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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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從本質上分析，貿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實保障世界范圍內各個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從而不斷增加各個國家在經濟方面的福利。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貿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考慮的貿易政策，其強調的并不是立足于經濟學理論上成本與收益的簡單效率計量，而是與各種政治因素緊密聯系的復雜性貿易決策或方針。由此可知，無論是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國內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貿易政策的本質而言，其最終應用的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國家內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貿易政策中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就貿易政策而言，其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又可稱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對這一概念進行分析時，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方法，而是國際層面上的現實主義方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際現實主義應運而生。這一主義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上對經濟大蕭條時期，工業化國家以“以鄰為壑”這一貿易政策為福利的舉措進行了客觀解釋。以現實主義者為例，其主張的觀點主要包括：1.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單位是國家。2.理性占主導的國家所追求的是權利在自身層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國家整體而言，其整體利益更為重要，所以各個國家的政府便是保障這一整體利益的有效途徑。 3.成本與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國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和決策的主要依據。除此之外，有由金德爾伯格、庫拉斯納以及格爾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權安定理論”，是貿易政策在國際層面上較為有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該理論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之中，一個國家的地位能夠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對外部國家采取的經濟政策。也就是說，一旦在國際這一綜合體系中，出現了一個軍事、經濟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個體國家時，這一國家必然會要求并嘗試構建一個相對開放的國際化貿易體制，從而通過報復、制裁等一系列強制手段進行相關規則、條例的執行和實施。

 

二、貿易政策中國內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貿易政策，不單單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結果，還是各個國家自身內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因素整合影響和綜合作用的最終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貿易政策便是各個集團利用政治進行利益決策的真實反映。在國內層面上，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包括以下理論：

 

1.人們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需求者，選民會直接投票選擇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進和擴大的候選人。而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供給者，無論是總統，還是議員，這些決策者都會盡可能追求當選或是連任。在貿易政策決定中，這一理論的應用，需要對經濟市場進行假定，即競爭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簡單多數的直接投票原則決定當選者、零投票成本以及決策者選擇自由貿易政策。

 

2.斯托帕爾-薩繆爾森定理。該定理認為，當一個國家在勞動者數量上大幅度超過資本所有者數量時，如果其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出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進口，那么，政治層面的決策者便會以絕大部分勞動者的主觀要求對貿易政策進行自由化開放。反之，如果這個國家的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進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貿易政策便會使得絕大部分勞動者利益受到損害，故此，該國家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傾向。這就是國際貿易政策中經常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

 

三、貿易政策中綜合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應用

 

(一)研究DUP經濟

 

DUP，其實是與非生產性尋租直接的活動的簡稱。克魯格表示，與經濟學理論上單純的尋求社會財富增加不同，這不是簡單的尋利行為。雖然這種直接且不具備生產特性的尋租活動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業價值，也不能間接增加其勞務價值，但是，卻可以通過特殊形式尋求并收獲最大化的綜合利益。在國際化貿易活動中，這一理論便有典型表現。通過一系列的院外活動，利益集團可以直接對相應產業實行兩個貿易管理措施，以此確保集團可以獲得相應的利益。其一，最高規格關稅的實行。其二，進口、出口配額的直接保護。通常情況下，這種院外活動的開展和進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個，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實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結果。就關稅政策而言，其存在的價值就是保護整個民族工業的全面發展。但是，當國內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企業壟斷現象時，其他企業便會失去提升質量、改進技術、增強市場核心競爭力的能力和激勵，故此，關稅政策便會自然成為保護尋租行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進口許可證制度、匯率高估管理制度、進口配額、外匯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隨進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條例，也會產生相應的經濟租追求活動。從資源應用的角度分析，雖然這些活動屬于對社會經濟資源中有效資源的消耗和浪費，但是，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社會成本的貿易保護，并逐漸發展成為其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選擇貿易政策工具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廣泛使用的貿易政策其實是與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分析是相背離的。事實上，之所以讓國外直接承擔例如反傾銷稅、自愿出口限制、反補貼稅等系列保護成本造成的大規模福利損失，而不直接運用在政策上可獲得最優化經濟效率或次優化經濟效率的工具，是因為政治決策者考慮其影響因素、影響范圍、影響程度時，不僅要從經濟層面上深入考慮，還要從政治層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貿易政策決策

 

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中，絕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且彼此分離的政策性領域。其中，一個領域是產業部門，另一個領域是國民經濟。按理說，政策焦點原本應該屬于宏觀理論上的國民經濟管理，但實際上，卻是偏向于單個且微觀的產業部門的。針對這一點，行政部門之間的一系列活動體現得較為顯著。以行政部門之間的內部或外部妥協，以及行政部門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為例。這便是美國現行寡頭政治最核心的特點，正是由于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牽制，反而阻礙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貿易優化政策的實施。在政治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就各大產業而言，其反對外國進行貿易競爭保護的具體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實利用經濟計量這一科學合理的方法進行分析和判斷。針對這一方面，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研究試驗。同時，這些豐富的文獻和研究也為貿易政策中保護性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

 

四、結束語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關重要的。無論是自由貿易政策，還是反對自由貿易政策，其最終決策都需要經過宏觀和微觀的綜合分析。當然，利用科學有效的經濟計量方法進行其他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計算和預估，也是保障國際貿易雙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說，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升自我國家在要素配置和經濟福利方面的收獲程度。

第2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關鍵詞：制度競爭 國際競爭 實證分析 制度競爭力

制度競爭的重要性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間競爭的背后都包含著制度的競爭。制度競爭實際上是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互動和博弈的過程，并受到各國改革開放程度的影響。制度競爭的根本目的在于獲取預期制度的潛在收益，促進本國社會經濟的穩健發展。

現在人們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從宏觀層次來看，制度能促進一國經濟發展，有效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環境將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降低社會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從微觀層次來看，能解決激勵和約束兩大市場經濟中的基本問題。因此，制度建立、改革、創新直接關系到一國的經濟效率甚至興衰成敗。從這個角度上來考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異。

鑒于各國國情，在制度的選擇上，各國總會選擇能夠促進本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使本國與其他國家的競爭能處于優勢的制度，勢必導致國家之間在制度選擇和安排上的競爭。制度競爭可以使各國在總結原先制度優秀因素的同時，不斷加強各個層次制度安排經驗的交流與互動學習，優化各國制度體系，降低制度設計安排成本，提高制度實施效率，增強國家競爭能力。各國通過制度競爭，加速制度變遷和創新，不斷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因此，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制度競爭成為人們研究和關注的課題。

制度競爭與國際競爭的相關理論分析

現代經濟學相關理論的一個暗含前提是把國際競爭的主體設為企業，對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分析僅僅強調微觀層面。或者僅僅將政府參與國際競爭界定為“保護”或者“直接干預”。他們關注和論證的中心往往只限于微觀的物質技術層次，重視物質效率，即單純以企業或產業的技術效率作為國際競爭的全部內容，政府要么是國際競爭中無所作為的“守夜人”，要么直接參與到企業的國際競爭中去，缺乏本身獨立的主體地位。

然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國家競爭優勢并非僅僅依靠微觀的、物質技術形態的競爭取得，企業或產業之間的競爭只構成了國際競爭的一個維度，另一層次的競爭是一種宏觀層次的競爭形態，即宏觀形態的政府之間的競爭。相對于微觀形態的企業之間的物質、技術效率競爭而言，宏觀形態的政府之間的競爭則表現為一種制度競爭，取得一種制度優勢是這種競爭形態的中心，這兩種競爭形態共同構成了國際競爭的內容。

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已表明，微觀層次的效率是以一定的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的效率為前提的，而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的作用比個人或其他組織都重要；一國政府面臨著來自國內各利益集團和外部競爭者的壓力。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各經濟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希望在一個高效率的制度環境中配置其所掌握的資源。因此，要素通過跨國流動可以進行制度選擇，這種微觀主體的制度選擇行為將迫使一國政府尋求建立制度優勢。

因此，本文認為國際制度競爭有三重含義：其一是指參與國際競爭的主體，尤其是國家或區域之間選擇規則或規則體系的競爭，競爭過程往往伴隨著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以制度優勢促進社會資本積累，刺激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等的投資形成，加強對參與國際競爭的個人、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創新激勵，同時也形成相應的約束體系，規制經濟主體的行為，減少經濟運行中的摩擦成本，增強其競爭能力。其二是指通過制度競爭形成制度優勢，加強對全球可流動資源的吸引和利用，促進內部比較優勢與外部資源的有效結合。其三是指國家或區域在國際經濟交易規則或共同規范建立的博弈過程中進行競爭，加強自身的談判能力、影響力和適應能力，減少本國在國際競爭中的不確定性因素。

我國參與國際制度競爭的實證分析

我國從1978年以來進行的改革開放意味著我國經濟從此進入了一個體制轉型時期。體制轉型實質上就是制度競爭和制度變遷的過程。這一制度變遷帶來了顯著的經濟增長，2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并駕齊驅、相輔相成，體制轉型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

