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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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解釋學 科學哲學 科學解釋學 研究成果 發展意義

科學詮釋學作為專門的課題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從20世紀70年代萌芽到現在，仍然是一個新課題。它的出現是為尋求科學發展造成的困境的解決方案的必然，是詮釋學本身拓展的需要，也是歐洲大陸哲學與英美科學哲學的詮釋學對話的結果。美國學者帕爾默就曾經預言，“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中，由于詮釋學和科學哲學的對話，詮釋學有可能出現在科學哲學中。”[1]]現在他的預言已經得到證實，雖然短短的30年，科學詮釋學還是年輕的生命，理論還需很大的完善和建構，但大家的熱情和理論探索的勇氣，讓這個小生命也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價值研究成果。

一、科學解釋學興起的理論背景

詮釋學和科學哲學兩大學科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為科學詮釋學的順利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從科學詮釋學的發展淵源看，詮釋學和科學哲學兩大學科都對科學詮釋學的誕生、成長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養料，因此科學詮釋學可以看作是詮釋學和科學哲學的交叉形成的邊緣學科。從內在發展邏輯上看，科學詮釋學作為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思考絕非某個哲學家一時即興而為。它是實證主義哲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又是詮釋學理論向自然科學領域滲透、詮釋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研究領域拓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科學哲學引入詮釋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進行再創造的產物。

在詮釋學方面，海德格爾第一個站在本體論詮釋學的立場，立足于“此在”，認為理解是“能在的存在”，是“此在本身的本已能在的生存論意義上的存在”。[2]這樣，海氏就賦予了理解一種普遍的意義，從而使得詮釋學獲得新的發展空間，開啟了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可能性圖景。伽達默爾繼承并發展了海氏的思想，直面自然科學中的“理解”，揭示出自然科學中的理解也具有本體論上的意義同時指出詮釋學是不排斥自然科學的，“在構成意識的活動中所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由解釋學的反思來完成。正因為如此，它就能夠并且必須把自己展示在一切現代知識之中，尤其在科學之中。”[3]伽達默爾的普遍詮釋學為科學詮釋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本體論基礎。但遺憾的是，海氏和伽氏雖然表明了解釋學涉及人類與世界有交往的全部領域，但是面對實證主義的霸權，他們還是有點妥協——他們的解釋學仍然是人文性質的，而對自然科學詮釋學并沒有進行細致深刻的探討和專門研究。

在科學哲學方面， 亨普爾為科學解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為科學詮釋學的誕生邁出了模范的一步，他把自己的科學解釋的哲學分析推廣至包括社會歷史在內的一切領域，認為理解是一種啟發手段，從屬于科學解釋。這樣，他以解釋為主的方法統一科學與人文的偏頗引發了科學歷史主義對他的糾正：科學解釋本質上具有歷史相對性、對概念框架的依賴性，概念框架凸顯了科學解釋的語境和態勢。庫恩的范式、圖爾敏的自然秩序理性和漢森的概念模式概念都反應了科學解釋的歷史相對性，這為推動詮釋學和科學哲學的合流、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誕生開了一個好頭。科學詮釋學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兩大學科的共同滋潤是無疑的。正是在兩大學科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奠定的理論基礎之上才最終催生了科學詮釋學。

二、我國的科學詮釋學研究成果

科學詮釋學是在西方哲學界產生的，我國學者對其誕生無緣于直接貢獻，但我國學者對科學詮釋學在我國及國際科學詮釋學界的發展上也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貢獻在于以下幾方面：

首先，我國學者完成了科學解釋學從西方哲學界的引進和向國內的推介。我國是在20世紀80年代引進詮釋學的同時引進科學詮釋學的，之后相繼翻譯了一些國外相關論文和論著，如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基西爾的《一種自然科學的詮釋?——最新爭論》和科克爾曼斯的《 現代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本質》等。1984年、1987年和1999年，我國著名哲學期刊《哲學譯叢》，先后三次組織國內學者集中翻譯西方科學詮釋學的有關學術著作和論文，為我國科學詮釋學的健康發展和開放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為國內科學詮釋學研究能夠始終與國際科學詮釋學研究保持同步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臺。

其次，發表了一批具有重大價值的學術成果，初步發展和建立起我國的科學解釋學事業。在從西方引進科學詮釋學的同時，我國哲學界對科學解釋學的研究也開始逐漸走向深入。一些理論專著先后發表，如施雁飛的《科學解釋學》、吳琳的《理解之維：自然科學的解釋學研究》、曹志平的《理解與科學解釋》、黃小寒的《自然之書讀解——科學詮釋學》。同時還涌現了一批頗有價值的論文，如李章印的《探照燈與數學因素》、《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解讀與自然科學詮釋學》，高靖生的《論科學理解的合法性》、《科學理解中的個人知識與判斷力》、《科學理解中的形成機制》、《科學理解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科學理解的認識論前提》，吳煒的《論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海德格爾的科學詮釋學思想》，葉澤雄的《論自然科學的理解和人文社會現象的說明》，殷杰的《科學語言的形成、特征和意義》，胡丹的《淺談科學的解釋學維度》，李金輝的《科學解釋學的三重維度》，袁航和曾國屏的《關注科學理解》，方鴻志的《科學合理性的現代意蘊》，任平的《論語言符號系統在廣義認識論中的地位》，方珣的《科學解釋述評》，劉高岑和郭富春的《科學解釋的語境：意向模型》，石麗琴的《從解釋學的觀點看拉卡托斯的科學編史學》，任玉鳳的《勞斯的科學實踐解釋學思想解讀》，等等。

第2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創新；教育理念；提高；自然科學教學；有效性

1. 引言

在自然科學教學中，有很多教師感覺到教學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教學理念的落后造成的，教師在教學中沒有落實好新課改理念，也沒有結合初中學生的思維特點、認知水平、生活體驗等來設計和開展教學活動，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初中自然科學的教師應該結合當前該課程教學實效性的現狀，創新教育理念，通過多種方式實施有效的策略，提升教學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進行了如下幾方面的探究。

2. 創新教育理念提高自然科學教學的有效性策略

2.1培養學生興趣，調動學習主動性

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在初中自然科學的教學中，教師要從培養學生的興趣入手，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學生剛剛接觸到初中自然科學課程時，教師首先要向學生介紹這門課所講的內容及意義是什么，讓學生認識到學習這門課程的必要性，在思想上提升認識，其次，要充分結合自然科學的趣味性，來設計課堂教學，使課堂教學內容引起學生的興趣，提升教學的有效性。

比如，在教學“水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的內容時，我運用設疑的方式激發了學生探究知識的興趣，在開課導入時，我給學生展示了一張地球的照片說，前蘇聯的宇航員曾說，從太空中看我們的地球，是蔚藍色的，稱之為“水球”才是更準確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地球上的水是多么豐富，但為什么還要節約用水呢？這樣的問題扣住了學生心中的疑問，使他們對接下來的知識探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入了主動探究知識的狀態中，另外，教師還設計生活化的教學，使學生感知生活中的自然科學知識，激發學習的興趣，比如，在學習“電的知識時，我讓學生自己統計一下家里有多少電器，用電量每月是多少等，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2.2運用多媒體，提升教學實效性

多媒體具有集圖文聲畫于一體的功能，在初中自然科學教學中，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提升教學效率，為實現教學目標，發揮有效的促進作用。首先，在課堂導入重要善于多媒體，以其形象、生動的圖文聲畫，將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個與課堂教學內容緊密相關的教學情境中。

比如，在教學“浮力”的內容時，我在課堂導入的環節，運用多媒體播放了一些關于死海的圖片，通過“四海不死”的現象，激發了學生的好奇心，學生在強烈的探究欲望的驅使下，進入了這堂課的學習，提升了教學的有效性。

其次，針對初中自然科學教材信息的局限性，可以在教學的過程中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結合教學信息展示一些相關的資料，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理解教學內容，提升教學的有效性。

比如，我在教學《人的健康與環境》的內容時，結合教材的內容，給學生播放了關于亞健康的病人的一些現象以及相關的常識，為學生理解教材的內容起到了促進作用，另外，多媒體手段在幫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的難點中發揮了很大的效力，通過形象化、直觀化的演示，使學生對一些相對較難理解的知識，加深了理解。

2.3優化教學模式，發揮學生主體性

，新課改理念下，教師是教學的教學的組織者，引導者、合作者，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善于運用引導學生積極參與的教學模式，通過有效的教學方式的設計，引導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實現教學目標；其次，要為學生自主學習創造條件，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潛力，對此，實施小組合作學習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教學策略之一，我在自然科學的教學中，整合了其他學科小組合作學習模式的成功經驗，結合學生的個體特點，合理搭配后，劃分了多個學習小組，在組長的帶領下，開展了有效的小組合作活動，提升了教學質量，在學生自主探究學習的過程中，我對每一個小組的合作情況作了詳細的動態觀察，對于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確保了學生探究活動的順利開展。

比如，在執教“我們居住的地球”的內容時，通過多媒體給學生們展示了一些地球的圖片后，我設計了這樣的分組討論題：我們從這些圖片的形狀證實了地球是圓的，我們中國人也拍了到了從太空看地球的第一張照片，對此，同學們一定還有更多的例子來證明地球是圓的，現在進行分組討論，比一比看誰的例子多，誰的更有說服力，在學生討論交流的過程中，我則在巡回中傾聽他們的觀點，對于一些不正確的觀點給予引導，使學生對地球的認識的準確率得到提升。

2.4開展主題活動，拓展教學范圍

在初中自然科學教學中，結合教學的內容開展主題活動，拓展教學范圍，使學生從更加豐富的學習資源中，獲取更加牢固的知識，對此，我從三個方面進行了有效的實踐，首先，結合將要學習的內容，讓學生去搜集一些與之相關的學習材料，使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對將要學習的知識形成了初步的認識，其次，是結合學生的興趣，開展小組合作學習活動，讓學生以自己感興趣的知識為主題，開展深入的探究學習活動；第三是結合某一方面的知識，組織學生開展社會實踐

活動，比如，在教學“生活中的水”的內容時，讓學生在生活中開展了調查，由此培養了學生的科學實踐能力，培養了自然科學的素養。

3.結語

總之，在初中自然科學教學中，需要我們教師創新理念，密切結合與落實新課改理念，通過培養學習興趣、利用現代教學手段，優化教學模式，開展主題活動等策略才能實現提升教學有效性的目標，為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和綜合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蔡玲芬.淺析初中自然科學教學的新思路[J].讀寫算?素質教育論壇，2012，（7）：74-75

第3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實踐科學；科學知識；權力；地方性；批判

中圖分類號：B7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1)11－0092－04

勞斯的實踐科學觀對傳統的理論科學觀給予了致命的批判，在其《知識與權力――走向科學的政治哲學》著作中，他以實踐為視角展開了自然科學新的解讀路徑。如果說開創實踐科學觀的主要功勞并不隸屬勞斯，但是勞斯對科學實踐的權力維度的闡發是功不可沒的，而對于如何理解科學知識和權力的各自界定以及二者的關系，勞斯首先質疑了傳統的理解方式。在傳統的科學知識解釋框架中，科學知識和權力之間雖然存在著某種外在的互動關系，但是這樣互動關系并沒有建立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如以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權力為例，我們不難理解培根意指人類只要掌握了關于自然界的科學知識，揭示了關于自然界的秘密，人類便擁有可控制或主宰自然的權力。相反，若沒有關于自然界的科學知識，那么人類難以對自然進行有效的改造。因此，擁有知識是正確介入事物的前提。如此看來，科學知識的認識論地位和權力的運作方式難以形成內在的相互關聯，此即為科學的認識論和政治學之間的分離。當然，這只是傳統的科學哲學解釋框架中界定的“作用于物的權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和權力的關系。我們同樣可以從傳統政治學視角中解讀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系。

