過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決于我們進行怎樣的政策選擇。

我們進一步來看中國的“未富先老”挑戰。迄今為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特點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大、比重高，保證了勞動力供給的充足性，創造了高儲蓄率的條件，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紅利。按照我們的估算，人口撫養比（即少兒和老年依賴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對1982-2000年期間人均GDP的增長，做出了26.8%的貢獻。但是，這個人口紅利正在減少。

我們講的人口紅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機會窗口，通常用人口撫養比結束其下降趨勢的時間來表示，撫養比的計算定義是：把16歲以前和65歲以后的依賴型人口做分子，把16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做分母，計算兩者的比率。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挑戰何在？日本其實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遇到我國今天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二元經濟最顯著特征即勞動力無限供給開始消失，發展經濟學家把這個變化叫做“劉易斯轉折點”。韓國則是在1970年前后迎來這樣的轉折點。

假設我們今天遇到了這樣的轉折點（我更傾向于認為發生在2003年），來跟其他亞洲國家就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做一比較。首先，日本人口紅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撫養比才降到最低點，隨后開始上升。其次，韓國在2015年幾乎和中國一起，人口窗口關閉，或者說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紅利。泰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時間，也和我國幾乎是重合的。但是我們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離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韓國目前的水平，仍然有著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國人均GDP只是韓國的25%，甚至也低于泰國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們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們還有若干年人口紅利可以收獲?？傊?，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在我們前面還是在我們后面的國家，都可能有顯著的比較優勢，或者在資本和技術上，或者在勞動力上，但是我們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太早了，新的比較優勢窗口尚未開啟。

“未富先老”

是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

我想具體列舉幾個“先老”的表現，也就是人口轉變早熟的表現。首先，勞動力供給即勞動年齡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時期迅速降到零。我們用的是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這個勞動力供給大概念。實際上，更準確地說，16歲的人還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60歲以上的人，按照我們退休規定其實已經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即使用16歲到64歲這個大概念看，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正好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轉移數量，不再足以補償城市的需求的變化時期，兩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時候，全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等于零，從那以后變成負增長。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勞動力開始持續短缺，是“先老”的一個表現。

與這個相應，我們可以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加速上漲，無論是觀察一般的非農行業，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資水平，比如建筑業和制造業，還是單獨挑出農民工的工資，還是看農業中的雇工工資，2003年以來上漲都十分迅速。例如，農民工工資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0%，農業中雇工工資上漲幅度更高。如果幾個部門顯示出同樣的趨勢的話，我們就不好說是結構性原因或者是暫時現象，結論應該很明確，工資上漲是勞動力短缺造成的，所以應該是一個長期趨勢。

同時我們看到，長期以來我們缺的是技術人才和熟練工人，但是今天出現的則是非熟練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這部分人的工資增長更快，以至出現比較顯著的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趨同。這個趨同導致一個結果，即對教育的負激勵。如果做更細的計量研究的話，我們會發現農民工這個群體教育回報率在下降。例如，我們以初中為參照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們的相對回報率在下降，而小學相對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報率反而相對提高。也就是說，工資趨同對于縮小收入差距來說固然是好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創造一種受教育的負激勵。對普通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來說，人們上學不僅要付出直接物質費用，還有推遲就業造成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的機會成本很可能導致在一定時間發生不讀書或者輟學的現象。

“未富”，即我們還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有幾個重要表現。首先我們來看世界銀行對中國潛在增長率所做的一個預測。由于我們的就業增長越來越慢，因此這部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顯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間會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時候變成負的，是壓低潛在增長率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為什么還沒有發生實際增長率的下降？是因為政府主導的投資，因為刺激性方案，而且區域發展戰略都還是資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資本勞動比的提高支撐我們現在的增長速度，它占的比重相當大，然而未來是不可持續的。人力資本貢獻變化不是非常顯著。再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未來不會有顯著的提高。這里世界銀行專家用的假設還是非常樂觀的，許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認為，以前的一段時間內，至少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不好，還有人說這段時間是負的。因此，從中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支撐，未來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一個是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沒法得到保障。除了我們的教育市場上出現負激勵之外，我們看一看現有勞動力存量，隨著年齡提高，人力資本的稟賦顯著下降，這同日本和美國在每個年齡段教育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外，雖然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中，中國競爭力指數被排在第27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和市場規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則大多排位較低。例如，金融市場成熟度排在第57位，高等教育與培訓排在第60位，而技術準備僅僅排在第78位。這些表明我們在教育科技上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延長比較優勢

應對“未富先老”挑戰

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后，并不意味著從此可以一路凱歌前進，順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是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面臨的類似挑戰，集中表現為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已經發生了變化，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處于較低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尚未顯示出來。因此，保持既有支撐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盡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目前對中國來說，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為此，我們提出幾個緊迫的政策建議。

第一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緊迫性何在呢？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于比較優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于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于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只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內需與我們目前的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過于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勢真空的狀態。內需擴大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分類，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日均消費在2美元-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為66%，消費總額占79.2%。這個特征顯示，第一，占總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個收入水平較低的群體，與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乃至出口結構的層次，即相對低端的消費品制造業，是比較適應的。第二，由于他們的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較大，隨著這個群體的繼續擴大，其消費需求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撐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

第二是實現產業的區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因為我們國家大，在一個地區出現了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情況，其他地區可能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低廉。雖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中東西三類地區之間工資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區這個工資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談判提高工資，而在中西部還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通過產業轉移可以延長我們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我們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歷史教訓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勢保持長期可持續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歐洲“梅佐喬諾現象”的發生。目前，在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中，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趨勢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間，東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年平均增長率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已經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0.1%和25.9%。

第6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一、工資上漲壓力來自何處?