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逐年上升，從1989年的51.01%提高到1999年的68.07%，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也達到了36.2778%。可見，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因素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根據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公布的年度報告《世界競爭力年鑒》所提供的國際競爭力數據，可以把握我國國際競爭力趨勢，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根據該年鑒提供的資料，我國經濟表現競爭力一直名列前茅，1998年至 2001年，雖出現了排名逐步滑坡的現象（見圖1所示），分別排第3、4、5、7位，2002年又恢復到第3名。1999―2002年間中國國際競爭力綜合排名較穩定，平均在30位左右；主要取決于中國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而經濟穩定發展歸根結蒂是由于在競爭中制度不斷完善和不斷創新。

我國政府效能競爭力排名（見圖2）從1998年以后，出現了下降趨勢，1998年至2001年排第19、31、32、35位，在2001－2002年，出現了較大的提高，從2001年的35名上升到2002的30名，提高了5個名次。

企業效率是我國競爭力四大要素中表現最差的一個，不但其競爭力水平低，而且從1998年以來我國的企業效率競爭力排名直線下滑（如圖3所示），大約以每年3個名次的速度下降，從1998年的第32名一直落到了2002年的第43名，企業效率成了中國整體競爭力提高的不利因素。因此，只有改善管理方法，提高生產率、完善勞動力市場等，逐步縮小與世界先進企業的差距，中國的企業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立足之地，從而促進中國競爭力綜合水平的提高。

我國的基礎設施競爭力排名，1998年排第30位，1999年第35位，此后各年依次是第34、39、35位（如圖4所示）。此要素排名呈現出不斷振蕩的不穩定態勢，2002年出現了較大的提高，從39名前進到了第35名，目前基礎設施競爭力處于提高階段。但總的來說，我國在49個參與評估的國家和地區中，基礎設施是比較落后的。

一國的制度優勢可以吸引外部資源，尤其是高質量的外部資源，以彌補國內的要素供給缺口。由于FDI有助于提高一國企業的競爭力，并從整體上增強國家競爭優勢，世界各國近年來競相調整與FDI有關的規制制度，都在努力吸引FDI，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持續的制度競爭浪潮。據《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在2004年有102個國家參與了修改調整與FDI相關的制度，并且其中有235項是有益于制度調整的，而不利項只有36項，這很大部分上提高了制度競爭的實力。

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一項研究成果也表明，1998―2000年間世界各國在流入FDI的吸引潛力排名中，排名最前的20個國家，其勝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等結構性因素。

我國在這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我國已經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吸引投資首位了，現在吸引投資已經從原來單純的政策優勢轉向綜合國力的優勢。在《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關于吸收FDI業績指數和潛力指數排名中，我國的FDI業績指數雖然是微弱上升，從1990年的46位上升到45位，甚至2004年的業績指數低于上一年，但是FDI潛力指數卻有明顯的升高，排名從41攀升至32，見表1。可見，我國在投資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有了極大的改善。

而這種成就是與我國為吸引外資而專門進行的各種制度創新是分不開的。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從各個方面積極履行“入世”的承諾，法律政策的相應調整，投資領域的進一步擴大、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降低等，都從客觀上為外商提供了政策更加公開透明，運轉成本以及風險更低的企業經營環境。

從以上分析可知，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更加凸顯了制度的重要作用，政府作為宏觀層面的國際競爭主體，應發揮關鍵性作用。在未來的國際制度體系競爭中，我國政府應對目前的制度競爭格局進行調整，加速國內市場化取向的制度創新，建立完整、靈活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尤其是有效的產權制度，這是參與外部制度競爭的前提。培育微觀競爭形態的國際競爭主體的創新機制，增強其競爭能力，最終形成國際競爭中宏觀與微觀二層次協調的競爭優勢。

盡管制度因素在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實施的不完全性(即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實施主體間差異)決定了制度不是萬能的。制度只是一項工具，不是目標，無論制定和實施什么樣的制度安排，都必須考慮到其成本與收益，不能單純地為追求制度的合理性而忽視制度實施中的實際效果。同時應該注意，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人文、社會及地理環境，不可盲目套用他國成功實施的制度安排，或盲目排斥他國運行效果不盡人意的政策規范。應從本國的實際狀況出發，并在制定后的實施過程中做出適時改進和調整。

參考文獻：

1.盧現祥.新制度經濟學[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2.孫剛等.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制度競爭.華東經濟管理，2003第17卷第5期

第3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關鍵詞] 紡織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競爭優勢

紡織服裝產業一直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WTO紡織品服裝配額限制的取消，一方面為我國服裝出口帶來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世界服裝貿易面臨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新的貿易摩擦，當前我國服裝產業的發展還存在許多的不確定性。因此，研究我國紡織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評估

一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強弱，最終會表現為在國際市場上參與競爭的結果，這些結果可以通過一系列顯示性指標進行衡量。我們可用這些指標，對我國紡織服裝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行測量和評估。

1.國際市場占有率分析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國某產業或產品的出口額與世界該產業或產品的出口額的比值，它反映了該產業或產品的出口在世界市場上所占的比例。

表1比較了我國和其他一些主要服裝出口國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服裝市場占有率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1994年我國的市場份額從世界第三位上升到了第一位，成為世界服裝生產第一大國，并一直保持第一的地位。2000年以后，我國的服裝產業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近年來占有率更是突破了25%。反觀其他主要生產國，美國、意大利等發達國家的生產線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國際市場占有率逐年下降。韓國等國的資源成本逐漸上升，其市場占有率隨之減少。

表1 世界主要國家服裝國際市場占有率 （%）

資料來源：李雙燕趙文武:中國紡織品服裝的國際競爭力研究.中原工學院學報,2005，(5)：30-33

2.競爭優勢指數分析

競爭優勢指數，是指一國某產業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其計算公式為：TC指數= (出口-進口) / (出口+進口) 。TC指數的取值范圍為(- 1 ,1)，當其值接近0時，說明比較優勢接均水平；當其值大于0時，說明比較優勢大，且越接近1越大，競爭力也越強。

表2是根據我國服裝產業進出口情況所計算的TC指數表，該表顯示1998年～2003年6年時間里我國服裝產業總體TC指數均大于0，同時，從1998年的0.56到2003年的0.67，TC指數在逐年上升。這說明我國服裝產業近幾年發展迅速，而且在總體上顯示出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是，要注意到該指標是以貿易金額來計算的,并沒有考慮商品質量的高低，因此從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我國服裝產業出口數量龐大，但附加值相對較低的事實。

表2我國服裝產業進出口情況及TC指數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張宏性.中國紡織服裝業國際競爭力研究.統計研究,2005，(1):30-34

3.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分析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也稱RCA指數，它是通過一國某產業在該國總出口中的份額與世界貿易中該產業占總貿易額的份額之比計算出來的。如果一國某產業的RCA指數>1，則說明該產業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反之沒有。RCA指數越大，則該產業的競爭優勢越大。

下圖是根據我國服裝產業在我國總出口中的份額和世界貿易中服裝產業占總貿易額的份額計算所得的我國服裝產業RCA指數圖。

從下圖可以看出，我國服裝產業的RCA遠大于1，上世紀90年代末甚至達到5左右。由此可見，我國服裝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不容置疑。另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到，我國服裝產業的競爭優勢強度在逐年下降，這一情況表明了我國服裝產業在世界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存在實際競爭力不斷降低的隱憂。

我國服裝產業RCA指數圖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協會.2004/ 2005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

二、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不可否認，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國的紡織服裝產業已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國際競爭力逐步增強。但同時，該產業也存在一些問題，阻礙其競爭力的進一步提高。

1.上游產品部門發展緩慢

我國的服裝出口企業主要是出口加工型企業，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服裝出口企業只是外國服裝的“加工車間”。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國服裝加工產業的發展快于其上游產品部門的發展，存在著嚴重的“瓶頸”現象。上游產業的面料、輔料生產與服裝生產脫節，缺少適合高檔服裝的面料，使得我國每年有60%的高檔面料不得不依賴進口，而這又不利于降低紡織品服裝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加大了我國服裝產業角逐國際市場的難度。

2.低層次加工貿易比重較大

2005年我國服裝出口中，一般貿易方式出口819.13億美元，同比上升24.28%；進料加工貿易出口199.59億美元，同比上升12.68%；來料加工貿易方式出口107.09億美元，同比增長1.31%。這些數據說明我國服裝出口額中加工貿易的比重雖然在下降，但仍然占有相當大比重。服裝產業加工貿易的主要優勢在于容易獲取的廉價勞動力，但發展中國家在這個生產階段存在激烈的競爭。這意味勞動密集型服裝的價格與從發達國家進口的先進技術的價格比越來越低，即作為外國服裝經銷商的“加工車間”，我國的服裝出口企業只是從中賺取一些微薄的加工費。

3.單純依賴價格競爭

我國服裝出口雖然數量不斷增長，但平均單價卻在下降。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我國服裝出口平均單價是每件2.36美元，到2002年達到最低點每件2.23美元，到2005年增加到每件2.68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4.53%，比2001年同期增長了13.56%。然而，出口單價仍不及發達國家服裝出口單價的四分之一。

結合我國服裝的出口額不斷上升的事實，說明我國的服裝出口至今還未完全擺脫數量型增長的模式，非價格競爭體系尚未真正建立，尤其是出口企業快速反應能力不高，因而出口經濟效益和單位創匯水平難以有質的飛躍。僅僅依賴價格競爭意味著任何價格的波動都可能對我國服裝產業帶來巨大的影響。這一問題是由企業的策略、結構和競爭因素所導致的。

