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抗戰期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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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領導下的抗戰宣傳刊物概述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但是在泉州的中國共產黨人仍然無法以公開身份活動。此時，適逢福建省抗敵后援會成立，泉州各地成立了抗敵后援分會，簡稱“抗敵會”，這是一個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領導的群眾性民族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參與其中，組織黨員和進步青年從事戰時民眾宣傳和教育工作，深入基層發動群眾，在泉屬各地建立武裝自衛隊，聯合社會各界的進步力量宣傳抗日。其中，創辦報刊是抗敵宣傳的一項重要工作。《每周導報》和《福建導報》是全面抗戰期間泉州發行量較大，影響也較為深遠的抗日救亡雜志。《每周導報》創刊于1938年4月，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所辦，主要負責人是朱少希①和郭耘②。在發刊詞中，編者明確指出：“我們唯一的出路———抗戰到底”，彰顯了抗戰的決心和意志。《每周導報》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大部分。其一是世界形勢的介紹，其二是中國抗戰的形勢分析和新聞，其三是報道福建省內的抗日救亡工作。其中第三部分，刊載了大量泉州和福建省內的抗戰組織活動及方法檢討，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深入基層、動員社會各界力量進行全面抗戰的路線。1938年11月，《每周導報》改編為旬刊《福建導報》，1939年7月停刊。在創刊號中，編者寫道：“從中華民族抗戰巨浪的高漲，福建抗戰的巨浪也高漲了，現在已經激蕩到每一個小小的沙灣”，編輯們希望將刊物建設為所有參加抗日救亡工作者的情報部、供應站，一同投身到這偉大的抗日洪流中去。③朱少希在發刊詞中向泉州民眾發出呼吁：《福建導報》同樣有著濃厚的中國共產黨背景，其主要負責人之一朱少希、編輯李展籌、作者林孝楚⑤等，都是中共地下黨員。《福建導報》的作者如江茂夫、石華、傅子禎、謝春安、徐文修、杜因、姜克、秋娟等，不少都是中共黨員或者有中共背景者。因此《福建導報》在報道抗戰消息和宣傳抗日、發動民眾等方面，堅持動員廣大群眾，走群眾路線；也經常針砭時弊，問責政府。如在發刊詞中，朱少希即指出，當前社會存在著茍安的心態，政府存在著落伍的意識等。⑥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泉州中心縣委爭取到了國民黨晉江縣黨部所創辦的《泉州日報》的總編輯的支持，得以派遣一些共產黨員到《泉州日報》工作，并借用這一有利平臺，先后創辦了《青年戰友》和《抗戰導報》兩個專門刊物，宣傳抗日⑦。《青年戰友》1938年創刊，1939年停刊。

