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聲詩音樂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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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聲詩》研究理念

（一）“歌辭”總體觀念

任半塘在《唐聲詩•弁言》中，用“歌辭”這一總體概念，作為歷史上音樂文學的統稱，因此，就包括《詩經》、《九歌》、樂府、聲詩、詞、曲等音樂文學形態。“歌辭”總體觀念的提出，意在梳理歷史，探尋“歌辭”間的共性與聯系。主要針對歷史上“歌辭”各體研究不均衡的現象，造成千百年來，“唐聲詩”概念無人問津，相關的認識更是誤解諸多，甚至影響到后人對“詞的起源”問題的理解和判斷，如學術界曾流行著“詩體多病”、“詞為詩馀”、“填實泛聲”等觀點，該認識在文學史界至今仍占據著支配地位，其影響之深遠，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聲詩•弁言》中，特別強調了建立“歌辭”總體觀念的重要性，并將“依調填詞”視為“歌辭”概念的總體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較多的誤會和矛盾。進而，對“唐聲詩”體的確立，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二）對“唐聲詩”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辭”總體觀念，任半塘對唐代“聲詩”概念，亦有獨到的認識，即以配合著燕樂的齊言歌辭為研究對象，具體特點為，聯系著辭、樂、歌、舞四事。[3]強調音樂對唐聲詩構成的核心作用，是任半塘《唐聲詩》研究的重要特征。《唐聲詩》著作的編撰，正是圍繞著燕樂曲調名，對各方面材料展開的排比溝通。該認識將“唐聲詩”概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即關聯著辭、樂、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詩研究，重文不重聲的現狀。任半塘對音樂文學的理解，無疑擴大了唐詩研究的范圍，無論是對唐“聲詩”概念的理解，還是對史料的搜集考證，都較以往的純文學觀察更為豐富、科學，也更接近歷史原貌。

（三）對音樂文學的總體構想

《唐聲詩》是任半塘唐代“音樂文藝”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在《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中，任半塘將唐代“音樂文藝”定義為，“結合音樂之詞章與伎藝”，因此，相關的研究就包括，對聲詩、長短句、大曲、變文、著詞、戲弄之歌辭、舞蹈、表演等的分別研究和綜合觀察；該定義說明，“音樂文藝”這一大概念，包含著“音樂文學”這一分概念；唐代“音樂文學”的研究對象，乃是唐、五代結合著燕樂的歌辭，根據歌辭體式上的差別，任半塘將唐代“音樂文學”分為齊、雜言兩大類，齊言指聲詩，雜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時并存發展，無所先后。因此，在《唐聲詩》之外，任半塘還計劃對唐代結合燕樂的雜言歌辭進行研究，即后來由其學生王小盾撰筆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齊言歌辭與雜言歌辭，是任半塘對唐代“音樂文學”的基本劃分，因此，對《唐聲詩》進行研究，應結合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這樣將齊、雜言聯系起來，互相關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樂文學”整體。

二、《唐聲詩》研究方法

（一）“竭澤而漁”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聲詩》著作最大的特點，乃是對唐代歌辭及相關史料的廣泛占有和運用。據統計，《唐聲詩》中引用的國內古今文獻資料，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詩、詞、文、曲集；二是歷代詩話、詞話、文論類；三是各種筆記；四是各種類書；五是各種史書；六是小學類。另外，還廣泛引用了近人有關音樂文藝方面的諸多研究成果。除了對國內古今文獻資料的廣泛涉獵，任半塘還特別關注和引用到國外的一些文獻。《唐聲詩》是基于問題意識下的專題研究，它要回答，唐聲詩是什么、唐聲詩的構成特點、唐聲詩與同時期存在著的雜言歌辭及大曲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選上，能夠避開傳統的“雅正”觀，進而能夠從一個開放的學術視野，關注到與唐聲詩問題相關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澤而漁”的史料搜集方法。該方法的運用，使《唐聲詩》在史料數量上，較以往零星可見、不成體系的現狀，有了很大的提升，擴增數倍；在史料類別上，也較以往更為豐富多樣。

