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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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論道德范文

摘要：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關于康德對道德問題的探討中，康德是以人的理性作為起點而力排所有的非理性的感性因素，理性通過對自身的立法從而為道德找到了起源。而休謨卻以人的道德情感為起點來找尋道德的根基。

關鍵詞：理性 道德法則 絕對命令 感性 道德情感

在康德的眼中，人之根本在于理性，人應該有一種超越于感性幸福的對于德性的追求。在這種追求中，人把人本身當作目的，并且人因此獲得了人的尊嚴和價值。感性經驗中的欲求，在康德看來，源于人的本能，并且屬于現象界。在這個自然現象界中，人之行動規則受自然因果律的支配，從而不具有自由，表現為一種機械的反應模式。在這種本能的表現中，人與他物無異，也不具有尊嚴和價值，因為，在其中，人受他律的影響，并沒有一種理性的自律性，沒有發揮人之根本的理性的能動性，不能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則行事。對于伊壁鳩魯的幸福觀，康德持徹底的批判態度。因為，在幸福的追求中，人之根本的理性也是道德理性，未能發揮作用。人的尊嚴就體現在按理性的法則行事。而人如若一直努力使自己的意志能夠與理性法則相一致，也就是一種道德性。這種道德性，完全沒有任何經驗現象的內容，純然出自理性自身。康德十分明確的反對在經驗中尋找道德的根基，那只不過是緣木求魚，從根本上，還會敗壞道德，甚至是消除道德的存在。因為，道德法則是理性對自身的絕對命令，表現為一種定言命令，而經驗領域中的一切都是假言命令，道德的行為僅僅是為了另外的目的。在這里，道德成了一種手段，來獲得其他的目的。

一、理性為自身訂立道德法則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中的一個根本觀點是：人是有理性的，而且人的理性會為人自身建立法則，不僅僅是知性知識的法則，更重要的是道德知識的法則――道德法則。理性之所以會建立自身應當遵守的道德法則，康德認為，在于理性的真正能力是產生善良意志，從而理性自身對道德有一種要求，并且會去追求道德的完美性。[1]而且這種善良意志，康德認為健康理智本身就具有，無需教導。這表明，理性本身就具有道德因素，理性不僅僅是理論理性，產生純粹的知識，而且也是實踐理性，道德理性，從而產生道德訴求和道德法則。從這種意義上說，理性是道德的起源。而且，康德也認為，人不僅僅是去服從道德法則，道德規律，而更根本的是人是道德法則的制定者，創立者[2]，或者說，理性為自身建立道德法則。因為，人的道德真正體現在對道德法則的遵守中，對道德法則的尊嚴認可和持守中。道德法則，不應僅僅當作功利性的效果考量，而更重要的是當作目的，對其自身的尊嚴捍衛中，來體現道德。從這種意義上說，康德的道德觀，是一種道德尊嚴觀，一種把道德當作目的，來體現人是目的的根本主張。從而，人的道德體現在靈魂對道德法則的遵守中，而不是出于愛好或者愉悅，從而去做一些人們認為是合乎道德的事情。人在對道德法則的建立和踐行中，不僅僅自身建立起了道德的必然性，而且從根本上，樹立起了一種道德的尊嚴和人的尊嚴。

二、道德法則的普遍性和先天性

道德法則不僅僅體現在理性建立起來的必然性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的普遍性和先天性。康德認為，人應該按照人自身認為能夠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而且在對這種準則的意志踐行中，使其變為普遍的自然法則。[3]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準則自認為不能成為普遍準則，這個行為則不能實施。道德法則應該具有普遍性，這是道德法則的根本原則和立場。正如，理論理性所建立起來的因果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一樣，人的道德理性所建立的道德法則也應該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且，這種普遍性和必然性，并不應該為經驗的愛好者所否定。正如康德認為因果性不是一條經驗規律，而是一條先天的普遍規律；道德法則也是先天的普遍規律。這種先天性來源于，理性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理性自身的規定性。也就是說，正如理性自身先天具有因果律的概念和范疇，理性也具有道德法則的概念和范疇。他們都導源于理性自身的資質和特性。這一點，康德并沒有做過多的解釋，他認為理性的道德法則的能力，是人本身所具有的。

三、康德的道德先天法則與休謨的道德情操論

休謨在他的《人性論》一書的第三部分的開篇兩章中，很清楚的闡明了這樣的一個觀點：人天生就具有道德感，或者說，人天生的就具有道德辨別的能力。也就是說，人之所以具有道德，或者說，道德這一領域能夠進入人們的討論的視野，根本原因在于人本身就具有道德評價的資質本性，或者說道德情操或道德感。這種人天生所具有的道德情操和道德感，是人類道德的根本基礎。換句話說，道德不體現在外在客體的行為或事實中，而是主體自身所具有的先天傾向。正是這種道德傾向，讓人會對人的行為活動進行道德評價。

休謨是從人的本性來解釋道德，神學家是從神來解釋道德，而康德卻從理性來解釋道德，介于人與神之間。對道德法則的敬重與遵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神的要求。對人是目的的絕對命令其實也是得有神的依托，康德卻只是將其作為理性的絕對命令和要求。康德用一種實質是混合的理性――混有神性的理性――來解釋道德，其欲使道德建于純粹理性之根基上。在某種意義上，康德是從用理性來解讀人的神性的道德，人力求達于神的過程中，在人努力與“天”合一的狀態，人實現其為了道德而道德的訴求。而休謨的道德僅僅出于人的本能，本性，是一種自然現象，人的自然性方面的道德感。不過，在為道德而道德的鍛煉中，可以提高或增加人的神性，提高人的尊嚴與價值，最終把人當作目的。可見，“人是目的”，“人是萬物之靈”這一道德觀點，得有神的守護，得有“天”的支撐。在啟蒙運動中被打倒的上帝，以及被過度宣揚的人之感性，再一次在康德的純粹道德理性中，通過一種人之理性的方式，重構與再現了神學的道德思想，從而，在神圣理性中建立起了純粹道德。從根本上，再一次，把人作為目的，放在與神的尊嚴相匹配的位置上。

注釋：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16，26，29頁。

[2]同上：第61頁。

[3]同上：第39，40頁。

第2篇：論道德范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論語?顏淵》

愛人。

弟子樊遲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做出了僅有兩字的簡短回答。“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后世學者論“仁”，無論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告子上》），還是“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都是在孔子思想基礎上的闡發。《論語?鄉黨》記載：孔子退朝，聽說馬廄失火，立刻問道：“有沒有傷到人？”而沒有去問馬和其他財物的損失情況。這是“愛人”的行為表現，充分說明“仁”的踐行對象，不是神靈，也不是其他生物或物件，而一定是“萬物的靈長”―― 人。人，不論地位高低貴賤，都應享有作為“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都可感受來自同類的共情關懷。

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學而》

花言巧語、裝作和善的人，很少有真正的仁德。

孔子把仁看作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需要付出畢生努力去實現。追求“仁”，兩種態度必須貫穿始終：一是真誠，二是信義。孔子批評的這種表里不一者，往往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邀寵于人，行為看似善良，卻不出于本真;承諾說得漂亮，根本無法兌現。這樣的人一多，風氣焉有不敗之理？所以孔子回答弟子司馬牛關于“仁者”標準的問題時說：“仁者說話是慎重的，因為事情做起來是很困難的，說起來能不慎重嗎？”孔子這句話，一方面教導我們做人要真誠，另一方面提醒我們警惕“無事獻殷勤”的人。但世事并非絕對，也沒有必要因此就時刻板著面孔。朱自清先生曾說：“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干，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干，譬如機要秘書。至于我們這些平人，在訪問，見客，聚會的時候，若只是死心眼兒，一個勁兒少說話，雖合于圣賢之道，卻未見得就順非圣賢人的眼。”（《論說話的多少》）出于與人為善的目的，風趣的言語、可親的表情，無疑是人際交往中的良好劑。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雍也》

仁人是這樣的，要想自己站得住，就要幫助別人站得住;要想自己做得到，也要幫助別人做得到。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可以說是實行仁的方法了。

子貢位列“孔門十哲”，以言語著稱。一次他請教孔子：“如果一個人能夠做到施舍他人而周濟民眾，可以算得上仁嗎？”孔子感嘆說：“這豈止是仁，這已經是圣人的境界了。”繼而解釋，仁的基礎，就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便是舍棄私心的修行途徑。若始終局限于自己的利益中，必然做不到為他人考慮;超越出自我的微小范疇，便能看到更廣闊與更長遠的時空，自然會懂得仁的真理。香港電影導演王家衛執導的影片《一代宗師》中將人生自我完善的幾個階段表述為“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正是儒家精髓融入中華文明每個角落的表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幾乎已成為“仁”的標準闡釋之一。

剛、毅、木、訥，近仁。

――《論語?子路》

剛強、果斷、質樸、言語謹慎，是接近仁的。

“剛”，即剛強，與“欲”相對，剛是不為欲望所動，無欲則“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毅”，即堅毅，不肯在威脅下低頭，即“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木”本指面無表情，“訥”本指言語遲鈍，這里是表示一個人的淳樸與謹慎。一個德行高尚或有所成就的人，在生活中一般都是清心寡欲、心思穩定、談吐舉止有禮有節的，遇事時則會顯示出強大的內心和果斷干練的作風。那些靠巧言善辯立足于世的人，不僅德行不高，更難成就大事。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 《論語?衛靈公》

志士仁人，不會為求生而損害仁德，只會勇于犧牲自己來保全

仁德。

這句話后來簡化為四字成語“殺身成仁”。孔子看重生命，熱愛生活，但是，當面臨生死與仁義、名節之間的重大抉擇時，孔子的回答是“殺身以成仁”。孟子亦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以實現“仁”之大道為己任，賦予了個體生命神圣的歷史責任，有意義地死去，便成為弘道的一部分。這句話鼓勵了許多有志之士為了事業、民族和國家，在最艱難的境遇下保持獨立人格，百折不撓，寧死不屈。文天祥就義后，人們在他的衣帶里發現一首遺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他用生命實踐了平生所學;這種堅貞，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當仁，不讓于師。

――《論語?衛靈公》

面臨仁德時，可以不必對老師講謙讓。

“老夫子”式的教條陳腐，在孔子那里是幾乎沒有的。他不會刻板地要求弟子壓抑自身以彰顯師道尊嚴，而是鼓勵弟子在實踐“仁”的大道上，不妨與老師并駕齊驅，甚至快行一步。唐代文學家韓愈《師說》把這種師生平等、共同求道的精神詳釋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可謂切中肯綮。“師”與“道”孰重的問題，同樣擺在了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面前。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是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身為柏拉圖的高足，亞里士多德對老師的“模仿論”“靈感說”等美學思想既有繼承又有批判，而批判部分尤有價值。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傳世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面對信仰與真理，東西方哲人做出的選擇具有共通的

第3篇：論道德范文

關鍵詞 道德代價 道德價值 正面價值

中圖分類號 B82-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1539（2012）05-0036-08

道德代價就是指人類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為追求社會進步而引起的道德的損害、損失和犧牲，以及為實現這種進步所承擔的消極道德后果，其實質是社會發展實踐活動在道德上的否定性方面，它是與人類追求社會進步價值取向相悖的負面道德價值和道德價值損失。因此，在絕對道德價值上，道德代價具有負面的價值，而在相對道德價值上，道德代價又有一定的正面價值。