二、中共領導下的抗戰文宣的主要特點

1、全面的民眾動員和訓練

與國民政府系統的抗戰宣傳雜志相比，中國共產黨人明顯重視農村的抗戰救亡和民眾教育工作，注重調動社會各階層包括學生、婦女、兒童等方面參與抗戰的積極性。如《福建當前兩件重要工作》一文呼吁，保衛大陸、改進農村，是福建抗戰最為關鍵的兩件事。作者明確指出，抗戰最后勝利的寄托不在城市，而在于廣大的農村，因此要對農民大力進行戰時教育，教之以民族的意識、抗戰的方法，改良農業種植，改善農民的生活等。⑧在1939年之前，國共合作仍有不少空間，中國共產黨也比較巧妙地借勢用力，推進自身的工作。因此，如何協調群眾性抗日組織與國民政府基層政權之間的關系，就顯得較為重要。《晉江抗敵周刊》是晉江抗敵后援會的總干事、進步人士陳盛明主編負責的。陳盛明同情共產黨，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接觸，他去晉江抗敵后援會工作就是共產黨員辜仲釗推薦的。《晉江抗敵周刊》創辦于1937年，內容豐富，也報道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該雜志刊載的《怎樣動員民眾》一文明確指出，仍然要借助政治力量來推進抗戰救亡活動。因為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相當有力量的，縣政府之下有區署，區署之下有辦事處，職員不下數百人，也是地方上最有知識和能力的人物，如果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則效果巨大。該文呼吁簡化行政手續，公務人員輪流下鄉工作，減少應酬，盡可能多地參與民眾教育工作等⑨。至于如何動員基層民眾投身抗日運動，共產黨人并未停留于空言的階段，而是理論聯系實際，提出了諸多行之有效的實施細則。《怎樣動員民眾》⑩一文詳細討論了戰時民眾教育訓練工作的原則和組織方法等問題，可視之為抗戰時民教工作的具體操作手冊。作者提出，首先要訓練動員民眾的干部，并以專門經費來保障其生活；其次要動員全體知識分子，組織起來過集體的生活，進行嚴格的訓練；將這兩個群體組成抗敵服務團，選出領導，并以經費保證，作為民眾動員的核心力量。關于動員知識分子方面，《晉江抗敵周刊》明確提出應當以小學教師、曾受中學教育者、有相當知識能力而具抗敵熱心者、地方上有名望有力量的人物等四大群體為主，組建民眾訓練服務團或民眾動員隊，擇取優秀人物擔任民訓員，每保一人，并給予經費保障輥輯訛。普通民眾的訓練方法也非常明確，并具有可操作性。如公民訓練應該以鄉或保為單位，15歲以上之男子都要參加；每日早晨至少1小時，并舉行升旗禮，以養成民眾的國家觀念。強調由小家到大家，要求教育手法要就近取材，內容深入淺出，力圖培養民眾的國族意識和敵我分辨意識，增進民眾對于戰爭的應對。前述內容學習完畢之后再進行討論，并輔以實踐，加深印象。鼓勵全體民眾出席訓練，要以勸導、家訪、談話甚至強制的方式來保證民眾的參與。民眾動員中最為關鍵的依然是組織自衛隊，鼓勵民眾保家衛鄉。趙鯤著文指出，我們需要訓練大量的民眾武裝干部，訓練了干部再訓練千千萬萬的群眾，踐行游擊戰；參加訓練的干部要拋棄“做官”的觀念，而是要去保家衛國，當“民族英雄”的；武器的裝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心理上的武裝，要學會用政治的力量去對付敵人的政治。他明確指出，“我們在山西河北綏遠山東各戰場予敵人以重創，這不是我們力量壓過敵人的表現，也不是正面硬打硬拼的勝利，這是我們巧妙的展開了游擊戰術的收獲。”輥輰訛這些表述都體現了共產黨人踐行敵后游擊戰的特點。動員手冊建議，18歲以上、55歲以下的民眾均需加入自衛隊編組訓練，每隊推舉有豐富軍事學識者、受過軍事訓練者為負責人；教之以各種戰術動作和戰術意義，每日訓練1到2個小時。基礎訓練之外，還要再根據分工不同，進行專業分組訓練，如戰場救護、交通指揮、運輸、偵查、警衛、游擊等各項技能。自衛隊的槍支彈藥需政府提供，政府不得沒收；各自衛隊之間要定期進行聯合會操，協同練習。此外，還要對隊員進行一定的文化培訓，不識字者教會其識字。輥輱訛針對閩南長期存在的土客族群械斗問題，《每周導報》也刊文呼吁民眾，要改變這種幼稚的、渺小的意氣之爭，將這種戰斗力轉化為對日寇的仇恨，“編民軍為國軍”，團結起來抵御外侮。輥輲訛

