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管理全文(5篇)

摘要：本文研究和探討了公立醫院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管理的現狀模式，對傳統管理模式進行反思，結合現行醫療管理制度，對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現代管理模式進行展望，有助于進一步促進公立醫院檔案管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

關鍵詞：公立醫院；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管理

隨著醫改政策的逐步落地，醫學診療服務模式發生了巨大轉變，慢性疾病的發病率也呈上升趨勢，人民群眾對身心健康的關注需求在不斷提高，國家衛生健康委在2018年11月的《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2018-2020年）考核指標》中，將醫務社工制度列為醫療服務一級考核指標，對醫務社工崗位設置和服務時長都有明確的規范和要求。特別是在2020年的“疫情大考”期間，醫務社會工作逐漸成為社會需求強烈、發展速度極快的領域，社會影響力在逐步擴大。

1開展公立醫院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管理研究的意義

國家衛健委《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2018-2020年）考核指標》，河南省衛健委《關于印發河南省醫療系統實施“患者滿意提升工程”工作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豫衛醫〔2018〕3號）等文件中明確指出，“建設一支專業化、職業化的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全面提升醫療服務質量，促進醫患關系和諧發展，提高我省醫務社會工作與志愿服務工作實務技能和專業服務水平。”目前，部分公立醫院會通過聯合社會慈善機構或公益服務部門，開展有專業屬性行業特色和針對性強的醫務社工服務，這些服務可以有效舒緩住院患者的精神壓力，而且可以促進醫患關系和諧發展，減少不必要的醫療糾紛。而重視建立完善的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管理制度體系，對相關工作進行及時、完整、翔實的記錄，也可以從以下方面促進醫院管理工作的發展。

1.1助推醫務社會工作建立長效機制

深度挖掘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管理功能定位，在社工登記檔案制度信息化，服務工作歸檔痕跡化，建立新型檔案載體等方面為醫院管理者提供者更多的決策參考。特別是在當前醫療改革大環境下，醫務社會工作檔案管理職能的現代化和服務機制創新，能夠使醫院管理者對醫務社會工作給予認可，豐富醫務社會工作發展成果，為其他醫療服務工作提供路徑借鑒和參考。

一、在我國大陸，很多人對社會工作為何一無所知

了解社會工作的人目前僅限于相關的學者和接受專門教育的學生及有限的社會人員。而在臺灣和香港，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是大眾耳熟能詳的詞匯。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一種集體意識，就是社區管理還需要專業的人員，這從我國大多城市的社區管理人員都是大媽大叔這樣的鮮有具備社會工作方法和理念的人就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有學者調查表明，居委會組成人員大多是退居二線的原政府、街道辦工作人員和企業的下崗再就業人員。新興的物業管理公司中工作的人員也主要負責社區硬件系統的設施維護和管理費用的收付，多是一些技術工人。居委會傳統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個基層單位，被人稱為政府的嘴和腿，這種管理實質上是控制。在某些新型社區，服務性的物業管理公司填補了居委會的空缺，但管理較為混亂，服務不到位，近年出現了許多物業侵犯業主權利的事情。Teicher認為，一個社會工作行政者比其他的行政工作者更能勝任社會服務機構的管理工作。他說，一個社會行政工作者的成就在于運用知識和信息做出判斷的能力，這種為了針對人們的服務，富有智慧地履行職責和領導機構的能力，必須通過專業的社會工作教育和經驗以及我們一直堅持的社會工作價值和理論的結合才能實現。既然是服務，社區管理機構可以是社會福利機構，管理者的任務是實踐、貫徹社會福利機構的目標。這些目標包括探詢、發掘社區的社會福利需要，確定服務目標，獲取各種資源，指定詳細的服務計劃，組織協調工作人員，評價服務的效果等。

二、學校接受社會工作行政教育的人懂得更多的人際交往的技巧

只是可能缺乏管理學的知識和社會工作的理念。所以，如果專業的社會工作行政人員如果多一些實踐經驗，基層社區管理人員多一些專業知識，則相得益彰。而且，我國更需要專業的社會工作行政者，這也是我國的傳統文化和管理體制所決定的。傳統上，我國社區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政府對社區有自上而下的監控能力，雖然198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居委會的自治性一直沒能得到落實。目前，居委會實際上仍然是街道辦事處的一個執行機構。從居民看來，他們缺乏民主意識，很少積極主動參與到社區管理和建設中來。儒家文化圈內的新加坡和日本的社區管理都具有類似的特征。所以說，我們現在迫切的任務是需要有更多的既有專業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人才。一方面，我國很多的大中專院校（有近兩百所）開設了（尤其是近幾年）社會工作專業，其中都會有社會工作行政課程。另一方面，我們很多城市社區的管理人員接受了長短期社工培訓。