一、道德代價是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前提條件

從唯物史觀看來，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無疑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這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然而，從代價論的視角看，社會發展還在于社會代價與社會進步的矛盾運動。相應地，從道德代價論的視角看，道德發展也在于道德代價與道德進步的矛盾運動。

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爭性。當談到矛盾的同一性時，說：“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的同一性。”從社會發展來看，包括道德代價在內的社會代價無疑是社會進步的前提條件；從道德發展來看，道德代價無疑也是道德進步的前提條件。這種前提條件一是道德代價與道德進步相互依存，沒有道德代價，就無所謂道德進步；二是道德代價在一定條件下能夠轉化為道德進步，沒有這種轉化，道德進步也是難以想象的。

道德代價在一定的條件下轉化為道德進步，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情形。

第一種，社會發展進程中，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道德代價轉化為道德進步。道德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受著社會關系特別是經濟關系的制約。這種制約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社會經濟結構的性質直接決定著各種道德現象的性質。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的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以及消費資料的分配形式。其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在私有制社會，善惡標準是以是否有利于私有制為依據的。凡是有利于私有制鞏固和發展的道德現象，都會被視為一種善，即為道德進步；凡是不利于私有制鞏固和發展的道德現象，都會被視為一種惡，即為道德代價。而公有制與私有制是根本對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因而，隨著公有制的確立，原有的“道德代價”就必將轉化為道德進步。其次，在階級社會中，社會的經濟關系直接決定著各種道德體系的社會地位，從而決定著各種道德現象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活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因而，社會的主導善惡觀念是以統治階級的善惡觀念為準繩的，在統治階級看來，凡是與其善惡觀念相反的道德現象，就是一種“惡”，就是一種“道德代價”。然而，當舊的統治階級被之后，新的統治階級又會以其新的善惡標準去衡量社會的道德現象。

第二種，社會發展進程中，時生了變化，道德代價轉化為道德進步。道德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每一個時代社會存在的狀況都不同，因而反映這個時代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也都有不同，從而使得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定道德精神和善惡標準，在一個時代的“惡”和“道德代價”，在另一個時代就可能轉化為“善”和“道德進步”。在古代，婚姻只是一種關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事情，“它絕不是個人的結果，它同個人絕對沒有關系，因為婚姻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權衡利害的婚姻”。在這種利益婚姻之中，當事人的“”往往起著巨大的破壞作用，因而這種利益婚姻在本質上是排斥“”的，從而，“”被視為一種“惡”，一種“道德代價”。在近現代，隨著工業文明的崛起，婦女走上社會，“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生成的現代“”由“惡”轉化為一種“善”，由“道德代價”轉化為一種“道德進步”。

第三種，社會發展進程中，由于道德代價造成的社會危機警醒人們轉變觀念，道德代價轉化為道德進步。人們的認識總是受到實踐的制約，在特定的社會實踐中人們會產生出被當時社會認為所謂“正確的認識”，而這種所謂“正確的認識”，在指引社會實踐中卻產生了嚴重的道德代價，人們通過深刻反思，通過吸取教訓的方式來推動道德進步。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對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道德建設上“假大空”的道德代價的深刻反思，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指出，在道德建設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鼓勵先進，照顧多數，把先進性的要求同廣泛性的要求結合起來，從而推動道德進步。然而，在當時國際社會流行的經濟增長觀的深刻影響下，在國內GDP主義日益滋長的情形下，我國在高度重視經濟建設的同時卻忽視了道德建設，導致大量的道德代價涌現出來，嚴重地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此情況下，中國又一次痛定思痛，于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并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爾后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強調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道德建設日益受到社會的重視，從而又不斷地推動著道德進步。

二、道德代價是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必然環節

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要推動社會進步與道德進步，必然要付出或多或少的道德代價；沒有一定的道德代價的付出，要取得社會進步與道德進步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道德代價成為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必然環節。

首先，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客觀歷史條件的有限性造成了道德代價必然成為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環節。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過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是社會的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都經歷了一個由低向高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特定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而這種制約必然產生或多或少的道德代價，并通過這種或多或少的道德代價來推進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馬克思在看到資本主義在推動社會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同時，也看到了人類為此付出的沉重道德代價：“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巨大道德代價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開辟了道路。對于這一點，恩格斯認為，一方面我們必須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沉重道德代價進行強烈的批判和譴責，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因此而否定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所帶來的社會進步和道德進步。

其次，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客觀社會經濟形態的有限性造成了道德代價必然成為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先后主要出現過四種社會經濟形態原始經濟形態、自然經濟形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形態、傳統計劃經濟形態。四種社會經濟形態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都產生出或多或少的道德代價，并以此成為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原始經濟形態中，以石器和木器為主要標志的生產力極其落后，人們只能以采集、漁獵為主要生存手段，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從而以食人之風、棄病弱之習、血緣群婚等道德代價維持人類的生存，使人類擺脫了動物界。在自然經濟形態中，以銅器和鐵器等手工工具為主要標志的生產力推動了人類走入文明社會。但隨著生產力發展所出現的剩余產品、私有制卻造成了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造成了人對人的依附關系。在商品經濟形態下，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下，工業革命所造就的大機器生產使物質財富迅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社會歷史上燦爛的工業文明。然而，這種燦爛的工業文明卻是建立在“血和劍”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對落后國家的瘋狂掠奪和對無產階級的殘酷壓榨的基礎之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下沉重的道德代價才造就了資本主義文明，也只有通過這種道德代價的付出與揚棄才能進一步推動人類的更高文明的出現。

再次，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人類自身本質力量的有限性造成了道德代價必然成為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環節。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也是人類自身本質力量不斷增長的過程。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每一個時代的人類，其自身的本質力量的發展總要受到當時各種歷史條件的制約，這些歷史條件有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科學技術發展的程度、社會生產關系的性質、國家政治制度的安排、精神文化發展的水平等。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由于各種歷史條件的制約，人的認知能力、意志能力等處于較低水平，這不僅造成了大量道德代價的產生，也無法有效地、自覺地去減少道德代價，而往往只能對道德代價消極被動地適應。然而，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人類自身的本質力量也不斷得以增強，人類對道德代價調控的自覺性也不斷得到提升，人類已不再僅僅對道德代價進行消極被動適應，而是逐漸加強對道德代價調控的能動性，從而推動道德進步與社會進步。當然，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本質力量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新的道德代價又不斷產生，而新的道德代價的產生又推動著人類在解決新的道德代價的過程中人類自身的本質力量進一步增強。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自身又是通過不斷克服失誤和失敗而不斷完善自身的，人類正是在不斷總結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使人自身和社會付出的代價愈來愈合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道德代價必然成為了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道德代價是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種推動力量

在一般意義上，道德代價在絕對道德價值上是一種惡，這種“惡”在一定意義上還是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種推動力量。要想較充分地說明這一點，不能不探討“惡動力”說。

（一）“惡動力”說探討的淵源與黑格爾的“惡動力”說

在中國學界探討“惡”的價值問題，或者說探討“惡”是否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源于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一段評論性的話。

恩格斯在書中評論道，費爾巴哈的貢獻是在一定階段上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決裂，堅持了唯物主義，但是他不僅在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上仍然是唯心主義，而且在善惡對立的研究上同黑格爾比起來也是膚淺的。因為黑格爾指出，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

無疑，恩格斯在此肯定了黑格爾關于“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一觀點，那么，如何理解這一觀點呢？

要理解這一觀點，就首先應當了解以下兩點：第一點，黑格爾的惡動力說與其之前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惡動力說的關系；第二點，黑格爾的“惡”以及惡動力說的真正含義是什么？

在西方思想史上，較早提出“惡”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的是古代基督教哲學，其代表人物是奧里留·奧古斯丁。他在《上帝之城》中說，自從亞當犯了原罪以后，世界便被分成兩個部分：一個足上帝之城，一個是世俗之城。前者是屬于上帝的信徒，后者被魔鬼撒旦所統治。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兩種沖突：第一種沖突是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沖突；第二種沖突是世俗之城內部的沖突。這種沖突根源于人類自私的本性，是人與人之間為了追求一己之私利而進行的互相傾軋、互相斗爭。這種沖突和斗爭是上帝對人類世俗罪惡的懲罰，并由此展開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就是上帝的信徒與魔鬼的信徒不斷斗爭的歷史。斗爭的結果使人類不斷趨向上帝的天國，同時把魔鬼的信徒打入地獄，上帝之城戰勝世俗之城，上帝的信徒最終進入幸福的天國。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較早系統論述惡動力說的是意大利哲學家維柯，《新科學》是其代表作。他認為人的本性是惡，“人類從古到今都有三種邪惡品質：殘暴、貪婪和權勢欲”。正是人們對自己私利的追求構成了歷史運動的動力。人們追求自己私利的行動雖然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但是它卻是一種盲目的力量，它不可能引導人類歷史有規律地向著確定的方向發展。而只有“天神意旨”才能制約和疏導惡的力量，使其向著一定的方向發展。“我們的批判所用的準則，就是由天神意志所教導的，對一切民族都適用的，也就是人類的共同意識（或常識），這種共同意識是由各種人類制度之間所必有的和諧來決定的，民政世界的美全在于這種和諧。”共同意識（公眾利益）才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

比維柯稍后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則從道德批判的角度揭示了歷史進步的矛盾性問題。他用矛盾的觀點分析了歷史發展與道德的關系，認為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下，人性本是善的，因為那時人人平等，公平分配，人們和諧相處。但隨著社會生產與科學藝術的發展，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它既使人們擺脫了原始的野蠻狀態進入文明社會，又使社會道德江河日下，社會不平等日趨深化。盧梭指出，私有制是人們“惡”念產生的根源，也是人類一切災難痛苦的根源，“使人文明起來，而使人類沒落下去的東西，在詩人看來是金和銀，而在哲學家看來是鐵和谷物”。爾后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既在維柯的觀點上向前一步，也繼承了盧梭的矛盾分析法。他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始于“惡”而終于“善”，人類歷史的最終目的是善，但達到這一最終目的的動力是惡，惡是善借以實現的工具。在康德看來，在人的自然本性中，既有善的要素，又有惡的傾向。惡的傾向驅使每個人為自己的私利而奮斗，從而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歷史發展。雖然“當我們看到人類在世界的大舞臺上表現出來的所作所為，我們就無法抑制自己的某種厭惡之情；而且盡管在個別人的身上隨處都閃爍著智慧，可是我們卻發現，就其全體而論，一切歸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還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惡和毀滅欲所交織成的”，但我們仍然要“感謝大自然之有這種不合群性，有這種競相猜忌的虛榮心，有這種貪得無厭的占有欲和統治欲吧！沒有這些東西，人道之中的全部優越的自然稟賦就會永遠沉睡而得不到發展”，人們就“難以為自己的生存創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價值來了”。而當每個人、每個民族根據自己的利益進行活動時，整個人類就朝著一個至善的目標前進。

