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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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組織管理有缺陷一般高校都將社會實踐歸口于團委或學生處管理，社會實踐活動作為高校學生假期例行活動開展，往往僅由一紙文件通知，學生在接到通知后多數是自行安排，一般不會想到尋求教師的指導和幫助。這就導致了大量的學生社會實踐項目凌亂，內容簡單重復，沒能起到鍛煉成才的目的。團隊型的社會實踐活動同樣存在上述問題，甚至更為嚴重。活動前的策劃準備不充分，沒有經過與實踐接待方的詳細溝通，策劃內容不切實際，安全保障不到位；社會實踐活動執行困難，活動項目實施改變較大，流于形式；活動結束后的總結空洞無力、甚至沒有總結。

二、職業生涯理論的切入點

（一）社會實踐階段論

在舒伯的生涯發展理論中，人的職業生涯分為五個階段：成長階段（0~14歲）、探索階段（15~24歲）、建立階段（25~44歲、維持階段（45~65歲）、衰退階段（65歲以上），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發展任務，較好完成發展任務才能順利進行下一階段的發展。我國學生在大學之前基本沒接觸過職業社會，所以，大學階段需要完成舒伯生涯發展理論中成長階段和探索階段的雙重發展任務。因此，這一階段不僅要發展自我形象，發展對工作世界的正確態度，并了解工作的意義，同時還要使職業偏好逐漸具體化、特定化并實現職業偏好。大學里的社會實踐就成為完成這一生涯發展任務的重要載體。通過社會實踐，不僅要對自我有充分的認識，明確自己的個性需要、職業興趣、能力水平，還要完成對社會的初步認知，了解工作、了解崗位、適應職業，初步完成職業準備。大學階段的社會實踐可分為三個發展期：探索期，考慮需要、興趣、能力及機會，作暫時的決定，并在幻想、討論、課業及實踐中加以嘗試；訓練期，針對探索期的決定進行有目的的訓練，參與相關實踐項目，有目標地鍛煉自己的能力，進一步明確職業選擇；擇定期，生涯初步確定并試驗其成為長期職業生活的可能性，若不適合則可能再經歷上述各時期以確定方向。

（二）社會實踐環境模式論

霍蘭德認為，一個人之所以選擇某職業領域，基本上是受到其興趣和人格的影響，生涯選擇是個人在對特定職業類型進行認同后個人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露或延伸。在霍蘭德理論中，提出大多數人屬于六種人格類型，同時有六種環境模式與這六種人格類型相對應；人們尋找的是能夠施展他們的技能同時表現他們的態度、價值觀和人格的職業；人們的職業行為是由其人格和環境特征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在社會實踐中這六種環境模式同樣存在：現實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常規型。當學生處于興趣類型與實踐環境一致和相容的情境下時，個體滿意度會較高，主動性會增強，效率也能得到提升；相反，在興趣與實踐環境對立和相斥的情境下時，個體的負面情緒會占主導，消極怠工、敷衍了事的情況就會時有發生。因此，在社會實踐活動類型的設計上應充分考慮這六種環境模式，讓學生在每次社會實踐中選擇與自己人格類型相適宜的實踐項目參加。

（三）社會實踐動態適應論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羅圭斯特和戴維斯提出了人境符合的心理學理論，即當工作環境能滿足個人的需求（內在滿意）、個人也能滿足工作的技能要求（外在滿意）時，個人在該工作領域才能夠得到持久發展。個人與工作之間存在互動的關系，符合與否是互動過程的產物，個人的需求會變，工作的要求也會隨時間或經濟情勢而調整，如個人能努力維持其與工作環境間符合一致的關系，則個人工作滿意度愈高，在這個工作領域也愈能持久。大學生社會實踐應借鑒此理論，社會實踐本是大學生認知社會、了解社會的過程，符合適應論的背景，隨著學生的認識不斷發展和提高，應提供給學生更適宜的平臺和機會。所以，所組織的社會實踐項目不能一成不變，應有階梯性和發展性。可在低年級階段設計相對簡單的實踐任務，到高年級階段安排復雜的實踐任務，從而維持個人與環境之間的符合性，實現動態適應。

三、職業生涯理論指導下的社會實踐活動改進措施

（一）職業化：職業指導提前融入社會實踐之中

社會實踐作為學生認知社會的重要途徑，應與學生的職業選擇密切相關。社會實踐的成功與否、實效與學生職業生涯的發展緊密聯系，可以說，社會實踐是學生走上職業道路前的鋪墊。因此，在社會實踐中應安排職業指導內容。在社會實踐活動實施之前，一般考慮在策劃階段，學生應提前完成自我認知，對自己的興趣、性格、能力有一個較為完整的評估；同時對職業有初步意識，了解什么是職業，能對職業做出選擇，即完成社會實踐階段論中的探索期的任務。我們可以通過開展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來進行理論知識的普及，通過組建生涯團體輔導小組來組織學生進行認知探討，通過邀請校友、成功人士講座及企業的宣講會等形式來促使學生思考開展怎樣的社會實踐活動能輔助職業認知。

（二）階段化：一個年級一個主題方向

根據社會實踐階段論的觀點，大學生社會社會實踐分為三期，分別是探索期、訓練期和擇定期。結合高職學生三年的在校學習經歷，我們可以將這三期嵌入到大學三年里。大一年級對應探索期，大二年級對應訓練期，大三年級對應擇定期。大一學生社會實踐的主要目標是完成自我認知和初步職業認知，可通過參加生涯量表測試、自我總結反思認識性格、興趣；通過參加和活動認識個人能力；通過聆聽講座、生涯人物采訪建立初步的職業認知。這些途徑，不僅是生涯教育的手段，也是學生社會實踐的重要內容。大二階段，在大一探索期所做前期準備的基礎上，同時隨著專業學習的深入，有的放矢地進行自我訓練和完善，這也是社會實踐活動大有作為的階段。這一階段，我們可以開展諸如職業調查、假期實習、勤工儉學、志愿者服務等深入職場的短期體驗式的實踐活動。大三階段，這是學生完成“職業人”轉變的最后一步，學生在這一年里要將短期的職場體驗轉換為個人的職業選擇，或重塑職業目標。這一階段的社會實踐目標是完成崗位實習，初步體驗職業生涯。可以開展的活動有擇業指導、崗位宣講、畢業實習等活動。

（三）匹配化：通過社會實踐培養職業所需各項能力，增強個人核心競爭力

學生的職業生涯充滿了各種可能，我們應鼓勵學生積極進行多種嘗試，而不是僅僅只局限在自己所擅長的單一領域。學生的心性不定，興趣轉換極快。因此，我們在安排社會實踐任務時應將霍蘭德六種職業類型都涉及，要求每位學生每種職業類型都有參與。有親身體驗才能分辨適合與否，既驗證職業興趣量表結果，又進一步了解職業興趣類型。在設計項目時，應充分考慮任務難度和人員組合，每項任務都應設計為高低年級學生同時參加。對于低年級學生，實踐重點在了解項目內容和實施流程；對于高年級學生，實踐重點在完善項目、指導新人、實踐創新，完成個人能力的提升。通過這種安排，力求使每位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的學生都能有所進步。伴隨著參與次數的增加，學生能從較低位的人職匹配逐步成長為高職位的人職匹配，再輔以職業技能遷移，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增加求職成功率，最終增強核心競爭力。

（四）體系化：打破現有教育劃分，將社會實踐與實習整合為一門課程體系

第2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體育人文社會學;范式;范式理論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詞首先由美國著名科技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其含義是指科學發展中的一種公認的模型、模式或體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含義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理論指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陳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解釋所看到的東西。隨著“范式”一詞被廣泛地推廣和應用,它已經成為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等多個研究領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詞。而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體育學下設學科,是體育文化發展的理論基礎。那么,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可資借鑒的模式或體系呢?或者說有沒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基于這樣的思考,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這個命題作為研究重點,以原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以及有關“范式”的框架體系為基礎,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基本理論和體系。

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分化以來,在體育體制改革、體育可持續發展、體育產業發展、體育發展戰略、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奧運戰略、全民健身計劃實施等領域和問題的探討上取得了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縱向比較來看:應用對策性研究,尤其是奧運經濟、文化、戰略等相關研究較多,基礎性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較少,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自身的研究較為薄弱、零散,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基于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和理論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對國內外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進行整理的基礎上,發現至今為止理論界尚無關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作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內容,希望通過吸收已有體育人文社會學過程中潛在的理論范式,找出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般規律,規范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概念體系,在此基礎上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及體系,將范式理論引入到體育研究領域中所進行的具有一定總結性和開創性的研究,不僅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健康而深入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規范和引導作用,并能夠拓寬相關學科的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同時,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基礎上,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理論范式概念在體育人文社會學中的解析

庫恩“范式”是一個科學技術哲學的術語,它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史廣泛考察和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而提出,其內涵得到逐步演繹而明晰,同時,其結構日益明顯,要素日益明朗。這個“范式”概念對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學史起著試金石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把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變地移植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有其不妥之處。因此,我們必須對庫恩“范式”進行改造,才能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因為他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在實際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像”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筆者對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運用范式作為一種理論的模式、體系來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發展理論體系的。

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建構的基本內容

(一)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

所謂觀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學科的研究視角(PersPective)或出發點(Springboard),以及該學科現代化進程中研發人員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觀念范式是整個范式結構中的基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應當解讀為:以體育人文社會學為研發對象的科研人員應當以科學世界觀和人生觀為基礎,以體育社會觀和體育人文觀為指導,以人文社會學和體育基礎理論為研究的基本理論來源去從事研究,并以體育領域中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的對象。因而,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層次應當包括:對基本概念的理解與界定以及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分析。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穩步發展,以體育教育、競技運動、娛樂健身,以及開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運動為代表的各項體育實踐活動蓬勃興起。與此同時,以體育運動為事業的社會政治運動和以體育運動為產業的經濟活動,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發展。在這一現實實踐基礎上,關于體育理論的探索和討論也不絕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體育理論。其中,完整闡述體育人文社會學的概念,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做出科學界定,不僅是體育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體育發展實踐的客觀要求。