權力作為政治學的概念，其顯著特征在于行動者所占有并使用的一種統治工具，所以，權力的本質是壓制性的。在這樣的解讀語境中，政治權力對科學知識的形成并不具有積極的意義，甚至對科學知識的形成構成強大的阻力，而這一阻力主要是對遠離真理知識信念的強制性推廣，“權力可以影響所認識到的事實，但是被認識的事實本身以及對認識而言的事實本身卻不受權力影響。也就是說，權力可以影響我們相信什么，但是至于哪些信念是真的，哪些信念被認為是真的以及這些信念之所以成為知識的辯護根據何在，這些都與權力的觀點完全無關。”進而言之，權力僅僅作用于對理論的認可或信念的依存性，至于世界本身的改變方式并沒有和權力建立直接的聯系，權力可以改變人們的信念，此種信念真值性的保證無法和權力聯系在一起。更有學者甚至認為：“它是一種將權力僅僅看做是約束、否定和脅迫的傳統。權力是系統地拒絕接受現實，是壓制的工具，是對真理的禁止，權力的效力阻止了或者至少扭曲了知識的形成……”在權力和知識之間產生的壓制和反壓制，束縛和解放之間的斗爭中，權力一直都是知識向前推進的絆腳石，于知識的增長或創造性的發展并未提供積極有效的建設性貢獻。因此，不管從傳統的政治權力視野中解讀知識，還是在科學知識論中解讀權力，科學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外在的相互分離。這種關系可以概括為：知識以其純粹的知識存在，權力以其純粹的權力而存在。

毋庸置疑，傳統的科學觀建立在權力和知識相互外在的基礎上，核心問題在于理論科學觀的誤導，該科學觀明確區分科學的內史和外史。科學的內史用于解釋科學知識進步的理性、思想以及傳統認識論的主要地位，而將科學外史的社會的，政治的列為可有可無的尷尬處境之中。科學哲學家勞丹認為，一副完整的真實科學圖景同時需要內外史兩個方面，但是在理解何為科學的本質以及作為理性事業的科學特點的關鍵問題處理中，只有科學的內史才是首當其沖的。因此，科學作為理性的事業意味著科學作為理論如實精確表征了世界的存在方式，在表征視角的構建中，自然科學具有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的特征。在勞斯看來，傳統的權力觀和知識論的外在分離，關鍵原因是理論科學觀沒有對科學知識的成因以及科學成果對生活世界的影響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沒有對傳統狹義的壓制性權力拓展到微觀的創造性的權力領域。“我們最好不要把權力與知識對立起來，或者認為它可以與知識分離開來。知識的發展可能會導致新的限制形式，而權力的行使本身就能產生出知識。”

勞斯針對傳統表象主義科學觀關于知識和權力之間關系理解的誤區，隨即就如何理解科學知識，權力概念進行了創造性詮釋。勞斯首先從科學實踐和科學實驗人手展開了對自然科學的解讀，這得益于庫恩和海德格爾科學哲學思想中實踐概念對他的啟發。當然，勞斯認為不能對實踐作狹義的理解：“我所說的實踐活動并非以運用為目的，而是指實踐的技能和操作對于其自身所實現的成果而言是決定性的……然而這些技能與功績卻很少在哲學上得到應有的評價。”如果說，勞斯急于倡導復興科學實踐的核心地位，而忽視了科學理論的重要性，這是對勞斯的誤解。勞斯反復強調理論對于科學的重要意義，問題的關鍵是科學的理論和科學的實踐之間復雜關系需要得到重新的表述。他認為，理論和規律只有通過科學的具體實踐中，并通過科學的實例才能得以理解，然這一現象在科學哲學中并沒有得到重視。因此，“這里的問題不是出在是否忽視了科學的一方面(實驗)，而傾向于它的另一方面(理論)，而是從整體上扭曲了對科學視野的看法。”當然，這樣看法不僅體現在理論和實踐的顛倒式理解，同時以科學的理性身份構成了對科學實踐技能以及行動特征的掩蓋，以至于科學在認識論和政治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要走出這一困境，必須給予科學實踐以足夠的重視，勞斯通過對庫恩思想的解讀，將庫恩理解為科學實踐哲學的倡導者，庫恩科學哲學中的“范式”概念成為科學共同體的實踐性把握的重要方式。“范式首先不是獲得認同的理論的立場，而是概念化和介入特殊的經驗情境的范例性途徑。接受一種范式與其說是理解和相信一個陳述，不如說是獲得和應用一種技能。……使用儀器和設備，把握改造或介入特殊理論或實驗情境的機會。”勞斯從庫恩思想中尋找了重要的依據，實踐科學對理論科學的批判在于強調了科學共同體作為實踐群體存在的重要性，科學并不是局限在理論方式對異己的自然世界進行表象或直觀，而是直接通過實踐操作的方式介入到世界之中，世界只有在我們的實踐操作和控制中才被我們所把握。不僅如此，勞斯秉承了新經驗主義所奉行的科學實驗優先的觀點。在哈金看來，科學實驗經常追尋自己的方向前進，甚至探索理論尚未深入的領域。科學實驗活動有相對自主性，實驗擁有自己的生命。科學實驗的獨立性表現為有實驗技術、工具和程序的開發、完善，這些技巧扮演了科學實驗研究的主導的地位。這一現象的確立，在于科學的進步日益和科學家能否成功地建構新的人工現象相一致的，當今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早已不再是早期科學研究

對象那樣便于直接處理的自然物，科學研究的對象由自然物實現了向人工物的轉換。這就意味著傳統的非參與性的觀看方式無法勝任研究客體的需要，因此對研究對象――人工物的制造以及操作控制，僅憑抽象的理論是毫無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實踐觀倡導的科學研究的實踐建構、實驗建構所需要的技術設備，研究人員的特定社會關系網絡以及研究中遇到的現實實踐性難題都成為科學知識得以可能的關鍵性因素。當然，在理論科學觀的視角中，這些要素均具有偶然性特征，地方性特色，科學知識只有與這些偶然性的特性保持足夠的距離，才能確保作為科學知識的普遍化和去地方性特征。但在勞斯看來：“科學知識在實驗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實踐經過‘轉譯’以適應新的地方性情境。這并不是說科學知識沒有普遍性，而是說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種成就，這種成就總是根源于專門建構的實驗室場所中的地方性之能知。”其實，關于地方性知識和普遍性知識的角色的轉變意味著一次革命性的顛倒，這也體現了勞斯反復強調的實踐科學觀對理論科學觀的超越，科學實驗或實踐總是從地方性的實驗室開始，然后再推而廣之形成了普遍性的知識。

勞斯確立了科學實踐或實驗派生科學知識的可能性，實踐性的操作對于科學知識的成因的重要性，由此，勞斯解釋了科學實踐和科學知識的同一性。而對于權力的理解，勞斯延續了法國哲學家福柯對權力的解讀路徑。如果說傳統的規范性權力作為狹義的概念使用，其主要的意義停留在宏觀的司法權力領域，如前所述，這種權力具有壓制性而為特定的利益行動者所具有，那么勞斯則借助福柯權力觀的解讀，走向了微觀權力領域。按照福柯的理解；“權力必定被分析為是某種循環的東西，或者是以鏈狀的形式起作用的東西。它決不會停留在這兒或那兒，決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決不是可以挪用的商品或財富。權力是通過一個網狀的組織被運用和行使的。”福柯對微觀權力的探討避開了規范性權力的宏大敘事分析，集中探討作用于人身體的規訓權力技術運作方式。這種規訓權力技術出現于十八世紀中葉，在物質生產資料不斷走向機器大生產的階段，作為主人的勞動者漸漸演變為機器的附屬物。為維持生產力的持續提高，對人的身體進行權力技術的規訓以滿足機器大工業的需要而變得尤其重要。福柯建立了規訓權力技術和人的身體的新知識之間的關系。不僅如此，福柯對規訓權力技術擴散進行了更多的挖掘，規訓權力技術具有無限滲透功能，各種規訓機構不僅是規訓權力的制造所，而且無限擴展到外部整個世界之中。諸如，精神病院、學校、監獄、醫院、軍營以及工廠既是重要的規訓機構，又是規訓權力涌向整個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的典范。福柯的規訓機構作為權力的誕生地，新的規訓權力得以不斷被創造出來。這給予勞斯極大的啟發，他以實驗室為據點形成了科學實踐的微觀權力視角的分析。勞斯分別從實驗室內部和實驗室向外拓展的過程中對微觀權力展開了論證。拉圖爾認為：在現代科學中，絕大多數真正的新興權力都來自科學，并非來自經典的政治過程。在實驗室內部，實驗室實驗的權力特征表現為隔離、介入和追蹤。科學實驗需要建構一個被隔離的微觀世界，隔離的目的是能夠以特定的方式操作和控制微觀世界，事物只有在介入的方式中才能創造出新的研究領域。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追蹤被建構的微觀世界，追蹤實驗涉及到從建構之處對整個實驗進程的控制。追蹤不僅僅是監視實驗的結果，更主要的而是監視事情的正常控制。對實驗進行設計，以便讓人能夠全程追蹤，是實驗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勞斯認為，“我們在實驗室中不僅僅對事物進行分割、觀察、分類和記錄。我們還建構、分解事物，并介入其中。物質、粒子、過程、有機體、反應和突變都是實驗室的產物。這些東西以及被帶入實驗室的其他事物以多種‘非自然’的方式呈現自身并相互作用。實驗室是事物被迫出現甚或存在的場所。”不難看出，勞斯所解釋的實驗室的權力特征，權力體現為科學家及其科學實驗材料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權力是實驗室重構或塑造內部場景的重要內核。在微觀權力的干預下，事物的可能呈現方式以及被理解的方式便逐一顯示出來。而在科學實驗室之外，科學實踐的權力作用模式更加明顯。我們按照實驗室的微觀世界提供的模式參與了世界的重構和塑造，不過在現實生活世界中接受實驗室這個規訓機構的條件，我們必須為它提供標準化的服務，個人以及社會必須接受某種行為模式。實驗室是一個被精心、細致構造、控制和監視的設備和實踐之網，如果能夠被廣泛實施和塑造，還必須有一定的相關配套設施。首先是技術系統和社會之間在互動的復雜性和緊密耦合性上的增大。其次，自然環境必須被簡化或者對復雜化進行重新組合。另外，實驗室實踐的拓展已經構造或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習慣，諸如，我們采用鐘表(時鐘的出現顯然早于現代的科學實驗室。但除了提供新的、更精確的時間標準以外，實驗室還大大推動了對我們所做之事的計時，從而促進了鐘表的使用)來安排并協調人們的生活，定期接受藥物治療，檢驗食品的化學成分和營養成分，等等。當然，諸如此類的實例仍可以無限制擴展開來。因此，勞斯認為：實驗室實驗的權力關系滲透在我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對事物的塑造之中，這樣的滲透體現在現實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實驗室實踐才是真正改變了我們對自身以及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勞斯對權力的解讀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學概念以及政治機構層面上界定，甚至可以說，權力是在一個全新的視角中走向了公眾的視線之中以及被我們所了解。