黑格爾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他繼承了基督教的原罪說，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正因為人性是惡的，因此人要不斷地向善。他接著指出，自由的精神是歷史的實體性動力，而由人們的自私心產生的欲望和熱情則是歷史現象的動力。“我們對歷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們深信人類的行動都發生于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興趣、他們的個性和才能。當然，這類的需要、熱情和興趣，便是一切行動的唯一的源泉——在這種活動的場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因而，他摒棄關心、愛心、德性、仁義、情操之類的“空話”，認為個人興趣和滿足自身欲望的目的是一切行動的最有力的源泉。他還特別高度地贊揚了“熱情”，“假如沒有熱情，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事業都不會成功”。那么什么是“熱情”？黑格爾說：“我現在所想表示的熱情這個名詞，意思是指從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黑格爾雖然把自私、惡劣的欲望看成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但他同時也看到私欲激發起來的熱情不能不受理性的控制。從現象上和有限意識方面來看，人的行為和歷史是一幕幕熱情的沖動和表演，但是從本質上和無限的理性方面來看，人的行動和歷史同樣也是理性的表演，因為理性非常狡猾，它利用熱情本身作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

黑格爾還繼承了康德將對立與沖突、將“惡”看成歷史發展的動力的思想，但又對其進一步加以了改造發展。黑格爾雖然肯定了惡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功能，然而，他所指稱的“惡”究竟是在什么意義和層面上的“惡”呢？實際上，黑格爾關于“惡動力”的思想只是以其深邃的思辨揭示了人類精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辯證的、合規律性的一面。他在《法哲學原理》中這樣說道：“善與惡是不可分割的，其所以不可分割就在于概念使自己成為對象，而作為對象，它就直接具有差別這種規定。惡的意志希求跟意志的普遍性相對立的東西，而善的意志則是按它的真實概念而行動的。”也就是說，在黑格爾看來，惡的內容與根源在于與普遍性相對立的個體性，雖然在人的理性中，人是個體性與普遍性、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然而人們往往把自己的主觀性、個體性與客觀性、普遍性相分離，從而產生出否定性的惡。黑格爾運用矛盾辯證法解釋善惡關系，他指出，應“把否定的東西理解為其本身源出于肯定的東西”與現在的肯定性“保持相對立的否定性，乃是惡”，也就是說，惡是對善的現實否定，但善與惡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兩極，人的意志中間包含善與惡兩種可能性，惡本身作為一個環節包含在善的意志中，不含惡的純善是沒有的。按照黑格爾的理解，凡是合理的必將變成現實的，那么這種否定性的惡就是矛盾發展的動力。善和惡在意志中保持矛盾同一性，直接的、自我同一的意志被看作善，它是肯定的，而沖動、等是與自由意志相對立的，被視作惡。正是惡這種對善的否定性，推動意志通過自我否定而揚棄自身，向更高一層提升，實現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與完善。就歷史發展而言，黑格爾認為惡是歷史發展與道德進步趨于同步的一個環節。因為一方面，人對自身內在的善惡矛盾是自覺的，可以不時反觀自身，進行自覺選擇，也因為這個原因，人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以自覺意識推動歷史進步；另一方面，主觀意識中的惡在現實性上具有普遍性，“它自在地即是普遍的善行”。因此，黑格爾認為，在社會歷史領域，沒有惡，就構不成矛盾；沒有矛盾，事物就不能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惡是發展的動力和杠桿。

（二）如何理解“惡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杠桿”

中國學界圍繞恩格斯對黑格爾惡動力說的評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當進一步了解什么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惡”？在馬恩的思想中，對于歷史發展的“惡”之內涵，主要界定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善惡矛盾中的“惡”，這種“惡”既與善相對立，又與善相依存、相轉化。因此，這種“惡”一方面表現為與善這種肯定性力量相對立的否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又是相對意義上的惡，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種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歷史總是在新舊事物的矛盾運動中向前發展的，歷史的每一次進步，都要通過對舊事物的否定來實現。對于舊事物而言，新事物的出現是對原有的神圣事物的褻瀆，是對原有的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也即對原有的肯定性的“善”來說是一種否定性的惡。但這種惡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在歷史的進步中會轉化為善。因此，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趨勢來說，這種“惡”本質上是一種善。比如自從文明社會以來，社會形態的更替、朝代之間的更替，往往革命暴力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對于每一個舊的社會形態和朝代來說，革命暴力就是一種惡，而且是最大的一種惡。然而，正是這種“惡”成為一種推動歷史進步的積極力量。

第二，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人性之“惡”。這種“惡”不是具體行為之“惡”，而是具體行為的人性根源之“惡”，而這種人性之“惡”絕不是先天本性之惡，而是后天即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人性之“惡”。這種“惡”，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界的自在性發展根本不同的是，人類社會不是一個純粹客觀運動的過程，而是一個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物質力量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但精神力量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且精神力量往往還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精神力量固然有善惡之分，然而，并非只有善的精神力量對歷史發展起作用，惡的精神力量（比如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等）在一定條件下（特別是符合私有制社會發展要求時）也會對歷史發展起作用。恩格斯不僅指出了“最卑下的利益——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而且也指出了“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

第三，是社會發展進程所付出的道德代價。認為，社會發展不是直線性的、無矛盾地進行的，社會的每一次進步都必然地或多或少地要引起相應的道德代價，給某些階級、民族、國家和人們帶來災難。這些災難和道德代價對于這些階級、民族、人們來說無疑是惡的，然而這卻是社會進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現象。特別是在階級社會中，社會進步往往通過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剝削、壓迫、階級斗爭來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然而，它對社會帶來的道德代價卻是極其沉重的，因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社會發展就是在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道德進步與道德代價的矛盾運動中前進的。

從此出發，我們要理解恩格斯對黑格爾惡動力說的評論，特別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恩格斯指出，“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認為，惡只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唯物史觀與以往的唯心史觀（包括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和舊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根本不同的是，在唯心主義歷史觀那里，“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系，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作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里，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中的內在聯系。這樣，人們就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而舊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也只是看到人們行動的精神方面的動機，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與小人，并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后面的是什么，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么”。相反，唯物史觀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唯物史觀“在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里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貢獻之一就在于他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創立了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揭示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其根本動力不是人們的精神動機，也不是英雄豪杰的精神意志，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而生產力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在階級社會中，這兩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表現出來的直接動力是階級斗爭。善與惡的矛盾與斗爭只是社會基本矛盾或階級斗爭在不同利益關系中所表現的形式和手段。因此，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惡都構成社會歷史發展動力的形式，只有那些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適應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惡，才能成為社會歷史發展動力的形式；相反，那些不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不適應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惡，就不可能成為社會歷史發展動力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并非只有惡才是社會歷史發展動力的形式，善也同樣是社會歷史發展動力的形式；只不過在歷史上，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許多思想家都只是看到了善在推動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卻沒有看到惡在推動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意義，因而，費爾巴哈們的思想與黑格爾的思想相比起來就顯得膚淺的多。

第二，恩格斯指出，“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在這里，恩格斯所指的惡的功能也同樣不是“動力”，而是“杠桿”。一般來說，動力即一切力量的來源，是推動事物運動的力量。杠桿則是一種簡單機械，在力的作用下能繞著固定點轉動的硬棒就是杠桿。杠桿往往能夠使力的能量倍增，使動力得到更好地發揮。唯物史觀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同時，“一開始就進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因此，“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時，這三個方面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著作用”所以在唯物史觀看來，“一開始就表明了人們之間是有物質聯系的。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系不斷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歷史’，它不需要有專門把人們聯合起來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囈語”。由此可見，人類的“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活動”既是歷史的前提，也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但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人的需要固然有其自然本性根源，但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人是社會的人，人的需要受到社會本性的制約，人有何種需要，人的需要在何種程度上獲得滿足，人的需要以何種方式來獲得滿足等都受制于人們的社會實踐的發展，其中，最根本的要受制于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其次，“惡”的需要或說人的惡劣的，雖說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力量，但是，這種“力量”并非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根本動力），而只是對社會發展起“杠桿作用”，也就是說，它只是在社會發展原動力（根本動力）作用下而產生的一種增力作用。再次，“惡”的需要或說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等，都是在階級社會產生以來私有制的基礎上的特定歷史產物，而這些“惡”的需要或說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等之所以能夠成為“歷史發展的杠桿”，從根本上來說，是與其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相聯系的，是與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相聯系的。因為，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和階級對立的矛盾，在私有制的建立以及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變遷中，難以以善的形式和手段來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因而需要通過手段的惡在特定的時期達到社會進步的目的。

第4篇：論道德范文

所謂真誠，即真實誠懇，與虛假和虛偽相對。真誠是人際交往中主體表現出的一種態度或品性，也表現為主體間對常態誠實和合作行為的一種期待。當然，“誠于中，必能形于外”，在真誠的人際交往中主體往往表現出言行一致，不弄虛作假，外在表現即其內心真實意思和情感的表達。主體的真誠亦包含著對對方言行的某種期待，如期望獲得對方的信任和合作等。真誠作為一種交際心理，同時也影響著人們彼此交際心理結構的發展變化，因此，真誠在人際關系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謂道德教育的真誠，則是指教育者在其與受教育者的交往中所表現出的真實誠懇的品性。道德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其過程的展開亦表現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往行為。亦如日常交往中的人際真誠一樣，道德教育的真誠表現為教育忠實于其自身存在的運動方式，為了成就人而向受教育者誠懇地展示真實的道德意義，并對受教育者的道德發展保持一種積極的期待和情感。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生成真正的道德人，改善人們的社會道德生活，但這種目的能否實現，關鍵在于能否使教育提供的關于道德的觀念轉化為受教育者的道德觀念并使之付諸實際行動，而后者則取決于教育能否贏得受教育者的信任。亦如真誠才能獲得交往對象的人際信任一樣，道德教育的真誠是受教育者認同進而信任和選擇教育所引導的道德生活意義的前提。所以，教育的展開首先是基于真誠的目的，而教育過程本身也必然包含著對這一目的意義的實踐，在此意義上，真誠亦可視為教育行為必備的一種品性，同時它也可成為一種教育方式。當然，教育的這種真誠在很大程度上往往通過教育者的日常教育行為表現出來，所以，教育者的真誠即是教育真誠本身的現實化。

二、道德教育何以需要真誠

真誠是人際互信的心理基礎，沒有真誠，人們的道德生活就會陷入信任危機，因為信人己誠，疑人己詐，社會成員彼此之間一旦失去了對常態誠實和合作行為的期待，人際關系就難以再有真正的道德聯系和約束。同樣，道德教育如若想直擊受教育者的心靈，贏得受教育者的信任，亦須做到真誠，只有真誠的道德教育才能促使道德主體與道德之間建立一種肯定性的關系。首先，真誠是對道德教育之真理性的確證。任何教育如若具有影響受教育者心靈的內在權威，蓋在于其負載著令人信服的真理，即其展示給受教育者的知識是真實的經得起理性省察的，是值得信任的。與其他教育不同的是，道德教育為受教育者提供的是動態的道德價值，這種價值既有其一般的真理意義，也因社會文化的不同而具特殊性。另外，道德教育不只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識，更重要的是要使受教育者形成相應的內在品質，即德性。因此，道德教育所負載的道德真理的確證不可能僅僅依靠知性，亦需情感和信念等心理特質的證明。所以，道德教育要使道德知識內化為指導受教育者日常生活實際行為的觀念，就要使受教育者相信：教育所推行的是真正值得信奉的。帕斯卡爾在論述人們道德行為的原因時指出：“習俗之所以為人遵守……并非因為它是有道理的或者是正義的，而是人們相信它是有道理的或正義的，否則，盡管是習俗，他們也不會遵守它；因為人們只能是服從理智和正義。”[1]

