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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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環保投資行為是企業參與環境治理的直接表現，產業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在企業履行環境責任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國產業政策制度背景，論文以2011-2018年滬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產業政策的支持能夠促進企業環保投資，這種“正向激勵”的作用機制主要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體現。論文的結論豐富了現有產業政策微觀經濟后果研究，拓展了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因素。

【關鍵詞】產業政策；環保投資；融資約束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粗放型經濟發展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國環境狀況日益惡化，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綠色發展”成為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由于生態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容易造成過度消費，導致環保市場失靈，因此，更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手段之一，產業政策一般通過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和信貸支持等措施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直接影響微觀企業行為。以“十二五”規劃為起點，我國明確提出要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對產業政策重點支持和鼓勵的行業突出強調“綠色、清潔”發展。相關數據表明，僅“十二五”期間，中央政府投入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已從2010年0.76萬億逐年增加至2014年的0.96萬億，而“十三五”期間，相關環保投入更是達到上一個五年的兩倍以上，凸顯出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意圖。作為企業環境治理的直接表現，企業環保投資行為本質上是企業對自然資源的利益訴求的滿足，現有文獻大多從環境規制的視角闡述了正式制度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認為環境規制會影響企業的投資結構和資金配置，在政府嚴格的環境規制下，企業會主動進行環境治理和環保投資，但少有研究關注產業政策這一“扶持之手”是否會通過資源配置對企業進行環境治理產生影響？具體的作用機制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就成為本文討論的重點。因此，本文采用2011-2018年滬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環保投資數據，并結合對該期間產業政策的解讀和分析，以融資約束視角為切入點，分析研究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為產業政策作用于企業綠色實踐提供經驗數據。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

我國目前實行的產業政策屬于典型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其主要特征是以政府選擇來代替市場競爭，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可以在項目審核、市場準入等方面獲得一定的政策支持。除放寬行政管制外，產業政策還可以通過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和信貸支持等財政手段引導金融資源再配置，彌補“市場失靈”，促進企業競爭。考慮到企業環保投資存在外部性強、風險高、投資金額大等特點，因此，穩定的資本供給和有效的資源配置對企業而言十分重要。政府不僅可以通過產業政策直接向受支持企業提供資源并且放寬行政管制，緩解企業環保投資面臨的成本壓力，還可以向外部資本市場傳遞有利信號，改善融資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況，降低企業在環保投資領域面臨的潛在風險，促進企業主動進行環保投資。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1：產業政策的支持能夠促進企業環保投資。

2.2產業政策影響企業環保投資的作用機制

產業政策能夠通過資源配置和釋放利好信號，促進企業環保投資，但在一定時期內，金融資源的總量總是有限的，產業政策的存在就會導致有限的金融資源無法在各行業之間均衡分配，不同行業的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也會存在較大差異。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企業融資行為直接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短期內，融資約束程度高的企業為保持經營流動性，往往需要放棄金額大、風險高的投資項目。與未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相比，那些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更容易獲得政府補助和稅收優惠，為企業環保投資提供直接融資來源，緩解了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壓力，使企業能夠承擔履行環境責任的“綠色”成本和風險，從而促進企業環保投資。從信號傳遞的角度來看，由于資本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銀行等金融機構往往會因信息收集成本過高而放棄某些“潛在客戶”。產業政策的信號傳遞效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融資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支持，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使企業能夠抓住市場機會，主動進行環保投資，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讓企業能夠在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的同時提高生產效率。由此看出，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正向激勵”作用主要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體現。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2：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融資約束程度降低，從而促進企業環保投資。

3研究設計

3.1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1-2018年滬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為符合研究需要，對樣本作如下處理：①剔除當年ST和*ST類公司；②剔除變量缺失的公司。同時，為消除異常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上進行Winsorize處理，最終獲得有效觀測值922個。本文涉及產業政策數據來源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企業環保投資金額通過搜集年報手工整理得到，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

3.2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3.2.1模型設定本文構建如下模型研究產業政策與企業環保投資的關系：其中，i和t分別代表公司和年份；Controls代表各控制變量；Year代表控制時間效應；ε代表隨機擾動項。模型（1）用來檢驗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模型（2）用來檢驗產業政策影響企業環保投資的作用機制。

