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在人文歷史紀錄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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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述歷史回溯

1948年，美國學者亞倫•內文斯（AllenNevins）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口述歷史檔案館，這標志著現代意義上口述史學的誕生。正如楊雁斌在《口述史學百年透視》中所說，口述歷史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新興學科”。口述史是指由準備完善的訪談者，以筆錄、錄音或錄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的過程。如今，口述史作為學科已漸漸成熟，廣泛影響了其他學科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學界普遍認為，與傳統史學研究相比較而言，口述歷史具有鮮明的敘述性，這是口述歷史與生俱來的特質，它使歷史研究更加活躍，還能夠彌補歷史數據的缺失。而其社會性的特征也使歷史研究視角呈現出突破性轉變，印證了“歷史是人民大眾的歷史”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口述歷史的繁榮發展與傳播媒介的不斷革新有著密切的關系。口述資料記錄的載體從文字到相片、音頻、影像，其表現形式愈發生動。同時，口述歷史的運用也在豐富著影視藝術的創作。近年來，口述歷史元素在國內電視節目中呈逐漸活躍的態勢，如中央電視臺《大家》欄目、鳳凰衛視的《口述歷史》欄目以及北京衛視《轉身》等。不難看出，口述歷史與現代影視傳播媒介的結合，給廣大受眾帶來了耳目一新之感。在眾多影視藝術體裁中，紀錄片格外適合與口述歷史達成“聯姻”。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口述歷史充分體現了大眾傳播中的人際傳播特性；紀錄片對于口述歷史影像素材的采納既成就了口述史學的研究，又有利于自身主題的實現；口述歷史與紀錄片還有著同樣的價值追求——真實性與紀實性，這樣的共同屬性使二者的結合成為必然。

2口述歷史在人文歷史紀錄片中的三大作用

滿足“真實記錄”的要求。無論是紀錄片還是人文歷史題材，都具有天然的“真實記錄”的要求，這是由其特性所決定的。運用口述歷史這一敘述方式的紀錄片，在涉及業已消逝在時間長河里的歷史事件、歷史場景、歷史人物等影像時，能夠通過借助資料匯編、當事人或歷史學者口述、旁白、影像等方式再現場景，建立影像對事件和歷史的“代言性敘述”，這樣的敘述方式正契合了紀錄片以“真實的紀錄”為制作基礎和道德原則的內在要求。口述歷史通常由事件的親歷者或旁觀者進行講述和回憶，而他們的言辭本身就是歷史事件的證據和證詞，這無疑提升了影片的真實性和紀實性。在紀錄片中，口述者的口述內容通常以單人近景畫面的自述訪談形式呈現出來，有時輔以與講述內容相關的其他畫面資料，與同期聲進行信息上的配合補充。例如，在紀錄片《我的抗戰》中，解說承擔了主題引領與推動的主要講述工作，在講述到關于抗戰過程中的具體事件和細節的時候，口述者提供的信息對其進行了佐證和說明，使觀眾加深了對彼時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對歷史的真實、客觀與殘酷有了更深的體會。該紀錄片還經常選擇多位事件親歷者來講述同一個故事，如多名抗戰老兵對某一個具體戰役的回憶，這些多方的信息來源構成了一個足夠可信的信息網，他們以不同的細節講述逐漸為觀眾搭建起了抗戰歷史的全貌。因此，對口述歷史元素的運用契合了人文歷史類紀錄片“真實記錄”的基本要求，不失為人文歷史類紀錄片創作的成功嘗試。豐富敘事表達。紀錄片的敘事通常從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事語言等維度入手。一般來說，影片敘事層面的建構要依靠故事線索和角色設定等元素來完成。口述歷史的介入為人文歷史類紀錄片的敘事視角、結構等的創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敘事視角是指敘述者從什么角度講述故事。在傳統的“畫面+解說”模式紀錄片中，敘事視角通常比較單一。敘事學關于語態方式的界定包括：異敘式，即敘述人位于事件和受眾之外，是純粹的第三者，是全知全能的；同敘式，即敘述人參與事件，但并非主要角色，處在事件發展的動態之中向受眾敘述事件；自敘式，敘述人就是事件的主要角色。由此可見，以往模式簡單的紀錄片中，解說的身份就是“異敘”的視角，以完全剝離于事件和情景之外的姿態進行敘事。而口述歷史元素兼有同敘和自敘的特點，口述者一定親歷了所講述的事件，只不過身份可能是主要的當事人，也可能是次要的旁觀者。當這三種敘事視角相互補充時，往往能起到較好的敘事效果。《我的抗戰》就很好地將不同視角結合起來。其中自敘和同敘視角是全片最大的特色，口述者們為影片引入了“第一人稱”，每個人又有自己所能提供的不同側面，這些細節互相交織碰撞，為觀眾描繪生動的歷史圖卷；同時，全片還借助異敘式的“全知全能”特性來引領影片主線并起到交代宏觀背景的作用，較為清晰地把握住了全片的發展脈絡，使片中蒙太奇式的群像視角多而不亂，始終緊緊圍繞主題展開。除視角以外，口述歷史還豐富了紀錄片敘事結構的搭建形式。在紀錄片中，結構是敘事的外在形態，是一種敘事的具體化表現，敘事要通過結構才能流暢表達，所以，結構也就是確立展開和完成敘事的方式。以往的歷史紀錄片多采用較為簡單的線性敘事結構，按時間等一定邏輯線索連貫地進行講述。而口述者講述的部分可以既契合敘事邏輯又跳出主線之外加入一些細節的注腳，或是短暫脫離主要時間線索而不至于令觀眾感到困惑、難以理解。這就意味著影片能夠以板塊與主線串聯的形式進行敘事，大大豐富了紀錄片的敘事表達。增強情感共鳴。口述歷史元素的運用不但在功能和結構上影響人文歷史紀錄片的創作，還增強了影片的感染力和情感共鳴。傳統的解說員像是只存在于畫外的“上帝”視角，這種方式在抒發宏大主題的情感上有其優勢。而口述者以真實的面貌與觀眾“面對面”交流，鮮活個體的現身說法似乎更能給觀眾以“代入感”，其語言特色、面部表情等變化也在傳遞著信息，能夠帶給受眾豐富而深刻的體驗與共鳴。例如，《筑夢路上》是中央電視臺推出的大型文獻紀錄片，于建黨95周年之際播出，該片講述了建黨以來中國在風雨飄搖中逐漸擺脫艱難國運、開辟新道路，中華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抵抗外侮、建設新中國的艱辛過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全片大部分采用解說詞與歷史資料講述事件經過，同時在適當的時機插入口述歷史段落，如介紹抗日戰爭中鼓舞士氣的音樂作品時，插入了開國元勛將軍女兒的感慨，這種方式比冷靜客觀的旁白解說更能激起觀眾心中的強烈情感。再如，《我的抗戰》中抗戰老兵鮑鴻海以親歷者角度講述臺兒莊戰役的進展與結果，結合解說詞對于傷亡情況的介紹，給人以情感上的極大震撼。

結語

人文歷史紀錄片需要“求真”，口述歷史也具有幫助其完善“真實記錄”的能力。從“真實”“紀實”的內涵價值追求，到敘事結構、敘事視角等敘事表達，再到受眾情感的代入與共鳴，口述歷史的運用給人文歷史類紀錄片帶來了更多的創作可能性。事實證明，口述歷史與紀錄片的結合不僅有可能性、合理性、必然性，也具必要性。

作者:劉丹陽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