在改革開放以后長達20余年的時間里，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配置就業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沒有顯示實質性的提高。這并不奇怪，因為直到2004年之前，中國處于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以民工荒為標志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先于2004年出現，隨后就從未間斷，并推動著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上漲。因此，按照二元經濟理論的定義，我們把2004年看做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年份。如果說這個轉折點的標志有些模糊，對于其是否已經到來還值得爭論的話，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可以十分確定的轉折點，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相應地人口撫養比不再下降的轉折點。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或就業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勞動力仍然是無限供給了。二元經濟向新古典模式轉換的重要起點是劉易斯轉折點。發展經濟學一般認為有兩個劉易斯轉折點(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1］［2］。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供給，工資開始提高的情形稱作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此時農業勞動力工資尚未由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現代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仍然存在差異。而把農業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的工資都已經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兩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相等階段的到來，稱作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或商業化點，這時才意味著二元經濟的終結。鑒于此，許多研究者愿意將其看作或者稱作劉易斯轉折區間。一方面，把劉易斯轉折看作是一個區間固然有不方便之處，如無法具體指出轉折的時間點，妨礙討論中的措辭。另一方面，這樣認識劉易斯轉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為這樣有利于觀察兩個劉易斯轉折點之間的距離或者需要經過的時間。由于我們無法預測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時間，這里可以引進另外一個同等重要的轉折點，即人口紅利消失點。從統計上說，這個轉折點是指勞動年齡人口停止長期增長的趨勢，相應地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結構變化轉折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作為參照，來理解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或商業化點，因為后者是理論意義上存在，終究需要一個具體的象征性的時間點來代表。也就是說，在勞動力供給絕對量不再增長的情況下，必然產生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邊際生產力迅速趨同的壓力。因此，劉易斯轉折點到人口紅利轉折點之間，我們可以認為是劉易斯轉折區間，是二元經濟到新古典模式轉換的重要區間，其間勞動力市場性質是二元經濟特征與新古典特征并存，區間的終點便是新古典占主導的模式的起點。這樣，我們可以看到，脫胎于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將會經歷兩個轉折點，一個是人們感受到勞動力短缺的劉易斯轉折點，另一個是實實在在的勞動力不再增加的轉折點，我們可以稱之為人口紅利轉折點。如果說前一個轉折點是一個警鐘，其到來之后仍然可以給我們一些適應和調整的時間的話，后一個轉折點則是一個事實，其到來將給一個經濟發展時期畫上句號。因此，兩個轉折點之間的時間長度很重要，關系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早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并沒有經歷過明顯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沒有顯而易見的共同軌跡可循。但是，東亞發達經濟體經歷過這個階段，可以作為參照系，對我們應該有所借鑒。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和人口統計及預測，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達劉易斯轉折點(Minami，1968)［3］，1990年之后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其間有30余年的調整期。雖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但終究在這個調整期間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于1972年前后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Bai，1982)［4］，迄今為止尚未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預期于2013年前后與中國一起進入人口紅利消失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韓國兩個轉折點的間隔高達40余年(見圖1)。按照同樣的標準判斷，如果同意說中國于2004年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隨著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從而迎來人口紅利轉折點，則意味著兩個轉折點之間充其量只有9年的調整時間。更不用說，如果像許多我的同行所爭論的那樣，中國尚未到達劉易斯轉折點(蔡昉、楊濤、黃益平，2012)［5］，則不是兩個轉折點同時到來，便是人口紅利轉折點率先到來。不過，這在邏輯上并不成立，因為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都已經不增長了，遑論勞動力無限供給。但不管怎么說，兩個轉折點間隔如此之短，對中國的挑戰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說日本和韓國的兩個轉折點之間的時間關系，主要是由勞動力轉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決定的話，中國則更多地受到人口轉移速度或供給方因素的影響。很顯然，在轉折點上的這個特殊性，給中國應對挑戰帶來更大的難度。這無疑可以解釋為什么民工荒現象這么嚴重，工資上漲壓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們做出判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壓力不會消失。

二、工資提高是可持續的嗎?