三、存在的一個問題是

很多大中專院校畢業的社會工作的學生不愿意去社區工作，在我國，這種工作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還不夠理想。再者，根據筆者帶學生去社區實習的經驗，學生并不認為社區的很多工作是“值得”他們做的。學生在社區的工作大多是瑣碎的雜活，比如錄入、整理資料、寫黑板報，甚至是打掃衛生。所以，針對這種情況，首先，有可能的話，提高社區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金水平；其次，鼓勵學生從基層干起；第三，讓學生盡快地上手其本職工作。從國外經驗來看，很多學校的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就業看好，薪酬較高。密歇根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在1968-1972年進行了一次跟蹤調查，專攻社會行政領域的畢業生未就業率低于3.3%，薪水較高，40%以上的人每年的工資超過14000美元。全美社會工作協會的調查表明，全職的社會工作行政者的年薪超過其他種類的社會工作者，1958年，超過50%的社會工作碩士已經或要申請社會工作行政管理的職位。問題是，社工行政專業教育這種培養目標是長期的，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我國目前社區管理專業人才短缺的局面。所以，現在最有效的辦法是：一是對現在的社區管理人員進行培訓。位于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在培訓社區管理的干部上面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經驗。這些社區管理者有了理論并進行反思之后，可以成為非常有能力的人。二是推廣社會工作職業認證資格考試，使之發動和吸引社會的智力資源。

四、結語

摘要：新時代背景下，高校學生管理工作出現新特點，也面臨新問題，單純依靠傳統的學生管理理念和方法已不能很好地解決所有學生問題。本文首先從社會工作專業與學生管理工作存在的共性出發，分析了社會工作專業方法融入學生管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之后對融入路徑進行了研究：社會工作專業方法融入高校學生管理；個案工作融入談心談話，聚焦學生個性化發展；小組工作融入學生群體發展，關注綜合素質提升；社區工作融入實踐、就業教育，促進學生學社轉化。但同時也必須認識到，現有環境下實現社會工作專業與學生管理的融合還面臨許多困難，需要各方合力解決，共同推進。

關鍵詞：社會工作；高校；學生管理；路徑

新時代背景下，網絡科技的迅猛發展、學生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都使得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面臨著新的難題。“以生為本”的教育理念的增強使得關注學生特性、滿足學生需求、關愛學生全面成長成為新時代高校學生管理的核心內容，這就要求高校學生管理工作引入專業理念、創新工作方法，以適應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社會工作與高校學生管理存在的共性決定社會工作專業方法融入學生管理是學生管理路徑創新的必然選擇。

一、社會工作專業方法融入高校學生管理的必要性

為順應高校教育新形勢發展，各高校在學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列創新，觀念上更加注重學生訴求，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均有很大提升。但由于探索時間不長、思路局限、方法創新困難的原因，現今高校學生管理還面臨不少問題，亟須方法創新。

(一)重管理輕服務部分高校在學生管理上一直延續原有的理念，將學生管理細化為各種硬性的規章制度，對學生的評價過分依賴量化考核，導致學生管理工作為追求“成績”而將過度的精力放在日常繁雜的事務中，從而使得學生管理變革要求“以生為本，服務學生”的理念遲遲得不到很好地落實，學生服務范圍和內容大多停留在狹窄的領域。學生管理重管理輕服務、缺少人文關懷，會降低學生參與校園生活的積極性，不利于學生對學校榮譽感的培養，偏離學生管理的目的。

(二)管理方法缺乏創新時代的進步帶動高校教育的發展，學生管理也出現了新問題、新形勢，對學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順應新形勢的變化、立足當前學校教育實際、創新工作方法，才能滿足當下學生管理的需要。不少高校由于沿用陳舊的管理方法，缺乏針對性和前瞻性，導致學生與學校間關系不融洽，各類學生管理問題不斷出現，學生管理效率和質量引發質疑。