體育人文社會學是在體育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母學科基礎上發展建立起來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盧元鎮在其所著《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一書中,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地界定為一門研究體育運動領域中各種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綜合性學科。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界定

雖然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精確的界定有一定困難,筆者還是嘗試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做一個大致的界定:所謂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論基礎之上,在系統論指導之下,借鑒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多學科的語言論域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提供多種視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視角下審視、探究和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基石范疇和理論體系,為理論研究和學術爭鳴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和交流對話的平臺。

(三)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解析

當代科學發展趨勢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迅速發展起來并走向科學的前沿,成為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人文社會學正是體育領域內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有機結合。社會科學主要是指對人類關系的學習和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等。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人類思想、文化、價值和精神表現的學科,包括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哲學等。在英國,盡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學)一詞,而是以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將其統攝和概括。在我們看來,這里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根源于人類知識在其發展過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復雜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文社會現象的復雜性,以及人文社會問題研究的多樣性和綜合性。綜上所述,人文社會科學是以人文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因此,體育人文社會學是以體育領域內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

所謂規則范式,是指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被科學共同體所共識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該學科的學科定位。規則范式因學科不同而各有特點,同一學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規則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論范式中最具有動態性質的一個層次。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包括: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基準點。具體可解釋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學科屬性,及在相關學科體系中學科定位。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及研究價值

(一)“范式”這一概念在庫恩哲學里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具有多種屬性和特征。而作為理論范式在體育人文社會學領域的具體一個分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既體現了理論范式的固有屬性又彰顯出體育學的獨特特征。

整體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理論范式系統是由觀念范式、規則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構成的有層次有結構的有機整體,不單單是一堆雜亂的范式構件,這種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正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表現。

穩定性和靈活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特征,穩定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很強的堅韌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靈活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擴張功能,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必然會隨著體育實踐活動的發展而有所變化。

社會性和歷史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征,這是因為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探討必然處于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離不開環境的影響,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主要表現在受一定時代的生產和科學發展狀況、社會需要、社會心理和社會價值標準、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甚至一個民族的習慣和傳統等的影響。眾所周知,系統的演變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科學認識共同體,這就使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歷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實踐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實踐性的特征,一門學科理論范式的構建與完善既是其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總結,又為該學科在縱深層次、更寬領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導。這既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們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價值所在。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時還具有實用工具的作用,不論其精神工具的作用還是其實用工具的作用,都是從不同的層面體現出了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具體說來,這種價值可表現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如下四個功能方面:

約束功能,作為“范式系統”中的承擔者,科學共同體也就是相關科研人員,是“范式系統”中的要素之一,服從“范式系統”的規律,即科學共同體接受范式作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導下,推動科學活動的進程。成為范式的重大科學理論總是在某種世界觀的作用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無不表現著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定向聚焦功能,對于相關科研人員也就是科學共同體來講,范式的作用是雙重的,它既可以開闊思路,又要約束人們的思緒,規定研究的具體方向。把常規研究集中在選定的狹小領域。這實際上符合系統的層次理論的解釋,系統層次隨著層次結構由低向高推進,各層次結合的緊密程度由大到小遞減,因此,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科學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決的問題上,也不必一切工作從頭再來,從而使科學在常規時期較之“前范式”時期進步更快,發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穩定功能,“范式”以系統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層次,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為作為觀念范式層的低層系統的結合力較大,破壞其系統則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統”顯現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韌性,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

自我擴張功能,以“觀念范式”為基礎層的“范式系統”已經把共同成員的認識活動納入了已有共同理論框架,完成了該范式所隱含的價值觀念為藍本的對共同成員心理價值意義的重構與再塑,使得他們去解決“范式系統”所限定的領域中的同一類相似問題,而且作為“范式系統”的較高層的“操作范式”在與“范式系統”的承擔者――共同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提出問題,使“范式系統”在解決既定疑點的情形下不斷前進,這可以指導科學家以解難題的形式擴展自己的領地,擴大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面。因此,范式系統能在一定歷史時代提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并由此規定自己的發展方向,來完成范式系統的自我擴張。

參考文獻:

[1]盧元鎮.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楊文軒,楊霆.體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葉孟理,李銳.人文科學概念[M].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第3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會學;吸毒;美國

中圖分類號:C91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0)03-0086-04

對于藥物濫用問題,一般國內社會學界稱為“吸毒問題”,而美國的社會學研究更多的是在“多種藥物濫用”上進行闡釋。美國學者普遍認為,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吸毒問題似乎為他們了解吸毒廣闊且變化的全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近年來的美國,吸毒已經牽扯到了美國社會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和階層,或者說至少一部分青少年以及相當部分的成年人受到了影響。本文綜述了大量美國學者論及的藥物濫用,目的和主要任務是探究社會學為我們理解藥物濫用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這些貢獻更多體現在獨特解釋視角的解釋力上。

一、緊張理論解釋視角

美國學者默頓將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失范理論學說應用于分析美國社會,創立了緊張理論。默頓認為,人的欲望由社會文化引起,盡管社會文化認可的成功目標在整個社會中是一致的,但實現成功的機會在各階層中并不均等,當下層階級無法用合法手段實現社會承認的成功目標時,就會產生緊張情緒。個人緩解緊張情緒的方式有五種:遵從,即接受傳統文化目標并用制度性手段實現之;創新,即接受社會確立的目標,但拒絕使用制度性手段而是采取新的手段獲取財富;形式主義,即拒絕傳統的文化目標,但接受社會認可的制度性手段;退卻主義,即拒絕社會文化目標和制度性手段,疏遠和退出正常社會生活;造反,即用新的價值觀取代傳統社會價值觀。在默頓看來,除遵從之外的四種社會適應方式都構成“越軌”,但它們并非都必然引起犯罪。緊張理論成為美國20世紀犯罪學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默頓把吸毒(他可能想著海洛因)看作是一種“逃避主義”,吸毒者逃避文化規定的成功目標,它們被隔斷了或者拒絕成功的道路。對這種成功目標和方式的拒絕不僅包含吸毒者,還有酗酒者、精神病人、被放逐者和流浪漢。不幸的是,在這個理論形成(1949年)之后積累的絕大多數關于吸毒的事實和“逃避主義”并不是和理論太相容(Lukoff 1972; Lukoff and Brook 1974; Waldorf and Daily 1975)。因為吸毒者的生活幾乎是狂熱的,為了吸毒,它們必須躲避警察,籌集一筆錢,四處去找。

Cloward和Ohlin1960年的理論是默頓公式的延伸,不過他們把重點放在機會結構上。他們提出了一個更為精致的組織或者犯罪活動、參加犯罪活動的年輕人、一些文化上定義的回報和一些成就。

但是那些傳統成功之路和犯罪之路都走不通的人成了吸毒的首要人選。這個公式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把吸食海洛因放在了個人之外的結構之中。它和以下事實是一致的:少數民族的青少年因為更難爬上犯罪組織的上層,所以他們比有這樣機會的底層白人青少年吸毒率要高。

二、社會場域解釋視角

布迪厄說:“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場域是以各種社會關系聯結起來的表現形式多樣的社會場合或社會領域,場域對影響社會行動者及其實踐的外在力量有自主的形塑機制。場域表現為不同類別或不同形式,各種場域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或階級結構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種特殊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作用。場域制約著個人心理、個人行為及個人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場域的規則是共同的,但是行動者卻因自己的資本與位置不同在場域中發生不斷的爭斗。

絕大多數的美國吸毒社會學調查,即使是那些沒有清晰的理論基礎的描述性調查或者病理學調查,也主要是檢驗根據年齡、性別、社會階級和種族得出的吸食率。社會階級和種族這類場域可以作為社會重大結構變量的重要參照。它們可以反映出不同群體對吸毒的不同傾向。現在,海洛因吸食主要集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這種現象似乎表明比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和不利的種族身份為海洛因吸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但是,在世紀之交,各種各樣的阿片類吸食以醫療為目的,主要集中在中產階級白人婦女之中。在英國,海洛因吸食和規模與社會階級分布大致相當,而黑人并不是典型代表。一個關于美國貧民窟吸食海洛因的詳細研究表明吸食海洛因的分層更為復雜。Vaillant(1966b)對比了列克星敦的吸食者和他們自己社區吸食者,發現他們比在同一地區同齡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在一項城市貧民窟的調查中,人們發現海洛因吸食和比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緊密相關。所以,海洛因吸食者并不必然來自現在吸食者最集中的社會最底層,也不必然是社會邊緣人士。

海洛因吸食相對來說比較罕見,絕大多數人口調查報道因人數太少而不能做出可靠的估計。所以,在做動態分析的時候需要謹慎推論。在一個對選擇登記者的研究中,O’Donnell和他的同事們在1976年通過對報道的同齡人吸食鎮靜劑的研究,發現同齡人中黑人吸食者的比例下降,白人增多。在一項對哈萊姆黑人的調查中,Brunswick and Boyle在1979年研究了同齡人的比例,發現他們之中年齡較小的吸食者下降。大麻的吸食更可以說明吸毒趨勢的易變性。當Becker(1963)在二十年前調查吸食大麻的時候,吸食人群主要集中在城市黑人和爵士歌手。現在大麻和酒精成了年輕人中最流行的(Jessor and Jessor 1977; Johnston et al. 1978; Kandel 1978a)。Jessor在1978年研究吸食大麻趨勢的時候,發現一些分類因素諸如城鄉、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正逐漸喪失其意義。