在經濟增長繼續保持對勞動力的強大需求的同時，勞動力供給速度減慢并進而停止增長，必然推動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這就是勞動力供求關系法則。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相應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現狀，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無疑是經濟發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資增長的可持續性在于勞動生產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滯后，不能支撐工資的增長，在微觀層面上就會造成企業的經營困難，在宏觀層面上導致通貨膨脹。那樣的話，經濟增長相應也會陷入不可持續的境地。那么，總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能承受得起工資的上漲嗎?從數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勞動生產率與工資上漲之間，在工業部門基本保持了同步，農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快。特別是，長期以來工資上漲滯后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近年來的工資提高也有補償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進行分析，我們對此還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首先，當我們計算部門勞動生產率時，所依據的勞動者數據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業和建筑業企業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而這些工人常常沒有進入企業就業人員的正規統計中。例如，2010年城鎮居民的總就業中，大約有1.1億人沒有進入企業和單位的統計報表中。而農民工沒有被企業列入統計報表的比重顯然更大。如果把這部分工人計算在內的話，意味著計算勞動生產率的分母會顯著加大，實際勞動生產率一定會降低。其次，目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續性。通常，提高勞動生產率要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增加資本投入來替代勞動力，表現為資本—勞動比的提高;二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資本—勞動比的提高達到的。例如，根據世界銀行專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國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從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預計進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則相應從1978—1994年的46.9%下降為1995—2009年的31.8%，進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6］。由于在勞動力短缺條件下，資本—勞動比的持續提高會導致資本報酬遞減，因此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續的。日本的教訓十分有助于說明這一點。日本在1960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勞動生產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也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間，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大約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十分顯著。然而，1991—2000年期間，資本—勞動比提高的貢獻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變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7］。與此相伴隨的，則是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中國近年來也顯示出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如圖2所示，伴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迅速上升，資本邊際報酬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在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資上漲速度的情況下，由于兩者并不同時發生，所以也會出現名義物價上漲的現象發生，即工資提高引起消費擴大，進而拉動物價上漲。雖然由于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總體上是不影響實際生活水平的，但是，整體上漲的物價水平，終究對低收入者有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今后我們不可避免地與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護低收入者的社會保護政策。換句話說，在預見到這種基本趨勢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不應對物價上漲過度敏感，而應該在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目標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宏觀經濟高度關注通貨膨脹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實施偏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一方面，調控對象往往傾斜地指向中小企業，造成后者在面對日益提高的生產要素成本壓力的同時，還經常會遇到融資困難。在產業結構調整加速的時期，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阻礙這種結構調整。另一方面，一旦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領先或同步于工資上漲速度，成本推動型和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都會上升，會傷害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和社會穩定。因此，爭取宏觀經濟穩定，不僅有賴于執行適當的調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7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 人口結構轉變；消費；投資；進出口；國際資本流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 F06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8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3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自其出生伊始直至死亡過程中一直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各項社會經濟活動，從而人口因素成為考察宏觀經濟運行時無法回避的問題；與此同時，人口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又同時扮演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因此，人口對經濟發展可能會存在方向截然相反的兩種影響。綜合而言，人口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關系取決于這兩種效應的凈效果，這或許正是早期研究中發現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關系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來的研究依循這一思路，逐漸開始同時考慮人口總量增長與人口結構轉變這兩個方面的影響來綜合考察人口與宏觀經濟運行之間的相關關系，并逐漸將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居于這類研究的中心。

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都經歷了人口結構轉變，并被認為在推動這些國家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起步較晚，但與其他國家相比因其“轉變時間短、幅度大且總量規模大”而更為引人關注。與此同時，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較長時間的持續快速增長，又使得我國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依然一枝獨秀，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這一“中國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討論熱潮。我國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第一階段所呈現出的“年輕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似乎正好與我國同期高儲蓄率保證和投資拉動經濟高速增長模式相一致。不可否認，這一發展模式與我國政府試圖快速推進工業化的導向戰略不無關系，但是有利于資本積累和促進出口的人口結構轉變是否是保證這一增長模式的關鍵？以至于同時期相伴隨發生的人口結構轉變第一階段的“人口紅利”期與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否存在某種必然的聯系？這是一個頗具挑戰性但又值得深入思索和回答的問題。

1 人口結構轉變理論進展及其影響宏觀經濟的傳導路徑

國內外關于人口因素與經濟發展相關關系的研究，圍繞著人口究竟是消耗資源（從而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消費者”）、還是提出（從而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生產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展開了長時間的爭辯與討論，相關研究也因此大致可以分為阻礙經濟增長的“人口增長悲觀論”（馬爾薩斯派），或許在短期內不利于經濟增長、但長時間內最終將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口增長樂觀論”（反馬爾薩斯學派），以及對經濟增長影響取決于諸多傳導機制的綜合效果從而凈影響并不明確的“人口結構轉變論”（中間學派）。由此使得人口、管理以及經濟學研究領域始終存在著樂觀和悲觀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傳統，進而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人口管理政策重心上也常常在控制還是鼓勵人口生育之間徘徊。

早期起源于馬爾薩斯人口學理論的研究認為一個國家的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相比于其人口而言是有限的，從而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過剩會阻礙人均產出的提高，由知名科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組成的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3月發表的題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堪稱這一理論的代表[1]。但是20世紀后期世界人口與人均收入均持續增長的現象使得馬爾薩斯派的“人口增長悲觀論”受到質疑，并引發了人口增長樂觀派認為人口是一種經濟資源的討論。例如Kuznets[2]認為人口增長使人類更容易獲得知識發明和傳播的規模效應，Simon[3]也認為人口增長在對資源造成壓力的同時也會對人類創新活動產生激勵作用，從而人口增長也可能成為技術進步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實際情形是，從總量的角度考慮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相關關系的研究較多[4]，但不同學者因為所關注的問題、數據或研究方法存在差異，導致結論存在較大出入：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既可能正相關，也可能負相關，或者并不存在統計顯著的相關關系。這類研究既有可能意味著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不同方向的傳導機制，從理論上而言影響的凈效果并不確定；也可能因為存在數據處理方法上的問題結論并不穩定。前者如Arrow[5]以及Mankiw[6]等的研究結論所示，人口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同時是提出的生產者也是消耗產出的消費者，因此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其生產和消耗產出的凈效果。后者正如Barlow[7]以及Kelley與Schmidt[4]等研究所指出的，通常而言經濟增長比較快的國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較低，從而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并不一定比經濟增長較慢的國家高或者低；并且早期人口出生率比較高的國家隨后的人口出生率也通常比較高，而早期高出生率對應著隨后為經濟增長提供大量具有正向貢獻的勞動力人口，與此同時隨后的高人口出生率則意味著更重的少兒撫養負擔因而消費更多的產出，從而意味著單純從同期人口增長率的角度來考察其對同期經濟增長率影響的研究存在數據處理上的問題，因而結論也是模糊的。20世紀70年代開始蓬勃開展的人口與經濟互動影響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尤其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似乎才是考慮人口與經濟之間相關關系的關鍵所在。