道德教育只有顯示出真誠的品性，才能確證教育目的的誠懇和真摯，才能進一步證明其所指引的道德生活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只有真誠的道德教育才會證實自己不僅從知識上經得起理性的省察，而且在誠懇的教育過程中也對其真理性進行確證，并最終贏得受教育者的信服。其次，真誠滿足受教育者對教育之道德誠實的期待。如果說對教育之真理性的確證是一種知性真誠的話，那么，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受教育者道德發展的關懷的真切表達則表現了道德教育的情感真誠。當這種真誠自然地流露于教育實踐中時，就會對受教育者產生一種潛移默化的熏陶或感召力，促使其對教育影響作出積極回應，即對教育之指引趨向于認同與肯定。事實上，教育的方式是不一而足的，但只有浸潤于真誠的教育才能使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產生心靈上的共鳴，從而滿足受教育者對教育過程中道德誠實的期待，即受教育者意識到直至體會到教育是為了自己活得好。因為真誠的教育必然付諸道德誠實，同時誠懇地期望著受教育者的道德發展。“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明•薛宣《讀書錄》）只有當對道德誠實的期待獲得滿足或在教育那里得到回應時，受教育者才會對教育的指引予以肯定并趨向于接受，相反，受教育者則會因為不信服而拒斥教育的要求。

從以上可以看出，由于真誠，教育不僅確證了自身，而且贏得受教育者的信任，道德教育由此獲得了強大的內在力量，才得以直擊受教育者的心靈，并在最大限度上獲得受教育者的積極回應，促進受教育者與道德觀念之間肯定性關系的建立。沒有真誠，教育所提供的道德的真理性就會被消解，受教育者就會失去對教育誠實的期待，受教育者與道德之間的肯定性關系就會被打破，從而難以形成真正的德性，甚至導致虛偽或道德拒斥。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有意的虛偽和欺騙是很少的”，因為“態度和反應的分裂、興趣的分化，是很容易習得的。這種習得的分裂深入人心，正因為這是在無意之間習得的，是從習慣上適應于條件的”。[2]在意義上，不真誠的教育必然會導致受教育者習得非真誠的道德態度和反應。嚴復對此亦曾深刻地指出，始于作偽，必終于。失于真誠，必使教育目的與手段脫節；失于真誠，必使教育失于真實。于不真實的教育影響下，受教育者不可能習得良好的道德習慣，生成真正的德性。唯有真誠，道德教育才能有效地促進人的道德發展，也唯有真誠，才能使道德教育從真正意義上成為其自身。

三、如何實現道德教育的真誠

只有真誠的道德教育才有助于促進道德主體與道德之間肯定性關系的建立，所以，能否做到真誠是道德教育是否真正有效的重要前提，如果仍把生成真正的道德人作為目標，道德教育就須將如何做到真誠作為自己本應的努力。其實，這種努力不僅僅是為了實現教育目的，同時也是道德教育實現其是其所是的過程，亦即要求道德教育不僅要在實踐中表現出真誠，更應使真誠成為教育自身的一種品性。首先，道德教育要負載道德真理。道德教育的真誠首先是教育本身的真誠，即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受教育者的真正美好生活，為了受教育者的幸福，為了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唯有如此，道德教育才會贏得受教育者的認同和信服，在此基礎上，道德教育才會具有引領受教育者的內在權威。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指出，權威需要負載真理。而真理的關鍵是對存在的真切反映。由之，道德教育若要實現自己的真誠，獲得令人信服的內在權威，就須負載道德真理，亦即教育要基于真實的道德。那么何為真實的道德？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特性在于有道德：“和其他動物比較起來，人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具有善與惡，公正與不公正以及諸如此類的感覺。”[3]馬克思在其經典論著中則指出，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存本性使人與其他存在區別開來。事實上，道德就是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存本性的一種體現。它使人通過自覺揚棄善惡，秉持公正，從而自由地超越自身，實現作為人的類本質的再生產。所以，道德所在即人性所在，美德就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本性的彰顯。換言之，道德不是為他的存在，而是人的自在存在，人因道德而獲得稱義。人的自由自覺的道德實踐是為了使人實現對自身的不斷超越，是為了人更是人，為了人生活得更好。在此意義上，道德的真實本義不是限制人和控制人，而是成就人，它載于規范但要求人超越規范，即養成自由自覺的德性。

故而，道德不是工具，而是人的生存需要和追求。這就是道德的真實意義。那么，道德上的教育就是通過道德知識和行為規范的引領，幫助受教育者養成良好的習慣和品德，以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和諧、更親近，既使社會發展得好，更使個人生活得好。真誠的道德教育就是要基于并負載道德的這種意義，也就是說，教育的內容不僅要建基于真實的道德，而且教育的方式和途徑亦應忠實并貫徹道德的這種精神，易言之，教育不僅要教真正的道德而且要道德地教。事實上，人們從主觀上如何把握道德的存在，就內在地規定了如何去進行道德教育。基于真實的道德，教育不可能不采取符合道德自身運動方式的形式，因為教育本身亦是人類的一種自覺實踐———由于基于真實的道德，教育自身會對社會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實存不斷地進行審思，對之于人的發展的具體道德規范自覺地揚棄，對教育的方式方法不斷地修正。真正地呈現道德的真實意義使道德教育的存在獲得真正的合理合法性論證，而教育過程中對道德真實意義的真誠地自覺貫徹和踐履，又使道德之于人的意義權威得以強化。由此，道德教育不可能不令人信服。相反，不是基于真實的道德，教育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贏得受教育者的信任，因為這樣的教育所提供的道德無以獲得社會現實生活的印證，由此對自己的教育根據也就難以進行正當合理性辯護。如此，其真誠性必然受到質疑，教育說服力自然大打折扣。其次，教育過程要展示道德的真實。如果說建基于真實的道德是道德教育從教育目的和內容上負載真理以實現教育真誠的話，那么，展示道德的真實，就是道德教育在教育過程中捍衛道德真理和實現真誠的另一途徑。其實，只要是從真實的道德出發，就本然地規定了教育在其過程中必須展示道德的真實，否則，教育從其過程上就無法確證真實的道德本身。所謂道德的真實即指社會道德生活中的客觀實在，既包括道德的理想亦包括道德的現實；既有道德完美的追求也不回避道德的瑕疵或缺陷。教育過程要展示道德的真實就是不僅僅展示善，亦呈現惡；既要讓受教育者感受到道德進步給生活帶來的美好，亦要讓其看到良知泯滅給美好生活造成的破壞；既要激勵受教育者追求道德理想和完美人生，更要鼓勵其做一個平凡的好人。

教育展示道德的真實就是避免為受教育者提供虛妄的道德信息，避免使受教育者脫離社會道德生活現實而將道德與“不平凡的高尚”畫等號。誠然，為了引導受教育者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教育需要向其展示正面的積極的道德現象及形象，但期望受教育者向善并不意味著不能使其看到惡。善與惡的并存，本身就是促使人們不得不進行道德選擇的現實推動力，也是現實道德生活的真實景觀。只呈現善而刻意回避惡，就剝離了教育與真實社會道德生活的聯系，遠離了真實，也就毀喪了教育的真誠。展示道德的真實是教育忠于真實的道德的體現，是教育之真誠品性的實踐，即它表現了教育的“言行如一”。杜威曾深刻地指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問題是關于知識和行為的關系。因為，除非從正式的課程所增長的學識足以影響性格，就是把道德的目的看作教育上統一的和最終的目的，也是無用的。”[4]事實上，就道德教育而言，其正式的課程不可能不會影響受教育者的性格，只是課程內容及其展開方式性質不同，會對受教育者的性格產生不同的影響，抑或使受教育者形成不同的性格。教育課程通過展示道德的真實彰顯了教育的道德誠實，確證了真實的道德，這種言行如一的真誠教育自然容易贏得受教育者的道德真誠，因為以誠感人，人以誠應。反之，教育就是對道德意義的歪曲，就會使道德之于人的意義失去合理性根基而不能令人信服，那么，道德與道德主體之間的肯定性關系就容易被打破，由此，道德及其教育的正當權威性不僅會下降，而且極易使受教育者形成不良的道德性格。因為教育往往會借助權力等外在權威強迫受教育者接受，而道德強制最容易使受教育者產生陽奉陰違等道德虛偽的傾向。概言之，不能展示道德的真實，教育就很難再忠于真實的道德，也就不可能始終貫徹教育的真誠。第三，道德教育的真誠需要真誠的教育者。毋庸置疑，就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和特定時空中的道德教育實踐而言，行為正當與否的判據、教育價值的取向，均來自于廣大的教育者群體，換言之，教育者的教育行為將最終決定道德教育的方向和具體運作。故而，道德教育的真誠的實現最終要通過教育者來落實，即教育的真誠需要真誠的教育者。教育者的真誠首先體現為知性真誠。即教育者在認識上應把培養真正的道德人作為自己的專業責任，換言之，教育者要具有教育真誠。這種責任感或者說教育真誠是教育者的一種專業素養，也是教育者贏得受教育者信任的基本前提。正如美國的索爾蒂斯（JonasF.Soltis）所論述的：“一個人成為一個專業的成員，他或她就加入了一個歷史悠久，帶有一般目的，從事實踐的社團，而他必須努力達到這個目的才能算是這個專業的成員。在醫療事業里，這種一般的目的是促進健康，而在教育事業里是促進學習。

第5篇：論道德范文

關鍵詞：慈善；公益；道德；利他；

中圖分類號：B82-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2）06-0098-05

慈善事業歷史悠久，往往和道德聯系緊密。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傳統慈善在現代社會逐步擴展、升級、轉化和創新，逐漸發展成為現代慈善事業，也稱公益事業。現代公益包含傳統慈善的內容，但又遠遠超出了傳統慈善的范圍，呈現出新的特點。但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人們往往還是將現代慈善事業僅歸于道德的范疇，習慣拔高現代慈善的道德標準和道德意義，不利于現代公益事業的發展。文章擬從倫理學、慈善發展歷史、現狀、走向等角度探討道德、慈善及公益之間的關系。

一、辯證關系：道德是慈善事業發展的基礎，慈善事業有助于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

慈善事業與道德有關。一方面，慈善事業的發展水平取決于社會的道德水準；另一方面，慈善事業的開展有助于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1]。

首先，一個社會主流的道德規范是推動慈善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思想淵源來看，儒家的“仁”、“義”和佛教“慈”、“善”等思想構成了中國民間公益慈善的基礎。這種思想淵源倫理道德色彩濃厚，與“利”形成相悖的關系[2]。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義價值觀。其精髓在于個人要充分領悟自己對他人、社會，特別是弱勢群體肩負著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充分認識博愛、給予、利他、濟世的社會價值，以及營造“以人為本”、“助人為樂”的人文環境是每個公民義不容辭的使命[3]。

