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文學看五四前的新聞傳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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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幕文學”曾在辛亥革命前至新文化運動間掀起了一陣揭露文人墨客、政商名流秘聞的狂潮，五四前的報紙副刊皆因刊載黑幕小說在銷量上得到提升。本文在對“黑幕文學”作簡要介紹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前人著述和文獻資料，整理出五四前新聞傳播環境的大致面貌。

關鍵詞：“黑幕文學”；報紙；傳播環境

辛亥革命后的報紙副刊文字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南社詩詞創作派，二是以揭露官僚名人風流事為主的黑幕派，三是以消閑文字為敘事體的鴛鴦蝴蝶派和“禮拜六派”。其中，“黑幕文學”的誕生與五四前軍閥割據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袁世凱的倒臺加劇了封建軍閥間的競爭，他們一面招兵買馬，一面豢養文人墨客操控輿論，丑化敵方政客。1916年，梁啟超創辦《時事新報》后開辟專欄《上海黑幕》，奠定了“黑幕文學”的受眾群。而1918年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的《中國黑幕大觀》則是揭露性新聞異變為黑幕小說的代表，其收錄了700多篇社會名人駭人聽聞的秘事，均為夸張的犯罪紀事、風流場上的情色交易、政商名人的桃色新聞等。自此，“黑幕文學”由一個爭權奪利的政治武器逐漸墮落為脫離實際、游戲文字的文學異教。混沌的社會秩序為“黑幕文學”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我們可從它的發展過程中發現五四前三個典型的傳播現象。

一、西方新聞自由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西方新聞自由思想是言論自由思想的具體化，在反抗極權主義理論運動中得到最大化普及，其主要主張是尊重理性個人的自由表達權利，要求媒介自由報道信息，反對任何對新聞活動的限制和干預。［1］我國最早一批接受新聞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通過辦報、發言論來“醫治”社會疫情，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后，頒布了廢止清王朝時期阻礙人民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條文，而章太炎認為報刊對于所載言論有絕對的自由，甚至拒絕一切規范新聞自由的法律。但在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后，新聞自由的本土化傳播因管制的傳播情境被打斷，又在軍閥爭奪話語權的拉鋸戰中再拼接，受眾的信息基模和價值觀隨著社會的跌宕出現斷層，致使新聞自由的內核在動蕩中遭到曲解，群眾將“有權發言”曲解為“什么都能說”。并且，新聞自由思想的濫用、政治和經濟勢力對新聞媒介的過度干涉，煽情主義、夸張修辭以及新聞故事化逐漸扭曲了揭露性報道的本質，為“黑幕文學”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黑幕文學”創作迎合了受眾心理

前，因經濟因素的限制，老百姓只能通過讀報紙、雜志、小說、聽評書和看雜耍來消遣娛樂。其中，《時事新報》專欄《上海黑幕》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上流社會的齷齪陰暗，引起讀者強烈反響，也引得其他報刊紛紛效仿登載黑幕小說。喜歡窺視他人隱私是種常見的社會心理，心理學者蘇小波說：只要人格還沒有成熟，人們就還會熱衷于窺探別人的隱私；只要還有欲望被深深壓抑的人，就會有人挖空心思地揭露別人隱私，借著別人隱私宣泄自身欲望；只要人性還存在著缺陷，窺探隱私的喜好就永遠不會結束。［2］而揭露政商界魑魅魍魎、描寫坊間秘事傳聞的黑幕小說響應了市民階層求刺激、求新鮮、求娛樂的閱讀訴求。在娛樂方式匱乏的年代，市民們只能借助黑幕小說排憂消遣，將對奢華生活、美酒佳人和權勢的渴望寄托于書中各式人物形象，在解碼的過程中滿足自身心理需求。

三、“受眾即市場”理念下的媒介內容生產

錢玄同曾評論道：“此種書籍盛行之原因，起初由于洪憲皇帝不許腐敗官僚以外之人談政，以致一班‘學干祿’的讀書人無門可進，乃做幾篇舊式的小說，賣幾個錢，聊以消遣；后來做做，成了習慣，愈做愈多。別人見其有利可圖，于是或剪《小時報》《探海燈》之類，或抄舊書，或隨意胡謅，專揀那穢媟的事情來描寫，以搏志行薄弱之青年之一盼。”［3］錢玄同道出，沒有穩定工作的文人嘗試著為報社、書館寫小說賺錢，而黑幕小說受眾廣、銷量大，激發了更多文人的創作欲望，他們將道聽途說的故事放大為一樁樁丑聞，用以獲取利益。“受眾即市場”強調的是大眾傳媒的商業屬性，受眾則是消費信息的消費者集合體，作為一種經濟組織的大眾傳媒，要想使自己的信息產品獲得更多受眾的青睞，其信息產品就必須滿足受眾的更多需求。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文化市場上的媒介產品愈發有商品化傾向，文化產品生產者已經意識到，受眾就是市場，只有用時新性、稀缺性和爆炸性的內容抓住受眾稀缺的注意力，才能換取更豐厚的利潤。“黑幕”潮在新聞史上存在很大的爭議，它使報紙副刊蓬勃發展、銷量大增，但這一利好的結果是以敗壞社會風氣、國民價值觀畸形生長為代價的。日本學者藤竹曉“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理論認為，大眾傳播雖然營造的是與現實環境有很大差別的“擬態環境”，然而人們是依據媒介傳播的信息來對環境采取認知和實踐行為，這些作用于現實環境的行為會使其越來越帶有“擬態環境”的特點。楊亦曾發《對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勸告勿再編黑幕小說之意見》力挺“黑幕文學”，稱其辛辣地指出了中國社會的癥結所在，值得鼓勵和發揚。周作人也以《論“黑幕”》回應楊亦，認為黑幕小說不具備文學價值，給社會帶來了不良影響，它不過是國民心理狀況和國情的縮影。從社會效益的角度談，媒介應發揮其引導國民、開化民智的作用。因此，新文化運動高舉提倡新文學、新思想的大旗，用富有知識性、學術性的文學形態壓制“黑幕文學”的發展。以《學燈》《覺悟》為文化園地，開啟了重新塑造報紙副刊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1］許海.從“新聞自由”到“社會責任”——西方新聞自由觀念辨析［J］.前線，2013（8）：35-38.

［2］楊冬霞.從“窺私欲”看媒體的新聞報道［J］.文化與傳播，2013（4）：254.

［3］魏紹昌.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M］.三聯書店，1980：174-175.

作者:張弨 單位: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