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資產監管全文(5篇)

摘要:農村產業扶貧資產有效管理是一項重要現實課題。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的形成并非直接來自某種市場資產的自我滾動積累，而是具有重要的外部扶助性、政策驅動性特點，主要渠道有政府直接投資形成、政府產業獎補形成、社會及市場力量進行政策性幫扶形成與其它創新渠道等。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管理的根本目標是實現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的保值增值，實現完整的資產收益扶貧良性循環并形成長效機制。在具體實踐領域，可以嘗試多元化的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管理模式，如重在分權的“四權分置”管理模式、建立在“四權分置”基礎上的統分結合管理模式和重在集權的國有獨資公司管理模式。其中，建立在“四權分置”基礎上的統分結合管理模式更加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尤其值得推廣。

關鍵詞:精準扶貧;農村產業扶貧資產;資產管理;四權分置

農村產業扶貧資產，是指在精準扶貧過程中運用產業幫扶方式逐步形成并積累起來的經營性資產。該資產具有一定的幫扶贈與性質，但與純公益性、非經營性資產完全不同，其具有較強的經營性。由于該資產的投入主體與產權主體不對稱，極易產生產權模糊、管理缺位、績效低下、價值流失等問題。目前，精準扶貧進入最后攻堅階段，全國有若干貧困縣陸續脫貧摘帽，逐年形成并積累的農村產業扶貧資產規模龐大，如何進行有效管理、較多地借助市場化經營方式，成為亟需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截至目前，政府部門仍然沒有針對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管理出臺具有權威指導性的實踐操作意見或規范，筆者在此根據實際調研情況做一些學術探討。

1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的形成

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的形成主要有幾個方面，即政府直接投資形成、政府產業獎補形成、社會及市場力量進行政策性幫扶形成與其它創新渠道。農村產業扶貧資產的形成并非直接來自某種市場資產的自我滾動積累，而是具有重要的外部扶助性、政策驅動性特點。農村產業扶貧是在所有精準扶貧措施中直接培育貧困地區農村自我“造血”功能的重大扶貧工程，其經常針對農村特色產業來系統實施，如種植、養殖、農產品加工貿易、鄉村旅游等，并與各類貧困戶、邊緣戶、其他農戶形成非常直接的利益聯結機制，在帶動就業、促進增收脫貧、培育農村產業基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政府直接投資形成

指中央、省、地市、縣4級財政資金，對貧困縣(具體到鎮、鄉、村級)的產業項目投資而形成農村產業扶貧資產。具體形成過程:將中央、省、地市、縣4級財政資金中的扶貧資金、涉農資金進行合規性統籌整合，建立龐大的“涉農資金池”;建立縣級產業項目庫，對各種具體項目進行輕重緩急排序并選擇實施，該項目庫的具體項目一般由縣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政府常務會或縣委常委會研究、審核并最終確定;縣財政局對項目資金實行專戶管理，具體負責按進度撥付產業項目建設資金，實施項目的主管部門與財政局進行業務對接，財政局及時將項目資金指標分解落實到項目主管部門;通過“一卡通”管理、績效評價、資金監管、動態監控和追責問責等程序對產項目進行跟蹤監管。因此，該渠道形成的農村產業扶貧資產，是中央、省、地市、縣4級財政資金共同投資發力的結果。

摘要：受肺炎疫情影響，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受阻，短時間內收入減少，給脫貧攻堅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困難。光伏扶貧作為資產收益扶貧的重要方式，通過在貧困村全方位、多渠道為貧困戶提供就近就業的公益崗位，積極化解肺炎疫情對決勝脫貧攻堅的影響。分析了光伏扶貧在公益崗位設置中存在的崗位設置難和崗位監管不到位等問題，提出因戶施策、分類開發公益崗位、健全監管制度等對策。

