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者》的文學倫理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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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朗讀者》是德國作家施林克于上世紀90年代創作的長篇小說。該小說之所以沖破國界、跨越種族，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和共鳴，除了其呈現了一段驚世駭俗的畸戀之外，還蘊含了大量發人深省的倫理道德現象。本文嘗試運用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基本理論觀照《朗讀者》，分析女主人公漢娜人生軌跡中的種種倫理困境，揭示她的倫理選擇與命運之間的關系，挖掘作品的倫理價值和道德教誨功能。

［關鍵詞］朗讀者;文學倫理學;倫理困境;倫理選擇

一、突破倫理禁忌的錯位愛情

聶珍釗認為:“禁忌是人類力圖控制自由本能即原始欲望而形成的倫理規范。”“在人類成為理性的人之前，本能和本能驅使下產生的欲望得到最大尊重，并任由其自由發展，這就導致亂倫的產生。”［2］缺乏理性控制、全憑本能驅使的漢娜就是這場錯位愛情的始作俑者。小說伊始，在中年米夏的追憶中，漢娜以一個果斷、干練的婦女形象出場:她在弄堂口麻利地為嘔吐過的少年米夏擦臉，沖洗他的嘔吐物。當她發現小米夏因為羞愧啜泣不已時，親切地喚他“孩子”，并將他摟進懷里，為他擦拭臉上的淚水。這一系列描寫，展現了漢娜粗獷卻不失溫柔的“母親”形象。慈母似的關切讓米夏感到異常溫暖，這正是他在冰冷、程式化的家庭關系里缺少的溫情，因此米夏在痊愈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訪漢娜。小說至此，男女主人公之間保持著一種正常的長幼倫理關系———米夏把漢娜看作曾經幫助過他的長輩，漢娜將米夏視為一個需要關切的孩子。如果把米夏和漢娜此時的倫理關系近似為“母子”的話(這一點恰好與小說中二人出游以“母子”名義登記旅館房間相呼應)，那么他們后來發展起來的“情人關系”則觸犯了亂倫的禁忌。在小說接下來的情節里，二人的倫理身份悄然發生著變化。在漢娜門廳外的過道里，年僅15歲的米夏偷窺了漢娜換衣服的過程，并被漢娜成熟、飽滿的身體深深吸引，在被發現后倉皇而逃。在這次短暫的會面中，已過而立之年的漢娜并沒有意識到在未成年少年面前應該秉持的行為禁忌。她毫不避諱地熨燙內衣、穿戴絲襪，激起了少年內心懵懂的欲念。當米夏再次到訪時，漢娜本可以大方地聆聽他對偷窺的道歉，然后來個正常而友好的告別。可倫理意識淡漠的漢娜，卻選擇拋開倫理的束縛，聽憑原始欲望的驅使，在米夏清洗滿身煤灰之際引誘了他，并從此對米夏的一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負面影響，導致了他婚姻不幸、骨肉嫌隙的悲劇人生。

二、倫理環境扭曲導致的畸形善惡觀

若干年后，女主人公漢娜以被告身份站在納粹審判的法庭上。她面臨兩項指控，一是每個月從集中營遴選一批犯人送至奧斯維辛被毒殺;二是在轟炸之夜，眼睜睜地看著幾百名女囚被鎖在教堂里燒死。有人把漢娜犯下的滔天罪行歸結為她“冥頑的自尊”和“偏執的個性”［3］，這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歷史倫理環境。聶珍釗認為:“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有其固定的屬于特定歷史的倫理環境和倫理語境，對文學的理解必須讓文學回歸屬于它的倫理環境和倫理語境。”［2］因此，若要真正理解漢娜犯下如此彌天大罪的原因，必須回到漢娜的倫理現場。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國，推行反猶政策。在臭名昭著的種族歧視法《紐倫堡法案》中，納粹德國把猶太人是“劣等民族”的意識形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化于民眾的觀念中。二戰爆發后，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加劇。1942年，納粹政府高級官員在萬湖會議上通過了“猶太人問題的最后解決方案”，把對猶太人的迫害升級為種族滅絕，通過集中營系統地、大規模地屠殺猶太人。納粹極權統治公然踐踏人類良知和道德的底線，把“殺人”列入法律條令，變為公民應服從的基本準則。在這樣扭曲的倫理環境中，漢娜作為一名納粹黨衛軍看守，已經失去了分辨善惡、判斷是非的基本能力。她把殺死猶太人完全看作稀松平常的“合法”行為，從而成為極端罪惡的幫兇。當審判長質問漢娜，在挑選女囚送往奧斯維辛時，難道沒有意識到這是把她們送向死亡嗎?漢娜的回答簡單得令人唏噓:她把老囚犯送去殺掉，只是為了給新來的囚犯騰出空間。漢娜并不是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也不是一個享受虐殺的女魔頭，她甚至在挑選囚犯時還隱約保有一絲惻隱之心，給那些纖細羸弱的姑娘較好的食物和住所。可是面對“送囚犯去死”還是“違反看守職責”這樣的倫理困境時，她選擇了拋棄善念、隨波逐流，甘愿充當納粹大屠殺機器的“齒輪”;在“死亡行軍”的轟炸之夜，漢娜的畸形善惡觀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是選擇打開教堂大門讓女囚們獲得生機，還是選擇讓她們被關起來活活燒死?漢娜在進行倫理選擇時，考量的依據不是人類的基本道德，而僅僅是因為要履行一名看守“維護秩序”的基本職責。這樣的原因簡直平庸得可笑。把“對囚犯負責”義正言辭地理解成確保囚犯們不逃跑，把秩序凌駕于生命之上，漢娜的善惡不分、是非顛倒，是被納粹政府倫理大環境洗腦而盲目服從的結果。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認為:“人類的殘酷行為和人的個性相關不大，卻來自于服從權威的社會心理結構，當面臨權威發出殘酷的行為時，人們的個性并不能夠成為制止這種行為發生的要因。”［4］在德意志第三帝國中，有無數像漢娜一樣的德國人，他們放棄了個體的思考和判斷，盲目服從了納粹統治的倫理觀，成為作惡者的一員。他們慘無人道、濫殺無辜，動機卻十分膚淺。就連最終方案的執行者、臭名昭著的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在美國政治理論家阿倫特的眼里，也只是一個為了服從命令、獲得職位升遷的“小丑”。恰恰是因為有眾多這樣無思想的普通人，種族主義集團的極端罪惡才得以順利實施，正如阿倫特所言，“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無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于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總和。這就是我們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5］，也是我們從這部小說中獲得的教誨和啟示。

