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類學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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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早期發展階段

18世紀至19世紀，伴隨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出現，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迅速發展，反映資產階級要求的社會思想逐漸形成。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說的提出，在觀念和理論上為文化進化論提供了思想基礎。資產階級學者對世界各國文化進行比較和排隊，并按進化階段的時間序列，將資本主義文化排列在發展的頂點，認為人類文化是不斷進化的，在進化鏈條中，歐美國家已經發展到最先進、最文明的階段，而其他國家和民族，特別是那些土著部落，仍處在進化過程的初始階段，即最粗野、最野蠻的階段。在這一時期，西方中心主義和優越感甚囂塵上。進化論學派主要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過程，認為人類的社會文化與生物進化一樣，也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逐漸地發展，這種循序漸進的進化過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發展規律，造成這種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類心理的一致性。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伯納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中心概念提了出來，指出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習慣的復合體。

①這是學術界第一次給文化下的一個整體性定義，其影響重大而深遠，它為后來眾多的社會科學家表述文化現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畫出了一個基本的范圍和輪廓。以愛德華•伯納特•泰勒為代表的進化論學派認為，同樣的心理和精神活動必然產生同樣的文化發展規律，人類本質的一致性決定了文化發展的單一性。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都將遵循同一路線向前發展，各國、各民族社會發展的不同程度，實際上代表了這條路線的各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的產物，并對將來的進程起著相當大的決定作用。人類文化史是自然歷史的一部分，整個自然界是不斷發展、逐步進化的，而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社會當然也不例外。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而帝國主義者是不愿意繼續進步的，因為再進步，資本主義制度便不能永世長存了。帝國主義者也不允許殖民地國家獨立地進步，而只讓其借用資本主義文化，即把資本主義文化傳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國家，使殖民地國家借用，而后得到發展和進步，以適應帝國主義者進一步統治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需要尋找新的理論依據，并出于與馬克思主義相對抗的需要，出現了反對進化論、另立新論的思潮，其中，傳播論學派成為反進化論的先鋒。②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的文化傳播學派反對進化論學派的理論，認為文化傳播是歷史發展過程的主要內容，人類文化史歸根結底是文化傳播、借用的歷史。該學派主張從空間上研究文化，認為人類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傳播的概念來解釋，每一種文化現象都是在某一個地點一次產生，一旦產生后，便開始向各個地方傳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發明的，而主要是從其他文化發明中心向外傳播著的文化現象中借用來的。以德國人類學家弗里茨•格雷布納為代表的文化傳播學派，反對用進化的眼光看待人類的社會文化現象，認為文化理論研究應主要關注文化現象的傳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區的較優秀民族才能創造和發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從這些優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成熟階段

19世紀末，整個西方社會充斥著“歐美中心論”、“白人種族優越論”等種族主義思想。在這種形勢下，于20世紀初在美國產生的歷史特殊論學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該學派既反對進化論學派“單線進化”、“心理一致”的觀點，又反對文化傳播學派所堅持的文化傳播和借用的主張。歷史特殊論學派認為，每個社會和每種文化各有其獨特經歷，經歷不同，社會文化的性質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國人類學家弗郎茲•博厄斯主張文化相對論和歷史特殊論。他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各民族文化沒有優劣、高低之分，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一切評價標準都是相對的。文化現象是歷史形成的，并通過學習過程逐代傳承，文化主宰著人們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進而提出以文化相對論為原則構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對歐美中心論和種族偏見，力主對有限范圍內的具體文化做詳細、精確的描述和記錄;只有具體的事物，才是歷史的;只有歷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茲•博厄斯深信科學的工作就是觀察現象和收集資料，只要資料完備，一個個文化的整體機制就能得到顯現。同一歷史時期，在法國出現了社會學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國社會學家D．E．涂爾干基本贊同文化進化論思想，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發展的，但他反對用人類心理一致性作為解釋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階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張社會決定論，認為社會事實自成其類，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化簡到心理層次和生物層次。