關鍵詞：光伏扶貧；公益崗位；監管；制度

2020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之年，突如其來的肺炎疫情給脫貧攻堅帶來了新的困難和挑戰，主要表現為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受阻。據國務院扶貧辦統計，2019年全國有2729萬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在外務工，涉及約2/3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這些家庭中約2/3的收入通過外出務工獲得。一些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受到影響，如果不采取措施，其收入會在短時間內減少。光伏扶貧是精準扶貧的重要抓手和產業扶貧的新興業態，是資產收益扶貧的重要方式，是建在貧困村、能使貧困戶近距離受益的扶貧項目。在化解肺炎疫情對脫貧攻堅產生的不利影響時，應積極開發公益崗位，促進貧困群眾就近就業。這對壯大貧困村集體經濟、促進貧困群眾增收具有重要作用[1]。

1光伏扶貧化解肺炎疫情影響

1.1及時結算發電收入

根據《村級光伏扶貧電站收益分配管理辦法》有關規定，縣級政府指定或委托相關機構統一負責光伏扶貧發電收入結轉工作。縣級供電公司根據光伏扶貧電站實際上網發電量核算發電收入。燃煤標桿電價對應收入要按月劃轉到結轉機構專戶，并由該機構及時劃撥到村集體。年度財政補貼資金到位后，及時將補貼資金一次性劃轉到結轉機構專戶，后續補貼資金按月結轉，所有補貼資金由該機構及時劃撥到村集體[2]。

1.2明確收益使用方向

7月12日，銀保監會舉行第287場銀行業保險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主題為“‘銀行業保險業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之一”。湖南銀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向恒，新疆銀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趙巍，深圳銀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利星出席發布會，介紹了當地銀行業保險業十年來的發展成效。

一、服務實體經濟質效顯著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銀行業保險業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進步。“金融業有力支持湖南地區經濟總量由全國第11位躍升至第9位。”據向恒介紹，近十年來，湖南銀行業各項貸款余額增長2.8倍，年均增速達15.1%，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2.4個百分點，總量接近6萬億元；各項存款余額增長1.9倍，年均增速11.8%，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0.9個百分點，總量達到6.7萬億元。保險深度由2.2%上升至3.3%，保險密度由每人705元上升至每人2278元；大病保險從無到有，已基本覆蓋湖南全省城鄉居民，城市定制型商業醫療保險覆蓋460萬人。今年以來，湖南銀保監局引導轄內金融機構加大助企紓困力度。今年一季度，全省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增長9.8%，信貸計劃完成率達57.6%，有貸戶數增加9.3萬戶，年化貸款利率同比下降0.31個百分點。通過債委會累計為困難企業提供續貸332.8億元，實施債務重組和債轉股32億元和1200萬元。一季度，涉農貸款余額增加1013億元，縣域存貸同比提高3.1個百分點至70.2%，農險賠付6.5億元。據趙巍介紹，截至6月末，新疆銀行業資產總額3.96萬億元，各項存款余額2.78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2.78萬億元，較2012年末分別增長132.84%、124.92%和225.07%。此外，截至5月末，保險業資產總額1889.03億元，保費收入408.82億元，較2012年末分別增長289.44%和244.12%，保險給付增長幅度達309.27%。此外，新疆農業保險自2014年起至今一直都是全國第一大農險市場，市場規模占比約7.2%。近十年來，在資產規模增長的同時，新疆銀行業信貸投放總量持續增加，貸款年均增速保持在14%以上。各項貸款均以中長期貸款為主，余額占比持續保持在60%左右。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速近年來持續高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圳銀保監局帶領轄區銀行保險機構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有力金融支撐。張利星表示，十年間，深圳轄區金融業增加值年均增速11.7%，銀行業和保險業資產規模保持全國大中城市第三位和第二位，各項貸款年均增速15.1%。其中，制造業貸款年均增速12.1%，小微企業貸款年均增速22.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深圳轄區先進制造業貸款、科技型企業貸款、綠色信貸增速分別達到27.2%、39.4%和53.7%。保險業方面，深圳在全國率先推出新型城市定制型專屬重疾險產品，率先落地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率先發布獨立代理人登記注冊指引等。十年間，保險業賠付支出年均增速15.6%，保障功能不斷凸顯。