三、提升我國紡織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前文所述說明，當前我國紡織服裝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但是，比較優勢并不等于競爭優勢。為了使紡織服裝產業的競爭力在長期中得到持續提升，本文針對該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關策略如下。

1.“走出去”策略

“走出去”是指使我國的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各種生產要素輸出到國外，到國外投資開辦工商企業，將生產能力向國外延伸和布局。其核心的經濟含義是指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集成。

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在實施“走出去”策略中，選擇好目標投資市場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我國服裝企業應該重點選擇以下兩種類型的市場進行投資：第一類，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如柬埔寨、越南等國。因為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在這些國家設廠無須長途運輸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第二類，一些政治穩定的非洲國家。非洲服裝市場潛力巨大，并且產業內有競爭力的企業不多，這使得在非洲投資設廠可能獲得較高收益。同時，非洲的一些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可以給服裝企業提供廉價的原料。

2.產業鏈條深化策略

一直以來，紡織服裝產業被看作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典型代表。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現代高科技向服裝業的導入，現代紡織服裝業已變成了一個技術密集型產業。例如，意大利的服裝出口中包含了大量高技能勞動力，生產和制造過程中較多地應用了電腦輔助設計和輔助制造的技術。相比之下，我國的紡織服裝生產主要依靠從事簡單和重復性工作的非熟練勞動，仍表現出很強的勞動密集型特征。在美國市場上意大利服裝的平均價格為16.09美元，而中國服裝的平均價格為3.57美元，僅為意大利的四分之一。

為此，我國的服裝生產企業應及時轉變傳統觀念，加大技術密集型服裝的生產和開發。在加工貿易中也應該盡量延深加工深度，從原料或半成品的生產向最終產品的生產延深，提高最終產品生產的比重；提高加工的精度，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努力發展中高檔產品的比重；合理和節約使用原材料；提高產品的知識、技術集約度。當然，服裝產品結構的深度化及高附加值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經過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3.品牌建設策略

品牌建設策略是提升我國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它不僅能促進產業競爭優勢的培育，還能解決我國服裝產業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我國的服裝產品，從面料選擇到款式設計，從產品的工藝到對流行趨勢的把握，都遠遠落后于國際知名品牌。因此，首先應該把提高服裝品質上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來審視，從服裝的硬件生產水平――廠房、設備、技術、流程，再到服裝的軟件生產水平――產品定位、面料選材、款式、流行趨勢的把握多方面的進行整合，從面料入庫到成品出庫，嚴把質量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創造國際化的品質，為提高品牌競爭力打好基礎。

從服裝產品的渠道來看，國內目前主要銷售渠道還局限于大流通、大批發或為國際品牌代工的階段。事實上，如果想在服裝銷售中占得先機，那么就必須擁有一條屬于自己的銷售渠道。目前，服裝產業的新興銷售渠道主要有中高檔商場專柜、品牌專賣店、國際化網絡等幾種模式。我國的服裝企業必須在渠道上有所創新，使產品盡可能地展現在消費者的面前，方可提高品牌認知率。

此外，在打造服裝品牌的時候，產地與設計師的優勢也應該盡全力進行把握。通過與世界服裝強國聯姻，有效地借助產地優勢，可以大幅度的增強品牌信任感。同時，國內服裝品牌可以與國際著名服裝設計師達成協議，成立服裝研發中心，通過不斷深入地交流來對國際服裝趨勢進行把握，同時可以借國際設計大師之名來提升自身品牌的競爭力。

第4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1.基本現狀

1.1.生產情況現狀

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生產和貿易額居世界前列，擁有較為健全的紡織服裝工業系統，具有規模大、門類全等多個特點。紡織纖維是我國紡織業的主要產品之一，其產量和生產能力世界第一。

1.2紡織服裝產業對外貿易概況

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勞動密集型產品（鞋類制品、玩具、紡織服裝等）貿易在我國快速發展（見下表）。其中由于出口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取消、關稅的減讓、市場開放程度進一步深化、貿易權分步的放開，我國紡織服裝行業取得穩步較快發展并取得優秀的成績。

2.服裝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2.1宏觀調整力度不足，延伸水平低

這么多年以來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方式主要在于數量上的優勢，卻沒有在質量上有過多追求，低端產品占總產量的比重過大，導致很多工廠有存在較嚴重的貨物積壓現象，其中這些問題導致消費結構與產品結構不匹配，消費者難以買到滿意的服裝，再者導致企業或工廠經濟效益較低，從而企業或工廠的產品出現滯銷的狀況。

2.2產業與設計脫節

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在我國從開始的模式為出口加工型，就是僅僅依靠來樣或來料進行的純加工模式。而在世界紡織服裝產業發達的法國、意大利等國家，走的是設計型、創新型的線路。

2.3工藝技術落后

我國在紡織服裝產業設備方面的整體水平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了巨大增進的，突出的在平縫方面是基本達到世界標準的。但在高精尖設備方面卻是不多。設計師能設計出來的高端作品，僅僅通過普通的器械是達不到其標準的，怎樣通過工藝來保證作品的品質，這個問題是國內現在還沒有深刻的認識。

2.4面料與服裝相關行業發展不相匹配

近些年來，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崛起速度迅猛，客觀來說是能給紡織服裝產業帶來一個全新的機遇，但根據一組國家統計機構的統計數據來看，事實并不是這樣：在紡織服裝貿易出口中，我國對進料和來料的生產和加工所占52%比重，國產紡織面料僅僅用于低檔服飾和大路貨的生產。這說明我國的國產面料大量過剩，卻花費更多的資金用于面料進口。

二、提升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我國紡織服裝產業要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取得竟爭優勢，既需要國家宏觀貿易利益與企業竟爭收益結合起來，也需要將短期目標和利益與長遠目標和利益結合起來。本文將在政府、行業、企業三個方面來探討相應的對策。

2.1政府方面

想要在未來國際分工新割據中，占據較有利的競爭地位，正確的政府政策引導對于目前處于急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階段的我國紡織服裝產業顯然是十分有必要的。比如在我國紡織服裝產業出口貿易中存在的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出口退稅等問題，對企業的引導效果不是很好。政府實施下調出口退稅率等行政和經濟調節手段的目的是為了推動紡織服裝產業的加快升級，很多企業其實并沒有此種意識，導致企業并不會認真對待，從而沒有及時對企業戰略結構的調整，繼續生存在低利潤的市場空間中生存，政府應加大對政策實施目的的宣傳。

2.2行業方面

2.2.1.創立國際品牌，強調品牌建設，實行差別化經營

在紡織服裝企業中，產品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設計、工藝、面料、配件等多中元素上，于是有差別的元素正式通過企業品牌映射到消費者的意識中。因此，一個品牌的好壞決定了紡織服裝產業的主要利潤。

2.2.2.加強對紡織服裝行業自律性的監督和管理，充分發揮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的協調作用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在我國紡織服裝對外貿易中的協調作用的體現越來越突出。行業協會在當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遭到一些國家貿易限制時通過行業外交手段，達到與國外紡織服裝工業組織交流和對話的目的，從而增進行業相互了解，貿易摩擦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同時，也促進了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出口。

2.3.企業方面

2.3.1.突破出口限制，改變競爭方式

由于資金短缺和缺乏人才，我國紡織服裝企業贏得訂單的方式一般通過競價方式，從而是企業陷入長期的低價格陷阱當中，導致企業一直缺少資金投入和人才培養方面的儲備。再加上出口紡織服裝產業這類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產品主要依靠數量和價格來促進，如果能夠實現從資本密集型-熟練勞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轉換，把方向和目標放著眼于“四高”（價高、利潤率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就能從根本改變我過目前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現狀。

2.3.2.重視企業高管和新型技術人才的培養

在過去，我國傳統的紡織服裝產業不愿使用高級企業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這直接導致了企業管理和技術水平的滯后。紡織服裝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新型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的培養和使用，有必要的話還可以從國外引進人才，這樣才能從宏觀的層次促進企業進步。

另一方面，紡織服裝企業還應重視提高生產線上生產者的技能，增加對生產線工人的培訓，增加高級技術工人的比重，從而達到利用熟練勞動生產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加快企業產品升級。

參考文獻：

第5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關鍵詞：被動型分級基金；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

一、引言

國外的分級基金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分級基金起步較晚，但從2007年誕生至今一直保持著高速的發展。目前，我國已成立的分級基金多達56只，僅2012年一年已成立的分級基金就達32只，這一數量遠遠超過此前5年發行數量之和，成為今年以來發行數量最多的基金品種。但是，分級基金折溢價問題日益突出，為了說明這一現象，本文以基金規模為權重，構建分級基金加權平均折溢價時間序列圖（如圖1）。

從2010年中旬到2013年年初，除了在個別的時間段出現過大幅度的折溢價波動，被動型分級基金的折溢價率始終在合理范圍內上下波動。具體來看，2010年10月出現過較大幅度的溢價，加權溢價率最大為6.3%，2012年8月出現大幅度的折價，加權折價率最大為14.1%。

二、分級基金概述

（一）分級基金的分類

一般根據投資方式，將分級基金分為主動管理型和被動管理型兩大類。主動管理型相信基金績效可以擊敗大盤，所以積極操作投資組合以超越大盤表現為目標。被動管理型的特點就是完全復制標的大盤的走勢，其業績受到基金公司管理能力的影響較小，并且被動管理型的基金管理費用較主動管理型便宜，所以更受投資者歡迎。2012年已成立的被動型分級基金共有21只，占全年已成立分級基金總數的65%左右。

