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路徑論文全文(5篇)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1年9月-2012年8月兒科的搶救病理為163例新生兒窒息復蘇的次數為44，心臟驟停的次數為7，休克次數為26，抽搐的次數為86，放棄治療的病理以供有7例，4例為死亡病例。對待這一組病例的治療采用的是常規治療方法，病患的年齡在2歲左右。2012年9月-2013年8月兒科同類的患兒以供是154例，新生兒窒息復蘇36次，心臟驟停的次數為6次，休克次數為20次抽搐次數為92次，放棄治療的病例為4例，死亡病例是3例。年齡也是2歲左右。對這一組的患者進行臨床路徑搶救，兩組人群在年齡"發病的緊急程度和疾病類型上都沒有太大的差異。

1.2方法

1.2.1制定合理的搶救路徑

嚴格按照醫療護理的有關規定制定心肺復蘇"休克和抽搐病人搶救時的臨床路徑，路徑制定后要經由科主任"護士長和科室質控人員進行統一討論，確定其具有可行性以后再上報上級有關部門，最終確定可性后，再進行具體的實施操作。

1.2.2路徑培訓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2年01月～2014年05月，在我科住院的急性腎盂腎炎患者158例，其中男48例，女110例，年齡19～88歲，平均年齡45.3歲。文化程度:大學及以上15例，占9.5%，高中文化38例，占24%，初中及以下文化105例，占66.5%。將患者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79例，兩組在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疾病程度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對照組

患者入院后當班護士對患者進行常規入院宣教，護士機械地執行醫囑，臨床工作中對患者隨機實施健康教育，實行功能制護理。

1.2.2試驗組

第一篇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抽選2011年8月－2013年9月我院接收膽結石手術患者80例，按臨床意愿分成兩組（常規組、干預組），常規組患者40例（男19例，女21例），年齡25~60歲，平均（40.5±0.5）歲；40例患者中，高中及以上學歷患者20例，初中學歷患者14例，小學學歷及文盲患者6例；干預組患者40例（男18例，女22例），年齡30~65歲，平均（45.5±1.5）歲；40例患者中，高中及以上學歷患者18例，初中學歷患者15例，小學學歷及文盲患者7例。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護理方法

常規組患者給予臨床基礎性健康教育，干預組患者給予臨床護理路徑性健康教育，如下。

1.2.1入院指導患者進入醫院接受臨床治療后，護理人員需第一時間向其介紹醫院環境，讓患者充分了解自身居住環境，消除緊張、恐懼等不良心理；向患者介紹負責醫師，病房設施等。同時，護理人員還需告知患者醫院作息時間，叮囑患者嚴格遵守；規定患者家屬探視時間，以免頻繁探視影響患者情緒。

1統計學應用中存在的常見問題

1.1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兩兩比較誤用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設計3組以上的均數比較,如果總體比較有差異,需進行兩兩比較,一般用SNK法或LSD法。但部分研究者卻將資料進行拆分,應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兩兩比較,導致第Ⅰ類統計學錯誤發生率(假陽性率)增加,從而掉進了一個常見的“統計陷阱”,使所得結論可信度大大降低甚至得出錯誤結論。SNK法與LSD法雖然并非等價,實質是一致的。SNK法一般用于經方差分析結果具有統計學意義時才決定進行的兩兩事后比較,而LSD法可用于方差分析不足以具有統計學意義時也能進行兩兩比較[1]。比較兩種方法在SPSS的輸出結果形式,SNK是“分堆”比較,一目了然,對于組別數較多的研究更為好用,但沒有具體P值,而LSD是在進行“兩兩”比較時,能給出具體的P值。