人口結構轉變現象為世界各國所普遍共享[8]，闡述的是在相關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下，人口發展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過程。該理論源于對西歐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經驗分析的結論，最早可追溯到Landry[9]與Thompson[10]的研究，到40年代由 Notestein[11]等學者形成人口結構轉變系統性理論，初步創立了“人口轉型學派”，之后許多學者[12]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補充和完善。

早期的人口轉型研究將人口結構轉變定義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從高向低轉變的過程中人口急劇增長的現象，但隨后的研究[13]認為人口結構轉變并不是單純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問題，而應該是與之密切相關的一系列轉變過程的綜合現象：包括流行病學轉變[14]、生育行為轉變[15]以及家庭組織結構變動[16]等。因而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影響也將是多層次和多維度的，既包括經濟方面的影響，也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影響。

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的一系列人口特征變化之所以會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影響，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與Brumberg[17]的生命周期假說的結論：個體平滑其一生消費的動機使得其在工作年齡階段儲蓄以用于退休之后的消費，進而不同年齡個體的生產、消費、儲蓄以及投資行為等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從宏觀總量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結構變動將通過影響該國或地區總的產出、消費和儲蓄水平等中介變量并最終傳遞到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特征上來[18]。隨后，不同學者遵循這一邏輯對人口結構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結論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幾種情形：①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勞動力人口比重變動從而影響勞動供給；②少兒和老年人口比重下降或上升意味著勞動力人口撫養負擔發生改變，帶來消費和/或儲蓄變動從而影響投資，并進而影響物質資本存量；③勞動力人口撫養負擔變動影響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資源投入，進而影響勞動生產率水平；④人口結構轉變過程還有可能通過影響資產價格和物價水平從而進一步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更進一步，如果該國或地區為開放經濟體，則其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人口結構存在差異時將導致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轉移，從而將通過進出口貿易等進一步影響該國或地區的宏觀經濟。與之相對應，國內外研究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圍繞其對消費、儲蓄、投資、人力資本形成、通貨膨脹率以及進出口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等幾個方面展開；隨著社會保障制度在各國開始逐漸建立和完善，人口結構轉變對社會保障制度影響的研究也漸漸增多；其中也不乏直接考慮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最終影響的研究。

2 人口結構轉變對消費、儲蓄與投資的影響

盡管生命周期假說指出個體在其一生中經歷從凈消費者到凈生產者繼而到凈消費者的角色的轉變，從而意味著人口結構轉變會對消費、儲蓄與投資等宏觀經濟變量產生影響。但學者的研究指出在實際情形中這一影響的方向并不確定。

從消費角度來看，Erlandsen與Nymoen[19]利用挪威近40年的數據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顯著影響同時期挪威總消費的變動，李春琦與張杰平[20]也認為少兒撫養負擔和老年撫養負擔加重會對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但李文星等[21]的研究結果則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我國1989-2004年間各省居民消費差異的解釋極其有限。就儲蓄而言，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少兒人口比重率先下降（從而少兒撫養比下降）可能意味著家庭或社會有更多的資源可用于儲蓄和投資，并且研究表明資產價格將在人口紅利窗口期被抬高而增加投資收益率[22-23]，從而刺激居民儲蓄行為。Leff[24]的經驗研究表明國民儲蓄率與少兒撫養比以及老年撫養比負相關，因而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少兒撫養比率先下降和老年撫養比隨后上升，將意味著國民儲蓄率會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過程。Modigliani與Cao[25]利用我國的數據也發現少兒和老人撫養比與儲蓄率呈負相關關系，從而我國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撫養比迅速下降是我國同期高儲蓄率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Cutler等[26]在新古典拉姆齊（Ramsey）模型中從理論和經驗數據兩方面發現無論是在封閉經濟體還是在兩國開放經濟體模型中人口結構變動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并不確定，取決于實際消費人口支持率與勞動力人口增長率的比較。他對美國數據的動態模擬結果表明人口結構轉變將使得美國消費率在最初上升之后趨于下降，并最終達到小于初始值的穩態消費水平；儲蓄率則在最初大幅下降隨后上升，但仍小于初始水平，最終下降至一個新的長期穩態水平。Athukorala[27]發現臺灣少兒撫養負擔或老年撫養負擔增加1個百分點，將分別對應著家庭儲蓄減少25或0.10個百分點。然而，也有研究結果表明，儲蓄率可能跟少兒撫養負擔負相關，但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居民增加儲蓄[28]。

從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下降使得人們更有激勵進行教育投資以獲得人力資本回報[29]，并且嬰幼兒死亡率下降進一步減少了家庭對后代的預防性生育需求，從而使得家庭更有資源對后代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這與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壽命變長、出生率下降、推遲生育和教育投資增加等相伴隨出現的現象相一致。盡管也有學者指出，在沒有社會保障時，壽命的延長是否必然導致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取決于代表性個體更偏好子代數目還是更偏好后代的福利，但一旦引入社會保障后壽命延長會有利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促進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3 人口結構轉變對進出口貿易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