（二）分級基金的整體折溢價

分級基金的整體折溢價是指母基金在場外依據凈值進行申購和贖回，而子基金在二級市場上依據市場價格進行交易。二者之間由于交易機制的不同容易導致價差。用Di表示溢價率，a，b分別表示A類份額和B類份額的份額占比，PA表示A類份額的價格，PB表示B類份額的價格，NAVt表示母基金單位凈值。分級基金折溢價率公式為：折溢價率=（基金單位市場價格/單位凈值）-1，即

Di=■-1

（三）分級基金的套利

分級基金的套利分為整體折溢價套利和期現套利兩類。整體折溢價套利是利用母基金凈值與子基金的價格之間的價差進行套利。當母基金凈值小于子基金價格時，可在場外申購母基金，配對轉換成相應比例的子基金，在二級市場賣出獲利。當母基金凈值高于子基金價格時，在二級市場上買入子基金再配對轉換成相應比例的母基金，在場外贖回獲利。期限套利是指將分級基金作為現貨，利用股指期貨與現貨的基差進行套利。由于我國規定不能做空現貨，所以多采用“現貨多頭與期貨空頭”的組合套利。具體來說，當現貨指數出現低估，同時某一期貨合約被高估，此時應當賣出相應份數的期貨合約，申購分級基金份額，等到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基差恢復到正常水平時，通過反向平倉套利。

三、分級基金價格、凈值和大盤指數之間的動態關系分析

（一）樣本選擇和處理

本文選取的基金樣本為2010年到2011年年底已成立且具有配對轉換機制的被動型分級基金7只；選取滬深300指數收盤價作為大盤指數變量；樣本區間為2010年6月7日至2013年3月14日，每只分級基金的母基金日單位凈值，子基金日收盤價；大盤指數變量日收盤價序列共674個數據，為了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性，取對數后用LOGI表示。另外，用每日規模為權重，構建子基金的加權平均價格和母基金加權平均凈值。數據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

子基金i的價格：Piz=aPA+bPB。

子基金i的規模：Wiz=aWA+bWB。

子基金加權平均價格為

IP=■P■W■/■W■

母基金加權平均凈值為

INAV=■NAVimWim/■Wim

其中，IP為分級基金i的子基金的收盤價，INAV為分級基金i的母基金的凈值，Wiz為子基金規模，Wim為母基金規模。

（二）實證檢驗

1.單位根檢驗。在取得時間序列的樣本數據后，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用ADF（ augmented Dicky―Fuller ）檢驗方法，分別對加權平均價格、加權平均凈值和大盤指數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這個三個序列的統計量均大于臨界值，所以為非平穩序列，而其經過一階差分后變成平穩時間序列，說明原序列是一階單整序列。

2.協整檢驗。用基于多變量的Johansen檢驗，判斷IP和INAV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見表1。

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IP和INAV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說明雖然單個變量自身的運動是不平穩的，但是市場中存在某種經濟機制制約著變量的運動，使得他們之間在短期內不會偏離太遠，即折溢價率是均值回歸的，這與圖1中的現象也相符。然后，引入大盤指數用Johansen檢驗IP、INAV和LOGI這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見表2。

結果表明，加權平均價格、加權平均凈值和大盤指數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IP、INAV和LOGI的標準化協整系數分別為1.00、-0.8141、-0.9120。從協整系數看出，價格、凈值和大盤指數之間存在著長期的正向均衡關系，這與實際情況相符。

3.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期的選擇較敏感，不同的滯后期長度會得到不同的檢驗結果。因為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的檢驗式是VAR（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模型的一個方程，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滯后期就是Granger 因果檢驗的最佳滯后期。選取滯后2 期作為最佳滯后期。IP、INAV 和LOGI 這三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見表3。

結果表明，IP和INAV互為因果關系，IP和LOGI互為因果關系，INAV和LOGI互為因果關系。

四、結論

通過一系列的檢驗表明，母基金凈值、子基金價格和大盤指數之間存在長期的正向均衡關系。同時，三個變量之間互相進行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1.從Johansen檢驗得到，被動型分級基金的折溢價是均值回歸的。這說明子基金價格和母基金凈值之間由于某種經濟機制的作用在短期內不會偏離太遠，而這種機制正是配對轉換機制。在實際情況中，當母基金凈值和子基金價格之間出現大幅度偏離的時候，投資者找到被低估一方，配對轉換成被高估的一方，再拋出獲得差價。不停套利的結果就是使市場中的不平衡逐漸恢復平衡。所以，母基金和子基金之間由于受到配對轉換機制的約束，始終圍繞一個合理值進行上下波動。

2.從Johansen檢驗中發現它們是正向的均衡關系，并且由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發現，三個變量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且大盤指數對母基金凈值和子基金價格的影響較大。當大盤走勢下跌，凈值受到大盤的影響也會下跌，受到投資業績的影響，投資者在二級市場大量拋出子基金使得子基金價格降低，這又引起大盤指數進一步的下跌，導致折溢價幅度擴大。當折溢價幅度超過套利成本時，投資者會選擇進入市場套利。即，買低賣高，使子基金價格上升，導致大盤指數回升使得母基金凈值逐步回升。

3.從2010年9月大盤一路上升，在2010年11月8日見頂后開始下跌。子基金價格和母基金凈值受到大盤的影響呈現出先上升后回落的狀態，并且子基金價格上漲幅度超過母基金，而回落幅度小于母基金，所以在2010年9月到11月溢價率達到最大。因此，大盤指數可以作為投資者決策一個先驅性指標，作為預測基金走勢的輔手段，這也說明我國的證券市場是非有效市場，可以利用歷史信息獲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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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瑜琴，成鈞，李心丹.免費的午餐：分級基金溢價的案例研究[J].財貿經濟，2012（07）.

[4]張良財.分級基金套利研究[J].經濟師，2011（11）.

[5]李桂榮，孔令偉.滬深300股指期貨套期保值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2（02）.

第6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一般來說，通脹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具體從需求側理解，中國經濟增速長期超過潛在增長率水平，城市化的持續推進與相關投資過熱，以及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比如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的反危機政策）等均成為引致通脹的重要原因。下文將從經濟過熱與流動性過剩兩個角度分析我國通脹壓力的成因。

1.1 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壓力

在傳統經濟學的定義中將經濟的實際增長率超過潛在增長率的狀態稱為經濟過熱。一般用經濟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差來衡量產出缺口的大小，當這一差值為正時，經濟的實際增長率超過了潛在增長率，此時資源被過度利用導致供需失衡，供不應求的狀況將推動物價水平上漲。目前，國內學者的研究文獻大多傾向于認為中國GDP的潛在增長率為8%～10%之間，取9%作為潛在增長率的中軸，而自2002年以來，我國GDP同比增速持續超過9%，經濟一直處于高位運行狀態，過熱傾向非常明顯。

外需是中國經濟過熱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中國經濟的過熱更大程度上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過熱。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國以房地產市場化改革為標志的新一輪城市化周期開始啟動，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逐漸成為經濟增長最大的驅動力。從2003年開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每年都超過20%，已經遠遠超過名義GDP的增速，從理論上來說，投資過熱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引致外部價格波動的眾多因素中，中國過熱的投資需求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中國近兩輪外部沖擊型的通脹周期中，投資過熱從而導致國際市場相關產品供不應求的特征非常明顯。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的特點決定了我國對原材料、能源、設備以及土地等資源的需求和消耗非常之大，必須轉向國際市場獲取更多生產性資源，特別是原油、鋼鐵、有色、橡膠等大宗商品的上漲，無不貼上了中國需求的標簽。此外，經濟貿易全球化對農業和糧食發展的沖擊也越來越大，現在國際糧棉油產品中，除了稻谷外，價格均低于國內，導致我國食用植物油以及油菜籽等產品的進口量持續攀升。

上述討論是建立在中國需求引致外部商品價格上漲，從而刺激國內要素價格重估和通貨膨脹這一因果關系上，其理論基礎在于中國是一個需求大國，是價格的締造者而非接受者，其定價方式是以大國模型作為依據，這就決定了外部沖擊首先是由中國需求引致的，其次是外部沖擊加速中國國內的通脹水平，也就是說，在國內經濟過熱的環境下，極易形成中國需求外部沖擊加速國內通脹這一循環。

1.2 流動性過剩與通貨膨脹壓力

當經濟中投放了過多的貨幣，即會出現貨幣供大于求，產生流動性過剩。當前我國經濟中的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在M2增長速度長期且大幅超過GDP的增速，國際上最常用的是M2/GDP的比值來衡量流動性過剩情況。1990年、1995年、2000年我國M2/GDP的值分別為0.82、1.00、1.36，2009年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4萬億的財政刺激方案，當年新增貸款接近10萬億，使得M2/GDP大幅提高至1.78，屬于世界最高水平。進入2011年，雖然貨幣當局為應對通脹風險實施了從緊的貨幣政策，M2同比增速不斷下行，但由于M2存量巨大，2011年M2與GDP的比值仍然創出了1.806的歷史新高。