二、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

在總體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同時，三地銀保監局因地制宜，引導轄內銀行業保險業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基礎設施以及對外開放的支持力度，以金融活水“精準滴灌”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金融支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當前我國金融工作的重點之一。近年來，湖南銀保監局加大對先進制造業、科技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今年5月末，湖南省制造業貸款余額5230億元，比年初增長512億元，同比多增近200億元，增速超過22%。一季度，保險業共為全省制造業提供保障4465億元，同比增長23%，共計為5755戶制造業企業賠付金額超過6億元。信貸服務制造業的結構穩步優化。截至5月末，湖南省制造業中長期貸款、高技術制造業貸款余額分別為2594億元和817億元，占比分別達到49.6%和15.6%，比年初分別上升1.3個和0.5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已完成全年新增目標的90%。另外，制造業貸款不良率實現雙降。一季度末，全省制造業不良貸款余額75.7億元，同比大幅減少52.1億元；不良率1.5%，同比下降1.6個百分點。融資成本持續走低，一季度發放的制造業貸款年化利率為3.91%，同比下降0.16個百分點。另外，湖南銀保監局引導轄內金融機構創新推廣科技型企業知識價值信用貸款、知識產權海外侵權責任險等產品，評定符合授信要求的科技企業超過1萬家。截至一季度末，科技企業貸款余額同比大幅增長56%。1月至5月，全省出口信用保險共實現承保金額36億美元，同比增長43%。“基礎設施建設曾經是新疆特別突出的短板，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的重中之重。”趙巍表示，新疆銀保監局持續引導銀行業保險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力度，助力核心區互聯互通。截至5月末，銀行機構支持交通樞紐中心、商貿物流中心、文化科教中心、醫療服務中心及國際能源資源陸上大通道等重點領域涉及的項目1711個，表內外融資余額4848.68億元，較2015年末增長91.76%。保險機構提供風險保障達9057.61億元，同比增長158.86%。聚焦打造沿邊開放高地，加大金融支持內陸開放。截至5月末，轄區銀行機構支持“兩區”建設融資余額近428億元，較2020年末增長79.23%；保險機構提供風險保障達145億元，同比增長178.85%。另外，新疆銀保監局引導銀行保險機構大力支持國際物流樞紐、跨境電商、國際貿易等重點產業發展，支持企業與沿線國家開展跨境進出口貿易。截至今年5月末，新疆銀行機構支持商貿物流中心融資余額達148億元，較2015年末增長137.33%。貨運險提供風險保障金額近860億元，較2018年末增長82.98%。據張利星介紹，深圳銀保監局會同各相關部門積極推動金融業開放政策在大灣區落地落實。目前，深圳已形成種類齊全、功能完備的外資金融機構體系，已有8個國家和地區的34家銀行在深圳設立了38家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其中包括16家港資法人銀行及分行。深圳外資銀行中，港資銀行資產規模、存貸款、凈利潤占比均超過七成。十年來，大灣區跨境開戶、支付、投融資等金融服務日益便利，跨境理財通、跨境保險資金匯兌便利化等創新試點加快落地。同時，轄區23家人身險公司推出64款創新型跨境醫療險和專屬重疾險產品，10家財產險公司開展跨境車險業務，實現“三地車險，一地投保”。在互聯互通助力下，大灣區金融融合持續深入，金融領跑不斷提速。此外，張利星還表示，自2021年9月“跨境理財通”試點落地以來，業務起步平穩。截至今年6月末，深圳轄區共有24家銀行獲得試點資格，共開立“跨境理財通”相關賬戶12560個，辦理資金跨境匯劃合計4.04億元，雙向投資產品交易額2.37億元，約占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總量的三分之一。從深圳試點情況看，一是業務區域以深港為主；二是南北向投資者對投資產品偏好略有不同，“南向通”投資者較青睞存款，北向通投資者較青睞理財產品；三是試點銀行類型豐富，涵蓋國有、股份、城商、外資等類型。

