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魅力當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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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曖昧的啟蒙曖昧的自我》一文

賀立華是這樣評價的：“張志忠教授  借鑒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起源》對日本現代文學的建立所進行的卓越分析，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過對《狂人日記》、《沉淪》的再解讀，闡明了五四新文學發生期所表現出來的啟蒙精神的多重性與曖昧性，揭示了歷史與文學的豐富性復雜性。”

1張志忠在這篇論文中還使用了福柯的《癲狂與文明》和《性史》

來分析《狂人日記》和《沉淪》中兩位主人公的“迫害狂”與性苦悶的憂郁癥——“中國病人”的形象，發掘現代文學經典作品不甚為人關注的另一面，這無疑拓寬了我們對文學與啟蒙話語的理解。在這樣一篇論文中，綜合使用了多種理論資源，卻并不給人以生硬、突兀之感，即是所用的理論與研究對象十分貼合，恰能互相闡發、互為印證的緣故。2011年第2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后記》，不僅點出了張志忠在《鏡中之像 像外之旨》一文中所使用的全部理論資源，還對張志忠的文思精妙做了點評：“張志忠的論文可以看作文本細讀方法的一次精彩展示，闡述了洛夫詩作各個層面上對鏡像的借重，揭示其背后的巧思妙想，論述有情有理，文本細讀與批評家個人的感悟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更難能可貴的是，文章中借用的理論資源不僅有大家較為熟悉的拉康鏡像理論和巴赫金的《鏡中人》，還參照了錢鐘書的《管錐編》，這種中西糅合的嘗試既顯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底，也為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范例。”

2同行如此美譽，足可證其功力之不凡

實際上，讀這篇論文的時候，很難不為作者的博學與妙思所折服。論文從洛夫《漂木》中的鏡子談起，一路引述作品，一路娓娓談到《滄浪詩話》、《管錐編》、拉康和巴赫金，其間還穿插了洛夫詩與魯迅、杜甫、李益、馮至等作品的對照。不僅將古今中外熔為一爐，且飽含著因詩而生的種種人生、哲學感悟，逸興橫飛，妙語迭出。選集中的《恢復感覺 理解含混 體貼文本——文學教學與文本闡釋的實證研究》是一篇從教學實踐出發，提倡文本細讀、審美優先的論文，與本集中的《強化文學評論的審美品格》正可前后呼應。后者在理論上對審美優先問題進行了闡發，指出：“審美性是文學的命脈所在”，當代文學批評的一個嚴重弊病，就是審美品格的缺失。由此而造成的嚴重后果，不僅是“新的藝術探索得不到及時的發現和鼓勵，很容易被淹沒在大量的粗制濫造的贗品中”，而且“不利于社會和大眾的審美品位的提升”，為此，應積極開通和拓展通向審美境界的路徑。而前者則從經典文本解讀入手，來談教學工作中應遵循的重視文本細讀、重視培育讀者審美感覺的原則。文中所舉的幾個例子：《荷塘月色》《畫夢錄》《回答》《一切》《色•戒》相信是很多教授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師都十分熟悉的，但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培育學生的審美感受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如今這樣一個高校的博導們都不太樂意給本科生上課的年代，張志忠對本科教學的重視實在是令人感佩。實際上，在2009年出版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的導論中，張志忠已經提出，在教學工作中應該把培育學生的閱讀品位放在首位。這些，應當都是他為開通和拓展通向審美境界的路徑而做的努力吧。

二張志忠的治學方法的再一突出特點是立足本土、融匯中西

正如張志忠在文集的自序中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個從80年代初期進入學術研究行列的學人，他在學術生涯中“恰逢其時地先后經歷了方法論的革新和理論視野的開拓的文壇熱浪”。西方20世紀被公認為“批評的世紀”，20世紀下半葉更被稱為“理論時代”；而在中國文壇，1984、1985年則被稱為“方法年”，作家和批評家們都感受到了外來方法和理論的劇烈沖擊。當時所謂的“方法熱”，主要是西方理論熱。時至今日，在文學批評領域，以西方理論為中心、將中國現象當成解說、印證西方理論的材料的情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此，如何真正地吸收西方理論和方法，化入自己的學術格局之中，擺脫西方理論統治的陰影，仍然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在這個方面，張志忠首先堅持的是對西方理論和西方小說表現技巧進行深入了解，他認為，在深入了解的基礎上才能談消化、吸收和掌握，然后才能談“為我所用”，才能真正地駕馭西方理論和方法。張志忠一直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生，乃是以世界文學作為模板的”，因此，在專攻現當代文學的同時，他在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和鉆研西方文藝理論方面用功甚勤，對于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方法也頗為重視。

這正如他在《論集》自序中所說，“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必須同時地具有多個學術維度：必須在若干方面具有良好的養成”。“古代文學、外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可以不了解當代文學，但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這三個方面的素養，卻是缺一不可”。《論集》中的《何處“偷”來〈白輪船〉——艾特瑪托夫在中國之一》一文，是使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探討中西文化和文學交流的一個精彩范例。此文詳細地梳理了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不僅饒有興致地追尋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孫少平和劉醒龍的《彌天》中的溫三和閱讀《白輪船》的經歷和感受（文中還談及王蒙《狂歡的季節》中的主人公錢文對《白輪船》的閱讀）；同時，也列舉了幾代中國讀者，從“白洋淀詩群”、張承志，到今天的讀者，喜愛和推崇《白輪船》的確鑿實證，別開生面地描述出了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所形成的對話關系。張志忠對中國當代作品爛熟于心，文中列舉當代作品如數家珍，許多細節更是感人至深。這樣一來，論文就越出了單純的平行研究和影響研究的窠臼，不僅飽含著幾代人對艾特瑪托夫的深深敬意，也凸顯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那個特殊的“偷”書時代的深刻反思。