性別因素在大麻吸食上也逐漸模糊。“在人口統計的角度來說,吸食大麻的男女有持平的趨勢”。雖然有懲罰性的制裁,但對于不論只是嘗試還是經常吸毒的人來說,吸食大麻還是變得越來越流行。如果絕大多數常用的社會指標正在變得沒有意義,那么有一個大麻吸食的特點始終是很重要的:絕大多數吸食者是年輕人,并且首次吸食大麻的年齡有減小的趨勢(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大麻在短時間內流行起來,可能現在年輕的吸食者在年齡變大時還會繼續吸食。年齡因素同樣在海洛因吸食者中也很明顯,至少絕大多數美國海洛因吸食者在年輕時就開始吸食了(Brunswick and Boyle 1979; Lukoff 1972; Nurco 1979; Robins 1975a)。

當年齡逐漸增長時,絕大多數成年吸食者放棄了海洛因。Winick在1964年估計典型的毒癮持續時間為八年。雖然還存在年齡較大的吸食者,年輕的海洛因吸食者還是占大多數。所以,一個和吸毒持續相關的因素,至少在西方,是和年輕人的關系(Braucht et al. 1973)。絕大多數吸毒的人都是年輕人;那些上癮的人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減少或者終止吸食。結構性變量,比如階級,種族,根據已有的研究顯示,和吸毒的關系都非常模糊。

三、社會化理論解釋視角

社會規范的識別假設每個社會行為人都會根據生存的環境,傾向于堅持合適的信念和相應的行為。這說明社會化的重要作用,雖然有時候只是副產品,而觀念本身也被識別出來而進行傳播(Jessor et al. 1968; Merton 1957)。家庭撫養對于人格形成,并將文化價值和規范傳遞給后代人非常重要。

除了家庭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外,社會控制的其他媒介也很重要,最多的是朋輩群體的影響。這就引發了兩個理論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父母行為的正當性和其他媒介鼓勵傳統行為的力量。第二個問題是年輕人如何形成一個具有內在價值系統和目標的同齡群體文化。

關于年輕人家庭社會化的文獻有兩個焦點,并且兩個焦點各有變化。第一個焦點放在家庭成員的吸毒、紋身、酗酒,包括服用醫生開的改變情緒的處方藥上。在這方面,研究假設是:即使在選擇上有差別的情況下,孩子會模仿父母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即使吸食的種類可能會發生變化,但是此類行為會有持續性。美國學者的研究發現是和這個假設相符合的。誠然,這個有可能是個假象,因為社會輿論報道出來的家庭成員吸食率相對于青少年吸食率來說是非常小的。當然,酗酒在這方面和吸毒是有差異的。但是美國學者遇到的問題是,父母行為的直接示范影響作用對于很多年齡超過25歲以后吸毒率猛然下降的青年人來說很難解釋清楚。年輕人家庭社會化的另一個焦點是研究不同的撫育孩子的方式和父母與孩子之間關系的質量,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是否充滿溫暖和愛。這些研究總的來說表明了父母管教和青少年吸毒之間是有關系的(Brook et al. 1977a, 1978)。研究表明,管教越嚴,吸毒的比例就越小。另外,青少年對父母的看法越正面,吸毒的比率也越小(Gerstein 1976)。

本文認為,社會化理論解釋視角是一個非常重要且有用的研究方向。但可惜的是,從美國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個視角只是一些中間研究過程,因為在識別社會結構對青少年的影響方面,期待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來理解吸毒可能導致不同的社會化社會結構。雖然開始吸毒的年齡并不常放在社會化的背景下分析,但是它卻可以當作社會化不同的維度,即視為擺脫社會控制的一個風向標。那些很年輕就開始吸毒或者有其他越軌行為的人更有可能繼續其行為并且抵抗治療的勸告。

說起鎮靜劑吸食者,Nurco (1979, p. 321)指出,“越軌行為開始得愈早,其過程就越有害,治療效果就越差……開始的年齡越早,對吸毒就會越癡迷。”也就是說,吸毒和其他越軌行為開始得越早,就越可能完不成學業,得不到一份長久的工作,不參加有助于變成成人身份的一些活動。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人社會化的道路被阻斷了,并且他們對社會對成年人的要求更缺乏準備。他們處在成年人世界的邊緣,持續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同輩聚集在一起,不參加工作,并且到了相當大的年齡還維持著和父母的家庭關系(Preble and Miller,1977)。同樣重要的是如Robins在1979年提出的,任何異常行為,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都預示著其它的異常行為,包括酗酒、逃學、犯罪、性亂。

Robins(1975a)對參加越南戰爭士兵吸毒行為的縱向重建,顯著地表明了的易得性使吸毒率大幅提升。對于所有參加越南戰爭的士兵來說,唾手可得,但是并不是所有士兵都吸毒。但是那些在從軍前就有反常行為的士兵是不反常的士兵吸毒比率的四倍。這些發現強調了雖然在非常容易得到的環境下會使吸毒率大幅增加,但是個體之前的歷史也有很大的影響。海洛因的吸食者在開始吸食之前經常有犯罪行為也支持了這個觀點( Lukoff 1972; NIDA 1976)。 即使可能染上毒癮,一些人只是嘗試一下或者短期吸食;另外一些在沒有戒毒治療的情況下也停止了吸食。

分類似乎是有必要的,比如把那些開始吸食年齡大和短時期吸食的人分為一組,把開始吸毒年齡小和經常吸毒的人分為一組。對于第一組來說,吸毒僅限于某個特殊的社會環境,吸毒只是一個文化趨勢,就像嘗試音樂和衣服一樣(就是說,吸毒受反映現時社會方面的臨近變量的影響)。在第二組中,吸毒是可以根據之前的變量預測的,比如說被認為的或者實際的父母角色和家庭關系的質量(Jessor and Jessor 1977; Jessor et al. 1968; Braucht et al. 1973; Brook et al. 1977a, 1978; Lukoff 1977)。

當吸食大麻從那些當時還有很重的懲罰的吸食大麻的先鋒隊轉移出來時,它似乎也從不同程度上吸引了那些不能融入社會的亞文化的人。

雖然在很多調查中使用的概念反映了社會調查的混亂性,但是一種趨勢似乎在繼續,就是青少年開始吸食大麻是和父母管教的放松,早年叛逆,和家庭期望不相符的行為相聯系的,而成年人的控制大幅度減弱,則是兩代之間的延續性減弱(Braucht et al. 1973; Jessor and Jessor 1977; Kandel 1978a)。

四、代際隔離解釋視角

美國學者在研究吸毒問題的視角中,將吸毒作為文化系統出現過程的一部分。問題是:把吸毒作為一個重要部分的生活方式是怎樣出現的呢?

如果家庭和其他社會控制的對接能夠一貫有效,吸毒行為就幾乎不會發生,因為吸毒并不是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典型特點,因為社會化展現了一些通常交給家庭、學校和教堂的年輕人基本的適應策略的教化方式。

但是這個過程從來沒有徹底地解釋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競爭經常從其他來源跑出來,尤其是從同齡人那里。有證據表明,僅僅同吸毒者來往,并不能解釋吸毒。Andrews and Kandel在1979年指出在吸毒之前的社會化過程中,那些吸毒者已經有了促進吸毒的態度。Jessor在1977年指出,雖然吸食大麻者總是和吸毒者有聯系,但是并不是所有與吸毒者交往的人都選擇吸毒。嘗試過海洛因并且還和海洛因吸食者保持密切聯系的人中有很多不吸毒。Vaillant (1966b) 發現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吸毒者超過一般的比例,而不是那些在其它地方被撫養大而后遷到本地的移民后代。他猜測,兩代之間的文化差異似乎增加了吸毒的傾向。Lukoff和Brook在1974發現貧民窟中報道的海洛因吸食者來自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中的比例很大,但是和移民比起來,本地出生、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也起了作用。

最重要的因素是移民和本地人,其中本地出生的人相對占了海洛因吸食者更大的比例。在同一個調查中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兒童的撫養造成了兩代的不同。所有四個種族的移民,包括非裔美國人,西印第安黑不列顛人、白人、波多黎各人管教后代都比本地的父母嚴厲。

雖然各個群體之間海洛因吸食的情況不同,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些管教不嚴的家庭,即使是移民家庭,海洛因的吸食率和與吸毒者接觸的頻率較高。(Braucht et al. 1973;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Gerstein 1976)隨著父母管教孩子更加嚴厲,吸毒的人也越來越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吸毒者很多來自有家庭虐待或者父母沒有能力管教孩子的家庭(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Robins 1975a; Zinberg 1979)。

不管是海洛因吸食者反常的生活方式還是吸食(新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年輕人文化處于自由的不受社會控制的氣氛下時才會發芽成長。由此可以推斷包括家庭在內的社會化機制正在喪失其正當性。

此外,還存在著家庭的隔絕日益嚴重的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單親家庭――雖然這個事實和海洛因吸食的關系還不甚明朗(Lukoff and Brook 1974),更因為現在家庭支持網絡體系越來越小,而且,從城市環境的本質來講,這個網絡對年輕人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此外,從學前班開始的一系列教育過程,現在在家庭之外進行,而在這一過程中成人群體對年輕人影響很小。