1.2兩兩比較時檢驗水準的重新調定χ2檢驗或秩和檢驗3組以上整體比較有差異時,需應用分割法進行兩兩比較,這時檢驗水準應由原0.05調定為0.0167,否則會增加第Ⅰ類統計學錯誤的發生率。特別當P值處于0.0167~0.05時,按照P<0.0167的標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按照P<0.05的標準,卻有意義,與事實相悖,出現假陽性,很容易得出錯誤結論。這種分割法有時很保守,當行列表資料分組多且為有序時可用Mantel-Haenszel卡方檢驗,也稱線性趨勢檢驗(testforlineartrend)或定序檢驗(Linear-by-Lineartest)[2]。統計路徑:用SPSS進行計數資料的趨勢檢驗,在輸出結果中讀取線性關聯檢驗統計量(Linear-by-LinearAssociation,LLA),如P<0.05可得出隨著病種級別的升高,檢測指標逐漸升高的趨勢。

1.3臨床診斷試驗中的統計學方法應用在臨床診斷試驗研究中,經常選取單項計量指標或者聯合計量指標以診斷某種疾病,若僅用初級統計學方法如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等往往不能有效挖掘信息,此時應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對檢測結果進行分析評價。ROC曲線分析基本原理是通過診斷界點的移動[3],獲得多對靈敏度和誤診率(1-特異度),以靈敏度為縱軸、誤診率為橫軸,連接各點繪制曲線,然后計算曲線下的面積,面積越大診斷價值越高。ROC曲線很直觀,能根據敏感性與特異性之和最大化原則自動產生最有效的診斷臨界點。具體路徑可以參考相關統計專著[3]。統計學處理一般描述為:采用SPSS(版次)統計軟件分析數據,對單項及聯合檢測結果作圖繪成ROC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UC)和標準誤,其中聯合檢測結果變量即預測概率由Logistic回歸產生(也可以用判別分析得出)。計量資料應用-x±s表示,運用獨立樣本t檢驗及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SNK及LSD法,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為0.05。具體內容可據情而定。

1.4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誤用拆分文件的t檢驗或方差分析如研究共設3組,每位患者在3個時間點均查某項血指標,部分作者在處理此類數據時,常誤將縱向(同一時間點3組的比較)與橫向(同組3個時間點的比較)數據均應用拆分文件的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分析來處理,結果導致統計學第Ⅰ類錯誤發生。此組數據實質是重復測量資料,應采用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SPSS中的統計路徑:數據-分析-一般線性模型-重復度量。研究者可以參考相關書籍進行處理[3]。

1.52×2析因設計及析因方差分析實驗是2×2析因設計時,分組有兩個因素,A與B,故分組為A、B、O、A+B,這個設計在析因設計研究中很常用,但常會出現分組設計正確,卻沒有用析因設計方差分析。析因設計與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4],它不但能分析治療效果中處理因素的單獨效應和主效應,還能分析因素間的交互效應,并能提高檢驗效能。非統計專業的研究者進行析因分析可能稍有難度,可參考相關統計學書籍提供的統計步驟進行此類分析[3]。

1.6Meta分析Meta分析是循證醫學系統評價常用的方法[5],應用時需注意統計學處理中計數資料采用比值比(OR)作為效應變量。具體路徑:先進行異質性檢驗,當P>0.05時,認為同質,選擇固定模型;P≤0.05時,不同質,此時可采用敏感性分析或分層分析等異質性處理,使之達到同質后再選擇固定模型;若采用異質性處理仍未達到同質,則采用隨機模型,以上統計路徑均需交代清楚。Meta分析的結果是以“森林樹”體現的,審校中我們經常遇到作者繪制的“森林樹”左上角“文獻、對比、結果名稱”等內容顯示為“?”,這是由于部分版本的RevMan軟件不能輸入中文,此時可以考慮省去,或用Photo-shop軟件添加相應中文。Meta分析作為一種高級統計方法,專業性要求較高,作者可參考循證醫學類權威雜志上的文章格式,如《中國循證醫學雜志》中“論著•二次研究”欄目的循證文章。