流動性過剩導致經濟中貨幣數量大于商品交易的需求，過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自然會導致商品價格被推高，引發通貨膨脹。需要說明的是，中國長期流動性過剩局面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

其一，我國經濟結構失調，消費率持續下滑，內部需求的緩慢提升無法消化快速增長的供給，導致我國經濟對出口依賴度很高，同時，我國在資本項目上也常維持順差，為了維持幣值穩定，我國央行通過購買外匯形成外匯儲備，而在這一過程中就向經濟中投放了等量的人民幣。

其二，巨大的套利空間導致熱錢持續流入。由于在全球經濟體中，中國政局穩定、經濟增長前景一枝獨秀，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進程，世界各國紛紛看好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熱錢采取各種渠道進入國內：或假借出口，或螞蟻搬家，或地下錢莊，等等。據估算，僅2010年我國熱錢凈流入量就達到755億美元之巨。

其三，全球流動性泛濫。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為了穩定金融市場，美聯儲將聯邦基礎利率大幅調低至0-0.25%這一歷史最低水平，同時還通過直接購買美國國債、資產支持證券等非常規的手段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由于美元在國際上仍為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美國流動性的泛濫通過國際市場向其他國家傳導，這其中就包括中國。

2.中國治理外部沖擊型通脹的政策選擇

我國通貨膨脹的引致因素復雜多樣，既有國內流動性長期過剩的壓力，也有地方政府強烈的對投資偏愛導致的經濟過熱，最重要的是，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復雜多變，而中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粗放式增長方式使經濟發展失衡，造成我國對糧食、能源和原材料等進口大宗商品高度依賴，因此極易對中國形成外部價格沖擊。輸入型通貨膨脹形成機制的多樣性決定了其治理政策需多管齊下。

2.1 治理輸入型通脹的常規性政策

（1）在兼顧其他宏觀目標的同時，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常規化。

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阻礙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在政策目標這一大方向上，在兼顧其他宏觀目標的同時，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常規化。若面對突如其來的外部價格沖擊，積極發揮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央行票據等各種貨幣政策手段的綜合效應，同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以此吸收一部分流動性。而從長期來看，中國應設立穩定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以預防流動性過剩引發通脹。

在外匯儲備管理方面，由于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會造成基礎貨幣大量的被動投放，從而產生流動性過剩問題。目前我國的外匯資產主要由央行以外匯儲備的形式持有，央行購匯的過程即形成了貨幣投放，因此，可以通過鼓勵民間持有外匯，同時增加官方外匯持有機構來降低央行的購匯量，斬斷外匯儲備與貨幣投放之間的聯系。

（2）應嚴格抑制投資過熱。

中央政府應加強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監督，通過加大行政處罰力度來遏制投資的過度增長。一方面，應完善我國的財政與稅收管理體系，建立科學合理的地方行政監管機制，對地方政府的行為進行充分的規范和監督；另一方面，必須要改變現有的地方考核機制，不能太過倚重經濟增長方面的考核，應該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出發，建立更加完善的多角度考核與選拔機制，這有助于從根源上抑制地方政府違規引資行為的發生。

（3）調整涉外經濟政策，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首先，對待出口與進口的態度應該改變，不能一味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其次，在外匯管理上，應改變原有的資金寬進嚴出的政策取向，應嚴格限制短期資本的流入，同時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增加外匯流出的渠道；最后，應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放寬匯率的波動幅度，使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總之，防止經濟增長過快，調整要素價格抑制投資需求膨脹，以及提高匯率機制彈性以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并使之成為應對外部沖擊的第一道防線，將是治理中國通脹的根本途徑。

2.2 防范與治理外部沖擊型通脹的長期戰略政策

（1）能源供應戰略

能源價格的穩定與否直接決定了通貨膨脹的（下轉第79頁）（上接第76頁）基礎性因素是否存在。為穩定能源價格，首先應加強傳統能源管理。目前我國傳統能源的利用主要以煤炭和石油為主，對于煤炭產業，要加強大型煤炭基地和集團的建設，增強煤炭產業的集中度和競爭力，還要通過法律、經濟和行政手段，提高煤炭企業的回采率，發展潔凈煤炭技術，實現煤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于石油產業，一方面，石油企業要有效利用金融期貨等工具，實現風險對沖，加強抗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強包括中央和地方、國有和民營、戰略和商業儲備等在內的多層次、多元化的石油儲備體系建設。其次，要內外開發并舉，我國資源利用戰略不僅要立足國內供應，還應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實現全球資源的再配置。最后，要加強節能減排工作。政府應通過推行財政補貼、稅費優惠、金融政策優惠等措施，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新型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等。

（2）農業發展戰略

糧食由于需求剛性的存在，外部價格的沖擊作用非常明顯，糧食生產的穩定核心是要大力發展“三農”經濟，這包括，一是保證農業生產能力的提高，通過中央下撥財政專項支農資金，整合農業生產與銷售與渠道，積極落實“三免三補貼”政策等；二是加強提高農民素質的提高，提供全面的科技教育、培訓機制，鞏固和完善農村義務教育機制，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就業效力。

第7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關鍵詞：FDI；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

作者簡介：胡再勇(1976―)，男，湖北浠水人，經濟學博士，外交學院國際經濟系講師，主要從事國際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6)06-0039-04

收稿日期：2006―08―14

一、外國直接投資促進我國國fi,貿易的現狀分析

根據小島清的理論，當外資投資于東道國的比較優勢產業時，將會創造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充分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廣闊的國內市場，并與自身的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結合起來，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了競爭優勢，并拉動我國出口。此外，外國直接投資的進人，本身也會帶來一些重要的資本品的進口，而且隨著國際產業的轉移，尤其是一些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垂直型投資的發展，即跨國公司到發展中國家建立與其國內的產品有關聯的子公司，并在總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形成專業化分工合作，這也會促進東道國進口的增加。

從圖1可以看到，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貿易、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貿易總額、進口貿易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逐年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能力已經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競爭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和增長源泉，相對應的是國有企業出口競爭能力的逐漸衰退。

由于在外國直接投資中扮演主角的跨國公司擁有龐大的全球生產與分銷體系，這為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廣闊的進出口渠道，也促進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我國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韓國、美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同時也是與我國開展進出口貿易最緊密的國家，這種現象表明外國直接投資的確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因此，本文將采用協整分析的方法來實證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定量貢獻。

二、本文采用的方法

1．單位根檢驗。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假設序列yt服從P階自回歸過程。檢驗方程為

其中c為常數項、St為趨勢項。作假設檢驗為HO：y=0；H1：r＜0。如果接受元假設則說明序列yt沒有單位根。方程中加人p個滯后項，是為了使殘差項εt成為白噪聲。對于非平穩序列，還需檢驗其差分的平穩性，如果變量的n階差分是乎穩的，則稱它是n階單整的，記作I(n)。而變量同階單整是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的必要條件。

2．協整檢驗。對于服從I(1)過程的變量的協整檢驗，從檢驗的手段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回歸殘差的EC兩步法協整檢驗；另一種是基于回歸系數的Johansen檢驗，Jo-hansen和JuseliusL提出了一種在VAR系統下用極大似然估計來檢驗多變量間協整關系的方法，即Johansen協整檢驗，這里我們采用前者進行分析。對存在協整關系的平穩時間序列，可以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進行變量間的回歸，這時最小二乘法估計量不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穩時間序列OLS估計量的收斂速度，因此，可以直接對FDI和貿易變量進行回歸。

其中lnFDIt是t期實際FDI的自然對數，InXt是t期貿易額的自然對數，c為常數項。引入對數后更容易得到平穩數據而且不會改變時間序列的性質和相互關系。考察方程(2)的回歸殘差εt是否平穩，可以采用ADF檢驗，如果平穩，則表明存在協整過程，且方程(2)描述了FDI和貿易額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3．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是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取的辦法：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值所能解釋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則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成因(Granger Cause)，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只有明顯的統計顯著性。一般的，還應該考慮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序列y是否是x的格蘭杰成因。檢驗方程為

其中，k是最大滯后階數，通常可以取稍大一些。檢驗的原假設是序列x(y)不是序列y(x)的格蘭杰成因，即

檢驗的指標是F統計量利相伴概率。

三、本文采用的數據及來源

以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來度量FDI，以進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來度量國際貿易。

四、實證分析

1．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由于經濟模型中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經常發生偽回歸現象而造成結論失效，所以，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先進行平穩性檢驗，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才能進行回歸分析。本文主要采用ADF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從檢驗結果可知，LFDI、LEI、LE、U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即它們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這些變量的一階滯后差分DLFDI、DLEI、DLE、DLI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LFDI、LEI、LE、LI都是一階單整I(1)的。

2．E―C協整檢驗。根據協整理論，由于LFDI、LEI、LE、LI都是I(1)的，所以，可以進行協整分析以驗證LFDI與國際貿易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兩個非平穩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變量之間就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從而可以有效避免偽回歸。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協整檢驗方法，我們首先分別建立LFDI與LEI、LE、LI之間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假設其滯后期數為p，通常希望滯后期數足夠大以反映模型的動態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滯后期數越大，自由度越小，因此在本文中采取AIC和SC最小的原則來確定滯后階數；當AIC和SC出現矛盾時，利用似然比(LR)來確定滯后階數，以便在動態性與自由度之間尋求一種均衡。在滯后期數確定后，再對協整方程中是否存在常數項和趨勢項進行驗證，然后對數據進行協整測試，最終結果如表3。