人口結構影響國際貿易的機理在于：從出口國的角度來看，較高的勞動人口比意味著這個國家有著相對豐裕的勞動力稟賦，進而帶來較高的產出，以致出口更多；換到進口國的角度來看，較高的勞動人口意味著進口國有更多的勞動收入，從而在給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進口國有能力進口更多的商品[30]。Taylor與Williamson[31]通過研究發現1960 年到2000 年間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從逆差到順差的飛躍與同時期這些國家年齡結構的差異以及變動密切相關。Debelle與Faruqee[32]對1971-1993年21個工業化國家的經常項目決定因素進行了經驗檢驗，發現人口結構對這些國家經常項目有著顯著的長期影響。Batini等[33]研究了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常項目的影響。他們將全球分為四個區域——日本、美國、以歐洲國家為主的其他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研究結果主要是：最快進入老齡化的國家日本將首先出現經常項目余額減少以至出現赤字，歐洲國家在較小的程度上面臨相同的問題，而相對年輕的美國則將出現經常項目盈余。Bloom等[34]評價了中印的經濟增長，認為健康狀況改善和人口撫養比下降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中國與印度人口結構轉變進程互換之后，至2006 年中國的出口總值將下降超過30%，相對應地印度的出口總值則會上升超過30%。許多實現了經濟趕超的經濟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動”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國也是如此。其他經驗研究[30，35]結論表明，人口轉型是解釋這些經濟體選擇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的一個重要原因：它們采取這個模式的時候，都處在人口結構轉變帶來巨大勞動力供給的時期；從而意味著這些經濟體采用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是一個內生的、自我選擇的過程。

與之相對應，當一個國家經歷由人口結構轉變的持續時間和規模決定的大規模人口年齡構成變化時， 國際資本流動會隨之變化[31]。這是因為人口年齡構成會影響國內總投資機會——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輕成年人，那么將出現投資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處于收入高峰期的較年長勞動力，那么將出現儲蓄率高峰。從而經濟體在對國際資本市場開放的過程中，其人口年齡構成將會通過國內儲蓄率和投資率高峰的不同而影響其對國外資本的供給和需求。Higgins與Williamson[36]研究發現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相伴出現的生育率上升與死亡率下降從而總人口增加的情形使得亞洲國家減少了對國外資本的依賴：亞洲國家60年代以來儲蓄大幅增加與同期少兒撫養負擔大幅下降相對應，并利用1950-1992年的數據發現部分亞洲國家如孟加拉國、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以經常賬戶盈余相反數衡量的對國外資本的依賴程度在其少兒撫養負擔最高時正好達到峰值。Feroli[37]模擬估算了G-7 國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資本在G-7 國家間流動的影響。他們從歷史的G-7 國家人口年齡數據出發， 估計人口變動趨勢的基本經濟參數，用于預測未來人口年齡變化的狀況。他們的模型結果顯示，從2010-2030 年G-7 國家中的相對年輕國家——美國和加拿大將成為儲蓄的凈輸出國，其他的五個國家將成為資本的凈輸入國。祝丹濤[38]用由人口年齡結構的國別差異引起的各國儲蓄和投資大小關系的不同，來解釋各國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認為我國目前的貿易順差其實是“人口紅利”期為應對未來“養老”而在海外積攢的儲蓄，在老齡化全面到來后，這些海外儲蓄還會通過貿易逆差被用掉。

與進出口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人口結構轉變同時也可能對不同經濟體間的匯率產生影響。Andersson與Osterholm[39]利用瑞典1960-2002年間的數據、Andersson與Osterholm[40]利用OECD國家1971-2006年間的數據均發現人口結構是實際匯率的非常顯著的影響因素。Aloy與Gente[41]發現日本人口結構轉變后期人口老齡化階段的人口增長率下降是日元相對于美元大幅升值（實際匯率衡量）的重要影響因素。

4 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以上各小節中學者從不同角度考察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的人口特征因素變動對消費、儲蓄、投資、進出口貿易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等宏觀經濟中介變量的影響；現有研究也不乏直接考慮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最終影響的研究[24，42-46]，結論傾向于認為人口結構轉變第一階段“人口紅利”期將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人口結構轉變第二階段“人口老齡化”階段則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壓力。

就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一階段“人口紅利”期而言，由于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人口死亡率一般先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而意味著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一階段呈現出“年輕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之后的人口出生水平下降使得少兒撫養負擔急劇下降，從而可能從兩個方面促進經濟的增長[47]：一是儲蓄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增長率趨緩加速資本深化的進程；二是促進儲蓄率的提高。關于“東亞奇跡”的研究[48-50]的結論基本與此邏輯相一致。與之相對應，人口老齡化則可能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43，51-56]：①勞動力嚴重短缺帶來勞動力供需關系力量變化，并使得經濟總產出下降；②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③人口老齡化會對公共財政支出帶來巨大壓力，進而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政府將面對養老金、醫療衛生等支出持續上漲的挑戰，這在客觀上對公共財政支出的總規模產生了上漲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公共財政支出的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具體表現為：養老金和醫療衛生服務等支出所占比重將大幅提高。從總體上看，人口老齡化將使稅基縮減，稅式支出增加。