2、農民的宣傳和動員

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對于民眾的教育和宣傳，尤其重視對農民的發動和宣傳工作。而在對農民的宣傳中，學生是可以動用的核心組織力量。《學生戰時服務團的責任》輥輳訛一文呼吁青年學生承擔起宣傳民眾民眾、組織民眾的重任，呼吁青年學生要深入到民眾中去，而不是紙上談兵，同時也不能放棄學業之追求。1938年，泉州南安縣政府頒發《青年動員辦法》，規定主要以各區的公私立小學教職員為主體，員額不足的時候再向外征求，以此設立組織，協助戰時后方的各項工作。然而共產黨人認為，這種辦法將青年群體局限在中小學教職工上，使得非中小學教師而具有愛國熱情的青年無法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來。他認為，凡屬于愛國青年，只要不是漢奸，均應該加以動員，才能達到社會各界參與抗戰救亡的效果。其次，該辦法要求組成的青年服務隊的隊長必須由各中小學校的校長來擔任。共產黨人對此也甚為不滿。他們指出，這樣的要求會使得救亡工作日益淪為形式主義，徒有虛名。總隊長、隊長等必須公選，自動自發，才能起到群策群力的效果。其三，共產黨人倡導各隊之間應該定期召開討論會，進行經驗的互換和教訓的批判，以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輥輴訛。由此可見，國民政府力圖將動員的范圍控制在軍公教等國民政府的可操控的人員的層面，懼怕動員范圍的擴大帶來的不可控性，所以這些規定的設置具有天然的防共考量，屬于“片面”動員路線，而共產黨人的則與之相反。抗戰動員也展現了國共雙方的一次博弈。趙鯤的《惠安救亡運動再動彈下去》一文也批評了國民黨當局的動員工作。他指出，政府當局主持的抗敵會長期搞關門政策、地盤主義等，以至于惠安的救亡運動如一潭死水；中國共產黨人組織了200多位各界青年，成立了11個巡回工作隊，深入到惠安的鄉村中，開展戰時教育、戲劇、慰問、講報、漫畫、歌詠等各種各樣的活動，宣傳抗戰；隨后，又成立了常設性的惠安抗敵劇團和洛黃抗敵劇團，排演了諸如《血灑晴空》《布袋隊》《一家人》《最后一計》《在烽火中》《一家人》《緊急分散》等抗日戲劇。作者還檢討了抗戰宣傳存在的“劇運城市化”和“劇運舞臺政策”的問題，他指出“劇運城市化”會促使農民群眾抗敵意識的低沉，并喚起小市民對“老劇”的厭惡和新劇的要求，“劇運舞臺政策”則阻止了戲劇運動向廣大農村的伸展，應該改行“劇團流動化”與“演出街頭政策”，才能使得抗敵工作的種子播撒到惠安的廣大農民群眾身上。輥輵訛又如《動員農民的一個核心問題》一文，開宗明義引用列寧1919年關于東方民族解放斗爭的指示，指出：“任何革命，如果得不到農民參加，它的成功是不能想象的”輥輶訛，作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民和農民的土地問題，呼吁要徹底地施行二五減租政策、取締高利貸、改善合作社的貸款關系等，盡一切可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才能發動農民參與抗日。這些論述，都是和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土地政策相一致的。