在中產階級當中,尤其是白人青少年中,傳統的價值觀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正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很多年輕人認為這種現象是對整個中產階級價值體系的全盤否定。隨著社會控制工具正在喪失其正當性,青年人固有的創新活動也似乎越來越旺盛。在這種背景下,吸毒從一小部分人的行為發展成年輕人文化中一個正常的部分,至少對大麻來說是這樣。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是有關系的,孩子自己的意志因素也是另一個因素。

這是城市本身復雜性的一個產物,這種產物在小城鎮和農村不那么常見,在移民者固有的傳統文化中也不常見,雖然這種產物融入了他們后代的意識形態之中。

上述現象經常伴隨著控制和監視兒童活動的意愿性降低,還有對監護的大范圍運用。當孩子們認為在另一個地方得到的獎勵更刺激更有挑戰性的時候,家庭提供的選擇的影響力就下降了。

對同齡的更大的接受性似乎是源自家庭的規范和價值觀“國際化”程度較小的后果。我們只是對青少年文化在新的價值觀和行為進化中更有優勢的集中方式進行研究,當然吸毒也是這些活動的一個部分。這些方式,包括Suchman描述的“hang loose”,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貧民窟的“酷貓(cool cat)”文化。它們來源于化中的社區亞文化形式、價值觀和活動的種類。也就是說,這種方式來源于化,但是經過了深刻的轉化。

五、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從美國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來看,主體社會結構及特點和青少年吸毒有著直接關系。似乎有事實證明吸毒者開始吸毒的年齡越來越小(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其它的一些社會結構特點,比如社會階級或者種族因素,從過去的幾十年來看,也和吸毒的很多方面有清晰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只是暫時的。雖然固有的文化有塑造的力量,但是它們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美國的研究所探討的似乎不只是對美國有效,或許對包括歐州的西方各國也是正確的,對于中國大陸的研究也是有啟發的。

第4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評價 評價學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 評價活動

中圖分類號： G250.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與實踐》[1]（套裝上下冊）（以下簡稱“本書”），是邱均平教授繼《評價學：理論·方法·實踐》[2]之后，又一評價學方面的力作。本書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結項鑒定為“優秀”，被免評審進入武漢大學學術叢書正式出版。本書也是邱均平教授領導的“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團隊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實踐基礎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并將相關研究成果用于評價實踐的著作。本書在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和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實踐三個方面創新性研究，從而構建了一個包括理論、方法與實踐相結合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細細讀來，抽絲撥繭；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實感受益匪淺。

1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的創新與價值

1.1 超越科學評價研究，創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體系

本書作者親身參與和經歷了我國科學評價工作發展的過程，并且緊跟國際該領域的研究與發展，充分把握國外科學評價領域的研究和國內研究現狀。通過對國內外研究現狀與相關研究成果及文獻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學評價工作偏重于科技評估方面，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領域大多數的論文都是成果評價方面的，且數量相對較少，不全面、不系統，遠沒有形成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體系。

然而，在整個科學體系中，人文社會科學占有重要地位。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為突出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及其結果進行評估、管理的基本依據；其評價工作是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規范和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健康、有序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重視和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的具體體現；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迫切要求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體系建設。但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建設與自然科學相比，與國際通行慣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經成為阻礙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問題，亟待研究和解決。

因此，本書超越科學評價研究，建立與完善了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機制、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是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創新。

1.2 創新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機制，為保障評價公正性提供理論指導

（1）發現信息傳導機制，深化評價過程認識。本書強調“信息”要素在評價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從信息管理學的角度，對評價過程中的“信息”要素的運動規律加以分析，并通過與典型的通信系統理論模型[3]進行對照，發現評價活動中的要素與通信系統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著強對應關系。在對“評價”作為信息過程進行了重新認識的基礎之上，分析了科學研究對“評價”的需求，以及同行評議、定量評價指標的“”角色。形成了對科學研究評價更為本質、更為深入的認識——信息傳導機制。

（2）指出“公正”是評價的根本要求，系統完善了“公正機制”。在詳細系統討論了程序公正機制、利益約束機制、元評價機制等“公正機制”之后。強調了“元評價”對于保證評價的科學性、公正性的指導與約束作用，指出在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評價機制。提出了對評審專家的專業水平、評審態度、信度等信息，應該納入一個可以在學術界共享的、保存有連續累積數據的數據庫系統中，納入到一個信譽、信用管理機制當中的思想，并最終實現了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的構建與應用。

1.3 全面分析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環境，奠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的現實基礎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要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的研究中對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響的研究呈現單向度性，缺乏系統性分析。因此，本書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性質、特點；特殊國情、文化、科技政策、學術規范；科學的整體社會建制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外部環境因素及其影響進行了分析。

從人文社會科學自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檢驗的直觀性、價值實現的潛在性和間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樣性和引文的長周期性等特點的分析，指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學的評價方法，應該根據其特點進行調整；從“大科學”與科學建制化、“大科學”下的“小科學”、科學承認、獎勵、資助與報酬體系幾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會科學建制化背景下，評價活動必須堅持評價的學術性，恪守“學術自由”這條底線，維護學術共同體內的固有規范和秩序；從人情關系的社會文化和“人治”傳統的分析，指出在評價體系別需要體現“公平、公正、公開”的規則意識，堅持評價標準的學術性、獨立性、自主性，保證評價過程的公平、客觀和規范性，注意評價標準的質量導向性；從人文社會科研究規范缺失的現實的分析，指出學術規范與學術評價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學術規范的普遍遵循，是學術評價有效性的基礎和前提，學術規范缺失影響著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制約了學術評價體系的完善，同時要求學術評價本身要規范，在評價標準中要將學術研究的規范性列入重點考量，或將研究的規范性作為評價的前提。從而奠定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的現實基礎。

2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創新與價值

構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本書分十章進行了系統的創新性研究。從分析我國現行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入手，探討了其核心體系，介紹了其要素體系，健全了其分類體系，構建了其運作體系，提出了其指標體系，并對人文社會科學人員評價的指標體系，以及成果、機構、項目的評價體系等內容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對我國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對現行評價體系的改進思路。

2.1 構建核心體系，奠定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基礎結構

本書基于學科、應用、具體評價活動過程等三個方面，構建了包括基礎理論、評價方法和學科理論的完整的、有機的科學評價理論體系；著眼于人文社會科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梳理了包括國際/國內、宏觀/外部、微觀/內部環境，以及社會評價意識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環境體系；基于科學評價體系選擇的標準與模式問題的討論，構建了狹義的和廣義的評價活動體系；從科學評價規范與科學評價管理監督機制的關系分析，構建了科學合理、健康完善的評價規范體系。從而構建了包括理論、環境、活動、規范體系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核心體系，為其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2.2 總結歸納評價的要素體系，健全了評價的分類體系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包括了，評價主體、目的、對象、標準、內容、指標、方法、程序，以及評價數據與結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統研究和歸納總結，本書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這一研究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歸納總結評價的要素體系，它還是健全和完善評價的分類體系的基礎。在評價過程當中對于評價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關注程度、要素組合等都對應著不同的評價樣式。因此，本書在總結歸納評價的要素體系的基礎之上，根據評價要素的屬性、特征，以及在評價過程中的表現形態，按照評價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評價過程的主客觀程度，按評價過程的保密性，根據評價主體之間關系，根據評價目的性，按照評價標準要求，按評價對象，按照評價所發生的時間階段，按照評價結果的表現形式，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樣式進行了分類研究，從而健全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分類體系。

2.3 構建運作體系，為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有效進行提供實務指導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運作需要建立組織系統、制度規范系統、工具系統來推動。因此本書通過整合執行、參與評價活動的機構和個人等實體要素，建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組織系統；通過整合評價活動執行中的法律、法規、行業指導性規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軟件環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制度規范系統；通過整合評價活動執行中供評審專家、機構等使用的查新系統、文獻計量分析系統、期刊分級系統、專家遴選數據庫系統、數據記錄系統、信用管理與反饋系統、評價軟件系統、遠程網絡通訊評審系統等輔工具的硬件環境因素，建立了評價工具系統。

從而構建了以評價活動的有效執行為中心，圍繞評價主體及其活動，尤其是評價方的活動而運行的運作體系，其研究結果為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有效進行提供了實務指導。

2.4 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規范性程序與方法，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提供參考性指標體系

本書至始至終十分強調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要著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質量和效益的評價，體現質量和效益是對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要求。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明確了構建參考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思路和原則，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規范性程序與方法。并且單辟章節分別詳細深入研究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研究機構、研究項目的評價體系。從而，設計了一套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著重體現研究質量和效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參考性指標體系，對于實際評價工作有極強的指導意義。

2.5 反思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問題，提出改進思路

本書對我國現行學術評價體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簡單化；同行評審形式化；核心期刊與SCI被誤用；學術功利化與浮躁化等問題進行了反思。指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學術成果效益的不確定性、數據來源與評價成本約束、指標打分法的缺陷等內部因素的影響；學術研究規范的缺乏、重人情關系的社會文化背景、學術行政化因素的干擾等環境因素的影響；日常考核與學術“評價”的混淆、把資源投入當成績效指標、宏觀與微觀學術評價掛鉤不當、對評價主體和評價目的認識不清等主觀因素的影響等。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要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學術評價；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推廣“代表作”評價制度；放寬評價周期，提倡延遲評議；注重評價指標的導向性；對學術評價與行政考核作正確區分；減少學術評價中的行政審批層次；正確認識評價主體和評價目的；合理選用定性與定量評價方法；發展獨立的第三方評價機構；建立元評價機制與規范；構建專門的學術期刊等級評價方法；推行學術出版認證，加強論著審稿規范等對現行評價體系的改進有啟發性的思路。

3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實踐的創新與價值

3.1 重實證研究，為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實踐提供范例

本書不僅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評價體系建構進行了創新性研究，同時也十分重視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評價體系應用于實踐的實證性研究。