不可否認，勞斯獨辟蹊徑地開拓科學實踐的微觀權力特征，一方面基于對科學成因的思考以及理解科學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滲透方式：另一方面是勞斯獨有的科學批判路徑，但這點在學界一直處于被遺忘的角落。簡言之，如何在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重新理解科學的增長所帶來人類自身以及整個世界的改變。勞斯倡導自然科學權力之維的闡發，但他并沒有對自然科學的日益繁榮大唱贊歌，相反，他的整個科學實踐哲學的開創都深深植入了人文精神的關懷。我們只要明白勞斯因法蘭克福學派對科學批判的不滿就能體會到勞斯的主要用意。“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假定，這一空前增長所產生的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始終都是進步的。我們必須要追問，自然科學是如何改變我們的以及采用何種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評價這些變化。”在這種思想背后，勞斯開展了積極意義上的科學批判態度。

可是。如果說科學是如何進行的，科學的目標是什么以及不能在更大的文化情境中把握這些成就的話，那么對科學的批判將失去方向。當勞斯將地方性、情境化等內容引入到對科學實踐的過程中，勞斯同時打開了一個重要的領域，那就是對科學的社會歷史性發現，雖然這一領域在歷史主義科學哲學之后，就不再是私下的秘密。但是勞斯經由科學的社會歷史化的根基中尋找到對科學批判的可能方式，這是一般的科學哲學家所無法達到的。不過，他針對科學的權力滲透而參與世界的改變和塑造時，

其主旨始終帶有既激進同時又溫和的矛盾式批判。一方面，在于他強烈要求賦予自然科學的微觀的政治權力特征，以便構成對自然科學的政治批判。另一方面，涉及到如何對科學的權力特征進行批判時，他認為自然科學對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影響并非意味著人類的進步，但任何一種拒斥以及拋棄科學的態度都是沒有出路的，我們所能做的便是對自然科學的擴展帶來的影響保持清醒的認識和警醒，以便能夠全面理解科學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塑造。“我感興趣的權力關系不是科學實踐賦予我們對自然的權力，雖然這一層面在我的討論中占據了顯赫位置。相反，我一直都在討論，需要按照權力來加以理解的，需要受到直接的政治理解和政治批判的，恰恰是這些實踐對我們自己，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影響。”自然科學是如何改變我們的以及采用何種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評價這些變化，這些足可以體現勞斯和別的科學哲學家不一樣的科學情結。正因為如此，他批判了英美科學哲學界長期以來對科學采取的無批判實證精神，而努力體現歐洲大陸意義的批判精神。

基于以上的考慮，勞斯對實踐科學觀權力之維的闡發開啟了新的理解空間。第一，開創科學實踐權力之維批判的可能性，從科學實踐展示的權力關系中開辟科學的政治學的可能性。勞斯認為，權力的概念構成科學的政治解釋的基礎，自然科學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塑造以及對我們自身的重構，導致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權力概念的新的理解路徑。當勞斯賦予科學實踐效果的微觀政治權力之時，其實也在批判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以及政治學等多層的嚴格區別。勞斯通過對海德格爾實踐解釋學的解讀而賦予了自然科學的實踐解釋學特征。在實踐解釋學的視野中，科學褪去了作為理論態度的普遍性的特征，而表現為實踐的地方性和情境性特征。科學的理解模式不再體現為永恒不變的人與自然之間的既定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自然科學向社會歷史情境性領域開放提供了可能的空間。不過，勞斯意義上的社會歷史情境性的拓展只是對理性或理論態度主宰科學的一種顛覆，揭示了歷史性的科學實踐對自然科學成因的重要意義。盡管如此，勞斯這一步的跨越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沖擊了傳統理論科學觀的專制統治，同時也沖擊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二分態度，為二者在解釋學視野下的溝通建立了相互關聯的橋梁。因為，在傳統理論科學觀看來，人文科學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不具有人類的自我解釋特征，它通達的是對自然實在的本身的無限制的接近和反映。因此對自然科學理解，自我解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對自然科學的決定性影響?在勞斯看來，不管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人類的自我解釋性都貫穿于其中。這就是勞斯要急切開辟科學的權力維度，或為科學的政治批判提供依據的核心思想。他堅決反對我們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采取的不同批判態度：“人文科學體現了權力的技術、策略或意識形態，體現了權力的支配或意義的消解，因而有必要從事批判性的討論。但他們卻讓自然科學免于同樣的批判。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試圖為自然科學的實踐提供一種無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并要求我們把它們看做是一切社會性的自我檢驗賴以進行的既定情境。”與其說勞斯通過社會歷史情境化的視角而努力消除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維度的觀念鴻溝，毋寧說他從人類自我解釋層面上賦予了自然科學政治特征以及由此展開的可能的政治批判方向，而這一政治批判的確立，只有明確了自然科學作為社會歷史情境化的產物方可呈現出來。第二，以地方性微觀權力彌補普遍性宏觀權力的不足。勞斯不滿足于從理論態度中理解自然科學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影響，轉而從地方性的科學實踐態度對揭示世界以及影響世界的優先權。我們通過對勞斯的科學實踐觀所具有的權力的批判視角來看，科學實踐的政治特征正是依托于權力的途徑得以彰顯，但是勞斯科學實踐所展開的權力描述并不是傳統的規范性的政治權力，而是一種非規范性的地方性科學實踐的權力。正因為如此，勞斯極力拓展“政治”一詞的含義。科學具有政治權力，并非意味著科學一定要走向傳統政治視野中的政治制度中的實踐層面上的政治性，科學具有的政治權力在于科學能夠影響到傳統政治實踐的可能性。勞斯繼承了新經驗主義重視科學實踐以及實驗室塑造所具有的強大的拓展力量，一些本來是非政治機構的科學實踐和行動者卻包含著重大的政治意義，甚至傳統的權力形式對科學的影響必須在貫穿于科學實踐的微觀權力關系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不僅如此，勞斯認為，自然科學的變化改變了我們理解自身方式以及直接關涉到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例如，西方十七世紀經典天文學和力學走向現代形式的發展過程中，這場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自然界的態度，同時這場革命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是什么的問題。從認識理解、認識物理秩序的反思中，近代哲學的笛卡爾式的主體出現了；人與神的關系呈現出新的形態，這些不僅僅是思想上的變遷。它們同樣與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轉換、新的宗教實踐的確立、經濟行為和社會互動的新形式的出現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對自然界的科學理解正在不斷塑造著人的自我理解，同時科學實驗活動以及實驗室在向外拓展的過程中，新的權力也在對人自身以及社會制度構成了影響。勞斯強調微觀政治權力對傳統宏觀政治權力的重要影響，但并不認為微觀政治權力可以取代或完全引領宏觀政治權力，而這一視角的轉換，關鍵在于可以避開傳統政治權力批判的宏大敘事的虛無化，而給予地方性科學實踐的權力尋找批判的依據。因為與傳統的政治統治形式相比，科學實踐的微觀權力對我們的限制以及活動強制要廣泛得多、深入得多。

綜上所述，勞斯的實踐科學觀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科學形象，同時為我們重新認識和評價當代科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不過，勞斯開啟的科學實踐的權力之維雖然體現了后現代科學新的批判路徑和批判精神，但是傳統的科學批判和傳統的政治權力批判弱化卻是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的一個重要話題。

參考文獻：

[1]約瑟夫，勞斯，知識與權力――走向科學的政治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Larry 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3]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第4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國際化；海歸學者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8)10-0009-08

一、引言

目前，國內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與國際接軌，加強經濟學理論和思維的國際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盡所能地引進海歸學者，由海歸學者來主導經濟學的改革：不但在教學上極力推崇原版教材，而且在理論研究上更加迷信英文文章，推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數理化傾向，從而加速了當前這種庸俗的實證主義思潮(朱富強，2008)。當然，不可否認，由于近百年來中國在學術科研上的積累已經遠遠落后于歐美諸國，因此，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對根除中國傳統經濟學中的僵化思維確實可以產生顯著的積極作用。但問題是，當今中國學術與歐美相差的最大之處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識和形式上的規范，而在于國內學術風氣的扭曲以及學術理念的消逝。因為，前者是比較容易進行移植的，而后者則依賴于一系列的社會條件。事實上，制約當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主要障礙不在于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知識被隔絕，也不在于西方學術上的“形式規范”沒有有效建立起來；相反，根本上在于整個學術制度和學術風氣已經變壞，很多學者已經完全漠視其應有的學術理念和社會責任。因此，如果學術上要與國際接軌，則首先需要學習國外的學術精神和借鑒其學術制度。然而，當前那些所謂的“國際接軌”又接得怎樣呢?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當前學術界中的國際化改革幾乎都是一些極具功利心態的人士所發動的，且主要是那些經濟學出身的副校長、校長助理或者院長所積極推動或參與的。其結果是，經濟學的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規范上，偏重于教的內容，而那種真正的學術精神卻被無情地拋棄了。例如，目前國內一些主要大學就模仿歐美而作出這樣的規定：導師應該對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貼，從而變相迫使研究生跟隨導師從事課題研究，而那些沒有課題的導師則喪失帶研究生的資格。顯然，這種改革完全沒有考慮到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差異。試想：當前的那些課題又有多少是理論型的，研究生們有幾個具有理論研究的能力?而且，僅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們又對社會現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會科學的學習首先要夯實深厚的理論基礎，在缺乏廣博知識的基礎上就從事所謂的課題研究，這是非常荒謬的。因此，當前的這些功利性改革將徹底搞垮中國的基礎理論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基礎學科。事實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學的思維來對待社會科學，造成了社會科學中基礎理論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處夸夸其談的新聞“學者”，從而較大程度地扭曲了學術風氣。

那么，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形式主義的接軌?為什么經濟學領域國際化的呼聲比其他社會科學遠為強烈?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比其他社會科學更為嚴重，這導致經濟學存在著強烈的自然科學化傾向。波普爾(1998)指出：“在大多數有關方法論的討論中，嚴重的錯誤都產生于對物理學方法的某些極為普通的錯誤理解。尤其是，我認為他們產生于對物理學理論的邏輯形式、檢驗方法和觀察與實踐的邏輯功能的一種錯誤理解”。事實上，正是承襲這種自然主義思維，在將研究對象限制在物質資源配置的私人領域之后，新古典經濟學就把自然科學視為模仿的對象，把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來研究，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術生產力(如邊際遞減規律)。顯然，當前國內“主流”經濟學者由于受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思維的熏陶，基本上已經皈依在自然科學的“石榴裙”下。為此，他們強調經濟學的科學化和客觀化，極力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來框定經濟學，把某些自然科學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學術要求簡單地搬用到社會科學領域。然而，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果真如此接近嗎?顯然，要對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取向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首先要比較一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特點。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經濟學學科特性的考察來對當前的接軌形式和內容進行反思。

二、自然科學理論研究和發展的一般特點

一般說，自然科學的研究主要體現為人對自然界的探索，并呈現出兩個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界是由所有的時間和空間中都相對不變的一個物理上的一致體系所支配，即自然現象是相對穩定的，因而自然規律在任何地點或時間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是隨著工具的發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漸深入的，且往往只有在有關研究視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機理等方面取得一定重大突破以后，才會開啟一個新的認知領域，并導致研究范式的轉變和科學的革命。基于這兩個特征，自然科學的研究也有其獨特性。