社會是由若干個人組成的，社會現象產生于個體之間的互動，但社會現象不能還原到組成社會或生成社會互動的個體上去，不能通過個體狀況來理解社會，社會不是個體的簡單總和，而是他們結合的一種體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種特殊現實，應當嚴格用科學的、實證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年刊派將社會定義為個人外部的一切行動、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人們對自然界的分類依據社會文化分類，社會文化分類則依據兩元對立原理。③該學派認為，集體觀念是同一社會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別于個體觀念，集體觀念不是從個人自身的生活經驗中汲取的，而是通過社會環境，即教育、社會輿論、習俗灌輸到人的意識中的。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殘酷統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殖民統治受到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劇烈沖擊，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陷入危機，急需尋找一種新的統治方法挽救危局。人類學家從功能觀點出發，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主張人類學研究應集中在對現存文化或社會的分析和說明上，認為任何一種社會文化對其社會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種實地研究的方法論，而對殖民地社會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對殖民地的了解，從而能進一步地進行統治并避免危機的發生。④因此，文化功能主義學派的理論，從某種意義上適應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

文化功能主義學派于20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該學派對進化論學派、文化傳播學派和歷史特殊論學派都持批評態度，認為他們都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歷史文獻的情況下，試圖臆測或構擬無法知道的以往歷史。文化功能主義學者主張把文化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來考察，弄清楚這個有機統一體中各個組成部分對整體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將每一種文化都作為在功能上相互聯系的系統，并力圖找出作為整體人類社會的功能的一般法則。其代表人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B．馬凌諾夫斯基認為，文化實際上是滿足人類需要的手段，是一種物體、態度和活動的體系;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其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現，這正是人類進步的關鍵所在。該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還特別注重對社會結構的研究，他將社會結構定義為，在由制度即社會上已確立的行為規范或模式規定或支配關系中，人的不斷配置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確了社會的結構，才能真正找到構成這一結構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階級在與他人的接觸來往中習得的思想、感覺和活動方式，是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獲得知識、技能、體驗、觀念、信仰和情操的過程，文化只有在社會結構發揮功能時才能顯現出來，如果離開社會結構體系就觀察不到文化。20世紀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響下，美國一部分人類學家轉向文化與個人關系的研究，形成美國心理學派，該學派強調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或由個人產生的心理事件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認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經歷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這種大體相同的人格便是這個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化命運，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異造成的。他們重點研究個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會或文化要素的影響，如何在該文化的范圍內構筑自己的人格的，強調人格是由文化決定的。

三、當代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新方向

二戰后，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從注重實地調查轉向理論分析，結構主義研究成為風行一時的哲學思潮，對社會科學各學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結構主義方法被許多學科采用，歐美學術界卷入了這一浪潮之中。結構主義學派產生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該學派認為，在人類社會文化的表面結構之后，隱藏著一種真正的社會結構，人類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說明和揭示這種真正的結構，并揭示人類的思維結構。通過考察社會結構的無意識基礎，經過人們經常意識到的層次，越來越深入地達到無意識層，即發現社會的深層結構，在紛亂的規矩和習俗背后發現存在于不同空間和時間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結構系統。其代表人物是法國人類學家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他認為，人類社會的不同經驗背后存在著一種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類的思維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類學家的分析主要應用于社會生活的潛意識成分。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的理論學說要揭示人類心理結構，建立關于人類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對人類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維構成原則，認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類的心智結構。