通過h指數用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實踐探索，詳細揭示了h指數應用中的各種問題；通過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計量分析與評價實踐的介紹，指出了我國期刊工作者和相關管理部門應解決的現實問題，為中國期刊從數量型發展引導到質量型發展的健康軌道上，以及使中國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交流過程中產生應有的作用和影響力提供了決策參考；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機構評價的實證研究，并詳細介紹了大學評價智能服務系統的開發與應用、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的開發和應用等。通過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評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評價、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競爭力評價等實證研究的思路與基本原則、具體做法、評價結果及分析、改進與優化等方面的詳細介紹，為進行人文社會科學機構評價活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構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使本書的研究落到了實處

本書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數據庫平臺構建了一個綜合性、大容量、穩定安全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數據庫，即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它主要是基于數據挖掘的大學評價智能信息服務系統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的集成。它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所有信息通過專題倉庫管理起來，大大提高了檢索的效率，以滿足關心本領域發展的人們的需要，并為分析與評價提供數據支撐。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機構、項目等各方面信息進行組織、分析評價，以滿足項目管理人員和領導管理決策的需要。它為項目申請人員提供瀏覽本學科領域已申請或批準的項目情況，進行項目，并提供從項目申請、立項、結題到鑒定全過程的自助管理服務。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項目管理與申報、專題信息檢索與查詢、研究成果評價與發展提供了一個簡單易用、安全穩定的平臺，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它通過動態追加項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個發展的龐大體系，建立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體系。它通過把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進行重組和整合，有利于對高校、科研機構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進行客觀公平的評價，從而發現不足，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創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使本書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評價體系建構的研究落到了實處。

4 結語

本書構建了一個包括評價理論、評價體系和評價實踐在內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評價理論體系，從評價理論、方法、實踐三個方面涉及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系統研究了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問題。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并將相關研究成果用于評價實踐的著作，可供管理類專業，如信息管理、情報學、科技管理、科技評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學與工程、教育評價與管理等許多專業的高校師生以及各級管理和決策人員、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廣大科研人員閱讀使用。可以相信本書的出版，必將對今后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實踐的科學、公正、規范化發展發揮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邱均平等.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與實踐[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 評價學：理論·方法·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第5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何光敏

（揚中市第二高級中學，江蘇　鎮江　212200）

摘　要：任務型教學就是以具體的任務為學習動機，以完成任務的過程為學習過程，以展示任務成果的方式（而不是考試的分數）

來體現教學成就。任務型學習的理論認為：以功能為接觸的教學活動中有許多活動并不是來自于真實生活，最多只能是準交際，而要

培養學生在真實生活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就應該讓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參與和完成真實的生活任務。筆者在本文中主要談一談在外語

教學中的應用和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關鍵詞：英語學習；社會文化；任務型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351（2013）－12－0002－01

第一部分：英語學習社會文化理論———任務型學習與英語教學。

一、主要觀點

任務型學習的主要原則有交際為核心，意義為靈魂，強調通

過語言交流來學習語言；將語言運用于真實情境的機會，將真實

的語言材料引入學習的環境，以及把課內的語言學習和社會的語

言活動結合起來；強調通過教師與學生互動和學生與學生互動來

完成任務。課堂上以小組為單位，通過討論、辯論、相互問答、分

角色表演、采訪等形式，使小組成員通過合作來完成任務，以起到

小組成員間知識能力的相互促進。在這種課堂組織下，學生不再

是被動的學習者，師生關系非常和諧，學生成了學習的主角，教師

是導演、咨詢者和參與者。

二、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和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一）采用任務型教學法進行教學

任務型教學在英語課堂教學中分為：任務準備階段，即輸入

階段；任務實施階段，即習得學習過程階段；任務后階段。Willis

（1996）稱之為三段式教學法：任務準備階段———介紹教學主題并

說明任務內容；任務執行階段———學生執行任務———計劃報告內

容———發表成果；語言加強階段———進行語言結構分析與練習。

（二）在整個教學活動中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1、充分關注學生的認知差異。設計任務教學時安排任務活

動要層層推進，逐步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在運用中由淺入

深。例如，在牛津高中英語的教學中，我每模塊的每個單元都有

一個任務型教學活動，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設計不同的教學活

動。要把“學生帶任務的學習”落到實處，教師要改變教學觀念，

從準備到點撥的過程中，教師必須使學生明確學習意識，做到鼓

勵學生大膽的使用英語。通過任務型教學實踐，我發現學生對這

種教學方法產生極大的興趣，使學生能在參與活動過程中，通過

自己的創造和別人合作共同完成交際任務。

2、劃分小組，合理搭配小組成員。使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學

習情況，自主探究，進一步鍛煉學習英語的語言能力和創新實踐

能力，又讓學生學以致用。活動中要注意到學生個體差異，因此，

要合理搭配小組成員。根據不同問題，小組成員可多可少，有時

讓大家自行解決分組，完成任務。加強學生的活動，并能及時給

予個別輔導。

經過幾年的任務型教學實踐，我認為，任務型教學不僅提高

了學生的聽說讀寫的語言運用能力，而且培養了學生的研究實踐

能力，在英語教學中有很大作用。倡導任務型教學模式，不僅表

現在學生在課堂內容的學習參與上，而且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

達到知識的積累，技能的訓練，能力的發展。

第二部分：以牛津高中英語第四模塊第一單元TASK板塊為

例，探討高中英語課中的任務型教學模式。

根據本節課的寫作目的即為公司的ChocoLocoBar寫一則廣

告的最終目標，在課開始的時候，迎合許多學生喜歡音樂的興趣

愛好，我在網上找到了學生喜歡吃的德芙巧克力的音樂廣告，雖

然學生可能沒有聽過，但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通過歌曲賞析和

辨析來訓練學生的聽的能力。

然后通過對德芙廣告的中英文廣告標語的介紹和在網上找

到的市場調查數字報告自然導入，幫助學生復習分數，小數和百

分數的表達方式，并提醒學生注意小數點后的數字的正確讀法并

對數據變化的各種表達方式如增加、減少、變化、范圍和限度通過

條形圖表的形式出現，形式相對新穎，讓學生在讀圖中自然而然

的學會各種數字的句子表達方式，然后再進行該部分的詞塊總結

呈現。

在第二次聽力活動前，讓學生用以上相關詞塊進行句子翻譯

練習，學生四人小組操練，老師將一張有六句中文句子的練習紙

發給每個小組，由一人說出中文句子，其他三人搶譯。由復習與

總結如何說各種各樣的數字到用所學詞塊進行翻譯練習，此時學

生們已經對聽力內容中所要涉及到的句型比較熟悉，接著適時進

行聽力練習。聽力任務過程中，適時地停頓讓學生有時間思考各

個數字的表達和書寫，然后再抽取個別同學匯報答案，這種做法

提高了最后答案的正確度，也提高了課堂的效率。

在此基礎上幫助學生掌握連詞的用法，訓練學生能夠有條理地

陳述自己的觀點，提高學生口頭表達能力，要求學生結對練習對話，

通過同桌做采訪的活動，鼓勵學生應用所學表達方式和不同的句子

結構陳述理由，表達觀點，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

然后幫助學生辨別不同形式的句子并要求連線以辯識不同

形式句子的能力，再通過閱讀書上三則廣告并總結廣告中所閱讀

到的廣告用語詞塊，有意識地讓學生進行寫作模仿，并為一些基

礎薄弱的學生提供了寫作模版和任務，保證每個學生都有了寫作

的素材，而基礎好的學生可以自行發揮，廣告文章的寫作也就水

到渠成。

最后要求學生用自己最有說服力的圖片和語言向全班同學

展示和推銷自己的廣告產品。

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教師是導演、咨詢者和參與者，學生則是

活動主體，學生的任務是開放型的。每個環節都有明確的任務，

方便各個層次學生的學習。與之前的教學活動相比，該教學難度

降低，但能保證各個層次學生的不同層度的提升。學生以小組為

單位進行討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學生個體的活動則

給整個課堂增添了一抹抹亮色，學生回答精準之處無不增添了學

生的英語學習興趣。

參考文獻：

［1］賈冠杰．英語教學基礎理論［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

［2］賈冠杰．二語習得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

［3］Ellis，R．TheStud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

［4］林立，王之江．任務型學習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M］．北京：首

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第6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一）回顧搖滾樂在國內發展的歷史，某些或某支搖滾樂隊的介紹，搖滾音樂人個人傳記或者訪談。回顧歷史的包括洛秦的《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鐘子林的《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和《搖滾樂的興起與影響》、陸凌濤、李祥的《吶喊：為了中國曾經的搖滾》；個人訪談有周國平與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風格》；搖滾樂隊介紹有周游的《北京搖滾音樂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從文化方面和社會方面為主，多角度闡釋了搖滾樂的起源與壯大。鐘子林的《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則以時間脈絡來構思全文，自搖滾樂的誕生至今，整理了搖滾樂的發展的一系列變化，并且詳細介紹了各個時期的主要搖滾人物的音樂、生活以及創作背景。周國平和崔健合寫的《自由風格》則是以對崔健的訪談錄為主的個人專輯。周游的《北京搖滾音樂部落》則是以介紹北京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20年左右的時間里，北京涌現的一些重要的搖滾樂隊。