(1)自然科學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即基礎理論和綜合應用。其中，基礎理論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體系的基礎上構建出自然現象背后的規律，而這種規律在特定的時空下是穩定的，并可以通過猜想一反駁機制不斷完善和發展。因此，人類在每個歷史階段上所獲得的認識和研究成果將成為自然科學不斷走向更成熟、更正確的階梯，這是自然科學理論發展中的連續性和進步性。綜合應用研究則是把迄今為止的理論研究中最為“進步”的認識用于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并通過實踐來檢驗基礎理論的正確性。顯然，這種研究實際上是把理論成果轉化為實際效益，因而自然科學的應用研究特別關注理論研究的前沿成果，關注理論的適用性和效益性。

(2)在新的科學革命沒有出現之前的很長時期內，主流的自然科學原理往往都會獲得廣泛的共識。其原因在于，盡管任何科學理論都具有主觀性，但自然科學位置的客觀性要求人際不變性，在可重復性和還原性的基礎上具有可檢驗性。因此，自然科學中很少出現不同的派別，很少出現眾體系林立的狀況。即使有不同的體系，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還未得到檢驗的猜測性假說上。相應地，自然科學領域中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兩大領域：一是基于常規范式下對一些細節問題作微小的理論修補和發展，從而對自然界的探索具有非常強烈的繼承性。二是在掌握了現有的知識原理之后，結合具體自然環境作些應用性研究，從而很注重實驗室的日常檢驗。而且，由于自然現象本身具有穩定性以及自然科學的實驗是可控的，因此，這種對基礎理論的變通性應用往往是可行的。故需要關注相應領域的最新進展。

(3)自然科學領域中那些異端的猜測性假說一旦得到證實，往往會導致整個理論體系的根本性變革。因為，自然科學具有很強的“統一性”，整個自然科學的理論體系往往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假設基礎之上。所以，自然領域中任何思維的重大發現，或者對一些原來留存的疑難點取得了明顯突破，往往都會顛覆整個理論前提，從而大大促進整個自然科學的理論發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轉變。而且，即使那些狹隘的領域偶爾出現無法消除和解決的反常現象，也會動搖常規范式。例如，邁克耳遜一莫雷實驗就動搖了整個“經典”物理學的基礎，并對狹義相對論的創立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因如此，盡管自然科學領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現有理論和常規范式進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體的應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學研究卻是對某些理論難題的攻克，或者通過各種實驗對新假說進行驗證，這也是波普爾所謂的證偽工作。顯然，試圖通過對一些難關的攻克引發理論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理論研究。這些工作是自然科學領域的最高殿堂，因而從事這種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異常稟賦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進展主要體現在最新研究論文上，而并不熱衷于系統性專著的撰寫。因為，在自然科學領域發生理論突破之前，自然科學研究往往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常規范式，這種常規范式下的基本規律以及理論體系對業內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學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對一些特定難題的探究或者應用中的細枝末節的發現，或者是一個具體應用的條件或流程設計。相應地，自然科學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體現在對這些細枝末節上的新觀點或新發現所撰寫的一些論文上，而一般不會熱衷于撰寫整體性的理論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編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適合教學邏輯的教材。事實上，在常規范式主導的漫長時期內，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現出大同小異的教材體式。因為，寫進自然科學教材的理論基本上都是已經得到檢驗或者學界認可的，主要是總結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寫者本人研究成果的個性差異。盡管在新理論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廣過程中，也會因存在一些認知上的差異而出現稍有不同的教材體系。

(5)自然科學中開創性專著的出現往往具有非凡意義，甚至可能會導致科學范式或研究綱領的變革。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學的科學知識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當自然科學理論在邏輯或實踐上遇到了嚴重的危機，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從而需要對自然科學理論體系進行重新闡述時，才有必要撰寫一部新的專著。同時，一旦對事物之間的作用機理或者內在物質產生新的認識，并得到了檢驗，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對傳統理論的否定，從而會對傳統理論體系產生顛覆性影響。事實上，往往只有那些相關領域的大師，特別是那些取得理論突破的研究者，才會撰寫一部新的理論專著。那些對自然科學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如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寫過具有全新體系的巨著。而且，他們的著作基本上都改變了人類對自然世界的認知，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

(6)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往往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應用的穩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傳播較快。這是因為有理論的客體特性和傳播的主體動力兩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學理論的客體特性而言，自然規律僅僅依賴于普遍的自然環境，這與人和社會的因素相對無關。因此，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較強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規律一旦被發現之后，就可以迅速被傳播、驗證和應用。就理論研究者傳播的主體動力而言，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激勵往往有“錦標賽”的特點，科學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早發現規律或取得突破的學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學領域也獨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論進展，但如果國際上的類似研究已經在先，那么他那“獨自”的研究也往往變得毫無價值。因此，自然科學領域往往會出現為冠名權或誰先誰后的爭奪，有的甚至成為永遠無法揭示的公案。同時，這也是為什么自然科學的研究需要關注前沿的原因，每個頂尖學者都希望盡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為第一個最終發現“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學的綜合應用往往具有豐厚的“研究紅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會受到刻意的保護或隱藏。這可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規律及其理論的普遍性，以及理論和應用之間往往又存在時滯。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會有意識地隱藏自己的發現，那些應用性的理論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學的應用研究具有很強的獲利性。如一些專利、發明等都是實實在在的，都可以直接從市場上為個人或者所在單位、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社會利益。因此，每個發明者、團體都比較注重對一些應用性研究成果的保護，國際上也制定了相應的專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

綜上所述，自然科學具有強烈的客觀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需要關注前沿，要與國際接軌。因為，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礎理論往往難以在短期內獲得市場利益，而長時期的隱藏或保護會限制人類知識的發展。所以，國際上往往規定基礎理論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只是社會對那些發現者提供一定的獎勵回報。因此，為了爭奪優先發現權，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往往是公開的，甚至一些應用性研究為了獲得優先發明權也會盡早公開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學的研究效益體現在最新科學技術的應用上，而基礎理論研究則是應用性研究的基礎。可見，自然科學的研究切忌閉門造車，需要時刻追隨相關研究的國際前沿。

三、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發展的一般特點

盡管社會科學研究也可分為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兩個基本層次，但由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不同的特點，因此，兩者的研究思維和方式在本質上也存在不同。事實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人類社會以及由人造成的社會現象，這比自然現象更復雜、更多變，不但難以發覺固定不變的社會規律，而且也體現了人類的行動影響。所以。社會科學理論不僅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而且，也缺乏自然科學那種一元單線的發展路徑，往往呈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認知軌跡。正因如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之間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1)社會現象的影響因素不但復雜多變。而且具有整體性，故社會科學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其實，社會科學是相對較晚才出現的學科，相對于之前出現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而言。它的理論研究最具體、最復雜，與社會實踐的關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學科的一切成果。因此，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之理論研究，它往往具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經濟學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純粹假設之上，而是源于人類社會的日用人倫，需要挖掘現象背后的事物本質。顯然，揭示較自然現象更為復雜的社會現象往往需要更為廣博的知識，而本

質認識又往往依賴于大量的個人知識及其獨特視角。二是經濟學常常把自然科學中所發現的物質法則當作論據的事實來接受。而不是專注于技術性問題。可見，經濟學中的技術性手段如線性規劃、對策論、統計理論等，都是數學家或其他自然科學家發現的，這方面的難題攻關本身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2)由于社會科學本身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導致絕大多數經濟學者熱衷于應用對策的研究，試圖把人類在自然科學或其他領域中所發現的規律、公理以及所積累的理論知識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實踐。當然，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在如何借鑒自然科學理論方面，卻與自然科學的應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區別：自然科學的應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實驗而能夠直接使用自然科學理論中發現的原理，而社會科學的應用研究僅僅把自然規律視為假設性條件，由此假設得出的命題只有在那些沒有考慮的因素不發生作用時才是正確的。然而。由于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釋和預測真實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會科學的應用特別要注意這些具體復雜的影響因素。即使在使用物質資源配置這類屬于私人范疇的理論時，也必須關注具體的條件，因為社會科學中沒有任何問題是純粹私人性的。從某種程度上講，社會科學的應用對策研究是一門藝術，它考慮的是如何恰當選擇已有的理論問題。這就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要對具體對象進行詳細的描述，從而便于選擇相適應的理論。二是要有廣博的知識，從而使得理論選擇集更為豐富。

(3)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也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兩者的研究特點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數理邏輯的功能性研究。這是基于特定假設前提的純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務是推理不同條件變化下的結果反應，或者尋找更適宜互動模型和檢驗工具。顯然，這類研究的成果具有強烈的抽象性。盡管它能夠對人類實踐或制度變革提供啟發，但卻完全不能直接加以應用。而且，從事這類攻關性研究的學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學，他們并不具有解決具體社會問題的知識。二是基于內在機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務在于，對具體社會現象的深刻理解、本質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剖析。可見，由于社會現象本身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導致這類研究需要非常廣泛的共同知識和個人知識。同時，由于對本質的探究體現了個人的認知和立場，從而使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個體性。

(4)社會科學的理論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個體性，因而難以像自然科學那樣達成普遍的共識或形成“真理性”的知識。事實上，社會科學本身是一個“為己之學”，其學習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進個人的認知。在個人獲得真正的認知后，再通過教授方式來提高他人的認識。所以，社會科學領域的那些大學者們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學到老”，以不斷增進自己的認知水平。在此基礎上，他們撰寫出系統性的理論著作。同時，由于社會科學領域的認知本質上是個人性的，時空對社會事物的認識來說并不很重要。因此，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進展往往非常緩慢，沒有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直線式的“進步”。特別是，盡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啟發自己的思維，但要將人類積累的知識應用到實踐或者加以時代的檢驗，還是要通過個體的理解和消化這一環節。

(5)社會科學的理論和知識具有強烈的連續性和反復性，因而“為往圣繼絕學”在社會科學中體現得尤為強烈，它要求注重歷史文獻的梳理。其實，社會科學的理論和知識首先來源于人類實踐，來源于人們的日用人倫，而人類社會發展本身存在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因此，體現經驗事實的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多數觀點、理論以及相應的研究思維往往都已為前人所提及，即人們對社會科學理論的認知往往會出現一種回溯或返祖現象，并將這種認識傳授給后來者。當然，由于受時代背景、知識積累以及個人認知的限制，前人的論述往往比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務是在經典文獻的基礎上，對理論體系進行完善和發展，而不是以求新求變的態度不斷地推出所謂的新理論。因此，社會科學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促進理論的革新或發展，而是要通過詳細剖析前人理論的特點及其適應的社會背景，并結合后來的實踐對之進行深化、發展，從而更好地指導時下的社會實踐。

(6)由于社會科學理論本身具有時空性，對社會現象的認知都是在一定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因此，其理論發展不是直線性的。事實上，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之下，而引導假定之間本身又是不可通約的。所以，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之分：不能說后來的知識比以前的更為進步了，而只能說認識更為精微或深化了。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方面，同一社會現象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體基于不同的視角所產生的認識也差異很大。所以，不同時代、甚至同一時代的人對同一社會現象的認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會科學領域很難產生普遍認同的基本原理，無法形成真正的共識。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即使在特定時期的一定范圍內形成了特定范式，但這種范式也往往無法維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時代都會出現相差迥異的各種觀點，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會科學本身就是在不同體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觀點的爭論、交流和折中下得到發展的。