3.2.2變量說明①企業環保投資（EPI）。本文借鑒姜英平等（2019）的方法，從企業財務報表中篩選出環保治理相關支出作為企業環保投資額：一是與環保相關的工程項目的更新、改造和新建（如污水處理項目、脫硫項目等）；二是綠化費用支出。同時，為消除或減輕企業規模差異帶來的影響，本文最終選擇企業環保投資額/期末總資產作為被解釋變量。②產業政策（IP）。本文依據我國“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各行業發展的指導建議設置產業政策虛擬變量，如果樣本企業所在行業受到國家明確鼓勵和重點支持，則定義IP=1，否則IP=0。③融資約束（FC）。參考Lamont等（2001）的研究方法，本文通過構造KZ指數來衡量企業融資約束大小，該指數越大，表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壓力越大。式（3）中，Cflow表示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Tbin'sQ表示托賓Q值；Lev表示資產負債率；Div表示企業當年發放的現金股利；Cash表示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除資產負債率外，所有數據均用期初總資產平減。④控制變量。本文選擇財務杠桿、成本、盈利能力、企業規模、股權集中度、產權性質、成長性和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符號和定義詳見表1。

4實證分析結果

4.1描述性統計分析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中結果可以看出，產業政策（IP）均值為0.4447，表明有超過44.5%的樣本企業受到了產業政策的支持。企業環保投資（EPI）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0024和0.0008，表明絕大部分樣本企業的環保投資尚未達到平均水平。融資約束（FC）標準差為1.8871，各樣本企業間融資約束程度差異化較大。其余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均在正常范圍內，未見異常值。

4.2相關性分析

表3顯示了各變量間的相關性關系。整體來看，各相關系數遠小于0.5，共線性檢驗結果表明，方差膨脹因子（VIF）為1.75，各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其中，企業環保投資（EPI）與產業政策（IP）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初步驗證假設H1。企業融資約束（FC）與企業環保投資（EPI）相關性較差，但與產業政策（IP）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融資約束在產業政策影響企業環保投資的過程中可能存在調節效應。

4.3回歸結果分析

4.3.1基礎回歸分析模型（1）驗證了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結果可以看出，產業政策與企業環保投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說明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能夠顯著提升其自身環保投資水平，H1得到驗證。同時，在控制變量方面，企業環保投資（EPI）與企業財務杠桿水平（Lev）、盈利能力（ROA）顯著正相關，與企業規模（Size）、成長性（Growth）顯著負相關，體現出資源配置對企業環保投資的重要性。

4.3.2作用機制檢驗分析為了進一步驗證產業政策影響企業環保投資的作用機制，在模型（1）基礎上，引入融資約束（FC）和產業政策與融資約束交互項（IP×FC）得到模型（2）。由表4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產業政策與企業環保投資仍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產業政策與融資約束交互項（IP×FC）的回歸系數卻顯著為負，這表明融資約束在產業政策影響企業環保投資過程中起到了調節效應：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融資約束程度降低，從而促進企業環保投資，H2得到驗證。

4.4穩健性檢驗

將企業環保投資總額/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作為企業環保投資（EPI）的替代變量，帶入模型進行穩健性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基本與前文相符（因篇幅有限留存備索）。

5結論與啟示

本文聚焦宏觀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基于我國產業政策制度背景，以2011-2018年滬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環保投資數據為樣本，研究了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產業政策的支持能夠促進企業環保投資，這種“正向激勵”的作用機制主要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壓力體回歸系數的t統計量。現。具體來說，一方面，產業政策通過政府補助、稅收優惠等手段為企業直接提供融資來源，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降低了企業環境治理的風險成本，促進企業環保投資；另一方面，產業政策釋放的有利信號使企業擁有更多的投資機會，外部融資成本降低，企業主動進行環保投資的可能性提高。本文豐富了現有產業政策微觀經濟后果的研究，對產業政策如何在企業環境治理層面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定啟示。第一，政府應借助產業政策這一“支持之手”，為企業制定環保投資戰略、履行環境責任提供政策支持；第二，企業自身要密切關注產業政策變動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在環境治理過程中努力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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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立新 劉丹洲 單位：北方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