摘要：企業社會工作對內部員工關系管理起著重要作用，開展有效的企業社會工作有利于企業與員工構建良好、和諧的關系。構建與企業發展實際情況相適應的社會工作模式，建立與之相應的發展對策和實現路徑，是企業社會工作的目標。

關鍵詞：企業社會工作；員工關系管理；心理咨詢輔導；EAP方法

企業為了有效應對激烈的外部市場競爭環境，往往會將員工關系的構建和管理作為企業社會工作的重要構成部分。企業社會工作的有效開展，會促進員工關系良好、和諧發展，也會促進企業內部員工之間關系和諧發展，是企業完成組織目標，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企業外部市場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員工普遍工作壓力加大，員工與企業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這對員工關系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企業社會工作的引入對員工關系管理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企業社會工作的有效開展，有利于化解企業員工關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為維護和諧積極的員工關系環境提供了幫助。

一、企業社會工作概述

社會工作源于西方工業社會發展，興起于19世紀末，是指在助人自助、利他主義原則指導下開展的一系列科學助人服務活動。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對社會工作已經構建了一套科學的研究體系，對維持社會穩定以及企業成長起到了顯著作用。近年來，隨著我國企業現代管理機制的構建，我國企業也開始逐漸探索社會工作的構建策略［1］。企業社會工作主要是針對組織與員工而言的。通過開展良好社會工作，以及通過提供咨詢服務的方式，企業可以幫助員工解除工作困惑和心理障礙；能夠有效組織員工、化解員工之間的矛盾；能夠有效消除企業管理人員與普通員工之間存在的對立關系。當前，我國的企業社會工作形成了工會模式、企業外模式、企業內模式三種主要的發展模式［2］。

二、企業社會工作在企業內部關系管理中存在的原因

良好的人際關系是促進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員工關系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業界普遍認為，企業管理應當“以員工為主體、以員工為出發點”，以達到優化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目的。員工關系主要表現為員工之間、員工與上級之間以及企業與員工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當前，企業員工關系構成層面具有多元化特征。在企業組織發展中，不同成員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均可能出現一定的矛盾，因此，如何有效協調不同成員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的矛盾成了企業組織發展中的重要內容之一［3］。在企業發展過程中，隨著上崗競爭的加劇，員工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盡管員工在工作中希望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希望能夠與同事以及領導和諧相處，但是，在工作中往往存在與其他員工間不和諧的現象。如有的員工工作任務較為繁重，考核壓力較大；有的員工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困惑，導致工作積極性低；有的員工在工作中未能夠合理處理與上級的關系，與同事相處也存在一定問題。員工關系管理引入企業社會工作，有著其內在的必然性。企業需要企業社會工作的介入，以此有效協調員工之間、員工與家庭、員工與企業之間的良好關系；有效改善生產環境，構建良好的生產關系；構建專業處理機制，以此有效消減員工關系構建中的不和諧因素［4］。在企業內部關系管理過程中，通過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有效協調與溝通、妥協互惠等方式，可以促進員工與企業之間的良好共贏，特別是通過專業社會工作人員的努力，能夠幫助企業實現這一目標［5］。

摘要：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隨著社會治理的進一步推進，社會工作者的需求量明顯上升。為了更好地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一線社會工作者，開放教育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和使命。但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遇到了實際困境，即如何將專業社會工作融入到現有行政社會工作中去。以上海開放大學中的靜安分校和崇明分校為個案，考察開放教育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生存狀態，深入分析學生專業選擇偏好以及其求學訴求，總結嵌入性模式的實踐運用，并探索通過專業認同與職業認同的提升打破嵌入性模式的基本格局狀態。

關鍵詞：開放教育；社會工作專業；嵌入性模式；發展路徑

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社會結構的不斷變化，社會各領域對于專業社會工作者需求量遠超預期。以上海市為例，具有社會工作職業水平的社會工作者達到7384人（2015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統計數據），上海市取得各類社會工作職業資格人數比例僅為0.6‰，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工作者一般占總人口2‰以上的比例還有較大差距。但目前又面臨專業人才總量少、綜合素質不高、職業能力不強、缺乏專業認同感與職業認同感、薪酬吸引力不足等問題，這不僅造成供不應求的現狀，同時，職業人才流失嚴重，使得社會工作職業發展處于瓶頸。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重要方針，2015年，發展專業社會工作首次寫入中央政府工作報告。目前，就普通高校而言，多數本科和碩士畢業生流向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教育機構，而從事一線社會工作者的人數不到總人數的10%。但無論是在婦女、青少年、養老、醫療、禁毒，還是在社區矯正等特殊社會工作領域都需要一線社會工作者。開放教育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就業期望值相對偏低，從事一線社會工作能基本滿足開放教育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職業需求。因此，開放教育作為終身教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承擔這一重要的使命和責任。