張志忠收入《論集》的許多論文，都可以找到援引西方理論或以西方作品與本土作品對照的例子。《遠行人必會講故事——“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一解》一文，就提到了本雅明的《講故事的人》、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我的世紀》等來論證小說中故事的重要性。與前面已經談到過的其對拉康、巴赫金、福柯理論的熟稔，足可見出張志忠在外國文學和西方文論方面的學養。張志忠的學術視野的開闊，無疑得益于八九十年代引入的“西方理論”和對外國文學的長期關注，但堅持以“本土經驗”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執著地追尋本民族文學和文化的品格，是他長期以來堅持的治學方針。始終立足于本土文學創作，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視為世界文學潮流的一部分，正是其學術格局既包含全球化的視野，又始終突出民族的和本土的特性的關鍵所在。應當說，從1978年進入山西大學求學開始，張志忠就開始關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發展，在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引發他的研究興趣的作家應該是所在多多的，收入《論集》中的關于王蒙、張承志、賈平凹、莫言、阿成、徐小斌、王安憶的小說和李瑛、洛夫的詩歌的評論，都在不同側面和角度抓住了作品的本質特點，對于作家創作的改進和深入認識、理解作品，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而收在《論集》中的“時潮追蹤”中的系列文章，《領異標新二月花——對80年代中期小說創作新潮的思索》《試論90年代文學的文化視野》《懷疑與追問——新世紀長篇小說的一種思想氣質》，更是張志忠長期關注當代文學創作發展、追蹤文壇動態、深入思考文壇發展方向的結果。

在張志忠的當代文學批評中，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的莫言研究。收入《論集》中的《論莫言的藝術感覺》，就是他研究莫言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以精確傳神的分析，闡發了莫言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進而對莫言的創作進行了高度肯定，在莫言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論集》的自序中，張志忠指出，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作為作家的同時代人，“要有及時地判斷新人新作之意義的能力和勇氣”，但要有此勇氣，卻并非易事。他在80年代就獨具慧眼，對莫言的文學成就進行高度評價；而在此后幾十年長期關注莫言創作發展的歷程中，不僅敢于反駁對《紅高粱》和《豐乳肥臀》的粗暴批判（如指責莫言的作品是“殘酷敘事”、“暴力美學”），還頂住外國同行對莫言評價不高的壓力（如德國學者顧彬對莫言的批評），始終對莫言這樣一位“中國故事的杰出講述者”給予肯定，并始終堅持不懈地研究“莫言是如何將個人體驗和歷史記憶、不羈想象和鄉間傳說、民族痛史和農民品格等博采廣收，自鑄偉辭，在探索民族的心靈史的同時，又對文學自身予以很大力度的變革和創新，以獨特的中國方式講述中國故事”。3這在更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學者的見識，也是一個學者敢于擺脫西方中心影響，堅持本土化、堅持自我的可貴精神。

三作為一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耕耘多年的學者

張志忠在治學的同時，也投入了大量精力，關注本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這次收入《論集》中的《強化史料意識 穿越史料迷宮——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的幾點思考》，以及因為篇幅問題而最終割愛的《現代性理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轉型》等幾篇長文，就凝聚了張志忠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發展態勢的思考。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重視史料的發掘和使用，是學科研究成熟的標志，當然也是對于推動學科發展有著重大意義的研究方法。不過，要想在史料的迷宮中提煉出真正有價值的觀點，就需要在全面勘察、鑒別史料基礎上的洞見——這不僅需要相對自覺、成熟的史料意識，還需要長期的積累，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作為一個生于五十年代、治學嚴謹的學者，張志忠對于研究工作中的史料問題有著近乎本能的敏感和重視。《強化史料意識 穿越史料迷宮》一文，就顯示出了他在史料的迷宮中披沙揀金的睿智與識見。

《論集》中的另一篇論文《剪不斷，理還亂——莎菲形象與作者丁玲之間的糾纏辨析》亦可看作是運用史料揭示作家與其筆下人物關系的范例。毫無疑問，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這個學科，是以現當代作品所包含的強烈的時代感、時代的情感思想與時代的美學風范為內核的。尤其是當代文學研究，如果不重視作家的創作，不重視文本，就無法挖掘出當代文學與時代息息相關的“摩登”之美。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良好的文學修養和理論視界，就無法在浩如煙海的現當代文學中披沙見金，尋找到將來可能躋身世界文學之林的經典之美、永恒之美。張志忠既重視理論，也重視文本，并主張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必須在中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這三個方面有較好的學術養成，實際上既是對從業學者素質的要求，也是出于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發展的考慮。張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迄今為止，中國現當代文學歷時已近百年，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工作的魅力與其中包含的機遇和挑戰與日俱增。世紀的更替與社會的發展，都在促使現代文學經典化的步伐逐漸加快，而緊隨其后的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典化、歷史化與體系化還有更大的空間，正需要一大批學養豐厚的研究者投入其中。張志忠已經以他所走的道路，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取得了卓越的建樹，為青年學子的探索提供了一種典范：融通中西理論、為我所用；厚積而薄發，以淵博學識和銳利眼光，看到問題之所在，發現新問題；從問題出發，來進行研究工作，正是他的治學方法。而這樣的治學方法，除了能給晚輩學子指明路徑之外，對于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整體學術水平和層次的提升，無疑也是功不可沒的。

作者：龍慧萍 單位：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