（二）搖滾在傳播方式、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說是非音樂類學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從人類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研究。比如，1、新聞傳播學類的有：《邂逅、共生與回歸――身體景觀中的MTV與浪漫“搖滾”》作者鄭建麗，本文解釋了搖滾和MTV結合后的傳播效果。搖滾自己的個性和搖滾樂帶動的歌迷市場還有它所獨有的搖滾精神，和MTV這種相對獨立的藝術形式與偶像制造能力相結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歸，在這過程中產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現象。那么這類型的文章還有2、文藝學方面的《消費時代的音樂文化癥候：中國流行音樂研究》、《搖滾時代》作者王輝；3、社會學方面有《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作者郝舫，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搖滾樂存在的社會價值，研究了很多一談到搖滾樂就要涉及的關鍵性問題，例如反叛、搖滾精神、獨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來展開全文。《灰飛煙滅：一個人懂得搖滾樂觀察》作者顏峻，本書的特點非常鮮明，是以研究和市場調查為互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社會深入的調查體會，包括了21世紀以來不長的中國的小眾音樂發展歷史，追求標新立異，和填充學術空白。4、心理學方面有《搖滾樂的傳播心理學分析》作者崔茜，從心里學的視角進行分析，對于搖滾樂之所以受到年輕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熱追捧，除了音樂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進行研究和闡釋。

（三）音樂人類學角度對中國搖滾樂研究。這一類主要從社會學、人文關懷、音樂美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其中比較有開闊視野，具有較強預見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樂人類學博士論文《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謝力榮的課題論文《南京“地下樂隊”尋蹤》、屠金梅的近代音樂史碩士論文《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周華生的音樂美學碩士論文《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等等。其中《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一文中以崔健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崔健的采訪、對中國搖滾演唱會現場的觀察、大陸搖滾市場的調查闡述了大陸搖滾樂的文化內涵，文章的創新點在于把搖滾的演出描述成一種“準宗教”的儀式現場，把構成整場演出的舞臺效果、樂器演奏、歌迷現場吶喊等等看成是儀式現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號”，把這種狂熱的表演解釋成為了一種宣泄儀式。《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陸自己的搖滾樂誕生至今30年的演變與發展做了梳理，并從搖滾精神中的反叛作為切入點，通過對歌曲譜例與歌詞的研究，闡釋了中國大陸早期搖滾樂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發展中，反叛一詞的含義的變化又是什么，以及這樣的變化帶來的問題又是什么。《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一文通過對搖滾樂作為個案研究得出，搖滾樂相對于主流音樂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這種敘事是純感性的，與其他民族音樂、西方古典音樂等都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形成了特有的欣賞族群。（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 蕭梅、齊琨：《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2] 參見張鐘汝等，《城市社會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頁。

[3] 參見湯亞汀的《西方城市音樂人類學理論概述》，載《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學’視野的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載《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藝兵《捕風捉影話田野――音樂人類學田野的中國思路》，載《音樂藝術》，2010年第1期。

第7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連論文摘要]殷頓的知識社會學范式代表了20世紀中期美國知識社會學界對知識社會學的標準解讀。其內容包括知識的存在基礎、知識的類型、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的關系、知識的功能等。

一、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歷程

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19世紀初期社會學一般理論轉向專門研究后出現的學科，總體上與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知識社會學的出發點是把知識當作一種精神現象(知識生產)、認識活動、思想方式來研究。它把精神活動及其成果(思想范疇與知識體系)歸結為某種社會因素的影響。最早將社會發展的階段與知識發展的階段對應起來加以考察，開辟知識與社會關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會學家孔德。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科學體系中每一門學科的發展既依照一定的邏輯順序，也與歷史的順序相對應。到19世紀中、后期，創立了唯物史觀，區分了知識類型，研究了知識的社會功能，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馬克思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先行者，其觀點直接影響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構的知識社會學。

二、默頓知識社會學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頓(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國著名的知識社會學家。在默頓生活的時代，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角度、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發生了快速的轉變。

從知識論角度來看，科學與知識的內涵逐步走向具體。知識完成了從追求確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確定性不斷凸顯的過程。“在知識‘不確定性’凸顯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從邏輯上排除錯誤而尋求不容置疑的確定性知識形式的越來越不可能性，它實質上揭示了人的思維能力建構確定性知識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從哲學領域中分化出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擺脫傳統的哲學思維而步入社會學領域。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會學對知識問題的研究和解釋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知識社會學伴隨著社會學的產生而產生。知識社會學理論經歷了不同的范式轉換的曲折過程。盡管作為一門學科它還在不斷探索自身的發展方向，但與知識社會學相關的基礎環境卻在悄然發生變化:知識、科學與科學知識范疇分化，社會學分析方法的思辨性與經驗性分野。知識社會學經歷了哲學和社會學的探討及反思之后，呈現出現展的局面。

三、默頓知識社會學范式的主要內容

1945年，默頓發表了《知識社會學范式》一文。這篇論文是默頓知識社會學思想的理論總結。論文對當時知識社會學在美國得到發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回顧，歸納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識社會學發展的未來走向。

默頓在對各種知識社會學研究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后指出，知識社會學研究領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處于雜亂無章的狀態。他發現，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爾凱姆、索羅金等學者對知識的分類存在巨大差異，各種理論的闡述不盡相同，學科概念以及研究變量急劇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種多樣。這無疑給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對此，“為了給出現在這一領域中雜亂無章的種種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個基礎，我們必須采取某種分析圖式”。于是，默頓形成了他的知識社會學范式，其主要內容包括:

1.知識的存在基礎。默頓分析了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爾凱姆、索羅金等不同理論家的觀點后，將知識的存在基礎概括為兩種:社會基礎與文化基礎。社會基礎包括社會地位、階級、職業角色、生產方式、群體結構等，文化基礎則囊括了價值觀、精神特質、輿論趨向、時代精神、世界觀等。默頓認為這是社會學的中心命題。討論各種理論的存在基礎是為了使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形成共識。由于各種理論對這種存在基礎的論述有很大差異，一旦涉及存在基礎的本質時，各種理論的本質訴求便顯示出多樣化。“存在對知識的影響相對于知識的認識論地位的意義這個持續多年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2.知識的類型。社會學對知識領域的分析涉及諸多方面，默頓認為，涉及“道德信仰、意識形態、觀念、思想范疇、哲學、宗教、社會規范、實證科學、技術等等”。不同的知識社會學家對知識分類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默頓認為，知識社會學者對知識分類的多樣化劃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會學基礎之上的。他依據不同學者的著述，分別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爾凱姆、格拉內、索羅金等人的知識類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內容包括各種理論關注的焦點、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內容、驗證方式、思維活動的對象等。雖然在分析家看來，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破綻，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從客觀上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頓對各種知識觀偏重綜述，僅對其中個別類型的劃分方式表達了個人看法。

默頓特別重視馬克思的知識社會學理論，認為“是知識社會學風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知識類型的劃分。馬克思“明確地將自然科學與其他意識形態區別開來”，把知識劃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類型。其中，自然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它是人對自然界的客觀反映。在默頓看來，自然科學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的。

舍勒是較早提出知識社會學名稱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關于知識社會學的廣泛的綱領計劃，既從內部的邏輯關系考察思想知識，又從外部的社會功能與條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識”。舍勒在對世界觀進行體察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知識類型學說。舍勒認為，知識“按照人為的程度”可以分為7類:“(1)神話與傳說;(2)隱含在自然的民間語言中的知識;(3)宗教知識(從模糊的情感直覺到一個教會固定的教義);(4)各種類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識;(5)哲學—形而上學知識;(6)數學、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實證知識;(7)技術知識。”舍勒區分了各種各樣的知識。但默頓認為他并沒有提出知識劃分的標準問題。因此，這種假設的收獲并不大。 3.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的關系。在知識與存在基礎的關系問題上，知識社會學家的見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結論卻讓后來者無所適從。因為在同樣的問題上，馬克思主要探討的是“觀念與經濟基礎之間的某種因果關系”;舍勒探討的是“觀念與存在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曼海姆是在知識社會學領域中論述最多的學者，但是他的論述卻集中在“思想與社會的聯系”上;索羅金構造的是“社會與主導文化的有意義的整合”，并將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

因此，默頓認為，要描述知識社會學的范式，必須從細節人手，重新采用一種分析圖式。他認為，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相關聯的方式或途徑有兩種:一是確定因果關系或功能關系。如決定、原因、對應、必要條件、制約、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動、依賴性，等等。二是明確符號關系、有機關系或意義關系。這是由知識的功能決定的。

4.知識的功能。默頓認為，知識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維護權力、促進穩定、確定取向、剝削、掩蓋現實的社會關系、提供動力、引導行為、回避批評、轉移敵意、提供保險、控制性格、協調社會關系”等。他認為，“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來說明知識的持久性。盡管默頓沒有花太多的筆墨去論述具體的功能涵義，但是他認為這種分析將是很有意義的，他說:“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說明一個社會中的特定的范疇系統，而是要說明存在這個社會所公有的范疇系統。在知識社會學學者中，馬克思、迪爾凱姆對知識的功能研究較為用心。馬克思沒有把知識的功能歸結為整體的社會，而是歸結于社會中獨特的階層。迪爾凱姆則認為，范疇是社會的產物，有社會功能。

當然，默頓也認為以上幾點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識社會學范式中的內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還需要另外一些范疇。

四、知識社會學的局限性及發展趨向

通過對1945年左右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狀況進行系統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頓對知識社會學的特點進行了歸納，梳理了不同學者的基本觀點，評介了知識社會學諸理論之間的異同，指出了知識社會學的局限性，特別是其研究范圍上的缺陷。默頓指出:以往的知識社會學側重利益與經驗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把暫時性假說與無可置疑的教條相混淆，標志著它的早期階段的十足的思辨見識現在正受到日益嚴格的檢驗。