三、閱讀作為從倫理蒙昧通向倫理覺醒的階梯

漢娜大半生都身處倫理蒙昧的混沌中。從小說中我們無從了解漢娜的原生家庭狀況，她總是獨來獨往、孑然一身。每當她陷入倫理困境時，沒有人給她進行正確的倫理指引，使得她善惡不分、一錯再錯。即使到了不惑之年，漢娜在倫理是非面前仍疑惑重重。面對審判長的詰問，漢娜嚴肅而認真地反問審判長:“要是您的話，您會怎么做?”漢娜的經典一問絕不是為了逃避罪責，而是她乞求倫理指引、發自內心的吶喊。讓漢娜倫理意識覺醒的關鍵一步，就是她在監獄里借助米夏寄給她的朗誦磁帶學會了閱讀。此后，漢娜研讀了大量有關集中營的書籍。從這些書籍文獻中，漢娜了解了集中營的真相，認清了納粹反人道的本質，同時也意識到了自己犯下的滔天罪惡。自此，漢娜“重新給自己定了位”，她不再注重自己的外表，“變得肥胖臃腫，聞起來也有股味兒”［6］。她不再熱衷于梳洗沐浴，將對肉體的洗滌升華至心靈的洗滌。她自愿遠離人群、承受孤獨、潛心反省，以期贖罪。當她發現自己唯一的感情寄托在倫理道德上并沒有原諒她時，她選擇了在出獄之日的黎明自殺，用生命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

四、文盲身份作為集體倫理道德缺失的影射

漢娜為了掩飾自己的文盲缺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錯誤的選擇，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20歲時，她拒絕西門子公司的升遷，選擇參加黨衛軍成為看守，從此背負謀殺犯的罪名;30歲時，她拒絕電車公司培訓當司機的機會，選擇從米夏的生命中消失，失去了唯一獲得真愛的機會;40歲時，她拒絕審判長查驗字跡，選擇承認自己是撰寫報告的主事者，被判終身監禁。可以說，文盲身份是漢娜一生悲劇的源頭。有學者認為作者把漢娜刻畫得過于人性化［7］，甚至把漢娜的“文盲”身份看作為納粹罪行開脫的手段。而筆者認為，漢娜的文盲身份實則具有雙重蘊意，即:她不僅是一個知識文盲，更是深層意義上的“道德文盲”。一個人，以“身為文盲”為恥，卻不以“殺人”為恥，是何等的諷刺?在德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文盲鮮有的背景下，漢娜的道德文盲實質上是影射第三帝國時期德國民眾集體倫理道德的喪失。美國記錄片《納粹的崛起》顯示，德國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成員數量達800萬，占當時人口總數的1/10，但參與納粹政權、為納粹機構服務，或默許納粹橫行、對納粹罪惡視而不見的民眾的數目卻嘆為觀止，可以說幾乎每個德國人都牽涉其中。漢娜是第三帝國千千萬萬個道德淪喪者的一個縮影，她選擇參與殺人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文盲身份，這只是個案。而除了納粹主義的狂熱擁躉外，大多數德國普通民眾選擇參與納粹罪行，或許只是為了保住工作或養家糊口。“生存”還是“殺人”，這本是一個值得所有德國民眾深思的問題，但在殘酷的戰爭背景下，民眾們拋棄了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毅然選擇了后者。正是由于德國普通民眾集體倫理道德的喪失，才使得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得以發生。

五、結語

小說沒有對漢娜進行簡單的善惡道德評判。正如漢娜所言，逝者已矣，災難已成既定事實，歷史無法重來，加害者即使終身懺悔也無法令百萬無辜的受害者起死回生。我們可以理解漢娜，但不等于原諒她犯下的罪行。對于后來者而言，我們的任務是引以為鑒，擯棄和防止類似的悲劇和災難再次發生，這也正是這部小說的倫理價值所在。

作者：馬珊珊 單位：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