從表3可以看到，由于似然率22．8829大于1％臨界值20．04表明應拒絕原假設，HO：r＝0，而接受備擇假設H1：r＝1；另一方面，由于似然率3．5308小于5％的臨界值3．76，因而接受Hl：r＝1的原假設。結合這兩個假設檢驗的結果可知，

在1％的顯著水平下，LEI與LFDI存在且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對于LE與LFDI，由于16．34366大于5％的臨界值15．41，表明應拒絕原假設HO：r＝0，而接受備擇假設H1：r＝1；似然率4．397493小于1％的臨界值6．65，因而接受H1：r＝1的原假設。因此，在5％的顯著水平下，LE與LFDI存在且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對于LI與LFDI，由于16．16805大于5％的臨界值15．41，表明應拒絕原假設HO：r＝0，而接受備擇假設H1：r＝1，由似然率2．176960小于5％的臨界值3．76，因而接受H1：r＝1的原假設，結合這兩個假設檢驗的結果可知，在1％的顯著水平下，LI與LFDI存在且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檢驗。經濟時間序列經常出現偽回歸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可能計算出較大的相關系數，實際卻毫無意義。本文對我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額、進口額進行了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

從表4可見，關于LFDI不是LEI的Granger成因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02921，應該拒絕原假設，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認為LFDI是LEI的Granger成因，而LEI不是LFDI的Granger成因的原假設，其相伴概率是0．7745，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LEI不是LFDI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較大。同樣，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認為LFDI是LE的Granger成因，但LFDI是U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只有77％，不是很大。

4．協整方程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根據上述Johansen檢驗以及Granger檢驗可知，LFDI確實是LEI、I凰、LI的成因，且LEI、LK、L1分別與LFDI之間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故可以分別建立LFDI與LEI、LE、U之間的長期協整方程，結果如表5。

協整分析表明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從方程(5)的協整回歸結果可知，LFDI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帶動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自然對數值0．442個百分點的同方向變動；從方程(6)的協整回歸結果可知，LFDI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帶動出口貿易總額的自然對數值同方向變動0．508個百分點；從方程(7)的協整回歸結果可知，LFDI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帶動進口貿易總額的自然對數值同方向變動0．298個百分點。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到，FDI與出口貿易之間的正向關系要大于其與進口貿易之間的關系。因此，就LEI、LE、L1分別與LFDI間建立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為

(1)構建的LEI與LFDI間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為

由于AIC＝-4．814207，SC＝―4．117194都比較小，且R―squared＝0．54，對數似然函數值為62．14207，所以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其中括號中的數值是相應參數的T檢驗值。同時，本文還對模型(8)、(9)、(10)進行了一系列檢驗，DW檢驗表明這3個模型的殘差沒有自相關，JB檢驗表明這3個模型的殘差分布是正態分布，ARCH檢驗表明這3個模型不存在條件異方差，RESET檢驗表明3個模型的設置基本正確。

從誤差修正模型(6)、(8)、(10)可以看出，三個方程中誤差修正項的系數分別為0．3342、0．2736、0．2157，表明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別為33．42％、27．36％、21．57％，表明從非均衡向長期均衡狀態調整的速度不是很快，同時也表明我國的進出口、出口、進口波動程度不是很大。與長期均衡相比，在短期動態中，LFDI對LEI、I丑、L1的影響要小于長期均衡方程中的影響。從方程(6)、(8)、(10)可以看出，在短期內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出口、進口都具有促進作用，其中，滯后2期的LFDI顯著影響LE(滯后1期的LFDI因估計系數沒有通過T檢驗而省去)，這表明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具有滯后性，一般只有到第2年才能發揮出來。

五、結論及建議

首先，協整分析表明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FDI的自然對數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帶動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貿易總額和進口貿易總額的自然對數值分別同方向變動0．442個百分點、0．508個百分點和0．298個百分點。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到，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推動作用要大于其對進口貿易的推動作用。

其次，誤差修正模型表明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別為33．42％、27．36％、21．57％，這說明從非均衡向長期均衡狀態調整的速度不是很快，同時也表明我國進出口、出口、進口的波動程度不是很大。與長期均衡相比，在短期動態中，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對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自然對數的影響要小于長期均衡方程中的FDI所造成的影響。在短期內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出口、進口都具有促進作用，其中滯后2期的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顯著影響出口貿易總額的自然對數(滯后1期的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因估計系數沒有通過T檢驗而省去)，這表明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具有滯后性，一般只有第2年才發揮出來。

最后，從對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國際貿易貢獻的現狀分析中，我們發現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已經超過國有企業，而外商投資企業進口貿易額占我國進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與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貿易額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的差額也在逐漸縮小，從1993年相差12．73％逐漸縮小到2004年的0．76％，這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逐年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能力已經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競爭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和增長源泉，相對應的是國有企業出口競爭能力的逐漸衰退。

第8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在這個世界里，信息問題開始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人們也逐漸習慣于從信息的角度，來看待周圍的世界。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信息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因特網成為信息問題的最為熱門的話題。1999年是中國政府上網年，有關電子政府的話題成為媒體操作的對象。但是，信息是什么呢？它是不是就是計算機化或者電子化呢？信息與政府公共政策的關系如何？

    無疑，信息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是毋庸質疑的，但是信息決不是信息高速公路，或者計算機。信息的含義要廣泛得多，它的問題也決不僅僅在電子化方面。電子化使得傳統社會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信息社會，但它本身只是信息社會的一個技術基礎。本文將拋開目前流行的熱門話題，重新審視信息的基本含義、信息的特征及其與公共政策分析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投資于信息的原則、政策實踐信息的特征、政策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信息不對稱與政策博弈格局等問題。

    一、信息、知識與公共政策

    信息，就是音信，消息，從客觀方面來說，它是客觀的狀況；但是從人的角度來說，它是我們有關某種客觀狀況的認識，這種認識一旦為人所擁有，就成為人所擁有的知識。因為這一緣故，人們實際上把信息、知識是一回事，或者認為知識既包括有關人們較為高級的認識，即技術的知識，以及有關屬性的知識，即通常所說的信息問題。1998/1999年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知識與發展》就是這樣界定知識的。當然，要非常準確地界定知識與信息，并區別這兩者，也是可能的，比如我們可以把信息當作一種客觀的東西，它只是反映客觀存在的狀況。而把知識當作是人們所掌握的信息，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系統的認識。但在現有的政策討論中，一般都把這兩者當作一回事，因為即使是信息，實際上也是已經經過人處理過的、已為人所認識的信息，也就是知識。在此，我們也將按照國際慣例，把信息和知識當作一回事。當然，在進一步分析時，也可以把不同的知識進行分類。

    政府的政策，往往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其目標是解決公共問題，因此又叫做“公共政策”。根據公共政策學的一般界定，它是指“政府直接采取的行動或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國家合法權力的行動”。比如，政府在經濟方面直接采取的行動就是經濟政策，政府在人口控制方面采取的行動就是人口政策。在經濟方面，美國學者把它分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調控政策和基礎性的政策。在公共管理方面，政府也可以采取各方面的政策，如高科技政策、環境保護政策、國土資源開發政策、醫療衛生政策、警察服務政策等。公共政策的質量對于一個國家公共利益的實現，具有極大的影響。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促使人們積極行動，并且積極合作；它可以很好地實現有限資源的適當配置，實現配置效率，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那么，如何提高公共政策的質量呢？這有各種各樣的途徑。如完善公共政策設計、制定、執行、評估和反饋等過程的制度安排，完善公共政策的責任機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下文討論的側重點在于探討從政策的角度來探討信息的若干特征，具有這些特征的信息與政策之間的關系，認為信息對于公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有用的、稀缺的資源，公共政策的設計、制定、執行、評估和反饋，需要探討不同階段的信息的特征，其稀缺程度，以及開發成本的高低，尤其是要重視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問題。

    二、信息的三大特征

    讓我們來探討信息的若干特征。信息的第一個特征是，它是大量存在的。實際上，世界本身就是由信息組成的，只有通過某種信息，世界萬物才能表明自己的存在。不用說有關大自然的信息，即使是有關某個人、某個問題的信息，也都是大量存在的。比如有關毛壽龍的信息，如果系統地收集起來，其信息量可能組建一個圖書館。政府所處理的公共事務以及解決公共問題的公共政策也是一樣的，它也是由大量的信息組成的，并且哪怕是一個局部的問題、一個最簡單的公共行動，其所涉及到的信息都是大量的。

    信息的第二個特征是有用的，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也是公共政策所必需的。人的生活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信息，個人決策、集體決策和政府公共決策，都離不開信息。就個人來說，如果沒有有關結婚對象的信息，作出的有關結婚的決策就太盲目了；如果不知道食品是否有毒，就作出食用的決策，結果就很可能喪命。就某個集體來說，如果沒有信息，要采取集體行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政府來說，如果沒有相關的信息，或者信息不足，其危害就更大。對外可能導致戰爭，對內可能導致經濟的崩潰。個人決策、集體決策和政府公共決策，與信息是息息相關的。比如，如果沒有有關國土資源的數量調查，在耕地不足的情況下，還采取鼓勵濫用耕地的政策，其結果肯定是壞的。在戰爭中，公共決策更需要信息。從信息角度來看，所有的戰爭不僅僅是物質力量的戰爭，而且還是信息之間的戰爭，現代化的信息戰更是現代戰爭的關鍵。