第8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一、有關家族研究的歷史回顧

古代學者對于家族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張載的《經學理窟·宗法》篇，首次對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釋。清代學者毛奇齡的《大宗小宗通釋》、萬斯大的《宗法論》、程瑤田的《宗法小記》、侯度的《宗法考》等，對宗法制度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考據。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社會史論戰的展開，近代學者開始對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呂思勉的《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山書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與家庭》（商務印書館，1934年）、高達觀的《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正中書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門第》（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商務印書館，1947年）等專著。

傳入中國后，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以為指導研究中國的家族問題。郭沫若的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在全面探討先秦社會制度外，還特別重點研究了當時的家庭和家族問題。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系統闡釋了中國原始婚姻和家庭的發展過程，也詳盡介紹了父家長制家族制度的產生過程。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開始重視對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從40年代開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論著，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賢的《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構造》（巖波書店1942年）、《中國族產制考》（巖波書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國宗族研究》（日光書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的家族和國家》和《中國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國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階段。除個別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結合對封建制度的批判發表了部分對族權的研究論文，關于家族史的學術論文較少。其間代表性的論文有左云鵬的《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試說》（《歷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隨著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會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得以復興。作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家族與宗族問題開始受到史學界的普遍關注。

二、近年來家族研究的新進展

近年來，學術界出版了多部從社會角度研究古代家族問題的論著。

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將古代家族區分為“原始社會末期的父家長制家族”、“殷周時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晉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組織”四種家族形態。該書屬通論性的學術著作，時間跨度較大，材料豐富，論證充分，內容編排井然有序，毫無空泛之感。

馮爾康、常建華等編著的《中國宗族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社會史叢書”，1994年）是一部比較完整和系統的中國宗族史。作者按照時間順序，把中國傳統宗族形態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時代；（2）漢唐間世族（士族）宗族制時代；（3）宋元間大官僚宗族制時代；（4）明清紳縉富人宗族制時代；（5）近現代宗族異變時代。作者從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譜、族田等具體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態特征、等級結構、社會功能等問題。

朱鳳瀚的專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馬盟書等古代文資料，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田野發掘成果，將商周家族劃分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個階段，對中國歷史早期的各種類型的家族組織作出了具體的分析比較，深入探討了家族對中國早期社會形態和國家結構形式的影響。

徐揚杰的另一部專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立足于橫向的開掘，涉及家族結構、家族規模、家族生產、家族財產、家族倫理、家族觀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譜牒、家族械斗、家族防衛、家訓族規等。作者認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盡管在形態結構上繼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點，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家族制度，這種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譜和族田為基本特征，與古代家族制度有顯著的區別。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譜是維系家族的主要紐帶，族田是家族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該書結構嚴謹，內容翔實，征引書目達500多種，包括大量家譜、方志、家訓、族規和鄉約。

鄭振滿的博士論文《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1992年）從家庭與宗族組織的互動關系的角度出發，把中國傳統家庭和宗族納入同一分析框架，認為：宗族組織作為一種直接構建于家庭者上的社會組織，家庭形成的各種關系，如婚姻、血緣、收養、過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繼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宗族組織的構成及演變趨勢。作者肯定了傳統研究中對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區分，并由此將宗族組織分為三類：即以血緣為聯結紐帶的“繼承式”宗族、以地緣關系為連接紐帶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關系為連結紐帶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認為，“在正常情況下，每個家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始祖，這個始祖（不完整家庭）經過結婚生育，開始形成繼承式宗族，又經過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間的血緣關系逐漸淡化，為地緣和利益關系所取代，繼承式宗族也就相應地演變成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這一理論模式對于中國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朱勇的博士論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1987年）對清代宗族法的內容、制定與執行、與國家法律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由美國學者李中清、中國學者郭松義主編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論文，針對清代皇族這一特定的家族形態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該書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檔案文書，運用計算機手段和現代統計學方法，對各種數據和文字資料進行量化分析，體現了大陸、臺灣和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不完全統計，近十余年間，學術界發表有關家族問題的研究論文近百篇，從社會史的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家族組織、家族形態以及社會功能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一、關于西周宗法制問題：李衡眉連續發表了《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與宗法制關系論略》（《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繼為君的昭穆異同問題》（《史學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廟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針對學術界關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項內容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內容有別，昭穆制度體現在墓葬、宗廟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卻體現的繼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過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階級社會的過渡。

楊希枚的《再論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認為：先秦文獻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單系親屬集團；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統治的同姓、異姓和與統治者無親系的庶民所組成的王朝。

二、關于春秋戰國的家族狀況：韓國學者尹在碩發表《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的家族類型》（《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認為：通過《日書》所反映的民間信仰內容，能夠推導出可以旁證當時民間生活形態的社會史資料。《日書》把“室”作為每個人活動的最小空間，并敘述了“室”內可能發生的一切活動，對研究中國古代家庭史很有價值，《日書》中所記載的“室”的建筑結構或“室”內成員的規模及血緣結構，則反映了當時人們生活的普遍形態，因此，對《日書》所載“室”進行分析，不僅可以闡明戰國秦漢末民間一般家族之形態，還可作為小型家庭論之依據。

三、關于兩漢家族組織：張泉鶴《東漢宗族組織形式試探》（《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圍繞東漢宗族的構成特點、族內的賑恤活動、族人的法律連帶責任等進行了研究，認為，東漢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組織瓦解后，適應東漢社會條件而形成的一種家族共同體。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權，階級關系壓倒了血緣關系，在宗族內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獨立的，族人的相互聯系僅表現在救濟和賑恤上。

四、關于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已經成為海外學者的一個通例。80年代初，美國學者伊佩霞的專著《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被在大陸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魏晉南北朝這一獨特的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族大姓的個案研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所在。到目前為止，已發表的有關論文達數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劉馳的《從崔盧二氏的婚姻締結看南北士族的地位變化》（《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士族之婚媾—陳郡謝氏個案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連儒《東晉陳郡謝氏婚姻考略》（《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馬志冰《論十六國時代塢堡組織的構成》（《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對魏晉南北朝塢堡累壁以宗族鄉黨為基礎、塢堡主要是由東漢至魏晉地方大族中孕育出來的傳統看法提出質疑，認為十六國時期的塢堡組織可分為少數民族與漢族兩種，兩者的居民構成和組織方式具有很大差別，漢族塢堡大多為流民所建。塢堡主身分復雜，有流民帥、乞活帥等，只有少數塢堡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川勝義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時代“家族共同體”的理論，近年來也被全面介紹到大陸，產生了很大影響，但近年來直接涉及“家族共同體” 問題的論文在大陸尚不多見。

五、關于唐代的家族問題：與魏晉南北朝家族個案研究的熱潮相比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無論是通論還是個案研究都比較少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學者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收錄了《中古家族之變動》、《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從士族籍貫的遷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權的蘭陵蕭氏》、《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分析》等多篇論文，通過大量正史與碑志材料的匯總與分析，重點探討了山東大族在唐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關系。

六、關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劍《論宋代大家庭的社會職能》（《社會科學》，1993年第7期）為通論性文章。這一階段的個案研究有漆俠的《宋元時期浦陽鄭氏家族之研究》（《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義門”與陳氏家法》（《宋史研究論文集》1987年年會編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許懷林《陳氏家族的瓦解與“義門”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關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論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體現形式及其基層政權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許華安的《清代宗族勢力的膨脹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馮爾康《清代宗族制的特點》等。

隨著徽州文書的發現和整理，以徽州文書為線索探討明清宗族結構，成為史學界研究的熱點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過對徽州族譜的統計、分析和比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興起，在這一變化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結構與西歐、中歐的家庭結構有相同之處，核心家庭占主導地位。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西歐與中歐的小家庭是完全獨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還有個大宗族。這一差異使得同為小家庭的社會結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社會功能。后者家庭結構的集約化是與歐洲近代化趨勢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卻以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強化了封建的統治秩序。陳柯云的《明清徽州族產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針對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宗族關系日趨松弛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族產在明清時期從未中斷，不過從明中葉以后，部分眾存族產逐漸轉化為祠產形式的族產，從而形成眾存族產和祠產交叉并行、一消一長的局面。由于族產在在明清徽州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強化了宗族勢力和宗族關系。樸元浩（韓國）《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認為：明清時期宗族制度最明顯的特征是同族結合范圍的擴大，同時與區域社會關系的進一步深化。這種擴大和強化了的宗族組織成為風靡清朝鄉村社會的前提。高壽仙《明初徽州族長的經濟地位—以休寧縣朱勝右為例》（《江淮論壇》，1994年第4期）通過對徽州文書中族長朱勝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長不一定由富戶擔任，一般自耕農亦可，朱勝右甚至只是佃戶。這種情況在明初徽州地區具有代表性。

關于清代家族問題，常建華連續發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論》（《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問題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1期）、《試論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與實踐》（《學術界》1990年第2期），認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實行的族正制度雖然起到了地方基層政權的作用，但它是獨立與宗族房長之外的，清政府實行宗正制還有遏制宗族勢力發展的一面，不能簡單地視為族權與政權的結合。

需要說明的是，在社會史的理論視野中，家族問題的研究與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關聯，相輔相成。近年來，史學界在上述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舉。

三、關于家族研究中若干問題反思

近年來學術界從社會史的角度對家族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僅拓展了對于古代歷史的認識視野，也在史學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個案研究、區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結構功能論證代表了當前家族史研究的幾個主要趨向。

在肯定近年來史學界有關家族問題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視社會史的理論求索，確立嚴格的學術規范

由于社會史研究的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史學界缺乏對現代社會學的深入了解，缺乏對這兩個母體學科均駕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為止，我們對社會史這一學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社會史與文化史、社會史與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社會史與人類學的關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會史研究興起之初，社會史學界對于理論問題的討論一度十分活躍，在社會史的內涵、學科體系等出現過許多爭論的熱點。近年來，這些討論逐漸趨于沉寂，卻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