一、得以生存：職業分化與專業選擇的偏好

上海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在全國都處于較領先地位。上海開放大學是一所優質的開放大學，下設30所分校。盡管不同分校專業開設不同，但筆者所選取的兩所具有代表性的靜安分校（核心城區）和崇明分校（郊區）均開設社會工作專業。同時盡管兩所分校的運行機制不同，教學質量不同，但卻遇到了相同的困境，社會工作專業招生人數呈現“斷崖式”遞減。在宏觀社會對于社會工作專業的人才需求下，這種遞減不符合常理。因此極為有必要對該專業的生存與發展進行詳盡的探索與分析。就上海開放大學而言，總體生源在不斷下降，選擇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人數較少。一些分校已處于停招階段，部分分校還在以小班化教學支撐專業發展。所以在談“質量”的同時，也應看到“數量”。目前開放大學的社會工作專業正在處于生存邊緣期。此外，頻繁的跳槽以及專業知識不能滿足學生職業要求，這些問題也在不斷考驗開放教育的專業設置能力。上海開放大學的社會工作專業是小專業，各分校平均每屆人數不超過20人，甚至部分分校實行小班化教學，人數在12人左右。而與之相比，行政管理專業人數頗多，崇明分校平均每屆人數在100人以上。此外，市中心部分分校社會工作專業處于停招狀態，崇明分校也是每一年或者兩年招一屆學生，不能實現長效化。這樣的專業人數懸殊，不得讓人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專業之間人數差異如此巨大，是市場需求的原因，還是宣傳力度不夠，或是其他的因素。開放教育學生與普通高校學生具有較大的差異。而在專業選擇方面，更多地表現出學生的職業背景和職業傾向性。筆者在對行政管理專業和社會工作專業新生進行調查時發現，開放教育學生與普通高校學生的最大差異在于開放教育學生多數具有職業背景，在專業選擇方面具有職業的傾向性；而普通高校學生在選擇專業時主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因此，學生本身的職業對于專業選擇具有很重要的影響。中國正面臨快速的社會轉型期。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提出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國正在從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化，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化，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化，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化，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化”[1]。異質的多樣性社會結構也帶來了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職業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據調查統計，選擇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中已從事社會工作崗位的人員占到了近90%，大專非社會工作專業就讀本科社會工作專業的人數只占到10%。對于已從事社會工作崗位的人員而言，選擇本科社會工作專業，更多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職業的延續，也是職業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大專非社會工作專業就讀本科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往往處于社會“中下層”，通過學歷教育，拿到相應的文憑，他們對于社會工作專業的就業期望值并不高，認為即使以后對口從事社會工作，也只是職業的一種過渡。一方面，如果從職業到專業完全對口，那么社會工作專業的生源極為有限，這就大大降低了社會工作專業生源的廣度，將面臨專業生存困難；另一方面，如果只為了單純提高社會工作專業的就讀率，將一些盲目選擇專業的學生吸納進來，又使得以后的教學和就業進入窘境。社會工作專業在開放教育中生存并蓬勃發展起來，就必須擺脫“職后培訓”、“剩余專業”的色彩，需大力宣傳社會工作專業，讓社會人員了解社會工作專業的廣度和包容度，改變落后、陳舊的觀念。英克爾斯在其名著《社會學是什么》中指出，學術界并不是一艘防水船，不是整整齊齊地分為幾個單獨的知識防水艙的。社會工作專業化是開放性的，社會工作應跳出狹隘的專業范疇，樹立大專業的思想。當代的社會工作學者應是多學科復合型結構人才，其知識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管理學、醫學、經濟學、信息科學等。社會工作專業化不是要排除其他學科的知識，相反，越是專業的，就越是知識多樣的[2]。從社會工作專業本身而言，就需要各類相關學科的融入，如果把其他專業拒之門外，勢必會限制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二、尊重與理解：廣泛回應多元化的求學訴求