其次，慈善行為有利于提升個人的道德水平，慈善事業有利于社會道德文明建設。中國社會目前處于轉型時期，社會道德面臨新舊交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互助友愛、見義勇為等精神在一定程度被削弱，私利至上、人際關系冷漠、為富不仁等現象泛濫，人們急切呼喚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重建新的道德文明。對新道德文明的重塑，重在行動，大張旗鼓地提倡善行、引導人們選擇善行，促使有能力者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將有利于矯正道德失范。因此，大力發展慈善事業是喚起道德與良知的催化劑。

再次，慈善無疑屬于由道德力量和志愿精神驅動的社會領域。但并不能因此將慈善僅僅理解為道德行為，對它賦予過多的道德色彩，尤其不能把它單純地看作是愛心、正義和使命的象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薩拉蒙教授指出，要剝除人們關于非營利組織、慈善組織“德性完美的神話”。因為，雖然慈善行為具有利他主義的特性，但人們從事慈善活動的動機絕不僅僅是為了“利他”。盡管有少數先進分子從純粹的利他主義出發，把慈善當作一種報效社會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參與慈善活動的另外一些人其動機是形形的。

二、倫理學審視：純粹無私利他并不是慈善唯一的道德標準

在道德的終極標準方面，自古就有義務論與功利主義之爭。“義務論”亦稱“道義論”，其理論前提是道德自律論，認為道德起源于每個人完善自我品德的需要；其目的也在于道德自身，在于完善每個人的品德，實現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人之所以為人者。因此，行為是否符合道德，只能看它對行為者的品德、道德的效用如何，凡是能夠使行為者品德達到完善的，都是道德的；凡是不能使行為者品德達于完善的，就是不道德的。義務論把無私利他奉為唯一道德的終極標準[4]75-84。道義論在中國的主要代表當推儒家。新儒家馮友蘭在解釋儒家的道義論時這樣寫道：“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絕對命令，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5]具體說來，在人類的全部行為中，“求自己的利，可以說是出于人的動物的傾向，與人之所以為人者無干。為實現人之所以為人者，人應該求別人的利”[6]，只有“為利人而利人的無私利他”才符合使人的品德達于完善，才是道德的。無私利他是評價行為是否道德的唯一的終極標準。道義論大儒董仲舒把這一思想概括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功利主義或目的論的理論前提是道德他律論，認為道德是一種必要的“惡”，目的在于他律，是為了每個人的利益和幸福。因此，功利論者把功利奉為道德終極標準，把增減每個人的利益總量奉為道德終極標準[4]75-84。在中國，墨家思想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墨子曰：“義，利也。”（《墨子?經上》）墨子將“義”內化為品德，而后外顯于行為。墨子所言之利有三層含義[7]：其一是“天下之利”，是公利。其二是交相利，愛人利人之利，是他利。愛乃利之本質內容，利乃愛之表現形式。通過利人實現愛人。其三是私利。私利者，利己也。墨子承認和肯定個人的合理私利，但墨子以為先以利人，而后利己，如若人人利人，則人人皆得利，從而有興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即“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其道德理念的最終目標。

慈善的價值基礎是利他。從義務論與功利主義的道德標準之爭可知，傳統對慈善的道德評判主要依據的是義務論，即只有純粹無私利他的慈善行為才被認可，反對其他功利目的的慈善，且慈善仿佛只和慈善動機有關，與慈善行為的客觀效果無涉。目的論則更注重慈善的效果，并以效果行為評判，實現了利他就被認可。這對我們的啟示是，對現代社會的公益慈善行為的評判應該是義務論和目的論的統一，不應偏廢一方。

三、多重理論視域：慈善超越了道德范疇而具有經濟、社會、政治等多重意義

除了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也對慈善事業進行研究。在經濟學的視野中，慈善是以道德力量作用下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將時間與產品轉移給沒有利益關系的人或組織的行為。中國人民大學鄭功成教授則指出，慈善事業是指建立在社會捐獻經濟基礎之上的民營社會性救助行為，是一種混合型分配方式[1]1-2。從社會保障的角度看，慈善事業的目的主要是通過慈善救助及相關服務的提供，解決脆弱社會成員的生存困境或特殊困難，同時滿足其相應的社會服務需求，在客觀上能夠彌補社會保障中的供給不足，改善社會保障中的“政府失靈”，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8]。從社會學角度看，慈善組織有助于積聚和擴展社會信任，建立社會合作、共識、信任和規范，構筑和維持社會網絡[9]，慈善組織還發揮社會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的功能，對社會安全問題能起到緩沖、減壓的作用。在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的視野中，慈善事業代表了一種社會自治的力量，它的出現和成長代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也代表著一種新型的社會管理、社會治理方式[10]。從法學的角度看，人權理論是慈善事業發展的依據，在慈善事業的體系中，尤其是救慈善事業，表達了普遍意義上的對人權的關注。

總之，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法學等為審視現代社會中慈善事業提供了多維的理論視野。從中我們看到，慈善事業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簡單的、偶而的道德行為，而是依托慈善組織展開的具有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多重意義的制度化行為；慈善事業也不僅僅是道德范疇，同時具有調節國民收入分配、補充社會保障、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完善社會治理、保障人權等功能，慈善事業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11]。

四、歷史考察：不同的歷史時期，慈善與道德的關系不同

（一）傳統社會時期，慈善事業與道德緊密相連

傳統社會時期，慈善事業與道德緊密相連，具體體現為：第一，慈善行為的出發點和原動力在于道德。在漫長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思想占據主導，影響深遠。儒家思想認為，“仁義”是做人的倫理道德準則，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是人的發展和完善的核心內容。而“利”（往往特指個人私利）體現的是人的動物性，是人類的低級需要。因此儒家重義輕利，主張以追求道德完善，否定個人私利作為義舉善行的前提。第二，義舉善行作為道德的承載，要遵從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道理倫理規范，并以符合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倫理道德為標準，具體表現為“施由親始”利他血緣差序格局。第三，行善的最終目的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儒家認為，人生的目的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修身養性是做人的首要任務，而提高和完善個人道德修養的主要途徑就是“以義正己”，即通過舍己利他的義舉善行。第四，慈善活動依靠道德進行監督、規范和管理，個人道德自律和社會道德輿論壓力是規范慈善行為的重要工具。第五，重視道德教化。中國傳統社會在進行救助活動時，注重道德教化，以維護封建宗法等級社會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

傳統社會時期，慈善事業之所以與道德緊密相連，是和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相適應的。從社會經濟形態來看，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不利于經濟交往活動的產生，也難于獲取很大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利己主義的產生[12]82-85。其二，從社會關系來看，中國傳統社會保留了血緣關系為主的模式，進一步形成人倫文化中道德優位的特點，利于道德利他主義自然產生。第三，在農業經濟和血緣關系為主的傳統社會，人的發展處在“以人的依賴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個體缺乏獨立性，依賴群體，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個體對自身權利與利益的積極追求[12]84，形成了以否定個人利益為前提、崇尚道德利他主義的倫理價值觀，進而形成了中國古代慈善事業道德性突出的特點。

（二）現代社會，傳統慈善向現代公益轉變，道德只是公益中的一個要素

公益是指有關社會公眾的福祉和利益。現代公益由傳統慈善發展而來，是傳統慈善在現代社會下的擴展、升級、轉化和創新。現代公益包含傳統慈善的內容，但又遠遠超出了傳統慈善的范圍。1999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把慈善事業稱作“公益事業”，將其界定為非營利的：（l）救助災害、救濟貧困、扶助殘疾人等困難的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活動；（2）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3）環境保護、社會公共設施建設；（4）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其他社會公共福利事業。現代社會中，廣義的慈善，即為現代慈善事業，與社會公益事業并無本質區別。

中國傳統慈善事業具有封閉性、精英化、不平等性、濃重的道德性等特點。與傳統慈善不同，現代公益事業具有專業化、職業化、制度化、常規化、規模化、法治化、社會化、開放性、平等性、廣泛性等特征。首先，現代公益事業體現高度的專業化，現代公益事業以大量的專業公益慈善組織為載體，公益、慈善事業具有自成體系的知識、理念、技能。第二，現代公益事業發展的職業化傾向，從事公益事業需要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慈善公益發展成為獨特的行業，成為就業的重要領域。第三，現代公益事業呈現出常規化、制度化、規模化、法制化特征，它應現代社會的各種需求而設置、內容豐富、形成規模，并依靠政策、法律進行規范。第四，現代公益事業具有社會化、開放性、廣泛性的特點，現代公益事業面向全社會，倡導全民參與、慈善資源多元化；服務對象以弱勢群體為主，擴展到全社會；內容不僅僅限于慈善救濟，而是擴展到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廣泛的公共事務。

現代公益事業的特征是和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相適應，它表明現代公益事業超越了傳統慈善的道德范疇，和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等密切相關，具有經濟、社會、政治、倫理等多重功能的事業。

五、現實思考：尋求道德與公益的互惠共利

（一）片面強調無私利他的道德性不利于現代公益事業的發展

傳統慈善已經發展為現代公益事業，但對公益行為，社會仍習慣將其劃為道德的范疇，以道德審視為主，甚至出現苛刻的道德責難：逼捐、索捐，將慈善公益冠以道德之名，將人們行公益慈善與否，作為道德高下的判斷標準，甚至以道德名義脅迫那些不愿自愿捐助的人行善。從根本上來說，逼捐、索捐中摻雜了強制和逼迫的成分，違背了行善的自覺自愿原則，是對慈善資源的惡性掠奪，最終將導致慈善資源的枯竭，損害慈善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

此外，慈善公益行為的道德潔癖也是突出現象。道德潔癖指對行善動機進行嚴格的道德拷問，要求公益慈善行為動機單純無私，純粹為了公益而公益，為了慈善而慈善，不允許摻雜任何功利性的目的。這一點在社會對企業和富豪的公益慈善行為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在中國，企業家不做慈善就會被貼上“為富不仁”的標簽。但若是企業家行善，人們便開始懷疑他捐助背后的商業意圖，關于企業家慈善的各種揣測層出不窮，而善款的多少往往成為公眾衡量其道德水平的標準[13]。過于挑剔，甚至詆毀企業的慈善行為反而傷害慈善本身。北京師范大學王振耀教授說得好，不要把公益慈善的道德標準放得過高，不要把這個領域變成道德法庭。現實中人們的行善動機多種多樣，關鍵是看慈善的結果是否真正地幫助了他人，有益于社會。在當前公益慈善事業發展滯后于社會需要的現實情況下，我們需做的是呵護企業的向善之心，鼓勵企業多做慈善，讓捐贈成為一種社會風尚[14]。另外，參與慈善事業與否，是個人價值觀的問題，有時候與道德無涉[15]，因為利他和促進社會公益的方式有多種，慈善只是其中之一，且未必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一種。因此，以何種方式來增進人類福祉，純粹是個人的選擇。

