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污染的社會經濟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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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強大氣污染治理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系統分析了影響大氣污染的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包括人口因素和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經濟因素包括經濟增長、城市化、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以及環境政策。大氣污染治理是一項長期、復雜的工作，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應綜合考慮社會和經濟影響因素，多種措施并舉。只有如此，才能不斷提升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效。

關鍵詞:大氣污染;社會因素;經濟因素

一、影響大氣污染的社會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規模與人口素質兩個維度，以下對二者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進行詳細分析。首先，從人口規模來看，當人口規模增大時，生產和消費的規模會隨之增加，這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渠道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規模對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從人口素質方面來看，當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時，人口素質會隨之提高，這對于改善要素稟賦結構大有裨益。而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有助于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由此可見，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氣質量。2．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是影響大氣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內生因素。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影響大氣污染的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第一，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強有助于培育與壯大綠色消費。如果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強烈，注重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則會注重綠色消費，積極消費綠色產品。顯然，這有助于從需求側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有利于推動企業和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圍繞市場的主流消費需求開展研發和生產活動，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對企業的生產決策和研發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如果消費者注重生態利益，注重綠色消費，則有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需求，引導企業生產綠色產品，開展綠色生產技術研發活動。顯然，這有助于促進企業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進而有利于遏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費者不注重或漠視生態利益，則難以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企業的生產活動和產業發展不利于大氣質量的改善。第三，從供給角度來看，生產者的環保意識會影響其經營決策和環境治理決策。伴隨著生產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生產者會增加綠色生產技術的研發投入，不斷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動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最后，伴隨著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會逐步提高，對環境保護更為關注。這可以為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

大氣污染受眾多經濟因素的影響，明晰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對于改善大氣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據環境經濟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總體而言，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1．經濟增長

關于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觀點當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依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可知，在經濟增長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會加劇環境污染，但是當經濟增長水平跨越門檻值后，經濟增長會降低環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說，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成因，學界存在不同的解釋，相關解釋聚焦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規模的擴大所引致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變化;“結構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結構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所謂“技術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污染物排放強度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規模的影響［6］。經驗研究方面，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存在，學界并未形成共識，對于不同地區和不同環境污染物而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情況往往并不相同。盡管如此，學界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影響環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因素不容忽視，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實施綠色增長戰略是實現經濟增長與大氣質量改善雙重戰略目標的有效路徑。

2．城市化

長期以來，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規模日益擴大，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也逐步向城市匯聚。城市化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既有正向的，也有負向的。城市化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機制實現的:首先，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化的加快會導致工業規模的擴張，從而會引致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導致城市面積不斷擴大，通勤成本隨之提高，居民的汽車保有量大量增加。這使得汽車尾氣的排放量明顯增加，從而加劇了大氣污染［5］。當然，城市化也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大氣質量產生正向影響，具體而言，相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會導致勞動力、資本、知識與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特定區域的高度集中，促進產業集聚。依據空間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可知，產業集聚會促進知識和技術在集群內的企業之間進行擴散，促進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以及管理創新，這有助于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抑制大氣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會推動經濟增長，提升人均收入水平，進而會提高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層次［7］。這有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引導企業開展綠色生產活動，促進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從而有助于遏制大氣污染。

3．產業結構

一般而言，產業結構的變動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三大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其二為不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的演進。首先，誠如我們所知，第二產業是環境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會顯著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從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來看，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提高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潔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規模。由此可見，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優化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有助于改善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費結構

能源消費結構是指各類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從能源消費的環境效應來看，能源可以分為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所謂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不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而非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眾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潔能源，其在消費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環境污染物，降低環境質量。風能、太陽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潔能源，其消費不會引發環境質量的顯著惡化。因此，當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會下降。反之，當非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能源消費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會加大。由此可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升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貿易

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出口貿易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出口貿易是影響環境質量的內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將出口貿易影響環境質量的機制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技術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引致經濟規模的擴大，從而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規模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通過學習效應、競爭效應等機制，出口貿易會促進一國和地區的技術進步。因此，通常而言，“技術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為正向;如果清潔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物的排放規模，反之，若污染型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見，“結構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其取決于出口產品結構的具體變化情況［8］。總體而言，出口貿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對一國和地區環境質量的凈效應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過程中，應加強出口貿易環境效應的評估，積極推動出口貿易綠色轉型，逐步改善出口貿易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

6．外商直接投資

伴隨著全球投資規則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國際資本流動日益加快，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和驅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據國際經濟理論可知，外商直接投資活動不僅包括資本流動，還涉及技術、管理經驗以及人力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等具有重要的影響，并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環境質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借鑒盛斌和呂越的研究，將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亦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生產結構的調整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技術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9］。通常來說，“規模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具體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生產結構趨于綠色化，則“結構效應”為正，反之，“結構效應”為負。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改善了生產技術和治污技術，則“技術效應”為正，反之，則“技術效應”為負。顯然，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質量的凈效應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

7．環境政策

環境政策是影響大氣質量的外生變量，一國和地區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情況會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環境政策對大氣污染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環境政策的實施有利于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當環境政策缺乏時，由于市場失靈，存在環境成本外部化的現象，其不利于環境污染的防治。當科學合理的環境政策被實施時，企業會將環境成本納入產品的生產成本，環境成本內部化，這有助于降低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費量，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適度的環境規制有助于推動企業創新。Poter和Linde認為，科學設計的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實施有助于促進產品創新和生產過程創新，提升資源生產率［10］。顯然，這對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大有裨益。

三、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大氣污染已經成為學術界和實踐部門關注的熱點問題，加強大氣污染治理刻不容緩。而要提升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效，首先必須明晰大氣污染的影響因素。本文研究表明，大氣污染受眾多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具體而言，影響大氣污染的社會因素包括人口因素和社會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包括經濟增長、城市化、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以及環境政策。眾所周知，大氣污染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難以一蹴而就。各地區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應綜合考慮各種社會和經濟影響因素，依據本地社會和經濟影響因素發展的現實情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不斷改善人口因素、經濟增長、城市化、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出口貿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并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環境規制措施。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促進大氣質量的持續改善。

作者：胡飛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貿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