〔摘要〕醫學倫理學視域下的職業道德培育路徑，應結合醫學研究生自身的特點和特殊環境來考量對其職業道德要求的合理性，體現不同培養階段和節點上的具體矛盾，充分考慮醫學研究生學習和輪轉的特殊需求，重視個體的特殊成長環境和差異性的需求，突破校園教育文化的局限。同時，要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加強對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人格心理的關愛、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的關注、學習過程和職業前景的關心，幫助他們健康成長、科學成才和全面發展，促進醫患關系的改善和醫療衛生行業的醫德醫風建設。

〔關鍵詞〕醫學倫理學;臨床醫學碩士;醫德教育;職業道德

1倫理學的實踐性和模糊性

倫理學，作為一門主要反映現實生活的學科，它關切的是人類日常生活和日常行為，是所有人文學中最具實踐性的，最能體現人文學特征的哲學分支學科［1］。倫理學和醫學的早期發展都能在古希臘找到源頭，在這里，醫學技術是古希臘人對自然達到相當精確地觀察和了解的唯一領域，醫學已經是一種真實而真正的技藝［2］。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倫理學的奠基者，他賦予了倫理學的實踐理性，把倫理學定義為關乎幸福和善的學問。為了解釋倫理學的純粹理論和實踐應用的特殊關系，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經常引用醫學的案例來類比。倫理學是基于人類具體社會生活和實踐的智慧，具體討論人們的哪些行為在什么時間什么情況下的好壞、善惡和美丑。倫理學雖然也可能靠邏輯的推理來確認知識的準確性，但它從來沒有能夠像數學或化學等學科一樣確立精確的概念或公理，它主要的方法論是道德敘事，簡單來說就是講故事。倫理學經常會討論什么行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什么行為是善的或惡的?然而，很多討論都沒能尋找到普遍認可的公理或者通用的準則，在有關道德的定義和判斷及其評價上，可以說，倫理學從來都是模糊的。這是因為，所有人都是獨特的個人和具體關系的結合點，他的行為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必須結合他自身的特點和所處特殊環境來考量。

2醫學倫理學的視域

近年來，醫療衛生領域層出不窮的矛盾和問題，使得人們把視野和希望投向醫學倫理學，以期能就有爭議的現實道德問題達成一定的倫理共同體內的道德共識，維護或確立特定道德原則的權威性［3］。可是，現實的情況并不樂觀。在現代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關乎道德行為的內在約束越來越少，重要性不斷增加的外在制度約束卻因不同的利益訴求又難以達成一致。許多事件一次次沖破道德底線，卻并沒有及時可靠地得到倫理或道德的認可或譴責，而僅僅被社會當作一個個可以容忍其存在并任其發展的事實而已。藥品回扣、學術腐敗、醫學研究生的培養變為低價勞動力的免費使用、醫療服務被套用經濟原則作為商品去交易、“職業醫鬧”突破道德底線成為社會常態、“防御性醫療”有了更為合理的存在基礎等。醫學倫理學不僅討論醫學活動中各種關系的事實如何，也包括這些關系如何能夠成為道德善，并達到道德最終目的，即增進全社會和每個人的利益［4］。很多探討醫學倫理學的觀點，集中于追尋醫學技術熱點而忽略醫學活動對社會關系影響的思考，關注案例分析和引用而缺少了價值的判斷和道德的考量，從這兩年醫學倫理學領域內對“基因編輯”“精準醫療”等熱門問題的追捧即可窺見一斑［5］。那么，醫學倫理學到底是倫理學的概念和原則在醫學中的應用?還是醫學自身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特定環節產生問題可以從倫理學的角度來審視和考量?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路徑，自然也就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醫療衛生活動是人類生活實踐的特殊領域，具有諸多特殊屬性，不可用其他的生活實踐方式，特別是經濟活動和日常道德活動進行簡單類比，也就不能簡單套用已有的學術理論進行簡單的推衍［6］。倫理學概念與醫學的結合并不是要通過抽象的某個公理或者公式來對醫學活動中的問題作出回應，而是要根據這些問題的萌發產生發展演變過程及其影響和關聯的各種關系中去把握和解釋，這些過程和關系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特殊性。

3醫學生職業道德的現實需求