慈善屬于道德范疇，行善應該是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單純利他的傳統觀念使現代公益事業動力不足、效率不高、難以持續：企業、富人行善捐款反遭苛刻道德拷問、道德責難，善舉帶來的不是榮耀，而是無奈、麻煩，甚至是后悔和恐懼，讓人們在善舉道路上徘徊、猶豫、望而卻步；普通百姓，因觀念偏差，認為慈善是富人的事情，零星愛心無法匯聚，民間公益如一座沉睡的金山無法開掘。此外，傳統公益還面臨效率低下的困境，單純將公益限制在道德的范疇，難以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善心轉化為善行，將善行轉化為最有效的求解方式。圍繞這些問題的種種努力不斷推動公益的轉型。在這股潮流中有三大最重要的轉向：從片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從注重支票數額到注重行動參與；從“輸血”到“造血”[16]44-45。這些努力，將沖破公益只是單純道德事業的藩籬，在現代社會中汲取發展的能量。

（二）當代公益的新道德基礎：從片面利他到互惠共利

無私利他、單面受益是犧牲一方的利益以使另一方受益；互利共生指共生的成員彼此都得到好處。對于公益，過去人們更傾向于片利共生的模式，即為公益而公益，不能從中要求任何回報；從公益中追求一種積極有效的反饋尤其是物質利益，往往被人們視為一種不道德甚至是邪惡的事情。人們在潛意識中似乎有種隱憂：施予方一旦將公益與效果回饋結合在一起，最終會有損公益的命脈。少有人愿意正視這樣一個現實：純凈水般不帶任何功利性成分的公益效率越來越不理想。純粹、無功利，為公益而公益的想法能夠激發起建造空中樓閣的沖動，但卻不能為人們提供真正居所。傳統單向受益的捐贈模式與雙向受益模式相結合，相輔相成，將產生相乘效益而不只是相加效益，單向受益意味著公益事業只有一個引擎，雙向受益意味為其裝上了另一個引擎[16]46-50，為公益事業的持續發展帶來持續的動力，以下的實例證明了互惠共利公益模式的生命力，它們或許表明，將“互惠共利”納入當代公益事業的道德基礎更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更能激發公益事業的生命力。

如“紅色計劃”從大眾的日常生活需求出發，以簡單、巧妙的創意將個人的購物、工作、生活與公益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人人、時時都便利可行的公益機制，突破傳統模式的局限，匯聚眾多普通人的善意，聚沙成塔，實現公益效率的集合倍增，為我們打開了向新公益時代的大門。又如再生銀行[17]，再生銀行是美國一家垃圾回收公司，它建構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將居民、商家、政府都拉進其交易結構，并成功地建構了一個良性循環的多贏模式。居民將垃圾投入專門的垃圾桶，每月可從“再生銀行”獲得積分，在指定商家消費時能獲得優惠；商家借此不僅得到了更多消費者，也建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政府則節省了處理垃圾的費用；而社會資源得到循環利用，促進環境保護。再如小母牛國際，其運行模式是向窮人捐贈牲畜并傳授技術，幫助他們發展養殖業，擺脫饑餓和貧困。而受助者則要承諾將捐贈牲畜產下的第一代幼子以及自己學會的技術，像禮物一樣傳遞給需要幫助的窮人。通過不斷“傳遞捐贈”，不僅可以讓慈善事業持續發展，受助的窮人也可以在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從幫助他人的行動中獲取“從受助者變成捐贈者”的精神鼓舞。

六、結論

在現代社會，無私利他、舍己為人、大公無私依然是珍貴、高尚的道德品質，也是社會精神文明所倡導的。以利他為價值取向的公益事業，對于提高個體的道德修養，整個社會的道德文明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現代公益事業的發展又已經走出了純粹道德的范疇，而具有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意義。慈善即道德的傳統觀念已經滯后于現代公益事業的發展，也不適應現代公益事業發展的需要。對公益行為之道德性的過度重視卻反而造成公益事業的動力不足，不可持續。因此，要轉換傳統慈善觀以適應現代公益事業的要求，從注重公益行為的義務論轉向義務論與目的論相結合，注重公益的多元價值，由片面利他向互惠共利模式發展，倡導人人公益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1]鄭功成.中華慈善事業[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170.

[2]若 弘.中國NGO――非政府組織在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7.

[3]陳 勇.慈善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倫理思考[J].倫理學研究，2006（3）：34-37.

[4]王海明.功利主義與義務論辯難[J].社會科學，2003（2）.

[5]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52.

[6]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08.

[7]邱 竹，鄒順康.墨子義利觀之考辨[J].道德與文明，2010（4）：82-86.

[8]徐云峰，郭大林，謝妮霞.論慈善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彌合[J].北華大學學報，2011（2）：110-113.

[9]陳健民，丘海雄.社團、社會資本與政經發展[J].社會學研究，1999（7）：64-74.

[10]崔海燕.現代社區治理中NGO的角色[J].學會，2006（3）：19-22.

[11]趙永忠.慈善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J].道德與文明，2006（2）：9-11.

[12]林 濱.儒家與基督教利他主義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企業家慈善遭遇道德綁架[EB/OL].[2009-12-11]http：//finance.hc360.com.

[14]不應讓“道德潔癖”使慈善退避[EB/OL].[2011-09-05]stnn.cc.

[15]周 飆.慈善不是道德武器[N].21世紀經濟報道，2010-09-14.

[16]張兵武.公益之癢：商業社會中如何做公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7]林偉賢，魏煒.慈善的商業模式[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36-43.

責任編輯 陸 瑩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orality， Charity and Commonweal

1.Yu Miao 2.Ci Qinying

（1.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2.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第6篇：論道德范文

關鍵詞: 生活世界 美德袋 決策制定 交互主體性

傳統的道德教育是一種灌輸式的教育,這種教育模式忽視了兒童的主體性,而基于對灌輸模式的批判提出的“決策制定”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兒童的主體性,但卻只注重道德推理的過程,毫無積極的文化內容,使兒童的道德價值觀處于混亂之中,這種道德教育的模式造就了“迷惘的一代”,使道德教育處于危機之中。本文對道德教育的危機進行了理論層面的反思,提出了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以及對生活世界的重構。而以上的討論都是在生活世界理論的基礎之上展開的。

一、生活世界理論

(一)生活世界的界定及其意義。

1.“生活世界”的涵義

“生活世界”是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西方現象哲學和生命哲學的基本范疇,廣義的生活世界分成相互聯系的兩部分:一部分是指每個人都處于的以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言談交往等為主要內涵的生活領域,即日常生活世界。另一部分是指人們所處的政治、經濟、技術操作、經營管理、公共事務、社會化大生產等非日常的、有組織的社會活動領域和由科學、藝術、哲學等構成的非日常生活世界。我們所講的“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歸”是指回歸狹義的生活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

2.生活世界理論的時代意義

生活世界理論更新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在生活世界的理論視野中,尋找“意義”,是人類生活的出發點和歸宿。“生活世界觀”不僅是現代人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而且是現代人的一種基本素質要求――“學會生活”。

(二)兒童的生活世界。

兒童的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一個特殊部分,由于在學校的道德教育中,兒童是道德教育的主體,因此,了解兒童生活的本質和特征有助于道德教育工作的有效開展,有助于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

1.兒童生活的本質

兒童是未成熟的人,是孕育著一切發展可能性的人,是具有兒童年齡特征的人,是需要社會化的人,是具有可教性的人,是教育之中的人。兒童是未成熟的人,他們的年齡特征決定了其與成人生活具有本質區別。

2.兒童生活的特征

兒童生活具有主體性特征,兒童生活是兒童自己的生活,是兒童天性的反映,任何年齡層次的人,都是其自我生活的主體,他人不能代替其進行生活,從此種意義上說,兒童生活具有獨立性。

二、基于生活世界理論的道德教育危機的反思

(一)道德教育的現狀。

1.道德教育中“美德袋”模式的存在

受應試教育的影響,我國目前的學校道德教育主要是知識性的道德教育,即通過對道德知識、規則的學習來提高學生的道德認識,以智育的模式來進行道德教育,學校道德教育的學科化、知識化傾向明顯,學校企圖用灌輸準則或僅僅通過知識層面,即關于道德知識的掌握來改變學生的道德行為,“以說教為主”、“灌輸式教育”的現象嚴重,情感培養少,缺乏方法、手段的多樣性和有效性。

2.道德教育中“決策制定”模式的存在

當然,西方道德教育中,也曾存在著“美德袋”式的道德教育模式,尤其是美國,兒童處于“道德迷惘”之中:青少年早孕、吸毒、自殺、暴力等現象極為嚴重。危機迫使人們對“決策制定”模式作出了反思:雖然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兒童的主體性,但卻拋棄了生活世界中積極的文化內容――人類在文明演進過程中所形成的美德。這種道德教育模式造就了“迷惘的一代”。

(二)道德教育的困境:與生活世界的剝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的著名報告《學會生存》指出,兒童的人格被分裂成為兩個互不接觸的世界――“在一個世界里,兒童像一個脫離現實的傀儡一樣,從事學習;而在另一個世界里,他通過某種違背教育的活動來獲得自我滿足”。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道德教育。在道德教育過程中,一方面,兒童的主體性泯滅了,像“傀儡”一樣任人擺布,另一方面,又脫離了積極的文化內容,使道德教育變為純粹的形式。從根本上說,這是由于道德教育割裂了其與生活世界的關系。

1.道德教育的“美德袋”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生動的主觀性

生活世界具有主觀性、直觀性的特征,而“美德袋”模式最根本的缺陷是消泯了生活世界生動的主觀性――“交互主體性”,包括兩個方面的涵義:其一為主體間的互識,即在交往過程中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間是如何相互認識、相互理解的;其二為主體間的共識,即在交往過程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如何對同一事物達到相同理解,也即主體間的共同性或共通性。

2.道德教育的“決策制定”模式拋棄了生活世界積極的文化內容

隨著道德教育危機的出現,人們對“決策制定”模式作出了反思,其中波士頓學院的教育學教授基爾帕特里克指出,該模式有如下缺陷:1)把課堂討論變為隨意的閑談,各種觀點爭來爭去而最終難以得出結論。2)對學生而言,該模式意味著道德價值觀的整體混亂:要學會對幾乎還未獲得的價值觀進行質問,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正確與錯誤無非是些主觀的東西。3)該模式拋棄了過去的文化和歷史,因為該模式認為過去的文化和歷史與尋找價值觀之間毫無關系。4)該模式雖然宣稱其創立的課程是非灌輸性的,但卻是毫無內容的。5)該模式造就了一代“道德文盲”。6)該模式有助于創造這樣一種教育體系:在這里拒絕提供給孩子學習道德行為的最大誘因――使生活產生意義的信念,阻止了孩子學習使其存在產生意義的目標和事件,學校因此而剝奪了孩子們的道德情境和道德力量。

三、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以及對生活世界的重構

現實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所以是日常的,是因為它習以為常、理所當然。在日常中,一切都在手邊,它是一個可信、熟識和慣常行為的世界。因此道德教育也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方面,要反思科學世界中道德教育與生活世界的脫離,主張回歸日常生活世界,另一方面,由于日常生活本身的自在性、保守性的存在,決定了必須對其進行批判性重構。

(一)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

1.道德教育對生活世界主體參與式的回歸

道德教育重返生活世界,并不是說要取消制度化的學校教育,使道德教育像原始社會那樣隱含于社會生活之中失去獨立性,而是使道德教育作為價值主體積極參與到生活世界之中。

2.用“交互主體觀”統攝道德教育過程

“交互主體觀”具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是指同為道德教育主體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第二層涵義是指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由此形成“交互主體性”。