3、婦女和兒童的宣傳和動員

由于閩南地區男子出洋現象非常普遍，有些地方留守婦女甚至成為主要人群，如何調動婦女的積極性參與抗戰救亡活動，就顯得非常重要。《每周導報》和《福建導報》都非常重視對婦女的宣傳和發動工作。如《起來罷！全國婦女》一文向泉州婦女界大聲疾呼：“全國的婦女們，起來吧！現在已不是深藏在家中的時候，你們應該奮起負擔著神圣的抗敵任務！”輥輷訛然而國民黨當局的婦女抗戰宣傳工作只停留于知識女性、精英群體和進行口號宣傳的層面，未能深入鄉村和基層。《抗戰中的婦女工作》一文直指政府當局的婦女工作實際上只是空架子———這種婦女團體主要由有知識的婦女和小市民婦女組成，選一兩個女校長、教師為婦女團團長，女學生當團員，一接到命令就到街上去跑一跑，結果學校一遷移，當地的婦女工作就停滯了；所以政府的婦女工作只是“停滯在一種小集團，少數人活動的階段上”，而沒有廣泛普遍地發動工農婦女、家庭婦女來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該文呼吁國民黨當局放下黨派斗爭的陳見，站在抗日聯合戰線的立場上，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態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深入推動婦女的動員工作。輦輮訛在具體訓練和施行方面，《怎樣動員民眾》一文提出了詳細的操作方法。作者認為，關于婦女的宣傳和動員工作，軍事訓練暫無必要，尤為緊急的是培養婦女的公民意識。婦女的公民訓練除了與男子相同的科目外，還有提高婦女的社會意識和戰時婦女的自衛知識，以及戰時婦女的服務等等。應當組織戰時婦女縫紉團、救護團及其他服務的團體，授予特別之技能。由于長期以來婦女較為落后的地位，許多婦女的文化知識水平低下，所以加強對婦女的識字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文章倡導由知識較高的婦女來教育知識低的婦女，或者抽調其他民眾訓練組織的優秀干部來進行這項工作。婦女組織以一保或者一鄉為一個基本單位，組織一個婦女會，以甲為單位教育婦女，訓練成績優秀者擔任婦女會的職員或者組長，亦可由婦女大眾民主選舉產生。婦女工作尤其要注意方式、方法，訓練時要盡量和男子分開，以免社會公眾產生反感情緒，也可以避免節外生枝輦輯訛。對待婦女工作中的“戀愛”問題，組織一方面并不反對男女之戀愛，但另一方面要求以工作為中心，使戀愛服從工作；如果戀愛與工作發生沖突，則應該毅然決然的犧牲戀愛，服從工作。輦輰訛對于知識比較落后的婦女，《晉江抗敵周刊》建議推廣“小先生制”，即由比較優秀的、有知識的少年或兒童來教育婦女，這在全國各地都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輦輱訛這些實施細則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工作中隨時檢討和更新，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理論聯系實踐、與時俱進的工作方式。孔英的文章指出婦女工作中存在領導干部缺乏、訓練不健全、水平低下、工作計劃性不強等諸多問題，呼吁健全領導機制、加強干部訓練、改進工作作風等。輦輲訛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的工作作風。兒童的抗日組織和宣傳工作同樣也是他們關注的內容。有人認為，戰時兒童不需要訓練，因為兒童不能擔任工作，只是跟隨母親，沒有特別訓練的必要。然而共產黨人不這樣認為。他們指出，盡管兒童不能勝任正規的抗敵工作，但是仍然有在戰爭中陷入險地的可能，所以要注意教育兒童自衛的常識；且戰時兒童要有自立的能力，不能事事依賴母親，這樣也才能把母親解放出來承擔一部分抗敵工作；此外，也有一部分兒童因戰爭失去親人、流離失所，加之當時的國民小學教育因種種原因難以普及，因此更有對兒童進行照顧、訓練之必要。另外，訓練兒童以影響婦女，比直接訓練婦女來照顧兒童更為容易。對此，動員手冊也提出了詳細的組織方法：1保成立1個少年團，12歲以上、17歲以下的少年均需加入（十六七歲的少女則加入婦女會）；6歲至12歲的加入兒童團。少年團和兒童團均以一甲為一組，每組設組長一二人，由年齡較長、智力較高的少年或兒童擔任。教給兒童團抗敵常識和戰時常識，組織團體活動及唱歌等。少年團則接受童子軍和各種戰時服務的訓練，如交通、偵查、救護、糾察、警衛甚至戰斗等訓練。少年團和兒童團中的優秀份子甚至可以承擔教育婦女和教育成人的工作輦輳訛。例如，同仁和沙堤等地的小學生組織了抗敵宣傳工作團，他們通過舉辦抗日歌詠比賽、公演戲劇、演講、巡回游行等宣傳抗日，“流露出新中國主人的情感”輦輴訛。

