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關系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關系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公司治理，產生于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學術界普遍認為，好的公司治理能有效降低因兩權分離而產生的代理成本、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同時也是企業能否長期健康發展的基礎。那么，公司治理對公司績效的積極作用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從而提升公司績效？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上述問題的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回顧。

一、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

公司治理產生于兩權分離，因此關于股權結構的研究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而股權結構又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一是股權集中度。大多數學者都認同適度的股權集中有利于杜絕“搭便車”現象，使股東能真正發揮監督作用，從而正向調節企業績效，但股權集中度過于集中或過于分散都會對經營績效產生負作用。楊佩月等以消費類上市為例，研究指出過度集中的股權會對經營績效產生負作用。黃方亮等更全面研究了其中的關系，首先，在僅考慮內生性時，股權集中度能明顯提高公司績效，而公司的績效水平也會反向作用于股權結構。其次，在考慮動態性的情況下，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的調節作用降低。再次，當從滯后性考慮股權結構的影響時，發現股權集中度對公司績效的調節作用大幅上升。二是股權構成。王洪盾等人結合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向高質轉變的大環境出發，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研究發現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東與企業TFP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而非國有背景公司的企業TFP顯著高于國有背景公司。胡加明等人在《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之謎》中通過對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的不同角度檢驗，得出結果表明國有股占比、流通股占比均與公司績效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均呈現“U”型關系，法人股占比對公司績效有明顯的正向調節作用。若再考慮股權集中度，發現第一大股東占比與企業績效間同樣是呈現非線性的U型關系，若第一大股東持股大于51%，則其他大股東的制衡作用明顯，此時增加其他大股東占比可正向調節公司績效。若第一大股東占比小于51%，增加其他大股東占比反而會負向調節公司績效。針對混合所有制改革，李小斌通過考察2010-2015年A股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二次混改”后公司治理結構和經營績效的變化，得出結果，雖然大股東不再絕對控股，但由于其他股東并無治理意愿未出現制衡作用，因此公司的治理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即大股東控制權的弱化并未對公司績效產生正向調節作用。相較于對股權結構的影響，部分國有股東的退出對企業費用控制有較好的效果。楊振中等認為，同一行業中同時存在國有企業和參股的民營企業，對國有企業績效有正向的調節作用。由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于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非線性關系基本認同。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國有背景的企業，若能提高其公司治理水平對企業績效的積極作用更加顯著。

二、公司董事會特征與公司績效

在針對董事會特征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董事會規模并非越大越好，一般認為控制在7-11人最好。而對于董事會的獨立性，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顯示，獨立董事數量越多，公司治理效果越好。對于董事與高管兩職兼任，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都認為這種模式對于企業績效有積極作用。從董事會特征的總體出發，楊佩月認為董事會能在管理層和股東之間充當協調者的角色，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唐艷華結合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從智力資本價值角度研究，認為大股東治理在增強智力資本價值提升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三、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特征與公司績效

高層管理人員特征主要體現在對高管的激勵方式中，最常見的就是股權激勵與薪酬激勵兩種。江虹認為若公司在股權集中度低的情況下存在高管的低薪酬，則會降低公司績效。霍曉萍等人在《股權結構、高管薪酬差距與企業績效》中指出，上市公司企業績效隨著高管薪酬差距的變化而正向變化，且國有股權進一步促進了高管薪酬對企業績效的積極調節作用。而股權過渡集中及股權制衡均反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對企業績效的積極調節作用，但這種負向調節作用對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存在差異性。楊佩月認為，若降低企業管理層持股比例，則會造成對管理層激勵作用減小，從而降低企業績效。田國雙等人指出，針對高管的激勵方法，因所在公司股權結構不同而產生的激勵效果也不同。可見，以上的學者研究都指出了高層激勵效果受企業股權結構的影響，需要結合企業的股權結構來量身定制。

四、研發支出與公司績效

吳翔以2008-2014年間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研發支出對企業績效的正向調節作用體現在滯后一期。韓慶瀟從董事會及高關層面出發研究，發現董事會獨立性、高管團隊的受教育水平、高管團隊中具研發背景的高管成員數量及管理層持股比例等，均能正向調節企業創新績效。

五、黨組織參與治理與公司績效

結合我國國情，也有學者針對黨組織參與治理與公司績效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王中超等認為，對國有企業來說，黨組織的參與有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劉李福等同樣是以國有企業為研究對象，得出結論，黨委參與公司治理會促進國有企業實施多元化戰略，但這參與模式并不會造成多元化戰略的折價效應，而是幫助企業科學合理地經營多元化戰略。南星恒又從另一角度研究發現，黨組織的參與治理，能利于普通員工薪酬提升對企業績效有積極作用。周燕在對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研究述評中，從治理方式及實現途徑等總結認為，黨組織參與治理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根據企業類型的不同而有差異。

六、家族企業與企業績效

針對經濟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家族企業，也有很多學者展開了家族企業治理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楊嬋等認為，“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對家族企業績效有正向的調節作用。這種調節作用在法律制度環境越不完善的地區、在技術變遷速度越快的行業，越明顯。進一步研究發現，夫妻共治、兄弟共治均能正向調節家族企業績效，而子女共治由于代溝等因素會對企業績效產生負向調節作用。許年行等結合本土化研究，引入我國家庭文化概念，通過更深入的研究發現，當年齡最大的“長兄”擔任公司董事長時公司績效最好，這一結果反映了我國“長兄如父”等文化理念對家族企業的積極作用。

七、女性參與治理與公司績效

針對女性參與治理與公司績效的研究也不在少數。付興梅通過對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女性董事參與治理對公司績效有明顯的提升作用，且二者之間呈現非線性的倒“U”性關系，即存在最優的女性董事占比為40.73%。徐琳等從另一個更深入的角度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在女性高管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八、其他相關研究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因經營不善等原因會發生一些意外事件，而導致企業業績受到重創。針對出現類似敗德行為的企業，連燕玲等認為，監督機制及懲罰機制的增強能降低敗德行為對企業后續績效的負面作用。若進一步結合媒體報道效果研究，沈灝等發現，媒體報道數量對企業績效的恢復有抑制作用，且由于媒體的過度報道，甚至會進一步引發CEO任期和董事會規模降低等，強化了媒體報道對企業績效恢復的抑制作用。從投資者層面來看，吳景泰等認為，公司治理有利于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進而積極影響企業績效。楊嘉琳等結合經濟全球化的背景研究發現，只有境外機構投資者長期持股時，才會通過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等方式正向調節公司績效。從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績效關系來看，楊姍姍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能明顯的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進一步來說，董事會規模越大、獨立性越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均能加大這種促進作用，而管理層持股負向調節這種作用。

九、總結及啟示

通過梳理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關系研究的文獻，其深度和廣度都獲得了十分大的提升。首先，從研究內容上，結合了更多創新的外部治理因素。其次，從研究方法上來說，近幾年更多的是以定量分析法為主。再次，從研究角度說，也有學者從上文提到的全要素生產率等新穎的角度入手研究，還有學者通過構建指數的方法研究。最后，通過梳理文獻發現，因為樣本選擇問題、研究方法等的不同會造成研究結果的差異性。但造成差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公司治理本就是一個很寬泛概念的活動，會受到很多不同市場環境、行業環境等的影響。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要綜合盡可能多的因素及交叉學科等共同分析其中的關系，為提高企業的治理效率，進而提高企業績效，提供更多的思路與方法。

作者:夏勒拜提·阿布都克里木 單位:新疆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