(二)道德教育對日常生活的批判性重構。

長期以來,人們把道德視為既定社會規范,強化道德教育的社會工具價值和復制功能,“現在,教育在歷史上第一次為一個尚未存在的社會培養著新人,這種新人就是創造未來社會的主體人”。道德教育必須為培養這種非保守的、非順從的主體人做出積極努力。因此,道德教育必須通過價值主體的積極參與、干預并超越日常生活,使之逐步朝著可能的方向轉化。道德教育對日常生活的變革、重構,塑造了“新”的日常生活,它本身成為道德發生的新場景。

現實生活不僅有日常生活,而且有非日常生活,回歸生活世界,不只是回歸生活世界,不只是回歸田園般的日常生活世界,尋找“在家”的精神支撐。非日常生活是反思的生活、批判的生活、有意義的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回歸生活世界,就是要回歸一種“基于日常生活”的非日常的、非重復的生活。既然現實生活是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的統一,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就是讓人體驗完整的生活:在這里,非日常的生活為人們提供自覺的精神生活和自由創造的空間,而合理的日常生活則為人們提供安全感和家園。人們在完整的生活中,獲得完滿的自由的發展,以此實現道德教育的目標。

參考文獻:

[1]杜威著.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第7篇：論道德范文

【論文關鍵詞】營銷道德；營銷戰略；利益相關者

對營銷道德的研究在國外于20世紀80年代就引起了高度重視，我國也于9o年代起步研究，但迄今為止成效甚微，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把道德和競爭力聯系起來。誠然，營銷活動講道德是一種責任，無論它是否能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都應遵守，然而，承認道德的行為是一種責任與在講道德的同時盡量化道德優勢為競爭優勢，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并不矛盾．相反，化道德優勢為競爭優勢能促使企業更積極、更堅定地履行道德責任，從而把道德與營銷活動的結合落到實處。正是基于這點考慮，本文從道德與戰略結合的角度展開研究。

一、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制定原則

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制定要遵循利潤最優化和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原則。

(一)利潤最優化原則：利潤最優化原則要求企業營銷戰略目標在合乎道德的前提和基礎上追求利潤最大化。我們稱之為利潤最優化

《企業不敗》一書的作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拉斯通過對l8家目光遠大公司和18家對照公司長達6年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結論：“與商學院的教義相反，我們并沒有發現，‘最大限度的增加股東財富’或‘牟取最大利潤’是大多數目光遠大的公司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推動力或最重要的目標。他們傾向于追求好幾個目標，而賺錢只是其中的一個——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個。”“他們追求范圍更廣泛、意義更深遠的理想。追求利潤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目光遠大的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時又得到了利潤。”對它們的理想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無不與高標準的倫理道德相關。喬治·英格蘭在1967年時曾報道說：管理者們認為組織效率、高生產率、利潤最大化是最重要的目標。1983年，在施密特和波斯納進行的一次調查中，被調查者認為高效能、好的公司名譽和高漲的士氣是三個最重要的組織目標，緊隨其后的是良好的組織領導、高效率和高生產率，而利潤最大化的位置移到了最后。從上述實證研究及不同時期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簡單地將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最重要的目標早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消費者和社會青睞的是擁有好名譽、高漲士氣和在此基礎上產生高效能的公司，而要擁有德，并將它作為利潤最大化的前提和基礎：實際上．單純的利潤最大化假設已完全不能構成公司行為的復合的心理分析基礎。現代公司經濟價值取向是一個包括直接贏利、滿足各利益相關者需要(股東、消費者、雇員、供應商、政府等)，兼顧就業、成長和社會需要的復合的目標體系。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是長期的包含道德在內的利潤最優化。

企業一定要能夠生存，否則再多的倫理道德都是空談，基本上，這個看法并沒有錯，但以此作為不講倫理道德的理由，則值得我們深思。這實際上關系到企業生存的根本意義是什么這樣一個本質問題。假定一家企業在違背倫理道德的情況下才能生存，即使它對企業或所有者有這樣或那樣的好處，對豐十會恐怕也是弊多于利，對于這樣的企業，其生存價值則值得人們考慮。

(二)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原則

與一般營銷戰略目標不同，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主要是解決“企業的立場”是什么的問題，即對誰負責、如何處理好利益關系。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原則，要求企業通過滿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來謀求企業的長期生存發展．．

根據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多少，我們可將營銷戰略目標分為三類：單一利益相關者導向的營銷戰略目標、有限的利益相關者導向的營銷戰略目標、無限的利益相關者導向的營銷戰略目標。單一利益相關者導向指營銷戰略目標是為了滿足某一類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比如，以股東為核心的營銷戰略目標所追求的就是股東利益最大化；有限的利益相關者導向指營銷戰略選擇是基于一些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比如以雇員、股東和消費者的利益導向；無限的利益相關者導向是指營銷戰略的選擇充分考慮所有受影響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鼓勵企業在制定營銷戰略時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當然，這里的充分考慮并不是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同等重要，企業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優先次序。比如，倫理規范要求維護員工利益和尊重消費者，假設某企業的產品有內在的質量問題，如果銷毀這批產品，員工的工資要發不，而用欺騙手段賣出去，又對不起消費者，這時，利益相關者的優先次序就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在考慮利益相關者利益時，除考慮短期經濟效果外，更重要的應該考慮長遠經濟效益，比如商譽、顧客滿意度、員工的忠誠度、與社區的關系等等。還以上面的例子說明，銷毀一批產品對企業造成短期經濟損失，但從長遠經濟效益考慮．它給企業帶來了顧客滿意度、商譽等無形資產的增值。

二、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作用

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制訂將在融洽內外都關系、激勵員工、培育企業家等方面產生重要作用。

1．導向作用。營銷活動要取得成功，需要內外部的通力合作，可事實上，潛在的沖突總是存在的從內部看，部門之間由于每一個職能部門都有自己特殊的專業要求和工作性質，其具體的工作目標也不盡相同，常常引發摩擦；員工之間由于擔當的角色、社會背景、知識水平、生活經驗、認識能力及價值取向的差別，也常發生矛盾。摩擦與矛盾不僅反映在部門之間、員工之間，還反映在部門與企業、員工與部門、員工與企業之間。從外部看，利益相關者也有各自的考慮，在通常情況下，公眾關心企業的社會責任，顧客關心產品的質量與服務，供應者關心合同的履行，股東關心投資的回報，政府關心稅收、環境保護、就業等等，也就是說，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在利益上有潛在的不一致性。而道德型德營銷戰略目標不僅是適用于個別部門、個別人，還適用于所有部門、所有員工，且遠大目標考慮到了利益相關者的正當利益明確了企業處理與利益相關者關系的基本原則，這樣既能統一全體員工的思想，又能獲得融洽的外部關系。

2．激勵作用。托馬斯·J·彼得斯和小羅伯特·H·沃特曼指出：“事實上，人們對生活意義的需要太強烈，大多數人只要他們的組織能使他們感到工作的意義，就寧愿把相當大程度的自由交給組織。”當一個組織能夠向其成員清楚地提示生活于這個組織中的價值和意義時，人們的工作潛能就會得到驚人的釋放。企業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向員工提示了生存于企業中的意義和價值，通過滿足人的精神需求而起到激勵作用。

3．培育作用。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能夠造就和培育正直的領導者和真正的企業家。在一個具有崇高目標的企業中，有這種崇高目標和高尚追求形成的群體壓力，會使企業領導者形成一種莊嚴使命感。在它的驅使下，企業的領導者就會自覺的用這種崇高的目標和追求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也會把自己的目標放到實現崇高的目標上來。內外部的信任、合作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業績，也使利益相關者受益，這反過來會進一步強化對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認識，增強使命感，激發正直的行為，促進信任和合作，由此，就可能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三、影響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制定的因素

影響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制定的因素很多，這里我們討論對它影響較大的兩項：企業文化和領導者的道德素質

(一)企業文化和價值觀

施萊格爾米赫(BodoSchlegelmilch)和休斯頓(JaneHouston)研究表明：使公司在道德方面出色有兩個必要條件，其中之一就是道德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指處在一定社會背景下的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活動中逐步形成的獨特的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以及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行為規范、道德標準、風格習慣、傳統和經營哲學。在企業文化的眾多構成內容中，企業價值觀作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共同信念和判斷是非的標準以及調節行為及內外關系的規范，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企業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在內容構成上，可分為三個領域：真假、善惡、美丑。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大量的價值判斷都是關于“應該或不應該”和“對或錯”的．即是關于“善”或“惡”的。

具體來講，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對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制定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制約著營銷戰略決策的動機。企業文化和價值觀是企業營銷戰略決策的向導，卓越的企業價值觀會引導企業領導者及廣大職工將企業利益同消費者利益及社會利益有機結合，有利于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制定。反之，錯誤的企業價值觀，將引導領導者及職工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從而扭曲營銷戰略決策的動機。(2)規范著企業營銷戰略的內容。其一，企業文化內容之一的企業目標(或日標文化)為企業的發展提出了直接的、具體的目標，從而指明了企業的奮斗目標。美國學者戴維·弗里切通過實證性研究表明，企業道德的行為總是與服務公眾的企業目標和服務社會的企業價值聯系在一起的。其二，企業文化中的企業規章制度成為企業領導者及廣大職工經營行為的規則和準則，這種規則與準則對企業主體行為帶有強制性。赫加蒂和西姆斯的一項試驗性研究表明，明確的組織政策對不道德行為有阻礙作用。其三，企業文化中的行為文化如企業道德，也規范著企業的營銷戰略決策行為，從而，使營銷戰略決策納入道德規范。維特爾和斯恩格帕蒂發現在道德規范存在時，道德問題得到更認真的對待。另外，企業文化的凝聚功能有利于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實現。實踐證明，單靠發號施令，很難實現企業道德型營銷戰略，還必須靠正確的企業價值觀及企業精神來激發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優秀的企業文化成為凝聚企業內部員工的“粘合劑”，促進了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實現。

(二)領導者的道德素質

領導者的道德素質是影響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制定的決定性因素。鮑母哈特·布倫納和莫蘭德的研究發現，決策者認為上級會做的行為是影響決策者做出不符合倫理的決策的最重要因素。阿卡和賴爾登認為，最高管理層鼓勵道德的行為，勸阻不道德行為的舉動會影響市場營銷人員的行為。K·R·恩卓斯在1989年分析創建一個良好的企業道德行為體系時指出，首先要有一個道德的領導者。國外學者一系列實證性研究表明：具有良好道德素質的領導者能鼓勵決策者制定道德型營銷戰略，阻礙不道德營銷戰略的制定，反之亦然。

領導者的道德素質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對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制定和實施產生影響：一方面是最高領導者通過其經營理念影響營銷戰略的制定，正確的經營理念以合乎道德、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作為賺取利潤的前提，這種正確的經營理念會融入企業營銷戰略及在它指導下的營銷策略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從而保證營銷活動的道德性；另一方面，最高領導者通過其權威和感召力向企業廣大職工尤其是營銷戰略制定者傳播其價值觀和理念，進而影響道德型營銷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當企業最高管理者擁有較高的道德素質，而且為廣大職工尤其是營銷戰略決策者所認同和接受時，他會對道德型營銷戰略目標的制定產生積極作用，反之，會產生消極的副作用，使營銷戰略決策者違背道德原則。有研究表明，行為榜樣是決定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而最高領導者往往被視作行為榜樣。