宏觀理論研究的薄弱導致微觀研究的困境，具體到家族問題的研究，便是缺乏嚴格的學術規范。以個案研究為例，許多論文多側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對家族的經濟狀況、宗族結構、家族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則較少涉及，從嚴格意義上講，許多文章并不屬于社會史的范疇。個別低水平的研究論文僅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匯編。

理論研究薄弱所導致的另一種傾向是概念不明或濫用概念，現代社會學關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單一家庭”、“復合家庭”、“擴大家庭”等概念的嚴格界定。個別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們簡單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導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疇的使用方面，西方學者曾有過深刻的教訓，西方社會史學在發展過程中，曾經引入了許多其它學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這些方法和概念間缺乏學科的內在聯系，不僅難以駕構社會史學的理論框架，反而使社會史研究日趨瑣碎化，背離了總體社會史的展示社會歷史全貌的初衷，這一點應充分引起我們的警惕。

二、重視“新史料”的開掘，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史的興起不僅是史學研究在觀念的上的變革，同時也是一種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煙海的墓志、族譜、方志和其它檔案材料，極大地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野，也對史學工作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以個人之力，用傳統的研究手段，很難吸收和消化如此眾多的信息。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借鑒海外學界的研究經驗，以團隊方式，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對史料進行集約化整理，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現階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個缺憾是對民族學和考古學的材料重視不夠。中國民族眾多，社會形態復雜多樣，素來被稱為歷史發展形態的“活化石”。從50年代以來，我國的民族學工作者和地方史學工作者進行了艱苦社會調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豐富的家族史內容，涉及到家族結構、遺產繼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問題，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家族的演進過程，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現代考古學的眾多田野發掘報告中，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進行了精確的研究，是我們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專業的隔膜，這兩方面的材料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注意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

第9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指出，傳統的科學知識觀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通過科學爭論、實驗室研究和科學文本話語分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重要論證，并試圖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徹底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宣稱“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結果導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生的理論傳統及歷史背景

1. 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容的學派。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現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相聯系。國內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庫恩后期的哲學及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據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 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科學人文大戰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展契機。在過去，國內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生和發展的關鍵。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SSK誕生于英國，后來走向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其在歐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馬爾凱(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圖爾(Bruno. I，atour )、謝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國的知名學者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學者從科學爭論、實驗室方法、科學家的文本及話語研究這三個場點展開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觀點從產生到分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既有極端的也不乏溫和的。下面是SSK學者的一些主要觀點: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鏡”，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了什么是科學知識，自然界作為科學爭論的首要及最終仲裁人和確定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SSK學者認為，科學思想并不是由客觀的經驗觀察來檢驗的，人們也并不是按照與事實證據一致的原則來對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選擇的，因而，以往人們將自然界的性質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圖爾認為，一個被科學家作為事實而接受的陳述被視為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但這一點并不會使這個陳述變成真理。謝廷娜也說;“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這一看法上走得更遠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稱:“在科學知識的構造中，自然界僅僅擔當極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總的說來，SSK學者認為，自然界不能決定什么是真理性認識;科學不會是建立在經驗證實原則上的高度客觀化的事業，其客觀性極弱;不是自然界決定科學知識的形成，而是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決定了自然規律要如何界定;科學理論并不是對自然的真實反映，自然界在確定科學的本質和真理上沒有任何發言權。

2.科學知識在本質上是由社會建構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家們向來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發現和辯護兩個過程，其中屬于內部因素的辯護過程(歸納、邏輯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學從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會影響的。SSK學者則認為，恰恰相反，科學具有極強的與境偶然性和當地特質，社會性因素對知識具有更強的制約作用。馬爾凱曾這樣斷言:“……至此，我已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即科學的內容就產生于科學外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幾乎在SSK學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學的社會建構性質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們尤為強調的是社會交往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拉圖爾和伍爾格詳細考察了科學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是怎樣交往的，科學論文又是怎樣在這種交往中產生的。而謝廷娜則重點強調，科學知識不僅受科學研究人員內部交往的制約，還受外部社會交往的制約。例如，為了得到工業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幫助，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為了在大學里謀取一個職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學研究者改變自己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程度，甚至改變自己科學論文中的關鍵內容。總之，SSK學者堅持認為，科學知識其實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3.科學知識評價實際上是科學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競爭。SSK學者認為，經驗事實和邏輯程度并不能確定什么是科學知識，因為它往往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理論。一個科學成果得到確認其實是科學家磋商(negoianon)的結果，而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就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科學知識在商談與決定的鏈條中得以構成，這是一個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他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其中資源關系、利益的融合與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他還堅決認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知識的社會磋商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實質上是一個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討的知識社會學的主題。

4.科學其實與其他文化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優越的地位。布魯爾指出，人們以往是通過把科學當做某種圣物來對待而使其不受社會學審視的影響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他提出的強綱領性核心原則—對稱性原則主張應當用同種類型的原因來解釋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學者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也是處在一定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對的，沒有名副其實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學的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進一步地，SSK學者還認為“學科間的界限是約定性的，要使這些界限具體化，要把它們視為內在于不同領域或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違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種錯誤”，而“這些界限與保護和維持這些社會集團自身的認知權威、智力霸權、職業構成以及借助于這些界限能夠控制的其他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直接相關”。總之，SSK從科學是一種文化出發，否定了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認為科學并不優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識體系，也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SSK對長期以來“科學思想和發現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的行為是受嚴格獨特的科學規范和理性程序指導的，它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它以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的重要影響為基點，提出了一系列反對傳統理性主義、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觀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言，SSK有其創新和值得借鑒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在認識活動中的獨特作用，走到了極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眾多的非議。

三、對SSK的批評

SSK關于科學本性、科學與社會關系等觀點，已經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課本和權威部門制定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吸收進去。在這一點上，SSK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預期目標，成功地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試圖把“理性”包含在“社會”之下，由此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這里主要討論來自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及科學社會學的批評。 1.來自科學家方面的批評，最顯著的莫過于索卡爾大戰。在這次科學人文大戰中，以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詐文為導火線，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眾多科學家對SSK及其他一些后現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規模空前。索卡爾指出:SSK及后現代主義者近年來的一些主張明顯是一種放縱的胡說。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讓·布里克蒙特對SSK的許多主張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并沒能瓦解科學的客觀性，相反使科學的成功變得更為卓著。生物學家威爾遜則認為，SSK要擺正位置，把社會決定奠基在被檢驗過的和認真思考過的客觀知識基礎上才是科學的一切。佛蘭克林對兩個經典案例(柯林斯的實驗者回歸和皮克林的建構夸克)進行分析并表明:科學家選擇某些理論或概念(如皮爾遜的四元相關系數、物理學家偏愛史坦福大學的E122實驗而不是華盛頓一牛津大學的實驗)，是有著可靠的科學、實驗與數學等方面的認識根據的，而不是靠科學家偏好或意識形態(如優生學的意識形態)的驅動。

2.在科學哲學家的批評中，勞丹與布魯爾關于科學信仰解釋權之爭最有影響。勞丹1981年在《社會科學哲學》雜志上撰文，認為SSK是一種偽科學，其主張是荒繆的，“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⑨勞丹堅信迪昂一奎因論點(理論不確定觀點)不妨礙科學合理性標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經驗在科學理論選擇中的作用。對SSK主張的對稱性原則，勞丹認為，對稱性只是一種虛幻，因為不論是科學研究的個體抑或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可能對稱。而在社會學解釋模式是否為科學信仰的科學的、惟一的、優先的解釋模式這一問題上，勞丹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社會學解釋模式不會是惟一的和優先選擇的模式。

3.科學史家的批評則在于，他們認為SSK的科學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歷史常識性錯誤。科學史家平林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檢驗指出，在夏平與謝佛的“霍布斯一波義耳之爭”案例研究中錯誤地表述了歷史，歪曲表達了波義耳和霍布斯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瑪格麗特·C·雅各布指出，拉圖爾對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學分析在史料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歪曲，其對英國歷史的相對主義的診釋常常忽視了某些歷史關鍵點，是通過譴責“現代性制度及其實踐而獲得的”。

4.在來自科學社會學方面的批評中，默頓學派指責SSK的做法是危險甚至是“發瘋”和“邪惡”的，因為它摧毀了最牢固的人類知識大廈，會導致一種反科學。“利益模式”是SSK理論主張中最受科學社會學家批評的。朱克曼認為:“斷言科學知識反映生產這些知識的群體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利益明顯不同的科學家會經常持有相同的理論立場，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科學家所采取的理論立場是與他們的階級或職業利益相反的。”本·大衛則指出:“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系，這種聯系也從未超出最初的創始階段。例如在麥肯奇和馬爾凱討論的英國統計學案例中，精英主義、優生學與統計學方法之間的聯系，在皮爾遜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學社會學家看來，利益模式的問題不在于將科學知識歸結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這種磋商實際上是怎樣進行的，以及為什么在這種磋商過程中論戰一方會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盡管受到來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評，SSK的強硬立場并沒有改變。1991年，布魯爾在其再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后記中宣稱，現有的批判無法改變他對強綱領的堅定信心。布魯爾的同盟者更是鼓勵SSK研究者們不要恐慌，因為時間將會證明一切!而以科學家為首的另一戰斗方則繼續堅守科學理性，認為SSK應該首先遵循科學的價值服從于嚴格的社會分析原則，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學課題，而不是更貪婪地去攻擊科學研究。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彼此的基本原則立場都沒有放棄，兩者之間的鴻溝仍在不斷擴大。

四、問題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