    信息的第三個特征是有用的信息往往是有成本的。不可否認，大量的信息是免費的，如陽光照亮了世界，我們輕易地看見了這個世界，從而了解了這個世界，這一過程我們并沒有付費。但是，許多免費的信息是沒有用的，對于我們所需要的信息來說，免費的信息是重要的，但往往是不夠的，而采集、開發進一步的信息是需要成本，要使之變成我們的認識，不是免費的。比如，在晚上，我們要照樣看得見這個世界，就需要照明的能源。即使有人免費送我一本書，我要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也需要進一步投入必要的時間，并且投入的時間越多，從書中了解到的信息也就越多。我們要了解世界大事，就需要派大量的記者去采訪、收集，即使有了現成的報紙，我們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閱讀。

    這三個特征表明，信息是非常有用的，雖然是大量存在的，并且許多信息是免費的，但有用信息的開發和使用，是需要代價的。因此，信息與所有有用的、需要通過努力和付出代價才能獲得的資源一樣，是稀缺的，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作為有種資源，它值得我們進一步努力，去開發信息，緩解稀缺性；把在給定資源條件下，合理地配置信息資源，用足既有的信息資源存量。這對于政府決策的意義就在于，要改善政府決策的質量，就需要投資于信息，用足信息。

    三、投資于信息的原則

    但是，投資于信息，并不一定要進行盲目的投資，并非要讓所有的信息都變成我們的認識，或者說成為我們的知識。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遵循如下兩項原則：

    首先是需要原則。也就是說，信息是大量的，但是人們根據生活的需要，只收集其中的部分信息，作為我們的認識。要認識某個人，不必要掌握有關某個人所有方面的信息，否則反而難以認識某個人，根據需要的原則，只要模模糊糊的認識就可以了。比如，要簡單地認識毛壽龍，一般只要知道名字，然后了解大體的情況，如臉龐的樣子、體形等，就可以了。但如果要復雜地認識毛壽龍，可能需要了解進一步的信息，比如要請毛壽龍當司機，就要了解能否開車，如果直接了解困難，就需要通過表明毛壽龍是合格司機的證件，如駕駛證以及領取的年限。如果要讓毛壽龍執掌大權，則需要更進一步的全面考核。但是，即使全面考核，也并非要全面了解有關毛壽龍的所有信息，我們真正需要的也只是有關毛壽龍的所有信息的一點點信息而已。有關政府決策的信息也是一樣的。比如，我們要確定房改政策，就需要研究實物分房政策存在的問題，貨幣分房政策的優勢，并在實踐過程中，了解由實物分房政策改為貨幣分房政策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出臺相應的對策。需要原則告訴我們，投資于信息，需要投資于有用的信息。

    其次是經濟原則。根據需要采集信息，根據需要利用信息，這是有關認識信息的需求方面的約束。但是，投資于信息是需要成本的，這就需要我們遵循經濟的原則。經濟原則意味著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充分利用現有的信息。現有的信息存量是非常重要的財富，即使花錢買，也要比實際調查要便宜。我們許多改革政策，都需要從國外吸取經驗教訓，各個部門經常派人出國考查，這時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國內已有的信息，其他部門考查后所寫作的考查報告，就可以節約大量的出國考查費用，至少是減少重復考查，了解更多的新的信息。

    二是根據節約原則來選擇不同的收集信息的方法。收集信息的方法是各種各樣的，如訪談調查、實地考查、問卷調查、表格調查、抽樣調查、普查。不同的收集方法，需要不同的成本，這時就需要在總體成本約束條件下，進行選擇。比如，我們要制定人口政策，就需要了解人口的總量、人口的年齡結構等信息，一個方法是普查的方法，這是最昂貴的，同時也是費時的，一旦普查結果出來后，所收集的信息也有點過時了。這時，比較經濟的方法是進行抽樣調查。統計調查研究告訴我們，抽樣調查不僅省時、省錢，而且往往比普查更為準確。這時，我們完全有理由用抽樣調查方法來替代普查的方法。在政策評估方面也是一樣的，某個政策效果是好還是壞，公民評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地方采用普查的方法，費時費力，其結果還可能由于錯誤的累積而不能準確反映實際情況，這時嚴格按照抽樣方法，就可以達到省時省力省錢的效果。

    三是要在總體成本約束條件下，把資源合理分配，否則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缺少一個方面的信息，決策的質量也難以提高。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米，即使有很高的烹調技術，也無能為力。這就需要我們不僅要投資于信息，而且還要合理地安排投資，投資于最稀缺的信息，在各個方面緩解稀缺。

    四是開發信息是需要資源的，而資源是稀缺的，這時為了利用有限的資源來開發更多的信息，就需要盡可能避免去開發高成本或者根本難以判斷真偽的信息，而要盡可能開發易于開發的并且易于判斷真偽的信息。并使公共政策基于準確的、易于辨別真偽的信息，而不能使公共政策置于可能不準確的信息基礎之上。

    四、政策實踐信息的特征

    投資于信息，可以使我們比較充分地了解現實世界，了解公共政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旦信息為我們所擁有，它就成為我們的知識。如我們記住了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實，我們就擁有很多歷史知識；了解世界各國的地理情況，就擁有了很多地理知識；閱讀過很多文學作品，就擁有了很多文學知識。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擁有完美的知識呢？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擁有一樣的知識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不可能擁有完美的知識，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知識也不可能完全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知識在人與人之間的配置是不對稱的。

    因此，在投資于信息的同時，必須注意，我們投資于信息而得到的知識，具有兩大特征：一是如何我們怎么努力，我們的知識都是不完善的，即使假設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將進入一個自由世界，走出必然世界，但在進入這一刻之前，人類所擁有的知識都是不完美的，而為個人所掌握的知識更不可能是完美的。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不同，每一個人的需要不同，投資力度不同，理解能力不同，因此我們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知識都是不一樣的，或者說知識在每一個人身上的配置是不對稱的。

    政策實踐過程中知識或者信息的這兩大特征，對于政府決策有多方面的深遠影響。公共政策實踐應該充分重視政策實踐信息的兩大特征：

    第一，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完善性問題，在公共政策的設計、制定、執行、評估和反饋各個階段都是存在的。實際上，政策研究與政策實踐的差別，就在于政策研究沒有達到完善的境界，可以繼續研究，頂多出一個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或者推遲出版研究成果。但是，政策實踐卻不是這樣，許多情況下，我們政策設計還不完善的時候，許多信息還沒有收集和得以確認的時候，就需要我們立即制定政策，并付諸執行。比如垃圾處理的技術目前還不完善，但是城里成千上萬噸的垃圾急需我們處理，總不能等著有了完善的垃圾處理技術之后，才處理垃圾，那時恐怕我們已經為大量的垃圾所包圍了。

    在此，我們需要明白，任何公共政策的設計、制定、執行、評估，都可能是不完善的。這首先需要我們在公共政策的設計、制定、執行、評估等整個過程中，都認真對待，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專家論證，并經過試點，或者吸取既有的實踐的經驗，盡可能減少其不完善性。其次，即使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專家論證，并且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吸取了成功的經驗，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政策還可能存在著不完善性。即使為了強化政策的執行力度，在宣傳上需要說明，我們的政策是非常正確的，已經經過了各方面的努力，但在實踐上依然需要注意，信息不可能是完善的，因此公共政策也永遠是不可能完善的。在政策的初期階段，我們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后期階段，即使摸到了石頭，我想也需要保持警惕，這些石頭是否真的可靠，或者是否有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第三，說信息不完善時也必須采取公共行動來解決問題，這并不是說，我們要盲目地大膽，在實踐上，即使在這時，公共政策也不能盲目制定，也需要基于現有的信息局限性，來盡可能避免因信息不完善而可能導致的損害。在信息不完善的情況下，有時候不得不進行賭博，這時賭注很小，也就罷了，但是如果賭注是整個國家的禍福，而不賭，其損失則未必很大，從公共利益角度考慮，還不如不賭。在公共利益上，無害原則優先于有利原則。公共政策應該首先考慮無害，或者少害，而不是尋求有利，或者更大的但有風險的利益。

    第二，不均衡性。信息對于不同的政策來說，對于某一個政策的每個階段來說，其完善程度是不一樣的，其所需要的完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就三峽工程這一決策來說，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投資非常巨大，其影響也非常深遠，而一旦決策得以制定，并得以實施，再要回頭，其代價非常高昂。這時，就需要盡可能增強政策設計界定的完善性，盡可能減少失誤，讓專家參與決策，讓有關利益相關者參與討論，最后決策最好通過政治程序來決策，以提高政策的支持率。而對于國土資源保護政策來說，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人均資源非常有限，這就需要采取保護措施。這一政策設計相對比較容易，所需要的信息相對較少，但是在政策的執行和評估階段，其信息就相對缺乏，即使能夠得到信息，這些信息的可信度也是比較差的。在耕地保護政策的實施方面，許多案例已經說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是非常大量存在的。這就需要我們更多地投資于政策執行的監督和執行效果的評估方面的信息，在這些方面多作努力。 