(7)社會科學的研究貴在把經驗事實和人類理想結合起來，從而構建“極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論體系。這與偏重于“極高明”的自然科學理論不同。其實，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包括現狀、本質等方面，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個體或集體行動。因此．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來講，社會科學都與基于某一特定狹隘領域進行攻關的自然科學不同。一般說，社會科學研究注重的不是尋求某種技術性的突破，無法在對一些基本常識都無知的情況下就對某些“社會難題”進行所謂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統地梳理前人知識和理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自己對社會更全面的認知，需要能夠解釋和處理具體的社會現實。同時，由于社會現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不應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局限于撰寫某些基于具體疑難的論文；相反，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偉大學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寫巨著，形成自己的認知體系，并希望將之傳授于后來者。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規范性和本土性。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不能簡單地照搬和移植其他時空下的學說。其實，社會現象是復雜多變的，而社會科學理論則往往具有抽象性，它無法直接加以應用。同時，那些具體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和專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賴于特殊的社會環境和特殊的行為習慣，因而也不能簡單地搬用。可見，社會科學理論本身就內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體專用性的雙重特征。這使得社會科學理論呈現出一種較強的公共性：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開的．既沒有專利，也不用保密。相應地，由

于社會科學理論本身來源于特定的經驗事實而不具有普遍性，導致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傳播也呈現出雙重特性：一方面，它的傳播不但不會受到人為的限制，反而會受到鼓勵。因為。社會科學認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協作關系．這也是為什么社會科學的思想往往更容易傳播的原因。另一方面，南于不同環境下對社會現象的理解不同．導致社會科學的思想傳播又往往比較困難。這種困難主要表現為受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應用能力的限制。

四、國際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經濟學水平的核心標尺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會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一方面，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相對穩定的自然世界，不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進行隔離，而且人類主體也可以與自然世界這一認知客體隔離開來。因此，自然科學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是先驗性的，它依賴于脫離人類生活經驗的工具理性。并試圖建立一個不斷進步的真理體系。相應地，自然科學的成就往往是通用的，因而比較容易與國際接軌，也需要與國際接軌。由于自然現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因此，通過國際接軌，便于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進行攻關。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不確定的具體社會現實，不但各種社會因素無法進行隔離，而且也無法將人類主體從生活世界這一認知客體隔離開來。所以，社會科學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是經驗性的，其內容往往是針對其所處的環境、地區乃至國家而言的，其根本性作用也正是體現在對周圍乃至本國的社會現象的認識上。相應地，社會科學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時空性。因而往往難以與國際接軌，也不必須與國際接軌。事實上，由于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要復雜得多，沒有任何實際問題可以單獨地根據經濟前提來決定，即使是其性質最接近的純粹經濟問題。因此，社會科學研究不是基于對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疑難問題的攻克。

自然科學往往可以基于脫離經驗事實的邏輯推理把特殊上升為一般，從而發展出一般性的定律；而社會科學的理論則必須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之上，必須對那些獨一無二的事件進行直觀的理解，對事件發生的利益、傾向及其他相關的特殊因素進行情景化的理解。基于社會科學的這種特性，在本質上它并不要求在所謂國際一流雜志上發表文章，而是能夠基于獨自的社會和知識背景為某一問題或現象提供一種思路，它注重的是不斷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認知，并轉化為自身的行動。只有這樣，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才有意義，社會科學的應用研究才有價值。相應地，盡管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鑒其他國家學者所提出來的研究方法、研究結論，但是，必須清楚，西方社會科學的具體理論和觀點大多數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會背景之下。如果簡單地將這些理論應用到中國，則往往只會產生刻舟求劍、邯鄲學步的效果。這也正是經濟學所具有的獨特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朱富強，2008)。而且，由于社會現象要比自然現象復雜得多，對社會現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視角。因此，要對社會現象有更全面的認知，也必須盡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識，而不是極端地開辟一條更為狹窄的道路。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進步不在于不斷革新和創造發明，而在于對前人思想的梳理。所以，社會科學強調的是一種求學風氣以及對人性的培育(朱富強，2008)。

顯然，經濟學更類似于社會科學。因為，經濟學根本上是要剖析人們行為的機理，從而提高人們的福利。這就要關注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面對自然物時如何行動，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對他人或社會時如何行動，如何充分運用人的理性來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前一個內容可以借鑒自然科學的知識，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必然會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后一個內容實質上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內容，需要分析具體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和偏好。從根本上說，社會現象都必然會涉及到后一個內容，因而需要認真研究內在經濟現象中的“人”的因素，使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非常強的本土性(朱富強，2008)。特別是，經濟學作為一門致用之學，更加強調其研究成果對與該研究有直接關聯的人所具有的啟發意義。所以，如果是國內學者研究美國問題或許更應該首先在美國發表。但是，如果研究中國問題的文章也強行要在國外雜志上發表，顯得多此一舉了。同時，由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時間上的累積性，因此，除非面臨著范式的革命，現代的自然科學家一般都可以從已經被證明為真實和科學的發現中直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知識。但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歷史發展卻充滿各種難以判斷的意見和觀點。而且，在一個階段已經被證明錯誤或者荒謬的理論在某一個適宜的階段又可能被重新發現并奉為真理，所以，經濟學知識并不是以嚴格的累積形態取得進展的(王曙光，2004)。

因此，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更重要的是對經典文獻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謂的“前沿”研究。熊彼特(1991)就指出，經濟學領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遺忘或擱置數百年之久。這要比物理學中更屢見不鮮。我們會遇到一些簡直令人吃驚的事例。研究經濟學史的經濟學家，常常會碰到很有啟發性的間接以及有用的教益，這與同樣情況下的物理學家很不一樣：因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輩們從事的工作中，幾乎沒有湮沒什么有價值的東西”。也正因如此，社會“科學分析不單純是邏輯上前后一貫的一種過程，從某些初步觀念開始，然后按照直線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內容。它不是單純地對一個客體實體的逐漸地發現――例如，像剛果盆地的發現那樣。它毋寧說是與我們自己和我們前輩人頭腦里創造的東西的一直永無休止的搏斗；同時，如果它有所‘前進’的話，那是一種正交叉的方式前進的；它的前進不是受邏輯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觀察或新需要的沖擊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與氣質支配。因此，任何企圖表述‘科學現狀’的論述實際上是在表述為歷史所規定的方法、問題與結果，只有對照其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來考察才有意義”。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國內經濟學界卻極力將社會科學混同于自然科學，不但舍棄對學術的系統梳理，而且相反地專注于非常狹隘的所謂“前沿”論文；不但不注重全面的知識綜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認知，而且相反地像自然科學一樣，強調攻克某些“難題”，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學工作者那樣，通過照搬一些基本定理來從事日常的應用性研究。多迪默(2002)寫道：“與硬科學中的同事們一樣，一位經濟學家也可以從現有的知識體系中借來某些東西來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先是按照嚴格的句法規則建立起一些理論模型，然后，再對這些模型求解。而且，從原則上來說，這些計算工作是可以通過計算機來完成的。在進行這項工作時，這位經濟學家擁有數據資料，他用這些數據資料來檢驗具體的假說。他建立經驗模型來估價在外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影響，或者經濟政策的變化帶來的影響。這

種常規的科學實踐活動把經濟學家變成了工程師”。歐美經濟學界是如此，中國經濟學界就更是如此。

國內經濟學知識積累本來就非常匱乏，真正有價值的經濟思想更少。而且，經濟學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為機理之上，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下，中國人根本無法在思想領域有所作為，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同時，在以數理形式為衡量標準的情況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顯的優勢，他們成為中、西方經濟學溝通或接軌的“橋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前國內經濟學界涌入了越來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個普遍的事實就是，現在那些研究生導師在招收研究生時，一般都更傾向于數學專業的而不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顯然，這些學者的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更為匱乏，因而也根本無法在思想上有所作為，甚至對思想毫無興趣。為此，這些學者往往會將主要精力用于對某些數學模型的改造和應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內在機理。所以，中國經濟學界會出現這樣的怪現象：許多對社會科學乃至經濟學基本常識一竅不通的人在搞社會科學領域所謂的前沿研究，并成為學術的引導者及政策的制定者。

當前，這些人主導了中國經濟學界，他們必然會努力將經濟學拉向自然科學，從而大肆主張與國際接軌，理由是物理學或數學就是這樣。特別是，為了顯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國際性，他們會刻意地通過種種途徑與國際“學者”合作發表文章。但殊不知，當前形成的這種學術研究分工體系具有鮮明的“殖民”性質：國內學者提供有關中國情況的數據，西方學者作出計量分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學術永遠是處于“打下手”的角色。更為嚴重的是，即使從人類社會的角度看，這種分析真的能夠促進理論的發展而獲得更真實的社會理解，抑或取得實際的分工效益?魯迅先生曾說過，寫文藝作品專靠別人提供的材料是不行的，更何況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

其實，正如多馬(2001)指出：“優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他們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讓合作伙伴撰寫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簡單地承擔數據收集和處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展開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國學者提供數據和進行數據分析，而西方學者對研究結論進行解釋。試問，這種合作方式能夠體現國內學者的何種學術水平?而且，在當前這種國際合作中，西方學者甚至像國內學者的研究一樣，根本不關心這些數據是如何得來以及是否可靠正確，更不考慮其他的社會環境以及可能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其原因在于，這些國外學者尋找中國的合作者，絕大多數還是出于評職稱或其他功利主義的考慮。因為，這樣的研究更便于他們發表一些文章，畢竟西方學者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了解少之又少，對中國人提供的數據更難進行考證。正因如此，目前在國外雜志上所發表的一些有關中國問題的論文甚至比中國人的研究還要膚淺得多，它們大多是概念上或者形式上的。

正是由于國內對國際刊物發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勵著人們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尋找與國外學者合作，而不是靜下心來對思想作些實實在在的梳理。這種風氣也進一步助長了數理和實證的分析傾向。因為，這種文章顯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發表。但是，對這種學術的鼓勵，卻誤導了理論的真正發展，因而無法取得真正的社會科學的進步。德魯克(2000)曾寫道：“如果，喬之所以晉升是因為他擅長玩弄政治，人人都會知道。他們會對自己說，‘好吧，這就是公司里的晉升之道’。他們會瞧不起上司，因為他們強迫人人都變成了政客，結果是他們要么離開要么自己也變成政客。”目前學術界正是如此。其實，社會科學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機械搬用。錢穆(2004)強調，“如何像以前的禪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觀綜合上中國人的性格和觀念，而轉身像宋明理學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來”，這就是我們現代學者的任務。但是，我們的學者卻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們的制度更是為這種功利行為提供激勵。余英時(2004)寫道：“一般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揚之際也缺乏真知灼見，他們往往對自己還沒有十分弄清楚的東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會政治和社會改造方面。這種輕率而又輕薄的態度不但與西方‘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而且也和中國人所一向講究的為學須分本末人己的傳統大相徑庭。”

五、簡短結語

第5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中圖分類號:F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00402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現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現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現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堅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正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現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現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現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實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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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爾•波普爾箸,趙月瑟譯.波普爾思想敘述[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6]喬治•荷曼斯箸,楊念祖譯.社會科學的本質[M].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

第6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主流心理學；科學主義；自然科學取向

分類號：B84-06

1　引　言

心理學中存在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對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構造主義、行為主義和現代認知心理學接受“原子論、還原論、客觀論、決定論、量化方法五個原則”(高峰強，2001)，，以較大的影響力，在心理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主流心理學借鑒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理學、醫學和計算機科學等，以機械自然觀為基本世界觀，以實證主義為基礎方法論，吸收了經驗主義、客觀主義、操作主義、價值中立等自然科學原則，并引進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技術、設備和成果，建立了類似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來指導自身的研究。這種自然科學取向，盡管促進了主流心理學的獨立和發展，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學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和社會責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為什么主流心理學選擇走自然科學之路呢?近20年來，盡管不少學者對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進行了批判，但是對于它產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從歷史、社會、經濟、時代精神、學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學選擇自然科學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歷史上自然科學對主流心理學的影響、自然科學具備成熟的方法論和有利的時代精神、自然科學的實踐性優勢、社會需求對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的促進、主流心理學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作者提出，隨著心理學科的成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觀的演變，人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研究將會受到更多的重視。