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新疆是邊遠民族地區，南疆四地州曾經是“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之一，貧困人口多，脫貧任務艱巨。2020年底，新疆實現了全面脫貧，這背后離不開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脫貧攻堅期內，全疆精準扶貧貸款規模由2016年的677.93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1429.68億元，增幅達到110.89%。”趙巍介紹說。脫貧是鄉村振興的第一步，推進脫貧攻堅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為此，新疆銀保監局持續強化監管引領，加大工作力度，引導行業保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逐步優化完善。一是加大涉農領域金融資源投入。截至5月末，全疆涉農貸款規模達到10802.39億元（占全疆各項貸款余額的38.81%），較2020年末增長24.87%，較2014年末增長98.16%。二是加大對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的金融支持。截至5月末，累計發放脫貧人口小額信貸金額達277.12億元，支持建檔立卡脫貧戶及邊緣戶62.93萬戶；累計發放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貸款52.38億元。三是保障鄉村產業發展。截至5月末，南疆四地州各項貸款余額達3440.92億元，較2012年末增長292.74%。四是引導金融支持農村務工人員、返鄉創業農民工等群體創業就業，助力鄉村人才振興。持續加大對鄉村建設領域的中長期信貸投入，特別是鄉村道路交通、清潔能源、人居環境整治提升等農村現代化重點領域。脫貧攻堅時期，湖南銀行業保險業金融機構創新扶貧小額信貸“麻陽模式”“宜章模式”，探索“扶貧特惠保”“深貧保”保險扶貧模式，為湖南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撐，為全國脫貧攻堅貢獻了“湖南智慧”。向恒表示，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過渡期內，湖南銀保監局接續推進脫貧人口小額信貸，累計發放貸款345億元，支持脫貧戶81萬戶，覆蓋率近50%。在93個縣市區推廣“防貧保”，支出賠款9864萬元，受益群眾達3.6萬人。在“防貧保”基礎上升級“鄉村振興保”，從單一防貧保障向“防貧救助+產業支持+兜底”保障轉變。另外，湖南銀保監局也在健全農村金融基礎設施方面下功夫，在2012年啟動農業保險基層服務體系建設，2014年啟動基礎金融服務“村村通”工作，較早實現了基礎金融服務全覆蓋。移動支付、數字信貸、數字保險在湖南鄉村蓬勃發展，金融服務“盲區”基本消除。湖南銀保監局還指導銀行機構廣泛開展信用鄉、信用村、信用戶建設，實施整村授信，搭建涉農信息平臺，率先開展國擔基金“信易貸”服務“三農”創新試點，打造了一批“信息糧倉”，有效緩解了涉農主體信用缺失難題。

摘要：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為農業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因此，應聚焦富民強村的新農村建設目標，以“三變”改革為突破口有效盤活農村的資源、資產和資金等要素，促進高效生態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三農”發展進入質量和效益并重的新階段。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經濟；“三變”改革

六盤水市地處貴州省西部，位于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區的腹地，所轄四個縣區中六枝特區、盤縣和水城縣為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鐘山區則屬于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總體而言貧困面積廣、貧困程度深，2014年六盤水市在國內率先推出了農村經濟的“三變”改革模式，經過幾年的實驗證明了這是一條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新思路，有助于激活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提高鄉村社會的自我治理能力。當前我國的農業改革應從供給側發力，通過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并通過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來增強農業的協調發展能力。而“三變”改革模式正是通過對農村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資源的優化配置，切中了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缺乏有效實現形式之要害，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以延續和深化，為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提供了新的路徑。但是，雖然“三變”改革有助于破解“三農”發展難題，但也不應忽視其在推進過程中存在的不足之處，應對這幾年的發展狀況進行深度審視，從而為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值得借鑒的開放性經驗。