4、與文化界人士的聯合

《福建導報》也是共產黨人踐行抗日聯合路線的宣傳陣地，他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重視與泉州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協作。《晉江文化屆第三次座談》輦輵訛一文，詳細記錄了泉州城區文化界人士討論如何推進抗日慰問和幫助活動的詳細過程。1938年11月27日下午，泉州文化屆人士在民生農職學校舉行“如何切實執行慰助抗敵軍人家屬”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共有23人，由此可窺見泉州城區抗戰宣傳界的核心力量和政治光譜。其中朱少希、李展籌、辜仲釗、鄭俊英皆為中共黨員，伍遠輝為中共地下黨外圍同志，林任生也參加過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時為泉州新峰小學教導主任，創作了許多宣傳抗戰的劇本。陳盛明是《江聲報》編輯，與共產黨人關系密切。葉非英、盛子詒、王良德都是泉州平民中學和民生農校教育的參與者；李振貫畢業于平民中學，與葉非英一同創辦《大眾報》；黃南陽、蔣天化是民生農校的畢業生，李朝宗是上海南翔柴塘立達學園農教科的畢業生，蔡源法畢業于集美試驗鄉村師范學校；他們都長期倡導平民教育，也是抗戰時期平民教育的重要力量。趙家欣是《星島日報》的記者，趙富榮為宣傳抗戰的“大眾劇社”的成員。張賴愚是《泉州日報》的負責人之一，屬于秦望山系統的無政府主義者。這種座談會已經形成了一種定制，泉州市區文化界的人士每周都會定期聚會，討論抗戰救亡等的相關事宜。1939年之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共關系開始從初期的融洽合作轉趨緊張，國民黨開始處處排擠、打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福建導報》《青年戰友》和《抗敵導報》也被迫相繼停刊。國民政府逐漸加強對抗敵后援會的控制，排擠共產黨員，抗敵會名存實亡，陳盛明亦心灰意冷，轉去《江聲報》任職。結語：“泉州學”研究資料拓展的啟示全面抗戰爆發后，泉州各屆都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抗戰救亡運動之中。抗戰宣傳成為動員的必備手段之一。隨著金門和廈門的淪陷，不少報社和記者退入泉州，這些都促進了泉州新聞出版業的興盛。中國共產黨人抓住機會投身于抗戰宣傳活動，先后組織出版了《每周導報》《福建導報》等刊物宣傳全面抗戰路線，關心抗戰時期民眾的生活。他們倡導以知識青年為核心骨干，組織工農群眾、婦女和兒童進行訓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放手發動群眾、踐行全民抗戰的方針。這些在泉州本地發行的雜志，立足福建放眼全國，是研究泉州地區民國史、抗日戰爭史、泉州中共黨史乃至福建抗日戰爭史、福建黨史的重要資料，值得“泉州學”研究界的關注。本文提及的上述刊物，只是豐富的泉州近代報刊中一小部分。近年各地地方學方興未艾，百花盛開。“泉州學”的研究雖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相比浙江省部分地市對地方歷史文化的重視程度、相比廣東潮汕對于潮汕文化研究的成就而言，“泉州學”研究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古代泉州曾一度在世界歷史上綻放光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然而其從近代到現代的過渡，也同樣值得深入挖掘。當前“泉州學”既有的成果較多集中于對宋元等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挖掘，且由于史料和語言的限制，長期難以獲得實質性的再突破，卻相對忽視了對泉州其它歷史時期的學術關注。而僅就筆者所了解，泉州近代留下的歷史檔案、報紙、雜志蔚為豐富，不少都沉睡于泉州各縣市的檔案館中，使用途徑受到了不少限制。史學研究必須以豐富翔實的史料作為支撐。如果相關部門能夠予以重視，組建專門學術團隊對這些尚未發掘的文獻進行整理、出版，乃至做成“泉州學”研究的大數據庫，將極大的提升“泉州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亦能為泉州新時代的發展增光添彩。

作者：張曉宇 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