2　自然科學對主流心理學的歷史影響

2.1　自然科學幫助心理學獨立

人類心理一方面作為哲學思辨的主體和過程，另一方面又作為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這種主客體的雙重角色，使得心理學同哲學相互交織，難以分離，無法跨出哲學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終無法獨立。近代自然科學首先提出了獨立的心理學研究的要求，并貢獻出方法論、儀器和測量手段，幫助心理學擺脫了附庸哲學的地位，實現了獨立。

19世紀初期，天文學家被反應時間差異所困擾。貝塞爾總結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應時間這一研究課題。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神經生理學、感覺生理學、腦機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學領域。以醫學家布洛卡、維爾尼克和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為代表的研究者們，研究了大腦機能、神經沖動和知覺等，創造了臨床法、切除法和電刺激法，促進了生理心理學的產生。19世紀30-60年代，生理學家韋伯研究了物理刺激與心理感覺之間的關系；物理學家費希納利用物理學和數學方法，創造了均差法、正誤法和最小可覺察法，創立了心理物理學。1879年馮特借鑒自然科學，建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心理學研究終于具備了客觀性、實證性、經驗性和可操作性，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2.2　自然科學推動主流心理學發展

主流心理學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成果。艾賓浩斯以實驗方法控制記憶條件、觀察記憶結果，首次研究了高級的心理過程，推動了實驗心理學的發展。鐵欽納吸收經驗主義和聯想主義，秉承原子論，對注意、聯想、情緒和情感進行了研究，創立了構造主義心理學。行為主義采取實證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和還原論，吸收了條件反射學說和生物進化論，以刺激一反應模型對行為進行了嚴格的實證性研究。新行為主義接受邏輯實證主義、操作主義和物理主義，采用數學和邏輯語言來描述人類行為。認知心理學吸納了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數理邏輯、計算機科學，把人的思維看作物理符號系統來進行研究。盡管它反對行為主義對意識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繼承了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原則。當今的主流心理學出現了生物神經學化的趨勢。它吸收了認知神經科學、生物遺傳學、習性學的研究成果，從生物決定論的視角，以基因、神經和激素等生物層面上來解釋心理現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學獨立和發展的過程中，自然科學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創立和發展，相對于自然科學來說比較晚。加之這些學科本身就不夠成熟，其對于心理學的影響也較為次要。

3　自然科學成熟的方法論和思想基礎

3.1　原則和方法論優勢

自然科學方法論建立在決定論、機械自然觀和客觀性原則上，追求普適性真理，采用實驗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較，自然科學具有原則和方法論的優勢。

1)決定論：決定論假設存在著普遍的因果規律。這就意味著，一旦認識到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人們就有能力對事件進行預測和控制。因此，決定論是科學研究和社會控制的前提。與決定論概念相對的是自由意志，它較多出現在人文社會研究當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關系，然而沒有因果關系，學科的實用性就大打折扣。

2)機械自然觀：機械自然觀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機器。這種世界圖景具有簡明性、精確性、規律性、可預測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開展和研究成果的應用。人文觀點承認心理的主觀能動性、復雜性和易變性，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難。

3)客觀性原則：自然科學家堅持客觀主義，盡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觀態度、信念和偏見對科學研究的影響，以期發現客觀真理。客觀性原則還樹立了一元的真理標準，有利于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和對成果的評判。

4)普適性：自然科學追求普適性的真理。自然科學家運用歸納和演繹的思維方式，來探索個別現象和普遍真理的聯系，這種方法有利于理論的產生、檢驗和推廣應用。

5)實驗方法：在實驗方法中，自然科學家通過控制變量來確定相關或因果關系，產生的結果具有必然性和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論具有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較低。

以上原則和方法的應用使自然科學具備了客觀性、普適性、準確性、一致性、可觀察性、可重復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方法論體系。

3.2　有利的時代精神

科學的發展是特定的社會階段和時代背景的產物。因此。“對心理學發展史的理解必須考慮這一學科進化的背景，考慮學科中的流行觀念和那個時代的文化，以及時代精神或時代的思想氛圍”(Schultz&Schultz，2007)。近幾個世紀的多數哲學思潮、時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學的。

唯科學主義極大地提高了科學的地位。自文藝復興、科學革命開始，天文、數學、物理、生理、醫學等自然科學獲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學取

代宗教成為最為突出的理智的權威，成為文明世界的世界觀的定義者、審判者和護衛者”(Richard，2007)。唯科學主義隨之誕生，它認為自然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而其他知識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學主義盛行的情況下，主流心理學作為新興的、具有爭議的學科，采取自然科學的定位是明智的選擇。

從物理屬性來闡釋人性的機械主義人性觀也隨著科學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業生產方式，“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征是機械化，工業化和技術化代表了機器變成社會中心這一過程”(Griffin.1998)。在機械主義人性觀和機械化社會的影響下，主流心理學走自然科學的道路，是符合社會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紀開始流行的實證主義崇尚理性，強調經驗，提出科學研究必須采用假設、演繹、驗證和數學方法，以揭示事物運動的規律。這些思想是與現代科學精神相一致的。通過這些主張，實證主義提高了自然科學的權威，為其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圍。

經驗主義是自然科學的基本原則。它主張人類知識起源于感覺經驗，而自然科學正是通過經驗性研究來實現的。與之相對的理性主義否認經驗的可靠性，也就貶低了科學的價值。在兩種哲學思想的交鋒中，經驗主義自13世紀開始占據上風，直至今天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現代工業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導，這與自然科學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現代經濟、政治、社會管理等基本活動都體現了理性精神，這一精神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創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學的文化氛圍。

除了剛提到的唯科學主義、機械主義人性觀、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義、聯想主義、客觀主義、身心交感論、物理主義、操作主義，以及達爾文主義等哲學思潮，都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學向自然科學靠攏。相比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釋學、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則影響力較小。

4　自然科學的實踐性優勢

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自然科學具有較多的實踐性優勢。這些優勢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學，也成功地推動了主流心理學的發展。

4.1　研究對象的性質

從研究對象的性質來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物質世界，具有客觀性、機械性、普便性、同質性和易操作的特點。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不同的自然科學家能夠找到同質的研究對象，進行重復驗證。因此，自然科學易于積累、比較和評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較大的主觀性、發展性、異質性、歷史性、文化性、倫理性和不穩定性，操作性也較差。人文社會學者很難找到同質的研究對象：很多人文社會現象隨著歷史推移而變化或消失；倫理性原則束縛了對研究對象的控制：社會現象、文化和人類個體較難作化研究。

從研究對象與外界聯系來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相對孤立的，較容易確定因果聯系。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則處于宏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交互錯雜的關系當中，較難尋找到規律。因此，主流心理學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學品性的心理現象。

4.2　研究方法

實驗方法是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實驗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過控制變量來確定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容易得出較明確的結論。因此它也贏得了主流心理學的青睞。在《四十項改變心理學的研究》一書里，40項心理學研究中，有28項采用了實驗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觀察法、調查法、臨床法、總結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來，才占了12項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學應用數學方法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以求客觀性、精確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學追隨了自然科學的數學化趨勢，以對其重要思想進行嚴密的闡述(Thurstone，1986)。數學方法的引用為心理學帶來“簡潔精確的形式化語言，數量分析和計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邏輯證明工具”(陳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則較少采用數學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時，其定性的標準又多為主觀，難以確定。結果就造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難出成果，卻更容易產生理論分歧。

另外，技術、設備的應用幫助自然科學家更好地觀察、測量和控制研究對象。主流心理學采用了大量類似的技術和設備：從記憶鼓、棒框儀、閃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納箱、測謊儀，再到磁共振成像技術、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事件相關電位研究技術等；近年來還出現了計算機化的研究趨勢。這些技術、設備的應用使自然科學成果產出穩定，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較難應用技術、設施來輔助研究，故顯步履艱難。

4.3　研究成果的物質轉化

自然科學與物質進步直接相聯系，多數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業生產、生活消費當中，社會貢獻是外顯的。在實際運作當中，自然科學研究往往和農業、生產制造業、商業等聯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換取資金支持。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則更多是非物質和隱性的，不直接貢獻于物質資料，較難投入商業運作，只能應用到政府、管理、學術界、藝術等有限領域，獲得的資金、政策支持也比較少。

4.4　社會認可度

自然科學研究具備客觀性和精確性，為社會作出顯而易見的物質貢獻，因此比人文社會科學受到更多的社會重視。從社會心態來看，由于自然科學距離生活常識較遠，大眾缺乏專業知識對自然科學進行批判。而人文社會科學貼近現實生活，大眾經常憑生活經驗對其進行批判，因此，它在大眾心目中的權威性不如自然科學。

5　社會需求對自然科學取向的促進

科學的發展受社會需求的推動。“科學已經有意識地并直接地指向具體的領域，而且這些具體領域的選擇已經越來越不由科學家決定了……科學研究工作越來越多……受科學以外的機關或團體――工業和政府部門所組織起來的研究機關或團體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學的獨立和發展歷經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世界大戰、信息化、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建設。這種社會經濟狀況對心理學的需求，更多表現在物質建設的層面。工業、商業、教育、醫療、軍事、科學等領域的需求，有力地促進了行為主義、認知心理學和心理測量等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的發展。

獨立的心理學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學、物理學和生理學等自然科學提出來的。主流心理學回應自然科學的需要，強調人的機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與自然科學聯系到了一起。為了解決狗的腺體分泌遭遇干擾的問題，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轉向了對條件反射的研究。行為主義建立在條件反射原理上，與生理學產生了必然的聯系。

1903年法國政府對智障兒童的關注，1905-1913年歐洲向美國的大規模移民，1917年美國加入一戰時大量征兵，都需要檢驗人們的心理素質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動了心理測量運動。現代社會的多個領域――教育、醫學、企業、行政、學術研究等，都大量應用測量技術對人的心理進行評估。

美國工業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國的移民需要接受訓練，以適應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不同地區、群體之間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調和，以鞏固統一的國家觀念；工業的迅速發展要求培訓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這使得強調行為塑造、社會控制的行為主義被廣泛應用，占據心理學統治地位長達幾十年。

二戰后，戰爭的推動、計算機與航天科技的發展，都要求對人類認知進行研究。隨著西方國家從工業社會邁入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知識產業、信息產業發展壯大，推動了現代認知心理學的發展(車文博，2007)。

縱觀歷史，心理學獨立之時，正是工業化、社會化生產蓬勃發展及社會制度完善的時期。工業社會更多強調的是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的目標，而非人文的、精神的關懷。在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業文明中，“心理學服務于這些機器的設計，使得機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時確保人最有效地使用這些機器”(Denis，2007)。國際競爭造成了近代科學發展的一般傾向：“工業不大發達的國家總是在大力開展工業方面的科學研究，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則把大部分撥款用在軍事科學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迎合了工業和后工業社會的需要。

但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已經開始挑戰工業文明和理性主義，強調社會、文化環境當中的人的生存狀態，為人文取向的心理學開拓了空間。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將更加重視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學也會隨之發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學術偏好