（二）“以唐證唐”的史料考據法

《唐聲詩》考據工作的最大特點，是以唐代的原始資料來研究唐代的歌辭面貌，即“以唐證唐”的考據方法，這里是取其狹義解釋，實際上，“以唐證唐”應理解為，以當代原始資料治當代史。唐代詩樂的具體情況如何？唐詩歌唱時聲、辭曾如何結合？詞體的成因何在？宋以來文人“以宋喻唐”，臆斷“唐人歌詩一字一聲，因字少聲多，余聲難遣，惟有填字，變成雜言，以守一字一聲不替”之說，該說有何充分依據？針對傳統上習慣從成說中注目立說，從簡冊推實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質疑，認為他們是典型的“唐頭宋帽”邏輯，即引用宋及宋以來的資料，并用宋代的現象來逆推唐代的現象。該方法顯然不科學，任半塘從正反兩面證明了“唐代聲辭結合一字一聲”說是站不住腳的，進而，任半塘根據自己搜集所見的唐代樂譜的實際情況，來排解宋以來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聲辭結合一字一聲”之說。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將聲詩《格調》后附見的各類聲譜信息排比羅列，各譜分別指出其譜字數，及原舉唐辭的字數，然后相互比較，得出結論，一字一聲，實不可能。以此為基礎，任半塘又進一步質疑建立在唐代歌詩聲辭配合一字一聲基礎上，因字少音多，余聲難遣，故而變齊言為雜言，即詩余詞變的理論，拆穿宋人所謂，長短句皆由詩體填字而來的謬說，破和聲、泛聲、虛聲之臆想及明清以來親字、親句之說，實在是一舉多得，為唐聲詩、宋詞研究掃除了關鍵性障礙！任半塘“以唐證唐”的考據方法，為學術界提供了，以當代原始資料治當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為唐聲詩、宋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統計學方法的應用

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唐代的歌譜，我們今日已經很難求解，這無疑是對唐代音樂史研究、音樂文學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戰。基于這一現實認識，任半塘決定決定暫時撇開傳譜，轉從傳辭形式，對唐代歌辭聲、辭結合關系進行試探性研究。具體為，借用統計學的方法，比較同調名聲詩與詞，句法變化的痕跡，即增字增句的規律，來探求詩調與詞調之間的關系，欲探明，詞調是由詩調轉變而來，還是自發而生，獨立循樂創新而來？進而雜言詞是由齊言聲詩填實虛聲而來，還是有其自身產生的一條路徑？任半塘統計了目前可見的，唐五代所有的長短句調，確定有傳辭的，共131調；同時見于《教坊記》的，共75調；其中同調名或有關的調名原為聲詩的，共21調；加上《教坊記》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調名的6調，共計唐人同調名聲詩與長短句27調；任半塘用表格將同調名的聲詩與長短句詞相互對照，可以看出同調名的聲詩與長短句詞，字句上的變化規律，主要為，增字、增句、因親字成定型、于和聲上加親字；但這類于聲詩與長短句間確有關系的曲調，畢竟只占長短句詞總數（131調）的十分之一，數量相較于通過其他途徑而來的長短句詞來說，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長短句詞產生的主流，因此，一舉推翻長短句調多由唐人詩句變來的說法。進而確認，“齊言與雜言兩種歌辭，實為兄弟關系。除小部分外，都難言父子關系。”因此，凡主張“詞由詩生”者，必不能通。這是統計分析的方法應用到詞源研究領域的一個極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詞的起源問題，從此尋得一個有客觀、嚴謹的證據可憑的認知模式，擺脫了宋以來文人，對唐代歌辭實際不加考辨，憑空臆斷捏造事實的認知模式，可以說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質的飛躍。此外，《唐聲詩》研究中還特別強調了民間文學、民間文藝的重要價值，以及唐代樂譜、舞譜對唐代“聲”、“辭”結合規律解譯的重要性，遺憾的是，終因專業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該領域，因此先生在書中，誠邀相關領域專家前來共同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并在書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樂譜、舞譜資料，實為珍貴！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任半塘也還嘗試“多重證據法”，多學科相結合等諸多方法的靈活運用，使得《唐聲詩》著作，一方面，擁有較為豐富、全面的史料基礎；一方面，在對唐聲詩的理解認識上，也較為科學、客觀，更接近于歷史真實。

三、結語

對唐代“歌辭”概念的科學認識，使得任半塘開創了一個別具風格的唐代“音樂文學”研究領域，即對唐代結合著音樂的歌辭的全面考察和綜合分析。對唐代歌辭新的觀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構建出一套基于新問題體系下的，有別于傳統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學術研究的中晚年階段，得以向世人呈現出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學術成果，進而還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參與到該領域的研究中來，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楊曉靄的《宋代聲詩研究》等，他們自覺學習并發展著任半塘先生開創的唐代“音樂文藝”研究體系，為中國音樂文學史理論體系的發展，奉獻出自己的力量。根據“科學學”的標準，即強調某一學科是否能夠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領域；是否產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產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體系上的一整套“科學范式”；是否形成了運用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學術規則的由研究者所組成的“學術共同體”，我們可以認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樂文學”研究的“科學范式”，《唐聲詩》中所集中體現的科學的研究理念與研究方法，值得音樂文學史、文學史、音樂史學界，不斷地學習和借鑒。

作者：呂曉燕 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