目前開放教育學生的訴求呈現多元化趨勢。主要概括為三種訴求：利益訴求、心理訴求、價值訴求，這三種訴求有時會相互交叉。李景鵬教授認為，利益表達(即利益訴求)是人們對待利益問題的一系列態度和行為的總和[3]。筆者認為開放教育學生的利益訴求主要包括在處理自身與社會關系之間所體現出的對自身利益的實際感受及對外部組織（學校和社會）的表達。開放教育必須關注學生的利益訴求，必須關心學生的權利表達的需求、職業發展的需求。比如說：開放教育專門設立學生處，將學生權利表達的需求放在首位，規范他們的表達途徑和表達方式，并將其需求予以滿足，形成良性的行為主體間的互動。而調查發現，職業發展的需求尤為重要。自從有了社會分工，職業的發展更趨向于多樣化，人們對于職業發展的需求也是各有不同。開放教育學生更多表現出的是物質性職業需求。希望通過在較短的時期內提升專業能力和學歷，這一利益訴求表現得特別強烈。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多數已從事社會工作，如上所述，學生在開放教育就讀是一種職業的延續，或者說是在職業方面進行繼續社會化，學生們更多傾向于“培訓式教育”。學歷式教育與培訓式教育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甚至是整個教學體系都有明顯的差別。社會工作專業的學歷式教育更強調系統性和基礎性，課程設置時充分考慮這兩個特征，所以，課程之間存在重復和交叉現象。學生們所傾向的“培訓式教育”，其特點在于時間短，具有針對性。希望能用有限的時間將授課時間大大縮短，并具有針對性的進行授課。比如說：中級社會工作師的社會工作綜合能力、社會工作實務相關課程的授課。中級社會工作師的考核直接與學生物質性職業需求相掛鉤。如果無法滿足學生們這一方面的利益訴求，那么開放教育的學歷教育就顯得蒼白無力。開放教育學生的心理訴求表現出在心理上對某事的渴望和要求。比如說：被他人關注的心理需求，以及個體互動的需求。在非參與觀察中發現，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出勤具有一定的規律。他們將在學校進行學習作為一種社會參與的行為，而且表現出一種集體的行動。頻繁的個體間互動對于他們之間的關系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同時也會對社會環境形成一定的作用。比如說，一方面能加深學生之間的友誼；另一方面又能營造良好的學習、教學環境。這種“聯動作用”在開放教育教學中表現得極為明顯。此外，開放教育的部分學生在過去的學習生活中沒有很好地進行社會化，在人際交往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礙。通過良性的個體間互動能增強學生的社會交往能力。對于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另一種求學訴求常常被忽略，即是價值訴求。“無論專業初生時其慈善的使命宣稱和科學的使命宣稱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張力，現今通過一個表述兩者似乎達到了均可接受甚至盡皆滿意的局面，這個表述就是‘助人自助’[4]。開放教育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能認知到社會工作作為一門以助人為職業的專業，部分學生帶有“利他主義”精神和職業追求選擇社會工作專業。這種精神應該在開放教育教學中予以重視，并積極予以引導和強化于職業工作者的產生。羅伯特•K•默頓指出，專門職業必須具備三重性價值：求知（knowing）價值，即專門職業獲取系統化知識和專門技能的價值；實踐（doing）價值，即專門職業具有的獲取訓練有素的能力和技術技巧的價值；第三重價值也是默頓所特別強調的是援助（helping）的價值，這是將知識與技能結合起來，以服務他人為取向的職業價值。對這種援助價值的支持和確認就是利他主義規范的確立，默頓稱之為“制度化的利他主義”[5]。社會工作專業的這種價值取向貫穿于學習和職業的始終，開放教育對于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培養關鍵在于專業價值觀的正確樹立。如何去重視和整合學生們這三種求學訴求，如何滿足學生多元化的求學訴求，這是開放教育社會工作專業需要迫切思考的問題。我們必須建立完善的管理服務制度、完整的內在組織結構、專業的教師隊伍以及具有服務意識的合作團隊。將利益訴求、心理訴求、價值訴求有機整合起來，有針對性的予以滿足，才是開放教育社會工作生存發展的“命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