庫恩指出，科學中的一些決定并不是出于邏輯思考。而是基于個人的喜好、價值、政治信念和科學共同體中的共識(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別提出，心理學家的學術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觀，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學家劃分為柔性思想和剛性思想兩種，以此解釋了他們選擇不同學術取向的原因：“這些純粹是由性情決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選擇”(Lashley,1923)。Kimble選取APA成員和大學生進行調查，得出結論：不同分會的APA成員、不同學術水平的人士分別傾向于不同的學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取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學術隊伍組成的影響。在心理學早期的學術隊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學家，比如馮特、鐵欽納、詹姆士、高爾頓、卡特爾、麥獨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從醫學、生理學或物理學轉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學研究中，他們把大量的自然科學方法和成果帶入了主流心理學。在后來的發展中，主流心理學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學、醫學、計算機、數學等領域的人員。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學都鼓勵有醫學、數學或計算機基礎的學生報考心理學。接受自然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研究人員，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人文社會取向的研究者，這種狀況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學向自然科學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顧慮

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將心理學建設成為一門自然科學，成為了無數研究者的夢想。但是，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學誕生艱難，科學地位不鞏固，以至于研究者對心理學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現象的主觀性和內隱性，早在17世紀，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學不能成為一門科學。由于心理現象在過去不能被實證研究，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孔德拒絕把心理學列入科學的名單。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認為心理學無法成為科學。心理學是否屬于科學的問題，至今仍在爭辯當中；近20年還出現了關于心理學合法性的危機論。

根據流行的英美科學體系，只有自然科學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社會學科只能勉強算是科學，而人文研究則只是“學科”，不是科學。因此，為了確立心理學的科學地位，多數心理學家選擇了自然科學而不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取向。很多心理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顧慮，于是盡力遵循自然科學方法論：“以方法中心為根基的正統觀念鼓勵科學家保持‘安全、明智、穩妥一(馬斯洛，1987)。

哲學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學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紀，對哲學式思辨的指責成了對心理學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論的時候，馮特、華生、斯金納和喬姆斯基紛紛批評前人對哲學思辨方法的依賴(Teo，2008)。為了避免哲學化之嫌，華生否認把意識作為研究對象，而是將心理現象還原為肌肉活動和腺體分泌的物理、化學現象。在斯金納的激進學說中，理論研究甚至被完全拋棄(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學家服從自然科學的權威，忽視了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點，造成了自然科學化的取向。

7　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點

7.1　早期的自然科學取向

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有著復雜的屬性：物質性、生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并存。這四個范疇之間有依存性和時間性的遞進關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由前者演進而來。在時間上，存在無機物、有機生命、社會、意識先后發生的時間關系。由于這四種屬性中占據前位的相對客觀、機械、靜止和外顯，所以研究起來比較容易。這就決定了學科自下而上的發展規律。學術研究從基礎性的對象開始，這樣不僅有利于進行根源性的探索發現，也有利于知識在由低到高的層次上積累和發展。另外，這種研究順序也符合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規律，從而順應了社會需求。

由于人類機械性與主觀能動性、生物遺傳與社會文化影響、物質性與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臨很大困難。剛誕生不久的心理學不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對如此復雜的研究對象展開全面研究，只能從低級的心理現象入手。所以，機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現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學的青睞。

7.2　未來的整合趨勢

主流心理學選擇自然科學取向盡管是明智之舉，但是也為此付出了代價：“理論和方法通過忽視不能被數量化的現象來獲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學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規律：從機械性到能動性，生物性到社會性、精神性，靜止到動態，外顯到內隱，由片面研究到整體研究，決定范疇到自由王國，功利追求到審美追求，從服務經濟到以人為本，從關注人的生存需要到發展需要。當心理學逐步成熟時，人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將獲得較大的發展，與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進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學面臨的困難是整合關于人的不同層面的知識的困難，并且提出了一個與上述觀點相似的樹形知識結構(由四個維度：物質、生命、思維和文化組成)，來整合知識系統，從而解決心理學分裂的問題(Henriques.2008)。

洪曉楠從科學哲學角度闡述了科學與人文進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學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個維度或幾個維度，……人對世界的把握并不僅僅限于科學認知，意義的追問和探求總是多向度的，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來完成。只有科學與人文的互補整合，才能完整地表達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質的豐富性”(洪曉楠，2008)。主流心理學將人機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會、文化和精神維度，是不足以窮盡心理現象的豐富內涵的。一個更為宏觀、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對人的心理現象進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結語――個宏觀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學在發展初期走自然科學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學科建設意義。但是“近年來，我們已經觀察到逐漸上升的對科學心理學方法論，以及其相應的理論思考的不滿”(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心理學研究已經被批評為“解答問題的方法論與所提出的問題之間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學中有很多問題并非經驗性問題，而是關于意義、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觀的問題，并不僅僅限于因果關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學模式不能完全滿足心理學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學方法論是由哲學規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設、建構理論和解讀數據的時候，哲學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學思辨不應該成為心理學的禁忌。

第7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實證主義；歷史哲學；發展

在新的歷史時代，各學科的蓬勃發展豐富著人類文化知識體系，人們無論在時間亦或空間視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觀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歷史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來都被思想家們所重視，人們對于歷史的敬畏以及渴望從歷史中得到啟發的愿望使歷史學在知識領域一直擁有無法撼動的地位，近代西方觀點普遍認為：進步的理論正是被蘊含在歷史哲學之中，“相信歷史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通往某處，或接近某個事物”“歷史學的任務是在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與過程，這是歷史學的前提，如果否認歷史事實的存在，歷史學也就沒有其研究對象，如果沒有其研究對象，歷史學也就沒有存在的權利和價值。”

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之后，工業化的浪潮沖擊著人們對于歷史和社會的認識，科學的發展改變著人們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思考。人們心理越來越趨向對一個觀點的信任即：通過實驗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學實驗以君臨天下的氣勢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理論的發言權：“18世紀，歷史思辨發展的標志是拒絕神學的與天意論的解釋，而同自然科學家在其對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與目的一致。”實證這義在這個時候出來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實證主義――19世紀以德國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它是以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為理論方向的學術理論。它的最早的理論源泉是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想，其最引人關注的特點即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理論的研究。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做為衡量其理論科學性的標尺，實證主義排斥以目的論作為解釋世界的事物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方法，將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推崇為唯一一種適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實驗方法才是科學的可靠的方法，實證主義以一種狂熱的態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釋感官經驗。實證主義將歷史看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與傳統研究理論一樣試圖揭示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律等。實證主義對歷史事實非常重視，力求在史實資料中尋找科學的規律，歷史學的研究由此而變得更為嚴肅和謹慎，也使思想家們更加重視對史料的批判與審查，歷史學向自然科學的一步步靠攏。

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創始人霍克海默曾經說過“關于人類和社會的各門學科一直試圖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實證主義以注重感覺經驗以及實驗檢驗為根本，反對西方哲學形而上學的傳統研究方法，認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覺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歷史材料的客觀性湮沒，而真實的科學規律是通過科學的經驗研究進而對現象進行的歸納。實證主義并不否認歷史和自然規律的必然性，歷史是有一定規律的，自然也一樣是有一定規律存在的，它們都是可以以感覺經驗為基礎去認識，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學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認識規律的。并且他們認為歷史研究的本質在于確定事實和總結規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學而，實證主義者堅信只要用足夠準確充足的史實資料再加上科學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觀科學的歷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實證主義者看來，自然科學不僅適應自然科學領域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領域，顯然，在實證主義者眼中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則和方法。

實證主義并不是指某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也不會去假設人類知識獲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類在對待知識時候的一種特定的評價標準或哲學態度。或者說是人類認識活動的特定規則，因而，實證主義是一種規范的態度。實證主義的原則還區分了在知識體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問題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問題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但是實證主義犯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他忽略了歷史學研究的獨立性特點，將自然科學完全移嫁于歷史學使歷史學研究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僅僅是二者之間簡單的類比使歷史學無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實證主義史學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國的巴克爾和法國的泰納、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的興起。實證主義將歷史哲學從形而上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有其獨特的理論貢獻，在歷史哲學的發展過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義。

社會科學置身于科學之下，儼然已經成了關于社會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釋文化事實和被各集團所實現的社會事實，并且闡述人類行為方式的必然性。”隨著經典物理學的可信程度越來越被人們所懷疑，人們開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來審視自然科學的概念，逐漸的反實證主義的呼聲越來越有力度。

第8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一、自然哲學復興的背景

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和科學哲學、自然觀的深入研究，人們發現，形而上學的幽靈是無法驅除的。在自然科學方面，相對論否定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而以時空四維連續統以及物質消弭于幾何結構的觀念代之，量子論在微觀領域引入了不確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頓—拉普拉斯完全決定論的自然觀，表明規律在宏觀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觀層次，具有偶然性；熱力學引入了物理過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時間的方向性；系統科學探索復雜性，強調自然界的整體性，反對將整體還原為部分之和，這與牛頓自然觀強調自然的簡單性，原子構成性形成對照；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論和超循環、混沌學探索從混沌到有序的自組織過程，表明了自然過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學內部重建其形而上學基礎而言，生命科學強調層次性，堅持用物理化學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對將有機體還原為純粹的物理化學過程。生態危機與生態學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人類與其生存的環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任一環節的缺失或破壞，都將危及人類自身。傳統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理論上，受到了現代物理學的挑戰，現代物理學把人、把觀測者引入到認識自然的背景、乃至圖景中，而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實際中誤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把自然當作其征服和掠奪的對象。從而受到了自然界的報復，人們在痛定思痛后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的思想是一種大智慧，是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準則。

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人們發現科學理論有一個本體論的承諾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表明，我們的自然圖景，是作為人的認識又包含了對人的認識，是內在于自然的對自然的認識，是一種本體論的框架又具有認識論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認識主體由于本身也是客體的一部分，也參與客體的顯現，也規定著客體的基本特征，因而與客體本質上不可截然區分。認識的這種人類學特征和內在特征，也決定了傳統科學追求終極主體地位和絕對客觀性的不可能性。科學哲學作為哲學最首要的任務是，追究科學的存在論基礎，科學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學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對此的遺忘已引起科學整體上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自然哲學的研究重新熱了起來。

二、關于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相對獨立而又確定的研究對象，自然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學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又是什么呢？

吳國盛認為，自然哲學有兩種含義，第一，指一門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這個學科是哲學的分支學科，是第二哲學；第二指某種哲學理論形態或哲學思考的某種趨勢和傾向，這個意義上的自然哲學不是第二哲學，而是第一哲學，如謝林的自然哲學。他本人主張第一哲學，認為不必以自然科學的目標和價值取向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取向。哲學不再是求知的事業，它不再創造關于實在的知識體系，而是透過知識與文明的厚厚積淀層，追尋人類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學不再是關于外在自然的概念體系和知識體系，而是在技術時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業。

李章印認為自然哲學的復興需要轉換“范式”——從對象到家園，舊自然哲學，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牛頓的自然哲學，還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都是把自然作為外在的對象來把握，也可以說作為存在者來認識，然而，以存在者為對象的認識早已成為科學的專利，近代以來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學成為多余的了。作為第一哲學的新自然哲學不能象作為第二哲學的舊自然哲學那樣，以自然物為對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為對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為己任的自然哲學，怎么能不把自然作為對象呢？哲學不能局限于對象性的科學認識，在對象性思維以外，還有人與自然的另外的關系，在這另外的關系中，人不是作為主體，自然也就不是作為客體，從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不是主客關系或對象性關系。非對象性的關系就是“天人合一”的關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來領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為家園。這種家園是人的寄托和歸宿，心靈對這種家園的追尋、認可、領悟和回歸就是自然哲學的事情。