一、明晰“三變”改革的股權分配

“三變”改革中的產權明晰就是在清查核實和評估認定的基礎上，將集體林地和水域等資源要素和農民的閑置房屋以及土地經營權等，通過一定形式入股合作經濟組織以取得股權，進而獲取相對穩定的投資收益。如水城縣玉舍鎮海坪村將351畝集體荒山入股到野玉海國際山地旅游度假區的“彝族風情街”，海坪村與景區管委會按30%、70%的股權比例占股分紅，其中村集體和村民各占15%，僅此一項使得780名村民年均收入達千元左右。但是，目前在產權規范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缺乏評估機制。農民和村集體以農用地經營權和所有權入股時，因為缺乏成熟的土地評估機制，往往無法按租金除以長期利率的方法對農地進行合理估值，兼之社會資本的實際投資額往往不透明，最終導致農民和村集體的資源入股所占比例偏低，為以后可能出現的利益糾紛埋下了隱患；二是流轉平臺運行效果不盡人意。雖然六盤水成立了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由于農村缺乏有效地市場運作機制，導致農村生產力要素無法充分激活，農村土地不能規范順暢地流轉，且沒有鑒證機構的參與使得流轉雙方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因而依然停留在傳統的低層次流轉水平；三是扶貧資金分配不公。以盤縣的“巖博農民養殖專業合作社”為例，該經濟組織由村集體以22畝土地使用權作價66萬元以及36戶農民集資2314萬元共同成立，后通過各種渠道申請到扶貧資金100萬元，結果款項全部按原股權結構量化分配，這些農民并非貧困戶由他們獨自占有明顯有失公允。因此，一是要準確落實確權頒證工作。應通過方案論證、組織動員、實地測繪和結果公示等一系列程序，對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宅基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以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進行確權頒證工作，使農民和村集體的產權歸屬更加清晰，通過明確權能以充分保障各方的合法權益；二是要建立評估和完善流轉平臺。村集體的經營性資產和農民的資源性資產，應在通過中介機構客觀評估之后方能折算入股以換取相應的股權。同時，要完善市、縣、鄉、村四級流轉服務體系，將農村的土地房屋、合作社的股權以及增減掛鉤項目結余的指標等納入交易范圍，搭建起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資源向資本轉變的制度性平臺，形成完備的城鄉一體、開放規范的農村產權流轉市場，以推動城鄉要素的充分流動；三是要合理分配扶貧資金。各級扶貧資金均應歸貧困村民集體所有，折資入股所形成的股權一定要落實給真正的貧困戶，特別是“兩無”村民（無業可扶、無力脫貧）以防止扶貧資金被少數農戶和非貧困戶占有。

二、推進“三變”改革的主體培育

2016年2月，六盤水市出臺了《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指導意見》，提出在充分保障每個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自2014年啟動“三變”改革以來，有50.95萬戶農戶入股經營主體成為股東，入股受益農民167.79萬人（貧困農戶12.2萬戶31.65萬人實現了“三變”改革全覆蓋），全市共有農民合作社2533家、家庭農場83家、專業大戶5087戶，且省級重點龍頭企業44家，市級重點龍頭企業126家，總體呈現出較為良好的發展態勢。但是，這些經營主體在“三變”改革過程中存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經濟實力不強。由于受到農民老齡化、生產兼業化和土地零碎化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六盤水市的農業組織化經營程度不高。如水城縣南開鄉一些農戶寧愿家庭經營也不愿進行土地流轉，導致經營主體經營規模小、注冊資金低、從業人員少，市場競爭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均處于劣勢；二是農民和村集體被動參與。雖然不少農業經營主體以股份合作形式成立，但在管理和分紅等方面并未嚴格落實股份制原則，基本上屬于一股獨大或者異化為掛牌性質，既然是“農民變股東”就應讓農民和村集體履行股東的職責、行使股東的權力、參與企業的決策，但目前在很多合作社中二者基本上只能被動地參與分紅；三是高素質人才短缺。目前新型職業農民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偏低，雖然六盤水市圍繞農村“三變”改革先后開展了上萬人的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工作，但整體而言仍然屬于短期行為缺乏連續性，培育機制的不健全導致農村人才供需矛盾凸顯。“三變”改革的順利推進需要農業經營主體的產業支撐。一是要擴大經營規模。政府應在完善信息服務功能的基礎上，采取財政扶持、信貸支持等措施，助推經營主體擴大經營規模并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輻射帶動作用，從而有效延長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二是規范管理。應規范農業經營主體的內部管理制度，以保障農民及村集體的合法權益，讓其回歸合作的本質以避免空殼化發展。同時，應選拔普通村民擔任監事職務，以保障農民和村集體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并強化審計、工商和稅務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聯合監管工作，以有效啟動外部監管程序；三是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三變”改革的根本在于“扶人扶智”，因而政府應開展高效的、可持續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幫助農民轉變發展理念、應用先進技術及提升經營能力，最終解決農村的貧困代際傳遞問題。同時，政府應出臺幫扶政策，支持、鼓勵和引導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創業，并對回鄉就業的大學生給予相應補貼。