其中也有不少學者指出人口撫養負擔下降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人口紅利”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從而轉換為所謂的“經濟增長紅利”，而需要合適的政策與社會環境使得“人口紅利”有向“經濟增長紅利”轉化的傳導機制[57]：首先，勞動力數量增長讓社會總產出更低廉、更豐富；其次，勞動力的流動和資源配置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再次，有關改善勞動力的一系列投資，包括讓勞動者再教育、人力資本培訓等，可以刺激投資和消費的需求；最后，勞動力和資本組合的優化，讓勞動力升級得以持續。早期的亞洲經濟增長奇跡表明這些國家國內環境以及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紅利”轉換為“經濟增長紅利”機制在這些國家得以實現[49]。與之相對應，學者也指出盡管全球范圍內人口老齡化趨勢不可避免，但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尤其是對于剛開始或即將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的國家（如我國）而言，有可能可以通過政策引導等來實現所謂的第二次人口紅利[49，58-60]。這是因為隨著人口的老齡化態勢的增強，行為人預期到自身壽命延長和負擔增加，很可能會選擇性地增加儲蓄以削弱老齡化的不利影響；此外，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資量和投資額也將增加；從而意味著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取決于老齡化程度、資本產出彈性、教育部門資本投入產出彈性等多個因素的綜合影響[61-63]。這與Azomahou與Mishra[64]發現年齡別人口增長率與總人口增長率對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影響呈現出高度非線性關系的結論相對照。因此現有研究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經驗研究中所賴以檢驗的線性基礎受到很大質疑：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遠比傳統的線性假設復雜，從而進一步為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題和挑戰。

5 理論與未來研究展望

隨著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歷經人口結構轉變這一現象，人口和經濟學界對人口結構轉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越來越呈現出縱深化的特征。研究國外發達國家人口結構轉變的文獻表明，人口結構轉變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人口問題，并且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渠道并不單一，將通過消費、儲蓄、投資、勞動力投入、人力資本形成和進出口貿易等途徑對實體經濟產生多個不同方向的影響，從而影響方向并不明確；尤其是在存在社會保障體系和資本市場的情形下人口結構轉變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將變得更加復雜多元化；從而實證研究中因為各學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變量、變量間關系的假設、參數值的大小以及對引發人口結構轉變的因素的設定的不同，都可能導致不同的結論。我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和制度環境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差異，人口結構轉變與這些國家相比也存在很大不同；因而考慮我國人口結構轉變對宏觀經濟運行影響的研究，既是一個國際化的理論命題，也是一個具有發展中國家特色的應用探索，更可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對宏觀經濟的沖擊提供理論支持。

致謝：東南大學胡漢輝教授、清華大學-布魯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王豐教授為本文早期版本提出諸多建設性修改意見和建議，在此一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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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A Literature Analysis

ZHANG Xinyi1，2 ZHANG Qi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第8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一、近年來廣州市社會管理所面臨的形勢分析。

近年來廣州市在市委、市政府的堅強領導下，雖然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等不利因素的嚴重影響和沖擊，但仍堅決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整政策，緊緊圍繞中央“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全省“三促進一保持”的中心任務，克服了各種困難，全市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人民生活繼續改善，較好地完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任務。［2］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成績的同時，廣州社會管理形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一）廣州實際管理人口的壓力不斷加大。

據統計，2007年全市常住總人口為1004.58萬人，比2006年末增加了29.12萬人，增長3.0%。2008年全市常住總人口1018.2萬人，比2007年末增加13.62萬人，增長了1.4%。2009年全市常住總人口1033.45萬人，比2008年末增加了15.25萬人，增長1.5%。由此可見，廣州市全市常住人口連續三年均呈上升趨勢。目前廣東的實際管理人口已居全國第一位［3］。與此同時，廣州市人口在省、市、區之間保持著遷移流動的態勢。如2008年全市遷入人數為140927人，遷入率18.09%，遷出人數為75153人，遷出率9.65%。［4］廣州市實際管理人口的持續增加以及遷移流動的常態化必然會給社會管理造成巨大的壓力。

（二）廣州產業結構調整的緊迫性日趨明顯。

據廣州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推測，廣州市人口機會窗口打開時間是1983年。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與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預測，廣州市常住人口機會窗口關閉時間是2025年，戶籍人口機會窗口關閉時間是2021年。為此，廣州市目前正處于“人口紅利”時期。如果外來流動人口保持現有狀況，廣州市常住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到2016年前仍是逐年增加。但至2016年便開始逐年減少，到2025年常住人口的總撫養比將超50%。［5］廣州市如果不在“人口紅利”期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那么當進入常住人口總撫養比超60%的“人口負債”期時，廣州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二、廣州市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思考。

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的定義，包容性發展指邊緣群體（不論性別、種族、年齡、信仰、殘疾或貧窮）能夠參與并從中獲益的發展。［6］在分析目前廣州社會管理所面臨新的形勢基礎上，筆者認為，包容性發展模式可以為我們思考廣州市檢察機關如何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

（一）包容性發展是檢察機關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2007年10月，中央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2009年11月15日，總書記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發表了題為《合力應對挑戰推動持續發展》的重要講話，強調要“統籌兼顧，倡導包容性增長”。2010年9月6日，總書記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致辭中再一次指出“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由此可見，包容性發展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脈相承。一方面強調了增長的必然性，體現了發展的第一要義。另一方面強調了包容的兼顧性，反映了發展必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要對社會各界群體利益統籌兼顧。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要充分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就必須在檢察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確實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過檢察職能的發揮真正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二）包容性發展是檢察機關服務“十二五”規劃的必然選擇。

2010年10月27日，中央第十七屆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五大主要目標，包括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以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正如一些學者所分析的，該建議凸顯了包容性增長的主旨。表現在，五中全會對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僅提出了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以此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再次強調要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等。［7］為此，檢察機關要切實發揮檢察職能服務“十二五”規劃，就必須將中央有關推進包容性發展的精神落實到檢察工作的每一個環節當中。