綜上所述，領導者的道德素質是影響道德型營銷戰略的決定性因素。現實生活中，領導者的道德素質參差不齊，我們將之歸納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其道德行為的主要特征是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意識不強，以追求企業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很少顧及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第二個層次，其道德行為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較強的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意識，雖然此層次作為經濟人的本性并未改變，但它的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卻能夠較為自覺地置于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的約束之下，這是指它的個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會利益并無沖突時的行為特點，這是較為普遍的情形，然而一旦發生嚴重的矛盾沖突時，他卻必然的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第三個層次是較高級的層次．其道德行為的主要特征是：逐漸擺脫了功利性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的局限性，試圖追求道德動機與效果、道德目標與手段的統一，具有較為穩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以及較高尚的道德品質和道德情操。此時他能夠自覺地把自己的經濟人本性限制在經濟領域，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遇到與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發生矛盾沖突的情況，能夠自覺主動地以后者為重：第四個層次是最高級的層次．現在還僅僅是特例，他們已經根本不具有經濟人的本性了，是完全的“道德人”，僅僅以崇高的道德理想作為人生追求。

第8篇：論道德范文

    為響應國家提高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的要求,醫學類學校就增加品德教育的課時,醫院就組織開展體現社會主任核心價值觀的醫療衛生職業精神大討論等系列活動。醫德教育貫穿醫務人員的整個職業生涯,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道德教育的形式化使得醫務人員內心排斥道德教育,這種排斥使得人們在生活中難以踐行道德知識,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難以提高。

    2讓生活教育貫穿于醫務人員職業道德教育的整個過程

    人在社會中生活,生活是檢驗道德原則是否可行的唯一途徑。“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教學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論的精髓。必須讓生活教育貫穿于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的整個過程。

    2.1醫師職業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

    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3]。只有受教育者發生了預期的變化,我們的道德教育才是有效的教育。道德教育的目標必須得到受教者的認同,受教者才能自覺追求,自覺踐行醫師的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醫務人員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這是他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知技精,非醫德之大全;然必精于技,而后可以言醫德。不然,妄醫傷人,罪戾已大,尚何德之可言?”[4]。人無智愚貴賤,誰能越出道德范圍,而不傷人害己者乎?惟其事彌大,其責彌重,斯其德亦彌要[5]。筆者認為,醫護人員的首要醫德必須是履行崗位職責,提高醫療技術,救死扶傷。救死扶傷必然要提高自身的醫療技術,必然要求盡心盡力做好本職工作,救治患者,從患者的健康中獲得持續進步的動力和幸福,感受生活的真諦,醫療職業精神在不知不覺中養成并踐行,醫務人員的綜合素質得以提高。

第9篇：論道德范文

【關鍵詞】倫理 道德生成 綜述

【基金項目】重慶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2年度繼續教育專項課題“醫藥衛生學校‘仁道’師德養成實踐研究”（2012-JJ-007）。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論，即道德是怎樣生成的？它是關于道德主體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規范如何形成的理論。是學術界一直討論和研究的話題。但至今為止幾乎沒有論著對此作專門論述，有相關討論也只是散見于各種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體自身德性形成理論的研究作綜述。

一、道德生成的決定因素

古人探討過人性孰善孰惡的問題，善惡本身就屬于道德的研究范圍。所以對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對“人性”的爭論上。中國歷史上有“人性本善”說。從道德角度上，學術界把這一觀點稱為內求論。它主要以儒家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們認為人生來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內心修養，人們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養性。在西方，與“內求論”相類似的有遺傳決定論、自然成熟論、預成論等，他們認為“一兩的遺傳勝過一噸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爾、弗洛伊德、馬斯洛等。

另一個觀點是“外鑠論”，即強調外部環境和后天學習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為“性惡論”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爍論的主要代表。在西方，與“外爍論”相類似的有“環境決定論”、教育萬能論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哲學家洛克以及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家華生等，他們認為人的心靈猶如白板，本身沒有內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強化或懲罰手段來加以塑造、控制、矯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響因素

王海明教授詳細分析了道德與經濟、政治、科學教育的關系。從而提示出經濟、政治、科學教育對道德的影響。學術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學校、家庭、社會等對道德生成的影響。

韋勇的《韋伯經濟倫理的道德生成機制及啟示》一文指出，韋伯認為只有擁有道德信仰，才能從內心深處喚醒人們的良知，在經濟行為中，才能自覺地遵守道德。同時指出經濟基礎、事業基礎、心理基礎、信仰基礎四個統一，促使人們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曉鐘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淺析》分析了市場經濟對青年道德生成的影響。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體現和弘揚；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華；經濟發展是道德素質發展的基礎；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質提升的關鍵和支撐。

暴占光的《大學生網絡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斷與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網絡對道德生成的影響。要求：加強主流價值引領，培養學生道德評價和道德認知能力；實施校園文化推動，提高學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進社會實踐的不斷深化，增強學生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意識；樹立先進典型示范，優化學生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

方樂鶯的《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機制研究》指出：學生網絡媒介素養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礎；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認同的過程；信息再次傳播是道德實踐的社會表現方式；社會責任意識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終價值。

白元鳳的《關于道德環境與道德主體性生成之關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體性的產生和不斷提升是道德環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環境是道德主體性生成的認知基礎。

西南大學宋義強的碩士學位論文《道德人格生成論》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對人內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與社會的有機協調和統一，是個體幸福和社會良序的和諧。同時，德育的方法也不應該只滿足于政治化、權威化的強化灌輸方式，應走向人的內心和情感。

彭根來，靳紅的《論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發展的幾個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發展有人性化、規范化、階段性、主體性等四個方面的規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發展要求承認其個性與差異性；規范性發展要求確認其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觀；階段性發展要求確認其道德發展的相對性；主體性發展要求確認其道德發展的主動權。從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點及道德生成規律的影響。

三、道德生成的路徑

孟子從“人性本善”為起點，提出了人內心先天具有“仁義禮智”四“善端”，如果人們不斷地進行反思，認識到自己內心的善端，并在實踐中不斷躬行就能成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國著名教育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彼得斯提出了個體道德發展的三個階段：自我中心階段；規則遵從階段；自律實現階段。

皮亞杰作為偉大的認知發展心理學家，把兒童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分為三個階段：前道德判斷階段、他律道德判斷階段；自律道德判斷階段。

著名道德發展心理學家科爾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發展分為三種水平、六個階段。三種水平由低到高依次為：前習俗水平；習俗水平；后習俗水平。六個階段分別為：服從和懲罰的道德定向階段、相對論者的快樂主義定向階段、好孩子定向階段、維護權威和社會秩序的定向階段、社會契約定向階段、普遍道德原則的定向階段。

方樂鶯的《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機制研究》指出：個體道德的形成是個人在社會活動中認識到社會公共意義上的倫理范式即公德。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道德意識，最終形成道德實踐的過程。

劉麗惠的《中國傳統道德的生成路徑及其啟示》分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生成路徑：從“天人合一“的理念出發，尋求道德的自然基礎；按人的自然性不斷推演出道德原則；最終又歸于自然的境界中，達到一種永無止境的升華。

西南大學宋義強的碩士學位論文《道德人格生成論》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過程與機制，第一階段：產生道德需要――產生內在驅動力；第二階段：形成道德認知――外在價值刺激與內在思維相互作用；第三階段：主體道德認同――個體接受外在價值刺激；第四階段：社會道德內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構；第五階段：個體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徑

學術界普遍認為，道德的生成離不開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為三種模式：說教模式、生活體驗模式、說教與體驗相結合的模式。說教模式是一種傳統的道德教育模式，這種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輸給受教育者，強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體驗模式，主張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斷和選擇自己所能理解與可接受的體認、感悟與化通，從而表現出對受教育者主體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養方法上，提到了言教、獎懲、身教、榜樣、學習、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種。

劉麗惠的《中國傳統道德的生成路徑及其啟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道德生成的基礎和最終目標；“由近及遠”、“推己及人”是中國傳統道德生成的思維方法；“修身為本”、“知行相須”是中國傳統道德修養的途徑。“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傳統道德修養的重要途徑。“后覺效先覺”、“反省”自律是中國傳統道德中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同時提出當前道德建設應：重視社會道德建設的現實性、實踐性；邏輯推演；榜樣的作用。

首都師范大學朱慧玲的碩士學位論文《孟子道德生成論及其現代價值研究》在進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認知和實踐相結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養；貫徹全面性和層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訓練，教育，交往》提出，訓練：形成道德行為習慣；教育：固著道德信念；交往：實踐道德規范；“訓練―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實踐為核心的生活體驗模式的積極因素，同時又涵蓋了以“道德知識傳授，道德判斷能力訓練”為主要內容的說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體驗學習：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長是在解決道德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而道德問題的解決又是在情境沖突下知、情、意、行的體驗過程中所發生的”；品德作為個體的穩定心理特征，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體驗學習建構生成的。因此必須讓青少年在體驗中學習道德。

王志義的《孔子的教育與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種善德：仁、知、信、直、勇、剛；六種惡德：愚、蕩、賤、絞、亂、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學，孔子惡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學。所以他認為道德的生成途徑主要是“好學”。

陽德華的《生活路徑：促進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適切之舉――從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認識到了生活路徑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現實為青少年檢驗道德知識、發展道德認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態環境；生活路徑是青少年體驗道德情感、鍛煉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徑。

另外：劉驚鐸的《道德體驗論》一書，重點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徑：體驗。王健敏的《道德學習論》一書分析了學習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論道德在實踐中生成的教育意蘊》一文指出，道德獲得的主要途徑是實踐。劉萬路，喬紅麗，祝娟，杜剛的《道德在對話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對話”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學宋義強的碩士學位論文《道德人格生成論》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應該只滿足于政治化、權威化的強化灌輸方式，應走向人的內心和情感。

河北師范大學李海的學位論文《學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從另一個側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徑：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內容：社會道德規范教育；道德責任感與恥感的培養；自我辨析與選擇能力的培養；自我監督與控制能力的培養；自我道德評價能力的培養。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價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踐履法；慎獨法；對話法。道德自律教育對教育者的要求：樹立現代德育觀，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現有研究的意義與不足之處

綜觀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們對道德的生成問題認識比較清楚，他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但不可否認，在道德生成論的研究中還存在某些不足之處，表現在：（一）在某些問題研究上還不夠深入、全面、系統。（二）關于道德生成論問題雖有不少學者進行了探討，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觸及，但至今仍然沒有專門的論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從心理學或社會學、教育學角度進行研究，而道德作為倫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更多的應該從倫理學角度進行研究。（四）研究的對象上，主要針對兒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學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問題。（五）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道德生成問題進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沒有關于職業道德生成問題的研究。

總之，道德生成論問題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學者的充分重視，有待更深入、具體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領域的不斷創新，我們期待更多研究成果問世。

參考文獻：

[1]毛偉.當代大學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師范大學，2012.

[2]宋義強.道德人格生成論[D].重慶：西南大學，2008.

[3]胡承槐.論道德的生成及對當前道德精神困惑現象的透視[J].教學與研究，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