摘要：本文介紹了獨山縣農業企業發展概況總結歸納了獨山縣農業產業扶貧工作中龍頭企業利益聯結的6種模式提出大力培育并促進主導產業和農產品生產基地的發展壯大以增強企業帶動能力為重點大力扶持龍頭企業的發展完善利益聯結機制確保農戶特別是貧困戶穩定增收核查和監管并重確保農業產業化經營健康發展等4條促進獨山縣農業產業化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農業產業扶貧；龍頭企業；利益聯結；可持續發展

貴州獨山野十三五冶時期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野摘帽冶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推進精準扶貧農業產業化要先行要通過野政府引導企業主推社會參與冶的方式共同完成脫貧攻堅[1]獨山縣是中國西南部國家級貧困縣也是貴州省農業縣農業產業化經營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機制使不同的利益主體形成利益共同體實現利益一體化為促進獨山縣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貧困戶長久穩定脫貧筆者利用已有資料對獨山縣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概況及其在農業產業扶貧中的利益聯結模式進行了總結歸納借鑒其他地區在農業產業化經營利益聯結方面的研究成果[2-5]對獨山縣農業產業化經營健康發展提出了對策建議以期為獨山縣農業產業化經營可持續發展和農業產業扶貧提供參考依據

1獨山縣農業企業發展概況

獨山縣地處北緯25毅04憶~25毅31憶東經107毅41憶~107毅55憶之間處于貴州與廣西交界處較周邊地區高出300~500m平均海拔850~1100m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全縣總面積2442.2km2有耕地59萬hm2可開發利用的野三荒冶面積20萬hm2已形成蔬菜水果畜牧茶葉中藥材等特色生態農業是發展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理想之地2016年獨山縣已引進發展農業企業100余家培育家庭農場150家發展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共177家獲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稱號54家其中院省級6家州級24家縣級24家獲得國家級示范社4家省級示范社6家州級示范社14家企業涉及精米面粉芥菜水果茶葉中藥材木材果糖油桐生豬肉牛奶牛山羊肉兔等10多個種養加行業獲得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1個貴州省著名商標4個貴州名牌產品3個有機食品認證4個無公害農產品認證8個無公害產地認證38個獨山鹽酸菜有限公司貴州御龍尊茶業有限公司貴州綠健神農有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黔旺風味食品有限公司等7家企業開展電子商務通過龍頭企業帶動依靠野企業+基地+農戶冶野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冶等發展模式2016年參與基地建設農戶4.6萬戶促進了獨山縣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和農戶增收但由于地理位置偏遠生態條件脆弱旱澇災害頻發產業布局分散市場主體服務體系不完善等原因農業產業還存在產業鏈短產品附加值低企業帶動能力不均衡等短板

2農業龍頭企業在產業扶貧中的利益聯結模式

2.1合同訂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