三、構建檢察工作包容性發展模式的幾點建議。

包容性發展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發展，二是包容。發展強調的是效率和效益。包容強調的是公平、合理、平等與和諧。［8］廣州市檢察機關要根據自身實際，通過有針對性、有步驟的措施加以探索。

第9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

利用空間統計方法研究社會經濟、自然等要素的地理空間分布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15~17]。標準差橢圓（Standarddeviationalellipse,SDE）是空間統計方法中能夠精確地揭示經濟空間分布多方面特征的方法[18,19]，最早由Lefever在1926年提出，用于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間分布特征[20~24]，已在社會學、人口學、犯罪學、地質學、生態學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25~29]。SDE方法通過以中心、長軸、短軸、方位角為基本參數的空間分布橢圓（見圖1a所示）定量描述研究對象的空間分布整體特征。具體來說，空間分布橢圓以地理要素空間分布的平均中心為中心，分別計算其在X方向和Y方向上的標準差，以此定義包含要素分布的橢圓的軸。使用該橢圓可以查看要素的分布是否被拉長，由此而具有特定方向。SDE方法基于研究對象的空間區位和空間結構，可從全局的、空間的角度定量解釋地理要素空間分布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空間形態等特征。橢圓空間分布范圍表示地理要素空間分布的主體區域，其中，中心表示地理要素在二維空間上分布的相對位置，方位角反映其分布的主趨勢方向（即正北方向順時針旋轉到橢圓長軸的角度），長軸表征地理要素在主趨勢方向上的離散程度。SDE主要參數的計算公式如下：式中，(xi,yi)表示研究對象的空間區位，wi表示權重，(----Xw,-Yw)表示加權平均中心；θ為橢圓方位角，表示正北方向順時針旋轉到橢圓長軸所形成的夾角，~xi、~yi分別表示各研究對象區位到平均中心的坐標偏差；σx、σy分別表示沿x軸和y軸的標準差。對不同橢圓的大小、方位等基本參數進行比較，可以提供不同空間分布之間的差異信息，而且空間分異系數可以定量刻畫不同分布之間的空間分異程度（圖1b）。例如，空間分布B相對于A的空間分異系數IB/A可通過以下具體表達式定量描述：IB/A=空間差異部分B的面積空間分布B的面積(5)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空間計算主要基于Arc-GIS10.0展開，空間參考為等面積的Albers投影坐標系統（中央經線為105°E，標準緯線分別為25°N、47°N）。

2基于特征橢圓的中國經濟空間分異

倘若不考慮任何自然要素及社會經濟要素的作用，社會經濟、人口等在國土空間的分布應該是均衡、隨機的，因而國土空間均衡分布是經濟空間分異的起點。而實際上，在“第一自然”代表的自然稟賦差異的影響下，區域發展的起點并不平衡，同時，由于“第二自然”帶來的區域發展內在核心動力——聚集機制的空間差異，區域發展的過程也呈現不平衡的特征，這“兩個自然”的作用共同導致了經濟空間的分異。本研究采用SDE方法分別定量刻畫出國土均衡分布以及表征“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分異作用的相關特征分布，繼而以國土均衡分布為基礎參照，分別以國土空間“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相關特征分布為依據，在空間上定量刻畫、分析中國的經濟空間分異。2.1國土均衡分布橢圓國土作為國家的地理標志，具有特殊而復雜的幾何特征，其國土尺度和形態對一個國家經濟、人口、政治等的空間組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學術界早就認識到國土的空間幾何特征，使用重心、標準距離方法等統計方法來確定這些特征[30~33]，但目前還未有學者應用SDE方法同時從從中心性、展布范圍、方向趨勢等多個角度精細地定量刻畫中國國土空間的幾何特征。本文研究以105°E為中央經線，對中國連續大陸空間（不包括海南、臺灣等島嶼）進行30′×30′經緯度剖分，在國家幾何輪廓內共確定了3048個剖分點來表征中國連續國土空間，繼而以這些點的空間區位為基礎，運用SDE方法在等權重的條件下（即將所有點的權重均設定為1或其他相同的值）計算得到完全均衡狀態下的中國國土空間分布橢圓。中國國界空間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系統。計算得到的中國國土均衡分布橢圓見圖2，其中，中心在甘肅省蘭州市（103.30°E，36.64°N），長半軸為1684.35km，短半軸為1161.88km，方位角為86.26°。從空間范圍來看，國土均衡分布橢圓覆蓋528.34×104km2的大陸國土面積，約占全國土面積的55%。該特征橢圓可為研究中國空間分異提供基本參照，從而反映經濟、人口等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性、集中性。2.2國土地形分布橢圓Krugman所說的“第一自然”力量主要是指海拔、地形、水資源等決定空間經濟演變起點的自然稟賦要素，在長期尺度下具有不變性，可以促進或限制經濟的發展。在自然要素中，地形因素是人地相互作用的空間結構基礎，其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具有控制和分異作用[34,35]。本文研究以地形因素為主要因素，通過中國連續國土空間地形分布橢圓刻畫“第一自然”要素對區域經濟空間發展起點的分異作用。研究主要針對上述3048個經緯度剖分點展開，借助ArcGIS的空間分析功能，基于數字高程模型數據（DEM,1:400萬）提取出每個剖分點的高程信息。繼而通過加權標準差橢圓方法計算連續國土空間地形分布橢圓——即基于3048個剖分點的空間區位信息，將每個點要素的高程信息作為權重計算得到國土地形分布橢圓。通過計算，中國國土空間地形分布橢圓中心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94.64°E，35.16°N），長半軸1327.89km，短半軸870.11km，方位角為89.22（°圖3）。總的來說，國土地形分布橢圓覆蓋358.40×104km2的大陸國土面積，約占全國土面積的37%。相對于國土空間均衡分布，地形分布橢圓中心分布明顯偏西，長、短軸均顯著小于國土均衡分布橢圓，這直接反映出中國地勢的西高東低。圖3中國國土空間地形分布橢圓Fig.3ThespecificellipseoftopographydistributioninChina2.3中國人口分布橢圓Krugman將人類活動形成的交通條件、人口與資本聚集區位稱為“第二自然”。經濟活動最突出的空間特征是聚集，其產生的前提條件是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如果需求和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完全均勻，所有的商品生產都將是當地性的，這時將沒有空間分異[36]。人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人的分布是人用腳在給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等投票，因而本文以人口分布為主要因素反映“第二自然”要素的分異作用，主要針對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分縣數據（不含港、澳、臺地區）開展研究。通過加權標準差橢圓方法計算人口分布橢圓，中國人口空間分布橢圓見圖4，其中，橢圓中心在河南省南陽市（113.62°E，32.63°N），長半軸為1092.86km，短半軸為822.18km，方位角為28.83°。人口分布總體表現為“東北-西南”的空間分布格局，空間分布主體在長江中下游平原和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其覆蓋252.97×104km2的大陸國土面積，約占全國土面積的26%。胡煥庸線是適宜人類生存地區的界線，而且具有穩定性[37,38]，其東南方約40%國土面積上居住著90%以上的人口，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線西方人口密度極低，主要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從圖4中可看出，中國人口分布軸線（長軸）與胡煥庸線近似平行，且其絕大部分分布在胡煥庸線的東南方。圖4中國國土空間人口分布橢圓Fig.4ThespecificellipseofpopulationdistributioninChina3