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現了新進化論學派，提出了與19世紀古典進化論學派不同的學說。美國人類學家L．A．懷特首提文化學與能量進化學說，他認為，文化是一種獨特的事物，是超有機體的、時間上持續的事物，有自身的組織原則和運動規律。只能用文化來解釋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學的或者個人心理的事實來解釋文化。在衡量文化進化的尺度上，L．A．懷特主張，技術和工藝的進步是文化進化的根本原因，而技術和工藝本身實際上就是利用能量來為人類服務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測量所有文化進化的尺碼，人類文化能利用的能量總量越高，文化發展的階段也就越高。為科學衡量文化的發展水平，L．A．懷特提出了文化發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開發能源的工具與技術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主張多線進化論，他認為，不同的自然環境下產生了不同的生產技術和社會組織，不同的社會由于受到周圍不同的環境和地形的影響，就會使人們采用不同的技術手段、組成不同的社會組織;盡管人類的社會文化可能會達到大致相同的發展水平，但各社會文化仍會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會文化是多線平行發展著的。J．H．斯圖爾德同時也是生態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主張文化是適應環境的體系。文化差異基本上被看作是適應的差異，文化的差異可以根據它們所處環境的差異來解釋，文化的變化基本上是一個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J．H．斯圖爾德強調文化與環境的關系，而不是文化與歷史的關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產生于具有不同傳統的、獨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文化相同既不是因為所處的文化發展階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傳播造成的，而是適應相同環境的結果。特定的環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環境因素的直接影響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響，有些環境因素對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決定性影響，而對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則影響較小。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結構主義風行一時，但存在主義仍然是西方資本主義最流行的哲學。二戰后，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人的異化現象無法解釋，存在主義的存在概念，即認為個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據的理論仍然迎合人們的苦悶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義對社會科學研究影響頗深。這一時期，一些人類學研究者開始研究人的認知過程，形成了認知人類學學派。該學派提出要以文化負荷者的觀點去了解文化和記錄文化，研究者們尋求新的方法論，力圖從調查對象那里得到更正確的反映，通過被調查對象自己的觀點來認識他們心中的世界。美國人類學家W．H．古德納夫從認知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提出文化是察知、聯系或解釋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象征文化研究成為一種思潮，象征人類學學派應運而生。該學派把文化看成是通過象征形式表現的意義模式，人們將它一代代地傳承下去。禮儀、神話、戲劇、會面行為、打趣、詼諧和俏皮話等語言表現是象征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對象。象征人類學學派認為，文化是作為經歷而存在的，它僅出現在它被實踐的時候，所以，人類學家要關注的應該是人們的實踐、行動、表現或表演，而不是所謂的社會結構。象征人類學學派主張，只有將意義和象征作為人類的特征來進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義，將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統，這個象征系統提供了建構和重構實體的基礎。美國人類學家A．L．克羅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認為，文化包括外顯的或內隱的，通過象征符號習得并傳遞的行為模式或規定行為的模式，它構成了人類群體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體現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傳統的(即由歷史衍生并選擇的)思想，尤其是附在這些思想上的價值觀念，文化體系一方面可認為是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可視為左右行動的因素。幾乎同一時期出現的解釋人類學學派，成為美國人類學界近幾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理論思潮。其代表人物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認為，人是懸掛在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文化就是這些意義之網，研究文化并非是尋求規律的實驗性的科學，而應是探求意義的解釋性的科學。人的行為之所以是象征行為，是因為人的本質是象征性動物，人類通過象征符號來積累經驗、進行溝通，并代代相傳，人類學家所要尋求的是象征行為的意義，由象征行為傳遞的意義進而有機形成的體系就是文化。文化是由歷史傳遞的體現在象征符號中的意義模式，它是由各種象征形式表達的概念系統，人們借助這些系統來交流、維持、發展有關生活的知識，以及對待生活的態度。

人類的行為是符號性行動，文化是被行為化的文本，因為意義是公眾的，所以文化是公眾所有的，文化由社會通行的意義結構所組成，人們通過這些結構構成信號領會并相互聯系，文化是意義的構架，人類用它來解釋自己的經驗、指導自己的行為。文化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化行為是人類社會最本質的特征。文化的研究和應用是跨學科的，站的角度不同，強調的重點不同，給出的概念范疇自然不同。經歷了一百多年發展歷程的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根據當時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不同，其每個階段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具有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發展特色。全面、系統地了解一個事物的特別是其歷史發展過程，是正確認識、分析和運用這一事物的必要前提，將西方人類學各流派關于文化的研究進行比較完整的回溯和分析，對于構建反映時代需求、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研究理論，對于當前中國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