第9篇：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關鍵詞：水資源費；水資源稅；面臨挑戰；稅制要素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4-0237-02

1　我國水資源現狀以及開征水資源稅面臨的挑戰

1.1　我國水資源現狀

(1)我國水資源匱乏。長期以來，我國水資源一直存在著供需失調的現狀。供小于求成為多年以來困擾水利部門的難題。在全國640個城市中，缺水城市達300多個，其中嚴重缺水的城市114個，日缺水1 600萬噸，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 000億元，全國每年因缺水少產糧食700億公斤―800億公斤。缺水狀況的日益嚴重將直接制約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影響廣大居民的正常生活。

(2)我國水資源地域分布不均。我國的水資源匱乏還體現在分布的不均勻性方面。在我國，南方的四大流域擁有的水資源占全國水資源總量的81％，而北方占有的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水資源的19％。南北擁有水資源量的懸殊較好的印證了我國水資源分布嚴重不均的現狀。這樣的水資源分布格局容易導致南北方在發展經濟和利用水資源方面的不均衡，進而產生利用和爭奪水資源的矛盾。對于我國建立“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新型經濟發展道路存在著十分不利的影響。要想實現經濟有效持續的發展，我國必須解決由于南北水量懸殊而引起的資源配置矛盾。

(3)我國地下水資源消耗較嚴重，對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構成潛在威脅。我國不僅地表水污染嚴重，地下水資源情況也不容樂觀。據國家環保局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根據新疆、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五省區1995年地下水監測井點的水質資料。在69個城市中，I類水質的城市不存在。Ⅱ類水質的城市只有10個，占14.5％，Ⅲ類水質城市有22個，占31.9％。Ⅳ、Ⅵ類水質的城市有37個，占評價城市總數的53.6％，即1／2以上的地下水污染嚴重，地下水資源的過度耗用以及質量過低不僅會造成水資源數量的嚴重匱乏，還會直接導致地表塌陷，增加發生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1.2　開征水資源稅面臨的潛在威脅

(1)開征水資源稅的計稅依據的確定標準以及征收形式。目前，關于水資源稅計稅依據的確認主要有一下兩種思路：一是以用水量作為確定計稅依據的標準；二是把使用水資源產生的經濟效用作為確定的依據。按照前者設計出來的水資源稅制將是一種單一的比例稅率。用水者按照用水量繳納相應比例的稅額。而若根據后者確定計稅依據，則需綜合考慮納稅人的用水因素。設計出的稅制較為復雜，適合于調節不同納稅人的用水行為。具有較強的適用性。

此外，在稅制要素的設計中，應當依據涵養水資源的成本不同設計出差別稅率。因對用水較集中的中下游地區征收較高的稅，并把其中一部分撥付給上游地區以補償其涵養水資源的成本。但具體的稅率確定又是一大難題，需根據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

(2)有關部門關于事權劃分的問題。我國要想進一步深化“費改稅”工作，使其發揮規范我國財政征收體制、保障我國財政收入及時足額繳納的應有功效。因此，國務院需要協調所屬各部位的稅費征收權限，修改《水法》以及《資源稅法》中關于水費與水資源稅的征收權限，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水資源稅暫行條例》，促進水資源費向水資源稅的順利轉變。

2　水資源稅與資源稅的關系

(1)資源稅涵蓋水資源稅，是制定水資源稅實施細則的依據。我國現行的資源稅是國家為了促進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調節資源級差收人而對境內開采法定應稅產品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水資源稅是為了促進水資源合理利用而開征的稅種，包含于資源稅之內。水資源稅具體稅制要素的設計要以資源稅為藍本，在資源稅的基礎之上設計出有利于維持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稅種。

(2)對水資源稅稅制要素的設計有利于推進資源稅的深化改革，使之達到更好的調節資源配置的功效。在全國范圍內，多項稅費由于政出多門致使稅費之間的調節作用無法協調，而且稅費混亂使資源稅不能形成規模，通過征收資源稅來籌集財政收入，達到改善生態環境的作用被削弱了。如果能夠征收單一的水資源稅征收體系，廢除現行的水資源費。是對資源稅的一次較深程度的改革。對于規范資源稅征收體系，深化資源稅改革有著重要意義。

3　水資源稅的稅制要素設計

(1)納稅人。我國現行資源稅的納稅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開采應稅礦產品或者生產鹽的單位和個人”。由于水資源稅法從屬于資源稅法，因而按照資源稅法的立法精神，水資源稅的納稅人應當是“在我國境內開采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然而，水資源的流動性決定了水資源的開采者并非最終使用者。僅僅對水資源的開采者征稅顯然不能體現稅負的公平性。因此，在水資源稅納稅人的確定上，我國應當借鑒法國水資源稅的立法經驗。把一切水資源的開采者和消費者均確定為水資源稅的納稅人。以體現水資源稅的公平性以及其調節水資源配置的功效。

(2)計稅依據。我國現行資源稅的計稅依據是應稅產品的銷售數量或者自用數量。依據資源稅的立法精神，水資源稅的計稅依據應當是水資源的開采數量或者使用數量。由于水資源是具有極強流動性的自然資源，對其計稅依據的確定應具有一定的特殊。首先，在開發水資源的環節，應就水資源的開采量征收一定數額的水資源費；其次，在消費環節，應當和現行水資源費采取相同的形式，按照用戶的實際用水量課征相應的稅額。這樣在開采和消費兩個環節雙重征收水資源稅能夠較好的起到公平稅負、促使使用者節約用水的作用。

(3)稅率。由于我國的水資源稅水資源稅尚處于理論研究階段，目前為止尚無具體的實踐經驗可供參考。湖北省有望作為第一批試點省份進行水資源“費改稅”工作的試點，以下對水資源稅率的探討僅限于理論層面。簡要分析一下水資源稅稅率設計需考慮的主要因素。

①考慮消費者所處地區的差異性。北方省份對水資源的保護較南方省份而言更是刻不容緩。在設計水資源稅稅率時應當把南北方擁有水量的差異性充分考慮在內，北方的稅率應適當高于南方。以促使北方省份節約用水，緩解嚴重缺水的現狀。其次，還應當把用水者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考慮在內。在我國，經濟較發達的一線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天津等城市，工業以及第三產業較發達，用水量以及對水資源的污染程度均位于全國前列。國

家為這些城市供水以及治理水資源污染負擔了較高的治理成本，這些發達地區理應承受較高的稅負來補償國家供水治污的大量指出。

②考慮使用者所處行業的多樣性。

我國水資源的使用主體較復雜。居民用戶占到用水者的絕大多數，其余的為分布在各個行業的公司企業等。我國應當針對納稅主體的身份以及所處行業的不同來確定稅率。居民用戶用水是為了保障正常的日常生活，因而應當適用較低檔的稅率。公司企業是以生產經營為目的的，應統一定義為商業性質的用水單位，適用高一檔的稅率。應當在居民用水稅率的2―3倍之間。同時，針對高污染高消耗的工業企業應當征收最高檔次的稅收，以規范該類企業的用水排污問題，促使其節水治水。

針對居民用戶設計分段稅率。為了促進居民用水人節約用水，在設計水資源稅率是可以采取分段稅率的計稅方法。所謂分段計稅，即針對居民納稅人設定一個基本的用水量，在基本用水量以內實行較低檔的稅率來計征水資源稅。超過基本用水量的部分按照基本稅率的1.5―3倍來征稅，以達到減輕居民納稅人負擔。促使其節約用水的功效。

(4)征稅對象。水資源稅的征稅對象主要是使用過的水資源。各個納稅人應當按照開采或者消費的水資源的數量來繳納相應的水資源稅，體現了稅收量能課征、公平稅負的原則。

(5)征稅主體。按照資源稅法的規定，水資源稅作為全國的地方性稅種，其征稅主體應當為各地的地方稅務局，水資源費改成水資源稅的形式征收后，征收主體理應由原來的水利部門變為現行的地稅部門。這主要是為了規范水費的征收程序，有效劃分稅費的征收權。充分保證了水資源稅的專款專用。同時，地稅部門征收水資源稅還有利于把征收的稅款用于本地水資源的研究、開發與保護。能夠有效體現稅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功效。

(6)征稅環節。我國的水資源稅應當開發和消費兩個環節分別計征。在開發環節計征水資源稅能夠很好的做到源頭課征。體現稅負的公平性。在消費環節計征體現了“誰使用，誰負擔”的征收原則。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在消費環節課征僅限于初次消費，二次及以后的消費無需重復征收水資源稅。以純凈水為例，在生產環節生產廠家已經就使用過的水資源繳納了水資源稅，二消費者購買純凈水則屬于二次消費的環節。無需重復納稅。

(7)減免稅。由于開征水資源稅的目的在于節約用水、提高水資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在設計水資源稅制時應當設置一定的減免稅條件。以達到調整極差收益、公平稅負的效果。綜合考慮當前我國的用水現狀。可以設置一下幾個減免稅條件；

①對于農村農民的生活用水，家畜家禽的養殖用水以及農田山林的灌溉用水可以給予免稅；②針對城市綠化等公益性項目的用水可以給予免稅；③對于循環利用的污水可以給予免稅優惠；④高等學校的師生生活用水可以給予適當的減免稅優惠；⑤對于使用節水設備的企業可以給予低稅率的稅收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