胡新和認為新的自然哲學必須立足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規定、包容、依賴的關系來構筑自然觀念和圖景，也必須不僅涵蓋人類對自然的理論認識，更關注人類對自然的實踐活動，為制定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行為準則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認識上，人類作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員而與之構成對話者的關系，這種對話關系，提供了人類認識自然的一種新的視野、新的模式；在實踐中，人類與自然則是共生共榮，互相依賴的伙伴和朋友。

三、關于歷史上的形而上學理論

張華夏認為歷史上的形而上學也即自然哲學，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質及其變化的知識領域，根據其所用的表達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們大體上可以區分出四種形而上學：（1）模糊形而上學，其特點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語言來表達本體論的問題，因而它的語言是違反清晰的邏輯語法的。（2）思辨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關于存在的最高概括，嚴格經驗主義的方法失效，此種形而上學強調思維的自由創造與想象。這種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經驗根據，同時受邏輯一貫和系統協調的約束。（3）分析的形而上學或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由于語言系統本身包含有某種本體論的承諾和本體論的預設，因此，通過語言分析，我們能夠得出有關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過語言分析來研究本體論，我們稱作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它是分析哲學的一個新的分支。（4）綜合的形而上學。通過概括各門系統科學，建立系統哲學，首先是系統本體論，系統本體論的產生，不是直接思辨的產物，也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概念的推廣，而是通過系統科學找到跨學科的共同語言，來建立描述一般物質、一般系統、一般事物的理論模型，運用這個模型綜合各種自然科學描述物質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進化圖式。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新的形而上學叫做綜合的科學的形而上學。拉茲洛的廣義綜合進化論和邦格的系統世界觀主要屬于這種形而上學，是一種更加接近數學自然科學方法的形而上學。

張華夏主張拒斥作為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學，贊成思辨的但卻清晰的形而上學，贊成分析的以及綜合的形而上學，后面三種形而上學的發展和整合，便是當代新形而上學或當代新自然哲學的興起。

四、國內自然哲學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論觀點

金吾倫提出了生成哲學。象系統整體論那樣的整體論雖然力圖擺脫以實體主義為基礎的構成論，但仍帶有構成論的色彩。系統只是放大了的實體，基礎還在要素的分離與結合。整體論不同于構成論的地方只是，前者考慮到了要素間的聯系與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慮這些聯系與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卻是實存的。生成論與此不同，它強調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質的地位。沒有生成就沒有要素。其自然科學依據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從無到有的過程。生成論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質特征是動態性和整體性。這兩個基本特征由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1）潛在性；（2）顯現性；（3）全域相關性；（4）隨機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論認為宇宙及宇宙間的一切都是一個生成過程；這個生成過程是整合的，即從潛存到顯現過程中將相關因素都整合在其中，從而生成具有個體性的新事物。生子論是生成論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時持續的，空間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質，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轉化成物質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組織性。這種自主性和自組織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變的。生子與原子的區別在于：（1）原子是實存的，生子則是潛存的；（2）原子是空間上定域的，它在空間中通過某種作用力而運動，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運動。（3）原子運動的改變要靠外力，它自己不會發生變化；（4）事物的變化是由組成它們的原子分離和結合的結果；生子自身具有內在的能力，事物的變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轉化的結果；（5）原子是機械論的，生子是有機性的，由原子構成的是一只機械大鐘，生子則組成一個有機整體。

宇宙萬物及我們人類自身處在不斷的生成，演化過程中，這個生成過程的機制大致為：潛在的道實在具有雙重結構，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學語言說，它是對稱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開始。生子不是實體，它在時序上先于實體。它可以生成實體。當全局存在在一定條件下“凝聚”到某一點時，實體生成了，生子就轉成實體。

朱葆偉認為20世紀科學中發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是用機體的模型取代機械的模型作為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基礎，并廣泛采用了“關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變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種廣義的“價值”成為把萬事萬物聯結成一個有機整體的組織因素和自我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量進入世界科學圖景乃至一些學科的基本概念、假設和問題中，這直接影響了哲學價值論的研究。但所有這些不能為價值研究中的自然主義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機論科學圖景的深刻啟發意義在于提供了一個可以容納目的性、自主性、能動性、選擇、反饋等關于活動的機制和邏輯的啟發性概念框架。這一概念框架更為接近人的活動的實際，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動的實際，借助于它，我們可以更為深入地理解人類實踐的機制和邏輯。“可能性空間中的選擇”和“反饋”這兩個范疇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動和活動結果的相互作用、反饋循環，使得活動系統參與到所在的世界中，通過活動本身不斷地為自己開辟新的可能性，也通過反饋—放大機制不斷地為自身確立存在的條件和根據。這一活動結構中展示了一種類似于艾根“超循環”的特殊邏輯，也即“活動實踐的邏輯”。在這里，活動本身成為實在的要素，成為可能向現實、偶然向必然，以及實然向應然、未來、理想推移、轉化的必要環節：對于活動——參與者來說，現實實在不僅是以往活動的結果和制約我們現實選擇的可能性空間，而且是要聯系于不確定的未來，聯系于我們的目的和價值觀念才能獲得確定的意義；另一方面，未來不是給定的，人的活動、實踐參與在現在向未來的推移過程中實在地起著作用，它使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并納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軌道，理想、價值、規范等也就在此而聯系于現實事實，轉化為現實事實，這種邏輯的另一個基本內容，是兩個在邏輯上相互獨立的因素求真和趨善自我確立，又相互生發、催化。

羅嘉昌認為把時間觀念放到重要位置上，這是現代文明的顯著特征。當代哲學所以對時間問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傳統的時間和宇宙概念業已受到相對論等現代科學的猛烈沖擊；二是急劇的社會變動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使不少哲學家把人的問題，存在的歷史真實性問題視為哲學的中心問題。分別受這兩方面的影響，當代哲學在時間問題上形成了對立的兩派和兩種觀點：一是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中心的唯科學主義觀點；另一種是直覺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和生命哲學等人本主義流派的非理性主義、非科學主義觀點。前者認為，關于時間，凡能理解的，都只能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中去了解；后者則斷言，真正的時間是科學所無法了解的。近年來，一些物理學家提出時間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進而否定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羅嘉昌認為在時間哲學見解中，非理性主義傾向和唯科學主義傾向都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越出各個具體學科和領域的界限，走向對時間的整體理解。他主張時間是無限的、客觀的，宇宙是開放的。

胡新和認為現代物理學的基本特征是：（1）從實體論轉向關系論；（2）從基元論轉向整體論；（3）從構成論轉向生成論；（4）從決定論轉向隨機性；（5）從可逆性轉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關系特征和整體特征揭示了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本質上相互規定、相互作用的關系，關系者脫離了關系就失去其意義，部分也不可能獨立于整體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隨機性和不可逆性，則顯示出人類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過程中非常熟識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種內在統一性。

主要參考文獻：

①吳國盛：《自然科學的復興——一個歷史的考察》，《自然哲學》第1輯，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學的復興需要轉換范式》，同上。

③吳國盛：《第二種科學哲學》，載《自然哲學》第2輯，1996年。

④張華夏：《舊自然哲學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學的興起》，載《自然哲學》第1輯，1994年。

⑤金吾倫：《生成哲學導論》，同上。

⑥朱葆偉：《機體與價值》，同上。

第9篇：自然科學的理解范文

不同時期環境新聞定義也不相同。環境新聞的內容由傳統的環境保護轉向現代的和污染相關的內容，由原來只關注地球自然環境或環境危機向關注所有生命健康轉變。

關于環境新聞，可以從它產生的過程和目的來定義。例如，環境傳播資源中心(ECRC)――1996年成立于美國北亞利桑那州(Northern Arizona)大學的傳播學院，將環境新聞定義為：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對受眾進行的環境傳播。并進一步解釋，環境傳播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到傳播者和受眾兩個方面，傳播過程是通過有效的信息傳遞、互動交流、公開討論和辯論來實現的。我們期望這種傳播能成為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基礎，能夠成為提高環境承載力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方式。

與此不同，學者Ward是依據倡導客觀性討論來思考環境新聞的涵義的：“這兩個詞給我一種矛盾的修飾的感覺。環境新聞?在對新聞行業最富有責任感的記者心中‘新聞’這個名詞應當勝過‘環境’這個形容詞。環保主義作家，當然可以。環保主義記者?這就不是一個嚴謹的新聞學定義了。新聞的第一要務永遠是在追求真實、準確的理念下告知并分離出事實。”

環境記者是不是或者是否該是環境保護的倡導者，這場爭論持續已久。作為一項工作任務，環境新聞會有多種目的，但是很多人只支持其準確而公平地告知公眾信息的目的，其他的目的一概反對。然而當考慮到其不同的目的時，就會產生不同的環境新聞的定義。

環境作家Rubin和Sachs為了了解環境新聞記者他們是如何定義環境新聞的而做了細致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記者們的定義非常廣泛，從“報道自然資源”到報道“各種事情”。也有人把環境新聞定義為著眼于消極面的報道，例如危機、污染或環境惡化。大概有l／3的^將環境新聞定義為對自然資源的報道，例如空氣、水資源、土地資源，有將近一半的人將注意力集中在人類身上，或者是由于污染給人類帶來的危機上，或者由于人類自身而給環境帶來的危機上。

正如學者Willis和Okunade所認為，“環境新聞和保護主義新聞很多時候是同義的。在過去很久的時間里，一些環境記者就想知道保護主義或者鼓吹性倡導性新聞與客觀、科學的事實報道之間的界限在哪里”。

為了對環境新聞有更全面的理解，自然科學新聞、危機傳播和環境新聞這三個概念非常值得注意。這三者雖然有重疊的地方，但是并不是同一事物。他們可能共享一些重要因素但是并非所有自然科學新聞都是環境新聞，并非所有危機新聞都是環境新聞。盡管如此，很多環境新聞可以歸為危機新聞或自然科學新聞。

關于環境危機傳播，學者Sachsman說，這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因為它確實是一個關于環境和健康的傳播與理解的領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環境危機傳播”和“環境危機報道”在學術中的應用不斷增加。“危機”總的來說是指在環境新聞中涉及到的健康問題。

人們把“危機”看成自然科學新聞中的時髦詞匯。Wilkins和Patterson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環境新聞開始主導相關聯邦機構的議程，危機傳播的概念隨之而出。在這種新的學術氛圍下，危機傳播被看成是一種將各種環境危機信息從專家和科學團體向公眾傳播的方式。

那么又如何定義自然科學傳播這個與環境傳播有著密切聯系的領域呢?學者Burns，O'Connor和Stocklmayer運用了功能定義法：“適當的技術、媒體、行為和對話的運用引起個人對自然科學的下列的一個或多個回應：感知――即一種情感回應；興趣――這被自愿地參與科學或科學的傳播所證明；意見一一與科學有關的態度或意見的形成、再形成或確定；理解――對自然科學以及它的內容、進程和社會因素的理解……”

根據這個觀點，自然科學傳播就是媒體對廣大受眾進行的關于自然科學的報道。另外，危機傳播――更準確一點說――危機新聞學，在文獻中沒有這個詞，但是從目的來看，它的意思是媒體對廣大受眾進行的關于危機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