3結果分析與討論

總的來說，中國國土空間均衡分布和地形分布總體表現為“東-西”空間格局，人口分布總體表現為“東北-西南”的空間分布格局（圖4）。相對于國土均衡分布橢圓，中國人口空間分布靠近東部地區，其橢圓長、短軸長度均顯著減小，充分表現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分異特征和空間聚集特征。如國土空間均衡分布的橢圓長、短軸分別為人口分布橢圓長軸、短軸的1.54、1.41倍（表1）。地形要素對人口分布及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分異作用顯著，其中，相對于地形分布橢圓，人口分布橢圓的空間分異系數為89.55%（即，與地形分布的空間重疊部分僅占人口分布橢圓面積的10.45%）。除了地形因素之外，水資源、氣候等因素也對人類活動具有重要的影響，胡煥庸線是通過人口表現出的自然，其與氣象上的降水線、地貌區域分割線等均存在某種程度的重合，如，與作為中國半濕潤區和半干旱區分界線的400mm等降水量線基本重合。結合胡煥庸線進一步分析“第一自然”要素的分異作用，經計算，人口特征橢圓的93%位于胡煥庸線的東南方。在中國經濟主體區域的內部，也存在著經濟空間分異。城市作為集聚經濟在空間上的體現，其經濟產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聚集經濟的空間分異作用。因此，為了進一步分析和討論中國經濟空間分異，本部分研究基于2010年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和地區生產總值[39]，得到中國地級城市體系人口分布和GDP分布特征橢圓，見圖5。通過計算，城市體系人口分布中心與基于縣域普查數據的人口分布中心基本一致（表1），且城市體系人口分布橢圓范圍占縣域普查人口分布橢圓面積的74%，因而研究城市體系經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由圖5可看出，中國地級城市體系人口、GDP分布主體均完全分布在胡煥庸線的東南方，主要集中在約20%的大陸國土面積上，而且二者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空間差異?？傮w來說，基于地級城市體系的GDP-人口兩個分布之間以東-西方向差異為主，GDP分布相對于人口分布的空間分異系數為15.45%（即，二者空間重疊部分占GDP分布橢圓面積的84.55%）。由于中國經濟主體——沿海地帶的狹長狀分布特征，城市GDP空間分布，更靠近東部沿海地區，橢圓方位角較小，分布范圍（長、短軸）略大。人口分布以長江中下游平原和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為主體，在GDP分布橢圓的西南方。綜合以上分析，由于地形、降水、氣候等自然稟賦因素是影響區域發展起點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因此從“第一自然”要素的空間分異和控制作用來看，胡煥庸線以西地區，特別是西北側地區發展經濟、集聚人口的功能較弱，其總體以生態保護和恢復為主（根據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國22個限制開發區域大多分布在胡煥庸線兩側）。而且通過對比分析2000年第五次縣域普查人口分布橢圓和2010年第六次縣域普查人口分布橢圓，發現2010年中國人口分布中心向東南方向移動，西部地區有限的人口紅利仍在流失，東、西部地區人口不均衡性在進一步加大，這也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產業的空間聚集是一種地緣現象，因而經濟空間分異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確?？臻g發展能夠兼顧效率和公平是實現國土經濟空間優化發展的關鍵。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構建城市化戰略格局，促進經濟增長和市場空間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拓展。靠近人口分布是判別區域空間公平的標準[40]，而臨近市場空間則更能體現效率，因而減小二者之間的空間差異將有助于兼顧效率和公平。目前中國城市體系人口分布比GDP分布略靠西南方，通過重點培育人口分布較為集中的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群等中西部經濟增長極可有助于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和市場空間向西發展；可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吸引人口向GDP分布橢圓北部地區流動、聚集，發揮人口紅利的拉動作用，推進經濟增長由南向北發展。

4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